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转让问题的几个案例（5篇范文）

第一篇：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转让问题的几个案例

农行河北衡水分行债权转让案

2005年11月，农行河北衡水分行将一笔本金1850万元、利息约600万元的不良债权以全价转让给一家公司，但债务人对这一转让提出质疑并将农行衡水分行告上了法庭。法庭援引央行2001年下发的银办函(2001)648号《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中“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的说法，判决转让行为无效。农行河北衡水分行上诉到河北高院，河北高院则请示最高院，农行总行也以书面形式请示银监会，但至今最高院与银监会均未给出正面答复，目前河北高院尚未作出判决。

此案中，涉及到商业银行向非金融机构转让债权的效力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不良债权”作出明确定义。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资产所包含的项目为：国外资产、储备资产、中央银行债券、对中央政府债权、对企业或者其他部门债权、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债权。其中，后四类属于债权;在债权中，贷款占主要部分。由于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主要集中在贷款这一资产项目上，因此，银行不良债权主要指不良贷款。对于不良贷款的范围，根据我国传统的贷款分类法，贷款被划分为：正常、逾期、呆滞、呆账，后三类称为不良贷款，俗称“一逾两呆”。由于传统的分类法不利于衡量贷款的真实质量，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和2001年相继发布了《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关于全面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的通知》，借鉴国际通用的银行贷款划分办法，按贷款的风险程度将其划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其中后三项为不良贷款。

目前，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方式十分有限，主要为直接扣收、正常催收、债务重组、以物抵债、依法清收、贷款核销等传统方式。自1999年起，国家决定组建东方、信达、华融、长城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中行、建行、工行、农行可以将特定范围的不良债权相应转让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根据相关法规的规定，通过竞标、竞价、拍卖转让或者打包转让等方式进行处置不良资产(包括不良债权)，而且，资产管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一般的企业法人，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碍。一般企业法人的经营范围虽不包含信用业务，但作为合格的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仍然可以受让债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债权受让方是否当然地取得计收利息的权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争议。那么，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能否将不良债权转让给不具有金融业务资格的企业法人吗?

目前业界对此持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商业银行可以将其不良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所享有的不良债权亦是普通的债权，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合同法》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例如当事人基于信任关系而订立的委托合同、雇用合同及赠与合同等;(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只要当事人的约定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等约定应当有效。(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商业银行将其不良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的，目前尚没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此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只要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转让不在上述禁止转让的情形之列，即应当认定转让行为有效。即便中国人民银行对此作出了相关的规定，由于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也不应影响转让行为的效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银行将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存在如下法律障碍：

第一，关于受让方主体资格。金融业是一种特许行业，放贷收息是经营贷款业务金融机构的一项特许权利。因此，由贷款而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具有贷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之间转让。未经许可，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与此相关的法律规定有：《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实行许可证制度。对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颁发《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对不具备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颁发《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未取得许可证者，一律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金融业务是指存款、贷款、结算、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票据贴现、融资担保、外汇买卖、金融期货、有价证券代理发行和交易，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金融业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贷款通则》第二十一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上述规定均明确指出，贷款等金融业务只能由具有特许资格的金融机构来经营，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相关业务。如商业银行将不良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的，该受让方因不具有金融业务资格，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债权转让行为无效。

第二，可能构成企业间借贷。如果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不良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则受让债权的企业成为新的债权人，对原借款人享有债权，原来贷款合同的主体将变更为非金融机构，将构成企业间借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指出，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如果认定商业银行与非金融机构的债权转让合同有效，将与“非金融企业之间不得借贷”的规定相悖。由此导致银行向其他非金融企业转让债权的合同无效。

第三，不良债权转让的定价问题。不良债权的定价问题属于世界性难题，目前尚未有国际公认的定价标准和程序，不良债权定价已成为不良资产处置中的最大困难。况且，《贷款通则》规定，除国务院决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决定停息、减息、缓息和免息;未经国务院批准，贷款人不得豁免贷款。而既然是不良债权的转让，通常是回收有困难的债权，不管是作为转让方的债权银行，还是作为受让方的企业，均希望采取打折的方式进行，按照账面价值转让不良债权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贷款通则》如此严格的禁令之前，以市场化方式转让不良债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第四，核销方面的障碍。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企业呆帐准备提取及呆账核销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企业经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必要的程序之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债权方可认定为呆帐：(一)借款人和担保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并终止法人资格的;(二)借款人死亡;(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四)借款人和担保人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终止法人资格的;(五)借款人触犯刑律，受到制裁，财产不足归还债务又无其它债务承担者的;(六)经法院对借款人、担保人强制执行、裁定执行终结的;(七)金融企业对抵债资产小于贷款本息差额的部分;(八)因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发生的垫款;(九)经国务院

专案批准核销的债权。由于财政部规定了严格的贷款核销条件，对除此之外的贷款损失，将导致无法核销的结果，因此，也在客观上限制了银行的不良债权转让操作。

第五，关于银行债权转让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既然是不良债权转让，那么债权资产的实际收回率就不可能达到100%，但是另一方面，在转让过程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有的债权受让人以相当于不良债权百分之几、甚至更为低廉的价格购买不良债权，然后向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成为另一种“一案暴富者”。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国有资产流失查处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 在进行国有资产产权转让时，违反国家规定或超越法定权限，将国有资产低价出让或无偿转让给非全民单位或者个人，造成国有资产权益损失的”，属于国有资产流失行为，将受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查处。如果商业银行进行债权转让的，将涉及到债权转让给非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16日发布了《关于在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中依法保护金融债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通知》，把依法保护金融债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到一定高度，而且对当前审理和执行涉及金融不良债权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可能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商业银行将不良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仍然面临着诸多障碍和政策限制，除政府相关部门特殊批准的情形外，商业银行不应与非金融机构进行不良债权的转让，即使进行了不良债权转让的，该转让行为应属无效。中国银监会公布的《贷款通则》(征求意见稿，尚未实施)第六十四条规定：“贷款受让方必须是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以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除此之外的贷款转让，必须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商业银行向非金融机构转让贷款债权合法有效吗【总行银行法制年度报告2008】

一、典型案例

1996年12月，内蒙古某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某银行）向某县化肥厂（以下简称化肥厂）发放固定资产贷款2000万元，贷款期限4年，到2000年12月到期；化肥厂以其所有的1000万元房屋和1200万元其他财产提供抵押担保。贷款到期后，化肥厂未能履行还款义务。2002年 12月，某县人民政府与自然人王某签订《王某并购某县化肥厂合同》，约定王某整体购买化肥厂全部资产，承接某银行和化肥厂因购销与各企业和个人形成的有关债权债务关系，待企业好转后，逐年偿还。上述协议签订后，王某在工商部门重新登记注册了某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化工公司），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化肥厂被工商部门注销。2003年 12月，某银行与化工公司签订《承债协议》，约定原化肥厂所欠某银行贷款本金2000万元，从签订协议之日起由化工公司全部承担，并重新办理贷款手续，贷款本金从2005年开始分期偿还，至2018年全部还清。2004年，某银行根据总行关于集中处置不良资产的有关精神，向其直接上级行请示处置原化肥厂不良贷款，其上级行批复“同意某银行对原化肥厂债权合理确定出售的保留价，尽快组织公开拍卖出售”。同年10月，某银行委托拍卖公司公开拍卖该贷款债权，其中本金2000万元，利息297万元，委托拍卖保留价为840万

