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件再审案件看法院对诉讼代理权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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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从两件再审案件看法院对诉讼代理权的审查

从两起再审案件谈对民事诉讼代理权的审查

我院今年受理的案件中,有两件再审案件都是因为代理权的缺陷引起的。一件是因为起诉时原告不满十八周岁,开庭时已满十八周岁,在开庭时原告未到庭,只是原法定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检察院以此为由提起了抗诉;一件是在法院调解时被告的妻子持丈夫的授权委托书与原告达成了调解协议,事后被告又以授权委托书不是自己亲笔签名而申请再审,法院经笔迹鉴定的确不是当事人亲笔签名而启动了再审程序。

诉讼代理是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是为了保障和促进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方便当事人诉讼。对当事人代理权限的审查是一项严谨而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笔者下面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权的审查应注意及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诉讼代理权的审查

诉讼代理权因诉讼代理的类型不同也可分为法定诉讼代理权和委托诉讼代理权。下面,笔者针对两者各自的特点分别阐述法院应对其审查的注意事项:

(一)法定诉讼代理权的审查

法定诉讼代理是专门为无诉讼行为能力人设立的一种诉讼代理制度,其代理权产生的基础是民事实体法规定的亲

诉讼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的诉讼活动负责。

在委托代理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的签名或手印均可仿造,所以有必要让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亲自在法庭签字或要求当事人到公证机关办理授权委托书公证手续。

另外,律师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其必须向审判人员出示本年度注册的《律师执业证》、所在律师事务所公函和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法律工作者则必须向审判人员出示本年度注册的《法律工作者执业证》、所在法律服务所公函和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其他组织或公民所在单位推荐的人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所在单位出具的其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证明以及单位推荐证明。另外,法院应当对委托他人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本人进行确认并告知相关法律后果。同时,也应当赋予诉讼对方当事人异议权。当然,在提出异议时还应提出相应的证据。

二、对没有诉讼代理权导致案件再审的处理

对当事人出于恶意,仿造代理手续,事后又以诉讼代理人没有代理权为由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再审。只要法院在审查时授权委托书无明显的失误,且当事人的代理构成表见代理,即使授权委托书事实上是虚假的,案件也不宜因此发回重审或者全部改判,当事人申请再审也不宜启动再审程序。

三、依法对无权代理诉讼行为进行处罚

由于诉讼代理人的无权代理,影响到法院判决的稳定性

第二篇:法院对诉讼代理权的审查研究与分析

法院对诉讼代理权的审查

王 园 白丽娜

诉讼代理是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是为了保障和促进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方便当事人诉讼,但在审判实务中,有的代理人没有获得代理权却代理他人进行诉讼,规避法院对其诉讼代理权的审查,导致法院的审判活动发生错误。这不仅对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浪费了司法资源,也使当事人的利益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害。为此,笔者认为,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院应当对诉讼代理人是否取得代理权进行审查,但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性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有必要建立诉讼代理权审查机制,规范对诉讼代理人代理权的审查。

一、法院如何建立诉讼代理权审查机制

诉讼代理权的权利内容因诉讼代理的类型不同也可分为法定诉讼代理权和委托诉讼代理权。下面,笔者将针对两者各自的特点分别阐述法院应对其确立的审查机制。

(一)法定诉讼代理权的审查机制

法定诉讼代理是专门为无诉讼行为能力人设立的一种诉讼代理制度,其代理权产生的基础是民事实体法规定的亲权和监护权。故在法定诉讼代理时,代理人处于与当事人类似的诉讼地位,其既可以代理当事人处分诉讼权利,也可以代理当事人处分实体权利。法定诉讼代理人所为的一切诉讼行为,均应视为被代理人本人所为的诉讼行为,与被代理人本人所为的诉讼行为产生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法定诉讼代理人

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只需向法院提交身份证明以及同被代理人之间存在的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经法院审查属实并记录备案,诉讼代理权即告成立,代理人便可以进行诉讼代理活动,而无须另外办理诉讼代理手续。

(二)委托诉讼代理权的审查机制

与法定诉讼代理相区别,委托诉讼代理适用于代理有诉讼行为能力的人进行诉讼。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取决于委托人的授权。对于委托诉讼代理,笔者认为应建立如下审查机制:

