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迟校长年终总结讲话稿

第一篇：葛兆迟校长年终总结讲话稿

年终总结讲话稿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时光荏苒，转眼又是一年。眼看着岁月的流逝，送走了一届初三学生，又迎来了一届初一学生，各位老师的头上或许又添了几许白发，各位老师的眼角或许又多了几丝皱纹。在此首先要对各位老师说一声“大家辛苦了”。

一、从学校总的层面上看

小伊中学的2016年是奋进的一年，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继续规范教学行为，以抓教学常规为主要载体，实行常规管理制度化，弘扬教学管理中的认真、较真、求真的工作精神；营造了公平的竞争氛围，为学校走上和谐发展之路架桥；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我们牢固树立“质量立校”的观念，在工作着力点上做到“精、细、严、实”；在组织管理上，放低重心，扁平化运作。建立了以行政例会为中心，各处室、各年级组为依托的管理模式，以层面辐射全校，按区域落实到人，形成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做到“人人有事管、事事有人管”各抓一线，各管一片，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二、从教学业绩和教师获得的荣誉来看

在张校长和柴厚伟主任的带领下，2016年我校中考成绩取得突破，获评县教学质量提升奖、获得连云港市教学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

葛兆迟获评连云港市中小学高层次人才“333工程”骨干校长；朱俊杰、左猛、杨以康获评连云港市中小学高层次人才“333工程”骨干班主任；赵鼎、彭红获评连云港市中小学高层次人才“333工程”骨干教师；朱俊杰、左猛获评连云港市乡村教育人才“领雁计划”第二层次培养对象（学科教师）；朱艳梅获评连云港市乡村教育人才“领雁计划”第三层次培养对象（班主任）；封雪、胡玉娟、杨以康、周守利获评连云港市乡村教育人才“领雁计划”第三层次培养对象（学科教师）；朱敏、周守利、曹廷让、王志刚在2016年中考中所带学科成绩优异，被评为连云港市教学工作先进个人。

另外还有有20人次学生在省、市、县各级各类中获奖。

三、从学生管理和班主任工作来看

在崔主席和武晓飞主任的带领下，2016年我校政教处成员和全体班主任分组值日，从学生起身到校到晚休，延伸管理触角，加大空档时间对学生的管理，不留管理死角。每晚政教处成员带领班主任检查住校生就寝情况，对扰乱就寝秩序、串寝室、夜不归宿的学生及时处理。通过一学期的努力校内违纪、违规现象大大减少。

开学初学校与年级组、班主任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强化了各自职责，落实安全责任。召开安全主题班会2节/班，组织防灾减灾应急疏散演练一次，下发各类安全教育材料5篇，每周各班主任利用班会时间对学生违禁物品进行检查，确保学生人身安全。利用校园广播、国旗下讲话、班会课、黑板报等形式开展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活动。积极参加各种安全创建活动，并顺利通过市合格警务室验收。

在2016年小伊中学涌现出一批尽心尽责的班主任，如七年级的周霞、曹丹丹、谢小方、张辉；八年级的任环、周守利；九年级的杨以康、王银梅、董兴洋、他们工作认真负责每天准时晨读课到达教室督促学生读书，晚上到寝室查看学生就寝情况。

四、从后勤保障工作来看

在朱校长和张子斌主任的带领下，开学前就做好洒扫工具、教学用具的添置、分发，确保了开学的顺畅运转。为了改善卫生条件，提高食堂伙食，假期中对食堂硬件进行改造，更换了更安全的常压锅炉，添置了更清洁的不锈钢锅灶等，食堂安全等级也从C级提升到B级。食堂不断提高饭菜的质量，改善师生的伙食，提高了师生对食堂的满意度。完善了校园的绿化美化，更换了中心路两边的香樟树，对路两旁的绿化带也作了重新规划，变得更整洁。上马了重点工程塑胶跑道，目前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五、从年级组工作来看

我校的左猛、王仕龙、潘宝亮三位年级主任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志，他们能吃苦，有办法，为了学生，为了年级组，为了学校起早贪黑，真的把学生、学校放在了心里。同时三个年级组也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班主任和教师，如：初一年级的周霞、张辉、孙志敏；初二年级的周云辉、周守丽、任环、杨波、徐明甲、封雪；初三年级的吴清、董兴洋、杨以康、朱俊杰、孙晓艳、唐玉凤、茆玲梅、杨永波、李小虎、孔庆利、彭红、朱敏、王银梅。除了吴清、杨永波、王银梅三位老师以外这些同志从年龄上看都是年轻教师。

在这里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教师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小伊中学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上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完美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工作当然也不会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只要我们要把学校的工作放在心中重要的位置上。我相信小伊中学的明天将会更加的辉煌！

另外，还有10天就要过年了，在此恭祝大家新春如意，阖家欢乐！

第二篇：归零——葛校长讲话稿

归零

——2015级开学典礼葛世荣校长讲话

整理/戴晓亚 亲爱的2015级新同学、老师们、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九月的矿大硫华菊盛开，迎来了来自大江南北、世界各地的2453名研究生、5771名本科生和369名留学生。首先，我代表矿大4万余名师生员工向新同学的到来致以热烈的欢迎。祝贺你们成为一名光荣的矿大学子。同时，也请同学们把感谢的掌声献给在身后关爱和支持你们的父母、老师和朋友们。

