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案例】行政行为的判定

第一篇：【法律】【案例】行政行为的判定

教育局发文处理宣扬“读书为美女”教师成被告

案情经过：

2001年4月3日，原湖南省株洲市第二中学教师尹健庭在教案中提出读书是为挣大钱娶美女的观点，被媒体披露后，舆论哗然。同年8月28日，株洲市第二中学按照株洲市教育局的要求，报湖南省教育厅同意，按照《教师法》第37条规定，对尹健庭实行解聘。8月31日，株洲市教育局发《情况通报》：同意株洲市第二中学对尹健庭实行解聘，株洲市（含所辖五县及市区）内的所有学校不得聘尹健庭为教师。

尹健庭认为株洲市教育局的处理不合法，于2002年1月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株洲市教育局，要求撤销“限聘”的处理意见。2002年5月15日，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原告：尹健庭 被告：株洲市教育局

争议问题：

株洲市教育局有没有权力限制教师受聘权？

处理结果：

2002年6月7日上午，该案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17条规定，聘任是学校的权利，受聘是教师的权利。尹健庭具有高级中学教师的任职资格，有受聘当老师的权利。在其教师资格被撤销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对其受聘权作出限制，否则就是一种侵权行为。

被告株洲市教育局则认为，通报不属于行政法规定的行政命令，仅仅是对尹健庭教师资格在一定范围内的禁止建议，不会产生行政拘束力；学校如认为尹符合条件有权聘用，如果学校认为尹健庭不适合当老师，却适合管理员或其他工作岗位，也完全可以聘用，并不受教育局通报的限制；作为聘用单位的主管部门，对某些不符合聘用条件的人员，在内部作出聘用岗位的限制，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株洲市教育局有权对尹健庭不符合国家教育主流方向的言行进行规范和约束，其“株洲市（含五县市区）内的所有学校不聘尹健庭当教师”的处理意见，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我国《教师法》有关规定，在尹健庭的教师资格证未被撤销之前，他应当享有受聘权。聘用教师属学校的自主权，株洲市教育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原告尹健庭的受聘权进行限制，是超越行政职权，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思考与互动：

1、本案中株洲市教育局的行为是不是一种行政行为？为什么？

2、如果株洲市教育局的行为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相对方是谁？相对方享有哪些权利与义务? 教师评析：

2002年，如果评选全国最“有名”的教师的话，大概湖南省株洲市二中语文教师尹健庭要榜上有名了。此人曾在一篇论文中说了一些错误观点的话，结果就被人断章取义为“读书就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去年8月31日，株洲市教育局下发文件，文件称：“同意株洲市二中对尹健庭实行解聘；株洲市（含五县市区）内的所有学校不聘尹健庭当教师……”后又被规定在全省范围内不得被教育系统录用。

这一年，尹健庭为打这场官司，四处奔走。8月8日，他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株洲市中院对尹健庭不服株洲市教育局“限聘”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撤销株洲市教育局文件中“株洲市（含五县市区）内所有学校不聘尹健庭当教师”的处理意见。被告株洲市教育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原告尹健庭的受聘权进行限制，是超越行政职权，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在这官司背后，尹健庭这一年来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波，他在经济上似乎面临窘境。我仍然相信，他打这场官司，绝不只是为了饭碗。是的，尹健庭终于为自己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讨到了一个说法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为尹健庭真正松下一口气来。谁会为他这一年的不公正待遇做出赔偿？我们更担心的就是，他那被摔碎的饭碗还能补起来吗？

