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法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第一篇：江苏省法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省法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日前，江苏省法院民一庭发布了近期审理的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离婚、房产分割、夫妻债务、子女抚养、彩礼返还、家庭暴力等多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问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下社会婚姻家庭纠纷的全貌和民生案件的矛盾集中点，具有较强的指导教育意义。

一、家暴是毁灭家庭的罪魁祸首

【案情】张某（女）与李某（男）于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小李。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8年8月起分居生活。2008年5月4日，李某曾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张某，否则女儿和房产归张某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张某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张某又被李某打伤。2008年8月，张某以李某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李某离婚，由李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张某提供证人尹某、江某出庭证明李某曾多次殴打张某，张某与李某的女儿小李虽然只有4岁，也对法官表示李某经常殴打其和妈妈张某。张某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李某存在家庭暴力。诉讼期间，张某以李某不断对其进行恐吓，极有可能继续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申请法院采取措施保护其人身安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结合双方现已分居，且居住地点临近，接触机会多，张某多次报警，现处于恐惧之中，李某有一定暴力倾向等诸多因素，可以认定张某在离婚诉讼期间存在遭受李某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可能性。遂裁定禁止李某殴打、威胁、骚扰张某。

案件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提供的病历、照片、李某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尹某、江某、小李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李某对张某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张某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按照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小李由张某抚养为宜，李某应按月给付抚养费。因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张某可适当多分得部分财产。同时，李某因其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应支付张某离婚损害赔偿金。遂判决准予张某与李某离婚，小李由张某抚养，李某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至小李独立生活时止，张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李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李某支付张某离婚损害赔偿金10000元。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与此同时，法律还赋予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的权利。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保全”一章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行为造成当事人损害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裁定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该规定对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受害人可以要求施暴者给予损害赔偿，并可适当多分得部分财产。

二、夫妻一方对外欠款到底由谁偿还？

【案情】盛某（男）与韦某（女）原为夫妻，二人于2001年8月因感情破裂分居生活，2003年9月25日离婚。连某是盛某的表哥，2003年9月20日，盛某向连某出具借条一份，言明：今有盛某借连某20万元，期限为3个月，年利率为10%。因盛某一直未归还借款，连某认为韦某与盛某虽然已经离婚，但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盛某、韦某共同归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借款不是以盛某与韦某二人共同名义所借，盛某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借款是在与韦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借，在夫妻拥有存款和财产的情况下，也不能合理解释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开支，况且，借款五日后盛某与韦某即离婚，由此推知该笔款项未用于家庭生活。因此，盛某向连某所借的20元款项应当认定为盛某的个人欠款，由其个人承担清偿责任。遂判决盛某归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驳回连某要求韦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

【点评】夫妻债务涉及两层法律关系：夫妻关系内部和夫妻关系外部。就夫妻关系内部而言，当夫妻离婚时，如借款人提出借款为共同债务要求配偶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时，借款人必须举证证明借款是否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如证明不了，应自行承担。但在涉及外部关系时，即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偿还时，应如何处理，则应结合司法解释和《婚姻法》的规定进行认定。也就是说，债权人如证明借款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则推定为双方共同债务，但如出借人与借款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出借人知道该约定、出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则应由借款人对外承担责任，配偶无义务偿还。

三、婚后一方父母全资购买的房屋算赠与吗？

【案情】沈某（男）与高某（女）于200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沈某是“富二代”，又是家中独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2007年4月，沈某父母为沈某全资购买了一套高档别墅，但为了防止将来产生矛盾，别墅产权登记在沈某名下。近年来，沈某和高某逐渐产生纠纷并矛盾不断。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高某诉至法院，要求与沈某离婚，并认为登记在沈某名下的高档别墅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沈某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高档别墅系其个人财产，高某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家庭矛盾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年龄较小，由高某抚养为宜，沈某应支付抚养费。涉案房屋经查证系沈某的父母以沈某的名义购买，产权证登记在沈某名下，应视为沈某的父母对沈某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沈某与高某离婚，婚生女由高某抚养，沈某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子女婚后接受父母的赠与，原则上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系子女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如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子女个人的，仍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为避免日后产生纷争，建议父母在赠与子女财产时明确财产系赠与子女个人还是子女夫妻双方。《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四、不动产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案情】2006年12月，刘某与张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张某将某小区302室房屋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刘某，刘某需一次性付清全款，张某在收到款项后一个月内协助刘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任何一方违反约定，则支付对方违约金10万元。合同签订次日，刘某付清全款，张某将房屋钥匙交给刘某。事后，刘某要求张某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张某总以种种理由推脱。刘某认为，自己付清全款，也拿到了房屋钥匙，房屋已经属于自己，办理过户手续不必急于一时，遂未再催促张某。2007年2月，刘某按照单位安排出国学习一年。2007年房价大幅上升，302室房屋按照市价已经涨到150万元。张某认为自己当初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房屋损失甚剧，遂将房屋以16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王某，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刘某回国后发现房屋已经被王某入住，遂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张某与王某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由王某返还房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虽违反诚信原则，将房屋一房二卖，但由于王某系善意购买房屋，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故王某取得302室房屋所有权。刘某虽签订合同在先，但由于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故房屋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刘某仅能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向张某主张违约责任。遂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系典型“一房二卖”的案例。《物权法》第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登记是房屋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未经登记，房屋所有权不发生变动。这则案例提醒广大购房者，在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后，一定要及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否则，万一出卖人“一房二卖”，将会直接影响将来物权的实现。

五、民间借贷中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宋某在焦某经营发廊时认识，2008年1月20日和3月6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条，分别借款30万元和10万元，通过汇款形式支付，汇款金额分别为27.6万元和9.2万元。宋某于2008年3月19日起陆续归还合计5.8万元。2009年1月22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条，借款9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2009年6月22日。后焦某起诉要求宋某归还欠款90万元。宋某主张90万元系高利贷，双方约定了月息8％，30万元和10万元分别预扣了一个月的利息。90万元系之前两笔本金40万元按月息8％计算，利息为50万，合计正好9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银行汇款36.8万元结合宋某每个月归还的数额，90万元的构成与宋某主张的8％月息相吻合，焦某没有证据证明实际支付了90万元，且无合理理由，遂判决宋某返还焦某本金36.8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

【点评】民间借贷案件中，高利贷现象较为普遍，约定的利率往往高于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此法院应予以适当调整，以最高不超过四倍为限。出借人不得预先扣除利息，预先扣除利息的，以实际出借数额计算本金。对于借款本金数额的确定，不能单单依据借条认定，而应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如果债权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款项交付事实，且不能就借款发生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说明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六、汽车借给饮酒伴郎 出事后车主担责