元。拍卖公司在相关报纸上刊登拍卖债权公告，最终个体户吕某竟拍获得该笔债权，并按约支付拍卖价款840万元，拍卖结果依法办理了公证。拍卖成交后，某银行向化工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并将贷款债权凭证及相关资料移交给吕某。11月，吕某以化工公司为被告、某银行为第三人，向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化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某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297万元。一审中，被告化工公司辩称，某银行拍卖贷款债权给吕某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无效行为。某银行辩称，该债权的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且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已将债权转让通知了债务人被告化工公司，某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化肥厂与某银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合法有效。王某购买并组建化工公司，与某银行约定承担化肥厂的贷款本息，符合企业债务随企业资产转移的基本法律原则，化工公司应当承担该笔债务的偿还责任；某银行虽经法定拍卖机构，通过拍卖方式将其对化工公司享有的2000万元债权及利息转让给吕某，并就转让的事实通过公证履行了通知的义务，但某银行转让该贷款债权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转让行为无效，原告吕某不能合法取得该笔债权，遂判决驳回吕某的诉讼请求。2007年3月，一审法院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二、分析与点评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加快，商业银行为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资本充足率，采取各种措施不断降低不良贷款占比，处置不良贷款的方式主要有依法清收、债务重组、以物抵债等。为尽快处置不良贷款，一些商业银行将不良贷款债权直接转让给非金融机构单位或个人，但此种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在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本案即是一起商业银行将不良贷款债权直接转让给个人而引发纠纷的典型案例，争议焦点在于商业银行将不良贷款债权直接转让给非金融机构单位或个人是否合法有效。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债权转让违法无效。金融业是一种特殊行业，按照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放贷收息是经营贷款业务金融机构的一项特许权利，不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经营的业务，金融债权的受让人必须是具有从事贷款业务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本案中，某银行自行转让贷款本金和利息缺乏法律依据，也没有取得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作为债权受让人的吕某不具备从事金融机构业务的资格，且该贷款债权有足额的抵押担保，即使属于不良资产也应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因此，吕某与某银行的债权转让协议属无效协议，其要求化工公司偿还贷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对商业银行不能向公众出售贷款债权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合同法》也只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被认定为无效。本案中，某银行出售该笔贷款债权获得其上级银行的授权批准，且其已按照要求委托拍卖公司向社会公开拍卖，拍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履行了《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应通知债务人的义务。某银行、拍卖公司和吕某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各方协商一致转让不良贷款债权的行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受让人吕某支付拍卖价款后已合法取得该笔债权，化工公司应向吕某承担偿付债权本息的责任。

我们赞同债权转让合法有效的观点，不认同一、二审法院认为“某银行转让该贷款债权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转让行为无效”的判决结果。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本案债权转让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

当通知债务人。我国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未明确禁止商业银行向非金融机构单位和个人转让不良贷款债权，人民银行相关禁止性文件不属于法律法规，依法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本案转让合同标的是不良贷款债权，而非经营贷款业务的特许权利。而且，某银行以拍卖形式向吕某转让债权的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亦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因此，该转让行为应为有效。在某银行向债务人化工公司履行通知义务后，化工公司受该转让行为的约束，应向债权人吕某履行还款义务。

二是商业银行转让不良贷款债权不属于特许业务。《商业银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第三条规定：“商业银行经营范围由商业银行章程规定，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根据前述规定，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属于商业银行需要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才能开展的特许业务。除此以外商业银行实施的其他普通民事行为，则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实施。商业银行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转让不良贷款债权的行为，并不属于前述需要批准才能开展的特许业务。非金融机构的单位或个人通过竞买等方式获得债权后，其受让的债权应理解为一般债权，不论是将债权再次转让，还是直接向债务人进行追索，都是对债权本身的一种管理或处分，也不需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因此，不应以未经批准为由否定商业银行与非金融机构的单位或个人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

三是商业银行直接转让不良贷款债权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贷款债权并无本质区别。实践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权转让有两种比较常见的方式：一种是直接转让，即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将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给其他非金融机构或个人；另一种是间接转让，先将不良贷款债权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再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将其转让给其他非金融机构或个人。就债权转让行为的性质而言，上述两种方式并不存在本质区别，都将形成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最终持有债权并向债务人进行追索的局面。由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转让不良贷款债权的行为已经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认可，如果在法律、行政法规未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完全否定商业银行直接转让不良贷款债权行为的法律效力，势必造成法理上矛盾。四是否定本案转让行为效力将导致不良影响。

目前，在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过程中，已经存在一些通过公开拍卖形式处置不良贷款债权的成功案例。如果否定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势必对商业银行已经通过公开拍卖形式处置不良贷款债权产生重要不利影响。因此，为保护和促进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方式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提高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效率和资产质量，避免因处置方式受限导致大量不良贷款债权沉淀于银行内部无法处理，应当肯定本案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但是，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就转让行为是否合法有效问题逐级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在征求财政部、国资委、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有关部门意见后，最终认为不宜认定本案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倾向于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或个人的行为认定为无效，主要考虑到如允许商业银行将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单位或个人，在有关部门未出台有关规范意见和风险控制措施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商业银行转让不良贷款债权的随意性，有可能形成金融风险，而且在实际转让过程中，因不良贷款债权通常收回难度很大，按照账面价值转让的可能性很低，往往采取打折处理方式，转让价格低于贷款本息总额，按照现行规定商业银行不享有自行减免贷款本息的权利，如认可该类转让行为有效，有可能造成国有金融资产流失。

三、相关启示

本案是在征求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生效判决，可以说本案判决结果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对“商业银行直接向非金融机构单位或个人转让不良贷款债权是否合法有效”问题的倾向态度。因此，商业银行在目前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或未得到国家有权机关特殊政策许可的情况下，不宜将不良贷款债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方式直接转让给非金融机构或个人。根据《贷款通则》有关规定，除国务院决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决定停息、减息、缓息和免息；除国务院批准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贷款人豁免贷款。因此，对于转让成交价格低于贷款本息总额的，必然涉及贷款豁免、停息等政策性问题，以低于贷款本息的价格进行转让存在违规风险，可能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而且，不良贷款债权一旦转让给非金融机构或个人后，受让人因受预期收益影响，必然会积极采取措施向债务人进行追索，而诉讼追索是其中的主要追索方式。如贷款发放或担保手续存在瑕疵、对利息计算问题产生争议，或因商业银行自身原因导致法院判决受让人的债权受损，商业银行和受让人之间很容易引发法律纠纷，存在承担贷款债权转让无效的法律责任风险。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商业银行最好在履行合法的清收程序后，通过拍卖贷款抵质押物或债务人其他资产等方式，清收不良贷款债权。

商业银行将其不良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的效力问题

——林许生诉广东省渔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问题提示]

商业银行的贷款到期后，借款人未依约还款，商业银行将该逾期贷款转让给不具有经营金融业务资格的个人，该债权转让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要点提示]

商业银行的贷款到期后，借款人不依约清偿本金和利息，商业银行与不具有经营金融业务的个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并得到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批准同意，个人也就所受让的债权向商业银行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而且个人在取得债权后并未以商业银行的名义催收债务。故实际上商业银行对原借款人的贷款本息基本已收回，其金融经营行为已结束。商业银行与个人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并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个人的利益。因此，该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该债权转让合法成立后，个人依法取得了该债务的债权人地位。

[案例索引]

一审：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06]霞民三初字第307号民事判决(2006年11月8日)

二审：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湛中法民二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2007年2月25日)

再审：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湛中法民再字第47号民事判决(2009年7月6日)

[案情]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渔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渔业公司)。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渔业开发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渔业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林许生。

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湛江市商业银行。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06]霞民三初字第307号民事判决审理查明，2006年6月1日林许生与湛江市商业银行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湛江市商业银行将其拥有对湛江渔业公司19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的到期债权，以及对湛江市霞山水产交易中心市场经营权的质押转让给林许生。2006年6月1日，林许生依约向湛江市商业银行还贷款19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18846.45元。2006年6月5日经湛江市公证处公证，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给湛江渔业公司。湛江渔业公司以林许生与湛江市商业银行债权转让行为无效为由，不愿向林许生履行债务而引起纠纷。林许生于2006年6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处理。

另查，2004年10月29日，湛江渔业公司与湛江市商业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湛江渔业公司与湛江市商业银行借款25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6.51‟，借款期限为2004年10月29日至2005年7月29日。同日，湛江渔业公司与湛江市商业银行签订《权利质押合同》，湛江渔业公司以湛江市霞山区水产交易中心市场经营权作质押。湛江市商业银行依约履行合同。至借款期满，湛江渔业公司尚欠190万元本金及利息未能清偿。