同学们，你们已经开始了在矿大的求学生活，将把青春年华留在山葱葱、水溶溶的南湖校园之中。

当同学们第一次听到悠扬的小号奏响校歌，第一眼见到神圣的校旗的时候，想必各位的心情都难以平静。你们的脑海是否开始思索将如何开始人生中最重要、最多彩的一段大学时光呢。我希望同学们，不管是在座的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从今天起，把自己“归零”，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零”没有正负之分，没有大小之别，它意味着你们不论是来自农村或者城市，不论你的家庭富有或者贫困，也不论你的高考成绩优异或者尚可，也不论你来上研究生前你的毕业学校是“985工程”还是三本学院，今天这些都可以归零了。明天就是同学们再创辉煌、证明自我的新起点。同学们，此时此刻，大家要雄起！加油！

那么，如何从零开始，成就自己的大学生涯呢，我认为有两点极为重要。第一点，把握人生成功的定律。同学们都学过牛顿定律“F=ma”，他给出了我们物体的惯性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的方程。那么，我对它稍做改动，让F代表Further，让m代表心智mentality，让a代表才能ability，那么，这这个公式就变成了，人生的成功=心智*才能。这个新的“F=ma”公式实际上也就是你们非常熟悉的德才兼备的本意。司马光曾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大学生将是建设祖国之栋梁，传承文明的重任在肩，希望同学们日积月累的磨练心智，锻炼才干，成为一名有思想、有能力的大学生。心智是高层次的情商，体现为自我认知、自我调适、自我激励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在大学里，没有专门的课程来学习情商，我要告诉大家，智商是读出来的，情商是玩出来的。矿大许多成功校友在谈及母校人才培养的时候，都强调心智对事业成功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实实在在指出，这是矿大学生的短板。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多利用一点课余时间，多玩一些益智的活动，比如，玩灌篮、玩马拉松、玩国标舞、玩乐团、玩创意、玩创业、玩创新大赛，即便是你玩一点网游，也要玩一点英文版的；即便是你玩网游，也要玩进世界前200名。所以，这几天请同学们到信电学院东侧，好学力行的石碑前照一张像，以“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作为自己磨练心智的座右铭。才能是创新的动力，它是要做出卓尔不群的事情，而非死读书。我们不得不承认，创新不足是当今中华民族赢得世界竞争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而迎接这个挑战，是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从零到一是原创，而从一到N则是山寨。同学们的知识积累是一个从少到多，从一到N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它属于对前人成果的模仿和“山寨”，但这也是实现从零到一所必需经过的过程。因此，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大学学习期间一定要做几件“山寨”作品，我这里的“山寨”是加引号的山寨，最好能够通过“山寨”跨入创作阶段。同学们，你们不妨“山寨”一个机器人，“山寨”一辆无人车，“山寨”一架无人机，也不妨去“山寨”一下马云，“山寨”一下比尔盖茨。同学们，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绝壁题词“学而优则用，学而优则创”留在了我们矿大，它现在镌刻在教学区南侧的石碑上。华老以此示我们：学识实在用，贵再创。希望同学们在每门课学习结束后都能到这块石碑前扪心自问：你的知识用在哪了，新在何处，以此实时激发自己的创新创业动力。

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把握以人为本的契机。以人为本是大学要务，其根本是以学生发展为核心。人和本两个字合在一起，就形成“体”。因此，大学的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让大学生拥有健康体魄、成为研学主体、养成知体情怀。身体是学习和工作的本钱，我国大学生身体耐力差、速度慢、力量弱已是令人堪忧的事实。矿大的学生的近视率已将近90%，这样的体质何以建设祖国？何以拼搏职场？何以赡养你们的父母？要知道，身体好比是一，你的财富是千万、亿万，但是他们都是数字零。如果没有健康的一，你的所有财富都将是零，将一无所有。北京矿业时期，学校师生就铭记“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们大学生的一个体育锻炼的口号。北京矿业时期的同学们、先辈们写下了无数的体育辉煌。那么，我希望新一辈的矿大同学能够坚持做到每天三个“一”：早晨喝一杯温开水，下午锻炼一小时，睡前平板支撑一刻钟。长久坚持，终生受益。我国大学生比较缺乏研学主体意识，习惯于中小学养成的跟随学习，老师说什么我就看什么，老师讲什么我就听什么，而不敢挑战学术权威，矿大学生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一些。在大学里，选课、听课、自习是自由的。同学们乐于享受这种自由但忽视了自由之中往往需要更强的自我约束。我对我们矿大学生观察发现，凡是主体意识好的学生，大都表现为作息有规律，学习有探究、做事有方向。当然，他们毕业的时候也都成为了有序的学生。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包括国内外许多大学的校长都说中国大学生不会提问，只会议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学生学术资料读的少，没有在书田里耕耘去阅读世界，所以不知道现状是什么，问题是什么，也就提不出问题了。一项调查表明，当今不少学生上课玩手机，早晨睡懒觉，晚上不研习，实验做得少，图书馆去的少，有问题找度娘，做作业考剪切加复制，这种学生的成绩往往都处于年级或班级的末位，迫切需要培养个人的主体意识。

在中国哲学中，体被认为是人格系统。知体就是识大体、识大局。大学不是培养金子的利己主义者，80年前矿大前身焦作工学院就提出“教育英才，备物质知识之先锋；从事研究，求我国学术之独立”的知体人才理念。106年以来，矿大学子始终怀有家国情怀，识大体、顾大节、成大事，我希望同学们多一点自信，多一点自强。唱国歌声如蚊虫是对祖国的不自信，唱校歌只对口型是对母校的不自信，见到父母不敢拥抱是对家庭的不自信，面对爱人不管说我爱你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我希望同学们多一点善心，每当路过公教楼前雷锋雕像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思考一下我向雷锋学习什么，我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有益的事情，如果同学们每学期能做两天义工，学习期间能参加一次支教活动，那将是你们大学期间最美好的记忆。同学们，当“太行之阳河水东，莘莘学子救国重劳工”的校歌唱响之际，标志着你们的人生阶段“归零”了。向着更高目标的加速集结号已经吹响，你的人和本需要努力、毅力、想象力去把他们磨练成健康的体魄、研学的主体、知体的情怀。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将结伴同行，一起为矿大续写新的辉煌篇章。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请同学们恭恭敬敬的给老师鞠个躬，祝你们的中学老师、大学老师，教师节快乐！最后，祝愿同学们学业有成，梦想成真！

