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案例

第一篇：反洗钱案例

法制网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肖向军 赖桃发 男子明知他人帐户的资金系非法所得，仍然用其给的帐号、密码将133元转入自己帐户。近日，江西省于都县法院以洗钱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二十元。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和方某、吴某（因贩卖毒品罪已判刑）三人于2016年因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拘留期间，吴某将自己的支付宝、微信帐号、密码写在一张肥皂盒纸壳上交给王某。王某行政拘留期满释放出来后，登录吴某的微信、支付宝，将其微信、支付宝帐户上的钱分别转入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帐户内，共计133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吴某贩卖毒品所得，仍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方式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洗钱罪。被告人王某实施犯罪所得，依法应予没收。鉴于被告人能当庭自愿认罪，且犯罪情节较轻，对其可酌予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为此提醒，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帐户是经济交往的重要工具，也是不法分子进行洗钱犯罪的重要载体。广大民众要保管好自己的各类资金帐户信息，不要向他人租借自己的帐户，或者用自己的帐户替他人提取现金，让不法分子利用自己的帐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作为洗钱利器的艺术品——规则你get到了吗

(2017-11-09 10:54:26)转载▼ 标签：

反洗钱

财经

深夜王阳明

徐悲鸿7280万《蒋碧薇》油画其实是美院学生习作，2.2亿元天价“汉代玉凳”是赝品，假的宋徽宗千字文1亿成交，很明显是假的齐白石《百虾图》1.2亿成交，齐白石《松柏高立图》从2千万到4.3亿不到2年时间，而这个4亿齐白石疑是赝品，几年时间齐白石作品被炒高几百倍。这些都是疑似洗钱，如果艺术品被用来洗钱，作品真假和作者是谁都不重要，反而是假的更好。

1、日本的天价艺术贿赂案例

艺术品洗钱和贪污，日本人是中国人的老师，举个日本完美洗钱贪污的例子：日本秋庭财团为了贿赂日本议员，安排日本议员在到欧洲一私人藏家博物馆里以超低价100万美元“买”了一幅名画，时隔不久安排日本议员以“不知名收藏家寄售”的方式将名画送拍欧洲拍卖行，最终被日本秋庭基金会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日本秋庭用近乎完美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政治贿赂。

当然这种洗钱和贪污方式是比较原始和愚蠢的，因为这样很容易被查出来。现在的艺术品洗钱方式已经非常复杂化和隐蔽化了。

2、天价艺术品洗钱的周期和步骤

规模化用天价艺术品洗钱的周期一般是2～3年时间，第一步是选货，先选择市面上适合用来洗钱的货，一般是几十万价位的，同类型的在市面上有100～300个流通量的操作起来比较方便。第二步是入货，低价在市面上大量买入类似的货，一般买入几十个比较适合。第三步是炒货，通过拍卖市场以协议成交或者虚假成交的方式把货炒高几十倍。第四步是洗货，货被持续炒高几十倍之后，就可以用来洗钱了。

某企业高管C贪污10亿巨额黑金，但C的年薪只有100万，无法公开使用其黑金，那么C就需要把黑金洗白，变成合法收入。于是C就开始爱好艺术收藏，C在市场用30万每张购入一批岳敏君油画，1～2年后将画陆续送拍，通过非常隐蔽的跨国洗钱组织安排由D在拍卖场用2000万天价拍走，C几次送拍后，由跨国洗钱组织安排不同的D用越来越高的价格买走，D在拍卖场购买岳敏君油画的钱是由C的黑金来支付，这样C就成功将几亿黑金洗白了。

3、天价艺术品洗钱的好处和副作用

这种洗钱方式虽然复杂，但隐蔽性非常强，因为C和D在表面上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他们可以是不认识，甚至是不同国家的人。这种方式需要一些技术手段避税，并和拍卖公司合谋减低佣金，这个过程本身已经造成岳敏君油画的实质性升值，升值部分可以对冲洗钱过程中所发生的佣金、手续费、税收等损失。这就是天价艺术品洗钱的好处，洗钱过程还能帮自己和关联方赚钱。

洗钱的副作用是用来当作洗钱工具的艺术作品虚假成交价格虚高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外流浪的中国盲流画家和无名画家的价格高过世界大师的原因。

如果岳敏君同时有油画和雕塑作品，油画被人用来洗钱，但雕塑没有被用来洗钱，那么就会出现同一艺术家不同类型作品价格的巨大差距。真实的情况是岳敏君的大型雕塑在加拿大温哥华降到每座11万都无人买，而岳敏君的油画拍卖价格几千万。

4、天价艺术品洗钱的关联方和隐蔽性

艺术品洗钱是非常隐蔽的，洗钱被伪装成合法的艺术品交易，而且买卖双方可以做到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中间由一个或者多个非常隐蔽的跨国洗钱组织幕后操控。

一种货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同时帮多个人洗钱，也可以把数十亿国有资产洗到个人口袋。如果国资企业成立了艺术机构或者美术馆，就很容易被高管通过艺术品把其控制的国有资产洗到个人口袋。

有些天价交易背后并不是买卖双方获益，而是关联方获益，因为买卖双方只不过是为关联方的未来交易做局。而且可以做到买卖双方和关联方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其中间由一个或者多个非常隐蔽的跨国洗钱组织来发生联系的。

5、天价艺术品洗钱的虚拟交易和真实交易

为了达到洗钱的资金获利最大化，一般用来洗钱的货价格要被炒高100倍左右，货的真实价格也就是作为洗钱的手续费的一部分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艺术品和文物在短短几年内被炒高几百倍的原因。

有些洗钱交易可以分为真实交易和虚拟交易2部分，比如一个4.3亿的交易，真实交易部分是3000万，需要实际支付，虚拟交易是4亿，那么虚拟部分的4亿就是用来洗钱的。高端地产洗钱普遍就是这种方式，少部分文物洗钱也是这种方式。

如果文物被用来洗钱，拍卖行上的文物真伪并不重要，而且是假的更好，因为假的真实价格更加低，而减少洗钱的手续费。如伪造的汉代玉凳2亿成交，假的宋徽宗千字文1亿成交，假的齐白石虾1.2亿多成交，假的徐悲鸿油画7000万成交。

6、问题首富的黄光裕如何脱罪？

曾经几次蝉联中国首富的黄光裕被判14年，其中洗钱8亿到香港还赌债判8年，股市内幕交易9年，单位行贿罪判2年。如果黄光裕学会通过艺术品和文物洗钱，学会炒作文物和艺术品赚暴利，黄光裕不但不会进监狱，还可以赚个世界级收藏家的美名。

黄光裕可以和香港赌场债主合谋，黄光裕先入货相关文物，而后香港赌场关联方送拍几件类似文物，黄光裕炒上8亿的天价，这样黄光裕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1，不但还了赌债，还赚了个世界级收藏家的美名，而且成为了买回国宝的民族英雄。2，入货的类似文物价值暴涨，随时出手拍卖场，就可以不用通过股市内幕交易赚钱了。

用黄光裕案反推中国的其他富豪收藏家和国资艺术投资机构，黄光裕就太可惜了，要蹲监狱14年，而其他中国富豪和华人富豪赚钱洗钱两不误的同时，还赚尽了世界级收藏家和民族英雄的美名。

7、国企高管如何洗劫国有资产？

控制巨额资本的政府高官或者企业高管，通过购买天价艺术品来洗劫公有资产，是一种一箭双雕的极好方式。控制巨额资本的政府高官或者企业高管，可以通过成立企业美术馆或者公有美术馆，再在拍卖市场天价购买艺术品的方式，将巨额公有资产转移到自己的口袋。

比如：某政府高官或者企业高管A，手中可以操控100亿的公有资产，A就会成立艺术投资机构或者美术馆。然后A通过非常隐蔽的跨国洗钱组织物色到手里有货的B，所谓的有货，就是有泡沫巨大，可以炒上天价的艺术品或者古董。

B把他的市价3000万的齐白石《松鹰图》送拍，这个《松鹰图》 是否真伪就无所谓了，因为目的不是收藏，而是贪污和洗钱。A就动用公有资金，把《松鹰图》 抬到4.3亿。多出来的4个亿，A和B就可以协商分享。可以是A分得3亿，B分得7000万，非常隐蔽的跨国洗钱组织分得3000万，这样A就可以把4.3亿的公有资产，洗成自己的3亿私人黑金。即使有关部门对A的企业进行审计，也未必能找出任何蛛丝马迹。A还可以用关联洗钱的方式把3亿黑金洗白，在预谋《松鹰图》 抬到4.3亿之时，A在国内、香港或者国外的关联人提前1年大量买入齐白石，在《松鹰图》 抬到4.3亿之后，A的关联人就可以随时在拍卖场和画廊出售齐白石帮助A洗钱。

8、天价艺术品洗钱的监管真空

继外汇和石油之后，洗钱已经成为世界最庞大的经济活动之一，全球洗钱的黑金总额估计达到几十万亿人民币的规模。欧盟最近在修改《反洗钱法案》，触角已经延伸到画廊，对超过1.5万欧元的艺术品交易进行备案。

艺术品洗钱在国内还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天价艺术品交易在国内属于逃避监控的黑幕地带，国内的《拍卖法》对交易双方身份的保密条例更加助长了洗钱的泛滥。国内可疑的天价艺术品交易案例是很多的，比如去年的4.3亿齐白石和今年的2.9亿李可染就是涉及同一个国资背景艺术机构“中艺达晨”。

中国2006年才出台《反洗钱法》，主要是约束和规范金融机构监控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但并没有涉及对可疑的天价艺术品交易进行调查，而依靠审计制度来揭开这些可疑的天价交易似乎并不可行。从去年开始的艺术品交易查税和今年初的海关艺术品进出口查税终于成为打击天价艺术品黑幕交易的突破口，收效显著，在查税**下，2012年春拍成交总额仅仅是2011年春拍成交总额的1/4。

艺术洗钱和反艺术洗钱在国内将是一场大规模的长期博弈。

宜昌一女子境外洗钱17万 回国被判刑三年并罚款

(2017-11-02 14:54:24)转载▼ 标签：

反洗钱

财经

三峡晚报讯（记者闫承敏 通讯员刘兰艳）记者昨从秭归县检察院获悉，由该院提起公诉的高某因在境外帮人洗钱17万元，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经秭归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后，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5万元。

据介绍，2016年11月22日12时许，秭归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吴某在工作群里接到名为该公司总经理的指令，要求其向李某账户支付合同保证金50万元，当日，吴某经过向总经理核实，确认被诈骗后立即报警。

李某账户在收到该公司第一笔50万元款项后，迅速分解转入3人的账户，其中1笔17.46万元的款项，被转到了嫌疑人高某的账户，高某在缅甸老街其堂姐（另案处理）开办的“金海邮政”钱庄工作，通过网上银行将转来的17.46万元，又转入了24个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不同账户。直到2017年3月13日，嫌疑人高某回国后，即在云南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当秭归检察院检察员提审高某时，对方称，她既没偷又没抢，凭什么追究她的刑事责任？检察员在侦办案件了解到，高某在“金海邮政”工作，是专业人士，使用他人银行账户办理“取款、汇款”业务，其预见其中可能存在违法性，且高某将别人的17.46万元，短时间内转入全国各地的24个不同账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认定高某明知该款项系犯罪所得。尽管其是在缅甸实施犯罪，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文章摘编如下：

近日，一位银行卡被冻结的西班牙华人来到了他所开户的凯克萨（La Caixa）银行。他的私人银行卡于一个月前被冻结，目前不能使用。在申请恢复账户的时候，银行柜员问了他很多问题，例如：个体经营还是受雇佣；是否有工作合同；什么时候在西班牙开始生活及工作；是不是第一张银行卡；在西班牙是否有房产；月薪为多少；会不会经常转账等。

银行表示，这些确认信息的程序是银行的现行规定。账户被解冻以后，银行柜员还要求当事人递交一份工作合同的复印件，以说明资金的来源。柜员称，凯克萨银行目前正在进行较严格的账户核实活动，如果客户账户需要更新，或需要补充材料，会接到电话或短信通知。

自从2010年4月28日，西班牙政府发布“10/2010反洗钱法”以来，为了配合税务机关全面打击洗钱行为，西班牙各大银行纷纷推出各项政策，将资金来源不明确、资金入不敷出、有参与洗钱嫌疑的账户实施冻结。

而2016年年末至今，进入了清查行动的严格阶段。这次凯克萨银行的清查行动，针对的是所有账户，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如果账户流动资金数量很多，而流动资金的来源不明确，在收入支出不匹配的情况下，凯克萨银行会以短信、电话或信件的形式提示账户拥有者，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呈交相关资料，账户会被冻结。

上周，新闻媒体暴光知名演员英达于美国康涅狄格州（State of Conneticut）法院被起诉，理由是其涉嫌洗钱。此案情况并不复杂，英达其及妻子于2010年到11年期间，通过直接从中国携带美元现金到美国，再将现金以规避监管的“结构性拆分交易”（Structuring）方式存入多家商业银行，被执法当局发现后，以偷税名义被起诉。用新闻报道的话讲，完全是英达本人或给他出主意的人无视美国法律，耍“小聪明”逃避纳税而形成目前的严重后果。如果英达罪名成立，除了被没收“结构性拆分交易”的存款外，还要支付罚金，总计高达29万美元，如果发现资金为犯罪所得，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那么英达案给我国的反洗钱工作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

一、降低大额现金交易报告的必要性

按照2016年3号令的要求，从今年 7月1日起，当日单笔或累计人民币5万元或等值1万美元的现金交易都将向人民银行报告。这项新措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现金交易报告标准一致。当然我国在实际制定过程中，还应考虑现金使用偏好等问题，在中国部分地区现在还是保留使用现金交易的习惯，这样做可能会大大增加报告量。无论如何，降低现金报告标准可以增加反洗钱交易分析数据，并可对使用现金洗钱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二、大额现金的可疑交易分析

大额现金报告如果没有运用到可疑交易分析，那就是垃圾数据，制定卓有成效的大额或者接近于大额的现金交易可疑标准非常重要。以此案为例，英达刻意以美国法律要求的金融机构当日单笔或累计1万美元现金交易的报告标准存入多家银行账户。虽然单家银行当日不能够做到大额现金交易申报，但是只要有多日的交易，相信商业银行的可疑交易系统一定能采集这些非同寻常的交易线索，并形成可疑交易报告向执法部门报告。多家银行同时上报可疑交易线索，则会引起执法部门的警觉，从而开展相应的调查。

三、客户身份识别的问题

一份上报的可疑交易除了有可疑交易外，一定离不开客户身份识别方面的要求。英达本人在美国属于境外人士，通过网络很容易就会被发现是中国的知名演员（还是红二代），如此更加会引起美国执法当局的注意。境外执法机关对于惩处公众人物更加有吸引力，因为可以成倍扩大宣传效用。