1.诉讼代理人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关系到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以及诉讼结果的承担,为避免日后因委托范围和权限不清发生争议,影响判决、裁定和调解的执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必须用书面形式且要由当事人亲笔签名或者盖章,以表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对诉讼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的诉讼活动负责。律师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其必须向审判人员出示本注册的《律师执业证》、所在律师事务所公函和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法律工作者则必须向审判人员出示本注册的《法律工作者执业证》、所在法律服务所公函和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其他组织或公民所在单位推荐的人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所在单位出具的其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证明以及单位推荐证明,由司法行政部门先行审查并出具“同意函”,再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后参与诉讼。另外,法院应当对委托他人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本人进行确认并告知相关法律后果。同时,也应当赋予诉讼对方当事人异议权。当然,异议的提出必须佐有相应的证据并遵循一定的程序。

2.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根据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诉讼代理行为对委托人利益影响的程度不同,委托人对诉讼代理人的授权分为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两种。一般授权时,诉讼代理人只能代理一般的诉讼行为,而无权处分委托人的实体权利。所以要求当事人必须在授权委托书中记明代理事项,如果授权委托书没有特别注明代理权限,只写“委托某某代理诉讼”,视为代理人有权为一切处分实体权利以

外的诉讼行为。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的,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授权委托书中没有注明的,诉讼代理人的行为无法律效力,人民法院不予承认,当事人也可以不接受。

3.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所谓委托诉讼代理权的变更,是指委托诉讼代理人取得诉讼代理权后,在诉讼过程中,委托人基于一定原因,扩大或者缩小原来的诉讼代理权。导致委托诉讼代理权解除的原因有:第一,诉讼结束,代理人已经履行完毕诉讼代理职责;第二,代理人死亡或者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第三,被代理人死亡;第四,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双方自动解除委托诉讼代理关系。变更和解除委托都涉及到代理人诉讼行为的效力,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当事人必须将变更或者解除诉讼代理权限的情况通知人民法院和对方当事人,如果没有通知,委托诉讼代理人依照原来的代理权限所为的行为,当事人应当承担其法律后果。

二、与法院对诉讼代理权审查相关的其他问题

(一)诉讼代理权审查不能时法院能否缺席判决

审判实践中,当事人本人未到庭,但他的法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通常也视为当事人到庭。但有些情况下,当事人本人未到庭,法院又无法对诉讼代理人是否有代理权限进行实质审查,此时能否认定为当事人缺席?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诉讼代理人无代理权限,人民法院据此作出的判决,则违反了法定程序,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应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如系生效判决,则应按审判监督程序可以再审纠正。故此,为避免浪费诉讼资源应认定为当事人缺席,依法缺席判决。

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当事人缺席,理由如下:立法上设立缺席审理和缺席判决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一方未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下,在程序上法官如何对案件作出处理,它是与对席审理

和对席判决相对应的。由于当事人的缺席,使得诉讼程序无法正常进行,而由于诉讼代理人的参加,上述问题得以解决。所以有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就不存在缺席的问题,而不管当事人本人是否到庭。虽然此种情况下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可能有瑕疵,但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角度考虑,法院不应当轻易缺席判决。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其首要任务即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不能因为怕浪费审判资源而在审查不能的情况下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判决,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当然,笔者不排除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出于恶意,没有法定事由却不配合法院进行代理权的审查,事后又以诉讼代理人没有代理权为由提起上诉或者申诉。此时,法院基于合理怀疑,可以在告知当事人相关法律后果而当事人仍然拒绝配合的情况下,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此外,审判实践中还存在当事人故意制作虚假的授权委托书,在法院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时当事人即以此为由提起上诉的情况。笔者认为,只要一审法院在审查时授权委托书表面上真实有效且当事人也已确认,即使授权委托书事实上是虚假的,案件也不宜因此发回重审或者全部改判。

(二)异地代领执行款物须办理授权委托书的公证手续

执行款物的兑现实为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最后一道关卡,故笔者认为,非有法定事由,当事人应当亲自到法院领取。案件审理或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异地当事人本人不到庭,而以传真方式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或代领执行款物的情况。但是,以传真方式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往往难以审查,若要求当事人亲自到法院确认又必然会给当事人造成一定的不方便。故笔者建议,遇到这种情况时,可以要求当事人到其所在地的公证机关办理授权委托书公证手续,法院以此来确定其真实性。同样,若有法定事由,当事人授权他人代领执行款物的,也需到公证部门办理相关公证手续。这样,既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法院重复执行所带来的司法资源浪费。