【案情】王某和李某系朋友关系。2009年5月，王某结婚，邀请李某做伴郎。婚宴后，李某想用王某的面包车送朋友回家。王某认为李某已在婚宴上饮酒，因此不同意其开车，李某则表示以自己的酒量，这点酒根本不算事，而且发生什么事由其自行承担。王某再三考量，认为李某平时酒量确实很大，朋友住得也不远，李某又当了自己的伴郎，碍于情面，遂同意李某开车送人，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后车辆在通过一三叉路口时，由于李某对路况观察不足，将一正常行走的行人张某撞倒，致张某重伤。交警部门认定李某对事故发生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面包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余额由李某和王某承担。王某认为，自己虽是面包车的所有人，但发生事故时车辆由李某实际管理和控制，李某也承诺发生什么事责任自负，因此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在明知李某饮酒的情况下，仍将车辆出借给李某，主观过错明显，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遂判决王某对交强险范围外的赔偿数额承担40%的赔偿责任。

【点评】近年来，交通事故案件稳居各类案件榜首，且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车辆出借后，车辆所有人已丧失了对车辆的实际管领和控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应由车辆使用人承担责任。但如果车辆所有人在出借车辆时有过错，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等等情形下，仍出借车辆，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七、过量饮酒致人死亡劝酒者应担责

【案情】2011年5月5日，谢某为了感谢李某对其生意上的帮助，邀请李某到家中就餐，并邀请好友王某、张某作陪。席间，四人推杯换盏，没一会儿，李某即表现出醉意。但谢某、王某和张某仍不罢休，继续轮番劝酒，李某盛情难却，来者不拒，四人越喝越兴奋，直至当晚11时左右方才散去。李某被谢某送回住所地时已经不省人事。谢某见状立即拨打“120”，将李某送至急救医疗中心抢救。经医生诊断，李某已经死亡。诊断记载：“心跳呼吸骤停。

1、酒精中毒；

2、窒息。”事后，李某的妻子孙某诉至法院，要求谢某、王某和张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大量饮酒产生的后果应当有充分认识，其对饮酒过度致死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应承担主要责任。谢某、王某和张某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李某已经不胜酒力的情况下，非但不予劝阻，反而轮番劝酒，主观过错亦非常明显，应对李某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遂判决谢某、王某、张某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

【评析】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然而，过度饮酒、极度劝酒则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为法律所不倡导。以上案例，对喝酒和劝酒两方面都有警示。本案中，谢某与作为陪酒者的王某、张某

明知李某已经不胜酒力，仍不断劝酒，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于李某的死亡应基于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提醒大家，为了生命健康及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喝酒需适量，劝酒需谨慎。

八、违法装修噪音扰民为法律所禁止

【案情】周某与王某是上下楼邻居。2013年8月，住在楼上的周某装修房子。考虑到装修噪音会影响邻居的正常生活，物业公司告知周某施工时间为上午8：30至11：30，下午为2：00至6：00。然而装修人员为了赶工期，并未按照规定时间施工，经常干到晚上9点多种，严重影响了王某的正常生活。王某多次找到周某交涉，但周某每次都草草应付，事后任然我行我素，最后甚至关机不再接听王某的投诉。王某忍无可忍，诉至法院，要求周某立刻停止在非规定时间内施工，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本案在法院的调解下，周某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规范施工，并自愿补偿王某5000元精神损失费。

【评析】本案是一个因噪音污染引发的案例。室内装潢噪音产生的污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很少有人去考虑这种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室内装潢是生活中所必须的，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周围邻居应当给予一定的容忍和谅解，但是因为其产生的噪音毕竟给周围邻居带来不便，影响他人正常的生产生活，所以，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对室内装潢的时间做出了严格限制，该法第47条规定：“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当限制作业时间，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减轻、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污染。”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行为必为法律所禁止。因此，提醒大家，在装潢施工时，应当事先做好周围邻居的思想工作，取得别人的谅解与宽容，同时要严格遵守施工的时间，文明施工，尽量减少对别人的影响，防止产生邻里纠纷。

九、物业服务存在瑕疵怎能拒交物管费？

【案情】唐某是某小区的业主。2010年，唐某入住小区后发现该小区物业公司的服务不到位，保安服务态度差，小区环境脏乱差，小广告满天飞，而且还不时发生偷盗事件。唐某认为，该物业公司提供低质量的服务却要求很高的物业管理费，显然不公平，遂向物业公司投诉，要求物业公司整改。物业公司接到唐某的投诉后，也进行了部分整改，但唐某始终不满意，从2011年开始唐某拒交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与其多次交涉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唐某交纳拖欠的物业管理费4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交纳物业管理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也是物业公司开展服务需要的资金保证。业主拒绝交纳物业管理费，必然导致物业公司经费不足，无法维持正常的物业服务水平，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唐某以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瑕疵为由拒交物业管理费不妥，遂判决唐某向物业公司补交拖欠的物业管理费4000元。

【点评】近年来，随着物业管理行业持续快速发展，如何理顺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的关系，使“管家”更好地服务于“主人”，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交纳物业管理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作为业主，发现问题时应当通过正常的途径，如向物业公司反映通过协商解决，也可向业主委员会反映，通过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沟通解决，必要时也可向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如果物业公司服务质量确实差而无法通过上述途径解决，业主还可以通过业主大会决定解聘物业公司，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并根据物业合同的规定，追究物业公司的责任。业主不能随意拿不交物业管理费作“挡箭牌”，否则可能造成恶性循环，侵害到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十、老爸遗嘱处分老妈财产 依法认定为无效

【案情】李某（男）和张某（女）老两口生有一儿一女，即小李和小张。李某和张某婚后拥有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李某名下。1998年，张某因病去世。2001年1月，李某立下遗嘱，载明：“我夫妻二人拥有一套房屋，在我死后，归儿子小李所有。以此为证。”2003年，李某亦去世。小李和小张因继承问题产生纠纷。小张诉至法院，要求对房屋及遗嘱没涉及的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依法继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张某对房屋的份额，违反了法律规定，该部分遗嘱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涉案房屋为李某和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某先于李某去世，故张某在房屋中拥有的1/2份额应予法定继承，由李某、小李和小张各继承1/6。李某在房屋中所占2/3的份额应由小李继承。对于遗嘱中未涉及的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遂判决小李继承房屋份额的5/6,小张继承房屋份额的1/6，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由小李继承2.5万元，由小张继承2.5万元。

【评析】现实生活中，遗嘱人在遗嘱中处分配偶或家庭成员财产的情形较为常见。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对于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财产，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对于遗嘱未处分的遗产，同样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李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张某对房屋的份额，该部分遗嘱应为无效，所涉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对于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虽然遗嘱并未涉及，但为李某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遗产范畴，应依法定继承依法分割。