四、中国境内的反洗钱工作的启示 据报道，英达的美元现金于国内兑换后带往美国，如此基本可以断定他的美元非正常渠道取得。按照中国外汇管理政策，每年自然人仅可兑换5万美元现金，而在2年内他和妻子携带64万美元至海外，于国内正规途径无法取得，可能是通过地下钱庄或黄牛兑换取得。中国的税务部门也应该就此案件调查英达于国内换取美元的相应人民币资金是否来源于合法途径，如果未予征税，则还应补交税款。如果来源于非法途径，则应开展其他方面的调查。按照外币携带规定，超过等值5000美元的外汇携带出境则需要银行或外汇管理部门提供的《携带证》，从本案分析英达出境的美元应该没有办理相应的手续，所以我国的海关部门对于公众携带外币出境还应加大宣传和惩处力度，防范利用人头方式将外币现金携带出境。作为反洗钱工作的中坚力量，各金融机构对于社会公众人士及其交易应该加强控制手段，发现其大量提取现金或将资金大笔转至陌生人账户需要引起重视，并向反洗钱部门报告。人民银行作为反洗钱工作监管单位，也应及早推出相应法规，对于“结构性拆分交易”比照国外通行的做法，允许金融机构限制其交易。

另外此案的追溯其值得我们关注，5年前的交易到目前才予起诉，说明反洗钱交易分析的复杂程度和交易分析量非常巨大，同时也反映出国外监管机构对于反洗钱工作态度，就是绝不妥协、绝不手软。

台湾男子从事非法洗钱活动 为诈骗团伙转取赃款被捕

正义网黄石5月23日电(通讯员 刘雅倩)近日,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检察院批捕了一名“取款手”蔡某,2016年10月,蔡某经人介绍加入一家洗钱公司,并接受该公司培训成为一名取款手,专门从事非法洗钱活动。2016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蔡某先后数次接到公司指令,持洗钱公司提供的作案银行卡,将电信诈骗居民所得的赃款数十万元取走,存进洗钱公司指定账户。

据蔡某供述,其受聘于台湾当地一家洗钱公司,公司的业务主要来源于诈骗集团、地下钱庄等,蔡某负责听从公司的安排在大陆各银行网点的ATM机取现,再存入公司指定的账户。

犯罪嫌疑人蔡某虽并未参与电信诈骗犯罪主体实施的具体诈骗行为,但其在明知所取款项是诈骗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为诈骗犯罪团伙转取赃款,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该院对蔡某批准逮捕。

今年以来，国家不遗余力地打击洗钱活动，相关举措越来越严厉，对于金融机构的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

第二篇：反洗钱案例

反洗钱案例分析

案例一：浙江乐清张某、叶某非法集资洗钱案

2009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对张某、叶某非法集资洗钱案公开宣判，认定张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50万元；叶某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0万元。该案是全国首例成功宣判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上游犯罪的洗钱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10月开始，张某组织发起10万至100万元数额不等的“经济互助会”，变相非法吸收存款共计4488.91万元。为隐匿非法集资所获得的资金，张某以他人名义购买多处房产及车辆。叶某在明知张某的资金是非法集资所得的情况下，将自己在上海农行开设的账户提供给张某。2007年4月10日至10月19日，张某先后将自己非法所得的资金1900.29万转入叶某农行账户。2007年7月，叶某用现金预付上海汤臣高尔夫某别墅房东傅某定金20万元，随后又从该账户转账798万元到傅某账户作为首付款，并协议约定办理过户手续后付清余款。此后，张某又将1102.29万元非法集资款转入叶某农行账户等待支付余款。其间，张某将其中的500万元转账到其朋友陈某委托炒股，另将部分资金转借他人临时周转。2007年11月，因别墅违章搭建，无法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张某、叶某无奈放弃购买，并将傅某退还的定金、首付款和违约金共计838万元转入叶某另一张工商银行卡上。案发后，为逃避打击，叶某将工商银行卡账户注销。

在此案办理过程中，当地人民银行配合司法机关连续5个月调查取证，完整取得叶某洗钱的主观明知证据；运用现有资产减去合法收入的间接证明法，确认了叶某非法资金数额，为类似案件的办理总结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案例二：重庆王某、苏某涉黑洗钱案

2009年12月2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某、苏某等22人涉黑洗钱案一审公开宣判。王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6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20万元；原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局民警苏某犯洗钱罪和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7万元；其他黑社会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至16年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3月以来，王某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控制重庆市北碚区生猪屠宰和猪肉销售市场，垄断河沙石子供应和建筑垃圾运输业务，聚敛了上千万元非法财物。2003年以来，原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局民警苏某多次利用其公职身份庇护王某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为其通风报信逃避查处。同时，苏某还协助王某黑社会性质组织转移隐瞒犯罪资金，实施洗钱犯罪。2008年下半年，王某安排苏某等人在重庆市合川区清平镇筹建合川亚能建材厂。苏某明知王某投入的筹建资金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借用妻妹袁L的身份证办理了建设银行存折，协助王某转移资金。王某通过重庆和邦运输有限公司账户及其个人账户转入上述存折130万元，向苏某的工商银行账户转入40万元。苏某通过转账、提现等方式，将王某的上述款项用于合川亚能建材厂的筹建。2009年7月，苏某以妻子袁XQ的名义签订虚假股权协议，隐瞒王某在合川亚能建材厂的投资。

该案是我国首例成功宣判的涉黑洗钱案，也是反洗钱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共同打击涉黑洗钱犯罪的重要成果，对今后的反洗钱工作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案例三：广东广州伍某毒品洗钱

2009年11月10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对“6.16”特大制贩毒品案中“职业洗钱人”伍某一审宣判，认定伍某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0万元。2007年9月，广州分行配合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成功破获了“6.16”特大制贩毒品案，警方抓获谢某、伍某等犯罪嫌疑人16名，查封、扣押和冻结毒品犯罪资产折合人民币1亿多元，摧毁跨国（境）毒品犯罪集团5个，查获制冰毒工厂6个，一并查破往年重特大毒品案件41宗。

经查，谢某于1999至2003年期间从事制贩毒活动，积累了巨额非法所得（超过1亿元人民币）。为了清洗毒资，谢某在广州注册（香港）溢忠有限公司，由伍某全权负责洗钱活动。2003年至2006年，伍某直接筹划，将谢某等人的制贩毒所得投资房地产、夜总会和公路等项目，通过拍卖竞投购得房产物业数十处，并转让或抵押投资获利，洗钱操作极为纯熟。

本案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职业洗钱人”出现。在以往案例中，洗钱者并不以洗钱为业，其洗钱活动往往是偶尔为之；而本案中伍某完全依附于谢某犯罪集团，其所有投资经营活动都以清洗毒资为最终目的，从而赚取了巨额不义之财。“职业洗钱人”的出现，表明中国洗钱犯罪活动的职业化倾向，给反洗钱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房地产拍卖转让已经成为洗钱的重要途径。本案及最近一批类似案件均反映出，犯罪分子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投资房地产洗钱，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而获取更多非法利益，严重影响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房地产领域纳入反洗钱监管已经刻不容缓。

案例四：福建福州邓某洗钱案 2009年12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邓某洗钱案终审宣判，认定邓某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该案是全国首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洗钱司法解释》）成功宣判的洗钱案件。

经查，2006年至2008年9月，原福建省永泰县政府副县长陈某（另案处理）为逃避纪检和司法部门的查处，先后将人民币410万元存入以其妻弟邓某名义在建设银行永泰县支行开设的账户中。2008年7、8月间，陈某得知纪检部门在查办永泰县城峰镇十八坪新村违规开发问题后，怕受到牵连，就将前述410万元人民币存折交邓某保管，并嘱咐当有人问起，即称此款为邓某本人所有。同年9月，陈某又指使邓某将该款以放利名义，通过转账形式汇至永泰县龙翔出租车公司副经理陈J在建设银行永泰县支行的账户上。后经调查，该410万人民币中有141万元系陈某受贿所得的赃款。

2009年8月6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一审以“掩饰、隐瞒非法犯罪所得罪”判处邓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邓某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邓某明知是其姐夫陈某的受贿犯罪所得款，仍提供银行账户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已构成洗钱罪；原判认定罪名有误，予以更正。在本案二审过程中，辩方提出两点辩护意见：其一，邓某不明知上述存款中包含犯罪所得；其二，本案与上游犯罪陈某受贿案审理顺序颠倒，应后于陈某受贿案或与之同时审理。对此，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适用《洗钱司法解释》作出裁判：第一，对明知问题，依据《洗钱司法解释》第1条，邓某在协助其姐夫陈某转移410万巨款时，应当认识到此巨款与陈职业或财产状况明显不符，故符合“明知”认定条件。第二，对程序问题，依据《洗钱司法解释》第4条，此案上游犯罪虽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故不影响洗钱本案洗钱犯罪的审理。

本案及近年类似案件均反映出，通过亲属账户转移非法资金已经成为腐败分子洗钱的重要途径，应引起有关部门关注。

第三篇：反洗钱案例分析

反洗钱案例分析

案例一

【案情】

1999-2000年，陈某等3人分别在沿海A市几家商业银行开立了10余个结算账户，这些账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先后有大笔资金出入。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退税资金。资金从国库转入某单位账户，然后经过多次转账汇入上述账户。（2）由进出口企业转入的资金。这些进出口企业的资金经过多次转账汇入上述账户。（3）由香港转入的资金。资金从香港B银行转入境内，结汇后，经多次转账汇入上述账户。

这些资金在上述账户集中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大量地汇往某边境地10余个个人账户，资金汇入后，次日马上全部提现。

【点评】

经调查，此案中所涉及的银行结算账户和支付交易具有下列可疑特征： 1.经与工商行政机关及公安机关核实，客户的身份资料均为虚假。2.不同客户的账户交易支付凭证上的笔迹为同一人，预留银行印鉴卡上的个人姓名也大都一致，即这些账户的真实所有人可能为同一人。

3.账户的资金发生额大，但余额很小，资金大进大出，周转迅速。4.资金周转环节多、速度快，上、下游企业之间明显不相关。5.资金大多来源于国库、境外及进出口贸易企业，上账不停留。6.资金大规模流往边境地区。

7.账户的开户时间都很短，且频繁开、销户。

这是一起以骗税为上游犯罪的洗钱案件。犯罪分子在骗税成功后，采用了一系列复杂的转账交易模糊资金来源，最后通过支取现金，切断追查线索，化为个人所有。

案例二

【案情】

C银行报告了一个可疑交易信息：这家银行发现一个新客户经常性地收取来自外地的个人汇款，资金交易量非常大。经核实，这是一家书店，外地的个人汇款主要用来买书的。但继续查证后银行发现，这家客户只有一个店员，一个兼职会计，真正的法定代表人始终没有出现过。而且，这家书店规模很小，平时顾客很少，其资金交易量远远超过其正常经营规模。

【点评】

对于银行，应在以下几方面引起注意：

1.大量存现是洗钱者洗钱的第一步，因此，银行对存入现金行为进行重点关注和审查，这是反洗钱的第一步。

2.在现金交易被监测的情况下，洗钱者往往把大量的现金由不同的人分次分批存入银行，然后再通过转账的方式集中起来。

3.客户频繁地收取个人汇款，交易量明显超过其经营规模，资金收付频率及金额与企业经营规模明显不符。

4.银行在识别的时候，应切实遵循“了解你的客户”的原则，做好实地调查。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掌握客户的经营特点，发现异常的资金流动。

接银行报告后，警察调查发现，这是一个盗版集团开立的书店，其主要用途就是用来洗钱的。他们雇佣了大量的人员从各地分批将现金存入银行，然后书店以卖书的名义将钱汇集起来，再以营业收入的名义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款。这样，非法的收入就伪装成合法的了。案例三

【案情】

D银行发现，有一个账户四年来长期不动，近期突然活跃起来，资金收付非常频繁。银行人员觉得此账户很可疑，进行了相应的核查。经查，该账户所有人是一位失业者，其妻子是一位家庭帮工。银行员工认为这个客户的资金来源和交易比较可疑，立即向反洗钱当局进行了报告。经过调查，该客户的亲戚是一名毒品交易犯，利用他的账户进行洗钱活动。

【点评】

对于银行，应重点关注：

1.“长期闲臵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且短期内出现大量资金收付”，这是一个重要的可疑交易的表现形式。

2.核查这类案件的关键是要弄清账户突然启用的原因和账户所有人的真实身份。此案中账户资金规模与账户所有人的身份就明显不符。

3.银行应建立对长期不动户的监督管理体制，即使仅从防止操作风险，保证客户资金安全的角度看也是必要的。

案例四 【案情】

E银行发现，在本行开户的一家经贸公司每天都收取大量的支票，这些支票大多数经过背书转让，在票据收妥后，即以略低于支票金额的数量支取现金。他们调阅了这家客户的有关开户资料，发现其营业执照上的营业范围为农副产品采购。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这个公司只有3个人和一间很小的办公用房，主要从事转账支票兑付现金、代办汇兑、代办银行汇票等非法金融业务。这家公司的很多客户都是洗钱者，他们通过这家公司将不法资金变成现金，以此切断追踪调查的线索。

【点评】

遇到这类情况，银行应考虑以下几点：

1.在我国，支票的提示付款期为10天，支票一般很少背书转让。大量经过背书转让的，是一个重要的可疑特征。2.缴存支票后在短期内支取差不多相等金额的现金。又是一个明显的疑点，是典型的套现行为。

3.银行若发现上述异常情况，应重点对客户的经营范围和经营特点进行调查，以判断其经营规模及经营特点与其提交的支票的关系人及总金额是否相符。案例五 我国的两起贪官洗钱案

【案情】

丛福奎洗钱案：丛福奎，原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1968年参加工作，自1983年9月至1995年5月，历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副省长。1997年，丛福奎由于没有实现当省长的梦想，变得意志消沉，开始疯狂敛财。他勾结女“气功大师”殷凤珍，利用职权强拉“捐款”，以捐助宗教为名索要巨额贿赂款。中纪委的通报说，丛福奎通过帮助他人审批项目、承揽工程、解决贷款、拆借资金等，大肆索要、收受钱物，数额巨大。由于索贿金额巨大，丛福奎想到了借公司洗钱。1998年，在丛福奎的一手操办下，殷凤军、殷凤珍兄妹俩在北京成立了龙吟公司。从表面上看，龙吟公司的董事长是殷凤珍，但真正的幕后老板却是丛福奎，这个公司实际上就是丛福奎自己的公司。丛福奎向许多老板要钱，然后就打入龙吟公司的账上。证据显示，这些款项中只有一小部分经殷凤珍之手用于“捐赠”，大部分则存入了龙吟公司或殷凤珍等人的个人账户。

成克杰洗钱案：2000年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干部。

成克杰与情妇李平梦想利用手中的权柄，聚敛钱财。他在洗钱时相信专业分工的优势，做的是一套国际通用的“标准动作”。

专家这样分析成克杰的洗钱套路：他与情妇李平将受贿所得4，109万元交给了香港商人Z，Z再帮助其转款，为此成克杰付给Z 1，150万元。按照惯例，洗钱的设计者和执行人通常要收10％～15％的手续费，对于成克杰这样的公职人员洗钱，由于承担更大风险，要另外加收25％左右的手续费。如此一来，成克杰的4，000多万元洗了半程，就变成了不到2，000万元。

其次，成克杰以李平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一家皮包企业。这家公司纯属掩人耳目，但即使什么业务都不做，为了假戏真唱，不露马脚，还是需要伪造经营活动，请会计师做虚假账目，缴纳25％左右的企业所得税，4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一来，近2，000万元资产又得缩水不少。最后，成克杰还得想办法把“洗白”的钱转到自己指定的账户上，整个洗钱过程才算大功告成。实际上，成克杰并没有享用到煞费苦心“洗白”的钱，就已经被送上了断头台。