宪法明确保障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劳动权。尹健庭是有教师资格证书的，他与学校也有着劳动合同。他只是发表了一些所谓的“怪论”，株洲市教育局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公然对原告尹健庭的受聘权进行限制，这种超越行政职权行为，说明在很多地方，还是存在着“权大于法”的现象。我想，教育局领导做出那样的行政命令，说明那些领导缺乏一定的法律意识，只是为了避免受到牵连，于是把媒体当作审判官，才断然砸碎了尹的饭碗。这种对法律的无知和漠视，显然是基于“官本位”的意识。另外，尹健庭当初被断章取义的教研论文《入学教育课》曾被学校领导上报推荐，获得了2000年株洲市中学语文教研论文二等奖。为什么后来板子只是打在尹一个人身上？更可怕的是这种对工作权利的剥夺的潜性负面作用是巨大的。就如法院判决所说，株洲市教育局有权对尹健庭不符合国家教育主流方向的言行进行规范和约束。此后，该局只要找个理由补办一个取消尹教师资格证书的程序，尹在株洲市的教育系统内仍无容身之所。即便不办这一手续，我相信，株洲的学校敢接纳他的也会寥寥无几。

本案中，尹健庭可谓一语惊四座：读书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是为了美女。这个观点和我们国家主流舆论的宣传似乎格格不入，有人开始不满意了，株洲市教育局跳出来，将这个有些异端的教师打入另册，禁止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继续从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尹健庭作为教师的可能性。

我们的社会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在整个社会提倡一种比较宽容的气氛，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毕竟，“真理愈辩愈明”。

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民主与法制社会的真实写照。

第二篇：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案例

案例：

刘工超诉北京市环保局抽象行政行为案

[案情] 原告刘工超于1998年2月购买了一台化油器捷达轿车。1998年12月，他为了响应北京市人民政府治理汽车尾气污染、改善大气质量的号召，自费安装了韩国生产的“马哥马一3000'尾气净化器。经检测，其尾气排放明显低于北京市技术监督局发布的DBlI／044--1999《汽油双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044标准)。但北京市环保局、市交通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对具备治理条件的轻型小客车执行新的尾气排放标准的通告》(513通告)规定：1995年1月1日以后领取牌照的桑塔纳、富康、捷达等小客车必须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催化器，经验收达标并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准予年检。显然，原告私车如未安装通告指定的产品，无论采取何种尾气治理措施、无论治理是否达标，市环保局都不予尾气复检，也不准许参加年检。也不准许参加年检。自1998年8月起，原告就上述通告相关规定的合法性，向北京市环保局提出 质疑，并多次与其联系参加当年年检事宜。该办答复：不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催化 器就不能年检。原告不服，于同年12月24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国家环保总局子 2000年2月对本案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原告对其有关内容仍不服，故向法院起诉。关于被告发布通告的合法性，被告辩称，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本市第二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措施的通告》(京政发C1999]8号)明确要求，“对1995年以后领取牌照并具备治理条件的轻型轿车进行治理。安装电喷或电控补气加三元催化转 换装置并达到新的排放标准的，发给„绿色环境标志‟；未进行治理或不能达到新 的排放标准的，到2000年一律不予年检。”被告市环保局根据市政府通告的要求，发布具体检测程序，认定有资格进行机动车排放检测的检测厂。因此，被告依照市政府规章行事，其合法性无可置疑。被告指出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国家机械局《关于发布(机动车排放污染技术政策)的通知》(环发11999]134号)文件：“在用车排放检测方法及要求应该与新车排放标准相对应。除采用的怠速法或自由加速法控制外，对安装了闭环控制和三元催化净化系统，达到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的车辆，应采取双怠速法控制，并逐步以简易工况法(如ASM加速模拟工况)法代替。”“有排放性能耐久性要求的车型，在规定的耐久性期限内，应以工况法排放检测结果作为是否达标的最终判定依据。”“针对要改造的车型，必须进行系统的匹配研究和一定规模的改造示范，并经整车工况法检测确可达到明显的有效性或更严格的排放标准，经国家环境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技术认证后，方可由该车型的原生产厂或其指定的代表，进行一定规模的推广改造。”因此，市环保局与有关部门联合发文与国家有关汽车排污技术改造规范性文件是一致的，因而是合法有效的。同时被告指出该通告不针对特定对象，而且能够反复适用，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抽象行政行为。依照《行政 诉讼法》第12条规定，原告该请求没有法律根据。

