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发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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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滨海县人民法院发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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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海门市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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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市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2月9日，海门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杨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杨某等人以介绍工作等为由，将被害人孙某等4人骗至海门市海门街道某居住小区，胁迫加入传销组织。期间杨某等16被告人对4被害人实施拘禁，并采取恐吓、威胁、体罚、殴打等行为。被害人孙某、贺某在被拘禁期间被迫以每套2800元的价格购买了被告人指定的所谓产品。11月19日，被害人贺某寻机跳楼逃跑受伤，各被害人才被公安机关解救。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海门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应予支持。遂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拘禁罪对杨某等16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判处赔偿被害人贺某经济损失。一审宣判后，杨某等16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由非法传销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作案团伙成员均为外来人员，他们以出租房作为犯罪地点，通过非法拘禁等方式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强迫被害人加入传销组织。本案被害人之一为了逃脱，跳楼导致轻伤一级。此类案件不仅给被害人身心造成极大伤害，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予严厉打击。本案审判，针对日渐兴起的传销型非法拘禁案予以重拳出击，既惩处了被告人，打击了传销活动，维护了正常社会秩序，又切实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警醒了更多有可能误入“快速发家致富陷阱”的人。
合议庭组成人员：陆卫东项晓伟张祖平
二、张某等5被告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初某日，被告人张某经与被告人吴某合谋，由被告人吴某现场指挥辽大金渔25036船和25037船在禁渔期进行捕捞作业。后被告人张某、吴某召集被告人韩某、衣某、王某等人驾驶辽大金渔25036船和25037船出海作业，并于6月至7月间先后在福建、江苏海域进行捕捞，捕得鳀鱼、鮐鱼17077箱（重量244534.1公斤），均出售于福建收鲜船，被告人张某得款人民币34多万元。7月22日，辽大金渔25036船在江苏海域非法捕捞时被海警机关抓获，查获捕捞所得鳀鱼410箱（重量5870.9公斤），案件告破。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吴某、韩某、衣某、王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张某等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应予支持。遂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张某等5被告人分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0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并没收非法所得34万多元。一审宣判后，张某等5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被告人在禁渔期内累计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数量达到25万多公斤，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规定的入刑标准。本案是我国2016年8月1日新涉海司法解释发布后，江苏海警破获的省内首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非法捕捞海洋水产品，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破坏了国家对水产资源的管理制度，危害了海洋水产资源的持续发展。本案通过依法惩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起到了震慑犯罪、警示他人的效果，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
独任审理：单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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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某与海门某开发服务中心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2日，原告黄某与被告海门某开发服务中心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约定被告将其开发的某小区第30幢1002号房屋出售给原告，层高为2.8米等。被告于同日向原告交付了房屋。原告以案涉房屋阳台层高仅2.4米，不符合约定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元并赔偿原告装修损失35000元。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交付的房屋阳台层高经测量为2.52米，不符合合同约定的2.8米标准，被告已构成违约。《住宅设计规范》未对阳台的净高作出明确规定，但案涉房屋阳台净高已达房屋主要功能区卧室、起居室（厅）净高（2.4米）要求，符合国家标准，不影响阳台功能的正常使用，被告的违约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在双方未对局部降低层高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案涉房屋的现状是否影响实际使用、实际净高是否符合设计规范、出卖方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或者过失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判决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000元，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出卖人交付房屋阳台的层高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案涉房屋阳台层高已达到《住宅设计规范》规定标准，房屋能正常使用，故出卖人的违约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买受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仅可主张违约金赔偿。违约金的数额可根据房屋的整体建筑面积、价格以及违约建筑的面积、层高、净高、功能性等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综合考量。本案裁判结果也提醒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双方，购房人在购房时对于层高有特殊要求的，应当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房屋的层高并不完全一致的，出卖人亦应在合同中予以披露。
合议庭组成人员：杜开宇孙建玉黄芬
四、原告何某等人与被告保险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保洁中心为曹某等清洁工在保险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又约定：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保险期间，曹某在自家宅后休息时跌倒在田边并当场死亡。保洁中心随即通知保险公司，该公司未出险且拒绝理赔。曹某法定继承人何某等人遂诉讼来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6万元。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曹某因意外伤害死亡有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事故证明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等证据证明，能够证明死亡系因遭受意外伤害所致，且其证明力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保洁中心在曹某死亡后立即报险，保险公司如认为是非意外伤害死亡应当及时提出异议并有权要求进行尸检，但其并未及时提出。现曹某遗体已经火化，通过尸检确定其死亡原因的条件已丧失，此应归咎于保险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应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遂判决被告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6万元。