(三)设立对无权代理诉讼行为的处罚

由于诉讼代理人的无权代理,影响到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干扰了司法公正,因此,对无权代理而恶意进行诉讼的代理人,应当制订相关的法律条文予以惩处,而不应该只是对裁判进行否定或启动审监程序。同时,法院除依法对无权代理的诉讼代理人进行处罚外,若无权代理的代理人系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还应当向有关惩治机构提出司法建议,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停止执业的处理决定。

第三篇:人民法院在什么情形下对再审案件的审查采用调阅卷宗审查的方式

文章来源:青岛律师tsindo.com

人民法院在什么情形下对再审案件的审查采用调阅卷宗审查的方式?

答:《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第二十条对人民法院在什么情形下应当采取调卷审査方式确立的原则是“人民法院认为仅审査再审申请书等材料难以作出裁定的”情形下,应当采取调卷审査的方式。尤其是对以证明事实的证据存在法定缺陷的几项事由,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前5项事由申请再审的,也就是申请再审事由主要涉及事实部分的,一般应当采取调卷审査方式。对法定应当再审的程序性错误事由的审査,如果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中包括对原审卷宗有关材料的复印件,比如开庭笔录等材料,能够反映出原审审判程序状况的,在对其真实性核对无异议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不调取原审卷宗,通过径行裁定或对有关卷宗材料进行核实后作出认定。文章来源:青岛律师tsindo.com

第四篇:从xx诉讼诈骗案件看集团法律事务管理体系重构的必要性

从xx诉讼诈骗案件看

xx集团法律事务管理体系重构的必要性

集团领导:

集团公司自成立以来,共发生过两期因管理不善导致的重大诉讼案件:一起是1999年因xx宾馆私盖公章违规担保导致集团公司受到很大损失的事件;二是2011年发生的原法制科长xx利用职务之便骗取的公司印章诈骗集团公司的案例,虽然集团公司法律顾问经过努力打赢了官司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却对公司法律风险防范的管理敲响了警钟。综合分析认为此两个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可以避免的,事件的发生虽然与用人失察有关,但深层的原因是与集团公司长期以来对法务工作建设的欠缺分不开的。而xx集团目前的法务管理体系一直处于事后补救的初级阶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xx集团国际化、规模化的发展需求。

一、集团目前的法务建设情况

集团公司自1995年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制试点以来,曾在企管部下设法制科,但2003年随着公司改制企管部的撤销而解散,自2004年至今集团公司只有一名法律顾问;虽然于2011年成立法务部,但因为法律带头人欠缺法律知识、缺乏实践经验、缺乏企业管理运作知识而使法务部自成立以来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一种可有可无、名存实亡的状态,没有发挥法务部应有的作用;整个集团没有一个精通法律、熟悉企业管理运作的复合型的及对xx绝对忠诚的法律工作带头人,这对集团下一步的快速发展非常不利。xx集团现有的法律顾问加起来总共有十几名,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不能形成合力,且多为刚毕业几年的的大学生,虽然学过一些课本知识,但实践经验太少,在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往往也只是履行程序的审合同、监督招标等,而对企业急需的投融资、并购、谈判、证券、合规管理出具法律意见书、劳动人事管理等法律风险防范要求较高的业务却无能为力,离实际应用能为公司提供优质的服务尚差的太远;另外因为发展空间受限,不能安心工作,离职率很高;集团的每位法务人员及各公司领导也深知这一点,甚至有的员工、下属公司主动要求集团公司法律顾问能够在实践中通过 “传、帮、带”的形式,为他们所招聘的法律顾问提供一个适合专业发展的工作环境,在实践中、在相互的理论研讨中形成xx法律工作者的共同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氛围。

二、集团重构法律事务管理体系、设立总法律顾问刻不容缓 随着xx集团快速的发展及国际化步伐的加快,xx集团已经发展成一个规模化、国际化的大型集团,法律风险的防控当首当其冲。而集团现有的法律顾问队伍建设与集团发展规模、发展形势、发展前景极不相称、极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要有健全的法律基础,故建议在xx集团总部设立总法律顾问,下设总法务部,统领xx集团的法律事务工作,将集团法律人才的培养及职业规划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的工作任务,将法律人才的培养纳入集团的人才发展培养规划,为xx集团培养出一批绝对忠诚的、专业优秀的、能够适应xx集团长远发展的法律人才队伍。