分析：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的行为。上至国务院，下至乡政府，各级行政机关都有权依据宪法和组织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这是区别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特征。(2)抽象行政行为能反复适用，而具体行政行为则只能适用一次。

(3)抽象行政行为通常表现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抽象行政行为还具有其他一些特征。从效力的时间性看，抽象行政行为只对将来的行为有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则只对相对人过去的行为有约束力；从效力的溯及力上看，抽象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不溯及既往。而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后，自始无效。

在本案中，由于“513通告”是针对所有1995年1月1日以后领取牌证的桑塔纳、富康、捷达等化油器小客车的车主和使用者，显然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而且，“513通告”是可以反复适用的行为，无论什么人，购买几辆车，都必须按照上述标准执行。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原告要求法院审查的是行政机关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是通过非诉讼方式进行的。首先是人大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根据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决定、规章；„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各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其次是备案审查、法规清理监督。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要向国务院备案，国务院通过备案审查可以发现规章中存在的不当或违法问题，从而加以纠正。有些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政府也要求其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将其规范性文件上报备案。此外，国务院在组织清理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可以发现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第三，行政复议中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1)国务院部门的规定；(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3)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可见可以进行行政复议的仅仅是部门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作为行政系统内层级监督的行政复议制；度，是整个行政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须遵循“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工作原则，这种上下级的关系是很难在行政复议中做到公正、公平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要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不可能”。

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其他的监督机制很难有效发挥作用。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数量越来越多，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日趋严重。为了有效监督抽象行政行为，及时解决抽象行政行为引发的各类争议，有必要将抽象行政行为尽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这既是抽象行政行为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也是改变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现状，贯彻依法行政原则的需要。因为： 第一，抽象行政行为的危害性更严重。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普遍对象作出的，适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复性，加之层次多、范围广，因而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抽象行政行为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力。第二，是由抽象行政行为的现实存在性所决定的。由于行政诉讼法排除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监督，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有些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行政机关，习惯于使用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设置劳役。还有一些行政机关为了争夺收费权、处罚权、许可权，推卸职责和义务，不顾法律权限和分工，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导致规章打架、冲突、重复和管理失控。政府通过制定“红头文件”的方式来剥夺、限制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从而达到为私利、部门利益之违法目的。第三，是司法监督的需要。从我国司法机关的性质看，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应当是全面监督。司法机关是裁决所有法律争议的国家机关，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同样可能导致争议，所以，法院裁决抽象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是实施司法职能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此类争议的必要途径。现行行政诉讼法禁止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事实上只能放纵违法和不当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能增加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纠正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成本，因为要求所有人在适用了抽象行政行为并且等到损害结果发生后再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正如美

国公益诉讼团体主任大卫·弗拉德克所说：如果法不良，同时又不让公民起诉这一不良之法，那么就要逼着公民先去违法，如此才能去起诉政府依据该法而实施的行为，这种做法就如同„逼良为娼”‟（2）。第四，是诉讼经济的要求。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救济只能是个别的，无法改变违法抽象行政行为对普遍人的侵害事实。所以，只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并且赋予法院撤销、确认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损害大众利益的混乱局面，才能维护法制统一，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是WTO及我国加入议定书的相关规定的要求。WTO以及我国加人的议定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如朋艮务贸易总协定》第28 条定义中规定：“一成员的任何措施，无论是以法律、法规、规则、程序决定、行 政行为的形式还是以任何其他的形式”；

第6条第2款(A)项规定：“每个成员应 维持或按照实际可能，尽快地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 明合理时给予适当的补救。”也就是说政府在作出影响服务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其他如反倾销协定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等也有相似的规定。根据我国在加入议定书中所作的司法最终审查原则的承诺，因此我国行政诉讼 受案范围理应将相关协定中规定的对影响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进来。