第三篇：校长总结讲话稿

入队仪式讲话稿

亲爱的少先队员们：

你们好！

今天，我校一、二年级212名同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成了一名少先队员。我首先对新队员表示衷心的祝贺！

新队员们，你们知道吗？你们胸前佩戴的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染红的，红领巾就是少先队员的标志，从今天起，你们要天天坚持佩戴它！

新队员们，你们是幸福的一批队员，你们的笑脸，是那么灿烂，你们的宣誓，是那么响亮！愿你们像你们宣誓的那样，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习合作、学会生存。多为他人着想，多为集体着想，在少先队组织中历练，为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增添光彩，为我们永新小学增添光彩，个个成为金子般的亮点。

少先队员们，你们像一朵朵含苞未放的花儿，在阳光普照的校园里成长、绽放。愿你们在星星火炬旗帜的指引下茁壮成长！希望大家都来争当热爱祖国、理想远大的好少年，争当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好少年，争当品德优良、团结友爱的好少年，争当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的好少年。

第四篇：葛总讲话稿范文

葛尧伦董事长在农民日报社

第二届中国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尊敬的张红宇司长、唐园结社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代表：

下午好！

在这金秋送爽、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由农民日报社、山东省农业厅、青岛市农委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大会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次大会的召开，对于推动农民合作社全面健康发展、加快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值此机会，我谨代表海利尔药业集团对大会的召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代表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海利尔药业集团是一家以“专注作物科学、服务世界农业”为使命，以“种植者丰收方案专业服务商”作为企业战略定位的集研发、制造、营销、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大型农化企业集团。

随着土地流转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以迅速发展，城市工商资本不断投向农业领域，这对我们海利尔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会。为直面大农户时代，海利尔药业集团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谋求变革。我们将通过思维方式的“三大转换”、整合企业“四大优势“、鼎力推进“五大举措”，实现与大农户的无缝对接！

首先，是思维方式的三大转换。一是由企业立场转换为大农户立场，一切着眼于大农户增产增收的最本质诉求；二是由产品思维转换为作物套餐思维，向大农户提供具有本土性的作物全程解决方案；三是由简单的贸易思维转换为服务思维，坚定不移地走向田间地头，通过到位的专业化服务实现方案价值的转化。

其次，是整合企业的四大优势。一是研发优势，海利尔药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海洋生物源农药和环境友好型制剂工程研究中心、农业部农药研发重点实验室等四个国家级创新平台，研发实力遥遥领先于国内企业；二是资源优势，海利尔的产品线覆盖原药与制剂两大领域，形成了杀虫杀螨剂、杀菌剂、除草剂、种衣剂、作物营养为大品类方阵，在大田、果树、蔬菜、特色经济作物上已经形成了具有较强区域针对性、具有确切效果且符合绿色防控要求的系统解决方案；三是品牌优势，海利尔品牌连续多年荣获“中国农民最喜爱的农药品牌“，品质卓越，傲视群雄，大量的差异化演示表明，海利尔的产品达到甚至超越了国外公司同类产品，渠道与终端用户有口皆碑；四是飞防优势，海利尔拥有先进的飞防器材和专业的飞防团队，高效、精准的作业为大农户实现绿色防控提供了坚强后盾。

再次，海利尔将鼎力推进五大举措实现与大农户的融合。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建立与大农户交流与互动的常态化机制；二是组建专业的大农户服务公司，以独立的品牌、全新的模式对接大农户的业务；三是针对大农户的需求，以海利尔优秀的产品资源为基础，整合行业及产业链高端资源，为大农户通过提供“私人订制”式的作物全程解决方案；四是通过大幅度压缩中间环节费用，以“一站式服务”的方式，提供一步到位的价格，把最大的实惠留给大农户；五是不断强化海利尔大农户服务团队的专业化建设，向大农户提供超越预期的服务，帮助大农户实现增产与增收！

明天上午，各位理事长代表将集中参观我们海利尔药业集团，我相信，各位明天一定能够在现场体验到我们在研发上的前瞻性，体验我们在作物套餐上的针对性，体验我们在产品品质上的差异性，体验我们海利尔人服务大农户的拳拳之心！

“做好了再说”，是我们海利尔人永远的承诺。面向未来，我们海利尔药业集团将不负众望，以更具前瞻性的研发、以更好的产品资源、以更具针对性的作物套餐、与更到位的专业化服务回馈各位，海利尔愿与各位携手合作，共同开创中国农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最后，我衷心祝愿这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各位领导、专家、理事长代表事业兴旺发达，家庭幸福安康！

谢谢大家！

第五篇：葛兆光教你写书评和综述

葛兆光教你写书评和综述

引言：为什么要和博士生讨论“学术书评”?