三、国外大公司法律顾问管理模式 美国大公司在法律管理体制上,普遍加强了对地区公司法律事务的监督、管理,强化法律工作的纵向管理体制,已经成为规模越来越大的跨国公司的趋向性选择。欧洲大公司实行的也是“以企业总法律顾问为核心的企业法律事务运行机制”。

美国公司总法律顾问制度存在着两种管理模式。一种是纵向模式。这种模式下,公司总部法律部全面负责公司的法律事务。公司所属子公司、分公司法律机构由总部统一设立,法律人员由总部委派。地区公司法律部直接向总部报告工作并对其负责,而不对地区公司总经理负责。

除纵向模式外,美国还存在一种纵横结合模式。公司总部和地区公司各自设立独立的法律部,地区公司法律部对地区公司总裁负责,同时对公司总部负责。实行纵横结合体制模式的,一般都是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构成的较为松散的企业集团,其经营风险比较分散,业务涉及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业务特点的多个行业。纵横结合模式下,仍然强调纵向的控制和管理。地区公司总法律顾问的待遇及法律预算由地区公司总裁与总部共同决定,但总法律顾问具体人选须由总部最终决定。总部还确定各地区公司法律工作目标,并对地区公司总法律顾问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对于涉及企业集团重大利益或战略利益、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事务以及证券、金融、保险、劳动、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税收和重大诉讼等事项,总部实行垂直管理。

然而,无论是纵向模式还是纵横结合模式,二者都强调纵向控制,核心是总部总法律顾问部。企业总法律顾问并决定其升迁、任 免,实现总部对地区公司总法律顾问人事的控制权,使地区公司总法律顾问对地区公司具有独立性,以实现对总部的负责。欧洲的集团公司法律事务机构与子公司法律事务机构虽然一般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子公司可以独立决定法律事务机构的设臵和人员聘用,但子公司对总法律顾问的任命通常要征求上一级总法律顾问的意见。

四、美国大企业总法律顾问定位及其职责分析

美国大企业总法律顾问作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法律顾问一般由公司执行副总裁或者高级副总裁担任,由首席执行官选任并在多数情况下需要经过董事会的批准。例如,高通、IBM、波音、纽约证券交易所、美泰、西部信托等美国大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均为公司执行副总裁,与首席财务官、人力资源副总裁、销售副总裁等作为同级别的高管人员。SemPra Energy电力公司、希尔顿饭店、麦当劳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均为公司董事会下属执行层中的五个核心人物之一,其排名仅次于总裁。

第二,总法律顾问直接向公司CEO或者董事会报告工作。据全球法律顾问协会调查,美国公司总法律顾问有70%直接向CEO汇报,向董事会主席汇报的有11%,向董事会汇报的占1%。而据高通、波音、IBM等企业介绍,公司总法律顾问一方面向CEO汇报工作,很多时候同时也向董事会报告有关事项。还有不少美国上市公司(如COWEN GROUP)的总法律顾问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从美国大企业总法律顾问的职能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全程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参加公司所有重要会议,参与涉及公司法律、财务、战略、销售、运营、考核等所有重大事项的决策。

以摩托罗拉公司为例,公司总裁下设十六位高级副总裁,分别负责公司运营管理的一个领域,其中有包括总法律顾问在内的十一位高级副总裁参加每周召开的经营例会,商议公司重大事项。在每周例会之外,有四位高级副总裁会参与对日常重 大事项的决策,这其中仍包括总法律顾问。

二是负责合规管理。

美国公司的合规管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研究、掌握国家出台的各项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调整公司各项决策,保障公司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制;另一方面是制定公司内部章程和规章制度,并确保每一名员工都知悉这些公司规则,保障公司内部规章得到有效执行。

三是负责政府公共关系。

美国大企业普遍认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往往都是通过出台法律、政策等手段实现的,因此,企业与政府协调有关事项主要由总法律顾问牵头负责,法律部门具体开展相关工作。在其他的大型公司中,也无一例外在其法律部专门下设政府事务部,如IBM、波音、GE、纽交所等企业均如此,可见美国大企业对于妥善处理政府公共关系的高度重视。

