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典型案例看法院对工期鉴定如何认定（共五则）

第一篇：从典型案例看法院对工期鉴定如何认定

从典型案例看法院对工期鉴定如何认定

来源：建筑时报 作者： 时间：2014-10-10 点击： 259 案情

2004年2月24日，江苏南通某建承包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的上海浦东国际机电数码园A1、A2办公楼工程。开工日期为2004年2月15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240天。2007年3月14日，某投资公司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完工后，双方因工程造价、合同工期限延误赔偿等发生争议。

一审法院委托上海某鉴定单位对本案讼争工程总造价(包括工期)等事项进行了鉴定。

鉴定意见：1.关于定额工期问题，鉴定单位认为，经计算，讼争工程合理定额工期为306日历天(按施工图纸计算，定额工期360日历天，压缩15%后得出的上述306天合理定额工期)。2.关于延迟开工推迟工期的问题，鉴定单位认为，讼争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04年2月15日；但A5楼等于2004年5月13日开工，比计划开工时间延迟87日历天；F3、F5、Q3三幢楼于2004年5月23日开工，比计划开工时间延迟97日历天。3.关于天气原因应顺延工期的问题，根据第三十次例会纪要，监理单位对做好冬季施工阶段作出了如下要求：-3℃以下禁止泥工施工(包括砌筑、砼浇捣、粉刷等)。5℃以下禁止涂料施工。南通六建提供的气象资料表明最低温度在-3℃以下有5天时间因气温过低导致讼争工程工期受到影响。最低温度在5℃以下有29天。因涂料的推迟进场与分包分包延迟工期有一定的联系，故在此不予计算。4.关于甲供料、分包延迟工期(电表箱、外墙涂料施工)的问题。双方往来函件及工程例会纪要表明，讼争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存在甲供料供应不及时及专业分包队伍进场延迟而影响工程正常施工的现象。该影响扣除其中重叠时间，共计为77天。5.关于延期支付进度款应推迟工期的问题，鉴定单位认为，如果按合同价款计算支付进度款数额，则延期支付时间为14天。如果按蓝图预算作为支付进度款依据，则影响的各号楼工期见附表。6.关于工程量变更及增加原因顺延工期的问题。鉴定单位意见：工程量变更及增加会引起工期的索赔，由于讼争合同单价是按A1、A2楼白图计算，工程量是否变动没有可比性。按常规，最终造价增加或减少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建议按在同等基础上日平均工作量增加工期的50%各自承担。

分歧：

第一种意见：1.关于工期定额问题。合理定额工期306天与合同工期240天之间被不合理压缩的66天应予顺延。2.关于工期延误、工期顺延及损失问题，应根据鉴定确定。

第二种意见：1.关于工期定额问题，讼争工程工期以合同约定的工期为准，应为240天。2.关于工期延误、工期顺延及损失问题，鉴定只是参考，要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确定具体原因，最终确定是否构成工期延误并赔偿损失。

律师点评：

本案是关于工期鉴定的典型案例，涉及定额工期、工期延误期限、工期延误原因、工期顺延等实践中常见问题的认定和处理。建设工程工期争议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一类新的重大争议，承包人常以工期延误要求发包人赔偿损失，发包人常以逾期竣工对抗和抵消承包人工程款的请求。但是由于工期延误的期限、工期延误的因果关系、工期能否顺延等问题，往往涉及工程定额、造价等专业问题，非常复杂。法院一般会借助于司法鉴定来认定和裁判。工期鉴定事项主要涉及定额工期鉴定、工期延误期限鉴定以及工期延误损失的鉴定。本文结合本案就实践常见工期鉴定的有关问题加以分析和点评：

分析一：约定工期短于鉴定的定额工期，法院如何认定工期？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第五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工期是指在合同中约定的承包人完成工程所需的期限。工期包括约定工期(计划工期)、实际工期和定额工期。约定工期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计划完成工程的期限；实际工期是承包人实际完成工程的期限；定额工期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和自然条件下，完成某个单位(或群体)工程平均需用的标准天数。合理工期是指在正常建设条件下，采取科学合理的施工工艺和管理方法，以现行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工期定额为基础，结合项目建设的具体情况而确定的使投资方、各参加单位均获得满意的经济效益的工期。合理工期要以定额工期为基础确定，但不一定与定额工期完全一致，可依施工条件等作适当调整，这是因为定额工期反映的是社会平均水平，是经选取的各类典型工程经分析整理后综合取得的数据，由于技术的进步，完成一个既定项目所需的时间会缩短，工期会提前。

判断工期是否合理的标准，目前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考的是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2009年《北京市建设工程工期定额》和2009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工期定额》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招标人应当依据工期定额计算施工工期，并在招标文件中注明。招标人要求施工工期小于定额工期时，必须在招标文件中明示增加费用，压缩的工期天数不得超过定额工期的30%。超过30%，视为发包人任意压缩合理工期，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处理。”

按照北京市关于工期定额的规定，压缩工期天数超过定额工期的30%的，就属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发包人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情形。那么，对于约定工期少于鉴定的定额工期，能否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约定工期无效而认定鉴定的定额工期呢？实践中，法院一般不会认定无效，而是会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原因在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虽然规定不得压缩合理工期，但并未规定压缩合理工期合同无效。从此条规定效力上看，应属于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

因此，本案中尽管合同约定工期少于鉴定结论中的定额工期，但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合同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应属有效，本案应按合同约定确定工期。

分析二：工期延误因果关系及工期能否顺延的问题

工期延误，通俗讲就是工期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工期顺延，是指由于发包人的原因或者其他非承包人的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承包人可以按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相应顺延延误的工期。因此，工期延误是工期顺延的必要条件之一。

工期延误的原因，可能是由发包人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承包人引起的，还可能是第三人或者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如果是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工期不能顺延；如果是发包人原因造成的或者非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工期可以顺延。

发包人引起工期延误的常见情形主要有：未依约提供图纸、未依约提供开工条件、基准资料错误、开工延迟、甲供料、分包迟延、付款迟延等。承包人引起工期延误的主要情形：工程质量不合格返工导致的工期延误和施工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其他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的情形：鉴定所导致的工期延误、工程量增加、设计变更所导致的工期延误、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所导致的工期延误。

一般来讲开工延迟、甲供料、分包迟延、付款迟延、设计变更等只是可能引起工期延误的因素或事项，但未必一定会造成工期延误的后果。实践中认定工期延误还要看这些事项与工期延误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否客观造成了停工、工期延长等后果。对于设计变更或工程量增加，应查明是否增加了关键线路上关键工作的工程量，增加的，顺延工期，未增加的，工期不顺延。

