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最全)（五篇模版）

第一篇：《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最全)

最高法：《毒品犯罪武汉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2万字最全版）

作者：高贵君、马岩、方文军、李静然（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3期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最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水平，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至12日在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召开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对禁毒工作的重要决策精神，安排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研究讨论了近年来毒品犯罪审判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就若干法律适用具体问题取得了共识。会议形成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已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以法〔2015〕129号文件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参照执行。为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和适用，现就《纪要》的制定背景和经过、指导思想、起草思路及主要内容等问题说明如下。

一、《纪要》的制定背景和经过

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较好地解决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面临的一些突出法律适用问题。近年来，随着毒品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法律适用问题，部分原有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而有必要制定新的指导文件对这些问题加以规范。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新一轮调研工作，对各地法院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论证。

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听取禁毒工作专题汇报，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下发了贯彻落实分工方案。国家禁毒委员会时隔十年再次召开全国禁毒工作会议，对全面加强禁毒工作作出部署。《意见》及其分工方案明确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牵头单位，针对毒品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统一和规范法律适用。

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于2014年12月在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召开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为筹备此次会议，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经深入研究和反复论证，起草形成了《纪要》稿。会前，就《纪要》稿向本院相关庭室、部分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有关专家学者正式征求了意见。会上，与会代表对《纪要》稿进行了认真讨论。各方均原则同意《纪要》稿内容，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1 会后，对《纪要》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讨论。2015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第238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纪要》。

二、《纪要》的指导思想、起草思路及与《大连会议纪要》的适用关系

（一）《纪要》的指导思想 《纪要》的制定体现了以下指导思想：一是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纪要》分析了当前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审判指导思想。在犯罪类型方面，既要依法严惩走私、制造毒品、大宗贩卖毒品和制毒物品犯罪等源头性犯罪，又要加大对多次零包贩卖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末端犯罪的处罚力度，并严惩向农村地区贩卖毒品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在重点打击对象方面，要坚持严厉打击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和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在经济制裁方面，对毒品犯罪违法所得的追缴和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适用等问题作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并强调要加大执行力度。在保障刑罚执行效果方面，对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作出了规范，对严重毒品罪犯的减刑、假释加以限制。二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罚当其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也适用于毒品犯罪的审判工作。《纪要》强调，为充分发挥刑罚功能，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突出打击重点、体现区别对待。既要严厉惩处严重毒品犯罪和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也要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给予从宽处罚，以发挥刑罚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的作用。

（二）《纪要》法律适用部分的起草思路

《纪要》的法律适用部分以刑法、有关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为依据，总结了近年来各地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经验和做法，立足解决实践中反映比较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具体思路为：第一，对一些长期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如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性质认定、居间介绍买卖毒品共同犯罪的认定、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毒品共同犯罪人与上下家的死刑适用等问题。第二，结合近几年毒品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对《大连会议纪要》的原有规定作出修改、完善。如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等问题。第三，对《大连会议纪要》印发以来实践中新出现的、较为突出的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加以规范。如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网络涉毒犯罪的定性、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非法贩卖麻精药品行为的定性等问题。第四，对目前争议较大、尚不成熟的问题暂不规定。在《纪要》起草过程中，曾经考虑对毒品犯罪的既未遂形态认定、死刑适用数量标准、犯前罪时未成年的毒品再犯认定等问题作出规定，但鉴于实践中争议较大，最终未纳入《纪要》内容。

（三）《纪要》与《大连会议纪要》的适用关系 《大连会议纪要》对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印发的《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南宁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其中的大部分规定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仍有指导意义，应当继续参照执行。《纪要》对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但《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规定不尽完善的若干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规范，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的补充和完善。今后，对于《纪要》与《大连会议纪要》的适用关系，可以区分以下几种情形加以把握：第一，《大连会议纪要》没有规定，《纪要》作了规定的，或者《大连会议纪要》虽有规定，但《纪要》作了修改、完善的，参照《纪要》的规定执行。《纪要》中的多数规定均属此类情形。第二，《大连会议纪要》已有规定，《纪要》在此基础上作出补充性规定的（并非修改），两者配套使用，如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等。第三，《大连会议纪要》已有规定，《纪要》没有涉及的，继续参照执行《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如毒品案件的立功、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主观明知的认定等问题。

三、《纪要》的主要内容 《纪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对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提出总体要求，第二部分对当前毒品犯罪适用法律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范。这种体例与《大连会议纪要》有所不同，并不是单纯的法律适用指导文件，更接近于2000年印发的《南宁会议纪要》。采用这种体例主要是为了与本次会议召开的背景及会议内容相呼应。

《纪要》在第一部分传达了中央对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从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加强审判规范化建设、完善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等四个方面，对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本文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纪要》在第二部分对当前毒品犯罪审判中的一些具体法律适用问题作了规范。主要包括七类问题：罪名认定，共同犯罪认定，毒品数量认定，死刑适用，缓刑、财产刑适用及减刑、假释，累犯、毒品再犯，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其中，死刑适用是核心问题。以下对这七类问题分别予以说明。

（一）罪名认定问题

1.关于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性质认定。该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实践中存在争议，但原有规范性文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有意见认为，对于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的毒品，必须有证据证明是用于贩卖才能予以认定，否则应当认定为其非法持有的毒品。经研究，毒品犯罪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而且实践中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的毒品多系用于贩卖。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降低证明难度，《纪要》采用了事实推定的证明方法。即根据行为人贩卖毒品及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事实，推定查获的毒品是用于贩卖。但根据推定原则，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反证是指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包括其为他人保管用于吸食的毒品，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持有祖传、捡拾、用于治病的毒品等。贩毒人员对查获的毒品实施的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3 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应依法予以认定；贩毒人员的行为构成数罪的，应依法数罪并罚。具体而言，《纪要》的规定主要包含三种情形：一是行为人因贩卖毒品被人赃俱获，随后又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二是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贩卖毒品犯罪，但没有查获毒品实物，后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三是行为人因吸毒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被抓获后，查明其有贩毒行为，并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

2.关于吸毒者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行为的定性。该问题近年来在司法定性上的变化较大。《南宁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如没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大连会议纪要》对此作了不同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但实践中对如何理解“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存在争议，尤其是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问题。从《大连会议纪要》的起草过程看，该规定的本意是，当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大，明显超出其合理吸食量时，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而不再像《南宁会议纪要》规定的那样一律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但是，由于“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这一表述较为原则，又没有写明合理吸食量的问题，导致近年来各地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差异很大。有的简单区分动态与静态，对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无论毒品数量多少，一律认定为运输毒品罪。有的根据毒品数量是否超过吸毒者的合理吸食量来区分，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但未超过合理吸食量的，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超过合理吸食量的，认定为运输毒品罪，但各地设定的合理吸食量标准又很不统一，有的为50克（以海洛因为例），有的为100克，还有的达到了200克。据了解，还有个别地方仍在执行《南宁会议纪要》的规定，对吸毒人员运输毒品数量大的也一律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本文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为减少分歧，《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作出了修改和完善：一是明确规定了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二是降低了将吸毒者运输毒品的行为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门槛。根据《纪要》的规定，在没有证据证明吸毒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情况下，对其购买、运输、存储毒品的行为，直接以数量较大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同时，对吸毒者运输毒品的行为，直接以数量较大标准作为区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的界限，而不再另行设置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标准。据此，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未达到较大标准的，不作为犯罪处理；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根据其具体的行为状态定罪，处于购买、存储状态的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处于运输状态的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纪要》这样规定的主要理由是：第一，虽然我国对吸毒行为一般不按照犯罪处理，但刑法设置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标准时，实际考虑了吸毒者合理吸食量的因素，故可以把数量较大视为合理吸食量的界限，超过数量较大标准的应视为超出了合理吸食量。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当场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表明其并非单纯以吸食为目的运输毒品，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4 等其他犯罪，根据其客观行为状态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具有正当性。第二，我国吸毒人员数量庞大，是毒品犯罪的重要诱因，为从源头上遏制毒品犯罪、减少毒品流通，应当加大对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故而对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不应在数量较大标准之上设定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标准，否则容易放纵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第三，合理吸食量目前尚难以准确界定，实践中各地掌握的标准也非常不统一，不利于统一执法尺度，直接以毒品数量较大作为区分标准更便于实践操作。

3.关于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和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认定。《纪要》的这一规定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相关规定的补充。《大连会议纪要》规定了为他人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但没有解决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性质认定问题。同时，实践中对《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认定也存在认识分歧。

（1）关于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大连会议纪要》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代购者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实践中，部分代购者需要通过运输方式将代购的毒品交给托购者，但对于为吸毒者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大连会议纪要》并没有作出规定。对此，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此类行为符合运输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应一律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对此类行为不应一律认定为运输毒品罪，而要结合代购毒品的目的加以认定。经研究，《纪要》基本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在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情况下，代购者为吸毒者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性质从属于吸毒者，应当与上述吸毒者自行运输毒品行为的认定思路一致。据此，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并运输毒品，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未达到较大以上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不定罪处罚；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在代购过程中被查获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这样规定不但有利于严厉打击运输代购毒品行为，遏制毒品的消费和流通，也便于操作和认定。

（2）关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认定。《大连会议纪要》规定，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何谓“从中牟利”，即，行为人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应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其中，“介绍费”“劳务费”是实践中代购者变相牟利的不同表现形式；“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既存在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行为，又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的，才需要根据是否从中牟利判断能否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如果明知托购者实施贩卖毒品犯罪而为其代购毒品的，无论是否牟利，均应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代购者从代购行为中牟利、加价或者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无论其为他人代购的毒品是否仅用于吸食，均构成贩卖毒品罪。对于“代购蹭吸”行为是否属于“从中牟利”，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多数意见认为，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并“蹭吸”的行为，根本上是为了满足托购者及代购者自身吸食毒品的需求，故不宜认定为牟利行为；而且，如果对以吸食为目的的托购者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对“蹭吸”的代购者认定贩卖毒品罪，也会导致处罚失衡。少数意见认为，“蹭吸”也是非法获利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对于多次“蹭吸”甚至以“蹭吸”作为代购毒品的主要目的的，应当认定为从中牟利。鉴于对该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意见，还需进一步研究论证，故《纪要》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应当结合具体案情慎重把握。