四是负责工商、知识产权工作。在知识经济时代美国大企业普遍认识到,没有知识产权的创新,是没有收益的创新。知识产权是企业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其实质是用法律手段来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并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美国大企业一般都将知识产权工作作为法律部门的重要职责,由公司总法律顾问统领。如高通公司法律部下设专利部,全集团法律顾问380多人,其中一半在专利部。专利部的法律顾问专门负责申请专利和管理专利。

五是负责公司内部调查。

美国大企业一般均在公司设有内部调查机构,一旦有来自公司内外部的举报,如员工违规、商业贿赂等,必须启动公司内部调查。美国联邦采购法规(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简称FAR)针对涉及政府采购、军品采购等企业专门规定,公司必须有法律合规部门和内部举报机制,如波音公司因涉及政府军用飞机的采购,因此在法律部下设专门的公司调查部门,由总法律顾问领导开展工作。

六是领导公司法律团队。

美国大公司对内部法律团队的管理采取集中管理、分散管理以及矩阵管理等模式。集中管理,即在总部设立一个职能较为全面的法律事务部门,子企业的法律顾问均由总部直接派驻。以IBM公司为例,公司总法律顾问领导全球500多名法律顾问,从聘任、培训、考核到薪酬,都实行垂直管理,公司所有法律顾问最终都只对集团总法律顾问负责。分散管理,则是除了在总部设立法律部门外,还分别在各子企业设立法律事务部,向所在公司的管理层负责。在分 散管理模式下,集团总法律顾问对子企业法律顾问仍然具有业务指导和监督的关系。还有不少企业采取了矩阵管理模式,一般为纵横结合、以纵为主。例如,达信公司在其总部和子企业分别设立了法律部,子企业法律顾问既对地区公司总裁负责,也对集团总法律顾问负责;同时对于涉及集团重大利益的法律事务如证券、劳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税收和重大诉讼等,仍实行垂直管理。

目前,美国企业无论采取何种管理模式,都越来越重视公司内部法律资源的配臵,总法律顾问通常采取定期培训、轮岗、配备导师、信息平台建设等方式,全球范围内整合、优化公司法律资源。

除上述职责以外,美国大企业总法律顾问还负责领导法律部门开展公司规章制度起草、合同管理、诉讼及外部律师选聘等日常事务,这与我国央企总法律顾问的日常职责基本相同。

五、设臵企业总法律顾问的法律依据和选人用人具体建议 为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依法维护企业国有资产所有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国资委于2004年6月1日颁布实施《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设臵企业总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直接参与企业决策,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总裁)负责,全面领导和处理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保证企业决策的合法性。

企业的法律顾问工作有其本身的规律与特点,在管理上不同于社会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而是法律专业知识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在xx集团法律工作管理体制和业务体系建设上,要充分体现上述规律与特点,突出总法律顾问在企业法律风 险防范与控制中的管理职能。xx集团要建立由总法律顾问牵头的、适应新形势新情况需要的、符合xx集团实际的法律事务组织模式。要建立xx集团统一的总法律顾问执业规范,进一步确立总法律顾问在xx集团法律事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与重要作用。

集团的法律顾问特别是总法律顾问、法务部长,乃是为整个集团防范法律风险的带头人,所以集团在用人选择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选人不当,如“xx”诉讼诈骗之事可能还会重演。任何一个公司对法律顾问的防范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建议集团只能在选人用人上严格把关,毕竟这么多案例已经充分说明忠诚绝对比能力重要,事先的法律风险防范比事后补救重要。

按照《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集团总法律顾问可以在集团副总裁中选派一名具有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的人员担任。关于法务部长的选聘建议选择:

1、人品好,对xx绝对忠诚;

2、有资深的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经历;

3、有企业管理工作经验;

4、清楚xx集团法务工作症结所在,对xx集团下一步法律顾问工作长期发展规划有清晰的思路;

5、有处理复杂疑难法律事务的工作经验和能力的人担任集团法务部长。在集团总法律顾问的带领下,切实加强集团法律顾问队伍的建设,注重法律人才的梯次培养和使用,打造一支专职化、专业化的适应xx发展的人才队伍。