对于工期延误、工期顺延的因果关系及损失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专业问题，法院一般会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本案及关联案例中对工期的鉴定，均包含了因果关系的鉴定。而鉴定机构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一方面依赖于专业技术知识和法律规定，另一方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明工期延误的相关证据综合认定。如果脱离了证据，仅从延误事项本身出具结论，法院会参照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中，鉴定单位对于延迟开工、天气原因、甲供料、分包迟延、迟延付款、设计变更都认定为是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认为应当顺延工期。法院则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分别认定：对于延迟开工不认定为发包人的原因；对于天气原因，认为不属于不可抗力；认为设计变更也未必都会引起工期延误。最终，法院只认定甲供料、分包迟延、迟延付款构成工期延误，应当顺延工期。由此可见，法院对于工期的认定，不完全依赖于鉴定机构的意见，还会结合当事人的举证情况综合认定。所以，工期鉴定不完全是专业问题，更多是法律问题、证据问题。当事人应注意留存引起工期延误的证据，以便开展工期索赔。

第二篇：从典型案例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从典型案例看纪律处分条例新增“负面清单”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本条例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这一条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现阶段党纪存在的突出问题，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要求。

制度创新源于实践创新，回顾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有助于广大党员以案释纪，深入理解条例新增的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６类“负面清单”，认清找准纪律的“底线”。

违反政治纪律新增“负面清单”：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

【案例】２０１４年是山西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系统性、塌方式”的严重腐败震惊全国。７名省级领导干部被立案调查，全年处分市厅级干部４５人、县处级干部５４５人。领导干部身陷圈子，沦为利益链条上的“提线木偶”，最终陷入“一端端一窝”家族式腐败和“一倒倒一片”塌方式腐败的泥淖。拉帮结派、搞圈子文化，教训十分深刻。

“对抗组织审查”的案例，也不鲜见。中央纪委监察部曾通报称，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据纪检部门的通报，十八大以来，一些人甚至“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点评】六大纪律，政治纪律排在首位。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违反各项纪律，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

新版条例将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法规条文，增加了“拉帮结派”等“负面清单”，有利于解决党员对组织忠诚这个根本问题。

违反组织纪律新增“负面清单”：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

【案例】中纪委日前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潘逸阳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谋求个人职务调整，送给他人财物等。

十八大后，中央加强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制度建设，从今年１月起实行“凡提必查”制度，进一步加大抽查核实力度。多地查处个人未报私自出国、家属移居海外等事项的案件。

【点评】当前，组织纪律松弛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新版条例针对十八大以来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四个服从”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突出了“非组织活动”“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新问题，强调要忠诚于组织，要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

违反廉洁纪律新增“负面清单”：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等 【案例】２０１２年６月，江苏省徐州市经贸委原副主任朱志东因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经调查，朱志东腐败案中，结识徐州市委原副书记、组织部原部长陆某，朱志东得以被任命为市经贸委副主任，并将职级提拔为正处级。权权交易，滋生了腐败问题。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同样成为诱发贪腐的问题“导火索”。今年６月１５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国家电网公司反馈专项巡视情况，发现的问题包括“有的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以及“群众对少数领导人员动用国企资源搞利益输送反映强烈”等。

【点评】廉洁纪律一直是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特别是通过巡视着力发现了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反廉洁纪律问题。这次对条例的修订，廉洁纪律这块调整幅度最大，新增内容最多，其中现行廉政准则规定的“８个禁止”“５２个不准”几乎全部纳入这部分，并新增了“权权交易”等“负面清单”，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不敢腐”的氛围。

违反群众纪律新增“负面清单”：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等

【案例】“小官大贪”贪腐行为多发生在群众身边，是近年来打击腐败的重点之一。近两年来，先有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现金折合人民币２亿余元，后有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３７公斤。２０１５年９月，山西省通报了５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其中，包括吕梁市汾阳市三泉镇李家街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张建兵侵占公私财产问题。

【点评】不顾群众意愿，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致使群众利益受到损失。近年来，这类行为屡见不鲜，但大多属于发展思路、政绩观的问题，现在则上升到了纪律的高度。

现行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群众纪律”这一提法，这次修订继承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关于遵守群众纪律的优良传统，对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新增了“侵害群众利益”“强迫命令”等“负面清单”。

违反工作纪律新增“负面清单”：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

【案例】多名厅官，在今年因“主体责任”被免职。７月７日，湖北省纪委公开通报７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责任追究典型案件，其中，湖北省地税局时任局长许建国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免职。

无独有偶，根据今年通报，河南省纪委立案查处了新乡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贾全明等３名厅级领导干部，由于相关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李庆贵担任新乡市委书记期间，河南省委研究决定，给予李庆贵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领导职务。

【点评】当前，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些党组织管党治党不严，失之于宽、松、软，一些党组织负责人没有担当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一些纪检监察部门执纪监督不严，致使党的纪律规矩松弛。

十八大以来，一些党委纪委负责人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受到处分，彰显了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这次修订条例，将上述实践转化为制度规定，新增“负面清单”，对管党治党失职渎职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违反生活纪律新增“负面清单”：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案例】少数党员干部，不能严以律己，落入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泥淖。今年１０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本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被查出的问题，包括“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超标准公务接待、公款吃喝，频繁出入私人会所，生活奢侈、挥霍浪费”。此外，在诸多查处案件中，都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点评】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中央多次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关乎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这次修订条例，把享乐、奢靡等“四风”问题纳入党纪处分范围，彰显了中央正风反腐的决心，传递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

第三篇：从典型案例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从典型案例看纪律处分条例新增“负面清单”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本条例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这一条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现阶段党纪存在的突出问题，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要求。

制度创新源于实践创新，回顾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有助于广大党员以案释纪，深入理解条例新增的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６类“负面清单”，认清找准纪律的“底线”。违反政治纪律新增“负面清单”：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 【案例】２０１４年是山西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系统性、塌方式”的严重腐败震惊全国。７名省级领导干部被立案调查，全年处分市厅级干部４５人、县处级干部５４５人。领导干部身陷圈子，沦为利益链条上的“提线木偶”，最终陷入“一端端一窝”家族式腐败和“一倒倒一片”塌方式腐败的泥淖。拉帮结派、搞圈子文化，教训十分深刻。