就本案来说，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2条关于对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 不可诉的规定，法院不能直接审查“513通告”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法院不审查 此类行为的合法性，就难以解决原被告之间的实质性争议。因为；第一，由于被告 发布的通告已经为原告等汽车用户设定了十分明确的法律义务，也就是所有1995 年以后购买的特定类型的车辆必须到生产厂家指定的地方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经验收达标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可获准年检。第二，该通告同时规定了不执行上述义务的法律责任。如果该通告适用范围内的相对人不履行该义务，那么就，无法通过汽车的年检，而不经过年检的车辆在路上行驶，将受到交通管理部门的处 罚。第三，该通告已经对原告的财产权利产生实质性损害。对原告来说，尽管他为 ·了达到“513通告”关于减少尾气的要求采取了必要的治理方式，自费安装了1 200 多元的韩国产的马哥马一3000,~气净化器，尾气排放明显低于“双怠速标准‟‟地方标准限值，达到北京市机动车年检执行的尾气检测标准，但由于未执行“513通告”中关于所指的车型必须到“各汽车制造厂家认定的特约维修站”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的规定，所以无法通过汽车年检，“513通告”成为限制其使用交通 I具、影响其财产权利的行政行为。由此可见，法院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处理方式既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也难以解决已经发生的行政争议。‟但是由于存在现行法律的障碍，法院未对被告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本案以原告败诉告终。

此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监督具有可行性。首先，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机关内部程序，行政复议制度的实践为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积累了经验，为今后诉讼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奠定了基础；其次，国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4条规定，法院不仅审查法律规定的可审查的行政行为，而且审查没有其他充分救济的行政机关的最终行为。救济以及相应的拒绝不作为等各种行为的一部分和全部。所以，在美国，规章是法院有权审查的一种行政行为之一。通过1967年的ABBOTT LABORATORIES V．GARDNER一案，最高法院确立了对尚未开始实施的规章进行审查的两项标准，即该规章是适于审查的；如果法院不予审查，将给申请审查的相对人造成于利结果；该案涉及联邦食品药品委员会发布的一个规章，该规章要求所有药品生产厂家都必须在其产品包装上标明药品的既定名称，否则将要受到民事和刑事处罚。而在查之前法律并没有作如此要求，药品生产厂家认为该规章违法，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要求。最高法院认为该规章属于法院可以审查的范围。因为尽管该规章尚未具体适用于该厂家，但厂

家如果不遵守该规章，就会受到处罚，而要按照规章的要求制造药品，就会遭受一定的财产损失。所以，这一规章符合最高法院确定的两项标准。在法国等大陆法国家，法院同样有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在我国确立抽象行政行为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是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茁制定具体内容时，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立法者斟酌： 1．被诉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从我国的法制现状及法规、规章在执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看，将所有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不太现实。权衡现行体制下抽象行政行为对行政管理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关系，我们认为将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为宜。…，2．为防止滥用诉权，要严格规定起诉的条件。每项抽象行政行为都是针对一定范围的人做出的，只有可能受到该抽象行政行为影响的人才是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因此，在确定起诉主体资格时，不能随意扩大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的范围，而应当严格以该抽象行政行为直接作用的对象为相对人的范围。此外，相对人提起诉讼，必须以合法权利受到影响为前提条件，抽象行政行为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它是对未来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做出之后并不立即对相对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但在将来某一时间可能发生效力。因此，不能以相对人权利已经受到不利影响为条件．而应当以相对人权利可能受到影响为前提。”‟3．法院的管辖制度应作一定的调整。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所以，法院的管辖制度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尽可能使所有抽象行政行为都能得到客观公正的审查，为此，有必要提高抽象行为的法院管辖级别。4.法院半裁裁判的效力问题.法院对抽象行为的审查,通常有某种处理结果：第一，抽象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予以维持；第二，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的，予以改变或撤销。后一种结果涉及较我多法律问题，如抽象行政行为被撤销或改变后，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据此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效力如何等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第三篇：法律案例