第二篇：江苏法院发布十起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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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法制报

【核心提示】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

【编者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三八妇女节前夕，江苏省高院发布2010-2011十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特别关注了《婚姻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全省法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难点，给广大读者以提醒和启发。

结婚未领证 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孙丽接受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否认儿子亲生 坚决拒绝鉴定

判决：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

【案情】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年1月出生，由韩花与王亚东共同抚养，王亚东在为王寒申报户口登记时载明二人为父子关系。2006年以后，韩花与王亚东产生矛盾不再同居生活。2010年3月，王寒以王亚东不尽抚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其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诉讼过程中，鉴于王亚东矢口否认王寒是其儿子，韩花申请进行亲子鉴定，王亚东坚持拒绝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亚东和韩花在离婚后同居期间生育了王寒，王亚东否认与王寒有亲子关系，但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王亚东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确认王亚东与王寒有父子关系。遂判决王亚东每月给付王某抚养费600元，至王寒独立生活为止。

【点评】亲子关系诉讼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确认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确认关涉家庭的和谐稳定，涉及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至关重要。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如果一方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协议离婚黄了 协议能否生效

判决：事前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

【案情】蔡娟与戴飞于2003年7月登记结婚，双方感情尚可。近两年来，因戴飞怀疑蔡娟与其他异性交往密切，导致夫妻关系不睦。2010年3月，蔡娟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后撤回起诉。此后，夫妻关系未有改善。戴飞因怀疑蔡娟与某男关系密切，而与该男发生争执，并由派出所接警处理，戴飞因此还对蔡娟实施了殴打。2010年7月，蔡娟与戴飞一同前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后因戴飞反悔双方未能办理离婚登记。蔡娟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按照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戴飞对蔡娟不信任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已无和好可能，依法应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蔡娟要求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该协议是以协议离婚为前提，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不能当然作为法院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直接依据。遂判决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财产依法重新分割。

【点评】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并不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生效，而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法院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离婚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家庭暴力伤感情 要求离婚

判决：此为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

【案情】王翠华与金强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金小小。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9年7月起分居至今。2006年5月4日，金强书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王翠华，否则女儿和房产归王翠华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王翠华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其被金强打伤。王翠华以金强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金强离婚，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王翠华提供证人出庭证明金强曾多次殴打自己，他们的女儿也对法官表示不喜欢爸爸，原因是爸爸金强经常殴打其和妈妈。诉讼中王翠华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金强存在家庭暴力。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翠华提供的病历、照片、金强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女儿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金强对王翠华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王翠华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因金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双方的共同财产按照7：3的比例分割。王翠华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金强仅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惩罚施暴者、保护受害人是立法和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受到家庭暴力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针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可以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要求施暴者进行损害赔偿，并在财产分割时适当多分。

一方隐匿夫妻财产 怎么办

判决：谁转移财产谁少分

【案情】支玲与杨刚原为夫妻关系。2011年3月，支玲与杨刚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离婚后，支玲发现杨刚在2011年初擅自注册一杨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份有限公司，杨刚的出资额达30万元。支玲遂诉至法院，主张双方在协议离婚时杨刚坚称无任何房产、现金、股权、股票、债权，导致共同财产无法分割，现要求分割杨刚公司股份的7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刚行为明显为隐匿、转移财产，故支玲要求分割杨刚在公司的股份的请求应予支持，由于杨刚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故应少分该项财产。遂判决支玲分得杨刚在公司30万元股份的60%，折价18万元。

【点评】《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买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夫妻一方一旦发现另一方在离婚时存在上述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夫妻另一方也会因其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付出不分或少分财产的代价。

婚前父母赠婚房 属于谁

判决：未明说便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

【案情】1991年初，姚父与季母将共同建造的两上两下楼房及相应附房二间给儿子姚一作为与曹婷的婚房使用。1991年12月，姚一与曹婷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姚甲。1999年11月，涉案房屋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人为姚一。2001年8月，姚一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后曹婷改嫁另住，涉案房屋由姚父与季母居住使用。2011年5月，姚父与季母诉至法院，主张涉案房屋为儿子姚一的遗产，要求与曹婷、姚甲等额分割继承涉案房屋。曹婷、姚甲抗辩主张涉案房屋是在姚一与曹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姚父与季母只能在姚一个人财产范围内进行继承，即只能分割涉案房屋1/4的份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在姚一与曹婷结婚前建成，结婚时作为婚房使用，应当认定是姚父与季母赠与给姚一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影响房屋的权属。遂判决涉案房屋为姚一的遗产，由姚父与季母继承1/2的份额。

【点评】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在子女结婚方面具有的浓厚传统伦理观念，导致子女在婚前或者婚后多会接受父母及其他亲友的赠与，尤其在子女迎娶、出嫁时，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更是倾囊相助。《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即认定当事人的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是以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当事人婚前通过继承、接受赠与及其他合法方式等所取得的财产均应属于个人婚前财产。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子女结婚前，父母为子女购臵房屋的本意是为子女提供居住条件，促成双方早日结婚，此时父母出资目的中并无将出资赠与非子女一方的考虑，故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方才符合父母赠与的本意。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又算谁的

判决：未明确则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案情】倪红、王兵于2000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育一子。婚后，因王兵缺乏家庭责任心等原因，夫妻间争吵频繁，矛盾日深。2002年7月倪红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和好。2004年5月起，因王兵与他人关系暧昧，双方关系再度紧张。2004年8月，倪红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倪红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在王兵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夫妻关系有所改善。2006年11月，倪红夫妇出资28.8万元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其中王兵的父母出资14万元。2009年12月，王兵看到倪红手机中的一条短信后产生猜疑，与倪红发生争吵，并殴打了倪红。倪红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又以“离婚条件尚不成熟”自行撤回起诉。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善，多次发生吵打，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从此双方分居互不往来。2010年8月，倪红第四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双方矛盾激化并已互不往来的事实，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倪红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关于财产问题，涉案房屋系双方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王兵父母出资14万元时的初衷是希望双方能持久、稳定地维系婚姻关系，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双方的赠与。遂判决准予倪红与王兵离婚，子女随倪红生活，王兵按月支付生活费400元，并支付教育费、医疗费用中的50%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房屋归王兵所有，王兵支付倪红房屋价款194750元。

【点评】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应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婚姻法》又承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就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遗嘱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如果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则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的以外，根据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原则规定，都应认定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产权证是谁属于谁