“对抗组织审查”的案例，也不鲜见。中央纪委监察部曾通报称，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据纪检部门的通报，十八大以来，一些人甚至“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点评】六大纪律，政治纪律排在首位。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违反各项纪律，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

新版条例将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法规条文，增加了“拉帮结派”等“负面清单”，有利于解决党员对组织忠诚这个根本问题。违反组织纪律新增“负面清单”：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

【案例】中纪委日前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潘逸阳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谋求个人职务调整，送给他人财物等。十八大后，中央加强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制度建设，从今年１月起实行“凡提必查”制度，进一步加大抽查核实力度。多地查处个人未报私自出国、家属移居海外等事项的案件。【点评】当前，组织纪律松弛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新版条例针对十八大以来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四个服从”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突出了“非组织活动”“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新问题，强调要忠诚于组织，要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违反廉洁纪律新增“负面清单”：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等

【案例】２０１２年６月，江苏省徐州市经贸委原副主任朱志东因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经调查，朱志东腐败案中，结识徐州市委原副书记、组织部原部长陆某，朱志东得以被任命为市经贸委副主任，并将职级提拔为正处级。权权交易，滋生了腐败问题。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同样成为诱发贪腐的问题“导火索”。今年６月１５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国家电网公司反馈专项巡视情况，发现的问题包括“有的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以及“群众对少数领导人员动用国企资源搞利益输送反映强烈”等。【点评】廉洁纪律一直是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特别是通过巡视着力发现了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反廉洁纪律问题。这次对条例的修订，廉洁纪律这块调整幅度最大，新增内容最多，其中现行廉政准则规定的“８个禁止”“５２个不准”几乎全部纳入这部分，并新增了“权权交易”等“负面清单”，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不敢腐”的氛围。

违反群众纪律新增“负面清单”：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等 【案例】“小官大贪”贪腐行为多发生在群众身边，是近年来打击腐败的重点之一。近两年来，先有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现金折合人民币２亿余元，后有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３７公斤。

２０１５年９月，山西省通报了５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其中，包括吕梁市汾阳市三泉镇李家街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张建兵侵占公私财产问题。

【点评】不顾群众意愿，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致使群众利益受到损失。近年来，这类行为屡见不鲜，但大多属于发展思路、政绩观的问题，现在则上升到了纪律的高度。

现行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群众纪律”这一提法，这次修订继承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关于遵守群众纪律的优良传统，对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新增了“侵害群众利益”“强迫命令”等“负面清单”。违反工作纪律新增“负面清单”：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 【案例】多名厅官，在今年因“主体责任”被免职。７月７日，湖北省纪委公开通报７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责任追究典型案件，其中，湖北省地税局时任局长许建国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免职。

无独有偶，根据今年通报，河南省纪委立案查处了新乡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贾全明等３名厅级领导干部，由于相关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李庆贵担任新乡市委书记期间，河南省委研究决定，给予李庆贵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领导职务。

【点评】当前，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些党组织管党治党不严，失之于宽、松、软，一些党组织负责人没有担当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一些纪检监察部门执纪监督不严，致使党的纪律规矩松弛。

十八大以来，一些党委纪委负责人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受到处分，彰显了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这次修订条例，将上述实践转化为制度规定，新增“负面清单”，对管党治党失职渎职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违反生活纪律新增“负面清单”：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案例】少数党员干部，不能严以律己，落入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泥淖。今年１０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本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被查出的问题，包括“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超标准公务接待、公款吃喝，频繁出入私人会所，生活奢侈、挥霍浪费”。此外，在诸多查处案件中，都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点评】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中央多次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关乎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这次修订条例，把享乐、奢靡等“四风”问题纳入党纪处分范围，彰显了中央正风反腐的决心，传递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用案例阐释条例,再用条例分析案例,进一步明确了哪些事情不能做,早有前车之鉴；哪里有高压线,一碰就会被电倒

“史上最严党纪”带来的关注热度依然未减。

自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随即推出“《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系列文章。继对“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作出案例阐释后,近日,“《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系列文章又连续推出3期,分别对“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行了解读。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在答记者问时说,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这些条例背后故事便是将不可触碰的“底线”更加形象化。严守群众纪律 保持血肉联系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单设为一类,恢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关于群众纪律的优良传统,以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条例第一百零五条至第一百零七条明确了“侵害群众利益”等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比如“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筹资酬劳、摊派费用,违反有关规定扣留、收缴群众款物或者处罚群众,克扣群众财物”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关于这些规定,中纪委披露的案例故事是: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大里社区原党总支书记魏田双等4人克扣、套取群众征地补偿款。

在南京市保障房征地项目推进过程中,魏田双就一处征地与拆迁户谈补偿事宜,得知其心理价位比评估价少时,贪心开始“活络”起来。于是,魏田双通过伪造假单据,单独或伙同他人克扣侵吞各类补偿款。魏田双深知一人无法“瞒天过海”,于是想方设法将居委会主任魏啟祥、副主任孙金福及兼任社区会计的党总支副书记李德英一起拖下水。大里社区班子克扣群众征地拆迁补偿金,四位领导班子成员全部“沦陷”,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严重破坏党和政府形象。四人均被开除党籍。

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必然会引发人民群众不满、恶化党群关系。

条例第一百零八条至第一百一十条明确了“漠视群众利益”等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比如“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等漠视群众利益”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就这些规定来说,天津市内环建设开发公司经理潘振光便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潘振光自己不符合购买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的条件,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手里掌握着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安排的权力,通过伪造手续,自己骗购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1套。随后,其又故伎重演,通过同样的方式,伪造手续,为其姐骗购了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1套。两次得逞,潘振光变得有恃无恐,至2013年12月,短短3年时间,通过伪造拆迁手续,潘振光多次为他人骗购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2015年5月,潘振光被开除党籍；违纪所得被收缴。

严明工作纪律 依规开展工作

工作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在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是党组织和党员依规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至第一百一十五条明确了“党组织失职”等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比如党组织负责人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教育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王鹏先,就是因主体责任严重缺位坏了“班子”害了自己。在喀什地区教育学院新校区建设过程中,召开三次党委会议,研究施工单位给学院“捐赠”车辆,先后收受4家中标施工企业5辆车；设立“小金库”用于账外开支。王鹏先明知道这些做法不符合中央有关规定,但是他不仅没有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反而参与其中。王鹏先作为党组织负责人,对眼皮底下的违纪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参与,党的观念淡漠、纪律意识松弛。2015年2月,喀什地区党委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把它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至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了“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等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比如在上级单位检查、视察工作或者向上级单位汇报、报告工作时不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关于这些规定,中纪委披露的案例是:云南省瑞丽市原市委书记杨跃国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承发包等。