六、建议xx集团建立以总法律顾问为核心的法律事务控制机制,在控股公司采用集中管理即纵向管理模式,在参股公司采用矩阵管理模式

鉴于我集团一般都是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构成的业 务相对集中、不同业务间关联度大、有众多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大公司,其经营风险相对比较集中。故建议在集团总法律顾问之下设集团总法务部,在全资和控股公司采用集中管理即纵向管理模式。集团总法务部全面负责集团的法律事务。集团所属子公司、分公司法律机构由总部统一设立,法律人员由总部委派。地区公司法务部直接向总部报告工作并对其负责。对于参股公司可以矩阵管理模式,纵横结合,以纵为主,并将法律人才的培养纳入集团的人才发展培养规划,以此调动全集团的法务力量和法务人员的积极性,建设一支专职化、专业化的完全适应xx发展速度、规模的法律队伍,为xx集团的百年大计保驾护航。

二〇一四年一月

第五篇:从“万络” 事件看美国法院审理药品不良反应医疗诉讼

从“万络” 事件看美国法院审理药品不良反应医疗诉讼

北京市大成律师所医药法律部主任律师:李洪奇 电话:***

摘要: 众所周知,美国法律是一个由判例法和制定法混合构成的相对分散的体系,且各州法律也不尽相同。药物不良反应引发的医疗损害案件归属于侵权法的范畴,而美国侵权法主要是由法官判决意见以及对法律的注释形成的侵权法理论,所以美国法院审理由药品不良反应引发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与我国司法实践存在着明显差异。

2005年8月19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安格勒顿的法庭做出判决,认定默克公司生产的消炎镇痛药“万络” 导致原告卡罗尔.厄恩斯特的丈夫死亡,陪审团以10比2的比例赞成判令美国默克公司赔偿原告医疗损害赔偿金共计2.53亿美元。

而在2005年11月3日,新泽西州大西洋城法院审理另一起“万络”索赔案时,陪审团认定默克公司已经履行了 “万络”风险的告知义务,对患者“心脏病发作”不承担法律责任,判决原告败诉。

本文作者翻译了以上两则美联社新闻报道,帮助大家了解美国法院审理药品不良反应医疗诉讼案件时,在举证责任、责任认定、赔偿原则以及赔偿计算等关键问题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

Abstract: On August 20, 2005, the Texas jury found Merck liable in death of man who took painkiller Vioxx and awarded his widow $253.4M.However, on November 3, 2005 another jury in New Jersey found Merck had warned consumers about Vioxx risks, the company was not liable for a man's heart attack.关键词:

万络;罗非昔布片;心律失常;中风;注意义务;经济性赔偿金;非经济性赔偿金;惩罚性赔偿金;

Key words: Vioxx;rofecoxib tablets; heart arrhythmia;stroke;duty of care;economic damages;non-economic damages;punitive damages

第一则新闻:

德克萨斯州安格勒顿“万络”索赔案

美联社2005年8月20日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安格勒顿法院开庭审理美国首宗“万络”赔偿案,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决原告胜诉,默克公司需要支付死者遗孀各类赔偿费2.534亿美元,专家分析此判决极有可能引发更多法律诉讼。

“万络”主要成分是罗非昔布,用于治疗骨关节炎,缓解疼痛和治疗原发性痛经。药品使用说明书记录的不良反应包括:下肢水肿、高血压、心口灼热、消化不良、上腹不适、恶心和腹泻,罕见由口腔溃疡的报告。

2004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研究员大卫·格雷厄姆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有8.8 万到14万患者发生严重心血管疾病与服用“万络”有关。研究发现患者连续服用“万络”18个月以上“心脏病发作”和“中风”发生的风险成倍增加,所以默克公司2004年9月紧急召回这种深受市场欢迎的止痛药。

迄今为止全美国已有7千多宗针对默克制药公司的索赔案件,而且新的诉讼还在增加,专家估计这将导致默克公司付出高达180亿美元的责任赔偿。默克公司发誓对每个诉讼进行反击,并且拒不接受庭外和解,理由是目前尚没有研究能够证明“万络”与“心律失常”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而且原告要举证证明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

本案原告之夫罗伯特·厄恩斯特生前为治疗手痛而服用8个月“万络”,于2001年5月因“心律失常”去世。原告律师并没有在“万络”与“心律失常”的因果关系上收集足够的证据,而是请到了身居国外的尸检专家玛丽亚博士作为原告的专家证人,陈述她为死者罗伯特·厄恩斯特进行尸体解剖检验时的所见,并向陪审团阐述其个人意见。