判决：应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案情】沈艳与余建199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近年来，双方产生纠纷并互相指责，沈艳认为余建从1998年后即丧失性功能，而余建则认为沈艳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沈艳诉至法院，要求与余建离婚，并认为登记在余建名下的一套房产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余建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系自己个人财产，沈艳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互相猜忌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为宜，余建支付抚养费。双方争议的房屋经查证系余建的父母以余建的名义贷款购买，产权证登记在余建名下，应视为余建的父母对余建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余建每月给付抚养费、教育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日常生活中，父母赠与子女财物较为常见。如子女已婚，该赠与的财产是赠与者子女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父母遗弃病孩 福利院申请监护权

判决：追究刑事责任撤销其父母的监护权

【案情】葛武、王梅之女葛田于2003年8月因交通事故致右下肢高位截肢，并因多种并发症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其父母放弃对葛田的治疗及抚养，将其遗弃在医院，治疗费均为爱心人士捐助。葛田出院后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照顾至今。现其父母葛武、王梅已被法院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4月，社会福利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葛田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依法指定社会福利院为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撤销葛武、王梅对葛田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社会福利院为葛某的监护人。

【点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仅仅是血缘天性的表现，更是父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葛武和王梅在葛田重伤住院的情况下将其遗弃，已经丧失了为人父母最起码的良知，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这种惩罚既有遗弃子女的刑事制裁，还有剥夺其监护权的民事制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分居未离婚 不尽抚养义务

判决：子女有权主张抚养费

【案情】严妮于2007年10月出生，系李佳与严力的婚生女。2010年5月，李佳与严力因闹矛盾分居。自2010年9月起，严妮随李佳共同生活，其间父亲严力未支付抚养费。2011年10月，女儿严妮诉至法院，要求父亲严力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间的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遂判决严力按照每月550元的标准支付严妮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的抚养费合计7150元。

【点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着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此时的财产状态与夫妻分别财产制或离婚后各自的财产关系相似。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是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的前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子女有权请求支付抚养费。

（人物均系化名）转自：东方法眼网

第四篇：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2012-03-17 23:12:47)转载标签： 婚姻家庭

亲子鉴定

财产分割

感情破裂

子女抚养

情感 ▼

分类： 业务参考

2012年03月07日18:53 来源：江苏法制报

核心提示：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

【编者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三八妇女节前夕，江苏省高院发布2010-2011十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特别关注了《婚姻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全省法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难点，给广大读者以提醒和启发。

结婚未领证 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孙丽接受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1 / 5

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否认儿子亲生 坚决拒绝鉴定

判决：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

【案情】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年1月出生，由韩花与王亚东共同抚养，王亚东在为王寒申报户口登记时载明二人为父子关系。2006年以后，韩花与王亚东产生矛盾不再同居生活。2010年3月，王寒以王亚东不尽抚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其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诉讼过程中，鉴于王亚东矢口否认王寒是其儿子，韩花申请进行亲子鉴定，王亚东坚持拒绝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亚东和韩花在离婚后同居期间生育了王寒，王亚东否认与王寒有亲子关系，但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王亚东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确认王亚东与王寒有父子关系。遂判决王亚东每月给付王某抚养费600元，至王寒独立生活为止。

【点评】亲子关系诉讼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确认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确认关涉家庭的和谐稳定，涉及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至关重要。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如果一方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协议离婚黄了 协议能否生效

判决：事前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

【案情】蔡娟与戴飞于2003年7月登记结婚，双方感情尚可。近两年来，因戴飞怀疑蔡娟与其他异性交往密切，导致夫妻关系不睦。2010年3月，蔡娟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后撤回起诉。此后，夫妻关系未有改善。戴飞因怀疑蔡娟与某男关系密切，而与该男发生争执，并由派出所接警处理，戴飞因此还对蔡娟实施了殴打。2010年7月，蔡娟与戴飞一同前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后因戴飞反悔双方未能办理离婚登记。蔡娟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按照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戴飞对蔡娟不信任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已无和好可能，依法应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蔡娟要求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该协议是以协议离婚为前提，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不能当然作为法院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直接依据。遂判决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财产依法重新分割。

【点评】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并不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生效，而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法院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离婚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家庭暴力伤感情 要求离婚

判决：此为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

【案情】王翠华与金强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金小小。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9年7月起分居至今。2006年5月4日，金强书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王翠华，否则女儿和房产归王翠华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王翠华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其被金强打伤。王翠华以金强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金强离婚，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王翠华提供证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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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证明金强曾多次殴打自己，他们的女儿也对法官表示不喜欢爸爸，原因是爸爸金强经常殴打其和妈妈。诉讼中王翠华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金强存在家庭暴力。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翠华提供的病历、照片、金强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女儿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金强对王翠华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王翠华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因金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双方的共同财产按照7：3的比例分割。王翠华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金强仅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惩罚施暴者、保护受害人是立法和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受到家庭暴力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针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可以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要求施暴者进行损害赔偿，并在财产分割时适当多分。

一方隐匿夫妻财产 怎么办

判决：谁转移财产谁少分

【案情】支玲与杨刚原为夫妻关系。2011年3月，支玲与杨刚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离婚后，支玲发现杨刚在2011年初擅自注册一杨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份有限公司，杨刚的出资额达30万元。支玲遂诉至法院，主张双方在协议离婚时杨刚坚称无任何房产、现金、股权、股票、债权，导致共同财产无法分割，现要求分割杨刚公司股份的7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刚行为明显为隐匿、转移财产，故支玲要求分割杨刚在公司的股份的请求应予支持，由于杨刚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故应少分该项财产。遂判决支玲分得杨刚在公司30万元股份的60%，折价18万元。

【点评】《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买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夫妻一方一旦发现另一方在离婚时存在上述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夫妻另一方也会因其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付出不分或少分财产的代价。

婚前父母赠婚房 属于谁

判决：未明说便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

【案情】1991年初，姚父与季母将共同建造的两上两下楼房及相应附房二间给儿子姚一作为与曹婷的婚房使用。1991年12月，姚一与曹婷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姚甲。1999年11月，涉案房屋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人为姚一。2001年8月，姚一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后曹婷改嫁另住，涉案房屋由姚父与季母居住使用。2011年5月，姚父与季母诉至法院，主张涉案房屋为儿子姚一的遗产，要求与曹婷、姚甲等额分割继承涉案房屋。曹婷、姚甲抗辩主张涉案房屋是在姚一与曹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姚父与季母只能在姚一个人财产范围内进行继承，即只能分割涉案房屋1/4的份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在姚一与曹婷结婚前建成，结婚时作为婚房使用，应当认定是姚父与季母赠与给姚一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影响房屋的权属。遂判决涉案房屋为姚一的遗产，由姚父与季母继承1/2的份额。