“要拿到项目和土地,得杨跃国点头。”曾任云南省德宏州委常委、瑞丽市委书记的杨跃国,随意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在土地出让问题上,他直接带着老板到现场看地,只要老板看中了,就安排市国土局供地。杨跃国为了规避监管,自己指定土地位置和面积,不符合规划的就调整规划；自己确定土地价格,相关部门围绕他的意图做个“象征性”的评估,然后按开发商和杨跃国谈好的条件,设置一些限制性条件来保证老板拿到土地。2014年12月,杨跃国被依法严惩。

严守生活纪律 培养高尚情操

生活纪律是党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涉及党员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各个方面,关系党的形象。

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明确了“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属于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关于违反生活纪律行为,中纪委网站披露的案例是:某市原市委书记经常在高档会所玩到凌晨两三点。主政一方时,有专人帮该市委书记安排晚上去会所的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先让人安排好地方,再根据他的要求通知参加人员,告诉他们时间地点。一起活动时,经常是大家先在一起吃饭,然后唱歌、喝酒或者打牌,再吃夜宵,一玩就到凌晨两三点。

为了服侍好该市委书记,圈子里的人还专门为他开设了一家会所,会所风格按照他的喜好设置,装修方案由负责帮其安排活动的人与企业老板亲自商量,经该市委书记首肯后才着手实施。从2012年底到2014年年中接受组织调查前,该市委书记先后到这家会所消费达30多次,差不多每个月两次。另外,他还频频出入该市其他私人会所。

党章规定,党员有义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了“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属于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文广新局原局长贾建涛,就因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被中纪委网站“点名”。

2014年4月29日,贾建涛等人到河南广播电台商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演出活动有关事宜。午餐期间,贾建涛违规饮酒。午餐后,贾建涛与司机到省广电局停车场取车回卢氏县,发现自己乘坐的车辆被另一轿车堵住无法驶离,他拨打了后车车主张某的手机,对方没有接听,他便直接将后车上的雨刮器掰断扔到地上。据媒体报道,车主张某回到广电局院内,听说自己的车被损毁,立即拦住准备离开的贾建涛要求赔偿。“醉酒的男子先是坐在车里大骂,然后下车厮打张某”。经卢氏县委研究决定,免去贾建涛文广新局局长职务。经卢氏县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纪委网站刊文称,条例第十一章主要对“四风”问题和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成果。

案例阐释条例 故事明晰底线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此次条例的修订不是小修小补,而是总结十几年来管党治党丰富实践经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实践成果,涉及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修订,修改条文多,内容变化大。立规易,执纪难。条例颁布后,要在贯彻实施上下更大功夫,绝不能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要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落实抓早抓小,坚持理想信念宗旨高标准,绝不允许突破纪律“底线”。

有反腐专家认为,此次条例的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开列负面清单,目的在于立规执纪。而如何阐释这些纪律规制,既不产生误读,又明晰边界,并不简单。用案例阐释条例,再用条例分析案例,这种做法的效果在于,进一步明确了哪些事情不能做,早有前车之鉴；哪里有高压线,一碰就会被电倒。

【《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三)

严守廉洁纪律 永葆清廉本色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5-10-27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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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在从事公务活动或者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廉洁用权的行为规则，是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重要保障。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不正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条例》第八章“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主要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将原《廉政准则》规定的“8个禁止”“52个不准”相关内容纳入条例。增加了权权交易，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失管，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违规取得、持有和实际使用运动健身卡、高尔夫球卡等各种消费卡，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离职或退（离）休后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违反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搞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等违纪条款，充分体现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该章依次对“以权谋私行为、违规接受礼品礼金和服务等行为、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行为、违反工作生活待遇规定等行为、违规占有使用公款公物等行为、违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规定行为、权色交易等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分规定。

（一）以权谋私行为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用好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

《条例》第80—82条明确了以权谋私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比如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八十二条：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山东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张洪亮：全家非法敛财 6人落网

山东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淄博市教育局原局长张洪亮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妻子、女儿索取、收受40多个单位或个人的房产、现金、银行卡、购物卡等财物，折合人民币864万余元；贪污公款324万余元；挪用公款1000万元给他人用于经营活动，谋取个人利益。

张洪亮不仅自己到处伸手，而且默许、纵容家人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收受钱财。其妻子、女儿对张洪亮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不仅不制止、不规劝，而且主动参与其中，伙同张洪亮收受贿赂达255万余元，占张洪亮受贿案值近三分之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家庭成员合伙作案，违纪违法家族化特征明显，结果全家人都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其妻子借张洪亮帮助别人安排工作、为房地产商和教学仪器供应商等谋取利益，与张洪亮收受、索要汽车、房产、现金等贿赂235万余元，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其女儿怂恿张洪亮指派市教育局所属学校采购请托人所售教学设备，主动索贿40万元；其妻妹长期帮助张洪亮夫妇保管、经营、隐匿违纪违法所得，并利用赃款炒房、放贷获利；其妻兄借负责开发市教育局房产项目之机，从中获利60万元。

张洪亮案件涉案党员和公职人员43人。2014年10月11日，经淄博市委批准，市及有关区县纪检监察机关逐一立案调查，根据情节、性质、态度和一贯表现，依纪依规作出处理：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党纪政纪处分25人，给予警示诫勉处理18人。

（二）违规接受礼品礼金和服务等行为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是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的题，成效有口皆碑，必须驰而不息、坚持巩固深化。《条例》将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的要求，转化为纪律条文，体现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不是一阵风。

《条例》第83—87条明确了违规接受礼品礼金和服务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比如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八十三条：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广东省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收受贿赂礼金近亿元 6万欧元想不起谁送的 在黄柏青担任惠州市经贸委主任、惠州市副市长、省水利厅厅长期间，于平时逢年过节收受省水利厅、省属有关企业、惠州市党政领导干部与社会老板贿赂、礼金近亿元。其中不少是一些老板和领导干部以“人情往来”为由交到黄柏青及其家人手里的，少则一万两万，多的达成百上千万。对于每一笔账，黄柏青与其妻子陈某都默默记在心里。如果有一年行贿者没有“纳贡”，陈某还会觉得奇怪。