之所以要讨论“学术书评”这个话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真正学术意味的书评太少，而借题发挥或蜻蜓点水的评论风气渐盛。对于书籍借题发挥的评论固然不应厚非，但是那不是真的评书，也比较容易写;严肃的、裁断的、商榷的学术书评，却是直接针对学术研究的，不太容易写，如果没有这种书评，恐怕学术难以进步。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们将来是要做学位论文的，而大学里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严格要求的话，通常要有一章(或者一节)“研究史”，就论文涉及的这个领域，业已出版的各种论著，作一个述评，说明前人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遗漏和缺失。说到底，它其实就是对各种论著的短评的汇集，可是，现在很多大学的学位论文，不仅是本科，甚至硕士、博士论文，在这一点上都不够重视。

其实，写好学术书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

第一，这首先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我曾在清华老图书馆看到陈寅恪的学生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陈寅恪先生在前面评语中说，“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可现在，有一些学位论文，由于缺乏这一部分，读者包括指导教师和答辩委员，根本无法知道，作者是否超越了其他人的研究，或者是否抄袭了其他人的研究，也不能正确地作出对论文的评价。如果作者抄袭了，也许可以一时蒙混过关，但终究是在学术道德上有所欠缺。

第二，给其他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人，提供有关的丰富的学术史资料，使人们了解这个领域的变化轨迹与现状，这才能够凸显自己选题的问题意识所在。比如研究清代学术史，就需要交代从梁启超、胡适、钱穆一直到余英时、艾尔曼的研究，说明这一百年中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何以形成侧重外在背景与偏向内在理路的两个典型，即台湾东海大学丘为君所总结的“理学反动说”与“每转益进说”，然后再讨论余英时重视“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和艾尔曼提倡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方法，各有什么利弊;在此基础上才能说明你的研究进路和问题意识究竟有什么“创新”的意义。

第三，既迫使自己拓展学术视野，也迫使自己阅读前人论著。现在，有的博士生或硕士生，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阅读方式，对于他人的论著只选择看与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论著当作“资料转运站”，从里面转手抄撮一些文献，根本不理会它的全面论述。更要命的，是从网络上截取电子文本，完全不顾上下文语境，很少体会他人的研究思路、资料取舍、分析立场。但是，如果要写学术性的书评，要对他人的论著作评判，就不得不全面阅读各种国内外的有关论著，不可能只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乱读一气。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严格的、认真的和专业的学术书评，就会使学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干净，不会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泾渭不明，滥竽可以充数，鱼目可以混珠，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

所以，下面我先来谈学术书评的意义。

一、学术书评的意义

首先介绍一篇讨论书评的文章：张玉法先生的《如何评论一部史学论著》。张玉法先生是历史学界都熟悉的前辈，他是近代史的专家，也曾是“中研院”的院士。这篇文章前面很郑重地说明，它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卜(R.K.Webb)的讲义写的。威卜说到，评论一本书，应当有几个标准：一，这本书是写什么的?有的人连这本书写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胡乱评论，这不是写书评，最多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所以威卜强调你要搞清楚，这本书特别的论题是什么?有没有新发现?二，这本书所用的资料是什么?是否它用的是第一手资料，有没有借助其他人的研究结果，在书前面是否告诉了前面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就要考验你对这一行的资料、研究的熟悉程度了。三，资料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如何?你要了解这些引用的资料，是否可以引出相反的结论，这些资料是否经过考证和选择，是否有先入为主的误读可能。四，这本书给人的美感如何?就是评论它的文体和文笔，有没有吸引力。

所以，张玉法先生说，如果你没有这些标准，“不是乱捧一阵，就是胡骂一番，使学术界没有一个是非”，他说得很严重：“不了解一书的价值而对一书大加褒贬，乃是一种知识上的欺骗。”

张玉法先生说到“学术界的是非”，其实就是我说的学术界的“秩序”。前面我讲过，现在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几乎没有是非，也就没有秩序。现在学术生产力太发达，我用“生产”这个词，很多人也爱用，后现代主义者用，官方也用(我在大学里也看到文件中有这个词，是正面的意思)。但是，一旦学术变成生产，甚至是批量生产而不是用心琢磨，虽然产量上去了，但质量就下来了。现在你到书店去看，书太多了，你翻杂志，论文也太多了，可是，这里面90%都是“学术垃圾”，根本没有用的。怎么办?就要有“好”和“坏”的分别。怎么才能有“好”和“坏”的分别?就要有个说法，而且必须是“权威”的说法。依靠有权威的学术的书评，把好的和坏的区分开。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学术界有了“舆论监督”和“公共批评”，这就像一个社会，有舆论、清议一样，有个关于好坏是非的公论，学界才有秩序，有秩序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界，否则你就要听官员的、听报纸电视的、听低水平的。

第二，如果有权威而内行的书评，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隐瞒证据”的论著，就会像“3.15”一样曝光。大家要知道，有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论著，其实就是乱抄乱写，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资料证据。中国学界的弊病之一，就是这类“伪著作”太多，可这些情况外行是不了解的，需要内行才能指出问题。

第三，这样的书评出来，才能够省去读者选择的时间和精力——这些读者既包括非专业的，也包括专业的。有了这样的书评，后来的专业研究者就可以按图索骥，很快找到有用的书籍。

当然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学会这样去写书评，就等于学会了如何清理你这个领域的学术史或研究史，说到底，前面我说了，硕士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是“研究史”。研究史是什么?不就是对你要研究的这个领域的一个一个论著的提要和评论，并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叠加起来的历史过程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仿照《四库全书总目》，写一本书一本书的“提要”，还规定在六七百字里面，要概括地说出这本书的大意、要点和不足，当时不觉得有用，但事后觉得这个训练很有意义，如果各位也能够看书的时候，随手写下一些书评，哪怕很短的，将来也是受用不尽的。