【点评】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在子女结婚方面具有的浓厚传统伦理观念，导致子女在婚前或者婚后多会接受父母及其他亲友的赠与，尤其在子女迎娶、出嫁时，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更是倾囊相助。《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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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即认定当事人的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是以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当事人婚前通过继承、接受赠与及其他合法方式等所取得的财产均应属于个人婚前财产。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子女结婚前，父母为子女购置房屋的本意是为子女提供居住条件，促成双方早日结婚，此时父母出资目的中并无将出资赠与非子女一方的考虑，故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方才符合父母赠与的本意。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又算谁的

判决：未明确则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案情】倪红、王兵于2000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育一子。婚后，因王兵缺乏家庭责任心等原因，夫妻间争吵频繁，矛盾日深。2002年7月倪红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和好。2004年5月起，因王兵与他人关系暧昧，双方关系再度紧张。2004年8月，倪红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倪红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在王兵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夫妻关系有所改善。2006年11月，倪红夫妇出资28.8万元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其中王兵的父母出资14万元。2009年12月，王兵看到倪红手机中的一条短信后产生猜疑，与倪红发生争吵，并殴打了倪红。倪红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又以“离婚条件尚不成熟”自行撤回起诉。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善，多次发生吵打，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从此双方分居互不往来。2010年8月，倪红第四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双方矛盾激化并已互不往来的事实，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倪红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关于财产问题，涉案房屋系双方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王兵父母出资14万元时的初衷是希望双方能持久、稳定地维系婚姻关系，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双方的赠与。遂判决准予倪红与王兵离婚，子女随倪红生活，王兵按月支付生活费400元，并支付教育费、医疗费用中的50%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房屋归王兵所有，王兵支付倪红房屋价款194750元。

【点评】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应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婚姻法》又承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就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遗嘱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如果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则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的以外，根据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原则规定，都应认定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产权证是谁属于谁

判决：应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案情】沈艳与余建199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近年来，双方产生纠纷并互相指责，沈艳认为余建从1998年后即丧失性功能，而余建则认为沈艳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沈艳诉至法院，要求与余建离婚，并认为登记在余建名下的一套房产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余建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系自己个人财产，沈艳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互相猜忌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为宜，余建支付抚养费。双方争议的房屋经查证系余建的父母以余建的名义贷款购买，产权证登记在余建名下，应视为余建的父母对余建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余建每月给付抚养费、教育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日常生活中，父母赠与子女财物较为常见。如子女已婚，该赠与的财产是赠与者子女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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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父母遗弃病孩 福利院申请监护权

判决：追究刑事责任撤销其父母的监护权

【案情】葛武、王梅之女葛田于2003年8月因交通事故致右下肢高位截肢，并因多种并发症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其父母放弃对葛田的治疗及抚养，将其遗弃在医院，治疗费均为爱心人士捐助。葛田出院后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照顾至今。现其父母葛武、王梅已被法院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4月，社会福利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葛田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依法指定社会福利院为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撤销葛武、王梅对葛田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社会福利院为葛某的监护人。

【点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仅仅是血缘天性的表现，更是父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葛武和王梅在葛田重伤住院的情况下将其遗弃，已经丧失了为人父母最起码的良知，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这种惩罚既有遗弃子女的刑事制裁，还有剥夺其监护权的民事制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分居未离婚 不尽抚养义务

判决：子女有权主张抚养费

【案情】严妮于2007年10月出生，系李佳与严力的婚生女。2010年5月，李佳与严力因闹矛盾分居。自2010年9月起，严妮随李佳共同生活，其间父亲严力未支付抚养费。2011年10月，女儿严妮诉至法院，要求父亲严力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间的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遂判决严力按照每月550元的标准支付严妮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的抚养费合计7150元。

【点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着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此时的财产状态与夫妻分别财产制或离婚后各自的财产关系相似。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是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的前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子女有权请求支付抚养费。

（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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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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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日前，江苏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6年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情况，并发布了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韩彩菊等六人加入境外诈骗团伙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8日至2014年8月26日期间，蔡秉喨（又名蔡可名，由台湾另案处理）等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设立诈骗窝点组织电信诈骗。后被告人韩彩菊、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李情文至该诈骗窝点担任话务员。在诈骗窝点内，被告人韩彩菊、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李情文伙同组织中的其他人员假冒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相关单位客服人员等身份，通过发送诈骗语音信息诱使被害人拨打诈骗窝点电话等电信技术手段，虚构国家工作人员查案需要查验资金、收取保证金等事实，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实施诈骗。通过上述方式，该诈骗窝点共计骗取人民币2200余万元。其中被告人韩彩菊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2100余万元，被告人宋秀芳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2000余万元，被告人吴勇强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2000余万元，被告人郭东明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700余万元，被告人崔春香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600余万元，被告人李情文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5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昆山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昆刑二初字第00568号刑事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韩彩菊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宋秀芳等五人十年六个月至五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等四人不服，提起上诉。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韩彩菊等六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均属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韩彩菊等人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六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害人陈述、银行汇款记录、诈骗机房账务报表、相关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认笔录等证据均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诉人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参与分工明确的诈骗犯罪组织，四上诉人共同协作参与诈骗共同犯罪，各自应对其参与实施的共同犯罪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原审判决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参与实施诈骗的金额，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归案后的认罪、悔罪表现及被告人吴勇强父母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相关量刑情节，量刑适当。据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苏05刑终393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国内人员加入境外诈骗窝点进行电信诈骗的典型案件。由于我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一些诈骗窝点转移到境外，甚至将拨打诈骗电话、网络平台、转账取现等设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给案件侦破和赃款追缴带来了不少困难。随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境外诈骗窝点的打击力度将持续加强。同时，也提醒广大群众，加大对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税务工作人员等诈骗电话的警惕，遇有此类情形要理性分析，必要时应及时向警方求助。

二、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环境侵权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5年，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造纸公司）连续三年被查获以私设暗管方式向苏北堤河偷排浓度严重超出排放标准的生产废水2600吨。徐州市铜山区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外排废水监测数据显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污染物指标分别超过《纸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2008）12.1倍、2.5倍、1倍。徐州市铜山区环保局曾经于2014年、2015年两次对鸿顺造纸公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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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罚款合计人民币15万元。2015年12月28日，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鸿顺公司将遭受污染的环境恢复原状或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其中修复费用以环境污染损害咨询意见所确定的人民币26.91万元为基准的三至五倍确定。