【点评】

1.丛福奎和成克杰采用的洗钱方式，是洗钱分子经常用且非常典型的方式。先注册一个公司，然后虚拟交易，再以公司经营所得的名义将犯罪收入向税务当局申报纳税，赃款纳税后就变成了完全可以公开的正当收入。丛福奎和成克杰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国内洗钱，后者是跨境洗钱。据检察机关报告，现在很多贪污腐败分子采用这种方式洗钱，他们在官场捞钱，其亲属在外面开公司洗钱。有些专家把这种方式称为“边捞边洗”型。

2.这些客户一般来说规模都比较小，现金存入的数量和频率相对稳定，票面比较齐整，银行在遇到此种交易时，应结合客户档案和实地核查资料进行判断。案例六

【案情】

这是一份1999年来自云南缉毒部门的调查报告，报告的内容足以反映当时云南地区贩毒活动的猖獗，但报告的主旨远不止于此。调查者以强烈的忧患笔触在报告中称：“在云南，买卖毒品的毒资可以像正常贸易一样在银行间进进出出，丝毫不受限制。”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毒贩子，都是将毒资以4.9万元以内的不同数目，用他人的名字或买个假身份证，以此存入各个银行网点(许多是同一个人在银行办理众多人的存取款手续)。

据云南省公安厅缉毒局情报处了解，毒贩这样做是为了逃避银行5万元以上大额现金的存取登记报告制度。许多毒贩子常年以这种方法将毒资存入取出而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或调查。在一些几百人的小镇的银行储蓄所，就有几亿元人民币的存款，月进出上千万元人民币，而此地除一般的农业外没有任何贸易活动，不可能有如此大量的合法收入。所有人都知道这里是贩毒分子的聚居地，而问及当地银行，却说不知道。

据云南缉毒部门反映，一些刚出道的贩毒分子通过贷款贩毒而成为大毒枭或大老板，他们可以自由运用银行资金，有时用大笔贷款，有时用大额现金，有时用信用证为境外购买毒品担保。

有许多贩毒分子内外勾结，采取联合投资的办法，把购买毒品的毒资或其他非法所得从境外以投资名义打到云南，在云南各地建饭店、酒楼、娱乐场所，建成后抵押给银行，然后从银行贷出来的钱就可大胆地用了；还有的贩毒分子以股份顶替购买毒品的毒资。这些方法使得贩毒分子的非法所得非常顺利地变为合法收入。在云南，贩毒分子几乎都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平时都以正常的商人面目出现，大宗的毒品买卖已不是过去那种一手钱一手货的方式了，而是签订一份虚假的贸易合同，将毒资从银行汇入汇出。或者双方签订一份显失公平的合同，然后造成合同违约，一方将定金吃掉，顺利聚敛毒资。另外，在云南的贩毒重灾区，盖房消费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房子盖得非常漂亮，而无论这个地区还是盖房子的人，都没有什么生意或是合法的收入来源，显然是用贩毒所得盖的房子，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办法去查。这种情况的存在，刺激了一些人走上贩毒道路，因为这样来钱容易，消费非法所得又没风险。

【点评】

1.反洗钱问题最初在国际上被提出，主要就是为了打击贩毒犯罪。联合国在1988年12月19日发布的《联合国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病药物非法贩卖公约》里就提出了反洗钱的问题，这是洗钱的正式概念第一次在国际组织的法律规范中出现。国际反洗钱经验表明，通过打击洗钱活动，可以有效地打击贩毒活动。

2.在上面的报告中，贩毒分子为了逃避5万元取现大额报备的规定，每次交易额都限定在4.9万元以内。银行遇到此种情况时，应仔细甄别，及时上报。

3.我国实行身份证制度，根据《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的规定，个人开立储蓄账户时，应出示身份证。但由于现在的身份证很容易伪造，这个规定在实践中执行十分困难。从2007年6月22日起，湖北辖内银行机构开始借助中国人民银行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通知接口方式、链接方式和直接登录方式联网核查个人身份证。案例七

【案情】

2000年3月，澳大利亚一家银行发现，一名客户最近经常要求将大量的小面额现钞换成大面额现钞，或将小面额现钞存入后，不久又要求提取大面额现钞。银行经理觉得此情况可疑，就将此情况报告了反洗钱当局。

事后查明，这个客户是在收取了高额手续费后替一个贩毒者所为。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案例与此相似：一个在当地从事汽车交易的温尼伯居民被怀疑与当地的毒品交易有关。有人发现他与确认的毒品贩子来往于各家银行之间。小面值的现金被换成了大面值的货币，然后用来购买房子、汽车和赛马。

【点评】

l.洗钱者在洗钱时一般有四个特点：首先，隐瞒钱的归属和钱的来源；其次，改头换面，压缩钱的体积；第三，洗钱过程不留下明显的痕迹；最后，始终控制洗钱的全过程。

2.压缩钱的体积，将小面额现钞换成大面额现钞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运输，避免怀疑。

3.压缩钱的体积必须通过银行，因此，很多国家都把“经常把小面额现钞换成大面额现钞”的行为视为可疑交易，银行在遇到此种情况时应予以必要注意。

4.加拿大在不久前停止了面额为1000加元现钞的发行，并采取措施逐步使其退出流通领域，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被洗钱者所利用，增加他们洗钱的成本。案例八

【案情】

从1996年4月1日到2001年9月11日，在尖沙嘴拥有一间兑换店的F、G夫妇每日接收从内地偷运过来的约合3，000万港元以上的各种币种现金，然后以F、G名下的杰协有限公司(该公司掌握大量个人户头)的名义转存入宝生银行尖沙嘴分行，而该行的高级经理H则被怀疑协助其洗钱。

在双方的密切配合下，这些“黑钱”被分别转账到不同的银行账户，再分别汇入香港和海外的有关银行账户，目前已发现的账户总额计1，300个之多。据称，当中有一定数量的资金汇往加拿大。

在将资金安全打入宝生银行账户后，洗钱工作就由H等执行了。起诉书表明，自1997年9月1日至2001年9月11日，H与下属L共同串谋为杰协有限公司伪造材料，修改账户记录细节。因为杰协有限公司在银行的资金汇兑受到香港法例监管，H就将所有黑钱以一般转账而非汇兑的形式处理，以逃避监察。与之相应，廉政公署和警方还发现H涉嫌收受F的贿赂款。在庭审中控方指控F在1997年及2001年，提供共2万美元贿赂款给H，换取给予杰协有限公司业务的优惠。同时被起诉的还有商人M及其妻N，两人被控虚构贸易背景以骗取信用证，涉款500万美元。至此，资金偷渡、洗去资金来源、最终汇合到指定账户，此案演绎出了洗钱集团的全部套路。

案情透露：该洗钱集团主要是一些内地商人，他们在中山、珠海、深圳及福建等地贪污逃税，甚至作奸犯科，得来大笔黑钱需要寻求出路，于是雇佣多名香港跑腿，将黑钱每日分1~3次，用货车及私家车经文锦渡及落马洲口岸运抵香港，每日偷运出境的黑钱可高达5，000万港元。

香港媒体特别指出，廉政公署在调查这个“洗黑钱”集团过程中发现，“远华”走私案的主犯赖昌星就是其中一名主要客户。他藏在内地的黑钱通过这个“洗黑钱”集团，偷偷汇到他儿子在加拿大一家银行开设的账户里，部分提供赖昌星在加拿大的生活开支和律师费。另外，涉及“远华”走私案中一些福建籍港商也都利用这个犯罪集团来“洗黑钱”。该案的案发起因于中银香港的重组。2001年4月，宝生银行(原为中银集团下属12个姊妹行之一，2001年10月并入中银香港)高层在复核银行大额存款时，发现九龙区一间分行的多个存户，定期有数以千万港元的大量现金存入及转账，而该分行高级经理及有关人员并未按银行规定上报总行，于是怀疑这些巨额金钱涉及洗钱，并且有人贪污包庇，于是向廉政公署举报。

据称，由于案件涉及闽、粤两地，廉政公署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开会商讨，最终制定了代号为“猫头鹰”的行动计划。2001年9月11日，办案人员在边境截查一辆刚从内地进入香港的目标货车，在车上搜获50万美元。廉政公署随即展开大规模拘捕行动，出动200人进行多处搜查，共拘捕39人，并在F的兑换店里查获了850万港元现金。

【点评】

本案涉及到洗钱分子、不法商人、银行、海关、地下钱庄等多个环节。洗钱流程如下：

首先，洗钱分子在香港开立皮包公司，然后以皮包公司的名义在宝生银行开立银行账户。

其次，不法商人将非法所得雇佣他人，通过现金走私的方式，将钱带入香港，交给香港的洗钱者，存入在宝生银行的账户内。

第三，香港的洗钱者勾结银行员工，逃避大额交易申报制度。第四，通过转账交易，将钱汇入指定账户内。对于银行来说，这个案例带来以下启示：

1.必须加强内部控制建设，防止银行员工与外部洗钱分子相勾结进行洗钱活动。该案得逞的关键，主要是由于洗钱分子行贿银行员工，逃避大额交易报告所致。银行参与洗钱活动危害巨大，直接影响社会公众对银行的信心，造成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失灵，很容易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

2.银行必须切实遵循“了解你的客户”的原则，特别是对经常存入大量现金的机构，必须进行实地调查，判断其资金来源是否合法。

3.银行应建立有效的资金监控系统，使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对客户的资金交易实行全面监控，最大可能地减少人工干预。案例九

【案情】

1995年3月，某国际贩毒集团首脑Q在香港被捕。他对美国及加拿大执法机构供认，他曾雇佣某国际性的职业洗钱者R设计复杂的洗钱计划，以清洗其贩毒收益。洗钱过程如下：

1.放臵阶段。该贩毒集团在北美建立贩毒经销站。由这些经销站所获得的巨额资金，经专人存入美国及欧洲的银行账户中。

2.离析阶段。利用伪造的身份证件，该集团在卢森堡、苏黎世、新加坡、香港等地设立了一系列的皮包公司。经证实，仅在香港就有13家皮包公司为该集团所设立。Q通过授权制度对这些皮包公司进行海外遥控。在皮包公司的名义下，R分别在美、加、法等地购买不动产，或投资于信用良好的投资公司。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将各类投资变卖后存入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中。

3.归并阶段。非法收益汇回北美及加拿大，再次被转为不动产或转移至银行账户，将资产伪装成由集团成员所控制的皮包公司正常的经营或投资所得。

根据美国调查，在美国、法国、加拿大及新加坡约有1亿美元不法资产。美国政府已扣押了3，000万美元的资产，在香港，约有51，000美元在诉讼中被扣押。

1995年6月，经加拿大的执法机构调查显示，约有来自贩毒集团贩卖在加拿大资产所得的132.3万港元被转移至某香港公司的银行账户。经香港当局的深入调查发现，接收该笔资金的公司是一个被某秘书事务所所有人Y先生所控制的皮包公司。经过海关财务调查小组锲而不舍的调查，Y先生在1996年2月，终于因明知该不法所得系来自毒品交易不举报而被起诉。

【点评】

此案的洗钱过程非常复杂，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了多种方式。通过此案可以清楚地了解国际职业洗钱者的洗钱策略。

1.在放臵阶段，他们往往以专人分批分次化整为零等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将现金存入银行。2.在离析阶段，洗钱的核心成员一般不与银行直接接触，他们或雇佣委托人或以假名设立皮包公司，通过这些皮包公司在银行的账户汇集资金，对资金进行结构化处理，不断地变换资金的形式。他们经常通过跨国的频繁转账，增加追查的成本，模糊线索，掩盖资金的真正来源及所有人。

3.在归并阶段，他们往往通过显失公平的跨国交易，将资金伪装成皮包公司利润，在正常纳税后以合法的名义出现。案例十

【案情】

欧洲一金融机构报告了一份可疑交易，该可疑交易是一个非账户持有人的客户通过分支机构汇款到秘鲁，然后开立了一个账户，然后定期存入几千英镑的现金。该客户不对资金来源作任何解释。

调查机构确认此人以前曾被怀疑在当地进行可卡因交易。调查机构获得了他的产品订单，发现他的业务不能为他带来他目前实际拥有的财富；另外发现，他的商业账户被用来购买众所周知的用以提炼可卡因的化学原料。

在对此人进行进一步调查过程中，警察搜查他的仓库后发现了一个提炼可卡因的实验室，这是在欧洲被发现的第一个此类案例。

【点评】

洗钱者的非法所得一般是现金，因为转账的方式有清晰的银行记录，很容易被顺藤摸瓜般地抓住。因此，不断地有现金存入，且没有合法资金来源解释的行为，是一个重要的可疑点。案例十一

【案情】

2002年8月15日，在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连育奇、陈得坤、许烈雄、颜锡隆、颜晓武等5名“地下钱庄”成员受审，检察机关指控他们在2001年3月至8月间，为W等15名客户购买港币共计53，712万元汇往境外指定账户。5名被告都是汕头潮阳市人，但分属两个“地下钱庄”。连育奇、陈得坤、许烈雄是许鹏展的马仔，许鹏展的“地下钱庄”设在汕头；而颜锡隆则在深圳开“地下钱庄”，手下是颜晓武。

据检察机关的指控，许鹏展的“地下钱庄”成立于1999年9月。当时，走私犯罪集团头子许鹏雁为了转移走私款项及为他人买卖外汇到境外，与他人合股在汕头市设立“地下钱庄”，由许鹏雁的二弟许鹏展负责钱庄的具体运作。

许鹏展的“地下钱庄”一出笼便为许鹏雁走私集团洗黑钱准备了通道。1999年9月，许鹏展伙同连育奇、陈得坤、许烈雄3人租赁写字楼作为“地下钱庄”的“办公”场所，随即开始负责联系集团内的香港海通公司及香港中盛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一方面为境内的客户预付境外货物的款项，一方面积极收取许鹏雁走私集团所走私货物的货款及所谓“通关费”，并将上述资金非法转到境外。

该案洗钱的具体过程如下：

l.许鹏展与陈得坤等虚设汕头市金园区新兴鸿展农副产品商行等20多个皮包公司，以此名义在几个银行开设了账户。

2.每天上午，许鹏展定时与在深圳市开设“地下钱庄”的颜锡隆电话联系，商定当天的外汇汇率，再由许鹏展与购汇客户商定汇率。之后，购汇客户将境外受益方的银行名称、账号、购汇金额等资料传真到许鹏展的“地下钱庄”，经许签名确认后再将资料传真给香港中盛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许小洁，由许小洁从香港中盛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银行设立的账户中将外汇汇入客户指定的境外账户。

3.得到许小洁传回“地下钱庄”的汇单复印件后，连育奇、陈得坤、许烈雄等人便负责在汕头向购汇客户收取人民币现金或从开设的皮包公司银行账户提取巨额人民币现金，先交回钱庄集中保管，清点后捆绑装箱，由陈得坤和林炎群开车将钱送到颜锡隆的“地下钱庄”，由颜晓武负责清点接收，然后颜锡隆通知“老陈”(另案处理)来取走现金并将外汇汇入许鹏展指定的香港中盛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永富”账户。