4.关于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当前，随着物流寄递行业的发展，毒品交易过程中通过邮寄、快递等方式交付毒品的情况较为常见，由此产生了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纪要》对此作出了新规定，具体包括购毒者和代收者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两个方面。（1）关于购毒者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犯罪，对于其单纯接收物流寄递毒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运输毒品罪还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的行为因购毒者的购买、送货要求而发生，购毒者与贩毒者有通过物流寄递方式运输毒品的共同犯罪故意，应当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共犯。另一种意见认为，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运输毒品的行为应视为其毒品交付行为的组成部分，对购毒者不应再认定为运输毒品罪，购毒者接收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经研究，《纪要》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具体理由为：第一，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向购毒者交付毒品的行为属于其贩卖毒品行为的组成部分，该运输毒品行为通常由贩毒者主导实施，购毒者原则上不应对毒品交付前由贩毒者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在当面交付的贩卖毒品犯罪中，购毒者通常不对贩毒者为送货而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不将购毒者、贩毒者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共犯；同理，在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的情况下，一般也不应将购毒者、贩毒者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共犯，否则所有接收毒品的购毒者（包括因吸食而少量购买毒品者）都将构成运输毒品罪，会造成打击面过大。因此，《纪要》规定，购毒者接收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的毒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一般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但在个别情况下，购毒者对贩毒者交付运输毒品的行为起支配作用或者与贩毒者共同交付运输毒品，购毒者、贩毒者符合以运输毒品罪共犯论处的条件的，可以依法认定。（2）关于代收者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实践中，部分购毒者会委托、雇用他人代为接收毒品。在代收者没有实施其他毒品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其只是代替购毒者实际持有接收的毒品，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需要说明的是，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是为了实施贩卖、运输毒品等其他犯罪的，因购毒者通过代收者的代收行为实现了对毒品的间接持有，故购毒者与代收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如果购毒者有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行为的，则应依法定罪处罚，不再对其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本文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5.关于网络涉毒犯罪的定性。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应用，网络涉毒犯罪呈快速蔓延之势，主要表现为利用网络传播制毒技术、买卖制毒物品、贩卖毒品和组织吸毒等形式。《纪要》对此作出两方面规定，包括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定性和利用互联网组织吸毒行为的定性。

（1）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定性。《纪要》规定，对于利用信息网络贩卖毒品、在境内非法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传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要达到相应的定罪数量标准要求；二是“传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与“构成„„等犯罪”中的“等”字，都是为了应对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和将来的立法修改而预留的空间。

（2）关于利用互联网组织吸毒行为的定性。对于利用互联网组织吸毒行为的定性，有意见认为可以认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罪。但多数意见认为，虚拟空间不符合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场所”特征，对此类行为不能认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罪；就其特征而言，属于组织或者聚众吸毒行为，但刑法尚无相应罪名。故《纪要》规定，对于在利用互联网组织他人吸毒的过程中，实施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等犯罪的，可以依法定罪处罚。

（二）共同犯罪认定问题

对于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大连会议纪要》已经作了一些规定，应当继续参照执行。《纪要》结合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又对两方面的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1.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认定与处理。实践中，对居间介绍买卖毒品与居中倒卖毒品的认定容易发生混淆，对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认定、主从犯认定存在分歧认识。《纪要》对这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1）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与居中倒卖毒品的区分。贩卖毒品案件中，一些犯罪分子为减轻罪责，往往辩称自己是居间介绍者，不是真正的购毒者或者贩毒者。由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者与居中倒卖毒品者在罪责和量刑上存在差别，认定时要准确区分。《纪要》从二者在毒品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是否成立共同犯罪、有无获利及获利方式等方面对其作了区分。具体来看，两者的区别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毒品交易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居间介绍者不是毒品交易的一方主体，在交易中处于中间人地位，对促成毒品交易起帮助作用；居中倒卖者虽然处于毒品交易链条的中间环节，但在每一个具体的交易环节中都是一方交易主体，对交易的发起和达成起决定性作用。第二，是否成立共同犯罪不同。居间介绍者对毒品交易行为起帮助作用，在处理上往往认定为交易一方的共犯；居中倒卖者与前后环节的交易主体不是共犯关系，而是上下家关系。第三，有无获利及获利方式不同。居间介绍者不以牟利为要件，获得的报酬来自交易一方或者双方支付的酬劳；居中倒卖者必然从毒品交易中获利，是通过“吃差价”方式来牟利。

（2）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认定。对此，《纪要》区分情形作出具体规定，适用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原则上，居间介绍者受哪一方7 交易主体委托，与哪一方交易主体存在犯罪共谋，就认定其与哪一方构成共同犯罪。第二，居间介绍者受以吸食毒品为目的的购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贩毒者的，不能因为其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贩卖行为而简单认定为贩毒者的共犯，一般仍要按照购毒者的行为性质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第三，居间介绍者同时受贩毒者、购毒者双方委托，为其联络、促成交易的，为便于司法认定和处理，一般认定其与贩毒者构成共同犯罪；但作为例外，如果居间介绍者与以贩卖为目的的购毒者关系更为紧密，且购毒者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认定其与该购毒者构成共同犯罪。

（3）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者的地位作用认定。居间介绍者不是毒品交易的一方主体，对促成交易起帮助作用，故一般应当认定为从犯。但对个别以居间介绍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在交易中超出居间介绍者的地位，对促成交易起重要、直接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认定为主犯。

2.关于运输毒品共同犯罪的认定。对于两人以上同行运输毒品的，能否认定为共同犯罪，实践中存在分歧认识。《大连会议纪要》对该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因其关系到各被告人运输毒品数量的认定及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问题，故需要加以规范。《纪要》对此作了两方面规定。

（1）判断同行运输毒品者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总体原则。《纪要》规定，对于两人以上同行运输毒品的，应当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判断其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一是是否明知他人带有毒品；二是有无共同运输毒品的意思联络；三是有无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其中，第一项、第二项属于主观要素，第三项是客观要素。对于同行运输毒品，但不知道他人带有毒品的；或者虽然知道同行者带有毒品，但就共同运输毒品既没有事先通谋，在运输过程中也没有形成意思联络的，不能成立共同犯罪。对于有无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可以结合下列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一是运输毒品的起运地、目的地、路线是否相同；二是交通、生活费用是否共同使用；三是在途中有无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具体行为；四是是否由其中部分人员统一与交货人或者接货人进行交接；五是是否共同获取、统一分配报酬。（本文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2）受雇于同一雇主运输毒品但不认定为共同犯罪的情形。《纪要》之所以对此作出专门规定，是因为实践中对受雇于同一雇主运输毒品的，容易不严格区分主客观要件就认定为共同犯罪。《纪要》具体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受雇于同一雇主同行运输毒品，但受雇者之间没有共同犯罪故意，或者虽然明知他人受雇运输毒品，但各自的运输行为相对独立，既没有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又分别按照各自运输的毒品数量领取报酬的，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二是受雇于同一雇主分段运输同一宗毒品，但受雇者之间没有犯罪共谋的，也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需要说明的是，《纪要》规定不构成共同犯罪的仅限于受雇者之间，雇主以及其他对全体受雇者起到一定组织、指挥作用的人员则与受雇者分别构成共同犯罪，对运输的全部毒品数量承担刑事责任。

（三）毒品数量认定问题

1.关于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毒品犯罪中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情况较为普遍，如何准确认定涉案毒品总量，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定罪量刑，8 是司法实践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被告人一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不实行数罪并罚，量刑时可综合考虑毒品的种类、数量及危害，依法处理。该规定没有明确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能否进行数量折算，也没有涉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的问题。实践中，对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做法不一。有的地方将涉案的不同种毒品按一定比例折算后予以累加进行量刑，但折算对象和折算依据不明确、不统一。也有的地方根据涉案毒品中毒性（或者数量）最大的毒品认定毒品数量，将其他毒品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纪要》明确了应当对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数量折算并累加数量的基本原则。这样规定的理由主要有：一是对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数量折算，有利于准确认定涉案毒品数量，科学量刑。二是在关系到能否根据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数量对被告人适用更高幅度法定刑，或者能否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标准的情况下，进行数量折算更有利于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关于折算对象，海洛因是刑法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常见毒品，《非法药物折算表》也以海洛因为折算参照物，对海洛因的毒性研究相对成熟，故《纪要》规定将其作为折算对象。关于裁判文书表述，由于刑法对不同种类毒品的数量折算没有明确规定，故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客观表述涉案毒品的种类和数量，并综合认定为数量大、数量较大或者少量毒品等，不明确表述将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总量。

2.关于未查获实物的混合型毒品的数量认定。实践中，被告人对于未查获实物的混合型毒品，通常按照粒数供述，但量刑时考虑的是涉案毒品的实际重量。对于如何计算未查获实物的混合型毒品的数量，《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各地的做法也不统一，需要规范。根据《纪要》的规定，在未查获实物的情况下，根据在案证据证明的混合型毒品的粒数，参考本案或者本地区查获的同类毒品的平均重量计算出毒品数量，是一个便于司法操作的办法。但是，由于这种计算方法是为了方便量刑而采用的一种特殊认定方法，所以裁判文书中原则上只表述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的毒品粒数。确有必要时，可以考虑用括号注明据此计算出的毒品约重。需要注意的是，在大部分涉案混合型毒品未被查获，主要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出毒品数量的情况下，决定适用死刑应当格外慎重。

3.关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针对该问题，《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作了修改，加大了对吸毒者实施的贩卖毒品犯罪的处罚力度。《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应当按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的数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计入在内。上述规定在执行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以贩养吸被告人的认定存在扩大化倾向。一些地方将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律认定为以贩养吸，并根据《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在认定贩毒数量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二是对被告人吸食毒品数量的认定标准不严。对于被告人购买一定数量的毒品后，被查获时部分毒品去向不明，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其贩卖的，往往仅凭被告人的辩解即认定去向不明的毒品是被其吸食，并从其贩毒数量中扣除。因此，有意见认为，《大连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9 使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因为吸毒违法行为而在认定贩毒数量时获益，特别是当其购买的毒品数量大，而能够证明的贩卖及查获的毒品数量小的情况下，这种认定思路不利于有效打击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