【裁判结果】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2015）徐环公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鸿顺造纸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共计105.82万元。宣判后，被告鸿顺造纸公司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鸿顺造纸公司排放废水污染环境，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该公司多次以私设暗管的方式偷排，非法排放行为隐蔽，在环保机关查处后依然违法排放，过错程度严重。该公司连续三年被发现私设暗管排放废水，查获的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多，有理由相信该公司实际排放废水量远高于被查获的排放量。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要求以2600吨废水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基准，判决鸿顺造纸公司在该基准的三至五倍承担赔偿责任，系主张鸿顺造纸公司实际偷排废水为查获量的三至五倍。鸿顺造纸公司有能力对该公司废水实际排放量进行举证却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应当认定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所提主张成立。一审法院认定鸿顺造纸公司应当以实际查获偷排量2600吨的四倍计算侵权赔偿费用并无不当。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苏民终1357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来全国法院首批受理、最先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法院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可借鉴经验。本案在审理中高度重视司法公开和公众参与，合议庭由三名审判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于当庭作出宣判；庭审向社会公开并且在新浪网等网络进行了全程视频直播，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社会反响良好。本案的审理体现了环境资源审判专业性特点，法庭邀请专家辅助人就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问题提出专家咨询意见，较好地解决了环境资源案件科学性和公正性衔接问题；科学分配举证责任，确定在公益诉讼人提供证明被告排污量的初步证据后，由偷排污染物的污染者对排放量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明规则，为解决环境侵权案件中原告取证难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初步探索了根据被告主观恶性程度裁量具有一定惩罚因素的修复费用计算方法，对于从源头上遏制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三、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件审理情况】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船舶）系江苏最大国有上市船企。自2014年起，因受航运与船舶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加之企业管理不善，舜天船舶经营陷入困境。2015年，公司股票被处以“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面临退市风险。2015年12月2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作为债权人，以舜天船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现有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舜天船舶进行重整。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南京中院于2016年2月5日裁定受理舜天船舶重整案。针对舜天船舶资产效能低、债务负担重、面临退市风险等多重困难，南京中院经充分研究论证并主持重整参与各方协商后，在江苏国信集团支持下，最终确定了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同步实施的重整方案，通过剥离亏损资产、注入优质资产，同时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把握时机，高效挽救企业。重整方案经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表决，在各表决组均获得超过98%表决权的高票通过。经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与证监会的会商机制，参考证监会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出具的专家咨询意见，南京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舜天船舶重整程序。12月16日，舜天船舶完成了证券监管部门对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行政审批工作。目前，重整计划已基本执行完毕，债权人债务得到全额清偿，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涉及的资本公积金转增及股票划转等有关事项均已完成，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12月28日上午开市起复牌，舜天船舶重整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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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舜天船舶在实施重整过程中同步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开创了我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实践先河，通过首创式同步操作，高效化解了企业危机，成为困境企业反转投资策略的最佳选择，其开拓性和创新性对未来上市国企脱困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通过同步实施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舜天船舶摆脱了退市危机，实现了去产能、调结构的目标，使企业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近86亿元债务均得到100%清偿，创下历年上市公司重整最高债权清偿率。通过提升资产盈利能力，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全案近55.86亿元金融债权得到全额保护，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舜天船舶重整成功，有效维护了3.1万户股东利益，为国家挽回税款2亿元，维护了民生和地方发展。舜天船舶重整案是人民法院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妥善处置僵尸企业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采用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与证监会的会商机制，有效解决上市公司重整中涉及的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的衔接问题，为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本案入选人民法院报评选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四、江苏省消费者协会诉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水务集团）制定的《供用水合同》中约定，用户逾期交纳水费的，除应补足应缴纳的水费外，还应当支付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应缴纳水费数额0.5%计算的违约金。江苏省消费者协会认为，上述规定中违约金比例明显过高，远远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利息的标准，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公平格式条款，不合理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为此，江苏省消费者协会曾多次约谈南京水务集团，但该公司只是将违约金条款以留白的形式进行合同备案，并未按照江苏省消费者协会建议的示范条款进行整改。后江苏省消费者协会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违约金条款无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在详细阅卷、厘清争点后，立即组织双方就违约金条款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南京水务集团提交书面承诺，将原条款修改为 “„„每逾期一日还应支付欠缴水费金额同期同档贷款利率1.3倍的违约金”，并将修改后的条款报工商部门备案。

【裁判结果】

南京水务集团修改涉案条款后，江苏省消费者协会以南京水务集团已对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纠正为由，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苏01民初2034号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江苏省首例针对公共服务行业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城市供水、供电、供气等行业属于具有公益属性的公共事业，同时也属于垄断行业，当出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公平条款时，消费者个人往往难以维权。本案中，江苏省消费者协会代表广大消费者群体针对南京水务集团的不合理违约金条款提起民事诉讼，经过法院的组织协调，案件得以圆满处理，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促进了相关行业收费标准的规范化。本案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施行后的一次实践探索，对类案的处理和纠纷的解决具有引导示范意义。

五、顾某诉教育局重新划分施教区案 【基本案情】

顾某出生于2008年10月13日，户籍地为南京市建邺区某住宅小区，系应于2015年9月入学的适龄儿童。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局于2015年3月1日委托辖区内各小学对2015年入学的适龄儿童数量进行调查摸底；于同年5月20日召开建邺区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公众参与研讨会，由参会代表对《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意见征求稿》提出建议；于同年5月21日召开建邺区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专家论证会，由参会代表对上述文件提出建议；于同年5月25日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于同年5月26日作出《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在附件中对2015年建邺区公办小学招生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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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及施教区进行了规定，并于当日将该办法及附件上网公示。根据上述办法，顾某户籍所在地属于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学施教区范围。顾某对施教区划分的行政行为不服，于2015年6月1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建邺区教育局的施教区划分行为，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施教区划分行政行为。

【裁判结果】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建少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驳回顾某的诉讼请求。顾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建邺区教育局委托辖区内各小学对适龄儿童数量进行调查摸底后，根据建邺区学校分布及适龄儿童数量、分布状况划分施教区，分别召开公众参与研讨会以及专家论证会，对本小学入学方案征求意见，并在作出《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后，将该办法及附件上网公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虽确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会造成部分适龄儿童未能被安排至离家最近的学校入学，但由于建邺区目前教育资源不均衡、适龄儿童及学校分布不均匀、街区形状不规则，因此“就近入学”本身并不意味着直线距离最近入学。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虽未能完全满足上诉人的利益诉求，但其在尽可能满足个体利益的前提下，综合考量社会整体现状，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与个体利益的维护，符合行政权行使的基本价值取向。被诉行政行为对施教区的划分符合建邺区教育现状，符合义务教育全员接纳、教育公平、就近入学原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明显不当”情形。但同时，法院认为，被诉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尚有提升空间，被上诉人应尽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区划分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苏01行终13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顾某诉教育局重新划分施教区案入选人民法院报评选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南京法院2016十大典型案件。本案所涉划分施教区问题，因关系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案在裁判中正确把握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提出“就近入学”不等于直线距离最近入学，而应综合考虑学校分布以及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广泛听取意见”的“广泛”不一定及于每个相对人，行政机关有一定裁量空间。因此，本案中行政机关的行为并不构成明显不当，法院依法不应予以撤销。但同时，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合理性存在瑕疵的行政行为的积极作为，文书说理中直接指出：“被诉行政行为虽具有合法性，且不构成明显不当，但其合理性仍存在提升空间，行政机关应尽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区划分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从而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教育热点问题的关切，推动了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教育资源分配问题的再思考。