这个传统要在中国建立起来。我们看到，国外的学术刊物，包括我们常常要用到的亚洲研究杂志，书评要占很大的篇幅，像《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通报》(T

oung Pao)、《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都有大量的书评或书评论文。所谓“书评”(Reviews of Books或者Book Review)往往是一两页、两三页的短书评，更短的还有“简评”(Brief reviews of books)，大概是半页左右。但是，“书评论文”或者“研究性书评”有的也很长，早的如邓广铭先生1942年在《中国青年》七卷二、三期上连载的《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就长达20几页，近两万字[3](PP.73-94)，晚的像《通报》2008年的这一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Howard L.Goodman给J.Michael Farmer2007年刚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三国谯周的著作(The Talent of Shu: Qiao Zhou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Early Medieval Sichuan)写的书评，就有14页之多。更长的甚至有几十页的。书评论文的价值和影响，我觉得一点儿也不比论文差。当然，国内也有一些书评类刊物，像《读书》《书城》《中国图书评论》《书屋》，但是，大多数是借题发挥的文化评论类文章，虽然写得很有意思，有的也有真知灼见，但大部分不能算是学术性的书评。而学术刊物像《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学术》等等，也有一些好的学术书评，但是，我觉得数量还不够多，质量也还不够好。

简单地说，中国的书评有几个问题：

首先，是吹捧太多而批评太少，批评性的书评甚至被认为是“吹毛求疵”或“酷评”。虽然有一些酷评确实过分，但是，一些正常的、有证据的批评性书评，像葛剑雄等写了一篇《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4]，发表在《历史研究》上面，批评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还引起轩然大波，觉得过分苛刻;王俊义批评陈祖武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还被认为是“意气之争”。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书评，尤其是批评性的书评，写得很好，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像揭发把孟子译成“孟修斯”、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就成了学界典故;像陈引驰批评王晓路《西方汉学的中国文论研究》中的错误，高山杉批评张西平关于德国汉学的著作中的错误，就让人知道了这些介绍海外中国研究的书，看似涉猎很广，实际上有很多来自二手资料甚至还有以错误叙述误导读者的地方。

其次，太多泛泛而论或借题发挥的书评，而缺少专业的研究性书评。也许是写这样的书评太累罢，很多人觉得，为了一本书，花这么多时间看，看完还不一定写得出来，是否划得来?其实，看书和评书也是一种“智力较量”，你要看看，我是否能够看懂、看透、看到纸背后，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较长论短，甚至要站在比你更高的位置，居高临下地评论甚至批评你，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比如余英时评钱新祖的书评，不跟着在明代思想世界里走一趟，不检查一些原书的原始资料，不比原作者站得高一些看出背后的方法论问题，能写出这么一针见血的评论吗?

再次，对国外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外中国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再次国门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面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而海外学者听不到来自中国的批评和意见，自以为掌握了解释中国的权柄。

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就是缺乏(一)批评的，(二)专业的，(三)国际相互的书评。

二、学术书评写作的基本条件

那么，怎么才能写好一篇书评呢?我再向各位介绍一篇前辈学者的文章，即杨联陞先生的《书评经验谈》，收在200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联陞《哈佛遗墨》中，杨先生原来供职哈佛大学，曾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很重视书评尤其是专业的书评，并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知道，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有“学术监督”之称，而杨联陞也被人称为“学术警察”，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写严格而客观的学术书评，对学界的各种著作进行评论。杨联陞用中英文写过几十篇书评，评论过很多著名的大人物的著作，像用中文写过吉川幸次郎《元曲选释》、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戴密微和饶宗颐《敦煌曲》、刘若愚《中国文史中的侠》、郭廷以《郭嵩焘年谱》等书的评论，用英文写过王力《中国语法研究》、梅原末治《东亚考古学概观》、卡尔.沃尔夫冈与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John de Francis《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在中国》、Luciano Petch《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国与西藏》、薮内清《中国の天文学》、仁井田陞《支那身份法史》、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石田干之助《唐史丛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芮沃寿《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等等的书评。

杨联陞写了这么多的书评，所以，由他来讲《经验谈》，就不是空论了。我读了以后，觉得他说的“经验”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写一本书的书评，要懂得这个领域的“行情”。

什么是“行情”?就是这个领域的学术史和学术现状。这个领域里面，无论是理论和方法的变化，还是新史料的发现，你都要大体上了解，否则你没法判断这本书的价值。这就像一杆秤要有斤两准星一样，没有斤两准星的秤，是无法称出东西的轻重的。比如，你看到一本书讨论宋代文学，如果你要评论它，那么，你可能要了解，除了现在各种有关宋代文学史的论著之外，(一)当下国内外关于宋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焦点在哪里?有什么新进展，像国内逐渐发展起来的“活的制度史”和政治史研究，国外的地方士绅和区域史的研究，究竟这本书的讨论是否也在这种话题和问题里面?(二)有关宋代文学的主脉、焦点和价值，从元代到晚清究竟如何变化的，现在这本书的讨论，与传统的说法有什么异同?(三)新的宋文、宋诗、宋代小说的大规模编集、整理和真伪考证，这本书是否用上了?它的资料范围和过去的研究论著相比，有没有扩大?历史学界重视的碑刻、方志、笔记等等，它是否也关注到了?

