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农机力促农民增收

第一篇：建设和谐农机力促农民增收

建设“和谐农机”力促农民增收

青岛市农机局从安全发展的角度出发，推出八项措施建设“和谐农机”，促进农机化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供和谐的发展环境。

一是以深化农机安全“十百千”示范创建活动为重点，以点带面，协调发展，实现农机安全管理的“点”与“面”的和谐。深化“十百千”示范创建活动，完善创建标准，丰富创建内容。进一步深化“四级联创”活动，使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水平在整个面上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到“十一五”末，全市50%以上的镇、村和农机户要达到农机安全“十百千”示范创建标准，2/3以上的乡镇、村达到“和谐农机”建设标准。

二是以加强手扶拖拉机管理为重点，进一步拓宽农机安全监督管理范围，实现重点监管与全面监管的和谐。强化以拖拉机为重点的牌证管理，把执法检查与进村入户开展清理整治结合起来，下大力气解决“黑车非驾”和“脱检”问题，通过3年的努力，使大中型拖拉机挂牌率、年检率和驾驶员持证率达到90%以上。将农机安全监理对象向小型田园管理机、脱粒机等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非牌证管理机械延伸，逐步拓宽行业安全监管范围。

三是以创建星级文明农机市场和星级农机维修点为重点，加强农机销售和维修领域的管理，实现农机消费和谐。进一步深化“星级文明农机市场”创建活动，提升创建等级，提高创建质量，继续与工商和技术监督部门联合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机产品的行为，到2009年，全市农机及其零配件抽查合格率要分别达到95%和85%以上；力争三星级以上的农机销售企业达到30个以上。组织开展“星级农机维修点”创建活动，促进行业自律，提升维修质量，维护机手利益，争取利用3年的时间，在全市建成100个以上的星级农机维修点。抓好农机维权工作，农机投诉结案率和用户满意率要分别达到100%和95%。

四是以实施“一训三证”组合式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为重点，全面提升农机手的综合素质，实现“人”与“机”的和谐。大力实施“一训三证”组合式培训，严格培训标准，提高培训质量，切实提高机手对农业机械的掌控能力，实现人机和谐。“十一五”期间，每年要完成拖训、绿训和职训各7000人，完成农机科技大户培训1000人。进一步强化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完善设施，规范管理，拓宽领域，促进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强农民致富能力。

五是以强化农机安全宣传教育、技术检验和执法检查为重点，构筑农机安全生产“三大防线”，实现“防”与“治”的和谐。构筑宣传教育防线，使全社会和各部门充分认识农机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提高机手的法律意识和安全生产意识。构筑技术检验防线，完善农机检验检测设施，提高农机技术检验水平，消除事故隐患。构筑执法监控防线，严厉查处无牌无证行车、无证驾驶、违法载人、机械带病作业等违法、违章行为，确保农机事故重伤死亡率控制在0.4‰以下。

六是以实施农机保险为重点，健全农机保障体系，实现农机经营与保障的和谐。认真做好拖拉机交强险的组织实施，对不参加交强险的，不予办理登记和年度检验手续；要严格执行全省统一的费率标准，为机手投保和理赔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机保险，争取将农机保险纳入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对农民参加农机保险给予财政补贴。切实抓好补贴机具的保险工作，力争拖拉机交强险参保率达到90%以上，补贴机具参保率达到100%，切实提高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

七是以开展规范化建设为重点，提高执法水平，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和谐。进一步深入开展农机监理规范化建设，逐步实现农机监管法制化，监理队伍正规化，业务管理规范化、技术装备现代化，作风建设军事化的“五化”标准，全面提高农机监理的装备水平和执法水平。进一步加强行风建设，继续深入开展“文明监理、优质服务”示范窗口创建活动，通过“全程代理”、“一站式服务”、开展安全技术和信息咨询服务等方式，为机手提供方便、优质、高效的服务。八是以健全农机安全监督管理体系为重点，全面加强农机与有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实现农机安全行业管理与社会化管理的和谐。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县（市、区）、乡、村四级农机安全管理网络，使农机安全管理进村入户，做到安全防线前移，重心下沉，责任到人，形成上下联动、运转协调、组织有效的行业管理机制。加强部门协调与合作，建立起政府主导、农机牵头、部门合作、齐抓共管的社会化管理机制。