又查，湛江渔业公司系省渔业公司的分公司，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但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湛江渔业公司的借款及质押行为得到省渔业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并于2004年10月26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另外，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给湛江市商业银行发给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该银行的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湛中法民二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审理查明，2006年6月1日，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林许生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湛江市商业银行同意将其根据(2004)湛商拓流借字第0032号借款合同、(2004)湛商拓流保字第025号保证合同等其他有效存在的协议资料证明其拥有对湛江渔业公司到期合法有效且在法律时效上有追索权的190万元借款及其应收利息债权和对湛江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担保权转让给林许生。转让债权价款是190万元及其利息(计算至该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止)，并在转让协议生效之日一次性足额付给湛江市商业银行。湛江市商业银行须提供该笔到期债权存在且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证据及催收债权等证据给林许生，并在林许生催讨债权时予以法律上包括出庭参与诉讼在内的必要协助。但该债权是否实现由林许生负责，与湛江市商业银行无关。本协议在湛江市商业银行收足转让款后生效，双方共同通知债务人及湛江市国资公司。同日，林许生将该转让价款支付给湛江市商业银行。同时，林许生(甲方)与湛江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免除保证责任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受让上述债权及免除乙方的担保责任等内容。2006年6月5日，湛江市公证处经湛江市商业银行委托，向湛江渔业公司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此后，因湛江渔业公司不同意向林许生履行义务，林许生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湛江渔业公司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又查明，2004年10月29日，湛江渔业公司与湛江市商业银行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湛江渔业公司向湛江市商业银行借款250万元，借款用途贷新还旧，借款期限为2004年10月29日至2005年7月29日，借款利率月息6.51‟;双方另行签订2004年湛商拓流质字第0004号质押合同、2004年湛商拓流保字第0025号保证合同作为本合同的从合同;发生纠纷时，应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即向法院起诉等内容。同日，双方签订一份《权利质押合同》及《质押权利清单》，约定湛江渔业公司以湛江市霞山区水产交易中心市场经营权作为上述借款的质押担保。借款期满后，湛江渔业公司未能还清借款本息，尚欠湛江市商业银行借款190万元本金及利息未能清偿。

另查明：湛江渔业公司系省渔业公司的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湛江渔业公司的借款及质押行为得到省渔业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同意。

[审判]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06]霞民三初字第307号民事判决认为:林许生与湛江市商业银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湛江市商业银行将其拥有对湛江渔业公司19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债权，属于债权转让行为。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之规定，且没有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企业、个人不得办理金融业务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等法律规定和国家金融政策等禁止性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所规定的内容是相对国有银行而拟定条款，而对股份制银行并没有作相应的规定，该条例对股份制银行的债权转让不应具有约束力，同时，该条例也没有对自然人受让银行债权作出强制性禁止规定，故应确认该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林许生可以成为合法的受让人，依法予以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后，湛江市商业银行和林许生依法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给湛江渔业公司，履行了法定的通知义务。因此，林许生与湛江市商业银行债权转让行为对湛江渔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林许生依法成为上述债权的债权人。至于湛江渔业公司坚持抗辩认为，林许生受让湛江市商业银行的债权属于从事金融业务的行为，但经审查，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林许生是其个人从事金融业务的行为。因此，该抗辩理由不充分，依法不予采信。湛江渔业公司与湛江市商业银行签订的《权利质押合同》，湛江渔业公司以湛江市霞山区水产交易中心市场经营权作质押，属于借款合同的从合同，该质押权为债权的从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因此，湛江市商业银行转让债权，林许生同时取得与债权相关的湛江市霞山区水产交易中心市场经营权的质押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判决：

一、湛江渔业公司与省渔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林许生本金190万元及利息18846.45元(2006年4月21日至2006年5月21日);

二、确认质押合同合法有效，由林许生取得湛江市霞山区水产交易中心市场经营权的质押权。案件受理费19604元，由被告负担。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湛中法民二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乃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林许生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林许生是否取得对湛江渔业公司的债权即湛江渔业公司是否应直接向林许生偿还所转让的债权等问题。关于《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林许生经过平等协商，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至于林许生能否受让银行债权，其受让银行债权是否属于从事金融业务，依照《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第一条第(三)款“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行为，均属乱办金融业务”的规定，湛江市商业银行将其经过贷新还旧后又已逾期未还的借款本息作为不良资产给予转让，林许生予以受让，取得该债权，明显并不属于上述金融业务的范围，并不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故该转让行为没有违反上述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属扰乱金融秩序。同时，湛江市商业银行转让该债权，亦取得湛江市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同意，且取得与借款本息相等的对价，没有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因此，该转让协议的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所以，湛江渔业公司认为该转让行为因林许生无权经营金融业务而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不予采纳。关于林许生是否取得对湛江渔业公司的债权即湛江渔业公司是否应直接向林许生偿还所转让的债权等问题。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林许生签订转让协议书之当日，林许生支付了相应对价给湛江市商业银行，湛江市商业银行对此一直予以确认。虽然林许生在一审庭审后才补充提供了汇款凭证等资料，但这是在转让方及受让方均认可支付行为及取得对价的事实上，湛江渔业公司提出没有汇款凭证时予以补充，该资料只是印证了转让方及受让方已支付、取得对价的事实。而且，转让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否履行，属于转让双方之间另外之法律关系，他们之间可依法另行处理，对债务人应承担法律责任及效力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合法的债权转让，从债权人通知债务人时起发生法律效力。湛江市商业银行已通过公证送达，向湛江渔业公司通知了债权转让的事实，已履行其依法承担的通知义务，故该债权转让已对湛江渔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湛江渔业公司应对受让人履行该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的规定，林许生受让上述主债权，也相应取得该主债权的从权利即担保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湛江渔业公司向林许生履行义务、林许生取得主债权的从权利，合法有据，予以维持。湛江渔业公司在二审期间还提出，其与湛江市商业银行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发生纠纷双方先协商，协商不成即诉至法院的内容，而湛江市商业银行将该债权转让，属于违约行为，转让无效。但湛江市商业银行是在该借款已逾期不还，湛江渔业公司明显违约的情况下，依法通过其它形式收回贷款，是其行使权利的表现，且该协议也没有禁止湛江市商业银行以其它形式主张权利或实现权利，故湛江渔业公司以此主张转让行为无效也没有法律规定，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法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04元，由湛江渔业公司负担。

申请再审人省渔业公司、湛江渔业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称：

一、湛江市商业银行在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授权、批准的前提下擅自转让债权以及林许生作为自然人违法从事金融业务的违法行为导致本案发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企业、个人不得办理金融业务的通知》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等规定，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林许生的债权转让协议违反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我国法律禁止企业间的借贷行为，而本案中银行擅自处理债权，给企业间的私自借贷行为制造便利条件，银行将成为企业间规避法律，进行借贷活动的工具。基于此，本案的债权转让行为也应确认违法和无效。如果放任这种违法行为，将会给金融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二、即使湛江市商业银行可向林许生转让债权，但林许生至今未提供已经向湛江市商业银行支付受让债权的对价付款凭证，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债权转让协议，该债权转让关系未成立。湛江市商业银行所为这种“债权转让”实际上是非法委托社会上的人来实现收贷。法院在没有任何付款结算凭证的情况下认定该债权转让有效是错误的判决。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林许生的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林许生不作书面答辩。

被申请人湛江市商业银行答辩称：

一、申请再审人申请的理由错误，本案债权转让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与林许生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合同。我国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未明确禁止商业银行向非金融机构单位和个人转让贷款债权。因此，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其与林许生经协商一致，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实现转让行为，并履行告知义务，《债权转让协议书》已生效。

二、商业银行转让不良贷款债权不属于金融机构的特许业务。因此，不应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为由，否定商业银行与非金融机构的单位或个人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

三、商业银行直接转让不良贷款债权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贷款债权并无本质区别。现行司法实践及大量案例均认可此种债权转让行为。