经研究，《纪要》调整了认定思路：一是改变了适用主体，将《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以贩养吸的被告人”修改为“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以便于认定。二是改变了认定原则，将认定重心放在“进口”而非“出口”，即，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将其购买的毒品数量全部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只在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三是提高了证明标准，对于不计入贩毒数量的例外情形，要求必须是“确有证据证明”，高于执行《大连会议纪要》过程中实际掌握的证明标准。《纪要》规定的两种例外情形：一是被告人购买的毒品数量缺乏足够证据证明的，还是要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二是确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购买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包括已被其本人吸食、不以牟利为目的为吸食者代购或者被其赠予他人等情形，不应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需要注意的是，不计入贩毒数量的不应包括丢失、销毁等情形，因为被告人如系以贩卖为目的购买这部分毒品，无论是否卖出，均应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

在《纪要》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恰好购买了50克甲基苯丙胺的，应当如何认定其贩毒数量？量刑时能否考虑其购买的部分毒品可能被其吸食的情节，而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对此，根据《纪要》的规定，一般还是应当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即50克甲基苯丙胺）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量刑时只能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轻处罚，而不能在法定刑以下适用刑罚。但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购买的部分毒品已经被其吸食，而非用于贩卖的，可以从其贩卖的毒品数量中扣除，并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这实际属于《纪要》规定的第二种例外情形。

4.关于低纯度毒品的数量认定及对量刑的影响。该问题也是个老问题，但实践中各地的认识和做法很不统一。调研中了解到，有的地方仍在执行对低纯度毒品按照25%的纯度进行折算后认定数量的做法；有的地方提出，对毒品含量极低的案件应当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对此，《纪要》强调，应当严格执行刑法有关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的规定，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但《纪要》也规定了两个例外情形：一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对度冷丁（杜冷丁）和盐酸二氢埃托啡针剂及片剂要按照有效药物成分的含量计算毒品数量，这属于司法解释的特殊规定。二是为了掩护运输而将毒品临时溶于液体的，可以将溶液蒸馏后得到的纯度较高的毒品数量作为量刑的依据，这也是司法实践中普遍接受的做法。

同时，考虑到不同纯度毒品的毒性和社会危害的客观差异，《纪要》规定，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关于各类毒品的正常纯度，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在终端消费市场，海洛因的正常纯度为5%-60%左右，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正常纯度为50％－99％左右，甲基苯10 丙胺片剂的正常纯度为5％－30％左右，氯胺酮的正常纯度为60%-99%左右。明显低于上述纯度范围最低值的，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是否“明显低于”正常纯度，则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此外，鉴于当前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和社会危害，对毒品含量极低的案件，尚不宜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5.关于制造毒品的数量认定。《大连会议纪要》对制造毒品罪的认定与处罚作了一些规定，但没有涉及制造毒品的数量认定问题。制造毒品案件中，现场遗留物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包括毒品成品、半成品、废液废料等，其中通常都能够检出毒品成分。如何认定制造毒品的数量，一直是困扰审判实践的难题。废液废料是指不具备进一步提取（提纯）毒品条件的固体或者液体废弃物，能够检出毒品成分但含量极低。故《纪要》明确提出，废液废料不应计入制造毒品的数量，并原则性规定了有关废液废料的判断方法和依据。

（四）死刑适用问题 《大连会议纪要》对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对相对统一死刑适用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些规定总体仍应继续参照执行。《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作出了补充和完善，这些内容大多是《大连会议纪要》没有规定的，也是对近年来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需要说明的是，《纪要》中的死刑均指死刑立即执行。

《纪要》强调了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政策把握问题，提出在当前形势下仍要充分发挥死刑的威慑作用，对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分子，要坚决判处死刑；同时提出，在毒品犯罪审判中也要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区别对待，做到罚当其罪，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需要说明的是，在《纪要》起草过程中，曾经考虑过明确规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有一定幅度的毒品犯罪死刑数量标准。但从调研情况看，由于各地的毒品犯罪形势差异较大，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毒品犯罪死刑数量标准，目前条件还不成熟。下一步，各地法院可以结合当地毒品犯罪审判实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进一步规范和统一当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关于《纪要》中“数量巨大”和“数量特别巨大”的具体标准，刑法只规定了毒品“数量大”，没有规定“数量巨大”和“数量特别巨大”。《大连会议纪要》在有关制造毒品和共同犯罪问题的规定中，使用了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的表述。为进一步细化死刑适用标准，《纪要》在多处使用了毒品“数量巨大”和“数量特别巨大”的表述。对于其具体标准，各地可以从当地实际出发，参照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毒品死刑案件的情况加以把握。

《纪要》结合近年来的审判实际，对运输毒品犯罪，毒品共同犯罪和上下家犯罪，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1.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该部分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相关规定的补充和完善，重申了《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运输毒品犯罪的严惩重点，并对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作了一些新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纪要》新增了对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适用死刑的总体原则。提出要以区别对待、慎重适用死刑为原则，并明确提出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被告人的犯罪次数、犯罪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其次，《纪要》对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并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在《大连会议纪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不判处死刑的情形。《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于这部分被告人，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纪要》则进一步提出，对于其中被动参与犯罪，从属性、辅助性较强，获利程度较低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这是新增加的内容，目的是进一步严格限制受雇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以突出对运输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再次，《纪要》明确规定了对“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不判处死刑的条件。这是对《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有证据证明确属”受雇的突破，吸收了2010年我院办公厅下发云南高院的《关于审理运输毒品犯罪案件应切实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的函》中的有关内容。主要考虑毒品犯罪隐蔽性强，部分案件难以达到“有证据证明确属”受雇的证明标准，如果在量刑时完全不予考虑，又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故近年来各地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此类死刑案件时，也将“不能排除”受雇运输毒品的被告人作为慎用死刑的对象。《纪要》明确规定，“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可以不判处死刑：一是不排除初次参与运输毒品，二是毒品数量不属巨大。需要说明的是，“不能排除”并不是无根据的推测，也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只是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最后，《纪要》规定了多人受雇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强调对不同受雇者应结合其运输毒品数量、具体犯罪情节、参与犯罪程度、与雇用者关系的紧密性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量刑因素作进一步区分，同时判处二人以上死刑要特别慎重。

需要说明的是，“受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表述源自《大连会议纪要》。在《纪要》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受指使为他人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通常处于明显的被动、从属地位，与以牟利为目的受雇运输毒品的被告人有所不同，在决定死刑适用时应当进一步加以区分。经研究，该意见确有合理性，但鉴于实践中个案差异较大，对受指使与受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如何体现区别对待，尚需进一步总结经验，故《纪要》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纪要》中也体现了根据具体犯罪情节进一步加以区分的精神，如规定对于受人指使、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予以区别对待。又如，规定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初次运输毒品的案件，被告人被动参与犯罪，从属性、辅助性较强，获利程度较低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可以进一步总结受指使与受雇用运输毒品犯罪在社会危害性上的区别，依法、准确适用死刑。

2.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

《大连会议纪要》对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作了较为原则的规定，对毒品交易上下家的死刑适用则没有涉及。《纪要》对此作了具体规定，是新增的内容。（1）关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能否对二名以上被告人适用死刑的问题较为突出。《纪要》规定，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要严格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涉案毒品的数量不同，适用死刑的具体原则也有所区别。对于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原则上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适用死刑；罪责确实难以区分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但即使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判处二人死刑属于极例外的做法。如果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判处二人以上死刑也还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两名以上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或者个别主犯罪责稍次但具有法定或者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二是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

（2）关于存在未到案共同犯罪人案件的死刑适用。实践中，此类案件的死刑适用存在的问题较多。办理此类案件的总体原则是，分清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责，准确适用死刑，并防止升格适用死刑；因罪责不清影响死刑适用的，不应对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纪要》规定了三种具体情形：一是共同犯罪人到案与否不影响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的情形，即，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属罪行极其严重的，可以依法判处在案被告人死刑。二是不得因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对在案被告人升格适用死刑的情形，即，在案被告人的罪行不足以判处死刑，或者共同犯罪人归案后从全案量刑平衡的角度考虑，只宜判处该共同犯罪人死刑的，这种情况下不应判处在案被告人死刑。三是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影响罪责认定，进而影响准确适用死刑的情形，这种情况下也不应对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

（3）关于贩卖毒品上下家的死刑适用。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对毒品上家还是下家判处死刑，以及什么情况下可以同时判处上下家死刑，也是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纪要》明确了对贩卖毒品上下家决定死刑适用时的考虑因素。包括贩毒数量、次数及对象范围，犯罪的主动性，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其次，《纪要》对买卖同宗毒品上下家的死刑适用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由于涉案毒品总量没有增加，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一般不能同时判处死刑。再次，《纪要》结合实践情况，进一步明确了买卖同宗毒品案件中判处上下家死刑的一般规则。上家主动联络销售毒品，积极促成毒品交易的，一般可以优先考虑判处上家死刑；但并不是一律“杀上家不杀下家”，下家积极筹资，主动向上家约购毒品，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考虑判处下家死刑。最后，《纪要》规定，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综合各种量刑因素，慎重决定能否同时对上下家判处死刑。

（4）关于人数较多的同宗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同宗毒品犯罪案件既包括涉及同宗毒品买卖、多名被告人互为上下家的案件，也包括多名上下家和共同犯罪人并存的案件。《纪要》提出，对此类案件的死刑适用可以综合运用前述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原则予以处理。（5）关于并案审理问题。《纪要》提出，从准确定罪量刑和诉讼经济原则考虑，对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和密切相关的上下游案件应当尽量并案审理，因客观原因分案处理的，要注意各案间的量刑平衡，确保准确适用死刑。3.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这部分内容也是《纪要》针对近年来实践中反映较为集中的新问题作出的新规定。