所以，“行情”很重要，无论是伯希和还是杨联陞，他们都是非常了解“行情”的，所以往往写书评的人是一个“博学家”，否则不能写这么广泛、而且这么到位的书评。这就提醒我们，你要对学术史、至少本行的学术史有总体的、广泛的了解，不光了解中国的，还要了解日本的、欧美的，因为现在是“全球学术”的时代，这是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我自己也写一些书评，这个学期讨论到的四种书，包弼德的《斯文》、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我都写过书评，但是，我写出来的，可能只是有关书本身的一小部分，为了评论这些书，你得了解更广大的背景、更多的行情、更宽的视野。比如讨论包弼德，你要了解“唐宋变革论”的来龙去脉，唐宋历史的研究状况，否则怎么能够了解和评价他的书里的那些叙述?又比如，讨论余英时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述，你要研究过去对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了解朱熹更多的活动，否则无法知道余先生的意图和指向。再比如，关于沟口雄三的亚洲和中国研究的思路，你要了解日本中国学甚至整个东洋学的历史和现状，否则也无法知道沟口理论和方法的日本背景。最后，你要讨论艾尔曼的清代学术研究，如果不知道自梁启超、胡适、钱穆、杨向奎以及余英时以来，学术界对清代思想与学术的研究，怎么讨论艾尔曼的得失?

三、书评的具体方法

所以我说，书评也许只是你背景知识的一个体现，伯希和、杨联陞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容地评论不同领域的论著，是因为他们自己肚子里面有“货”，也就是说他们胸中的知识更广更博。可是，具体到写书评上来，这种书评又必须针对要评的书本身，不能信马由缰乱发挥。正因为你要围绕评论的书来写，所以，这本书的问题和内容，就是你讨论的边界，限制了你的边界，反而比自己的论文更难写。我想，除了要有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思路之外，还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检查史料和重复历史。也就是说，对你要评论的著作或论文，最好要重复检查它，或者至少检查书里的一部分历史叙述，同时考察它所用的资料文献，追问它结论的证据是否可靠可信。

我举一个例子。1935年邓广铭给柯敦伯《宋文学史》写评论，不仅指出这书十万字，“其中什九均是从各种诗文评话一类的书中抄撮而来，其中尤以抄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为最多”，还具体举出第一章绪论，抄自风马牛不相及的《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小序，第二章第八节《晚宋的文风》开头五段抄自《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关《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论学尺绳》的提要”，痛斥其“无聊的抄撮”之“荒谬”;而且还指出他的子目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八章节完全雷同，论述也大同小异，指出“柯君虽将一切无用的材料都抄来了，却单单缺少了文学史中所最不可缺少的那些”。[5]看了邓广铭的书评，你就知道柯敦伯这本书没有价值了。现在，很多论著都是抄袭拼凑而成的，虽然我不赞成给这些烂书写书评，但是总得有人去当啄木鸟，把这些书给揭发一下。特别是一些似乎很高明很宏大的著作，乍一看很绚丽，但是经不住你把材料一一对比，一查对，你就发现它靠不住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陆扬给《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写的书评。古正美教授这本著作是1993年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它讨论的是贵霜王朝的月氏王丘就却(约50-78年在位)所奠定的、身兼圣者与王者(类似现在的政教合一)的佛教政治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如何在其去世之后被印度化，而后贵霜时代(187-244)色腻色迦及此后几世，又如何引用佛教政治治世传统，并遭到亡国命运。由于作者认为，这一佛教政治传统，因为佛教传入中国而影响中国，所以非常重要。这本书长达670页，讨论的是一个一直不很清楚的历史，需要的又是很多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所以，很不好判断其是非。但是，是否真的是这样呢?我们看陆扬的评论，他的评论很长，指出的问题也很多，我们只看他的第一个驳论——

古氏先把“月支”或“月氏”说成是意译“月之支护”，是崇拜月亮的民族。又把支娄迦讖所译的《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中“伅真”还原为梵文candra(月)，把“陀罗”还原成梵文Dhara(支持)，所以伅真陀罗其名为“月支”。然后，她又把“香山”当作犍陀罗(candhara)，而这部经典中有记载“伅真陀罗”和“犍陀罗”两部，伅真陀罗是外来的统治者，犍陀罗是本地土著，伅真陀罗王就是外来的、建立贵霜王朝的丘就却，他就像这部经典中所说的，从外而来，建立了佛教帝国。但是，陆扬经过梵文、佛经的对比，指出这根本是错误的，因为“伅真陀罗王”的意思是“大树紧那罗王”，梵文的druma

kimnara就是“树”，因为“真陀罗”是不可分的一个词，而《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刚好有一个异译本，就是鸠摩罗什译的《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因为《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是支持“月支”和“丘就却”论述的唯一文献，这一文献依据被推翻，那么，这本700页的大著就站不住脚了。难怪他会这样批评：“(古)的种种观点全都是建立在错误的认识之上，而绝大部分的关键性错误，是由于他的历史方法、佛教文献学、和印度中亚语文方面缺乏基本训练所造成的。”

所以，我建议写书评的人，最少要把这本书的某一章，最好是关键的一章，重新核查一下它的文献资料，看看它是否断章取义，是否隐瞒证据，是否张冠李戴。特别是有的时候，作者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特发现，常常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或者湮灭某一说法的来源，你就更要细心了。像谢无量《中国古田制考》讨论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谢是一个写了好多书、什么书都能写的人，吴志慎就看出他有匆匆抄撮的特点。虽然吴志慎在关于《中国古田制考》的书评里面说得很客气，但是，他绵里藏针地说，你的新意见，好像都和日本人加藤繁的“英雄所见略同”呀，他把两种书的相同处一一列举出来，还说得很妙，说也许不应该怀疑谢的人格，不应当说这是“取法奸商，假造国货”，但如此雷同，是不是证明了日本人的著作译得还不多呢?如果译出来了，恐怕谢无量先生“看见自己的心得早已被人说出，也许就要搁笔，比较省一点力”，批评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这种功夫是“挖墙脚”的功夫，你书写得再花哨再漂亮，只要指出你的史料错误，就像是沙堆上建大楼，地基一垮，就土崩瓦解了，这叫“釜底抽薪”，是写书评的人要注意的，更是写书的人要注意的。