四、本案的债权转让行为，并未损害国家和申请再审人的利益。在维护其合法利益同时，也并没有因债权转让行为增加申请再审人的债务负担。

五、林许生受让债权后按《借款合同》约定收取本息受法律保护。其转让债权给林许生后，林许生取得了债权人的地位，根据有关规定，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应认定有效。因此，请求法院驳回申请再审人的申请。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查明，2004年10月29日，湛江渔业公司与湛江市商业银行签订一份《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湛江渔业公司向湛江市商业银行借款250万元，借款用途贷新还旧，借款期限为2004年10月29日至2005年7月29日，借款利率月息6.51‟;双方另行签订2004年湛商拓流质字第0004号质押合同、2004年湛商拓流保字第0025号保证合同作为该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发生纠纷时，应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法院起诉等内容。同日，双方还签订一份《权利质押合同》及《质押权利清单》，约定湛江渔业公司以湛江市霞山区水产交易中心市场经营权作为上述借款的质押担保。借款期满后，湛江渔业公司未能还清所欠借款。湛江渔业公司对尚欠湛江市商业银行本金190万元没有异议。

2006年6月1日，湛江市商业银行作为甲方与林许生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

一、甲方同意将其根据(2004)年湛商拓流借字第0032号借款合同、(2004)年湛商拓流质字第004号质押合同及(2004)湛商拓流保字第025号的保证合同等其他有效存在的协议资料证明而拥有对广东渔业开发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到期合法有效且在法律时效

上有追索权的190万元及其应收利息债权及对湛江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担保权转让给乙方。以上资料乙方已审查认可无异议。

二、乙方同意以190万元及其利息(计算至该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止)价款受让该笔债权，并在转让协议生效之日一次性足额付给甲方。

三、甲方须提供证实该笔到期债权存在且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证据以及保全及催付债权证据给乙方，并在乙方催讨债权之时予以法律上包括出庭参与诉讼在内的必要协助。在乙方受让债权之后该债权是否实现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四、本协议转让生效后，双方共同通知债务人广东省渔业开发有限公司及湛江分公司及湛江市国资公司。”

林许生作为甲方与“湛江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免除保证责任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06年6月1日”，约定“

一、甲方根据与湛江商业银行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受让湛江商业银行根据(2004)年湛商拓流借字0032号合同(2004)湛商拓流质字第0004号合同而拥有对广东渔业开发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的19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到期合法有效债权。乙方因(2004)年湛商拓流保字0025保证合同需对该债权的实现承担连带偿还保证责任。

二、甲方在受让该笔债权生效之后，同意免除乙方对该笔债权连带保证责任，但乙方应在甲方向债务人催讨债权及拓展业务之时尽可能给予必要的协助”。

2006年6月5日，湛江市公证处经湛江市商业银行申请，向湛江渔业公司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

此后，因湛江渔业公司不同意向林许生履行义务，林许生向法院提起诉讼。

再查明：林许生与湛江市商业银行均认可在2006年6月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同时，林许生将转让价款支付给了湛江市商业银行，款项为190万元本金和18846.45元利息。为此，林许生提供了两张湛江市商业银行现金解款单，其中一张为190万元，“款项来源”注明为“债务已转让给林许生，由林许生还贷款”，另一张为6802.95元，“款项来源”注明为“林许生还省渔业开发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贷款利息”。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债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林许生经过平等协商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并得到湛江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批准同意，林许生也就所受让的债权向湛江市商业银行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而且林许生在取得债权后也并未以湛江市商业银行的名义进行催收债务，故实际上湛江市商业银行对申请再审人的贷款本息基本已收回，湛江市商业银行的金融经营行为已经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必须以人大与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不得以行业规章认定合同无效依据。本案中，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林许生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并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个人的利益，所以，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林许生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该债权转让合法成立后，林许生依法取得了该债务的债权人地位，林许生向申请再审人请求清偿债务理据充分，应予支持。申请再审人申请再审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因此，原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正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作出[2008]湛中法民再字第47号民事判决，维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湛中法民二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商业银行将其不良债权转让给不具有金融经营资格的个人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此类情形在我国金融市场已存在，但由于尚未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及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规范，对此合同效力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及审判司法实践中主要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类转让不符合我国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转让不合法，合同无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类转让并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个人的利益，其转让合法有效。

该案在本院审理时，这两种观点均各有支持者。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的债权转让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其理由是：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及《贷款通则(试行)》等等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审批设立、取得许可证的金融机构才可以从事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金融业是一种特许行业，其业内因贷款而产生债权亦是基于其特许设立而合法形成，放贷收贷是金融业的特许权利。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也曾作出银办函(2001)648号批复，认为未经许可，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企业。

二、如果放任这种转让，可能会给企业间的私自借贷行为制造便利条件，会给金融安全造成危害。

三、本案中，被申请人湛江市商业银行作为经批准成立的金融机构，其行为应当遵循相关的金融监管规定，应当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范围内从事金融业务。而所争议的债权实际上是湛江市商业银行将其对申请再审人的逾期贷款予以转让而形成的债权，其实质仍属于银行贷款债权。在林许生认可其作为自然人不具有从事金融业务的资格、未持有《金融许可证》，以及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林许生也均无法提供该债权转让经过了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情况下，该种转让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本案的债权转让是无效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本案债权转让行为没有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权利转让的成就必须以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存在为前提。本案所转让的债权，是基于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湛江渔业公司的贷款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合法有效。因此，该债权的转让可以适用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权利转让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在该条款的规定中，有三种除外情形。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权利，是指依据合同权利的性质，只能在特定当事人之间生效，若转让给第三人，将会使合同的内容发生根本变化，从而使转让前的合同内容与

转让后的合同失去同一性和联系性，违背了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一般此类权利包括四种：根据个人信誉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基于特定的债权人行为为内容的合同权利;合同内容中包括了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不作为义务(如禁止某人在设定某项权利后再将该权利转让给他人);合同债权中的从权利。依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合同权利，这种情况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或订立合同后特别约定，禁止任何一方转让合同权利，只要此约定不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就应产生法律效力，对合同各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权利，即法律规定禁止转让的合同权利。[1]而本案的债权转让合同均不存在以上所列的除外情形。此外，借款发生地的金融监管机构对此也没有禁止性规约，认为债权转让合同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对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原一、二审判决均认定该债权转让行为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二、本案债权转让行为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素。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首先，该债权转让行为的当事人双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次，本案债权转让协议是湛江市商业银行与林许生自愿经过平等协商而达成的，意思表示真实，而且得到湛江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批准同意。关于这点，原二审判决也予以了认定。再次，本案债权转让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的情形是否违反法律的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对此种转让没有禁止性的规定，笔者在上述第一点理由已作了论述。至于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本案的债权转让不存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国有资产权益的保护日益引起国家的重视，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林许生就其所受让的债权向湛江市商业银行支付了相应的对价，符合市场经济公平交易规则，体现了“等价有偿”原则，该债权转让行为成就后，由于湛江市商业银行已实际收回了其原先所贷出的款项，那么，作为商业银行的金融债权已然得到了保护，进而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也就不存在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形。

第三，本案债权转让行为显示商业银行的金融经营行为已经结束。本案中，当事人双方行为指向的标的是明确、完整、清晰的债权，是可以独立确认的。林许生在取得债权的同时向商业银行支付相应的对价，这意味着湛江市商业银行对债务人的贷款本息基本已收回，此时双方所转让的债权应确定为一般债权。而且，林许生之后也并未以湛江市商业银行的名义催收债务，这显示湛江市商业银行的金融经营行为实际已经结束，所以，债权受让后的行使权利行为不应属于经营商业银行业务，不会危害金融安全。

再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经过讨论，认为本案的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判决维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湛中法民二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

(一审合议庭成员：苏靖窦益勇尤伟玲

二审合议庭成员：周小劲陈世辉关传飞

再审合议庭成员：陈红雨冯小瑶谢潮水)

第二篇：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准司法解释赋予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最高院民二庭有关负责人回应各界质疑 2009-08-08 14:05 处理不良资产案件适用法律集锦:blog.sina.com.cn/s/blog_5d61e4ae0100dsnb.html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准司法解释赋予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 ——最高院民二庭有关负责人回应各界质疑吴晓锋张维

历时4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4年来，大量的相关案件处于中止审理或中止执行状态。该《纪要》出台后，积累4年的大量案件正在各级法院紧锣密鼓地审理。但审判实务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议。

如何准确理解《纪要》？存有争议的规则是通过如何的博弈形成？有着怎样的合理性考虑？为了厘清这些问题，记者独家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以下简称负责人)。

