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创新生态 深化供给侧改革

第一篇：构筑创新生态 深化供给侧改革

构筑创新生态 深化供给侧改革

——公司孵化基地构架方案

为贯彻落实书记在调研经济发展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总公司结合孵化基地近期工作规划，积极推进xx区“双创”和互联网金融创建等工作，狠抓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经开区经济稳步向好，实现浴火重生，逐步振兴崛起。

一、积极打造xx中心

从2015年10月份起，公司就积极与xx公司联络合作运营孵化基地的相关事宜，经过不断沟通了解，最终取得了高度共识，目前合作协议正在最终确定中。合作的目标是将孵化基地建成为京晋协同创新共同体示范基地和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这与书记在调研时提出的太原要“走在前列”的目标不谋而合。建成后的创新中心将畅通xx与xx的资源互动，要进一步谋划一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有力、有度、有效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大任务；打造协同创新平台；将推动创新中心与周边地区功能联动，以产兴城，以城促产；要构建创新产业体系，一手抓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手抓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提高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将加快技术、资金、人才等高端要素聚集，营造新生态系统，打造“双创”基地；将成为xx对接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新引擎和先行区。公司争取今年8月份签订和xx公司的运营协议。

二、大力推进“双创”示范城市建设工作

公司将紧紧围绕xx建设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为目标，拟将孵化基地打造成为 “双创、金融” 中心试点，公司拟在孵化基地引进了众创空间、小企业创业基地、科技孵化器、商贸企业集聚区、微型企业孵化器等创业创新载体，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创业创新模式。“双创”中心的建设将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可以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跃起来。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区的“双创”工作，公司将构建全新的创新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藩篱，激活一切创新发展的源泉和力量。

三、构筑互联网金融，发展小额再贷款

为进一步明晰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公司狠抓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力求稳步推进去产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引进互联网金融中心项目，并积极发展小额再贷款的发展，寻求整合各方力量的途径，探索金融创新体制机制的方法，针对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进行行业分析、指数研究、专业咨询、人才培养和信息交流，着力打造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研究、交流、培训、投融资平台，不断发展xx区的金融创新。

第二篇：创新驱动和供给侧改革心得体会（范文）

创新驱动和供给侧改革心得体会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西方供应学派思路的翻版，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的回归，而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这一改革的关键是，要让政策机制与市场机制相互配合，形成推动中国经济步入转型升级健康轨道的合力。

最近，国务院连续召开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确定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措施，值得关注。上述举措接连推出，与今年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联密切。结合近期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信号，大体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以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研判中国经济发展成效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眼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扑朔迷离的世界经济走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趋加深。前不久，在中国欢度传统春节之际，全球股市突遭“黑色一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探，市场需求萎靡不振，国际机构纷纷下调经济增速预期。种种迹象表明，今年经济增长难度将大于去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为严峻。因此，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全年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从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以创新的思维坚持扩大开放，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之举。其部署与政策安排重点将放在加快服务贸易发展，优化外贸结构上。与此同时，在解决国内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上，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和社会政策相互配合，业已显露端倪。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重点抓好“去”的同时，在“补”的方面，亦有许多不同以往的创新之举。

进一步观察还可发现，为进一步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通道，尽快形成新的生产力，中央决定在科技成果自主转移、科技人员兼职开展成果转化等方面进一步松绑，加大对科技人员和开展科研、成果转化等工作奖励力度。紧紧抓住“人”这个关键因素，进一步释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大动能，势必会为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添新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西方供应学派思路的翻版，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的回归，而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这一改革的关键是，要让政策机制与市场机制相互配合，形成推动中国经济步入转型升级健康轨道的合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也许不会给经济增速带来明显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增 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将不断累积积极效果，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从量变到质变，逐步实现转型升级的预期目标，而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第三篇：供给侧改革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四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

专业：会计一班 姓名：郭嘉玮 学号：***

2016年十大流行语：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众；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标；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七、供给侧；

八、葛优躺；

九、套路；

十、蓝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一下何为供给侧改革，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看待中国经济摆脱“速度情结”。