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 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的新闻发布稿

（2011年6月21日）

大家上午好！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青少年与合成毒品”。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10年以来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并公布4起吸毒诱发的严重犯罪案例及1起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犯罪案例。其中，抢劫罪犯黄国云、故意杀人罪犯李宁罪行极其严重，已被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

一、2010年以来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是震慑毒品犯罪分子及有效遏制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重心。201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9234件，同比增长14.88％；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66298人，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8961人，同比增长8.58％，重刑率为28.60％，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2.79个百分点。今年1—5月，全国法院共新收毒品犯罪案件25986件，审结22633件；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815人，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6667人，重刑率为26.86％，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2.06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传统毒品海洛因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与此同时，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新类型合成毒品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逐年上升。2009年，海洛因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为58.79%，同比下降7.09个百分点。2010年，其比重为52.48%，同比下降6.31个百分点。今年1—5月，其比重为49.13%，同比下降4.31个百分点。2009年，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新类型合成毒品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为39.72%，同比增长7.15个百分点。2010年，其比重为46.19 %，同比增长6.47个百分点。今年1—5月，其比重为49.59%，同比增长4.26个百分点。毒品种类多、新类型合成毒品多的特征日趋显现，对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大了对新类型合成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对新类型合成毒品犯罪的认定、处罚标准等问题予以规范，及时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难题。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公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强了对此类犯罪审判工作的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意见》精神，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和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毒品，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查缉、参与有组织国际毒品犯罪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

2010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毒品犯罪多发地区的人民法院，依法对一大批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判处了重刑乃至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对报请核准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凡符合判处死刑标准的，坚决依法核准，有力遏制了毒品犯罪蔓延的势头，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净化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人民法院根据毒品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于具有立功、从犯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体现政策，给予从宽处罚，以做到分化瓦解犯罪，教育、改造大多数毒品犯罪分子。

二、重视审理吸毒诱发的严重犯罪及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案件

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毒品具有高度的成瘾性，一旦成瘾，则难以戒断，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都会造成危害。有的吸毒人员因经济窘迫，为获取吸毒所需的资金，实施抢劫、盗窃、抢夺等犯罪。有的人在吸毒后受毒品所致的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和抑制作用的影响，易出现兴奋、狂躁、抑郁、幻觉等症状，进而导致行为失控，实施杀人、伤害等暴力犯罪。近年来，为获取吸毒所需的资金而实施抢劫等犯罪，以及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频频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还有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案件。未成年人正处在生理、心理的发育期，辨别是非能力不强，自我控制力弱，受到不良影响后易形成对毒品，特别是对新类型合成毒品的错误认知，有的甚至认为其不是毒品，从而吸毒乃至走上毒品犯罪道路。

今天公布的5起典型案例中，罪犯黄国云毒瘾发作后，为筹钱购买毒品吸食，进入被害人邓可能家中向邓借钱，遭到拒绝后，持刀抢劫，将邓可能及邓妻2人杀死，后劫走现金等财物。罪犯李宁在作案前吸食冰毒和“麻古”，产生精神障碍，驾车时行为异常，无故殴打前来将其接走的朋友唐浩，又持刀砍刺、切割唐浩头部、胸腹部、腰部等处数十刀，将唐杀死，后持刀拦截轿车并驾车逃跑。罪犯黄传辉吞服“麻古”后出现呕吐及神志不清等反应，当日夜间突然用双手猛掐怀孕的妻子何群的颈部，又持匕首割、刺何群颈部、背部等处多刀，将何杀死。罪犯傅程君驾车途中吸食氯胺酮，随后出现严重意识模糊、头晕等反应，并产生幻觉，在人群密集的街道上肆意驾车冲撞，造成包括摊主、行人、三轮车主在内的20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4人轻伤、多人轻微伤，并造成1.6万余元的财产损失。罪犯张某、田某某、赵某、王某某均系未成年人，4人均于初中就读期间辍学务工，因受不良影响而吸食毒品，尔后实施贩卖毒品犯罪。