实质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记者：可以看出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该《纪要》的灵魂。对此，《纪要》作了许多相关制度设计，如赋予地方政府或其他国有债务人对不良债权的优先购买权等。这些规定引发了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法律最大的原则是公平，应该对所有主体平等保护，而《纪要》却给了国有债务人一个特殊的地位，同时也使不良债权外国投资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使民营企业可能无法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来参与国企改革，最终还会引起国有资产的流失。再者，债权转让是市场行为，应该遵循意思自治原则。而《纪要》却明确了特殊主体的优先购买权，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负责人：我们认为，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社会各界对该《纪要》的背景和蕴含的价值权衡以及若干重要规则形成的脉络还没有深入的了解。没有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其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以政策性为主、法律性为辅的社会经济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一个价值权衡以及价值选择问题，至少要权衡以下五个价值因素。

第一是私权处分和公共利益的权衡。有观点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通过各种方式处置债权，属于私权处分行为，债务人无权过问，人民法院不宜干预。但数以万亿元的国有金融债权的剥离与处置，决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事主体之间的私权处分，而是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动与利益再分配问题。这种流动能否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下进行，事关全体国民和国家的利益，事关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基本信心，事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乃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的能否顺利实现，这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之一。因此，单纯地以意思自治为由并以保护私权处分的名义来评断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是有失偏颇的。

第二是职工债权和金融债权的权衡。虽然国有企业财务账面上主要体现为银行的金融债权，但实际上还存在一笔政府承认的“职工债权”。实践中，受让人以较低的市场价格购买金融不良债权时，其支付的仅是购买金融不良债权的对价，并未支付购买“职工债权”的对价，而得到的实际效果却是整个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由于该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受让人“一夜暴富”或“一案暴富”现象，故而引发社会各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我们认为，根据现行《合同法》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受让人有权向国有企业债务人追偿债权，而国有企业职工主张保护其自身债权，也是有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支持的。

第三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权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债权后，将其回收的款项上缴财政部，从而充盈中央财政；但国有企业在向受让人清偿后，常常导致职工下岗或上访，地方政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然要对职工进行安置，安置费用通常由地方财政负责。

第四是计划经济法律问题与市场经济法律规则的权衡。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不良债权大多是计划经济阶段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大多源于政府指令而非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基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能简单依照现行民商事规定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而应从“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的角度，限制不良债权的自由转让。

第五是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的权衡。应当看到，在经济转型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状况，在市场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不公平竞争，因此，国家虽然不会全面地过度地干预，但也决不是“守夜人”式的不干预。司法裁判作为国家干预的一种方式，无疑要对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公平进行干预。

当然，这种干预不是旨在阻碍市场化进程，更不是意在逆转市场化方向，而是在保障市场化方向的前提下，矫正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公平，防止或减少市场化过程中因规则模糊、道德风险等因素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原国有商业银行为被告的案件原则上不受理

记者：近年来，很多法院在不良债权转让纠纷的处理上采取“暂缓受理、暂缓审理和暂缓执行”的做法。“三暂缓”政策在《纪要》出台后终于得以改变。《纪要》明确，凡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以及《纪要》有关规定精神涉及的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这是否说明了法院在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受理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限制性规定？

负责人：并非完全如此。《纪要》还对实务中关于受理和管辖方面争议较多的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原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成为被告，可谓实务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剥离不良债权的战略目的在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和最大限度保障国有商业银行的安全，因此，《纪要》明确规定，债务人或受让人起诉国有商业银行的案件在原则上不予受理。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在特殊情况下，不宜将权利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渠道一概封闭。

《纪要》规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在获得不当得利时可以被起诉的两种例外情形：其一，不良债权已经剥离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又被转让给受让人后，国有企业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良债权已经转让而仍向原国有银行清偿的，国有企业债务人在对受让人清偿后可以向原国有银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其二，国有企业债务人不知道不良债权已经转让而向原国有银行清偿并以此对抗受让人追索之诉的，受让人可以向国有银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

在案件受理的问题上，我们还特别强调两点：首先是关于申请再审是否受理的问题。在《纪要》发布前已经终审或者根据《纪要》作出终审的，人民法院对申请再审应作出不予支持的裁判。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纪要》。

其次，是关于破产债权核销后追偿问题，这也是司法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主管部门之间争议最大的问题。《纪要》对此区分两种情形处理：其一，对于国有企业债务人已经实施国家政策性关闭破产或者被列入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总体规划并拟实施关闭破产的，因相关部委就此政策精神达成共识即同意有限地放弃权利，故债权人向债务人追索债权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二，在上述情形中，债权人向担保人追偿债权的，因相关部委没有达成共识，故《纪要》对此不作规定，应继续按照国务院国办发[2006]年3号等文件精神办理。

赋予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

记者：实践中有人主张，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转让不良资产时，应赋予债务人优先购买权，认为这样既可以挽救企业濒于破产，促进社会稳定，又可以有效防止恶意串通侵吞国有资产，有利于案件执行。而《纪要》却只是赋予了地方政府、地方国资部门等优先购买权，债务人则并不享有这种权利，为何如此规定？

负责人：为最大程度地减少国有资产流失，实现私权处分与公共利益、金融债权与职工债权、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历史问题与现行法则等诸多价值的权衡目的，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达成一个重要共识：赋予相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对不良债权的优先购买权。《纪要》对此亦作出明确规定。由于绝大多数不良债权目前均已处置完毕，因此《纪要》关于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内容主要是适用于某些转让行为被认定无效后再行处置的情形，以及将来国家允许适用《纪要》规则的其他金融机构处置和清收不良债权的情形。

实践中就债务人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时能否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存在较大分歧。我们认为，尽管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或即将上市，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仍然不断产生不良资产。如果赋予债务人优先购买权，就可能为潜在的债务人提供一个逃债机会，即债务人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之后久拖不还，直至将贷款拖成不良债权，进而在不良债权处置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事由的审查和认定

记者：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判当中，对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是如何审查的？在哪些情况下，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会被认定为无效？

负责人：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共识，人民法院在审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诉讼中的审查重点有三：其一，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即被转让的不良债权是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其二，受让人的适格性。即受让人是否属于国家政策规定不准介入购买的组织或个人。其三，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即转让过程中评估、公告、批准、登记、备案、拍卖等诸环节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

首先，基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债权转让无效。财政部财金[2005]7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发改外资[2007]254号《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第五条亦规定：“对外转让不良债权中不得含有我国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作为债务人或提供担保的债权。”

审判实务中，对于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合同是否无效存在较大争议。我们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剥离或转让的不良债权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策和法律背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不良债权绝大多数是国有商业银行早期甚至是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贷款而经过多次展期仍未能收回的逾期、呆账、滞账类贷款。很多贷款是应为当时的政策原因形成，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国家实施不良债权剥离政策的目的不仅要使金融机构顺利转轨，而且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方式使各方受惠。国家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回收率要求不高，也是为了让利于地方，其中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更是直接的受益者。国家以财政补贴方式解决银行呆坏账，意味着国家财政负担了银行不良债权损失，而国家机关完全依靠财政资金运转。

如果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国家机关追索债权或者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资产实际上并未流出国有资产管理范围，那么若允许社会投资者也可以向国家机关行使追索权，无疑等于国家以公共财政资金在补贴社会投资者，这并不符合金融不良资产剥离政策的本意。所以，对于转让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其次，关于向“三资”企业和境外机构转让不良债权的效力认定问题。在审判实务中，对于此类债权转让合同以及相关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关于此类债权转让和相关担保效力问题，国家政策和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根据前述发改外资[2007]254号《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商务部商资字[2005]37号《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处置不良资产审批管理的通知》等规定，对“三资”企业和境外机构转让金融不良债权，必须履行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登记或者备案手续，而且相关部门必须出具具体的行政审批意见。

对于此类债权转让中通常存在原来的国内担保因不良债权对外转让而转化为对外担保的问题，根据上述国家政策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精神，《纪要》规定：“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最后，关于受让人资质的限制问题。《国家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四项明确禁止国家公务员经商牟利；财政部财金[2005]7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亦明确禁止与金融不良债权有关联的人员购买不良债权。其目的均在于防止其利用职务或业务之便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公平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实践中上述人员在个案中可能并未利用身份、地位和信息的优势获取不当利益，但国家法律和政策对身份的限制关涉社会公众对金融不良债权处置的感受与评价，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精神，有必要将受让人的主体资格欠缺作为单独的判断转让合同效力的依据。