（1）关于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等）犯罪的死刑适用。调研中了解到，对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死刑数量标准，一些地方完全按照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数量标准掌握。但是，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此类片剂中的甲基苯丙胺含量约在5%-30%之间，而冰毒中的甲基苯丙胺含量一般在50%-99%之间。在数量相同的情况下，甲基苯丙胺片剂所含的有效毒品成分和危害性要小于冰毒，故对前者应当掌握更高的死刑数量标准。经研究，《纪要》提出，对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体可以根据当地的毒品犯罪形势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确定。例如，对于实际掌握的冰毒死刑数量标准较高、甲基苯丙胺片剂中毒品含量较高的省份，可以适当低于前述2倍标准；对于甲基苯丙胺片剂的含量较低、社会危害较小的省份，可以适当高于前述2倍标准。（2）关于氯胺酮犯罪的死刑适用。《纪要》主要作了两方面的规定：一是规定对涉氯胺酮犯罪案件，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死刑。主要针对案件性质为制造、贩卖毒品，涉及多人多宗犯罪，具有多次、大量、向多人贩卖及累犯、毒品再犯等情节的被告人。二是明确了氯胺酮的死刑数量标准。2007年“两高一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氯胺酮的“数量大”标准是1000克，与海洛因的“数量大”标准是20:1的关系。主要考虑当时氯胺酮的滥用情况尚不严重，涉氯胺酮犯罪的社会危害亦不是非常突出。而且，以往对涉氯胺酮犯罪案件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掌握得也较高。《纪要》规定对氯胺酮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近年来氯胺酮在我国的滥用人数不断增长，已上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第二，滥用氯胺酮造成的现实危害不断加大，因其兼具麻醉和致幻效果，实践中大量的自伤自残、暴力犯罪及“毒驾”案件多系由吸食氯胺酮引发。第三，制贩氯胺酮案件近年来呈迅速增长之势，有必要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此外，10:1的比例参考了《非法药物折算表》中氯胺酮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需要注意的是，《纪要》对氯胺酮死刑数量标准的规定，并不是对氯胺酮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全面调整；目前，对于涉氯胺酮非死刑案件，仍应适用2007年“两高一部”文件的规定，按照与海洛因20:1的比例掌握。（本文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3）关于其他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由于这些毒品的滥用范围和社会危害相对较小，有的还没有定罪量刑数量标准，故一般不宜适用死刑。但考虑到毒品犯罪形势发展变化很快，《纪要》也规定，对于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且涉案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大，不判处死刑难以体现罚当其罪的，必要时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

（五）缓刑、财产刑适用及减刑、假释问题 为进一步规范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与执行，加大惩处毒品犯罪力度，《纪要》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新规定，包括三方面内容。

1.关于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司法实践中存在毒品犯罪缓刑适用不够规范的问题，《纪要》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明确了从严掌握毒品犯罪缓刑适用条件的原则。《纪要》明确提出，对于毒品再犯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并结合审判实践规定，对于不能排除多次贩毒嫌疑的零包贩毒被告人，因认定构成贩卖毒品等犯罪的证据不足而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实施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犯罪及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限制缓刑适用。

2.关于毒品犯罪的涉案财物追缴及财产刑适用。毒品犯罪是典型的贪利型犯罪，应进一步加大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力度。《纪要》结合2013年新制定的刑诉法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对下列问题作出规范：一是规定了对毒品犯罪案件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的判缴问题。强调要依法追缴毒品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并明确规定了应予没收财物的具体范围。二是明确了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及判处没收财产刑的幅度问题。要求继续充分发挥财产刑的作用，结合案件和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罚金数额及没收财产刑的幅度，既要对毒品犯罪分子给予有力经济制裁，也要确保刑罚执行效果、避免形成空判。需要说明的是，该部分中“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是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的原文规定，主要是为了应对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在此予以保留。另外，对于判处无期徒刑的，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应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故《纪要》规定为“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关于毒品罪犯的减刑、假释。《纪要》第一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毒品罪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作出规定，要求对于具有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节的毒品罪犯，应当从严把握减刑条件并对其假释作出限制。

（六）累犯、毒品再犯问题

《大连会议纪要》在此方面已有一些规定，《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作了补充和完善。第一，《纪要》进一步明确了累犯、毒品再犯情节对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影响，强调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对累犯、毒品再犯依法从严惩处，并具体规定了其中几类严惩的重点。第二，《纪要》规定了同时具有累犯、毒品再犯情节的刑罚适用及法条引用问题。《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对此类被告人是否要重复予以从重处罚，实践中有不同认识。《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加以完善，区分两种情形作出规定：一是对于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但在量刑时不得重复予以从重处罚；二是对于因不同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量刑时的从重处罚幅度一般应大于前述情形，以体现区别。之所以规定为“一般”，是考虑到实践中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对于分别因罪行较轻的盗窃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而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对其从重处罚幅度未必大于因单一的严重贩卖毒品罪而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

（七）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 近年来，非法贩卖盐酸曲马多、安钠咖、美沙酮等麻精药品的案件不断出现。对此类案件如何定性，实践中存在不小争议，《纪要》对该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麻精药品通常具有双重属性，无论通过合法渠道销售还是非法渠道流通，只要被患者正常使用发挥疗效作用的，就属于药品；只有脱离管制被吸毒人员滥用的，才属于毒品。因此，列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的麻精药品并不等同于毒品，也并非所有非法贩卖麻精药品的行为都应当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纪要》根据贩卖对象作出区别规定：第一，对于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进行贩卖的，应当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第二，对于出于医疗目的，违反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向无资质的药品经营人员、私立医院、诊所、药店或者病人非法贩卖的，侵犯的是国家对药品的正常经营管理秩序，故不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定罪标准的，依法定罪处罚。需要说明的是，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向不特定对象贩卖麻精药品，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进行贩卖的，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一般不宜认定为贩卖毒品罪。

第二篇：2015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5〕129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2015〕1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

现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参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深入学习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水平，推动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至12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及部分中级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对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总结了近年来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总体形势和主要特点，明确了继续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审判指导思想，研究了毒品犯罪审判中遇到的若干法律适用问题，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禁毒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部署。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总体要求

禁毒工作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和人民福祉，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和坚决主张。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全面落实综合治理措施，有效遏制了毒品问题快速发展蔓延的势头，禁毒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听取禁毒工作专题汇报，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并下发了贯彻落实分工方案。国家禁毒委员会制定了《禁毒工作责任制》，并召开全国禁毒工作会议对全面加强禁毒工作作出部署。

依法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积极参与禁毒工作是人民法院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责任务。长期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决策部署，扎实履行刑事审判职责，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大力加强禁毒法制建设，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深入推进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毒品问题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高发多发期、毒品治理集中攻坚期，禁毒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禁毒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加强禁毒工作，治理毒品问题，对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幸福安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从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毒品问题的严峻性、长期性和禁毒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切实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对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

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运用刑罚惩治毒品犯罪，是 治理毒品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禁毒斗争的主要方式。面对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各级人民法院要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要继续依法严惩走私、制造毒品和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严厉打击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和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要加大对制毒物品犯罪、多次零包贩卖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惩处力度，严惩向农村地区贩卖毒品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要更加注重从经济上制裁毒品犯罪，依法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充分适用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并加大执行力度，依法从严惩处涉毒洗钱犯罪和为毒品犯罪提供资金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因吸毒诱发的杀人、伤害、抢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次生犯罪。要规范和限制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从严把握毒品罪犯减刑条件，严格限制严重毒品罪犯假释，确保刑罚执行效果。同时，为全面发挥刑罚功能，也要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突出打击重点，体现区别对待。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给予从宽处罚，以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要牢牢把握案件质量这条生命线，既要考虑到毒品犯罪隐蔽性强、侦查取证难度大的现实情况，也要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引导取证、举证工作围绕审判工作的要求展开，切实发挥每一级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确保案件办理质量。对于拟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在证据质量上要始终坚持最高的标准和最严的要求。

二是深入推进毒品犯罪审判规范化建设。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审判工作实际，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并解决审判中遇到的突出法律适用问题。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要加大审判指导力度，在做好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同时，通过编发典型案例、召开工作座谈会等形式，不断提高辖区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复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中发现的问题，要继续通过随案附函、集中通报、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强审判指导；对于毒品犯罪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适时制定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统一法律适用；对于需要与公安、检察机关共同解决的问题，要加强沟通、协调，必要时联合制发规范性文件；对于立法方面的问题，要继续提出相关立法建议，推动禁毒法律的修改完善。

三是不断完善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落实禁毒工作责任，按照《禁毒工作责任制》的要求和同级禁毒委员会的部署认真开展工作，将禁毒工作列入本单位整体工作规划，制定工作方案，抓好贯彻落实。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审判机构建设，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确定专门承担毒品犯罪审判指导任务的审判庭，毒品犯罪相对集中地区的高、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和工作需要，探索确立专门承担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合议庭或者审判庭。要建立健全业务学习、培训机制，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组织交流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毒品犯罪审判队伍专业化水平。要推动与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禁毒长效合作机制，在中央层面和毒品犯罪集中地区建立公检法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联席会议制度，探索建立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信息通报、反馈机制，提升打击毒品犯罪的合力。

四是加大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力度。要充分利用有利时机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最高人民法院和毒品犯罪高发地区的高级人民法院要将“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制度化，并利用网络、平面等媒体配合报道，向社会公众介绍人民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及禁毒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要加强日常禁毒法制宣传，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通过庭审直播、公开宣判、举办禁毒法制讲座、建立禁毒对象帮教制度、与社区、学校、团体建立禁毒协作机制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要突出宣传重点，紧紧围绕青少年群体和合成毒品滥用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要延伸审判职能，针对毒品犯罪审判中发现的治安隐患和社会管理漏洞，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加强源头治理、强化日常管控的意见和建议，推动构建更为严密的禁毒防控体系。