黄柏青收受的红包礼金之多令人咋舌。专案组曾在黄家发现一个装有6万欧元的信封，但直到接受组织调查，夫妻二人都想不起是谁送的。而且黄柏青夫妇有一个“交往不交易”的谬论，认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权力交易，收点红包礼金不过是“礼尚往来”。在离开惠州后，他也收受一些老同事和当地老板的红包礼金，认为“反正与他们已经脱离直接关系了”。然而，这些进贡者或许不追求立竿见影的回报，但最终都是为了获得权力的庇护和回报。

2015年9月，黄柏青因违规收受巨额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等问题被“双开”，其违纪所得被收缴。

（三）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行为

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清正廉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条例》第88—91条明确了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比如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八十八条：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经商办企业的；

（二）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劵的；

（三）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劵投资的；

（四）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五）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六）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

湖北省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亨华：领导老板“一肩挑” 当官发财“两不误”

按理，既然选择了人民公仆，就须断了发财的念头。但看着别人下海经商，有声有色，湖北省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党组成员周亨华坐不住了。为了掩人耳目，周亨华与“老下属”兼本姓人咸安区财政局副局长、经管局局长周某某合谋，由周某某出面成立公司，而周亨华利用权力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进行后台运作，赚了钱后，大家五五分成。

2009年3月，周亨华以妻弟的名义与周某某各出资25万元的苗圃基地正式开业，周亨华实际占有50%股份。至此，周亨华“舞权”的戏台正式搭建起来。2010年、2011年，周亨华两次受周某某请托，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帮助周某某的弟弟周元发在未经招投标程序的情况下，承接了咸宁开发区一道路绿化工程和咸宁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绿化工程。因这两项绿化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使用了周某某与周亨华共同经营的苗圃基地里的苗木，工程完工结算后，周元发支付给周某某苗木款130万元。周某某收款后，按照之前约定，先后6次通过他人将收到的一半苗木款共计65万元转交给周亨华。

因违规从事经营活动及其他问题，2015年3月，周亨华接受组织调查。9月，经湖北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湖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周亨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违规占有、使用公款公物等行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条例》第94—97条明确了违规占有、使用公款公物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比如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九十四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长谢新松：喜新厌旧贪心不足 长占民企车辆直至案发

手里已经占了一辆车，用旧了就想把别人新的换过来。云南省昆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长期占用民营企业车辆，受到严肃查处。

2009年，时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谢新松以工作繁忙、公车接待不方便为由，要求所辖业务范围内的某公司为其配置一辆车。该公司遂购置了一辆帕萨特，供谢新松个人长期使用。

2012年，昆明市委派出一名工作人员到该公司任帮办。该公司为其配备了一辆新款帕萨特。看到别人开着新车，谢新松又“眼红”了，便找到上述公司，要求调换过来。于是他又将这辆新款帕萨特占为己有，一直用到案发。

“勤廉奉业甘风雨，读罢春秋好回家!”这是网上流传的谢新松的诗作。这位文采过人的官员嘴上说着“勤廉奉业”，背后却是另一套。2015年10月，谢新松因违反廉洁自律规定，长期占用民营企业车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人民币7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人民币500余万元，产生孳息100余万元等问题被开除党籍、行政开除，违纪所得被收缴，涉嫌犯罪问题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廉洁自律准则》紧扣廉洁自律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高标准。《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大反腐惩恶力度，强化巡视监督，切实解决好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丰富的实践为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今天开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客户端推出“《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系列文章，用案例故事还原逻辑，以图表对比解读条文，对六大纪律分章解读，推动学习贯彻。

【《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一）要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位

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政治纪律严明，全党才能在政治上高度统一、行动上步调一致，才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严明党的纪律，要把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在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不管违反哪方面纪律，任其发展，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党的政治纪律。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要位置，以政治纪律为纲，带动其他纪律的执行，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条例》坚持以党章为遵循，把党章中关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进行细化、具体化。《条例》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主要对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条文，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条款。

该章依次对“发表危害党的言论，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损害中央权威、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实施，对抗组织审查，组织和参加迷信活动，叛逃及在涉外活动中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违反政治规矩”等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分规定，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成果。

（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等行为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

《条例》第48条—第52条明确了“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等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比如“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行、示威”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五十二条：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某市原公安局局长：把市公安局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在某市公安系统，熟悉该局长的人用“三无”，即“目无党纪国法、目无组织、目无群众”来给他画像。他的口头禅是：“我就是党委，你最终还不是听我的。”他选用公安系统内自认为靠得住的人，替他经营、打点企业。该局长两名下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这位局长实际控制的企业，在获取企业用地、核拨工程资金、承揽交通设施工程等企业经营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据该局长另一名下属交代，有一段时间他成了这位公安局长的司机和“马仔”，陪他打网球和高尔夫球，为他准备打球的衣服、装备等。

有人总结，这位公安局长打击人有一套，“团结”人也有一套。他用小恩小惠笼络干警，拉进圈子为他服务。一名下属利用主管公司财务工作的便利，经这位公安局长同意或个人擅自决定，先后多次挪用公司巨额资金，借给其亲属的公司用于偿还贷款、购买设备、资金周转等营利活动。在担任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这位局长先后两次大面积提拔干部，竟然不上报市委组织部和市委政法委，把市公安局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为了个人野心，这位公安局长还善于找人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他让人制作、录制个人先进事迹材料，到市直机关各部门，甚至街道办事处和企业进行宣传。为了寻求官阶上升，他让手下人组织公安局干部写联名推荐信，呼吁提拔他，目无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到了何等地步。

（二）损害中央权威、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实施行为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条例》第53条—第56条明确了“损害中央权威、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实施”等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比如“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相违背的决定，擅自对应当由党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五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一）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

（二）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相违背的决定的；

（三）擅自对应当由党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的。

山西某县县委书记：探头对准举报箱 干扰巡视被严处

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中央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一些被巡视单位和部门出现了干扰、对抗巡视工作的行为。比如，“到9月份一律不许打高尔夫……”有的国有企业在巡视组进驻之前就开会“部署”，提醒下属注意一言一行；有的单位在巡视组入驻前一周，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换掉，导致巡视组在谈话中无法掌握具体情况；有些单位领导要求下属与巡视组谈话结束后，回来汇报谈话情况；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拉关系、托人情，试图找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打听消息。中央巡视组代表的是中央，这些行为妨碍中央巡视工作的开展，损害了中央权威，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地方巡视组也遇到过类似情况。2014年9月，山西省某县委接到了关于山西省委巡视组即将进驻的通知。该县委书记在安排巡视进驻准备工作时竟强调“要能保证举报箱的位置在监控可视范围内”，以此掌握举报人和举报情况。10月中旬，省委巡视组按时进驻该县开展巡视，该县公安局把县委和信访局附近的2个摄像头，对准省委巡视组设立的2个举报箱，并安排人巡逻值守县宾馆的举报箱。后来，省委巡视组根据群众反映到实地查看，发现这一情况后，责令该县委立即改正。该县委书记擅自安排将巡视组举报箱置于监控探头可视范围内，影响了干部群众依法行使检举权，干扰了巡视工作的正常开展，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4年底受到严肃处理。