为此，《纪要》规定：“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关联人等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或者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应当认定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

国有企业债务人可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

记者：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是贯穿《纪要》始终的主旨，《纪要》明确了国有企业债务人可以以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对于国有资产的保护又是一个有力举措。但是对于国有企业享有这一诉权的合理性基础，是如何考虑的呢？

负责人：国有企业债务人能否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起无效之诉，是司法政策文件制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纪要》明确了国有企业债务人以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权，理由有三：

其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导言中明确规定：“为了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活动，依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促进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本条例。”分析该导言，可以发现其蕴含着调整国有企业债务人利益的目的，因此国有企业债务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便具有可诉之利益。根据民事诉讼法学关于“诉之利益”的法理，不良债权转让直接关涉了国有企业债务人的根本利益，故而有必要肯定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主体资格。

其二，由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是经过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授权的，因此国有企业便具备了企业法人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未就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主张无效的场合，国有企业债务人可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身份提起合同无效之诉。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三，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可谓《纪要》的重要目的之一。如果不赋予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权，人民法院将难以启动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审查，从而导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则目的之落空。

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分“单笔”和“打包”两种情形处理

记者：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既涉及国家利益，即国有资产的保护，又涉及私权处分，这种两面性是否会造成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善后工作的复杂性？其已经分配的利益关系应如何处理，才能做到既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体现一定的意思自治原则？

负责人：在审判实务中，如果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其处理问题比较复杂。《纪要》将其区分为两种情形：其一，单笔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其二，打包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

单笔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相对简单。单笔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原则处理。其中，受让人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的，根据民商审判实践长期以来遵循的无效合同处理规则，该赔偿损失数额应以受让人实际支付的价金之利息损失为限。

而打包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则要复杂得多。实践中常见情形是，整体“资产包”中仅有单笔或者数笔债权属于无效情形。对于该情形如何处理，审判实践争议颇大。我们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以整体“资产包”方式转让不良债权时，难以预见其中哪一笔债权可以完全收回；同时，“资产包”中有时仅一笔即可让受让人收回成本并盈利。因此，若欲根据现有法律规则和民法学理梳理出一套准确判定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的界限标准并使其具备可操作性，相当困难。

鉴于交易的关键要素是盈亏情况，而最了解交易内部情况以及盈亏状况的人无疑是受让人，因此，《纪要》在权衡尊重私权处分和保护国家公益的基础上，采取一种尊重现实的处理办法，即在保持人民法院公权认定合同效力的基础上，赋予受让人以合同效力的选择权，即受让人可以根据其实际或可能盈亏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是否接受合同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后果。

具体而言，如果受让人选择合同全部无效，通常意味着其已经发生亏损或者将来盈利远景不佳，此种场合认定合同无效，既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精神，也与受让人的请求相契合。

如果受让人主张已履行或已清结部分有效，则意味着受让人可能通过已履行或清结部分回收了其全部成本并实现盈利或预期盈利，此种场合认定该部分有效，其他部分无效，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精神。应当注意到，在尊重受让人私权处置及其利益的同时，也要维护公权的评价地位，兼顾作为转让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权益，因此，在受让人在选择部分有效即其已盈利的情形下，必须接受放弃其他无效部分的对价，如此基本实现了私权处分与公权评价、受让人利益与转让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纪要》中关于“受让人请求认定已履行或已清结部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尚未履行或尚未清结部分无效，并判令受让人将尚未履行部分或尚未清结部分返还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再向受让人返还相应价金”的规定，即是此种权衡之体现。

如果已经履行部分或者已清洁部分属于《纪要》规定无效事由中(一)、(二)、(八)、(九)、(十)等依法应当认定绝对无效情形的，受让人不能主张选择该部分有效，而只能选择无此情形的其他部分有效，否则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整体“资产包”全部无效。

由于《纪要》所谓债务人系指国有企业债务人，因此《纪要》原则上不适用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非国有企业的此类纠纷。但如果整体“资产包”存在单笔或数笔不良债权的债务人为非国有企业的情形，无论符合无效事由的不良债权之债务人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因难以将其实际剥离和单独处理，故亦应按照上述规则处理。

第三篇：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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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最高院重点加强了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转让合同的内容、转让程序的公正合理性以及受让人资质的适格性等审查。下面为您介绍相关的内容，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尽管《纪要》规定了诸种无效事由，但无效事由的最终认定有赖于相关证据审查和举证责任分配。在债务人提起转让合同无效之诉中，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时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重点加强对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转让合同的内容、转让程序的公正合法性以及受让人资质的适格性等方面的审查。

(一)强化转让合同内容的审查

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受让人常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不提供其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转让人之间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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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仅向人民法院提供其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转让人获得的有关债权凭证，但该凭证远远不能反映合同双方约定的具体内容，部分法官亦不深究。事实证明，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中存在不少诸如禁止转售、禁止向国有银行、国家机关追偿等限制性条款，这在确定受让人权利范围方面非常重要。因此，《纪要》强调：不良债权转让合同应当成为法庭上必须披露的、用于证明受让人权利合法性和确切权利范围的必要法律文件。受让人不主动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提供；拒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强化转让合同效力的审查

人民法院在根据《纪要》规定审查转让合同效力时，应当注意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公告程序的审查。

财政部、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的财金字47号《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和财金字87号《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对转让公告的资产范围、公告载体、公告期限以及披露内容做出比较详细的规定。其目的无疑是为便于社会公众的监督，增强金融不良债权处置的透明度和提高不良债权的回收变现率等。因此，人民法院对资产处置公告合规性审查时，着重审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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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其一，公告的载体是否合规。公告的媒体级别要求拟处置资产的规模是否相适应，发布公告的媒体是否已经在财政部在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各地银监局备案。其二，审查公告的时限是否合规。其中，以整体“资产包”方式处置不良资产项目，应在资产处置审核机构审核至少22个工作日前刊登公告，以保障公众在知悉后有充分时间了解资产信息。其三，公告信息与资产信息内容是否一致。即实际转让的资产包内容与公告的整体“资产包”内容相比是否出现“掉包”或“加塞”情形。经审查，若出现不合规情形，根据《纪要》规定，人民法院在衡量公告违规对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时，应当参照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该公告违规行为是否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处置不良资产造成实质性影响。通常情形下，尽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存在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公告行为，但如果不能证明受让人存在恶意或者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或者尚未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处置不良资产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人民法院不宜仅据此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第二个标准是：实际转让的资产包与转让前公告的资产包内容严重不符，且不符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公告要求。如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债权公告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之规定，实际转让中存在“掉包”或者“加塞”等严重不符情形，可以认定构成公告信息虚假，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以及《纪要》的规定，认定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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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评估程序的审查。

实践证明，在金融不良债权评估过程中的确存在由于对债务人资产低估、漏估等原因造成评估报告不真实的情形。根据《纪要》规定精神，人民法院对此应当区分情况予以处理。(1)如果由于无法全面掌握债务人资产状况或者因债务人企业形态发生变化等客观原因导致评估报告与实际不符的，只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者评估机构尽到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仍然不能完全了解债务人资产真实状况的，应当属于金融不良债权处置过程中的自身风险，人民法院不宜据此认定转让合同无效。(2)如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经合法、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但未经评估的，则可以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存在重大过失或者至少未尽谨慎义务，由此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无效。(3)如果有证据证明在评估过程中存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评估机构相互勾结、恶意串通，故意低估、漏估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无效。

第三，关于处置价格的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打包”的方式处置金融不良债权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前提，就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受让人对资产实际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区别，这种区别的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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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信息不对称。受让人通过充分调查和比较判断后，可能比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更了解资产或资产包的具体价格信息，加之市场行情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经常出现受让人以较低的价格受让不良债权并获得高额回报的情形。仅就单笔债权而言，的确可能出现受让人以较低价格受让不良债权并获得高额回报的现象，但综观整体资产包全面状况，也完全存在其他资产无法获得清偿的可能。加之，关于不良债权如何合理定价，目前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形成定价机制，只能依靠市场竞争来形成价格。因此，人民法院不宜仅仅以金融不良债权的出让价格与资产账面额之间的差额幅度作为引起合理怀疑的证据，而应当综合判断。