二、关于毒品犯罪法律适用的若干具体问题

会议认为，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较好地解决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面临的一些突出法律适用问题，其中大部分规定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仍有指导意义，应当继续参照执行。同时，随着毒品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与会代表对审判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但《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规定不尽完善的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就下列问题取得了共识。

（一）罪名认定问题

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吸毒者在购买、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行为人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应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购毒者接收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的毒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代收者明知是物流寄递的毒品而代购毒者接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购毒者有实施贩卖、运输毒品等犯罪的共同故意，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代收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贩卖毒品、在境内非法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传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行为人开设网站、利用网络聊天室等组织他人共同吸毒，构成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二）共同犯罪认定问题

办理贩卖毒品案件，应当准确认定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并与居中倒卖毒品行为相区别。居间介绍者在毒品交易中处于中间人地位，发挥介绍联络作用，通常与交易一方构成共同犯罪，但不以牟利为要件；居中倒卖者属于毒品交易主体，与前后环节的交易对象是上下家关系，直接参与毒品交易并从中获利。居间介绍者受贩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购毒者的，与贩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明知购毒者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受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的，与购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受以吸食为目的的购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与购毒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同时与贩毒者、购毒者共谋，联络促成双方交易的，通常认定与贩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居间介绍者实施为毒品交易主体提供交易信息、介绍交易对象等帮助行为，对促成交易起次要、辅助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从犯；对于以居间介绍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但在交易中超出居间介绍者的地位，对交易的发起和达成起重要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认定为主犯。

两人以上同行运输毒品的，应当从是否明知他人带有毒品，有无共同运输毒品的意思联络，有无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等方面综合审查认定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受雇于同一雇主同行运输毒品，但受雇者之间没有共同犯罪故意，或者虽然明知他人受雇运输毒品，但各自的运输行为相对独立，既没有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又分别按照各自运输的毒品数量领取报酬的，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受雇于同一雇主分段运输同一宗毒品，但受雇者之间没有犯罪共谋的，也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雇主，及其他对受雇者起到一定组织、指挥作用的人员，与各受雇者分别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对运输的全部毒品数量承担刑事责任。

（三）毒品数量认定问题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两种以上毒品的，可以将不同种类的毒品分别折算为海洛因的数量，以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总量作为量刑的根据。对于刑法、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应当按照该毒品与海洛因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比例进行折算后累加。对于刑法、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没有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但《非法药物折算表》规定了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的毒品，可以按照《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为海洛因后进行累加。对于既未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又不具备折算条件的毒品，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社会危害性、数量、纯度等因素依法量刑。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客观表述涉案毒品的种类和数量，并综合认定为数量大、数量较大或者少量毒品等，不明确表述将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总量。

对于未查获实物的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等）、MDMA片剂（俗称“摇头丸”）等混合型毒品，可以根据在案证据证明的毒品粒数，参考本案或者本地区查获的同类毒品的平均重量计算出毒品数量。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客观表述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的毒品粒数。

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购买的毒品数量无法查明的，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数量；确有证据证明其购买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不应计入其贩毒数量。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但司法解释另有规定或者为了隐蔽运输而临时改变毒品常规形态的除外。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制造毒品案件中，毒品成品、半成品的数量应当全部认定为制造毒品的数量，对于无法再加工出成品、半成品的废液、废料则不应计入制造毒品的数量。对于废液、废料的认定，可以根据其毒品成分的含量、外观形态，结合被告人对制毒过程的供述等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必要时可以听取鉴定机构的意见。

（四）死刑适用问题

当前，我国毒品犯罪形势严峻，审判工作中应当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死刑对于预防和惩治毒品犯罪的重要作用。要继续按照《大连会议纪要》的要求，突出打击重点，对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坚决依法判处。同时，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区别对待，做到罚当其罪，量刑时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当地的禁毒形势等因素，严格审慎地决定死刑适用，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1.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对于运输毒品犯罪，应当继续按照《大连会议纪要》的有关精神，重点打击运输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使、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枭、职业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运输毒品、以运输毒品为业、多次运输毒品等严重情节的被告人，对其中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

对于受人指使、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次数、犯罪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予以区别对待，慎重适用死刑。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又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尤其对于其中被动参与犯罪，从属性、辅助性较强，获利程度较低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对于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初次运输毒品的被告人，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尚不属数量巨大的，一般也可以不判处死刑。

一案中有多人受雇运输毒品的，在决定死刑适用时，除各被告人运输毒品的数量外，还应结合其具体犯罪情节、参与犯罪程度、与雇用者关系的紧密性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时判处二人以上死刑要特别慎重。

2.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

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应当与该案的毒品数量、社会危害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要尽量区分主犯间的罪责大小，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判处死刑；各共同犯罪人地位作用相当，或者罪责大小难以区分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二名以上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或者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

对于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的案件，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属罪行极其严重，即使共同犯罪人到案也不影响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的，可以依法判处在案被告人死刑；在案被告人的罪行不足以判处死刑，或者共同犯罪人归案后全案只宜判处其一人死刑的，不能因为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责大小难以准确认定，进而影响准确适用死刑的，不应对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

对于贩卖毒品案件中的上下家，要结合其贩毒数量、次数及对象范围，犯罪的主动性，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慎重、稳妥地决定死刑适用。对于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一般不能同时判处死刑；上家主动联络销售毒品，积极促成毒品交易的，通常可以判处上家死刑；下家积极筹资，主动向上家约购毒品，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考虑判处下家死刑。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综合上述因素决定死刑适用，同时判处上下家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

一案中有多名共同犯罪人、上下家针对同宗毒品实施犯罪的，可以综合运用上述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原则予以处理。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尽量将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密切关联的上下游案件进行并案审理；因客观原因造成分案处理的，办案时应当及时了解关联案件的审理进展和处理结果，注重量刑平衡。

3.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等）是以甲基苯丙胺为主要毒品成分的混合型毒品，其甲基苯丙胺含量相对较低，危害性亦有所不同。为体现罚当其罪，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甲基苯丙胺（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体可以根据当地的毒品犯罪形势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确定。

涉案毒品为氯胺酮（俗称“K粉”）的，结合毒品数量、犯罪性质、情节及危害后果等因素，对符合死刑适用条件的被告人可以依法判处死刑。综合考虑氯胺酮的致瘾癖性、滥用范围和危害性等因素，其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

涉案毒品为其他滥用范围和危害性相对较小的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的，一般不宜判处被告人死刑。但对于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且涉案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大，不判处死刑难以体现罚当其罪的，必要时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

（五）缓刑、财产刑适用及减刑、假释问题

对于毒品犯罪应当从严掌握缓刑适用条件。对于毒品再犯，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对于不能排除多次贩毒嫌疑的零包贩毒被告人，因认定构成贩卖毒品等犯罪的证据不足而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实施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犯罪及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缓刑适用。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依法追缴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充分发挥财产刑的作用，切实加大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力度。对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经查确属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如购毒款、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等，应当判决没收，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判处罚金刑时，应当结合毒品犯罪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获利情况、经济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罚金数额。对于决定并处没收财产的毒品犯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的，应当按照上述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确定没收个人部分财产的数额；判处无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死缓或者死刑的，应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于具有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节的毒品罪犯，应当从严掌握减刑条件，适当延长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严格控制减刑幅度，延长实际执行刑期。对于刑法未禁止假释的前述毒品罪犯，应当严格掌握假释条件。

（六）累犯、毒品再犯问题

累犯、毒品再犯是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即使本次毒品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对于曾因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刑的累犯、刑满释放后短期内又实施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在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实施毒品犯罪的再犯，应当严格体现从重处罚。

对于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但在量刑时不得重复予以从重处罚。对于因不同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量刑时的从重处罚幅度一般应大于前述情形。

（七）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

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上述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三篇：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通知，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通知要求各地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来，全国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禁毒法律和政策，始终把打击毒品犯罪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法严惩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分子，为净化社会环境，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禁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人民法院一定要从民族兴衰和国家安危的高度，深刻认识惩治毒品犯罪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贯彻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禁毒法的有关规定，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禁毒工作方针，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严厉打击严重毒品犯罪，积极参与禁毒人民战争和综合治理工作，有效遏制毒品犯罪发展蔓延的势头。

为了进一步加强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23日至24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出席座谈会并作讲话。座谈会在2000年在南宁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及其会议纪要、2004年在佛山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和2007年在南京市召开的“全国部分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基础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后毒品犯罪法律适用出现的新情况，适应审理毒品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的需要，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即“南宁会议纪要”）、有关会议领导讲话和有关审理毒品犯罪案件规范性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归纳完善，同时认真总结了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经验，研究分析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有关问题取得了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毒品案件的罪名确定和数量认定问题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如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认定贩卖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定运输毒品罪。对不同宗毒品分别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的，应对不同行为并列确定罪名，累计毒品数量，不实行数罪并罚。对被告人一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不实行数罪并罚，量刑时可综合考虑毒品的种类、数量及危害，依法处理。

罪名不以行为实施的先后、毒品数量或者危害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条文规定的顺序表述。如对同一宗毒品制造后又走私的，以走私、制造毒品罪定罪。下级法院在判决中确定罪名不准确的，上级法院可以减少选择性罪名中的部分罪名或者改动罪名顺序，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也可以改变罪名，但不得增加罪名。

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

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应当按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的数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计入在内。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代购者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盗窃、抢夺、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抢夺罪或者抢劫罪定罪，但不计犯罪数额，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定罪量刑。盗窃、抢夺、抢劫毒品后又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对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和所犯的具体毒品犯罪分别定罪，依法数罪并罚。走私毒品，又走私其他物品构成犯罪的，以走私毒品罪和其所犯的其他走私罪分别定罪，依法数罪并罚。

二、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

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必须依法严惩毒枭、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重要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对被告人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做到区别对待。近期，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应当结合本地毒品犯罪的实际情况和依法惩治、预防毒品犯罪的需要，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毒品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恰当把握。量刑既不能只片面考虑毒品数量，不考虑犯罪的其他情节，也不能只片面考虑其他情节，而忽视毒品数量。

对虽然已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但是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不判处死刑；反之，对毒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也可以判处死刑。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刑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慎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1）具有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2）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毒品再犯、累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3）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向多人