第二，理论基础和方法检讨。对要评的论著，要检查其整体是否站得住脚，尤其是要检查它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不仅要追根溯源看它的理论方法，而且要看它是否“原原本本”。

这里也举一个例子。余英时先生曾经写了几十页的评论，讨论狄百瑞的学生钱新祖的英文著作《焦竑与晚明新儒学的重构》(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Late Ming)。钱新祖的这本书，研究明代学者焦竑，用了很多西方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像“诠释学”、“对话理论”、“语言分析”等等，简单地说，他的结论是，焦竑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对国家正统思想程朱学说的反动(Revolt)。但是余先生指出，首先，钱的“重构”方法和“对话”途径是有问题的，他所谓与焦竑“对话”的方式，越过了历史背景和现实策略，走上“六经注我”的路子，余英时指出，当你把古人当作一个“沉默不语的伙伴”时，常常可以任意解释，尤其会把新儒学当成语言游戏，这是反历史的推断。

余先生的意思是，你研究思想史，必须把研究对象放置在历史中间，这和斯金纳的思路是一样的，绝不可以把对象从它的位置上任意抽取出来，把本来无法说话的古人当作对话的对手，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他的身上。其次，当你把古人放置在历史中间的时候，你就要恢复历史语境了，可是恢复历史语境靠什么呢?当然就是靠历史文献，但是他指出，钱新祖对于焦竑思想的表述，依赖的却是黄宗羲的叙述及一些二手资料，忽略了同时代人对焦竑的记载和叙述，甚至连同是万历年间人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资料都没有用上。余指出：(一)作者忽略了“历史重构”的过程，“没有认真把思想作为对过去的重构”，而是过于主观地想象历史;(二)作者没有认真考虑明代三教合一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尤其是王阳明、王龙溪的三教观，脱开了王龙溪这样的重要环节，必然不能正确了解焦竑思想;(三)把焦竑和戴震、章学诚的思想关联起来，缺乏证据。所谓“气”的哲学与考证之学有关的说法，根本是没有根据的“揣测”。

换句话说，如果把焦竑当成古今可以随意隔空对话的抽象“人”，而不是生活在晚明历史环境中的具体“人”，晚明就变成抽空的时代，而不是具体的历史了。这样研究好像可以很随意也很惬意，但那只是主观的形上玄思。也许，有人会说，这好像是历史学家批评哲学家，用历史尺度来衡量哲学论著，但是，在学术上面并不存在汉宋之争，无论什么研究，都先要回到历史语境，不违背历史，也不违背逻辑，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种批评也有可能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的麻烦中，很多书评尤其是观念性的书评，常常会这样变成立场之争。但是一般来说，一种观念需要有资料作基础，如果是历史著作就更需要有文献证据，如果证据不足，或者证据根本错误，那么你的观念性分析也就站不住脚。这是一个通例，比如前面我们说到的，余英时先生对钱新祖的批评中，最让钱氏无法正面回应的，就是第二节里批评他在描述焦竑“这个人”的时候，主要依靠了《明史》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书已经被证明通常是不全面或不精确的”，余先生指出，钱新祖并没有去寻找“当时的一些原始资料”，比如谈焦竑的《养生图解》，就依据了后世的《明史》，却忽略了同时代朱国祯(1557-1632)的《涌幢小品》，谈焦竑和李贽之间的关系时，就依据了晚出的黄宗羲《明儒学案》而没有重视同时人沈德符(1578-1642)的说法。余先生重重地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在方法论上重视二手资料而忽视当时人的记述，是说不过去的”，特别是他由于忽略了这些资料，也忽略了1597年焦竑遭致贬斥并流放福建，最终结束政治生涯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甚至连焦竑写给释鲁庵的信中提到的“修业”，本来应该是“修科举业”，也被钱新祖误解为“修因果业”，以便自己对焦竑佛教思想作发挥和解释。

因此，我们就知道，在这种文献基础上得到的思想史结论，就很难让人相信。

四、从书评到综述：如何写博士学位论文的首章?

现在我们要从学术书评，进入到研究综述的写作。其实，说白了，研究综述就是“集束式”的学术书评，就是要在整个问题领域的历史综述中，对论著加以学术史的定位。

这个方法对于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学位论文前面的研究史，就是一个你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史综述。而你看到的每部论著，都必须搞清楚它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和意义。它是否是这个问题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在这个问题领域中它是否在史料上有发现?它的结论是否推进了这个问题领域的深入?或者反过来说，这部论著在这个领域是可看可不看的吗?这部论著是一本抄袭或剪贴的东西吗?这部论著是没有任何创见和新意的吗?如果你不是在做学位论文，当然也许不必看这些没有价值的书，可是如果你是在严格地按照规范在做学位论文，你就不得不看这些东西。我以前常常在万圣书园里面乱翻书，现在偶尔到鹿鸣书店去看看书，总觉得现在书店里所谓的“学术书”真是太多了，多得看也看不完。可是，这种数量的繁荣背后是什么?是根本找不到书看，就像当年金克木先生和我说的那句话，“坐拥书城，无书可读”。因为大多数书确实是可出可不出、可看可不看的。说句极端的话，如果是本“烂书”，看看还能搞笑，如果连“烂书”作为笑料的意义都没有，看了味如嚼蜡，还倒胃口，那才倒霉。