(三)强化相关证据调查和审查

审判实践中，一些受让人为了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或者为了适用不同时期对自己最有利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存在伪造、变造证据现象。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伪造或者变造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借款借据，修改合同签订时间、债务人还贷时间以及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发现当事人伪造、变造证据的，要严格依照程序法的规定予以制裁。同时，鉴于此类案件年代久远，加之转让环节较多，对各方当事人而言均存在证据失散严重的问题，人民法院要适当加强以职权主动审查，尽可能地查清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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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关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分析

关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分析

张景盛

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1999年国务院组建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受让了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2002年以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主要是资产重组、委托代理处置、法律诉讼等。2002 年以后，管理公司开始通过转让（出售）方式对不良债权进行打包批量处置。在处置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最主要的处置手段就是二次转让，即以打包出售、拍卖、招标等市场方式来实现，不良债权经资产管理公司整体打包、公开拍卖、协议转让等等多种形式流向其他企业或者个人。受让债权的企业或者个人多以诉讼形式追讨债权，引发了大量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相关的案件。

笔者曾先后为信达、长城二家资产管理公司从事不良资产的调查和处置代理工作，也参与了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包的“打包”转让事务。笔者认为，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是我国社会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政策性较强。所以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适用本身的问题，而是司法实践如何更好地将法律适用与金融政策相衔接的问题，但是随着不良债权处置方式从资产管理公司自行处置到以债权转让的打包批量处置的转变，确实存在因相关金融政策执行不力、相关法律规定滞后，使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债权受让人通过转让行为获取暴利，或者严重损害国有资产利益的现象。针对在司法实践中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债权再次转让时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试图分析如下：

一、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对于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后再转让债权的效力，在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时，一般是予以认可的。但是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转让债权时有诸多的限制，这些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级上并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宜作为认定转让无效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出现上述规范性文件中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时，哪些因素应作为认定债权转让效力的参考因素在实践中有争议。

为了依法妥善解决审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4月3日公布了法发〔2009〕19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对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损害国家利益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确定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规定了在11种情形下，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具体包括：

（一）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

（二）被有关国家机关依法认定为涉及国防、军工等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以及其他依法禁止转让或限制转让情形的。

（三）与受让人恶意串通转让不良债权的。

（四）转让不良债权公告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规定，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原则处置不良资产造成实质性影响的。

（五）实际转让的资产包与转让前公告的资产包内容严重不符，且不符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

（六）根据有关规定应经合法、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但未经评估的；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评估机构、评估机构与债务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债务人、以及三方之间恶意串通，低估、漏估不良债权的。

（七）根据有关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处置，但未公开招标、拍卖的;或者公开招标中的投标人少于三家（不含三家）的；或者以拍卖方式转让不良债权时，未公开选择有资质的拍卖中介机构的；或者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进行拍卖的。

（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

（九）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

（十）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十一）存在其他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转让情形的。

二、几种具体的情形分析

1、关于受让人受让资格的限制。此前，财政部于2005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2005]74号通知)第三条规定，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这种情况下由于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不良债权的处置工作，在实践中上述人员往往利用身份、地位和信息的优势获取不良债权的内部信息，在受让不良债权后可获得巨额利润。由于上述规范性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保护国有资产流失角度考虑，《纪要》明确上述人员受让债权时无效。

2、转让债权的种类。对转让债权种类的限制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转让的债权属于[2005]74号通知第二条规定所禁止转让的债权，即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

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该规定禁止了涉及国家利益的特定不良债权对外公开转让。二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中设置了“禁止再转售条款”，但受让人再度转让该债权的。

[2005]74号通知第二条所列的第一种情形，即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或者债务人的，其债权转让效力应如何认定。我们认为：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借款或进行担保，其参与民事活动有明显的过错，理应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责任；同时，即使经转让相关企业或个人成为国家机关的债权人，双方也是民事活动中的正常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会因债权人主张权利而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被转让的，不应轻易认定为无效。但在实践中国家机关作为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务转让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可能，对于[2005]74号通知第二条第二种情形所列的特种企业的债权，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倾向于认定债权转让无效，但不宜直接援引通知的规定，对于此类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因涉及国家的公共政策及国家安全，可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或者《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此类债权的转让无效。

在协议约定“禁止转售条款”的情形下，是否可以因此认定再转让协议无效？有的意见认为：“禁止转售条款”主要在于防止购买者炒作债权，对债权进行再度转让获取商业利润。现行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之间的这种约定亦未禁止，故该条款应是无效的，债权再转让应为有效，这种意见是否可行把握不准。

还有观点认为，当前尚无法律法规禁止不良债权的转售，因此，对于禁止转售条款，其只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条款，该条款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效力仅止于该约定的双方当事人。此次《纪要》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中订有禁止转售、禁止向国有银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机构等追偿、禁止转让给特定第三人等要

求受让人放弃部分权利条款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条款有效。

但是，当第三方善意无过错地从受让人处受让该债权时，能否因此确认该合同无效，从而牺牲善意第三人的合同期待利益？若第三人又将该债权转让他方，其合同效力又当如何认定？多数观点认为，在此情形下，应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只要第三人受让该债权时不知道该条款，且对此不知不存在过错，该债权转让合同即为有效。“禁止转售条款”仅仅成为当事人向违反该约定的对方当事人追究违约责任的依据，而不能成为否定其后手合同效力的依据。

3、转让债权的审批手续。根据财政部2004年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进行不良债权转让时的处置审批工作都作了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没有按照《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内容进行审批时，是否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尤其是不良债权未经适当审批手续转让给境外企业和个人时，应否确认其效力的问题。《纪要》规定，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债权转让无效。显然对于需要审批的时间已经放宽到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有利于最大限度维护交易的稳定。

4、转让价款。当前，由于在实践中出现了受让人以极低价购得高额债权并获取丰厚收益的情形，社会舆论对不良债权处理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最高人民法院也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慎重处理不良金融债权处置案件，保证不良债权处置交易的安全和顺畅，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在债权转让合同中，若债权转让合同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转让价款一般不宜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参考因素。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数额的不良债权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其他企业、个人的情形，产生受让人“一夜暴富”的现象。有观点认为，不良债权的转让，受让人是风险与机遇同在。他有可能将受让债权全部实现为现实的财产利益，也可能由于固有风险而颗粒无收、得不偿失。受让人行使债权获得较高收益，可能是由于其所掌握的债务人的独特财产信息，可能是由于转让债权后债务人经济状况、偿债能力的变化，也可能是转让债权过程中存在着的违规操作而致债权被低价转让。无论何种原因，只要在不良债权评估、公开招标及拍卖过程中未出现恶意串通、违规操作，则仍应肯定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由于受让方获得较高回报是在债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后发生的事实，此情形亦不能成为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事实依据。

三、为防止在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规定了地方政府的优先购买权，以及国有企业对债权转让合同的诉权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在通知债务人后便发生法律效力，债务人在债权转让生效后，应当向新的债权人（即不良资产的受让人）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根据《纪要》的意见和精神，为了防止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债权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在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对国有企业债务人的债权时，规定了地方政府等的优先购买权。即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可以对不良债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纪要》规定，国有企业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可另行向法院提起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以此抗辩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

归纳起来，对于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审查重点有三点：首先是不良债权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即被转让的不良债权是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如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以及被认定为涉及国防、军工等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以及其他依法禁止转让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其次是对受

让人主体资格的审查。对于可能利用职务或业务之便，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的相关人员或组织均属于禁止之列。第三是对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即转让过程中评估、公告、批准、登记、备案、拍卖等诸环节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原则。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处置不良资产，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无论对资产管理公司还是受让人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虽然《纪要》进一步就债权转让的效力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可能面临新的问题和困惑。法院在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时，在兼顾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的同时，由于法院审查的度难以把握有效证据取得困难等系列问题，仅依靠法院民事审判难以杜绝债权转让过程中侵犯国有资产的情形。