贩毒，在毒品犯罪中诱使、容留多人吸毒，在戒毒监管场所贩毒，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毒品犯罪，或者职业犯、惯犯、主犯等情节的；（4）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5）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且没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1）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2）已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计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3）经鉴定毒品含量极低，掺假之后的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或者有证据表明可能大量掺假但因故不能鉴定的；（4）因特情引诱毒品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5）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6）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确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7）共同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责任大小难以区分的；（8）家庭成员共同实施毒品犯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对较轻的；（9）其他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三、运输毒品罪的刑罚适用问题

对于运输毒品犯罪，要注意重点打击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应、接货的毒品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对于运输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枭、职业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毒品犯罪、以运输毒品为业、多次运输毒品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按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实际掌握的数量标准，从严惩处，依法应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判处死刑。

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他们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与幕后的组织、指使、雇佣者相比，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对于运输毒品犯罪中的这部分人员，在量刑标准的把握上，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和前述具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不应单纯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

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不能证明被告人系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的，可以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

涉嫌为贩卖而自行运输毒品，由于认定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因而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不同于单纯的受指使为他人运输毒品行为，其量刑标准应当与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有所区别。

四、制造毒品的认定与处罚问题

鉴于毒品犯罪分子制造毒品的手段复杂多样、不断翻新，采用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情况大量出现，有必要进一步准确界定制造毒品的行为、方法。制造毒品不仅包括非法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炼和用化学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也包括以改变毒品成分和效用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如将甲基苯丙胺或者其他苯丙胺类毒品与其他毒品混合成ma古或者yao头丸。为便于隐蔽运输、销售、使用、欺骗购买者，或者为了增重，对毒品掺杂使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质，不属于制造毒品的行为。

已经制成毒品，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可以判处死刑；数量特别巨大的，应当判处死刑。已经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既遂论处。购进制造毒品的设备和原材料，开始着手制造毒品，但尚未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未遂论处。

五、毒品含量鉴定和混合型、新类型毒品案件处理问题

鉴于大量掺假毒品和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不断出现，为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保证毒品案件的审判质量，并考虑目前毒品鉴定的条件和现状，对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7年12月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毒品含量鉴定；对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亦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

对于含有二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应进一步作成分鉴定，确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对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已规定了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按照刑法、司法解释等规定适用刑罚；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没有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有条件折算为海洛因的，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的数量后适用刑罚。

六、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

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

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

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予以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不能排除“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七、毒品案件的立功问题

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信息，属于被告人应当供述的范围。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抓获同案犯的，不应认定其有立功表现。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过程中确实起到协助作用的，例如，经被告人现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有关机关据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交代了与同案犯的联系方式，又按要求与对方联络，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犯等，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关于立功从宽处罚的把握，应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为标准。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毒枭、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职业毒犯、毒品惯犯等，由于掌握同案犯、从犯、马仔的犯罪情况和个人信息，被抓获后往往能协助抓捕同案犯，获得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幅度的大小，应当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即应结合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立功大小综合考虑。要充分注意毒品共同犯罪人以及上、下家之间的量刑平衡。对于毒枭等严重毒品犯罪分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其罪行极其严重，只有一般立功表现，功不足以抵罪的，可不予从轻处罚；如果其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首要分子、主犯，功足以抵罪的，原则上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协助抓获的只是同案中的从犯或者马仔，功不足以抵罪，或者从轻处罚后全案处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轻处罚。相反，对于从犯、马仔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毒枭、首要分子、主犯的，应当从轻处罚，直至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被告人亲属为了使被告人得到从轻处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人的，不能视为被告人立功。同监犯将本人或者他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告知被告人，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如经查证属实，虽可认定被告人立功，但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幅度大小，应与通常的立功有所区别。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如从国家工作人员处贿买他人犯罪信息，通过律师、看守人员等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立功，也不能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八、毒品再犯问题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只要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不论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是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都是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

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应当在对其所犯新的毒品犯罪适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从重处罚的规定确定刑罚后，再依法数罪并罚。

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

九、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

毒品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如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已到案被告人为共同犯罪，或者能够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的，应当依法认定。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仅在客观上为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上下家，不构成共同犯罪，但为了诉讼便利可并案审理。审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区分主犯和从犯，应当以各共同犯罪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根据。要从犯意提起、具体行为分工、出资和实际分得毒赃多少以及共犯之间相互关系等方面，比较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纠集、组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受雇佣、受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是要正确认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从犯的毒品犯罪数量。对于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集团毒品犯罪的总数量处罚；对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应按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对于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毒品犯罪的数量处罚。

三是要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罪责大小确定刑罚。不同案件不能简单类比，一个案件的从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大，但对这一案件从犯的处罚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不分主从犯而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或者实际上都按主犯处罚，一律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对于共同犯罪中有多个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处罚上也应做到区别对待。应当全面考察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差别，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对罪责或者人身危险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依法判处更重的刑罚。

十、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

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

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十一、毒品案件的管辖问题

毒品犯罪的地域管辖，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实行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考虑到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和毒品犯罪侦查体制，“犯罪地”不仅可以包括犯罪预谋地、毒资筹集地、交易进行地、运输途经地以及毒品生产地，也包括毒资、毒赃和毒品藏匿地、转移地、走私或者贩运毒品目的地等。“被告人居住地”，不仅包括被告人常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也包括其临时居住地。

对于已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管辖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或者受案法院发现没有管辖权，而案件由本院管辖更适宜的，受案法院应当报请与有管辖权的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依法指定本院管辖。

十二、特定人员参与毒品犯罪问题

近年来，一些毒品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雇佣孕妇、哺乳期妇女、急性传染病人、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等特定人员进行毒品犯罪活动，成为影响我国禁毒工作成效的突出问题。对利用、教唆特定人员进行毒品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和教唆者，要依法严厉打击，该判处重刑直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对于被利用、被诱骗参与毒品犯罪的特定人员，可以从宽处理。

要积极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沟通协调，妥善解决涉及特定人员的案件管辖、强制措施、刑罚执行等问题。对因特殊情况依法不予羁押的，可以依法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并根据被告人具体情况和案情变化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十三、毒品案件财产刑的适用和执行问题

刑法对毒品犯罪规定了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司法实践中应当依法充分适用。不仅要依法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还要严格依法判处被告人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刑，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难以查清、难以分割或者难以执行，就不依法判处财产刑。

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财产刑执行力度。要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协作，对毒品犯罪分子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依法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防止犯罪分子及其亲属转移、隐匿、变卖或者洗钱，逃避依法追缴。要加强不同地区法院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毒品犯罪分子的财产在异地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要落实和运用有关国际禁毒公约规定，充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等渠道，最大限度地做好境外追赃工作。

第四篇：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１９９９〕２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

现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望认真贯彻执行。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７日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落实１９９９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 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以下简称“上海会议”）关于推进人民法院改革、切实把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的精神，进一步探索和开拓刑事审判为农村稳 定和农业发展服务的工作思路，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８日至１０日在山 东省济南市召开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解 放军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也派代表参加会 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与会同志总结交流了近年来自地法院审理农村中刑事案件的情况和经验，分析 了当前农村治安形势和农村中刑事案件及农民犯罪的特点，认真讨论了当前审理农 村几类主要刑事案件和农民犯罪案件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维护农村稳定提出了明确要求，现纪要如下：

一

会议认为，农村稳定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权、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农业发展，是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犯罪中农民占大 多数的状况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稳定、农业稳步 发展、农村治安形势总的是平稳的，这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影响治安 稳定的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其主要特点表现为：

一是农村社会矛盾复杂化，有的导致群体性械斗和上访事件，有的激化为严重 治安犯罪案件；二是非法宗教和邪教组织在一些农村乡镇有重新抬头之势；三是农 村金融和市场管理秩序混乱，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严重影响农村稳定和农业发 展；四是农民间因生产生活、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等内部矛盾激化为刑事犯罪的情 况比较突出。这一状况，如不得到有效控制，长期下去，将导致党和政府在农村依 靠的基本队伍结构发生变化，不利用于基层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五是一些地方出现 的“村霸”、“乡霸”等恶势力及封建宗族势力横行乡里，有的犯罪团伙带有明显的黑社会组织性质，成为威胁农村治安稳定的一大祸端；六是卖淫嫖娼、贩卖、吸 食毒品，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发展蔓延，诱发了多种犯罪。以上问 题，在广大农村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还很突出，不仅影响农村的稳定、改革和农

业的发展，也与整个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尤其值得重视是，农村中刑事犯罪案件 和农民犯罪案件在我国所有刑事犯罪案件和罪犯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特别是在杀 人、抢劫、盗窃、伤害案件中，农民罪犯占了大部分，所占比例连年上升。在判处 死刑的罪犯中，农民罪犯所占的比例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

上述情况表明，农村中农民犯罪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治安形势的走向。解决好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找到了 我国解决犯罪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认真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对策意见。对于解决农村稳定、全国社会治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认为，涉及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直接关系到党在 农村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正确处理好这类案件，不仅仅是审判 工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此，加强对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 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维护农村和整个社会稳定，应当始终是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重 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二

会议在认真学习《决定》和“上海会议”文件的基础上，结合执行刑法、刑事

诉讼法的审判实践，对审理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 了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 害农村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以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一定要继续坚持从重 从快严厉打击的方针。要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的特点，将经常性“严打”和集中打击、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有效地遏制严重刑事犯罪活 动蔓延的势头，尽一切努力维护好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同时，对正确适用法律，处理好农村常见多发案件，全面、正确掌握党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致意见： @@

（一）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

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 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 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 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 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要注意严格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在直接故意杀人与间接故意 杀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不同的，在处刑上也应有所区别。间接故意 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虽然都造成了死亡后果，但行为人故意的性质和内容是 截然不同的。不注意区分犯罪的性质和故意的内容，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处死刑的 做法是错误的，这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予以纠正。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手段 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以判处死刑。

要准确把握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参照１９９６年国家

技术监督局颁布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以下简称“工伤标准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残疾”是指下列情形之一：被害人