许鹏展的“地下钱庄”表面上只是一个设施再普通不过的写字间，但每天从这里出入的现金量要远远超过国内许多银行的地方分行。“地下钱庄”的主要“资产”是许鹏展以20多个皮包公司名义在几个银行开设的20多个账户，由于钱庄资金往来数额巨大，为了不让人看出破绽，许鹏展需要频繁地更换账户。每换几个新账户，他就逐步从老账户里把资金转到新账户上来。

许多“地下钱庄”都会通过一些皮包企业在银行的账户进行资金划转，拿银行当出纳。比如1999年，惠州刘氏兄弟的钱庄就是利用一个音像店的账户走账，在其接手前后，该店的账户资金周转量陡增数百倍，从原来的每年200多万元变成了半年的2亿多元。在较完备的监控体系下，这种异常变动早就应当被发现，但刘氏兄弟的音像店却运转了3年之久。

为了确保生意安全，对风险的防范，许鹏展有精密的考虑。许的“地下钱庄”虽然只有六到七人，却有极为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细致分工。对“地下钱庄”来说，现金运输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像许鹏展这样只做纯粹洗钱生意的“地下钱庄”，境内账户在进钱，境外账户在出钱，只有把境内收取的现金顺利运至境外，整个钱庄的资金链才能顺利周转。现金运输这一个环节，也被许鹏展分解成若干单独的动作，由不同的人来完成，彼此之间互不知情。一方面是为躲过警方的盘查、跟踪；另一方面，也害怕黑吃黑。许鹏展有三个马仔，连育奇和许烈雄专门负责从内地客户那里收取现金，交回钱庄集中保管，清点后捆绑装箱，由另一个马仔陈得坤负责用一辆三菱吉普车运到深圳交给在深圳的接货人。为了防止外人探清他们运送钱的规律，运钞车行走的路线和出发时间都由许亲自临时确定，经常虚虚实实，掩人耳目。

许鹏展“地下钱庄”在汕头走私案中确实作用显赫：它从1999年9月成立到事发短短6个月，已经为汕头走私交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超过18亿元的现金流。除了直接服务于许氏家族的走私生意外，同时也大量接受其他走私集团的洗钱生意。

【点评】 “地下钱庄”是长期困扰着金融监管当局的一个重大问题，金融监管当局进行了多次打击，但效果并不理想。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金融机构反洗钱的框架，但由于大量的“地下钱庄”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不可能遵守这一系列的反洗钱规定，这给各种反洗钱措施的实施带来了巨大困难。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打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研究解决通过“地下钱庄”洗钱的问题。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对这种大规模的洗钱案件，还是可以看出明显的可疑特征的。“地下钱庄”往往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但资金流量却非常大，存在着大量的现金存取。同时，为了逃避银行的监管，他们往往频繁地开户、销户，不断地转换开户行，因此，银行应建立健全账户管理系统，对这种可疑账户进行重点监测。案例十二

【案情】

一个在温哥华地区以外从事活动的低等毒品贩子让他的批发商将现金通过多个分支机构或自动柜员机存入自己的账户。然后他将资金取出用来购买美国基金汇票。之后这些汇票被送到南美用于购买毒品或汇回希腊。

美国也发现了类似的案例：美国联邦调查局(FBl)发现，一个偷运可卡因和大麻的不法分子在6年内平均每年洗净了100万美元。此人在巴哈马群岛境内注册了多个公司，以这些公司的名义在一家加拿大银行位于巴哈马群岛的分支机构开立了多个账户，然后将现金分散存入。这笔资金随后又通过电汇转移到该银行位于开曼群岛的分支机构的一个公司账户内。之后，资金又电汇回美国，进入该银行位于纽约的分支机构，并分散到此人在美国拥有的多家公司账户中。

【点评】

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及“集中转入、分散转出”是一个明显的可疑之处。洗钱分子采用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在存取现金的时候引起怀疑。银行可以通过对资金集中账户进行重点监控来发现此类可疑线索。案例十三

【案情】

1993年，某银行开平支行行长许某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联行清算系统，直接窃取联行资金。1999年，许某升任广东省分行财会处处长后，余某、许某某先后接任支行行长，盗窃流水线一直在顺利进行。2001年10月12日，某银行联行清算系统安装即将结束，进行资料汇总时，东窗事发。10月15日，许某、余某和许某某三人失踪，后经进一步了解，得知三人已潜逃境外，其家眷也早已移居海外。

据调查，被盗资金主要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用于投资修建物业，即潭江半岛酒店和与之相连的高档写字楼。二是被盗资金大量被转移境外。1998年以后，随着许氏等人越陷越深，被盗资金越来越频繁地被转移到加拿大等地，注册于香港尖沙咀的潭江实业公司就是许氏资金转移的重要中转站(最初该公司是由许某在港的堂兄及堂嫂打理)。自1998年3月起，许某等人主要将盗取资金以假贷款名义划入开平涤纶旗下的两家新建工厂账下，之后转账到香港潭江实业，进而通过许某等人转至香港或海外的私人账户。据统计，两年间，共汇出16笔，总计7，500万美元。三是在90年代前期“账外账”风行之际，将一部分盗窃资金臵入开平支行账外账，直接向当地企业发放贷款。四是用盗用的资金炒汇。

2001年10月19日，某银行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院起诉，控告许某等人，要求法庭颁发禁止令，禁止许某等人散耗盗得的涉案资产收益。香港特别行政区警方逮捕了许某的四名亲友，并控告他们协助他人洗黑钱。10月2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庭颁令冻结许某某等四人及其他有关的十多人以公司名义持有的财产。10月22日，在许某等人的藏身地加拿大，某银行的温哥华分行向当地高级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冻结有关的账户，并起诉许某、余某和许某某等十余人。加拿大当局很快冻结了许某等人在加拿大的各类账户。并且加拿大卑诗皇家骑警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于2003年年初开始接手调查。在美国，2001年12月，美方没收了余某转往美国的部分赃款，并于2002年12月将余某拘押。2003年9月，美方将所没收的赃款全部返还中方。2004年4月16日，美方将余某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点评】

此案为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各种渠道洗钱的案例。在许某等人利用职务之便盗取联行资金，并设法转移至境外的整个过程中，有多个环节涉及了洗钱活动，其洗钱方式是典型多样的，其一是投资企业；其二是转移境外；其三是用于账外账经营；其四是非法炒汇牟利。

本案同时也是我国反洗钱国际合作领域的成功案例之一。余某的逮捕归案，是中美两国执法机关密切合作的结果，是中美刑事司法合作的成功案例。这给我们在开展反洗钱国际合作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目前，我国通过签署有关反洗钱国际公约，签订双边协定或多边协定，争取加入反洗钱国际组织等形式，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反洗钱工作部门建立反洗钱双边合作关系，在多边和双边的框架内，积极开展反洗钱信息交流，情报互换，合作培训，协助调查，追回财产并引渡外逃犯罪嫌疑人等工作，履行国际反洗钱义务。案例十四

【案情】

某银行某支行会计营业部储蓄专柜接待了一男一女两位年轻客户，为其办理240万元巨额现金存款业务。经办员经过清点汇总后，发现实际现金额仅为230万元，比客户声称的金额短缺10万元，双方由此发生争执。经客户调看现场监控录像后，最后确认存款现金为230万元。办理存款时，经办员要求客户出示身份证，客户却称未携带个人身份证，是受别人委托前来存款的。在出示了委托存款人吴文道的身份证(系辽宁省)后，经办员为其办理了全部存款手续，并预留了对方手机号码。

半月后，某银行某支行对此笔交易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笔存款存在较多疑点，要求专柜核查存款人相关证件和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手机号码为空号，遂向当地人民银行支行和某银行的市分行报告。当地人行支行研究认为此笔大额存款的确十分可疑，主要疑点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客户受委托为他人存入巨款却不能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第二，客户不能提供大额存款合法来源的有效资料；第三，对于10万元的差额没有表示出进一步的疑义，却顺利接受了银行的清点结果。因此，当地人行支行当天就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但某银行某市分行未将报告转给负责反洗钱的职能部门，没有要求和督促某银行某支行按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程序进行报告，也没有向某银行的省分行和当地中国人民银行中心支行报告。当地公安局接报后采取果断措施冻结了客户可疑存款，并特派专人进行秘密调查取证工作。调查证实，同一期间，该客户还在另一家银行某支行以类似的方式存入两笔人民币合计200万元。但上述另一家银行某支行并未引起警觉，没有将存款作为大额存款上报。在该笔存款被检察机关冻结以后，仍未采取任何报告措施。

【点评】

此案案情并不复杂，属于金融机构不严格执行反洗钱有关规定的典型案件。某银行和另一家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违规现象，主要是违反客户身份审核和大额及可疑支付交易报告方面的规定。某银行某支行主要违反了以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十六条：“客户由他人代理办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同时对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登记。金融机构不得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或者与其交易，不得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或者假名账户。”

另一家银行某支行除违反上述法规以外，还违反了关于金融机构在履行反洗钱义务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的规定。

从本案件暴露出制度和操作四个方面的漏洞。一是现行的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因大额现金是洗钱犯罪的一个突出特征，因此，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金是洗钱的重要方式之一。对犯罪分子来说，用不具有个人特殊标记、无法追索交易痕迹的现金漂洗非法所得，可以在实现财富占有的同时掩盖犯罪事实，因此被不法分子视为洗钱的便利渠道。在国外，现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如在美国，大面额现钞基本不在国内的零售渠道流通，涉及大额交易的大宗购买或大额消费多采用信用卡结算。在我国，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推广以“三票一卡”为主的银行结算方式，但目前现金结算还是个人消费使用最多的结算方式。而且，我国的结算制度主要是针对现金支取，现金收存几乎不受限制。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虽然对犯罪分子有一定威慑作用，但是由于个人使用现金所受限制极少，从而使得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金成了洗钱的重要方式之一。二是客户尽职调查工作仅停留在资料审核层面。了解客户是金融机构能否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支柱。金融机构要识别不具有明显的经济和合法目的而进行的复杂、异常的交易，就必须要求金融机构了解自己的客户，做好客户开户和交易时的尽职调查，即不仅要在接受开户申请时确认和核实客户的真实身份，杜绝匿名和假名账户，而且要分析和观察客户账户的交易背景、目的是否符合客户的身份、业务范围和经营特点等，真正了解客户。三是反洗钱内部控制体系运转不畅。反洗钱内控建设决定金融机构自身对洗钱的免疫力。反洗钱内控制度应包括金融机构与洗钱可能相关的各个环节，涵盖从业务办理、异常交易发现程序、可疑交易内部报告与分析处理程序、向主管部门报告金融情报程序、交易记录保存和档案管理、内部监督和考核等各个方面，忽视任何一个环节，就可能导致可疑交易的失察、漏报，使银行面临洗钱风险。四是一些金融机构有章不循。一些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形势认识不足，没有设立专门反洗钱工作机构，日常工作疏于管理，一些机构甚至仅从自身短期利益考虑，认为履行反洗钱报告义务的成本将给自身经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对反洗钱工作积极性不高，主观上没有配合反洗钱工作的动力，甚至会对贯彻反洗钱政策产生抵触情绪，客观上助长了洗钱犯罪行为的滋生。案例十五

【案情】

1993年，犯罪嫌疑人K(台湾嘉义人)在三亚市设立三亚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犯罪嫌疑人K以三亚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做掩护，雇佣一对夫妇管理财务，每天将“地下钱庄”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银行存款单和报表传真到K在海口的办公室，由K利用手机联系钱庄交易事宜。在正常情况下，客户先给K打电话了解当日汇率，之后将需要兑换的人民币汇入K指定的国内银行账户，然后，K再指令境外银行将相应的等值外汇汇到客户指定的账户上，经公安部门侦查，K每月从事地下钱庄交易的数额约为2，000万元人民币。2004年9月该案件告破，K等9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现场缴获涉案现金新台币544.8万元，人民币24.79万元，银行信用卡43张，冻结银行账户42个，冻结资金人民币611.67万元，美元57.95万元，日元659.31万元，英镑3.37万元；缴获汽车、笔记本电脑等一批作案工具。

【点评】

这是一起典型的地下钱庄洗钱案件。地下钱庄已经逐渐成为我国跨境洗钱的主要途径之一。地下钱庄在计划经济初期多以高利贷等形式出现，组织结构松散，活动规模和范围较小。随着经济体系多元化发展，地下钱庄渐成规模，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不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贷放贷拆借，而且还从事非法买卖、汇兑和划转外汇等活动，干扰和破坏金融秩序、社会秩序和正常司法秩序的地下金融组织。

地下钱庄经营的形式有如下几种。一是公开式。这一经营方式以街头“黄牛”为主体，主要分布在外汇业务量较大的外汇指定银行营业网点门外，公开抛头露面，主动寻找客户。其客源主要来自出国留学生、公务、商务出国人员，部分出国旅游、探亲、定居的小额换汇人员，换汇数额大多在1万－10万美元之间，币别以美元、港币、日元为主。二是半公开式。这种经营方式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以经营合法业务为掩护，经营地下钱庄业务。有的打着出国留学服务中心的牌子，有的与贸易公司融为一体，有的以旅游公司的合法外衣为掩护。外汇交易额大多在10万-100万美元之间，客户主要有部分出国旅游、探亲人员，各类出国定居移民、转移非法收入的官员、划转违法资金的外贸或外资企业等。这类公司有合法的外衣，违规、违法收付和划转本外币，从账户上很难查出，外汇资金收付又在境外，境内账户上不留痕迹，很难发现。只有在走私货物被查出后，跟踪资金划转情况才能暴露出来。三是隐匿式。这种经营方式没有固定场所，以单线联系，与熟悉的客户发生业务，资金交易金额相对较大，客户有投资移民，有巨额非法收入的人员和进行走私货物的企业等。这类资金绝大部分是非法资金，资金划转都是秘密进行，单线联系。有的先将资金汇到指定的账户，有的由钱庄垫付(关系长期稳定的客户)，资金交割时双方根本不需要见面，有很强的隐蔽性。四是跨地联营。绝大部分走私货款以通过本地地下钱庄—本地银行—异地银行—异地地下钱庄的汇兑结算方式流向境外。一般来说，在为走私犯罪提供汇兑结算服务中，两地钱庄往往存在联资联营的关系。一般情况下运作有两个环节：当境内“客户”需要外汇时，便将人民币转账至境内地下钱庄指定的账户上，或将支票、现金送至地下钱庄经营点，境内地下钱庄收到人民币后，便通知其境内外合作伙伴，按行规计算好汇率和佣金，将相应的外币划至境内客户在境外指定的账户中；当境内“客户”需要人民币时，便由其境外的分公司或代理将外币划入境外地下钱庄指定的账户，境外地下钱庄通知其境内合作伙伴按约定好的汇率将相应人民币划入境内客户的账户。境内外地下钱庄每笔交易的完成多通过传真、银行对账单或电话来确认，双方定期核数对冲。