六、张爱民等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破坏环境资源案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被告人张爱民、李楠、王杰、王学义等十五人利用张爱民设立的“苏州鹰隼交流群”、王学义设立的“西北鹰猎群”以及“西安鹰猎群”、“宠物石猴买卖交流群”等腾讯QQ、微信网络交流平台相互结识，并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转账等支付方式，采取长途客运车辆快递运输等手段将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予以出售或非法收购，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金雕、猎隼、游隼、雀鹰、猕猴、网纹蟒等。

【裁判结果】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较高的生态、经济和科研价值。保护、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过度狩猎、栖息地丧失、黑市交易等，野生动物的灭绝速率呈逐步上升趋势。案涉金雕、猎隼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本身属于生物链顶端的物种，且繁殖率低、数量稀少，极易受环境影响，如再乱捕滥猎、非法交易，更易使其濒临灭绝，导致生物链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进而破坏整个生态环境，因此更需刑事司法保护。行为人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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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使未予以出售获利而是自行饲养，或者在非法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过程中没有获利，但其行为均侵害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应以犯罪论处。

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苏0302刑初18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爱民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李楠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被告人王杰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对其他被告人亦处以相应刑罚。

一审宣判后，十五名被告人均未在法定上诉期间内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迄今查获的全国最大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涉及10个省级行政区23个地市。当前，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法分子愈发热衷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非法收藏、贩卖与食用，同时，网络平台和物流业的发展无形中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野生动物走私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毒品、军火的非法贸易，严重威胁到自然生态平衡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已刻不容缓。本案的审理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今日说法》、《新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全国30余家媒体报道，不仅有效提高了民众的法治意识和环保意识，更彰显了我国坚决打击有关野生动物类犯罪、致力于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国家生态稳定与安全的态度和决心。本案入选人民法院报评选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七、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诉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屠荣灵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花卫厨公司）成立于1994年，营业范围包括热水器、燃气灶、吸油烟机等的生产、销售。

被告屠荣灵曾于2005年5月10日出资设立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8年6月18日及7月29日，樱花卫厨公司以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其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分别提起诉讼。两案均经过一、二审，最终认定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定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字号、赔偿损失等。

2009年5月8日，被告屠荣灵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樱花公司），2009年6月29日成立苏州樱花中山分公司，负责人屠荣灵；2011年6月2日，屠荣灵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其中屠荣灵均占股90%。

2009年12月7日，被告余良成与被告屠荣灵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樱花山水净化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后该公司2012年10月被核准注销。2011年12月1日，被告余良成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其中余良成占股90%。

被告屠荣灵、余良成成立的上述公司均从事厨房电器、燃气用具等与樱花卫厨公司相近的业务，不规范使用其注册商标，使用与樱花卫厨公司相近似的广告宣传语，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裁判结果】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苏州樱花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被告中山樱花卫厨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上述公司均应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同时认为，原告樱花卫厨公司的现有举证并不能证明被告屠荣灵、余良成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滥用各自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进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苏州樱花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以和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仅为屠荣灵、余良成实施涉案侵权行为载体的事实依据不足。据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苏州樱花公司停止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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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20万元；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停止侵害商标权的行为，赔偿损失30万元；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停止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50万元；上述公司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一审判决后，樱花卫厨公司、苏州樱花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均提起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苏州樱花公司等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屠荣灵作为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经有过侵犯樱花卫厨公司知识产权的历史，在法院判决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屠荣灵又相继成立了苏州樱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其主观恶意明显。余良成作为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明知樱花卫厨公司的“樱花”系列注册商标及与其自身注册商标的区别。苏州樱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成立至今系以侵权经营为主业，屠荣灵与余良成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综合上述分析，足以认定屠荣灵与余良成在明知樱花卫厨公司“樱花”系列注册商标及商誉的情况下，通过控制上述公司实施侵权行为，其个人对全案侵权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与上述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对上述公司所实施的涉案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8日作出（2015）苏知民终字第00179号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苏州樱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有限公司、中山樱花卫厨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将“樱花”作为其企业字号；停止侵害樱花卫厨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屠荣灵、余良成与上述公司连带赔偿樱花卫厨公司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用）20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纠纷，屠荣灵在前案判决后，陆续成立新的公司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公司成为其实施侵权行为的工具和载体。本案二审判决在判定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有限公司、中山樱花卫厨有限公司等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停止使用“樱花”字号等的同时，结合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主观恶意、公司股东构成及公司的侵权行为，最终认定屠荣灵、余良成与上述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判令屠荣灵、余良成对公司的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判决，充分体现了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加大惩治力度的司法裁判引导作用，对于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具有典型意义。

八、程春颖诉张涛、人保南京分公司网络约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张涛为其所有的苏AT9M32号轿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保险金额为100万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均自2015年3月28日起至2016年3月27日止。苏AT9M32号轿车行驶证上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保单上载明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

2015年7月28日，张涛通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订单一份，遂根据订单驾驶苏AT9M32号轿车搭载网约车乘客，行驶至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右转弯过程中，遇原告程春颖驾驶电动自行车直行通过该路口发生碰撞，致程春颖构成伤残、车辆损坏，张涛负事故全部责任。后程春颖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张涛、人保南京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评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险费。保险合同订立后，如果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超过了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事故发生的合理预估，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对保险人显失公平。基于此，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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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车辆保险领域中，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将其分为家庭自用和营运车辆两种，并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相较于家庭自用车辆，营运车辆的运行里程多，使用频率高，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大，故营运车辆的保费接近家庭自用的两倍。本案中，张涛将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用于网约车营运活动，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其依法应当及时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因张涛未履行通知义务，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苏0115民初5756号民事判决：原告程春颖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各项损失合计279236.34元，由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0000元，由被告张涛赔偿159236.34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网约车满足了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但由于尚处起步阶段，相关配套制度并未健全，网约车参与人的权利义务缺乏清晰界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本案中，人民法院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积极探索纠纷解决方案，对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进行区分处理，并认定由于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网约车载客活动增加了车辆的风险，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未通知的，因载客活动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该裁判规则基于对各方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体现了对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贯彻，对于规范网约车保险行为、促进网约车行业和保险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九、全朝晖、韦军等九人贩卖、运输毒品、非法持有枪支案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15日，被告人全朝晖和被告人韦军电话联系贩卖毒品事宜后，全朝晖指使被告人方刚桥及陈新华（另案处理）驾车携带毒品从广州市出发赴宁与韦军进行毒品交易。抵宁后，方刚桥将约5千克冰毒和469颗麻古交予韦军。韦军指使被告人朱靳将上述毒品向陈兵（另案处理）及被告人杨联合、陈雪、刘金城等人贩卖后，又指使朱靳先后向全朝晖提供的银行账户汇付毒资共计人民币66万元。