罪犯黄国云、李宁、黄传辉、傅程君实施的严重犯罪均系吸毒诱发。黄国云为获取吸毒所需资金而持刀抢劫并杀死2人，李宁吸毒后产生精神障碍而杀死1人，犯罪情节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对黄国云、李宁核准了死刑。黄传辉吸毒后产生精神障碍而将怀有身孕的妻子杀死，论罪应当判处死刑，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节，且黄传辉归案后认罪、悔罪，并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依法得到赔偿，故依法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傅程君吸毒后产生幻觉，驾车在人群密集的街道肆意冲撞，致多人受伤，并造成一定财产损失，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其归案后

认罪、悔罪，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依法得到赔偿，故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罪犯张某、田某某、赵某、王某某的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鉴于4人均系未成年人且田某某有立功表现，根据4人犯罪的具体情节，从宽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打击和遏制毒品犯罪

201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来单独或会同有关单位制定前述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调研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到毒品犯罪较多的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贯彻执行上述规范性文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鉴于近年来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的犯罪较为突出，最高人民法院今年以来对此开展了专项调研，已起草相关指导性文件，正在进一步论证、完善，争取尽早出台，以加大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对于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部分缺少定罪量刑标准的新类型合成毒品，也将尽快制定相关标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复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将实践中较为突出、具有共性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汇总、梳理和通报，要求下级人民法院进一步严把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毒品犯罪多发地区的人民法院，也结合当地毒品犯罪的特点，认真总结审判经验，促进毒品犯罪案件审判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各级人民法院在做好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不断强化禁毒综合治理工作，始终把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作为禁毒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紧密结合“依法禁毒，构建和谐”的宣传主题，强化领导，精心组织，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有的法院主动配合宣传、教育部门及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大力开展对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禁毒教育，加强对“麻古”、“K粉”、“摇头丸”等新类型合成毒品危害性的宣传力度，帮助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拒毒、防毒”意识。有的法院深入到毒品犯罪严重的村庄，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现场举办禁毒知识讲座，组织村民参与禁毒签名活动。有的法院选择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毒品犯罪案件，组织大中学生旁听庭审，使他们认清毒品危害，远离毒品。有的法院注重对毒品犯罪分子的法制教育力度，到服刑场所宣讲毒品的危害及人民法院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和力度，教育涉毒的服刑人员认清形势，预防他们重新犯罪。

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是人民法院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的一贯立场和做法，各级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地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打击和遏制毒品犯罪，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第四篇：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典型案例

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典型案例（4）

案情4介绍：原告：邹某，男，38岁，个体经营者。

被告：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某省的地方性法规《XX省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规定：各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城镇街道和道路扔置垃圾，否则由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给予50至2000元的罚款。2001年，该省内的某市设立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上述法规设定的在该市的处罚权归入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02年2月，邹某在其沿街开设的个体布行经营时，把许多垃圾扔置到街面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执勤人员发现，立即上前责令其清除垃圾。邹某不仅不听，反尔与执法人员大声争吵。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最后对邹某做出一个处罚决定，内容包括：（1）对邹某罚款1000元；（2）责令其当即清除垃圾。

邹某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理由是：既然对我罚款了，就不得对要我清除垃圾；如果要我清除垃圾，就不得再对我罚款；否则，这属于对同一事件的重复处罚。

你认为邹某的理由是否成立?