身体器官大部缺损、器官明显畸形、身体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碍、造成严重并发症等。残疾程序可以分为一般残疾（十至七级）、严重残疾（六至三级）、特别严重残 疾（二至一级），六级以上视为“严重残疾”。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可统一参 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实践中，并不是只要达到“严重残疾”就判处死刑，还要根据伤害致人“严重残疾”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来决 定刑罚。故意伤害致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只有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的，才能考虑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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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盗窃案件

要重点打击的是：盗窃农业生产资料和承包经营的山林、果林、渔塘产品等严 重影响和破坏农村经济发展的犯罪；盗窃农民生活资料，严重影响农民生活和社会 稳定的犯罪；结伙盗窃、盗窃集团和盗、运、销一条龙的犯罪；盗窃铁路、油田、重点工程物资的犯罪等。

对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盗窃惯犯、累犯，盗窃活动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要 依法从严惩处。对于盗窃牛、马、骡、拖拉机等生产经营工具或者生产资料的，应 当依法从重处罚。对盗窃犯罪的初犯、未成年犯，或者确因生活困难而实施盗窃犯 罪，或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的，应当注意体现政策，酌情从轻处罚。其中，具备判 处管制、单处罚金或者宣告缓刑条件的，应区分不同情况尽可能适用管制、罚金或 者缓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 入户盗窃”的“户”，是指家庭及其成员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生活场所，包括封闭的 院落、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帐蓬以及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等。集生活、经营于一体的处所，在经营时间内一般不视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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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

修订后的刑法将原“流氓罪”分解为若干罪名，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更有

利于打击此类犯罪，也便于实践中操作。对实施多种原刑法规定的“流氓”行为，构成犯罪的，应按照修订后刑法的罪名分别定罪量刑，按数罪并罚原则处理。对于 团伙成员相对固定，以暴力、威胁手段称霸一方，欺压百姓，采取收取“保护费”、代人强行收债、违规强行承包等手段，公然与政府对抗的，应按照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处理；其中，又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的，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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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破坏农业生产坑农害农案件

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坑农害农案件，要及时依法处理。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要注意尽最大可能挽回农民群众的损失。被告人积极赔偿损失的，可以考虑适当从轻处罚。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的，要分别不同情况处理：受害群众较多的，应依靠 当地党委，并与有关政法部门协调，尽量通过公诉程序处理；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 诉并符合自诉案件立案规定的，应当立案并依法审理。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所造成的损失数额标准，在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前，各高级 法院可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参照执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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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村民群体械斗案件

处理此类案件要十分注意政策界限。案件经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后，要征求当 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既要严格依法办事，又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把 处理案件与根治械斗发生的原因结合起来，防止发生意外和出现新的矛盾冲突。要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正确适用刑罚。处理的重点应是械斗的组织者、策划 者和实施犯罪的骨干分子。一般来说，械斗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应对组织、策划的 犯罪承担全部责任；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负责。要注意缩 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积极参与犯罪的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 中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适用缓刑；对被煽动、欺骗、裹挟而参与械斗，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要注意做好被害人的工作。对因参与械斗而受伤的被害人，也应指出其行为的 违法性质；对因受害造成生产、生活上困难的，要协助有关部门解决好，努力依法 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对立情绪，根除伺机再度报复的潜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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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

要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和以拐卖妇女、儿童为常业的 “人贩子”。

要严格把握此类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 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 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 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 方相互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或者确属介绍收养，并经被收养人父母同意的，尽管 介绍的人数较多，从中收取财物较多，也不应作犯罪处理。

三

会议在认真分析了农村中犯罪、农民犯罪的原因和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 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和现状，对处理农村中犯罪案件和农民犯罪案件应当把握的政策 界限进行了研究；对正确处理以下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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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正确处理干群关系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问题

开庭审理此类案件，一般要深入发案地，认真查清事实，了解案件发生真实原 因，分清双方责任，合情、合理、合法地予以处理。

对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欺压百姓、胡作非为，严重损害群众和集体利益，构成 犯罪的，要依法严惩；对只是因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构成犯罪的，要做好工作，取得 群众谅解后，酌情予以处理。

对抗拒基层组织正常管理，纯属打击报复农村干部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依法严 惩；对事出有因而构成犯罪的农民被告人，则要体现从宽政策。群体事件中，处罚 的应只是构成犯罪的极少数为首者和组织者；对于其他一般参与的群众，要以教育 为主，不作犯罪处理。

要充分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充分征求有关部门对此类案件判决的意见。对当 地政府强烈要求判处死刑的案件，要了解有关背景。对于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不 能因为担心被告方人多势众会闹事而不判处死刑；相反，对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也 不能因为被害方闹事就判处死刑。要依靠党政部门努力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 未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不要急于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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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对农民被告人依法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问题

对农民被告人适用刑罚，既要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又要充分考虑到农 民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依靠当地党委做好相关部门的工作，依法适当多适用非监 禁刑罚。对于已经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或者法律规定有管制刑的，应 当依法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管制刑。对于罪行较轻且认罪态度好，符合宣告缓刑条 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

要努力配合有关部门落实非监禁刑的监管措施。在监管措施落实问题上可以探 索多种有效的方式，如在城市应加强与适用缓刑的犯罪人原籍的政府和基层组织联 系落实帮教措施；在农村应通过基层组织和被告人亲属、家属、好友做好帮教工作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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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集体财产犯罪的定性问题

为了保证案件的及时审理，在没有司法解释规定之前，对于已起诉到法院的这 类案件，原则上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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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财产刑问题

凡法律规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均应当依法并处，被告人的执行能力不 能作为是否判处财产刑的依据。确实无法执行或不能执行的，可以依法执行终结或 者减免。对法律规定主刑有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同时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 的，如决定判处死刑，只能并处没收财产；判处无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也可以并处罚金；判处有期徒刑的，只能并处罚金。

对于法律规定有罚金刑的犯罪，罚金的具体数额应根据犯罪的情节确定。刑法 和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判处；没有规定的，各地可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 和具体情况，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统一规定参照执行的数额标准。

对自由刑与罚金刑均可选择适用的案件，如盗窃罪，在决定刑罚时，既要避免 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又要克服机械执法只判处自由刑的倾向。对于可执行财产刑 且罪行又不严重的初犯、偶犯、从犯等，可单处罚金刑。对于应当并处罚金刑的犯 罪，如被告人能积极缴纳罚金，认罪态度较好，且判处的罚金数量较大，自由刑可 适当从轻，或考虑宣告缓刑。这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因为罚金刑也是刑罚。被告人犯数罪的，应避免判处罚金刑的同时，判处没收部分财产。对于判处没 收全部财产，同时判处罚金刑的，应决定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再执行罚金刑。@@

（五）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应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 犯罪行为侵犯和财物被犯罪行为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 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对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 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通过追缴 赃款赃物、责令退赔的途径解决。如赃款赃物尚在的，应一律追缴；已被用掉、毁 坏或挥霍的，应责令退赔。无法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 节予以考虑。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在没有司法解释规定之前，应注意把握以下原 则：一是要充分运用现有法律规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补偿被害人因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物质损失应包括已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将来 必然遭受的损失。二是赔偿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 和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三是要适当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包 括现在的赔偿能力和将来的赔偿能力，对未成年被告人还应考虑到其监护人的赔偿 能力，以避免数额过大的空判引起的负面效应，被告人的民事赔偿情况可作为量刑 的酌定情节。四是要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起诉的，对 于没有构成犯罪的共同致害人，也要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未成年致害人由其法定 代表人或者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逃的同案犯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 告人。关于赔偿责任的分担：共同致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学校等单位内 部发生犯罪造成受害人损失，在管理上有过错责任的学校等单位有赔偿责任，但不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交通肇事犯罪的车辆所有人（单位）在犯罪分子无赔偿能力的 情况下，承担代为赔偿或者垫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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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刑事自诉案件问题

要把自诉案件的立案关。有的地方为了便于具体操作，制定了具体立案标准，也有的地方实行“立案听证”，让合议庭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审查证据材料，决 定是否立案。这些做法可以进一步总结，效果好的，可逐步推广。

要注重指导和协助双方当事人自行取证举证。由于广大农民群众法律水平尚不 高，个人取证有相当难度，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如果因证据 不足而简单、轻率地决定对自诉案件不予受理，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引发新的刑 事案件。因此，对于当事人所举证据不充分的，在指导自诉人取证的基础上，对于 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查取证。

要正确适用调解。调解应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依法进行，不能强迫调解，更不能违法调解。

要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和刑罚。自诉案件经审查初步认定构成犯罪且较为严重的，对有可能逃避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被告人，要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对可能 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或者能及时到案，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被告人，不应当决定逮捕。在处刑上，对自诉案件被告人更应当注意尽量依法多适用非监 禁刑罚。

第五篇：辽宁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全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中级、基层法院、大连海事法院：

现将全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印发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全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2009年4月2日，全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与会同志就当前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会议讨论形成的纪要如下：

一、房地产部分

1.关于不动产确权诉讼与不动产亲属登记的关系

针对已登记在一方当事人名下并已取得权属证书的不动产，另一方当事人就权属争议提起民事诉讼的，如该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案件起诉条件的规定，应按民事案件审理，并就该权属争议作出裁判。

2.关于当事人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审理

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未能就拆迁、安置、补偿问题达成协议的前提下，一方当事人就拆迁、安置、补偿争议提起民事诉讼的，不应以民事案件受理，应告知当事人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处理。拆迁人没有拆迁行政依据，擅自违法拆除或损毁被拆迁人房屋的，如果被拆迁人提起侵权赔偿诉讼，应当以民事案件审理。

3.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征地补偿

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对非土地所有权人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土地使用权，依法应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当事人之间约定了补偿标准，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了补偿标准的，应按民事案件审理，并按约定的标准判决补偿。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补偿标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也没有规定补偿标准的，不宜按民事案件审理。

4.关于公有房屋承租使用权使用权纠纷的审判原则

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公有房屋承租使用权的转让、交换、出租、侵权及居住使用等问题发生的纠纷，属民事争议，应按民事案件审理。