为什么有这么多书?因为好多人有研究经费，又可以补贴出版社，还可以向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交差，所以，作者就乱写，出版社就乱出版，这使得现在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再是“研究”，已经变成了泡沫“生产”，甚至连“生产”都不是，因为它既不管是否销售得出去，也不管是否会产生价值，而且连是否产生垃圾都不考虑。

话说回来，你写学位论文又不得不捏着鼻子看这些东西。前面我们讲了，你不了解和说明既往的“研究史”，既无法证明你没有剽窃和抄袭，也不能说明你有什么进展，所以还得看。这叫“披沙拣金”，是否有“金”还不知道，但你还得“拣”，也许一粒“金”也没拣着，那也好，这说明前面没有有价值的研究，我可以“而今迈步从头越”。可是，当你看到一些值得讨论的书(不一定是好书，也许是烂书)，你就要说明，它的意义在哪里，或者问题在哪里，这个时候就要把它放在整个问题领域中讨论了。

前一段，有个博士生要做一个有关清史的课题，他看了一些美国最近流行的新清史研究著作，特别是欧立德(Mark C.Elliot)的《满洲之道》、米华健(James Millward)《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清代承德之形成》[8]，以及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濮德培(Peter Purdue)、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部分著作，他很想在这方面找个题目做。后来他告诉我，他最受益的，倒是来自卫周安和欧立德的两篇综述，一篇是卫周安发表在Radical History Review第88期(2004年冬季号)上的《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一篇是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介绍，也曾经用日文发表在日本的刊物上。他从这两篇综述性的文字中，了解了新清史的全貌，知道各种被称为“新清史”的著作，大体位置在哪里，它们的旨趣是什么，有什么共通性，也大体上了解了“新清史”从罗友枝与何炳棣的辩论起，到柯娇燕和欧立德对满族族群意识的研究，高彦颐和曼素恩对清代女性精英的研究，米华健和罗友枝对清代边疆与皇权的研究，这样一个历史。我觉得综述其实就是简单明了的书评的汇集，要把同一领域的论著的内容和要点勾勒出来，对它在学术史脉络里的意义进行评述，通过这种综述，你可以知道(一)新清史不再把清代看成是明代之后，可以算在二十四史之后的一个中国王朝史，而且是一个包括满蒙回藏的大帝国，应当放在世界史里面研究;(二)清朝皇帝不仅是汉族中国皇帝，而且是各族的大汗、蒙藏佛教的菩萨、满人的首领;(三)清代的思想文化史不应当只是汉族儒家、经学理学的内容，而应当重视满、蒙、回、藏的文化，以及它与周边、甚至欧洲的文化交换。所以，后来这个学生选择了乾隆中叶在承德接待蒙古、朝鲜、安南的礼仪活动作为题目，避开一些热门课题，他也懂得了，要重视礼仪活动中满族统治者的色彩，以及承德的各种宫廷建筑为什么如此设置，这又是接受了新清史研究的方法提示。可见这种综述，对他的论文很有帮助。

我还要举一个我自己写的书评为例。1998年，台湾一个学者来信邀请我给他关于“近代中国佛教”的新书写个评论。我那个时候对近代佛教的复兴、日本与中国的佛教交往、西方思潮影响下的中国佛教都有兴趣，也正在写《中国思想史》的第二卷后半部，所以就借了这个机会把1989年以后差不多十年间出版的有关近现代佛教历史的书，统统看了一下，看了以后，觉得虽然中国晚清民初的佛教史研究有了一些大的进步，但也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所以，就决定不再单独为一本书写，而是写了一个综合的述评《关于近十年中国近代佛教研究著作的一个评论》。

在这篇书评里面，我一个一个地介绍了这些论著的问题，虽然各有建树，但有的次序混乱，有的有缺略，也有的不规范，但根本上来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看上去对近代佛教史很全面的叙述中，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自身脉络”，所以，研究者事先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过去社会史与政治史对“近代史”的预设，比如把魏源、龚自珍这些“近代先驱”算成是“佛教复兴”的先驱，以“反帝反封建”作为“佛教史”的主脉，把这些预设当作叙述近代佛教史不言而喻的起点、背景或基础。这里的弊病是什么呢?就是近代佛教史的因果溯源，被政治史与社会史左右着，但是我要问，近代佛教史的变化，除了有对于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刺激的直接反应外，还有没有更深的背景、更直接的刺激和更具体的原因?因为这里有一个需要讨论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关于近代中国佛教史的这些分析，是否一定要依托政治史和社会史作为自己的基础和背景?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政治史或社会史的脉络来分析宗教史?

我总觉得，晚清佛学的兴盛，除了这些社会的政治的背景之外，还与很多具体的、直接关系到佛教的背景有关，比如，(一)当时人希望借助佛教知识来理解并超越西学，尤其是科学、心理学、逻辑学;又如，(二)当时人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佛教的历史有误读，觉得日本之所以崛起与佛教护教爱国的精神力量有关，所以特别希望兴起佛教，来刺激中国人的群治和精神;又如，(三)刚好佛教经典尤其是佛教唯识学的经典，在那个时候反传中国，刺激了佛教的兴起和转向;再比如，(四)有人相信，作为边缘知识的佛教大乘学，可以瓦解人们思维和观念中对“主流”与“中心”的固执。所以，晚清民初佛教兴起的原因相当复杂，我曾经写过好几篇论文讨论它。唯其原因复杂，所以，在分析晚清以降的佛教问题时，就需要发掘更多更细的文献，涉及更多的事件和人物。

假定说，你要准备写一篇有关晚清民国佛教史的博士论文，如果你把你之前有关的著作阅读过，并且加以这样一番述评，那么做到这里，是否就可以从上面所说的，前人论述所缺略的四个方面，开始自己的论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