案例4点评：该案所涉其他问题鉴于本章的任务而不作讨论，这里限于评析：在本案中，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邹某做出的一个处罚决定包含两项内容是否属于一事重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虽然《行政处罚法》只是确立“一事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原则，但中国的行政法理几乎公认：“一事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即一事不再罚）。“一事不再罚”意味着：对于行政相对人同一个违法事实，同一个行政主体不得对相对人做出两个以上的处罚决定，也不得由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各以自己的理由做出处罚；当同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多个法规时，多个行政主体都有权处罚时，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实施处罚；当同一个行政主体立案后，发现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同时违反多个法规时，应当选择最重的行政处罚实施处罚。但是，“一事不再罚”决不意味着：（1）同一行政主体针对同一相对人的同一违法行为给予两项处罚内容以上的处罚，如决定既给罚款又给拘留的处罚；（2）对同一个违法行为既由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又由其他机关追究民事责任。

本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邹某做出的一个决定，包含了两项内容：（1）对邹某罚款1000元；（2）责令其当即清除垃圾。在这里，前一项内容属于行政处罚；但后一项内容不是行政处罚，而是行政命令，即要求违法者纠正违法的命令。因此，当一个行政处罚与一个行政命令同时做出时，谈不上一事重罚，因为这里不存在“两个处罚”，只是出现了“一个处罚”与“一个命令”。正因为这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把包含上述两项属于不同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决定形式定名为《行政处罚决定》是不妥的，应当定名为《行政处理决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就是说，任何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它同时有权，也有义务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所以，在本案中，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对邹某做出行政处罚的同时，责令其清除垃圾，是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要求的。

第五篇：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典型案例

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典型案例（3）

案情3介绍：原告：魏某，女，65岁，农民。

原告：宗某，男，40岁，农民。

被告：某县人民政府

原告魏某与原告宗某，系同一村寨住宅相邻的两户农民。两家关于宅基地的划线已有多年纷争。他们曾在当地乡政府的主持下立过协议。今年5月，魏某翻建住宅，两家矛盾再次激发。乡政府多次协调不成，宗某天天上县政府上访。该县政府直接出面协调，最后做出“关于魏家与宗家宅基地使用权中界线的处理决定”。《决定》的内容是：“双方宅基地的中界线以魏家东房山后墙角外线向东量4．5寸为一点，以东房山前角外线为另一点，两点连成一条直线向南延长到两户南院墙，线以东归宗家使用；线以西归魏家使用。”

魏某与宗某收到县人民政府的《决定》后，均表示不服，便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当地法院在立案时，关于应以民事案件立案，还是以行政案件立案有不同意见。主张以民事案件立案的理由是：两户农民宅基地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主张以行政案件立案的理由是：两户农民不服并所控告的是县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县政府做出处理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不是民事行为。

请问：你的看法是什么?

案例3点评：本案属于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不是一个纯诉讼的问题，它涉及到如何理解“行政裁决”的有关行政法理。

在行政法理上，行政裁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行政机关所作的裁决”。否则，既可能扩大了行政裁决的范围，也可能缩小了其范围。中国行政法学上的行政裁决，已被界定为具有下列特征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一，裁决机关是行政机关。如果做出裁决的机关是司法机关或民间组织，就不属行政裁决。

第二，裁决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不包括行政关系。根据中国目前的法律规定，这种民事关系一般被限于森林、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归属关系。第三，作为裁决机关的行政机关是作为第三人，而不是当事人身份出现的。就是说，行政裁决机关是民事纠纷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而且以具有独立身份的中间人身份出现。第四，行政机关做出裁决是一种依职权的单方行为，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左右。虽然行政裁决处理的是民事关系，但行政裁决行为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它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强制性做出的。既然行政裁决是行政行为，那么，当事人对其不服提起诉讼的话，属于行政诉讼而不是民事诉讼。

在本案中，魏某和宗某之间的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显然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县人民政府对魏某和宗某之间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处理，属于一种行政确权行为。这种权力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设定。《土地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所以，该县人民政府做出“关于魏家与宗家宅基地使用权中界线的处理决定”，属于行政裁决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所以，本案应以行政案件立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