公有房屋所有权单位与公有房屋承租使用权人、本单位职工或职工家属之间因公有房屋承租使用权的分配、回收、发证、房改等问题发生的纠纷，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应按民事案件审理。

审理公有房屋承租使用权纠纷案件，应当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条件的角度，依法保护公有房屋承租使用权人、共同居住人的居住使用权。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民法原则，维护交易、流转秩序。

5.关于农村住宅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当事人之间一并转让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住宅房屋所有权的房屋买卖合同，买卖双方为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买卖双方为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也可以认定合同有效。城镇居民买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住宅房屋的，原则上应认定合同无效，处理此类案件，应当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综合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关系。

6.关于抵押在先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

房屋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后转让抵押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抵押人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提存，抵押权人不得再将该房屋行使抵押权，当事人另有规定的除外。房屋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房屋的，抵押权人请求行使抵押权或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应予以支持。但抵押人清偿债务抵押权灭失，或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抵押权灭失的除外。

房屋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未告知买受人抵押事项而转让抵押房屋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应予支持。但抵押权人追认转让或抵押人清偿债务抵押权灭失的除外。

抵押房屋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权人不得对抗房屋买受人。7.关于房屋继承人的优先购买权

房屋出租人整体转让建筑物，不能独立于该建筑的部分房屋的承租人主张优先购买权，不应予以支持。

房屋出租人委托拍卖出租房屋的，出租人应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拍卖日七日前通知承租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以参加拍卖竞价的方式实现。

房屋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转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由实际租用房屋的承租人享有。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承租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8.关于实际施工人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结算诉讼

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诉请结算工程价款，实际施工人仅以转包人、分包人或发包人之一为被告提起诉讼的，应向实际施工人释明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可依实际施工人的申请追加其他当事人为被告或第三人。实际施工人不提出申请的，可依职权通知其他当事人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标准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建设工程尚未竣工验收，但已完工部分质量合格，当事人均同意 解除合同或合同已丧失继续履行条件的，实际施工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标准支付已完工部分的工程价款，应予支持。已完工部分存在施工质量问题的，在实际施工人以无偿修复或支付修复价款的方式承担质量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支持实际施工人参照合同约定标准支付已完工部分工程价款的请求。

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或分包人之间订立合同、约定了工程价款结算标准的，参照该标准结算；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或分包人之间没有订立合同、没有约定工程价款结算标准的，参照转包人或分包人与发包人约定的标准结算。

实际施工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由转包人、分包人承担给付责任。发包人只在欠付转包人、分包人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给付责任。发包人与转包人、分包人怠于结算或隐瞒结算事实的，由转包人、分包人与发包人共同对实际施工人承担工程价款的给付责任。9.关于建筑采光权侵权赔偿

违反城市规划审批要求建设的违法、违规建筑，造成相邻建筑采光条件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的，违法、违规建筑物所有人应当对相邻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赔偿标准应参照侵权程度、相邻房屋使用功能降低幅度、价值降低幅度等因素综合确定。

当事人以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请求相关赔偿的，不应按民事案件审理。

二、传统民事部分

10.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的精神，户籍在农村的受害人，如果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的，有关人身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

11.关于《辽宁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适用

《辽宁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于每年5月1日左右由省法院和省公安厅根据省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上一相关统计数据联合公布。审判实践中，应以第一次一审程序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日为基准日，适用此前最新公布的赔偿标准。案件上诉或发回重审期间新公布的赔偿标准，不适用于本案。

12.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伤残等级鉴定标准

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残，应当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

因工伤事故造成的伤残，应适用于《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标准。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的伤残，比照适用该标准。

因医疗事故造成的伤残，应当适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因医疗过错造成的伤残，比照适用该标准。

因其他原因造成的伤残，比照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13.关于受害人伤残等级或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与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计算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考虑受害人伤残等级或丧失劳动能力程度。

实践中，应当以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为基数，根据受害人伤残等级或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折算相应的赔偿数额。

14.关于多重伤残等级并存的赔偿标准 在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如果受害人形成两处以上同等级伤残，可按上一等级伤残的标准确定赔偿数额。

如果受害人形成两处以上同等级伤残，可参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附录B规定的多等级伤残的综合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

15.关于受害人死亡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在近亲属之间的分配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死亡受害人的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均参加诉讼，且均要求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分配的，可在案件处理中一并进行分配。

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在死亡受害人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之间进行分配。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可在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之间进行分配。

死亡赔偿金原则上应平均分配。对生活特殊困难的继承人可给与适当照顾。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平均分配。

16.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胎儿份额

父母遭受人身损害致残或死亡的，在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时，应当为已经怀孕、尚未出生的胎儿预留赔偿份额，自出生时起计算至十八周岁，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该赔偿义务灭失，但受胎儿因素影响而降低的其他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份额应当重新计算。胎儿出生后死亡的，该笔赔偿款按婴儿的遗产处理。17.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裁判标准

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遭受侵害，造成死亡、残疾后果的，或其他人格权遭受侵害，造成严重精神痛苦的，受害人或其近亲属请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应予支持。

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应综合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六项因素，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十一）项的规定计算。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六年；造成受害人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三年。

注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18.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应在充分释明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

因医疗机构的原因导致案件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可根据患者所受人身损害的程度，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比照相应等级的医疗事故处理。因患方的原因导致案件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可推定不构成医疗事故。

双方当事人均不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经鉴定确定不构成医疗事故，而医疗机构确有过错，且因果关系成立的，可以根据患者所受人身损害的程度，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相应标准，判决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19.关于工伤保险待遇与第三人侵权赔偿的关系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其近亲属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伤害，既请求工伤保险待遇，又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均应予以支持。

20.关于出租汽车及挂靠运营车辆的事故责任承担

出租汽车或挂靠运营车辆肇事后，应由责任方车主承担主要的事故赔偿责任。

若受害方提出请求，可根据出租汽车公司或被挂靠单位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其对运营车辆管理的紧密程度以及车辆运营收益的分配情况等因素，确定出租汽车公司或被挂靠单位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责任的大小。

21.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

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责任人为被告，以承保交强险或第三者责任商业险的保险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提起诉讼的，应通知保险公司参加诉讼。当事人未提出相关申请的，可依职权通知保险公司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保险公司已全部履行其承保人义务的除外，保险公司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保险赔付责任。

22.关于客货运输合同违约赔偿诉讼与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赔偿诉讼的关系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遭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乘客或托运人，既可以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请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也可以依据《民法通则》及相 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请求事故责任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受诉法院应在充分释明的基础上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当事人在同一诉讼中同时提出上述两种请求的，应当判决事故责任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承运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3.关于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区别标准

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承揽关系中，承揽人提供的是工作成果。雇佣关系中，雇员提供的是劳动本身；第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独立安排自己的工作。雇佣关系中，雇员的工作受雇主支配；第三，承揽关系中，承揽人获取报酬以提供符合约定的工作成果为条件。雇佣关系中，雇员获取报酬以提供劳动为条件。24.关于请求返还彩礼的适应条件

《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三项彩礼返还条件属原则性规定，审判实践中遇到特殊情况，可根据该原则性规定的精神灵活掌握。对于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同居时间较长，甚至生育子女的，当事人返还彩礼的请求原则上不应予以支持。

25.关于村委会成员在履行职务期间受伤害或致人伤害的赔偿责任

村民委员会成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由村民委员会承担民事责任。村民委员会成员在执行职务中因故意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与村民委员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村民委员会承担连带责任的，可以向行为人追偿。村民委员会成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村民委员会成员在执行职务中受到人身伤害的，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的，村民委员会应当予 以适当的经济补偿。

26.关于村民组的诉讼代表人

以村民组为诉讼主体的民事案件，应当以村民组组长为诉讼代表人。无村民组长的，应当由村民组成员推选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

三、诉讼程序部分

27.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后的民事诉讼

民事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当事人，已经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再就同类请求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单就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应予以审理。

当事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采取追缴、退赔或损失赔偿措施后，就未能弥补的损失部分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予以审理。

28关于当事人超时限举证、超时限提出有关申请的处理

被告在庭前、当庭提出初次答辩意见，或对原答辩意见作出实质性变更的，若原告要求重新收集证据，应当准许。

当事人超出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经合议庭评议，如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平的，可以组织当事人对该项证据进行质证，但应当为对方当事人保留收集相反证据，准备质证意见的合理期间。

当事人超出举证期限申请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司法鉴定、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反诉的，经合议庭评议，如不予以准许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可以准许其请求，但应当为对方当事人保留重新收集证据、重新准备答辩意见的合理期间。

当事人提交证据、申请调查取证、申请证据保全、申请司法鉴定、增加或变 更诉讼请求、提出反诉的最后期限，为一审程序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前。

29.关于虚拟债务恶意诉讼的防范

针对债务关系简单、证据材料单薄、当事人主张一致或相近的大额债务纠纷案件，应当认真审查债务关系的形成过程。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交证明债务关系形成过程的证据材料，必要时可依职权调查取证。

债务形成过程清楚可信、证据材料充分的案件，可依法判决支持债权人的诉讼请求，调解结案的，不宜采取以物抵债的处理方案。

债权债务关系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案件，应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对主要案件事实和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争议或争议不大的，可动员双方诉讼外自行和解。

30.关于离婚案件的缺席审理

审理离婚案件，对于传票送达到被告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

对于原告主张被告下落不明，要求公告送达的，应向被告的其他近亲属核实有关情况，确属被告下落不明的，可公告送达、缺席审理。

对于原告或被告的其他近亲属能够提供被告有效联络方式的，应设法送达到本人，不宜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31.关于历史遗留劳动争议的审理

因企业改制，下岗分流等政策性原因形成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涉及面广、政策性较强、敏感度较高，处理此类案件，必须紧紧依靠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从大局着眼，以稳定为先，综合采取多种有效手段，力争平稳妥善地化解 矛盾纠纷。

以上内容，供全省各级法院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参考，如与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相抵触，应以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准，如在实际审判中遇到新情况，请及时反馈到省法院民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