（三）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党章规定，对党忠诚老实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比如，在组织调查后不主动说明情况，反而搞攻守同盟、转匿赃款赃物，就是对抗组织调查，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行为。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五十七条：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

（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包庇同案人员的；

（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

（五）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

深圳市水务局原局长张绮文：订立攻守同盟 财产证据转藏老家 2015年7月22日下午，深圳市纪委在对深圳市水务局原局长张绮文案重要涉案人员、包工头蔡某某进行调查时发现，蔡某某与一男子谈笑风生地走出大楼，当调查人员迎面向蔡亮明身份时，发现与蔡把手言欢的男子竟然就是张绮文！事后，二人交代，他们当时聊得那么高兴，是因为刚刚订立完攻守同盟，蔡某某表示“打死也不会出卖兄弟”，张绮文认为蔡某某“靠得住”。当蔡某某在市纪委协助调查后，张绮文还是担心自己违纪违法的行为暴露。他从办公室保险柜中将大量银行卡、存折、对外借款借条、投资协议、相关银行凭证、股票账户信息等财产证据材料取出，用文件袋密封好，专程移送至广东河源紫金老家，安置在老家的金属箱内，并交代弟弟张绮龙妥善保管。后来，张绮龙将上述证据材料藏匿于岳母家中卧房的床底下。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发现多年前张绮文就在老家通过伪造材料骗取公安机关办理了另一个身份“张润成”。7月28日，当调查人员再次出现在张绮文办公室时，他自知情况不妙，离开办公室时，在将自己的常用手机交给调查人员后，又偷偷将自己口袋中的另一部手机丢到走廊的花盆之中。而这一切并没有逃过调查人员的眼睛，调查人员将张绮文丢弃的手机打开一看，其中有一条发出的信息：“我怕我顶不住，要做好走的准备。”张绮文后来交代，该手机专门用来“搞关系”、“找门路”，他当时已经考虑用张润成的身份出逃了。2015年10月，深圳市纪委对张绮文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四）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行为

在党内一些组织中无原则一团和气之风盛行。班子成员看到问题不批评，相互之间你好我好他也好……久而久之，带坏了风气、损害了集体、危害了个人。一团和气的“好人主义”滋长党员干部不负责任的态度和作风，是缺乏党性原则的表现，全面从严治党决不允许搞无原则一团和气。

《条例》第61条—62条明确了“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党的规矩，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六十一条：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不动真碰硬 自己就要被处理

近年来，湖北省地税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频频亮红灯。所属有的地税局违规发放节日补助被通报，有的地税局兴建豪华办公楼被曝光，甚至还有一位地税局的干部在陪领导喝酒后猝死。地税系统问题频发，省纪委监察厅有关领导对许建国进行约谈，督促其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

2015年4月至5月，湖北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检查组在抽查中发现，全省地税系统领导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十分突出，超标率竟然超过60%！中央和湖北省委三令五申要求清理整改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而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也曾做出了一些表面反应，会也开、话也讲；对于系统内的一些问题，他也批评教育、诫勉谈话，但是板子高高举起，每每轻轻放下。许建国是个学者型官员，在工作业务上他的能力还是被认可的。但是在对税务系统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上，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放任不管，有了问题不严肃处理，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班子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影响极坏。

2015年6月26日，许建国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执行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精神不到位，被免去职务。对于这样的结果，许建国后悔不已。

【《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六）严守生活纪律 培养高尚情操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5-11-07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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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纪律是党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涉及党员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各个方面，关系党的形象。

《条例》第十一章“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主要对“四风”问题和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条文，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该章条款依次对“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违反生活纪律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分规定，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成果。

（一）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

当前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四种考验”。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越要反对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思想，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条例》第126条明确了“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属于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某市原市委书记：经常在高档会所玩到凌晨两三点

生活方式不健康，经常在高档会所玩到凌晨两三点……谈到这位市委书记，熟悉他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个细节。

主政一方时，有专人帮该市委书记安排晚上去会所的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先让人安排好地方，再根据他的要求通知参加人员，告诉他们时间地点。一起活动时，经常是大家先在一起吃饭，然后唱歌、喝酒或者打牌，再吃夜宵，一玩就到凌晨两三点。

该市委书记喜欢喝高档红酒，嗜好野味，吃饭或宵夜时，通常会特意安排一些野味。据参加者后来透露，他们在一起吃过的有穿山甲、焖蛇、金钱龟、东青斑、金枪鱼，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消费都是由企业老板买单。

为了服侍好该市委书记，圈子里的人还专门为他开设了一家会所，会所风格按照他的喜好设置，装修方案由负责帮其安排活动的人与企业老板亲自商量，经该市委书记首肯后才着手实施。从2012年底到2014年年中接受组织调查前，该市委书记先后到这家会所消费达30多次，差不多每个月2次。另外，他还频频出入该市其他私人会所。

（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

党章规定，党员有义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了“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属于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文广新局原局长贾建涛：酒后寻衅滋事损坏他人车辆

2014年4月29日，三门峡市卢氏县文广新局原局长贾建涛等人到河南广播电台商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演出活动有关事宜。午餐期间，贾建涛违规饮酒。午餐后，贾建涛与司机到省广电局停车场取车回卢氏县，发现自己乘坐的车辆被另一轿车堵住无法驶离，他拨打了后车车主张某的手机，对方没有接听，他便直接将后车上的雨刮器掰断扔到地上，然后跑到河南广播大厦的10楼办公室寻找张某，并在办公区域大声喧哗。随后，保安赶来，将其带下了楼。

据媒体报道，车主张某回到广电局院内，听说自己的车被损毁，立即拦住准备离开的贾建涛要求赔偿。“醉酒的男子先是坐在车里大骂，然后下车撕打张某。”一些目击者称，张某被扯拽了20多米，胳膊多处淤青红肿。

此事被河南广播电台及网络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4月30日，经卢氏县委研究决定，免去贾建涛文广新局局长职务。通过调查取证、核实其违纪情况后，经卢氏县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第四篇：从四则案例看