（作者系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合伙人，法律顾问一部主任）

第五篇：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来源：作者：日期：09-10-20

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1999年国务院组建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受让了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不良债权转让包括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上述国有商业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至2005年上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等涉及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政策性文件的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时，可通过诉讼追偿、打包出售、债务重组、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手段，最大限度保全国有资产。在处置方式上，2002年以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主要是资产重组、委托代理处置、法律诉讼等。2002年以后，管理公司开始通过转让(出售)方式对不良债权进行打包批量处置。在处置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最主要的处置手段就是二次转让，即以打包出售、拍卖、招标等市场方式来实现，不良债权经资产管理公司整体打包、公开拍卖、协议转让等等多种形式流向其他企业或者个人。受让债权的企业或者个人多以诉讼形式追讨债权，引发了大量与金融不良债

权转让相关的案件。

笔者曾先后为信达、长城二家资产管理公司从事不良资产的调查和处置代理工作，也参与了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包的“打包”转让事务。笔者认为，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是我国社会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政策性较强。所以总体而言，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适用本身的问题，而是司法实践如何更好地将法律适用与金融政策相衔接的问题，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的一系列涉及处置不良金融资产案件的司法解释诸如《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和《关于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案件交纳诉讼费用的通知》等，对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过程中有关诉讼时效、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收方式、诉讼费用缴纳方面的特殊政策可见一斑。但是随着不良债权处置方式从资产管理公司自行处置到以债权转让的打包批量处置的转变，确实存在因相关金融政策执行不力、相关法律规定滞后，使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债权受让人通过转让行为获取暴利，或者严重损害国有资产利益的现象。针对在司法实践中资产管理公司

将不良债权再次转让时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试图分析如下：

一、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对于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后再转让债权的效力，在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时，一般是予以认可的。但是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转让债权时有诸多的限制，这些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级上并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宜作为认定转让无效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出现上述规范性文件中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时，哪些因素应作为认定债权转让效力的参考因素在实践中有争议。为了依法妥善解决审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4月3日公布了法发〔2009〕19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纪要》)。《纪要》共计12部分，主要规定了审理此类案件的原则、案件的受理、债权转让生效条件的法律适用和自行约定的效力、地方政府等优先购买权、国有企业的诉权及相关诉讼程序、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和可撤销事由的认定、不良债权转让无效合同的处理、举证责任分配和相关证据审查、受让人收取利息、诉讼或执行主体变更、既有规定的适

用以及纪要的适用范围等问题。

《纪要》对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损害国家利益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确定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规定了在11种情形下，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具体包括：(一)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二)被有关国家机关依法认定为涉及国防、军工等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以及其他依法禁止转让或限制转让情形的;(三)与受让人恶意串通转让不良债权的;(四)转让不良债权公告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规定，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原则处置不良资产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五)实际转让的资产包与转让前公告的资产包内容严重不符，且不符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六)根据有关规定应经合法、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但未经评估的;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评估机构、评估机构与债务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债务人、以及三方之间恶意串通，低估、漏估不良债权的;(七)根据有关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处置，但未公开招标、拍卖的;或者公开招标中的投标入少于三家(不含三家)的;或者以拍卖方式转让不良债权时，未公开选择有资质的拍卖中介机构的;或者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进行拍卖的;(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九)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十)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十一)存在其他

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转让情形的。

二、几种具体的情形分析

份、地位和信息的优势获取不良债权的内部信息，在受让不良债权后可获得巨额利润。由于上述规范性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保护国有资产流失角度考虑，《纪要》

明确上述人员受让债权时无效。

2、转让债权的种类。对转让债权种类的限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转让的债权属于[2005]74号通知第二条规定所禁止转让的债权，即：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该规定禁止了涉及国家利益的特定不良债权对外公开转让。二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中设置了“禁止再转售条款”，但受让人再度转

让该债权的。

[2005]74号通知第二条所列的第一种情形，即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或者债务人的，其债权转让效力应如何认定。我们认为：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借款或进行担保，其参与民事活动有明显的过错，理应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责任;同时，即使经转让相关企业或个人成为国家机关的债权人，双方也是民事活动中的正常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会因债权人主张权利而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被转让的，不应轻易认定为无效。但在实践中国家机关作为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务转让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可能，对于[2005]74号通知第二条第二种情形所列的特种企业的债权，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倾向于认定债权转让无效，但不宜直接援引通知的规定，对于此类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因涉及国家的公共政策及国家安全，可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

八条或者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此类债权的转让无效。

在协议约定“禁止转售条款”的情形下，是否可以因此认定再转让协议无效?有的意见认为：“禁止转售条款”主要在于防止购买者炒作债权，对债权进行再度转让获取商业利润。现行法律法规对当事人间的这种约定亦未禁止，故该条款应是无效的，债权再转让应为有效，这种意见是否可行把握不准。还有观点认为，当前尚无法律法规禁止不良债权的转售，因此，对于禁止转售条款，其只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条款，该条款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效力仅止于该约定的双方当事人。此次《纪要》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中订有禁止转售、禁止向国有银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机构等追偿、禁止转让给特定第三人等要求受让人放弃部分权利条款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条款有效。但是，当第三方善意无过错地从受让人处受让该债权时，能否因此确认该合同无效，从而牺牲善意第三人的合同期待利益?若第三人又将该债权转让他方，其合同效力又当如何认定?多数观点认为，在此情形下，应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只要第三人受让该债权时不知道该条款，且对此不知不存在过错，该债权转让合同即为有效。“禁止转售条款”仅仅成为当事人向违反该约定的对方当事人追究违约责任的依

据，而不能成为否定其后手合同效力的依据。

3、转让债权的审批手续。根据财政部2004年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进行不良债权转让时的处置审批工作都作了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没有按照《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内容进行审批时，是否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尤其是不良债权未经适当审批手续转让给境外企业和个人时，应否确认其效

力的问题。《纪要》规定，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债权转让无效。显然对于需要审批的时间已经放宽到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有利于最大限度维护交易的稳定。

4、转让价款。当前，由于在实践中出现了受让人以极低对价购得高额债权并获取丰厚收益的情形，社会舆论对不良债权处理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最高人民法院也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慎重处理不良金融债权处置案件，保证不良债权处置交易的安全和顺畅，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在债权转让合同中，若债权转让合同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转让价款一般不宜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参考因素。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数额的不良债权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其他企业、个人的情形，产生受让人“一夜暴富”的现象。有观点认为，不良债权的转让，受让人是风险与机遇同在。他有可能将受让债权全部实现为现实的财产利益，也可能由于固有风险而颗粒无收、得不偿失。受让人行使债权获得较高收益，可能是由于其所掌握的债务人的独特财产信息，可能是由于转让债权后债务人经济状况、偿债能力的变化，也可能是转让债权过程中存在着的违规操作而致债权被低价转让。无论何种原因，只要在不良债权评估、公开招标及拍卖过程中未出现恶意串通、违规操作，则仍应肯定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由于受让方获得较高回报是在债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后发生的事实，此情形亦不能成为订立

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事实依据。

三、为防止在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规定了地方政府的优先购买权，以及国有企业对债权转让合同的诉权。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在通知债务人后便发生法律效力，债务人在债权转让生效后，应当向新的债权人(即不良资产的受让人)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根据《纪要》的意见和精神，为了防止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债权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在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对国有企业债务人的债权时，规定了地方政府等的优先购买权。即：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可以对不良债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纪要》规定，国有企业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可另行向法院提起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以此抗辩受

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

归纳起来，对于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审查重点有三点：首先是不良债权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即被转让的不良债权是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如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以及被认定为涉及国防、军工等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以及其他依法禁止转让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其次是对受让人主体资格的审查。对于可能利用职务或业务之便，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的相关人员或组织均属于禁止之列。第三是对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即转让过程中评估、公告、批准、登记、备案、拍卖等诸环节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原则。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处置不良资产，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无论对资产管理公司还是受让人都将受到

很大的影响。

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转让问题的几个案例（5篇范文）

第一篇：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转让问题的几个案例

第二篇：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第三篇：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第四篇：关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分析

第五篇：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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