为确保“和谐农机”建设取得实效，青岛市农机局将抓好“四个结合”：一是要与推进农机化事业发展相结合，以和谐促发展，三年全市农机化综合水平达到80以上；二是要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相结合，以和谐促稳定，三年农机保险率要达到60%以上；三是要与“兴机富民”品牌建设相结合，以和谐促增收，三年农机为农民人均收入贡献率要达到8%以上，农机经营服务增加值占农业总产值达到12%以上；要与机关建设相结合，以和谐促服务，要构建“和谐机关”，增强创业、创新、创优的内在动力，提高服务“三农”的水平。（省农机监理站供稿）

第二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加快农民增收步伐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加快农民增收步伐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党城湾镇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思考

党城湾镇是个城乡合并的镇，因为缺乏明显的经济优势，以往一直处于“财政无收入，政府支出靠上拨，公益事业靠统筹”的状况。两年前曾有人预言，农村税费改革后，党城湾镇农业经济将直线下滑，成为“昨日黄花”，然而，却没有所说的那样，只是发展缓慢而已。党城湾镇是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大镇，农民人均收入不及于城镇人均收入的一半，显然增加农民收入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用系统论的思想，市场化的观念，开放性的思维，工业化的举措，指导农业与农村工作，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以城带农、以城补农，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而努力。

一、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现状

党城湾镇是全县最大的乡镇，也是唯一的农业乡镇，现辖紫亭社区、巴音社区、东山村、党城村、城关村、城北村、青山道村。两个社区、五个行政村、十二个村民小组（其中，青山道村为移民村）。全镇共有2558户，7386人，由汉、回、蒙、藏、裕固等民族组成。现有耕地8487亩，承包地农业税计税面积为6677亩；林地1000亩；人均拥有耕地面积为2.8亩，全靠党河水灌溉。主要农作物有为小麦、胡麻、蚕豆、洋芋、玉米、等，也种植少量的药材、大蒜、西瓜等作物。

2004年，全镇农村国民生产总值实现2362.9万元，比2001年增长913.6万元，年均递增21；其中，牧农业总产值实现1142.9万元，比2001年增长18.9，年均递增6.3；乡镇企业，二、三产业总产值实现1220万元，比2001年增加508万元，增长了1.7倍；全镇从事二、三产业户数达到385户，从业人员达到453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50元，比2001年的3260.89元增加近890.11元，年均增加近30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8221元，比上年增加661元，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以内。

截止2004年底，各类牲畜存栏达到8531头（只），适龄母畜比例达到62.5；牲畜繁殖成活率达到65.3，出栏率达到26.8，商品率达到10.7。舍饲养殖业从无到有，达到136户，修建温棚蔬菜16.8亩25座。初步形成了洋芋种植、舍饲养殖业等支柱产业。科技推广力度进一步加大，三年中举办各类培训班43期，培训农民4600人次，牛羊免疫密度达到100，胚胎移植43枚，农村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早在肃北县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分两步走提前六年率先在全省牧区县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党城湾镇要实现这个目标，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就拿目前来说，虽说我镇于1996年提前一年实现小康，但是那只是不完善的，经济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较低，农区小康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形势极为严峻，任务相当艰巨，困难大于机遇，问题和挑战并存。目前，影响我镇经济发展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

（1）、资源贫乏，基础设施弱，物资和资金短缺，水利、电网，路面硬化建设的步伐不快；信息化市场经济闭塞；农产品流通领域狭小；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不利于农业增效的提高。

（2）、产业结构单一，由于陈旧观念和可供开发的自然资源贫乏，全镇农户种植仍以“老三样”（小麦、胡麻、大豆）为主，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农副产品加工和农村服务业所占比重很少，农业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的步伐缓慢，压粮、扩经、增草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幅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缺乏大的突破，仍在低水平上徘徊，在实践中探索。农业结构调整中数量多，规模小，已调整的结构有洋芋、玉米、大豆、胡麻、西瓜、药材、梨、苹果、杏多项品种，但从规模效益上来看，缺少连片的调整规模，缺乏主打品种，特色不明显，优势不突出，大路货多，珍、稀、特、新品种少，缺乏市场竞争力。无工业经济，地域经济的发展缺乏支柱产业，农产品深加工水平低，后劲严重不足，发展滞后，没有竞争优势，农民增收渠道不多，出现了粮食投入高，产出低，农民增收缓慢的局面。而且从产品层次上多数农民生产的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低劣产品多、优质产品少、粮食作物多、特色产品少，使农作物的商品加工转化率低，附加值低，不利于农民增收的提高。