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虽然经济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我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是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给”学说就已经被我国一些经济学者提出，这一学说的最初提出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主张一经提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持续发酵，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同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正式提上我国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将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偏移。这一重大转向有望迎来中国经济实质性突破和转折。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结构性矛盾和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这集中表现在部分重要指标回升基础不牢、短期波动较大、筑底趋势未明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将对经济尽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转嫁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希望供给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对此专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随着经济体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供给侧改革让中国经济“迅速回升”无疑是过时思维和急躁心态的体现。增速回落符合规律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随着其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个公认的规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近日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6%—7%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这一高增长率，而“新常态”可以成为中国加快改革和对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的一次机会。“中国经济的确正在调整，以前经济增长是靠外力推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则是靠内需拉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黄朝翰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经济运行状况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总产出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耦合的结果，而供给和需求都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给侧改革上面，显然忽视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符合中国关于总需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的论述。“供给侧改革要影响产出，首先要对供给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相对而言，供给侧的调整要比需求侧的调整时间更长。因此，寄希望于供给侧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切合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张永军强调。其实，衡量经济发展的尺子，从来都不只有“增速”这一把。这些不被有“速度情结”的人所重视的深刻变化，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阵痛”属于必要成本在《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可谓广为人知。面对名医扁鹊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却采取了讳疾忌医的态度，虽然回避了短期治疗的阵痛，却为日后重病缠身埋下了隐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国经济，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这个道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个着力根本、放眼长远的深层次改革，不仅不会出现“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会以短期“阵痛”的形式作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尽量控制“阵痛”，使之能够为经济社会所承受。

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再加上连续46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的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就江苏企业来说，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杠杆高（互相担保）导致企业成为“僵尸”。在此背景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面对这种状况，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关停“僵尸企业”，而应该在“去杠杆”和“降成本”基础上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来的。企业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的企业。因此去金融债务的杠杆需要精准，需要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银行需要从中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准的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某些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采取“债转股”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尝试。再就“降成本”来说，其必要的途径就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为企业降成本方面需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突出企业利益。一方面，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如果企业承担不了职工的负担而关门或裁减员工，最终受损的还是职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取消下放审批；现在则需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这对企业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杆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在以上“去杠杆”和“降成本”的基础上处置“僵尸企业”，范围必然会缩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的方法。但是考虑到降低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并购重组的办法，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从而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

第五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它背后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减开支、减管制、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

供给学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是一个简单的描述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模型，意在说明，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供给学派重视发展生产，凯恩斯主义主张刺激消费，由于知识立场的分歧，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完全对立。供给学派主张给企业减税，恢复企业活力；凯恩斯主义主张民众多掏腰包，必要时政府帮忙消费。供给学派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那样是稀释纸币，不利于储蓄；凯恩斯主义则一再鼓励央行放水，恨不能将利息降至负数。中国人素以高储蓄闻名，在前者眼中是经济发展的后劲保证，在后者眼中却是阻力。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逐年平衡预算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虽然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减少，反映了供给学派“劫贫济富”的性质。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改革（或供给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供给侧改革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三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制度的变革与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短期的政策调整。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一则形成新主体，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企业家、创业者等在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同时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二则培育新动力，即通过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通过全面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三则发展新产业，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及时淘汰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让市场及时出清，避免资源浪费，及时化解经济泡沫，避免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等。推进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长效果，特别是在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四万亿投资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和释放流动性等手段，拉动“三驾马车”来实现经济增长，属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许多城市的房价已大大超过多数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35.7%，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线。这促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要追求的发展是综合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权益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能源、保护环境，而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资源能源、保护好环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是发动“三大发动机”，即推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而推进供给侧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故推进供给侧改革可以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供给侧改革的定义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

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供给侧改革理论并非始自供给学派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绝非始于供给学派，只不过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管理政策而已。

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将供给管理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多数确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张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比它要丰富得多。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影响：2015年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国FOMC利率决策0.25%-0.5%，预期0.25%-0.5%，前值0.0%-0.25%，这是美联储2006年以来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维持0%利率已长达78个月，超过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复苏期。

美国经济的好转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但由于美国的消费尚未完全企稳，所以美国的缓慢复苏对中国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大。但美国的复苏及预期的加息将使中国的国际资本的外流压力进一步增加，也刺激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扩大。在美联储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宽松后，加息就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依据就业与通胀的数据及趋势，市场普遍调整了原先2015年年中加息的预期。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预期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如果超出预期，则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些国家出现大幅度资本流出，汇率大幅波动，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即使忽略由于国际游资特别是热钱出逃所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 而单纯探讨美联储加息如何通过贸易途径影响中国，我们可以得到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保守估计也是不容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