地下钱庄从事非法买卖、汇兑和划转的经营，不仅有着丰厚的利润，而且有现实的市场需求。相对于正规的“地上通汇”而言，地下钱庄具有几大优势。一是交易时间多为当天交易，到账速度快；二是交易成本在0.5‰~1‰，远低于地上通汇成本；三是规避当前的外汇管制，手续简便；四是信誉好，部分老客户只需要电话联系。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地下钱庄非法经营的利润率(资金收入与收益比例、汇兑额与手续费比率)丰厚，大多在10％以上。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外汇管制，外汇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个人商务、公务、因私出国(包括旅游、留学、探亲、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等)的需求，按现行规定与实际需要仍有一定缺口。随着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资金需求难以满足。随着沿海地区涉台交易增加，台币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使用台币的商人无法兑换也为地下钱庄带来一定的客户。此外，一些进出口企业为逃避关税、走私、低报高进或高报低出，货款无法从金融机构支付或收汇，于是选择地下钱庄。一些居民个人或企业的非法收入需要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出境，再以合法的方式转回境内。还有少数外商投资企业为逃避各种税、费，通过地下钱庄划转资金。

联合公安部门、外汇管理部门加强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是从源头上遏制洗钱犯罪活动的重要方面。案例十六

【案情】

经过长达8个月的联合监控，2004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会同当地公安部门侦破了“8〃27”境外赌资洗钱案。现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外汇交易的犯罪嫌疑人并当场缴获港币现钞467.30万元，随后进一步查扣港币现钞32.70万元，冻结人民币资金332.10万元。涉案当事人封某，杭州外汇黑市“黄牛”，被正式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当事人陈某，从事澳门赌场经营和放贷，处以行政罚款495万元人民币；沈某等4名当事人处以行政罚款10万元人民币。

此案的过程很简单，主要是赴澳门豪赌的大陆人在输钱后向赌场放贷公司借钱，事后由放贷公司直接派人来大陆收回赌债。为便于携带和使用，收回的人民币债款通常在当地外汇黑市兑换成大面额港币，并经由珠海等口岸出境后流向澳门。“8〃27”专案中已经查实的4笔非法交易的人民币均是大陆赌客在澳门所欠赌债。

根据当事人交代，每次交易均是由陈某根据将要收回的赌债金额与封某谈好成交时间、价格和金额，再安排赌客将人民币赌债资金直接打入封某指定的账户上。封某等一伙外汇黑市“黄牛”则根据陈某谈好的交易规模组织下家收集黑市外汇，指使专人负责向银行预约提取大额港币现钞，之后再将提取的港币现钞交给陈某指定的代理人沈某。沈某则安排其父乘飞机将收到的港币现钞送到广州交与陈某派来的人，或直接在杭州交给陈某本人。根据沈父交代，他在2002年和2003年间曾10多次前往广州交付港币现钞。此外，沈某有时也直接替陈某收取赌债，并通过封某将人民币赌债资金兑成港币。

【点评】

该案的成功侦破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发现本案线索的关键得益于实施的反洗钱规定。浙江省外汇分局发现一些社会人员以居民名义利用银行通存通兑系统进行异地资金划拨，外汇交易量迅速放大，其中交易量在7月份达到1688万美元的最高峰。并且发现部分客户身份证属于伪造，多个当事人都有非法买卖外汇并受到处罚的前科。浙江省外汇分局当即将8人的可疑情况向杭州市公安局移交。二是与公安部门建立了联合办案机制。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执行，充分发挥了双方的职能优势，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现了对各种犯罪活动的有效打击。三是加强案件的保密工作。金融机构是洗钱信息调查的重要方面，该案侦破历时8个月，保密工作认真使侦查工作更具有隐蔽性也是该案得以侦破的重要基础。案例十七

【案情】

1999年11月2日，北京某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百货”)原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X以某百货的名义，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签订团体增值养老保险合同，其中：为X某等31人办理了金额不等的养老保险，保险总金额为315万元，保费合计202万元；为X某等3人办理了金额不等的养老保险，总保险金额为70万元，保费合计48万元。当日，某百货即以支票转账方式交足250万元保费。11月3日，平安保险向某百货开具“新契约保费”收据。11月4日，平安保险向某百货出具保单及被保险人个人分单，保单特别约定：被保险人可凭身份证明及个人分单领取保险金；同时，平安保险亦接受了一份某百货提交的证明，上面载明：“我公司同意被投保个人办理变更、退保或委托手续并按特别约定事项办理”，作为对特别约定的补充。

1999年11月5日，某百货股东大会做出解除X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的决定。11月8日，某百货20多名业务经理同时退出，并加入由X、王等投资组建的公司。

2000年2月18日某百货原人事培训部经理持X等29名被保险人和X等3名被保险人提交的退保申请、委托书及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到平安保险要求退保，平安保险表示可以退保，在分别扣留21万元和3万元手续费后，将余款18万元和44万元以转账支票形式入账其各自在银行开立的户头。银行于2000年3月2日接受平安保险的委托依其提供的名单及分配金额将上述款项分别存入29名和3名被保险人的活期存折，其中X个人得款43万元。另有两人未申请退保。

为将250万元现金资产追回，某百货将平安保险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无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养老保险合同的根本目的是待被保险人达到法定年龄后，由保险公司向其支付相应的保险金以解决养老之需。某百货与平安保险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初已为如何退保做出约定，并在领取保单后3个多月时，29名和3名被保险人同时退保获取保费。这种以签订保险合同为形式，实际占有保费为目的的迂回做法，不但避开法律的规定，从而也改变了该项资金的使用目的及保险合同的性质，损害了公司和国家的利益。该保险合同系虚假合同，亦为无效合同。对合同的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平安保险因该合同而扣留的手续费属不当利益应连同保费一并返还某百货。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8条的规定，判决某百货与平安保险签订的保险合同为无效合同；平安保险返还某百货20万元和48万元保费；案件受理费共29，280元由平安保险负担。

【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保险业进行洗钱的案件，即通过保险单的购买与退付来完成对公司资产的侵占。在放臵阶段，X将公司资金以保险费的名义交给保险公司，顺利进入了保险业，为侵占公司资金和洗钱创造条件；在离析阶段，被保险人根据约定的退保特别条款申请退保，企图切断该资金与其来源的关系；在融合阶段，由平安保险委托银行将有关退付的保险费“合法”地转入被保险人的个人储蓄账户，最终完成对公司资金的侵占。

综观本案，其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有：第一，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X通过保险单的购买与退付来完成对公司资产的侵占，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第二，根据中国保监会的规定，投保团体人身保险，该单位成员必须75％以上投保。而X投保的员工人数只占某百货近600名员工的6％。第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第五十条的规定，企业为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不得在税前扣除。而某百货当时亏损严重，应根据企业效益及其承受能力用税后利润购买，按规定根本不可能投保。第四，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类似于投保团体人身保险的重大决定，应由股东会集体决策。X未经股东会批准擅自投保，其行为违反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机构设臵及其职权范围的有关规定。平安保险显然没有对某百货的投保予以必要审查。第五，根据中国保监会的规定，团体寿险的满期生存给付和退保金，保险公司应一律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投保单位，不得向投保单位支付现金，更不得向个人支付现金或银行储蓄存单。X与被告事先约定由被告将退保费退给被保险人个人，其实质是利用保险合同将原告的公司财产向个人转移，同时逃避国家税收监管。第六，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承保人身保险必须使用经中国保监会核准备案的条款，保险责任和保险期间在备案后不得在其具体承保时予以变更，被保险人领取养老金年龄也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第七，平安保险拟订《平安团体新世纪增值养老保险(利差返还型)条款》第15条、第16条明确了合同内容变更、解除合同的权利人均为投保人，而被告却接受被保险人的申请，保费直接存入被保险人个人储蓄账户。

洗钱活动多发于人寿保险业务，洗钱分子一般采用“长险短做”、趸交、境外购买保单等方式，利用保险业务完成资金与其非法来源的离析，再通过银行系统完成非法资金的融合。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保险业务已经丧失其本来意义，成为贪污贿赂、私分国有资产、职务侵占、偷税等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伴随金融监管力度的调整和保险产品的不断创新，上述问题可能愈演愈烈。案例十八

【案情】

根据香港商报披露，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破获的一个跨境洗钱集团，曾协助厦门远华走私集团将120亿元人民币的走私收入汇往加拿大。

据了解，厦门远华走私集团资金，从一开始贩卖走私物资获取人民币现金收入，到以外汇形式汇出境外，整个资金流程大体经过以下六个环节。

环节一：走私物资抵岸后，走私集团通过批发贩卖物资取得大量现金收入，现金收入为走私集团规避了交易合同和缴纳税收等真实贸易手续。据远华走私集团中负责走私香烟的专职人员交代，1994年10月至1998年12月，远华走私集团走私现金收入约120亿元人民币。

环节二：走私现金收入绝大部分直接运抵“地下钱庄”(晋江“东石丽”等人家中)，小部分交至走私集团“实业”公司就近的银行账户并立即转入晋江“地下钱庄”的定点金融机构户头，另外小部分存于走私集团现金库作为日常经费使用。据远华走私集团中负责押运货款的专职人员交代，他们专职将人民币现金和少量汇票送交晋江“东石丽”等人家中；后来由于远华走私货款数额越来越大，“东石丽”等人勾结晋江金城信用社，由信用社加班点收和保管巨额现金。据交代，该信用社除周末外，几乎每天都要加班点收“东石丽”等人派人押送过来的巨额款项，少则一次三四百万，多则一两千万，从1994年下半年起至1999年7月，共计点收款项100多亿元人民币，而地下钱庄同时也支付给信用社“加班费”。另外据厦门工行反映，1998年夏该集团曾经自派专车运载4麻袋1，000万元现金存入工行厦门江头支行，使银行不得不花费10余人7个多小时完成点钞入库工作，但下午4点该笔资金马上转走(直接或间接转入晋江金城信用社)。同时调查反映，该集团内部现金库房甚至超过银行分支机构。

环节三：“地下钱庄”收到货款后，立即用电话或传真通知香港合伙人，由其香港合伙人按当日外汇黑市价格支付给香港远华公司，或者直接支付给香港远华指定的国外公司(国外供货商)，或者汇往远华在加拿大的银行账户。远华走私集团负责记账的专职人员交代，仅1996年下半年至1998年底，就有100亿元人民币是通过晋江“东石丽”换汇的。另据交代，“地下钱庄”不仅帮助境内人员兑换港币和其他外汇，同时也帮助境外人员兑换人民币。

环节四：“地下钱庄”为了与香港合伙人进行资金清算，必须向晋江金城信用社支取大量人民币现金，或者要求用现金解付汇票，或者开出现金汇票，准备将人民币现金贩运至香港。据调查，1996年至1999年上半年，晋江金城信用社的单个客户一次最多提取现金1，000多万元，平时几十万至上百万的大额提现屡见不鲜。

环节五：“地下钱庄”勾结跨境洗钱集团，将大量支取的人民币现金经陆路边境用车辆走私到香港，再由跨境“洗黑钱”集团勾结“找换店”及定点银行将已经清洗的黑钱存于地下钱庄香港合伙人银行账户，从而完成了与香港合伙人的资金清算。据香港商报披露，香港廉政公署破获的一个庞大跨境洗黑钱集团，自1996年至2000年共清洗款项500亿港元，该集团每天偷运出境的黑钱可能高达5，000万港元，其中涉及远华走私案主犯。

环节六：“地下钱庄”除了勾结跨境“洗黑钱”集团外，也勾结境内“专业贸易公司”，换汇汇给“地下钱庄”香港合伙人银行账户，完成与香港合伙人的资金清算。这些“专业贸易”公司外汇来源主要是假合同、假报关单骗汇获取的。据交代，这些贸易“专业户”包括石狮的洪某、蔡某、何某等人，他们也是协助“地下钱庄”换汇汇出境外的犯罪团伙。

【点评】

该案例的曝光，带给我们如下的思考，这笔庞大的走私资金如何流转、如何清洗，银行在资金流转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银行应如何监控走私洗钱案件。在上述走私集团资金流程中，“地下钱庄”、跨境洗黑钱集团、“找换店”、“专业贸易”公司等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它们发挥中介作用，走私资金就无法融入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流转，并兑换成外汇汇出境外(即洗钱)。这一方面是走私资金得以合法化并堂皇出境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也是银行管理最薄弱和最需要加强防范的环节。厦门远华走私集团主要借用四个渠道进行洗钱：

一是借银行内部人员权力，直接开立专门资金账户。巨额非法资金在转账结算过程中需要银行密切“配合”，进行巨额、频繁的现金缴存、现金支取和现金汇款、现金支票、现金本票解付等结算活动，因此勾结银行内部人员开立专门洗钱资金账户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比如，帮助远华集团洗钱的晋江“地下钱庄”(“东石丽”等人)，主要是定点联系晋江金城信用社，勾结该信用社原副主任吴某(已移居香港)和营业厅主任姚某(已故)，商定接收、保管、支取巨额现金，必要时垫付汇款和用现金解付汇票等，少则几十万，多则几千万。另一方面，调查反映，远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在厦门的55个银行账户资金活动正常，1996年1月1日~1999年9月31日共计提取现金278笔，平均每笔金额6.6万元，单笔提现未超过20万元，提现用途均属正常范畴，可见远华走私集团的非法资金活动主要集中在定点金融机构——晋江金城信用社。再如，帮助远华走私集团洗钱的跨境洗黑钱集团，长期勾结香港宝生银行一名前高级经理，将黑钱存于银行内或汇往加拿大。因此，与定点金融机构勾结开立专门资金账户，进行非正规资金结算，是远华走私集团洗钱的重要渠道。

二是借空壳公司名义，开立公司资金账户。远华走私集团建立了远华房地产有限公司、远华电子有限公司等实体企业，利用这些行业现金流量较大的特点，编造虚假财务报表，在没有多少营业活动和收入的情况下，将走私所得赃款加入其中，虚增营业额和利润，再向税务局申报纳税，不断交纳各种税收和保险，使税后资金成为合法收入，最终隐瞒和转换了犯罪违法所得的性质和来源。调查反映，远华集团及其下属共计有17家公司，曾分别在工、农、中、建、交通、兴业、厦门城市商业银行7家银行设立55个账户，其中44个属于一般存款账户和辅助账户，11个属于基本存款，这些公司都是为远华走私集团洗钱而存在的空壳公司，具有高度的欺骗性和伪装性，直至案发后才被察觉。

三是借个人储蓄存款名义，开立个人储蓄账户。将走私非法收入直接存入个人储蓄存款账户，然后通过银行与其他人或单位进行转账结算，转移和兑换非法收入。比如，借用一些假名开立储蓄账户(远华走私期间尚未出台储蓄实名制)，或借用别人名义开立储蓄账户，据报道，加拿大警方曾发现远华案件主犯赖昌星钱包中有两张用他人名字的提款卡，其妻曾明娜则有六个银行户口及两个定期存款账户。

四是借“找换店”和“专业贸易”公司，把人民币现金兑换成外汇。据香港廉正公署查获的跨境洗黑钱集团，长期勾结一家香港的“找换店”将人民币现金换成外汇再存入香港远华账户；该“找换店”兑换外汇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办理个人实盘买卖业务转换币种，而不以谋利为目的。“专业贸易”公司则通过虚假合同、报关单进行套汇骗汇，再汇入香港远华账户。