从四则案例看“以物抵债”的效力

(2015-01-16 14:04:58)

2015-01-16李文科法治地平线

之前“法治地平线”公众号曾撰文《“打架”的最高法公报案例——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分析》对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进行了分析，实践中常见的与此相近的是“以物抵债”的交易形式，那么“以物抵债”的效力如何呢？本文将结合案例予以分析。

一、何为以物抵债

以物抵债，简单举例来说，就是原本欠别人一定数额的金钱，但期限届满后无法偿还，便约定用某物来抵债，或者在借款时就约定若按期无法偿还，将用特定物来抵债。从设立的时间来看，以物抵债有两种情况：一是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就约定将来若无法如约偿还债务就以物抵债，二是债务履行届满后双方再经协商约定以物抵债。

目前直接见于法律规定的以物抵债多发生在执行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1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9条第1款规定：“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或者同意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接受拍卖财产的，应当将该财产交其抵债”。除了上文明确认可的以物抵债，其他情况下以物抵债的效力如何，则取决于其本质所归属的法律制度。

二、相关的法律制度

实践中以物抵债的形态多样，特定形态的以物抵债的合同效力认定离不开对以下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流抵契约 流抵契约（流押、流质契约），是指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担保权人与抵押人或者出质人达成协议约定，如果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满后不履行债务，担保权人可以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该法律制度我们并不陌生，我国《物权法》第186条、第211条明文规定禁止流押、禁止流质。这主要是考虑到流抵契约的对象是担保物的所有权归属，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无需对担保物的价值进行评估、清算，债权人便可直接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即使事后债务人清偿债务，亦无法重新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如此，很有可能出现担保物的价值超过被担保债权的数额，从而导致担保物提供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故我国法律明确禁止流抵契约，协议中出现的相关条款将毫无疑问地被认定为无效条款。

(二)让与担保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将担保标的物之所有权转移给担保权人，在清偿债务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再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可以就标的物受偿。在让与担保法律制度中，是先转移担保物的所有权给担保权人，但担保权人取得所有权是暂时的，若债务清偿，标的物所有权应返还于让与担保的设定人；若债务不履行，担保权人始得就标的物受偿。与流抵契约无需清算、直接取得担保物所有权不同的是，在就担保物受偿时，仍需履行变卖标的物或协议估价的清算程序。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未被民法、物权法明确规定的担保方式），学术界对让与担保的效力颇有争议，有学者主张其因违反“物权法定原则”而无效，亦有学者主张其“不抵触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宗旨和已构成习惯法上的担保物权”而应肯定其效力。目前，为了适应经济活动丰富多彩性之需求，实践中多肯定让与担保的效力，以避免物权法定原则过于僵化而限制经济的发展。

（三）代物清偿

代物清偿，是指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原定给付而使合同关系消灭的法律行为。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代物清偿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必须有原债的关系存在；必须有双方当事人关于代物清偿的合意；他种给付必须与原定给付不同；须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原给付。可见，具有以物抵债的合意是代物清偿的前提，但代物清偿为实践性法律关系，还需要履行给付行为。

三、相关案例

（一）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转让担保物物权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绍

2008年10月26日，天骄公司与南通三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南通三建承建天骄公司的某别墅楼工程，付款方式为天骄公司每月按形象进度的70%付款，验收合格时付至工程款的80%，余款在保修期满后三个月内结清。随后，南通三建即开工建设。2009年1月，因天骄公司未能如约支付工程款导致南通三建拖欠农民工工资，双方产生争议。2009年1月3日，经当地政府部门介入协调，双方达成补充协议，约定：天骄公司承诺给付南通三建工程款300万元，如其在2009年1月14日前不能按时给付300万元，则天骄公司将项目土地使用权以50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转让给南通三建。补充协议签订后，天骄公司仍未按约付款。南通三建公司便诉至法院，要求天骄公司履行补充协议，将涉案土地变更至自己名下。

2、法院判决

该案件审理一波三折，一审认为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件已成就，故判决南通三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取得天骄公司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天骄公司协助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天骄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骄公司在向高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补充协议中以土地抵工程款的约定系流抵契约，根据相关规定属于无效条款，遂裁定指定高院再审。

总结：当事人在债权未届清偿期之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虽然并非直接约定成立担保关系，且抵债有对价，但究其本质，仍为担保债权的实现。由于双方未明确在债务不履行时就抵债标的物进行清算，其性质上仍为流抵契约，故应认定为无效。

（二）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且已转让担保物物权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绍

朱延凯向韩先进借款，双方口头约定朱延凯将其在鸿凯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韩先进，作为借款的担保。2010年9月13日，鸿凯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朱延凯将其在鸿凯公司的350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70%）转让给韩先进。同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延凯将持有的鸿凯公司的70%股权以350万元价格转让给韩先进，韩先进以货币方式于协议签订当日一次性支付给朱延凯。二人持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到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将股东变更为韩先进。同年9月14日，朱延凯与韩先进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朱延凯向韩先进借款100万元（具体金额以借据为准），借期3个月；朱延凯以鸿凯公司的资产作为抵押（借款时从工商局办理过户手续，还款时韩先进无条件过户还给朱延凯）；朱延凯在借款前的所有债务与韩先进无关；朱延凯如到期不能按时归还借款则鸿凯公司的所有资产归韩先进所有。”朱延凯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到韩先进30万元，承诺于2010年12月14日前一次性还清，如到期不能偿还，愿按逾期天数承担每日5000元违约金。9月16日，朱延凯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到韩先进50万元，承诺于12月16日前一次性还清等。对于上述借款协议中的资产，朱延凯与韩先进均称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系一个意思。后朱延凯向法院诉称：双方办理的股权变更实际是为借款的抵押行为，双方之间不具有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被告韩先进返还股权。

2、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双方陈述及借款协议上的内容，能得出被告为了保证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要求债务人将股权转让给自己，当债务到期且得到清偿后，再将股权归还债务人。该行为实质上是通过让与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转让股权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合意，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此种担保方式合法有效。现债务已到期，原告未能完全清偿的情况下，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被告返还股权，此请求与当事人约定相悖，且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借款协议中第4条约定“乙方如到期不能按时归还借款，则鸿凯公司的所有资产归甲方”，该约定为流质条款，是无效条款，原告在依法清偿债务后，有权要求被告归还股权。（见（2013）淮商初字第0295号民事判决书）