2013年8月3日，全朝晖与韦军再次商议贩毒事宜后，全朝晖与方刚桥、陈新华一同驾车携带毒品从广州市出发赴宁，途径江西抚州时，全朝晖下车留宿抚州，并安排方、陈二人继续驾车来宁。8月4日，方、陈二人抵宁后将毒品交给受韦军指使前来取货的朱靳，后朱靳携带毒品至其暂住处附近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当场查获毒品甲基苯丙胺5988.25克、氯胺酮823.36克，甲基苯丙胺含量均在85%以上。侦查人员从朱靳暂住处另查获海洛因1.577克、氯胺酮38.948克，并查获韦军于2013年6月以来藏匿于该暂住处的手枪2支、猎枪1支、子弹11发，经鉴定，上述枪支均具有致伤力。当日，韦军在其住处小区内被公安机关抓获。8月5日，全朝晖在江西省抚州市环城南路附近被公安机关抓获。

本案中，韦军以贩卖为目的共向全朝晖购买甲基苯丙胺约10988.25克、麻古469颗、氯胺酮823.36克。其中，韦军指使朱靳向陈兵贩卖甲基苯丙胺约500克、麻古200颗；韦军指使朱靳四次共计向杨联合贩卖甲基苯丙胺1027克、麻古200颗，杨联合向白云容（案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约6克；韦军指使朱靳四次向陈雪贩卖甲基苯丙胺925克，陈雪将其中约50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被告人王毓彬，王毓彬向羊磊（另案处理）贩卖甲基苯丙胺约12克并被公安机关抓获；韦军指使朱靳三次向刘金城贩卖甲基苯丙胺1250克，刘金城将其中50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被告人杨国华。

【裁判结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全朝晖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韦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方刚桥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朱靳、杨联合、陈雪、刘金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杨国华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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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王毓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九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全朝晖、杨国华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向他人贩卖、运输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上诉人方刚桥明知是毒品而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上诉人韦军、朱靳、杨联合、陈雪、刘金城、王毓彬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向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上诉人韦军、朱靳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上诉人韦军、朱靳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全朝晖指使方刚桥运输毒品，韦军指使朱靳向他人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枪支，均系共同犯罪。方刚桥、韦军、刘金城、王毓彬、杨国华均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刘金城、王毓彬曾分别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贩卖毒品罪，杨国华曾因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判，又犯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均系毒品再犯，依法应从重处罚。朱靳、杨联合、王毓彬归案后对部分事实如实供述，均构成坦白，均可从轻处罚。原审判决对九名上诉人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苏刑一终字第000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省毒品犯罪持续高发蔓延，案件数量急剧增长，毒品犯罪态势极为严峻。与此同时，毒品犯罪日趋隐蔽化、集团化、智能化，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不断提高反侦察意识和措施，给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和审理提出了很多难题。本案中，被告人全朝晖、韦军在涉案毒品犯罪团伙中分别处于第一、二层级，二人均是零口供，且涉案毒品交易方式多采取安排马仔取货、存货、送货，从而实现二人与毒品的“人货分离”，因此，如何通过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客观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对于定案十分关键。经法院审理查明，虽然被告人全朝晖、韦军对于犯罪事实均不供认，但是通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手机通话资料、声纹鉴定、银行转账记录、记账本等一系列客观证据形成的锁链，足以锁定二人的犯罪事实。本案涉案毒品数量大、层级多、分工明确，在南京地区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贩毒脉络，且显现出“枪毒合一”的特征，社会危害性极大，最终判处两名被告人死刑、六名被告人死缓、一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对于严厉打击和预防毒品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十、如皋市金属冷拉型材有限公司诉如城街道办事处、如城街道宏坝居委会等房屋拆除行政强制案 【基本案情】

2003年9月18日，如皋市金属冷拉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冷拉型材公司）与如城街道宏坝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宏坝居委会）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土地租赁期限自2003年10月起算至2021年10月止。2011年8月20日，冷拉型材公司的房屋被强制拆除。冷拉型材公司主张，涉案房屋系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如城街道办事处共同拆除，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三被告共同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宏坝居委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裁判结果】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通中行初字第00073号行政判决，确认如城街道办事处拆除冷拉型材公司房屋的行为违法，驳回冷拉型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冷拉型材公司、如城街道办事处、宏坝居委会均提起上诉。冷拉型材公司主张涉案房屋系三被告共同拆除；如城街道办事处主张其未拆除涉案房屋；宏坝居委会主张涉案房屋系由其拆除而非如城街道办事处拆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本案一审庭审中，冷拉型材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证明，房屋拆除现场有如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房屋拆除视频资料证明，房屋拆除现场有多名如城街道办事处的城管人员；冷拉型材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亦主张，钱德圣（案外人）曾经受如城街道办事处某领导的指派参与强拆前后与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的谈判。据此，冷拉型材公司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在如城街道办事处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如城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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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强拆房屋正确。同时，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强制拆除其房屋，故冷拉型材公司主张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强制拆除其房屋无事实依据。第三人宏坝居委会并无赔偿能力，且与涉案土地开发无关，其主张涉案房屋系其组织人员拆除不符合常理，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由于涉案房屋被强拆前未给予冷拉型材公司补偿安置，如城街道办事处亦未提供强拆涉案房屋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如城街道办事处拆除涉案房屋行为违法并无不当。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苏行终38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拆除房屋均应依法拆除。实践中，在难以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违法强拆的情况时有发生。行政机关拆除房屋时，往往并不通知所有权人到达现场，导致权利人在行政诉讼中对于确定强拆主体的举证发生困难。本案裁判明确，在房屋所有权人提供了行政机关实施强拆的初步证据，而行政机关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推定权利人关于强拆主体的主张成立，避免出现权利人房屋被拆除后行政机关推诿承担责任的局面。该裁判标准对于规范行政机关依法强拆行为、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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