银行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有：为走私分子开立资金账户和结算资金，为走私分子清点、接收、保管和支付大额现金、开立或解付大额现金汇票，为走私分子售汇、付汇并汇出境外等。总结归纳银行账户参与走私洗钱的主要特征有：一是频繁的大额现金收入。为了规避工商、税收等财务监管，走私集团必须大量采用现金交易，特别是走私集团贩卖走私物资地点比较分散，普遍需要缴存大量现金，走私集团的大额现金收入往往比大额现金支付更加频繁和普遍。二是集中支取大额现金。为了将走私款项贩运出境，以及进行非法交易活动，走私集团必须支取大额现金，交由合伙人兑换外汇或贩运出境。值得注意的是，走私集团一般是在已疏通关系的、固定的银行网点集中支取大额现金，因此，银行要加强监督机制和内控制度，防范内部人员道德风险。三是大额现金汇票转账结算。为了保证能够以现金支取走私收入款项，走私分子一般使用现金汇票结算资金，特别是分散地点签发、集中地点解付现金汇票更应引起重视。四是超限留存库存现金。一方面走私集团为维持日常交易结算，方便经营活动，经常保留大量现金；另一方面非上班时间收入现金，也使走私集团来不及将现金交往银行账户。五是个人储蓄账户短期内频繁收付大额现金。个人储蓄账户短期内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或集中转入、分散转出。六是骗汇和套汇活动。为了支付外汇给国外供货商，或者为其将不法之财兑换成外汇汇出境外，骗汇和套汇成为走私集团的惯用伎俩。七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个人实盘外汇买卖。居民个人进行巨额个人实盘外汇买卖操作，频繁更换币种而不以营利为目的，往往是出于套汇和换汇的初衷。比如，勾结跨境洗黑钱集团的“找换店”就是通过此手法兑换外汇。八是大额外汇频繁汇出境外。为了隐瞒和使用非法收入，逃避法规监管和控制，走私集团必将非法收入以外汇形式汇出境外。案例十九

【案情】

19世纪成立的里格斯银行(Riggs Bank N.A)以和美国政府的悠久关系闻名，华盛顿的160多家大使馆，有95％是里格斯的客户。数据显示，来自外交圈的生意，占里格斯银行42亿存款的23％。美参议院在2004年7月14日提交的一份长达114页的报告详细揭露了里格斯银行协助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洗钱，卷入赤道几内亚独裁者腐败资金的事件。今年5月，里格斯银行已经因涉及与沙特恐怖组织之间资金转移，而被处以2，5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参议院报告披露，从1994~2002年，里格斯银行至少为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开了6个户头，并发出了好几个存单，其中有的发生在皮诺切特在英国被软禁期间。皮诺切特在里格斯的存款总额曾经一度达到400万~800万美元。银行的账户经理帮助皮诺切特规避了披露账户的法律程序。他们对这几个账户的资金来源从来没有认真的调查。为了掩盖他对这些账户的控制，银行甚至帮他设立了两个空壳公司，以这两个公司的名义开出户头，以皮诺切特为实际受益人。在皮诺切特被拘禁，法庭冻结其账户期间，帮他把160万美金从伦敦转移到美国。里格斯银行用自己的账户掩盖皮诺切特的一些现金交易，还开出了190多万美元的现金支票，使他身在智利也能顺利取出现金。在递交联邦调查机构的文件中，皮诺切特被伪称为“一位退休的教授”，曾在“公共服务部门的高薪职位服务多年”。

1997年，美国货币监理署检查人员发现里格斯银行存在违反《银行保密法》问题并向该行管理层提出，当时管理层采取了积极的合作态度并作出了及时反应。因此，货币监理署将该行评定为“合格”。2001年“9.11”事件后，货币监理署对存在高风险的大银行(包括里格斯银行在内)进行了一系列反恐金融检查。2003年1~5月与执法机关密切配合，共同检查了里格斯银行中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部分可疑交易。2003年7月颁布禁令要求里格斯银行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采取相应纠正措施。

2003年10月，货币监理署检查官对该银行进行重新检查，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在检查该行是否遵守7月份颁布的法令时，又发现该行与赤道几内亚的关系存在一系列问题。赤道几内亚是西非第三大产油国，美国重要的石油进口国。自现任总统奥比昂在1979年政变中夺权后，这个国家一直为腐败、贫困和暴力问题困扰。美国的调查认为，该国每年大约1.5亿美元的石油开采费，绝大部分进了政府高官的腰包。小组委员会还发现，从1995~2004年，里格斯银行为赤道几内亚政府、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管理着超过60个账户和存单。2002年该国成为里格斯银行最大的客户，他们总的存款加在一起在400万~700万美元之间。里格斯为奥比昂总统和他妻子、亲戚开设多个个人账户，建立离岸壳公司；2000~2002年间，帮助使1，300万美元流入奥比昂和他妻子控制的现金账户。另外，里格斯为赤道几内亚政府专门开了一个账户，接受来自在该国做石油生意公司的资金，然后，把3，500万美元转到了银行根本不了解的两个公司的账户上，而《银行保密法》禁止这样做。报告说，委员会有理由相信至少其中一个收款银行是完全被奥比昂总统控制的。

美国参议院报告认为，里格斯银行没有尽到反洗钱的法定义务，对相关证据“视而不见”，允许无数的可疑交易发生而不通知执法机构。2004年5月13日，美国货币监理署根据《银行保密法》宣布对里格斯银行(此行为里格斯国民银行的子公司)大量违规行为处以2，500万美元罚款。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认为货币监理署所认定的罚金水平适当。里格斯银行必须向财政部一次性缴纳所有罚金。

关于里格斯银行案，美国货币监理署表示，里格斯银行未能根据《银行保密法》建立有效的反洗钱制度，从而无法监测可疑交易，也未进行可疑交易报告；另外，该行搜集和保存外国银行客户资料也不全面。货币监理署对该行下发整改命令，要求银行采取行动尽快加强内控建设，尤其是与《银行保密法》及反洗钱相关的内部控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管理能力。董事会必须于30日内对银行管理层、员工以及管理手段作出整改决定。第二，制定评估计划，对银行会计的准确性与完整性进行评估，并根据《银行保密法》规定抓紧相关交易的建档及归档保存工作。第三，贯彻实施适用于银行账户和有关人员的书面内控制度，包括涉及大使馆以及国际私人银行集团的各项规定。此规定要求至少每3年对所有相关经理进行背景资格审查，禁止银行职员对客户账户拥有签字权、所有权及托管权。第四，仅当银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及货币监理署颁布的书面通知时，才允许银行支付股利。第五，除其他规定外，还应建立有效内部稽核制度，监测银行异常操作及交易并对银行遵守法规的情况进行评级。

【点评】

众所周知，金融业是洗钱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反洗钱的第一道防线。里格斯银行案件使我们认识到，当前洗钱犯罪的复杂性和跨国性特征更加典型，像把犯罪资金存入银行，设立空壳公司，大额的现金账户，可疑的资金转移，掩盖账户所有者真实身份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控制洗钱的领域逐渐增多，控制洗钱的措施从适用于传统的银行业发展到了适用于空壳公司、离岸公司、保险业、会计业、律师业和网络行业等其他行业。但透视里格斯银行案件可以看出，这条防线竟成为犯罪者的帮凶，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是里格斯银行没有尽到反洗钱的法定义务。美国有比较完备的反洗钱法律体系。1986年，美国首先制定了《洗钱控制法》，规定洗钱是犯罪行为；美国的反洗钱机制主要建立在交易报告制度的基础上，近年来逐步重视“了解你的客户”原则以帮助确定哪些是可疑交易；2001年通过的《爱国者法案》更是要求：美国所有金融服务企业必须任命反洗钱的专门负责人，建立专项反洗钱规划与措施，对所有员工进行反洗钱教育与培训，建立内部稽查制度，严格评估和考核反洗钱工作的效果。此外，法案还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金额从10万美元提高到了100万美元。洗钱直接责任人和出现渎职的反洗钱负责人，还将面临被刑事起诉的危险。而上述一系列关于金融机构负有识别客户、保存记录、披露可疑交易和内部控制等的法律义务，里格斯银行均未做到。

二是监管者监管不力。美国参议院报告称，负责在1998年间追踪里格斯银行业务的联邦银行审查员李(Lee)，调查了关于皮诺切特的银行交易记录；几个月后，他从政府退休，接受了里格斯银行的一个主管职位。2004年6月3日，美国货币监理署署长霍克(John D.Hawke)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讲话时指出，“显然，这是银行监管的一次失败。我们本应该早一些采取更强硬态度施行补救措施，更快采取正式强制手段，对账户的交易监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没有认识到里格斯银行的大使馆银行业务以及其他一些账户的内在风险，也没有意识到银行缺乏风险控制系统”。但霍克也认为，货币监理署在过去30年内十分注重金融机构制度建设，并通过督促金融机构遵守相关法规，从而保证他们及时建立所需控制系统以免成为洗钱工具。目前，美国货币监理署已经督导货币监理署最高督察官对所有检查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于可疑交易或高风险账户的警惕性，并再次强调应对类似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对交易进行进一步监测。

反思里格斯银行案例，监管里格斯银行为何失败，在我们的监管领域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为了杜绝其他银行出现类似情况应采取哪些措施均是值得我国金融领域深思的问题。案例二十

【案情】

叙利亚商业银行建于1967年，它专门从事对外贸易和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外汇交易。目前有大约50个主要的分支机构，雇员约4，500人左右。其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建在叙利亚。叙利亚黎巴嫩商业银行为其分支机构，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叙利亚商业银行拥有其84％的股份。叙利亚黎巴嫩商业银行的业务中有一些美国银行的代理账户。

在相关信息分析的基础上，2004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通过他的代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的主任宣布认定叙利亚商业银行为有严重洗钱行为的金融机构。理由是：(1)叙利亚商业银行已经被恐怖分子或与恐怖组织有关的人所利用；(2)叙利亚商业银行已成为犯罪分子清洗非法销售伊拉克石油所得收益的渠道。下面是对有关因素的讨论。

首先，美国政府通过信息资源分析了解到叙利亚商业银行可能已被恐怖分子或与恐怖组织有关的人所利用。因为洗钱罪包括金融机构为实施恐怖活动提供便利，而叙利亚商业银行被恐怖分子所利用也就证实了其涉嫌洗钱活动。

其次，叙利亚商业银行保留含有非法销售伊拉克石油所得收益的账户，违反了联合国全面制裁措施。美国政府了解到萨达姆政权从联合国石油兑换粮食计划中转移了1，000多万美元非法资产，他们将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军事武器，以对抗美国和伊拉克其他军事联盟。销售联合国石油兑换粮食计划以外的石油，是违反联合国有效制裁措施的，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组织专门负责对此进行监督。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组织在叙利亚商业银行至少开有两个账户，并通过该账户转移非法销售伊拉克石油所得。联合国安理会1483号决议要求成员国冻结伊拉克境内外与伊拉克前政府、或国家机构、公司、代理机构有关的资金或资产，并将其转为伊拉克发展基金，但之前经司法、行政、仲裁等机构裁定为抵押的资金或资产除外，而叙利亚政府未按照联合国安理会1483号决议采取任何措施。

最后，大量交易记录表明叙利亚商业银行涉嫌恐怖融资和洗钱活动。具体包括为本〃拉登开立账户进行交易的活动；用与叙利亚商业银行有关的连续号码的货币工具将大额存款存入美国金融机构的交易；将大额和或结构性存款存入银行账户，紧接着再将资金转移到叙利亚商业银行的交易；以及在过去几年中，通过美国金融机构在叙利亚商业银行的账户转移100万美元以上的结构性存款或电子汇兑的交易。

如上所述，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有合理理由认为叙利亚商业银行为洗钱提供便利，但当时没能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所以，当发现叙利亚商业银行为涉嫌严重洗钱的金融机构时，禁止其开立和保留代理账户是一项非常必要的举措，从而确保叙利亚商业银行不能通过美国金融系统为恐怖融资、洗钱或其他犯罪活动提供便利。

继5月份里格斯银行处罚案之后，2004年5月18日，美国财政部授权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拟订处罚措施，对叙利亚商业银行涉嫌洗钱行为进行处罚。处罚措施包括禁止各家国民银行在美国境内为叙利亚商业银行开立代理账户或可支付账户，也不允许代理叙利亚商业银行开立相关账户。各国民银行必须努力查处全部代理账户，禁止类似账户间接向叙利亚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具体措施包括：向代理账户持有人发出通告，禁止向叙利亚商业银行提供方便，利用银行代理账户；采取合理措施对间接利用代理账户行为进行识别并阻止相关洗钱行为。

【点评】

“9〃11”事件以来，反恐在国际关系中地位凸显，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日增，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基本形成全球性的“反恐联盟”。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反恐决议，以及安理会反恐特别委员会的成立，都对各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该案被认定叙利亚银行与资助恐怖活动有关，是反恐融资领域较为典型的案例之一。根据美国政府披露，叙利亚在有效洗钱控制方面是非常有限的。2003年9月，叙利亚通过了第59号立法令，成立了反洗钱委员会，并将很少的几类刑事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但这并不符合《四十项建议》中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类型规定的要求。尽管法令也要求建立了反洗钱委员会，以便调查可疑洗钱交易，但由于该委员会成员是由银行业界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组成，因此自然而然会产生利益冲突。此外，该法令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执行机制，以确保金融部门实施有效的反洗钱控制。该法令不符合《四十项建议》中所规定的国际标准，从而不能建立有效的反洗钱机制。同时，叙利亚相关法令规定要继续执行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反洗钱委员会只能通过采取正式行动才能解除。再加上叙利亚没有建立与国外或国外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换机制，严重阻碍了金融部门获得包括与叙利亚商业银行在内的交易信息。最后，作为恐怖主义资助国控制下的金融实体，叙利亚商业银行为恐怖融资和洗钱活动提供了便利。

但值得关注的是，尽管美国确定叙利亚为资助恐怖主义国家，但其他国家并没有作出相同的认定，也没有采取相同的措施禁止国内金融机构或代理机构为叙利亚商业银行或代表叙利亚商业银行开立或保留代理账户。而美国政府希望其他国家也在这个规则所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采取相同的措施。因此，美国迫切要求没有采取相同措施的国家尽快实施特殊措施，以防止叙利亚商业银行进入美国金融系统。

第四篇：银行反洗钱案例精选

银行反洗钱案例精选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改变，洗钱的方法和途径也产生变化，洗钱手法日趋复杂化、专业化.目前，我国在打击洗钱犯罪的过程中发现，犯罪分子通常利用金融机构、地下钱庄、虚假投资、赌资、投资房地产、珠宝等方式将诈骗、走私、贪污、受贿、侵占、制贩毒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获取的赃款进行转移。我们选录了一些国内外洗钱犯罪和洗钱活动的典型案例，并对这些案例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分析，旨在分析问题，查找不足，积累经验，以提高我们对反洗钱工作的认识和重视。

案例

一、汪某投资企业洗钱案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审理并判决了国内首宗洗钱罪案件。被告汪某于2001年年底认识同类人区某，知道区某长期在加拿大、香港及广东省从事毒品贩卖活动。2002年上半年，区某对汪某表示为其子女考虑，今后想从事正当职业，想把资金（贩卖毒品所得）带回境内。汪某当即为其出谋划策，采取购买企业经营方式来处理赌资。2002年8月，区某将毒资折合港币约600万元从加拿大带到香港，由香港入关，汪某开车到香港接应，带回广州。汪某通过广州某律师事务所，以区某的52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550万元），购得广州某木业公司并担任董事长，每月领取5000元以上的工资，负责处理公司对外联络事宜，还收取区某赠送的一辆奔驰小汽车。汪某接管公司后开始经营木材生意，利润率为20%。区某采取虚设盈利亏损账目，用于掩饰、隐瞒其违法所得的来源与性质，意图将毒品犯罪的违法所得转为合法收益，2003年3月区某贩毒案告破，区某、汪某被依法逮捕。经法院认定，汪某犯洗钱罪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五项、第六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此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的国内首宗洗钱罪案件，是以投资方式掩盖贩毒资金的典型案例。