（3）、财政困难，村经济积累薄弱。缺乏持久有力的税源支撑，财源结构不够合理，职工工资发放缺口大，保运转，保发展压力较大。

（4）、村民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意识还不够强，思想不够解放，小富即安，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城郊优势。尤其是农民宁愿把传统的“老三样”种植调来调去，也不愿冒风险种植

第五篇：加快农民增收步伐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党城湾镇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思考

党城湾镇是个城乡合并的镇，因为缺乏明显的经济优势，以往一直处于“财政无收入，政府支出靠上拨，公益事业靠统筹”的状况。两年前曾有人预言，农村税费改革后，党城湾镇农业经济将直线下滑，成为“昨日黄花”，然而，却没有所说的那样，只是发展缓慢而已。党城湾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大镇，农民人均收入不及于城镇人均收入的一半，显然增加农民收入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用系统论的思想，市场化的观念，开放性的思维，工业化的举措，指导农业与农村工作，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以城带农、以城补农，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而努力。

一、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现状

党城湾镇是全县最大的乡镇，也是唯一的农业乡镇，现辖紫亭社区、巴音社区、东山村、党城村、城关村、城北村、青山道村。两个社区、五个行政村、十二个村民小组（其中，青山道村为移民村）。全镇共有2558户，7386人，由汉、回、蒙、藏、裕固等民族组成。现有耕地8487亩，承包地农业税计税面积为6677亩；林地1000亩；人均拥有耕地面积为2.8亩，全靠党河水灌溉。主要农作物有为小麦、胡麻、蚕豆、洋芋、玉米、等，也种植少量的药材、大蒜、西瓜等作物。2004年，全镇农村国民生产总值实现2362.9万元，比2001年增长913.6万元，年均递增21%；其中，牧农业总产值实现1142.9万元，比2001年增长18.9%，年均递增6.3%；乡镇企业，二、三产业总产值实现1220万元，比2001年增加508万元，增长了1.7倍；全镇从事二、三产业户数达到385户，从业人员达到453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50元，比2001年的3260.89元增加近890.11元，年均增加近30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8221元，比上年增加661元，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以内。截止2004年底，各类牲畜存栏达到8531头（只），适龄母畜比例达到62.5%；牲畜繁殖成活率达到65.3%，出栏率达到26.8%，商品率达到10.7%。舍饲养殖业从无到有，达到136户，修建温棚蔬菜16.8亩25座。初步形成了洋芋种植、舍饲养殖业等支柱产业。科技推广力度进一步加大，三年中举办各类培训班43期，培训农民4600人次，牛羊免疫密度达到100%，胚胎移植43枚，农村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早在肃北县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分两步走提前六年率先在全省牧区县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党城湾镇要实现这个目标，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就拿目前来说，虽说我镇于1996年提前一年实现小康，但是那只是不完善的，经济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较低，农区小康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形势极为严峻，任务相当艰巨，困难大于机遇，问题和挑战并存。目前，影响我镇经济发展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

（1）、资源贫乏，基础设施弱，物资和资金短缺，水利、电网，路面硬化建设的步伐不快；信息化市场经济闭塞；农产品流通领域狭小；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不利于农业增效的提高。

（2）、产业结构单一，由于陈旧观念和可供开发的自然资源贫乏，全镇农户种植仍以“老三样”（小麦、胡麻、大豆）为主，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农副产品加工和农村服务业所占比重很少，农业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的步伐缓慢，压粮、扩经、增草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幅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缺乏大的突破，仍在低水平上徘徊，在实践中探索。农业结构调整中数量多，规模小，已调整的结构有洋芋、玉米、大豆、胡麻、西瓜、药材、梨、苹果、杏多项品种，但从规模效益上来看，缺少连片的调整规模，缺乏主打品种，特色不明显，优势不突出，大路货多，珍、稀、特、新品种少，缺乏市场竞争力。无工业经济，地域经济的发展缺乏支柱产业，农产品深加工水平低，后劲严重不足，发展滞后，没有竞争优势，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