总结：本案审理法官认为，让与担保作为一种现实经济需求催生的非典型性担保，“其实质上就是一种受契约自由原则和担保之经济目的双重规范的信托行为之债之关系，外加所有权的转移，是担保权人负有清算义务的一种担保形式，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当事人可以契约自由原则约定之。”即在债务履行届满前不仅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且转移了担保物物权，构成让与担保的，该以物抵债协议有效。

（三）债务履行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转让担保物物权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绍

2009年9月9日，陈某向廖某借款4.5万元，约定2009年9月14日偿还。2009年9月15日，因债务无法清偿，双方达成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借款转为购房款，但只有陈某在《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陈某向廖某出具收到5万元购房款的收条。2010年，陈某将房屋产权证及钥匙交予廖某，2011年，廖某诉至法院，要求办理过户手续。

2、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已经成立，且系双方真实合意，合同应继续履行，故判决陈某应协助廖某办理房产交易手续。陈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债务已届清偿期后约定以物抵债，其本质为代物清偿，而代物清偿为实践性法律行为，不仅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还需要履行物权转移手续。本案中，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借贷关系，双方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后，虽然交付了房产证和钥匙，但因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即未“交付”，故以物抵债协议尚未成立。陈某不履行以物抵债，廖某不得要求其履行，当然，其可以另案起诉陈某，要求陈某偿还借贷债务。

总结：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当事人约定以物抵债，但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的，如债务人反悔，债权人要求继续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的，法院应不予支持。但经释明，要求履行原债权债务合同的，应予支持。

（四）债务履行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且已转让担保物物权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绍

1994年，红古乡政府为扶持辖区内乡镇集团企业某焊材厂，先后向供销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借款155万元，并约定了年利率。后由于无力偿还，红古乡政府（甲方）于1999年1月4日与供销公司（乙方）签订了《产权整体移交协议书》，约定：“双方协商自1999年1月1日起由甲方将所属“焊材厂”整体移交给乙方，产权归乙方所有；甲方从李某等6人处借的155万元本金及利息等由乙方承担，并负责偿还；其余发生在乙方接受前的该企业一切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协议生效后，该企业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同年1月8日，红古乡政府将焊材厂全部资产登记造册整体移交给供销公司。同时，双方在焊材厂资产移交明细表上盖章签字确认。之后，供销公司即接管了焊材厂，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之后，双方发生纠纷，供销公司主张其与红古乡政府之间的《产权整体移交协议书》是无效协议。（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

2、法院判决 一、二审法院均认为《产权整体移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具有以资抵债的性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

总结：本案虽然不是典型的以物抵债，但从广义的角度看，以资抵债亦包含在以物抵债的范围内，从本案中，可以看出最高院对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且已经办理物权转移手续的法律行为持肯定态度。

上文分析了不同情况下以物抵债的效力，值得注意的，若债权人、债务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若债权人、债务人恶意串通，第三人还可主张以物抵债的约定无效。

作者单位：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第五篇：从四个案例看行政许可

从四个案例看行政许可

尚小萍 徐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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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法》实施在即。这篇文章设计了四个案例，通过分析和说明，帮助大家了解究竟谁有权准予行政许可，谁在什么情况下可行使申请行政许可的权利，行政许可之后的责任以及行政许可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批准征地与听证申请

例一：

某市开发区征用集体土地 1000亩，其中有基本农田 200亩。在开发区征地过程中，不断有村民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说征地单位没有就此次征地行为予以公告和组织听证，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要求上级部门查处。上级部门调查后发现，征地单位的确在征地前没有公告和听证。那么，征地过程中的听证是否适用《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呢？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用土地方案经依

法批准后，由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这就是“两公告一登记”制度。对此在《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部第 10号令）中有更具体的规定。由此可见，本案中征地单位在征地过程中未公告的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征用土地公告办法》中的有关规定。

征用土地审批属于在上下级政府之间进行的审批，没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因而不属于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事项，也就不适用《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但可以适用自 2004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22号令）的有关规定。《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拟定拟征地项目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的，主管部门在报批之前，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申请听证而主管部门未予听证，则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行政许可主体与相对人

例二：

一企业未经批准，占用耕地 2000平方米建厂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现时，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作出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处罚，该企业置之不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申请发出近3个月，法院迟迟未采取行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强制执行申请是否属于申请行政许可的范畴？

依《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从行政许可的概念可以看出，行政许可的申请人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被申请人是行政机关，也即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是行政机关。

在本案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申请人是行政机关，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被申请人是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不符合行政许可的构成要件。因此说，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强制执行申请不属于申请行政许可，法院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也不是行政许可行为，而是一种司法行为。

行政许可与行政效率

例三：

某国有企业新上一项目，计划用地 100亩。项目获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该企业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用地申请。半年后，企业的用地申请仍没有通过。原因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每次都会要求该企业提交新的用地申请材料。后来，该企业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判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败诉。那么，本案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有何违法之处呢？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认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本案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多次要求该企业提交新的用地申请材料，而不是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该行为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同时，也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便民原则，即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这是行政许可追求的目标之

一。对于此类行为，应依《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行政许可与过错责任

例四：

某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村民王某报上的材料，在未进行实地勘测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不久，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接到举报，称王某占用耕地建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现场调查后，发现举报属实，拟对王某作出拆除房屋并复垦的行政处罚。王某认为用地四至都已经在上报的材料中写明，现在的问题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中工作失职所致，如果要拆除房屋，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必须承担办证中的过错责任，赔偿其损失。

在本案中，宅基地审批是否属于行政许可范畴？如果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王某在申请过程中没有说明用地性质，如果他事先知道所用土地为耕地，其行为是否有骗取行政许可的嫌疑？

判断宅基地审批是否属于行政许可范畴，首先要明确行政许可的概念，再分析宅基地审批的性质，以此来判断是否属于行政许可。依《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由此可以看出，宅基地审批，是先由农村村民提出申请，再由行政机关即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审查后予以批准的行为，符合行政许可的构成要件，应属于行政许可范畴。依照《土地登记规则》规定，土地登记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土地登记申请；

（二）地籍调查；

（三）权属审核；

（四）注册登记；

（五）颁发或者更换土地证书。而本案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未经过地

籍调查即直接颁发证书，属明显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依《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如果撤销行政许可，使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然而，在本案中，王某实为占用耕地建房，但在申请宅基地时并未说明这一点，其行为有骗取行政许可的嫌疑。依《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许可后又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由此看来，在这一行政许可实施过程中，行政机关和申请人都有过错，应共同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