案例

二、中国银行联行资金被盗转移案

1993年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联行清算系统，直接窃取联行资金。1999年许升任广东省分行财会处处长后，余振东、许国俊先后接任支行行长，盗窃流水线一直在顺利进行。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联行清算系统安装即将结束，进行资料汇总时，东窗事发。10月15日，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三人失踪，后经进一步了解，得知三人已潜逃境外，其家眷也早已移居海外。

份证，是受别人委托前来存款的。在出示了委托存款人吴文道德身份证后，经办员为其办理了全部存款手续，并预留了对方的手机号码。事后，支行对此笔交易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笔存款存在较多疑点，要求专柜核查存款人相关证件和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手机号码是空号，遂向当地人民银行支行和某某银行的市分行报告。当地人行支行研究认为此笔大额存款的确十分可疑：第一，客户受他人委托存入大额现金却不能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第二，客户不能提供大额存款合法来源的有效资料；第三，对于10万元的差额没有表示进一步的质疑，也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因此，当地人行支行当天就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但某某银行某某分行未将报告转给负责反洗钱的职能部门。没有要求和督促某某银行某某支行按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程序进行报告。也没有向某某银行的省分行和当地人行中心支行报告。

当地公安局接报后，采取果断措施冻结了客户可疑存款，并派专人进行秘密调查取证工作。调查证实，3月2日当天，该客户还在另一家银行某某支行以类似的方式存入2笔人民币金额合计200万元。但上述另一家某某银行某某支行并未引起警觉，没有将存款作为大额存款上报。在该笔存款被检察机关冻结一后，仍未采取任何报告措施。

此案案情并不复杂，属于金融机构不严格执行反洗钱有关规定的典型案件。某某银行和另一家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违规现象。主要是违反客户身份审核和大额及可疑交易支付报告方面的规定。

某某银行某某支行主要违反了以下规定：

《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十一条：代理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和号码。对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的，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开立存款账户。

《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营业机构发现可疑支付交易的，应填制《可疑支付交易报告表》并报送一级分行。一级分行经分析后应于收到《可疑支付交易报告表》后的第2个工作日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同时报送其上级行。

《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八条；金融机构的营业机构经过分析人民币支付交易，对明显涉嫌犯罪需要立即侦查的，应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同时报告其上级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加强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办

某在海口的办公室，由李某用手机联系钱庄交易事宜。在正常情况下，客户先给李某打电话了解当日汇率，之后将需要兑换的人民币汇入李某指定的国内银行账户。然后，李某再指令境外银行将相应的等值外汇汇到客户指定的账户上。经公安部门侦查，李某每月从事地下钱庄交易的金额约为人民币2000万元。2004年9月，该案件告破，李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现场缴获涉案现金台币544.8万元，人民币24.79万元，银行信用证43账，冻结银行账户42个，冻结资金人民币611.67万元，美元57.95万元，日元659.31万元，英镑3.37万元；缴获汽车、笔记本电脑等一批作案工具。

地下钱庄已经逐渐成为我国跨境洗钱的主要途径之一。地下钱庄在改革开放初期多以高利贷等形式出现，组织机构松散，活动规模和范围较小。随着经济体系多元化发展，地下钱庄渐成气候，至今已经发展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贷放贷拆解，从事非法买卖、汇兑和划转外汇等活动，干扰和破坏金融秩序、社会秩序和司法秩序的地下金融组织。

案例五：浙江“8.27”境外赌博洗钱案

经过长达8个月的联合监控，2004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当地公安部门侦破了“8.27”境外赌博洗钱案。现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外汇交易的犯罪嫌疑人，并当场缴获港币467.3万元，随后进一步查扣港币32.7万元，冻结人民币资金332.1万元。涉案当事人封某（杭州外汇黑市黄牛），被正式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当事人陈某，从事澳门赌场经营和放贷，被处于行政罚款495万元人民币；沈某等4名当事人被处于行政罚款10万元人民币。

此案过程和简单，主要是赴澳门豪赌的大陆人在输钱后向赌场放贷公司借钱，事后又放贷公司直接派人来大陆收回赌债。为便于携带和使用，收回的人民币款通常在当地外汇黑市兑换成大面额港币，并经由珠海等口岸出境后流向澳门。“8.27”专案中已经查实的4笔非法交易的人民币都是大陆赌客在澳门所欠赌债。

根据当事人交代，每次交易均是由陈某根据将要收回的赌债金额与封某谈好成交时间、价格和金额，再安排赌客将人民币赌债资金直接打入封某指定的账户上。封某等一伙外汇黑市黄牛则根据和陈某谈好的交易规模组织下家收集黑市外币，指使专人向银行预约提取大面额港币现钞，之后再将提取的港币交给陈某指定的代理人沈某。沈某则安排其父乘飞机将收到的港币送到广州，交给陈某派来的人，或直接在杭州交给陈某本人。根据沈父交代，他在2003年至2004年间，曾10多次前往广州交付港币。此外，沈某有时也直接替陈某收取赌债，并通过封某将人民币赌债资金兑成港币。

第五篇：反洗钱典型案例评析范文

反洗钱典型案例评析——贷款诈骗案

发布时间：2011.07.14 点击数：14613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反洗钱案例分析——许宗林上市公司洗钱案

发布时间：2011.07.14 点击数：6537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案情] 2005年1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对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实施停牌，达尔曼这只曾经盛极一时的“中华珠宝第一股”寿归正寝。一叶知秋，达尔曼的结局凸现出中国股市的一些问题。从洗钱的角度分析这支个股，问题更是触目惊心。

达尔曼于1996年12月上市，发行3000万流通股，发行价7.3元，经过数次送股后总股本从最初的7600万股迅速扩张至2.28亿股。此后机构经过两次配股，再次圈走5.78亿元。退市前，达尔曼历史上的最高股价高达94亿元，成为中国股市著名的高价股，号称“中华珠宝第一股”。而其董事长许宗林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以身价6亿元入选《福布斯中国内地百富榜》。

到了2004年6月末，公司却亏损14.44亿元，每股收益为-5.04元，股东权益为-3.47亿元，每股净资产为-1.21元。短短数年时间，达尔曼从一支绩优股突然变为一支百病缠身的退市股，其中的原因令人费解。

根据有关部门核查，发现达尔曼所有的采购、生产、销售基本上都是在一种虚拟状态下进行的。每年公司都会制定一些所谓的经营计划，然后组织有关部门和一些核心人员根据计划制作虚假的原料入库单、生产进度报表和销售合同等。为了做到天衣无缝，相关销售发票和增值税发票应缴的税款都一分不少地缴纳——据测算，达尔曼几年来用以造假的成本达数亿元。其虚假投资经营项目也数不胜数，如帐面显示“达尔曼一条街”项目投入8227万元纯属子虚乌有；还有账面显示6000万元的“都江堰钻石加工中心”、5213万元的“西安富士达传感器”、1950万元的“蓝天林木种苗项目及轻型基制”，都属于虚报项目。

为了隐瞒其诈骗事实与非法收入，许宗林建立了大量由他控制的空壳公司和影子公司来与达尔曼进行“业务往来”，这类公司总数达30多个，其法定代表人表面看起来与许宗林没有任何关系，但其实都是许宗林身边的人，许宗林只需要怀揣着这些公司的印鉴，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轻松完成他的数字游戏了。

此外，为了顺利瞒过监管部门和通过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达尔曼所有帐务都是由一位湖北的注册会计师来做。大部分的资金最后都汇集流向深圳。许宗林通过在深圳的几家公司，以设备采购、投资为由，或者通过地下钱庄等种种手段将数亿元的资金洗往国外。

[评析] 许宗林通过上市公司大肆诈骗股民财产，为上市公司的监管再一次敲响了警钟。然而从反洗钱角度来看，这起案件同样拥有重要意义。

早在2004年初达尔曼事件东窗事发之前，加拿大反洗钱部门就对许宗林通过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财产的不法行动有所察觉，并向我国相关的执法部门进行过求证。然而当时我国并没有有效的反洗钱制度，相关部门缺少对金融情报的敏感性，对加拿大提供的这个及其有价值的情报没有引起重视，所以没能及时进行调查及对许宗林采取强制措施，以至于许宗林成功外逃，他非法获得的大量不法收益亦难以全部追回。从这起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建立高效的反洗钱机制、加强国际间反洗钱合作，对打击犯罪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何其重大得意义，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件必要而紧迫的任务。所有国家机关、金融机构和公民个人都要把反洗钱作为一件视为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情予以关注和支持。

案情摘要

2005年某市多家商业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称L氏兄弟利用辖内H公司骗取银行贷款，至今尚未归还，涉嫌贷款诈骗。2006年6月初，公安机关请求人民银行协助核查L氏兄弟在该市各金融机构开立账户及相关交易、贷款交易、贷款情况等相关信息收集后移送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根据当地人民银行提供的证据，进一步发现犯罪嫌疑人L某在当地成立了H公司等多家关联公司，上述公司在辖内4家金融机构开立了30多个银行结算账户。另外，犯罪嫌疑人还利用亲戚朋友的名义在各金融机构开立了多个银行存款账户，将银行贷款在上述账户之间毫无交易背景地相互划转或存取现金，企图非法占有。公安机关果断抓捕L氏兄弟，经侦查审讯，该案所涉及贷款总额高达3000多万元。案例评析

该案当事人在贷款到账后，精心策划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妄图把水搅浑，将白钱洗黑，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

一、利用关联公司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骗取银行开出银行承兑汇票

L氏兄弟利用所控制的部分关联公司，操纵这些公司签订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虚假购销合同，通过其他公司借款或银行贷款作保证金，骗取银行开出银行承兑汇票（部分承兑汇票的保证金仅占汇票面值的20%左右）。经查实，H公司签订虚假购销合同的银行承兑汇票有30份，金额合计4400多万元。由于没有真实贸易背景，承兑汇票又被L氏兄弟在其他商业银行贴现后用于归还借款、发放工资、支付差旅费、购置房产等用途。

二、以某钢铁集团的产品集资款重复抵押，骗取金融机构贷款

1997年3月，H公司交给某钢铁集团产品集资款300万元。1997年12月，该公司利用某钢铁集团产品的集资款证明和收据作抵押，向一家商业银行成功申请开出银行承兑汇票两行合计300万元，又向另一家商业银行成功贷款330万元。L氏兄弟控制的H公司以重复抵押的方式，骗取银行信用或贷款合计630万元。

三、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洗钱

第一种方式是利用公司贷款资金为个人够买住房和写字楼进行洗钱。进查实，1998年3月，犯罪嫌疑人以H公司的名义成功贷款150万元，次日即将30万元划转至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用于购买住房；2000年1月，犯罪嫌疑人以H公司的名义成功贷款200万元，次日即将贷款划转至其控制的一家关联公司账户，其中100万元通过该关联公司划至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用于购买写字楼。上述房屋产权人均是L氏兄弟。L氏兄弟用公司贷款资金为个人购买住房和写字楼，非法占有银行贷款。

第二种方式是利用公司回笼资金为个人购买商铺和住房进行洗钱。经查实，2000年4月，L氏兄弟以银行汇票方式从外地带回公司销售钢材款170万元，在银行兑付后通过关联公司账户过渡，将其中115万元用于购买住房和商铺。2000年1月，H公司收到销售钢材款36万元，将其中35万元现划至关联公司，然后用于购买写字楼。上述房屋产权均是L氏兄弟，L氏兄弟利用公司销售回笼的货款资金为个人购买商铺和写字楼，非法占有公司资金。

第三种方式是利用复杂的交易手段，制造资金周转的假象，清洗不法所得。犯罪分子利用一些关联公司和亲戚朋友的账户（事后证实关联公司均由犯罪分子完全控制与操控），从银行骗取贷款后，通过频繁转账交易，使贷款资金进入复杂的交易当中，有时一笔资金在一天时间就转了4个银行账户；有些银行承兑汇票短期内经过多个单位倍数转让，明显没有交易背景，加大了公安部门的追查难度；还有部分资金以归还个人借款的名义被犯罪分子据为己有。

反洗钱案例分析——里格斯银行洗钱案

发布时间：2011.07.14 点击数：8613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案情】

19世纪成立的里格斯银行(Riggs Bank N.A)以和美国政府的悠久关系闻名，华盛顿的160多家大使馆，有95％是里格斯的客户。数据显示，来自外交圈的生意，占里格斯银行42亿存款的23％。美参议院在2004年7月14日提交的一份长达114页的报告详细揭露了里格斯银行协助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洗钱，卷入赤道几内亚独裁者腐败资金的事件。今年5月，里格斯银行已经因涉及与沙特恐怖组织之间资金转移，而被处以2，5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参议院报告披露，从1994~2002年，里格斯银行至少为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开了6个户头，并发出了好几个存单，其中有的发生在皮诺切特在英国被软禁期间。皮诺切特在里格斯的存款总额曾经一度达到400万~800万美元。银行的账户经理帮助皮诺切特规避了披露账户的法律程序。他们对这几个账户的资金来源从来没有认真的调查。为了掩盖他对这些账户的控制，银行甚至帮他设立了两个空壳公司，以这两个公司的名义开出户头，以皮诺切特为实际受益人。在皮诺切特被拘禁，法庭冻结其账户期间，帮他把160万美金从伦敦转移到美国。里格斯银行用自己的账户掩盖皮诺切特的一些现金交易，还开出了190多万美元的现金支票，使他身在智利也能顺利取出现金。在递交联邦调查机构的文件中，皮诺切特被伪称为“一位退休的教授”，曾在“公共服务部门的高薪职位服务多年”。

1997年，美国货币监理署检查人员发现里格斯银行存在违反《银行保密法》问题并向该行管理层提出，当时管理层采取了积极的合作态度并作出了及时反应。因此，货币监理署将该行评定为“合格”。2001年“9.11”事件后，货币监理署对存在高风险的大银行(包括里格斯银行在内)进行了一系列反恐金融检查。2003年1~5月与执法机关密切配合，共同检查了里格斯银行中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部分可疑交易。2003年7月颁布禁令要求里格斯银行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采取相应纠正措施。

2003年10月，货币监理署检查官对该银行进行重新检查，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在检查该行是否遵守7月份颁布的法令时，又发现该行与赤道几内亚的关系存在一系列问题。赤道几内亚是西非第三大产油国，美国重要的石油进口国。自现任总统奥比昂在1979年政变中夺权后，这个国家一直为腐败、贫困和暴力问题困扰。美国的调查认为，该国每年大约1.5亿美元的石油开采费，绝大部分进了政府高官的腰包。小组委员会还发现，从1995~2004年，里格斯银行为赤道几内亚政府、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管理着超过60个账户和存单。2002年该国成为里格斯银行最大的客户，他们总的存款加在一起在400万~700万美元之间。里格斯为奥比昂总统和他妻子、亲戚开设多个个人账户，建立离岸壳公司；2000~2002年间，帮助使1，300万美元流入奥比昂和他妻子控制的现金账户。另外，里格斯为赤道几内亚政府专门开了一个账户，接受来自在该国做石油生意公司的资金，然后，把3，500万美元转到了银行根本不了解的两个公司的账户上，而《银行保密法》禁止这样做。报告说，委员会有理由相信至少其中一个收款银行是完全被奥比昂总统控制的。