陪审员一致认为玛丽亚博士的视频证言具有说服力,足以让他们相信“万络”起码是原告之夫“心脏病发作”的一个原因。

同时,原告律师收集到大量证据证明默克公司把企业利益至于患者安全之上,其中最致命的文件是1997年,即“万络”上市之前两年,公司研究人员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已经发现和讨论过“万络”对心血管系统产生的副作用,但如果不向FDA报告,可以产生2.29亿美元的利润。

陪审团最终以10比2的赞成比例判令美国默克公司赔偿原告医疗损害赔偿金共计2.53亿美元,其中包括:1,经济性赔偿45万美元,主要补偿原告过去和将来的收入减少,生活费,赡养费以及家政服务支出,陪审团认为如果患者罗伯特·厄恩斯特健在,原告卡罗尔·厄恩斯特就可以依靠他获得这些费用。2,非经济性赔偿2400万美元,补偿原告包括过去和将来伴侣的缺失,过去和将来的精神痛苦。3,惩罚性赔偿2.29亿美元,数目与电子邮件中的预计非法收益相等。

如果分析本案的赔偿项目和数额,这2.534亿美元赔偿金极有可能降到不足2610万美元,因为德州法律对惩罚性赔偿数额有限制性规定。本案判决,惩罚性赔偿2.29亿美元,这个数目很可能被降低,德州法律规定经济性惩罚赔偿金最多只能是经济性赔偿金的2倍,而非经济性惩罚赔偿金最多不超出非经济性赔偿金75万美元。按此算法,原告最多能够得到的惩罚性赔偿金是165万美元。

所以,按照德州法律原告可以获得经济性赔偿45万美元、非经济性赔偿2400万美元和惩罚性赔偿金165万美元,合计2610万美元。

默克公司已经提起上诉,对默克公司来讲,这次上诉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美国,虽然大多数州以及联邦建立了“三级法院系统”,依次是审判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但大多数州和联邦都实行“两审终审”制。

第二则新闻:

新泽西州大西洋城“万络”索赔案

美联社2005年11月3日报道:新泽西州大西洋城法院审理另一起“万络”索赔案时,陪审团认定默克公司已经把服用 “万络”的风险告知了患者,公司对这位男性患者“心脏病发作” 不承担责任

本案原告弗雷德里克先生为治疗其关节疼痛服用了约2个月的“万络”,后来因“心脏病”发作起诉默克公司,理由是公司不仅没有告知他服用“万络”的风险,而且利用无良手段把有问题的药品推销给医生和病人。

默克公司反复强调“万络”从上市到公司召回此药前一个月,“万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有FDA认证,并且通过证人证明公司对其安全性深信不疑,直到有研究报告指出患者连续服用“万络”18个月以上“心脏病发作”和“中风”发生的风险成倍增加。公司辩驳原告服用“万络”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不足以达到发生风险的水平,且原告本身就有高血压病史,身体超重,而且正跟其单位上司发生争执。

这场长达7周的诉讼中,只有一位陪审员认为默克公司未能给原告适当的风险告知。最终陪审团认定默克公司已经履行了“万络”风险的告知义务,对患者心脏病发作不承担法律责任,判决原告败诉。

以上两篇新闻报道,反映出美国普通法系在审理由药品不良反应引发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与我国司法实践存在着明显差异。我国目前在药品不良反应产生损害结果时,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可以遵循,这对我们成文法法律体系国家而言,的确是一个缺憾。

按照美国普通法的传统,因过失行为导致的侵权诉讼,原告不需要承担完全的证明责任,只需要证明侵权行为的发生完全处于被告的控制之下,或者证明如果没有被告的过失行为就一般不会产生侵权。而被告则需要证明其没有过失行为,或者其所有行为都尽到了“注意义务”,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然,从以上两个不同判决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医疗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也表现出一些共同点,这也反映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互相借鉴、逐渐融合的发展趋势。参考:

http://www.xiexiebang.com/US/LegalCenter/ http://www.xiexiebang.com/Health/wireStory?id=1053796 http://www.xiexiebang.com/US/LegalCenter/wireStory?id=1053452 James V.calvi 何家弘 《当代美国法律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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