美国参议院报告认为，里格斯银行没有尽到反洗钱的法定义务，对相关证据“视而不见”，允许无数的可疑交易发生而不通知执法机构。2004年5月13日，美国货币监理署根据《银行保密法》宣布对里格斯银行(此行为里格斯国民银行的子公司)大量违规行为处以2，500万美元罚款。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认为货币监理署所认定的罚金水平适当。里格斯银行必须向财政部一次性缴纳所有罚金。

关于里格斯银行案，美国货币监理署表示，里格斯银行未能根据《银行保密法》建立有效的反洗钱制度，从而无法监测可疑交易，也未进行可疑交易报告；另外，该行搜集和保存外国银行客户资料也不全面。货币监理署对该行下发整改命令，要求银行采取行动尽快加强内控建设，尤其是与《银行保密法》及反洗钱相关的内部控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管理能力。董事会必须于30日内对银行管理层、员工以及管理手段作出整改决定。第二，制定评估计划，对银行会计的准确性与完整性进行评估，并根据《银行保密法》规定抓紧相关交易的建档及归档保存工作。第三，贯彻实施适用于银行账户和有关人员的书面内控制度，包括涉及大使馆以及国际私人银行集团的各项规定。此规定要求至少每3年对所有相关经理进行背景资格审查，禁止银行职员对客户账户拥有签字权、所有权及托管权。第四，仅当银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及货币监理署颁布的书面通知时，才允许银行支付股利。第五，除其他规定外，还应建立有效内部稽核制度，监测银行异常操作及交易并对银行遵守法规的情况进行评级。【点评】

众所周知，金融业是洗钱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反洗钱的第一道防线。里格斯银行案件使我们认识到，当前洗钱犯罪的复杂性和跨国性特征更加典型，像把犯罪资金存入银行，设立空壳公司，大额的现金账户，可疑的资金转移，掩盖账户所有者真实身份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控制洗钱的领域逐渐增多，控制洗钱的措施从适用于传统的银行业发展到了适用于空壳公司、离岸公司、保险业、会计业、律师业和网络行业等其他行业。但透视里格斯银行案件可以看出，这条防线竟成为犯罪者的帮凶，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是里格斯银行没有尽到反洗钱的法定义务。美国有比较完备的反洗钱法律体系。1986年，美国首先制定了《洗钱控制法》，规定洗钱是犯罪行为；美国的反洗钱机制主要建立在交易报告制度的基础上，近年来逐步重视“了解你的客户”原则以帮助确定哪些是可疑交易；2001年通过的《爱国者法案》更是要求：美国所有金融服务企业必须任命反洗钱的专门负责人，建立专项反洗钱规划与措施，对所有员工进行反洗钱教育与培训，建立内部稽查制度，严格评估和考核反洗钱工作的效果。此外，法案还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金额从10万美元提高到了100万美元。洗钱直接责任人和出现渎职的反洗钱负责人，还将面临被刑事起诉的危险。而上述一系列关于金融机构负有识别客户、保存记录、披露可疑交易和内部控制等的法律义务，里格斯银行均未做到。

二是监管者监管不力。美国参议院报告称，负责在1998年间追踪里格斯银行业务的联邦银行审查员李(Lee)，调查了关于皮诺切特的银行交易记录；几个月后，他从政府退休，接受了里格斯银行的一个主管职位。2004年6月3日，美国货币监理署署长霍克(John D.Hawke)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讲话时指出，“显然，这是银行监管的一次失败。我们本应该早一些采取更强硬态度施行补救措施，更快采取正式强制手段，对账户的交易监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没有认识到里格斯银行的大使馆银行业务以及其他一些账户的内在风险，也没有意识到银行缺乏风险控制系统”。但霍克也认为，货币监理署在过去30年内十分注重金融机构制度建设，并通过督促金融机构遵守相关法规，从而保证他们及时建立所需控制系统以免成为洗钱工具。目前，美国货币监理署已经督导货币监理署最高督察官对所有检查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于可疑交易或高风险账户的警惕性，并再次强调应对类似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对交易进行进一步监测。[案情]

厦门远华案件是一起震惊中外的特大走私洗钱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涉及金额巨大，案情极为复杂，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赖昌星等走私分子主要是通过四种手段积累起巨额非法财富的：

⑴直接闯关，走私成品油。从1996年开始，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用直接闯关的方法共走私成品油450多万吨，是整个厦门关区同时期正常报关进口量的一倍多。这些走私油一到厦门，无须办理任何海关手续，就被卸入当地一个大油库。然后，走私分子用各种小型的船舶将油运往福建等地区销售。

⑵假转口，真走私。赖昌星在厦门注册的首个企业是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该公司一直没有进出口经营权。为实现大规模走私，就利用厦门多家有进出口权的国营大企业，打着它们的招牌进行走私，然后再将走私所得分成。这样，从所有的海关单据中，都看不到远华公司的名字。1996年后，赖昌星团伙用假转口等方式，走私进口香烟高达300多万箱，而同时期整个厦门关区包括石狮、晋江等5个隶属关区申报进口的香烟只有180万箱。走私香烟的数量是正常进口香烟的近两倍。

⑶伪报品名，走私汽车。赖昌星团伙走私汽车，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伪报品名。明明进口的是汽车，却假报为树脂、聚乙烯、木浆等货物。为什么要伪报这些品名呢？原来，厦门海关是不允许汽车整车进口的，只有以诸如树脂这样的品名才能进关。就这样，从1997年2月至12月间，通过买通海关人员，赖昌星团伙将走私汽车伪报成低税值的化工原料等品名，先后分29个批次走私各种系列汽车共计3588辆，价值人民币15.7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9亿元。

⑷代理走私，收取水费。凭借着强大的保护伞，赖昌星逐渐成为厦门关区的走私霸主，在私底下人们把远华称作厦门的“第二海关”，把赖昌星称作“地下关长”。依此非法地位，赖昌星开辟了一项“新业务”，即包揽走私的通关活动，并收取费用。这种费用被称作“水费”，“水费”的标准一般是10%。如一个集装箱的“555”烟值300万元，赖昌星就收30万元。但在成品油和植物油的走私中，远华收取的“水费”标准竟然高达70%。“水费”收入占赖昌星团伙总收入的一半。由此可见赖昌星之猖狂，把国家的海关变成了他为所欲为的天下。在大肆挥霍并用巨额非法财富贿赂腐败分子以获取更多非法财富的同时，赖昌星开始了其大规模的洗钱活动。其基本手法是通过地下钱庄将非法财富向境外转移。走私集团首先将贩卖物资取得的大量人民币现金收入存入地下钱庄并勾结定点银行接收保管支付，之后地下钱庄勾结跨境洗钱集团或境内贸易公司付汇给境外合伙人，境外合伙人按地下钱庄要求付汇给走私集团境外账户，然后走私集团付汇给境外供货商或汇往境外安全账户，最后境外供货商向走私集团提供物资继续走私贩卖活动。从上述流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地下钱庄、贸易公司成为洗钱的渠道，使走私资金得以表面合法地融入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另一方面管理不善的金融机构助纣为虐，成为洗钱得逞的关键的因素。

[评析]

赖昌星大规模的洗钱活动之所以能够得逞。地下钱庄、跨境洗钱集团、货币兑换店、贸易公司甚至城市信用合作社这样合法的金融机构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本案运用的主要洗钱手法：

一是与定点金融机构勾结开立专门资金账户，进行非正规资金结算，这是远华走私集团洗钱的重要渠道。借金融机构内部人员权力，直接开立专门资金账户，进行巨额、频繁的现金存缴、现金支取和现金汇款、现金支票、现金本票解付等结算活动。比如，帮助远华集团洗钱的晋江“东石丽”地下钱庄主要是定点联系晋江金城信用社，勾结该信用社原副主任吴某和营业厅主任姚某，商定接收、保管、支取巨额现金，必要时垫付汇款和用现金解付汇票等，少则几十万，多则几千万。赖昌星集团还长期勾结香港宝生银行一名前高级经理，将黑钱存于银行内或汇往加拿大。

二是借空壳公司名义，开立公司资金账户。远华走私集团建立了远华房地产有限公司、远华电子有限公司等实体企业，利用这些行业现金流量较大的特点，编造虚假财务报表，在没有多少营业活动和收入的情况下，将走私所得赃款加入其中，虚增营业额和利润，再向税务局申报纳税，缴纳各种税费和保险，使税后资金成为合法收入，最终隐瞒和转换了犯罪违法所得的性质和来源。调查反映，远华集团及其下属共计有17家公司，曾分别在7家厦门的商业银行设立55个账户，其中44个属于一般存款账户和辅助账户，11个属于基本存款。这些公司都是为远华走私集团洗钱而建立的空壳公司。

三是借个人储蓄存款名义开立个人储蓄账户，将走私非法收入直接存入个人储蓄存款账户，然后通过银行与其他人或单位进行转帐结算，转移和兑换非法收入。比如，借用一些假名开立储蓄账户，或借用别人名义开立储蓄账户。加拿大警方曾发现远华案件主犯赖昌星钱包中有两张用他人名字的提款卡，其妻曾明娜则有六个银行户口及两个定期存款账户。

四是借货币兑换店和“专业”贸易公司，把人民币现金兑换成外汇。主要是通过跨境洗钱集团并长期勾结一家香港的货币兑换店将人民币现金换成外汇再存入香港远华账户。该货币兑换店通过办理个人实盘买卖业务转换币种，而不以谋利为目的。“专业贸易”公司则通过虚假合同、报关单进行套汇骗汇，再汇入香港远华账户。

从本案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但最突出的一点是洗钱犯罪的滋生和猖獗，与腐败现象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赖昌星集团之所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能够大肆进行走私和洗钱犯罪活动，是因为他们得到当地众多手握实权的党政官员和执法人员的权力保护。在腐败滋生的地方，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形同虚设。而洗钱所产生的巨大利益，又进一步被用来腐蚀官员，加剧腐败，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必须切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洗钱活动。

反洗钱案例分析——成克杰洗钱案

发布时间：2011.07.14 点击数：7511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案情]

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干部。

成克杰利用手中的职权，伙同情妇李平，通过种种非法手段累积了巨额钱财，如何处理这些“烫手山芋”呢？成克杰想到了洗钱，而且他在洗钱时相信专业分工的优势，不像某些贪官只是简单地存在银行或寄放在亲戚朋友那里。成克杰借助一些不法分子采用非常隐蔽的手法来清洗他的黑钱，香港商人张静海是其中最重要的同伙。成克杰将赃款交给张静海，要求其利用香港公司的名义帮助其转款，具体由张静海全权代理操作。成克杰的洗钱顺序具体如下：

首先，他与情妇李平将受贿所得4109万元交给了香港商人张静海，张帮助其将黑钱存入银行，为此成克杰付给张静海1150万元，而且还须付给银行手续费。如此一来，成克杰的4000多万元大幅缩水。

其次，成克杰以李平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一家空壳企业。这家公司纯属掩人耳目，但即使什么业务都不做，为了假戏真唱，不露马脚，还是需要伪造经营活动，请会计师做虚假账目，缴纳25%左右的企业所得税，4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一来，资产又缩水不少。最后，成克杰还得想办法把企业账户上的钱转到自己指定的账户上，整个洗钱过程才算大功告成。

但是，成克杰却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切努力最终都是枉费心机。香港某银行发现，一贸易公司在该行的账户经常收到从内地广西转入的大宗款项，金额从500万至1000万不等，但该公司留存银行的客户身份资料显示其经营规模难以支撑如此大额的贸易活动，该银行于是将其作为可疑支付交易行为报告香港FIU——联合财富情报组。香港、内地两地警方以此为线索联合展开侦查，发现该公司是准备为成克杰清洗贪污受贿所得而设立的。成克杰将收受的巨额贿赂以贸易为名转入该公司，该公司以合法经营为掩护将犯罪收入谎称正常经营收入，在向香港特区政府缴纳所得税后转变为表面合法收入。

但是，成克杰还没有享受到他煞费苦心清洗的巨额黑钱，就已经被送上正义的审判席。[评析]

成克杰洗钱案件有两个特点：

⑴ 通过设立空壳公司做掩护进行洗钱，一般公司所应有的经营活动和资金往来账目全部通过伪造来实现。这样做虽然代价不菲，需缴纳25%左右的企业所得税和40%的个人所得税，但由于成克杰清洗的资金都是来自于贪污受贿的“横财”，因此这些洗钱成本对他来说无关痛痒了。

⑵ 通过专业的洗钱代理人进行洗钱。本案中成克杰就是依靠张静海的出谋划策和实际操作而完成巨额受贿款清洗的。其中的种种程序和手续十分复杂，还涉及内地和香港在经济金融和法律制度方面的巨大差别，如果没有张静海的参与，对于成克杰这样一个从未经商过的政府官员来说其清洗黑钱的图谋是很难完成的。因此，成克杰付给他全部赃款25%的巨额酬金也就不奇怪。其实，这还是在张静海不太敢敲竹杠的情况下的数额，在国外的洗钱案件中，赃款被洗钱代理人或专业洗钱集团吞没一半甚至大半的情况也不鲜见。这也是为什么专业洗钱集团猖獗的重要原因，即所谓暴利驱动。专业洗钱犯罪集团的存在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反洗钱工作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必须坚决打击。

这起洗钱案件的破获给了我们几点重要的启示：

⑴在日常工作中，银行必须充分了解和掌握客户的基本情况，尤其是业务范围、经营特点、企业规模等重要信息，这是识别可疑支付交易的重要基础。执法部门之所以能够发觉并破获这一重大洗钱案件，香港那家银行的警觉性和尽职调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银行方面敏锐地察觉到成克杰的空壳公司的日常收入与企业经营特点、规模明显不相符，并及时上报给了香港金融情报机构，为案件的破获提供了重要线索。

⑵关注洗钱犯罪专业化的趋势并采取积极对策。由于洗钱的高额利润，吸引了一批专门为洗黑钱服务的洗钱代理人，包括精于钻法律漏洞的律师、熟悉税收制度的会计师、资深金融理财专家以及经不住诱惑的银行雇员等等，这对反洗钱工作提出更高的专业化要求。

⑶完善有关法律，加强对“政治公众人物”账户情况的关注。《联合国反腐公约》第52条中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要求其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采取合理步骤确定存入大额账户资金的实际收益人身份，并对正在或者曾经担任重要公职的个人及其家庭成员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或者这些人的代理人所要求开立或者保持的账户进行强化审核。”对于像我国这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应该特别针对政府官员、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个人账户的情况加强监督，注意非正常的资金流动。我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落实公约所确定的原则，还需对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

⑷加强内地与香港金融情报机构的反洗钱情报交流、协查工作。由于金融的自由化，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和内地具有相似性，且两地间人员往来非常频繁，香港是一个洗钱分子比较青睐的洗钱中心和资金转移的中转站。因此进一步推动两地金融情报机构和警方在反洗钱方面的紧密合作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