【典型意义】
保险公司在接到投保人报险后，如对被保险人是否属于意外伤害致死有异议，应负有通知家属保全尸体以备尸检的义务，以便进一步查明死因。现保险公司既未出险查勘，也未通知家属保全尸体。至本案诉讼时，曹某尸体早已火化，导致死因无法查明的责任在于保险公司，故其需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并按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给付保险金。本案裁判结果对于警示保险公司如何正确理赔意外伤害保险具有典型意义。
独任审理：孙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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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蔡某与工行包场支行借记卡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5年7月，蔡某在工商银行包场支行办理了牡丹灵通卡，并预留其使用的手机号码。2013年12月下旬，有人联系蔡某，称可以办理高透支额度信用卡。蔡某据对方要求，往牡丹灵通卡上存入20万元，并将牡丹灵通卡、身份证、驾驶证、户口本的扫描件发送对方邮箱，还将预留在支行的电话号码修改为对方的电话号码。2015年1月3日、4日，蔡某牡丹灵通卡上的存款通过第三方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平台分别被转出49989元、49979元。1月4日中午，蔡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银行卡上存款被盗走99968元。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但至今未果。蔡某认为其办卡后妥善保管，未经其操作，卡上存款两次被转走共计99968元。工行包场支行应当赔偿其存款损失99968元，并应赔偿存款的利息损失。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储蓄存款合同虽约定蔡某凭借预设密码进行支付，但当前银行卡存款支取有很多渠道，不能排除存款人通过网络、电话等其他方式支取、使用存款。蔡某系被他人骗取相关个人信息，他人利用其信息在支付宝开立账户并绑定本案所涉借记卡，通过网上消费将卡内资金盗走。蔡某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具备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但其将银行卡预留电话号码修改为他人电话号码，导致他人能够接受支付宝验证码而完成支付宝平台上的开户行为，是其资金被盗的直接原因。工行包场支行按支付宝付款指示进行付款，其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相关交易规则，其在蔡某存款被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以及违约行为，蔡某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原告蔡某的诉讼请求。蔡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在网络支付、交易平台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由于银行卡存款的支取渠道日益增多，储蓄存款合同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就显得更加重要。无论合同中有无明确约定，存款人均需保证个人存款信息不被他人利用。因存款人自己将信息透露给第三人而导致的存款损失，需自己承担责任。本案裁判结果对于警示广大社会公众保护自己的银行交易信息具有典型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黄新江沈健陆建英
六、施某等67名村民诉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被告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船舶生产制造企业，其制造项目环评文件取得江苏省环保厅审批同意，但项目需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居住于被告厂区北侧，被告分段工区距原告较近，生产过程中所排放噪声、粉尘等对原告正常生活有影响。原告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信访。经环保部门监测，被告北侧厂界白昼噪声值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限值标准。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存在噪声、粉尘污染的环境侵权事实。鉴于被告能够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或减少噪声、粉尘，并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可以给予被告六个月的整改期限。遂作出判决：
1、被告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采取整改措施，使其厂区北侧分段工区生产作业中产生的噪声、粉尘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以法定的环保监测数据为准）；
2、逾期不能达标，被告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停止分段工区的生产作业，排除噪声、粉尘对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的侵害。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为船舶生产制造企业，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噪声、粉尘等环境问题，影响周边居民的环境利益。企业经营生产权益与周边居民环境利益存在冲突。当这两种利益冲突时，法院应当优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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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虑居民的居住环境利益。法院同时也兼顾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判决给予被告六个月的自行整改期限，使企业有机会通过降噪、降尘改造后做到达标生产。判决还确定，被告在整改期内未能达标的，则停止生产。该案的审理和裁判，对于如何衡平被侵权人和污染者双方利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陈冲俞永平姜妮妮
七、戴某、蔡某诉如东县栟茶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基本案情】
戴某、蔡某与徐某系东西邻居，两家住房之间有南北通道。2013年9月23日，徐某在通道一侧其使用的土地上建造围墙、车库，戴某、蔡某进行阻止，并向被告举报徐某的违法建设行为。被告于当日向徐某送达停工（核查）通知书，责令徐某停止建设行为。徐某收到通知后，没有停止施工，直至将围墙、车库建造完工。后戴某、蔡某多次向有关部门及领导信访举报徐某违法搭建车库和围墙行为，均未得到处理。戴某、蔡某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期间，被告于2016年3月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徐某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案涉违法建筑。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未对戴某、蔡某的投诉作出处理，未对徐某的违法建设行为作出处理决定。直至戴某、蔡某提起本案诉讼后，被告才对徐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遂判决确认被告如东县栟茶镇人民政府拖延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第三人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乡镇政府对乡、村庄规划区内违法建设行为，负有查处的法定职责。原告作为权利受侵害人，有权要求镇政府履行职责，镇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原告向有关部门多次投诉举报并上访，激化了矛盾。虽然镇政府在行政诉讼期间作出了处罚决定，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故被法院贴上了程序违法的标签。法定职责必须为，本案对乡镇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俞秋萍姜妮妮施慕娟
八、徐某诉如东县公安局等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8日15时许，徐某到如东县政府1号门以解决其医疗纠纷为由要见政府领导，值班保安等告知其先到信访局登记预约。但徐某不听，数次欲强行闯入被劝阻。接着，徐某先后拦车、进行手机录像、强行挤门等，均被制止。期间徐某以保安拳击其腰致腰疼为由长时间躺在1号门前道路上。后徐某起身又至县政府2号门欲闯入被制止后，躺在2号门前道路上，直至当日20时11分许被120车带离现场。如东县公安局以徐某扰乱单位秩序为由作为治安案件受理，在履行法定程序后，作出给予徐某行政拘留九日的处罚。徐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南通市公安局经复议予以维持。徐某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认为，徐某以要见政府领导以处理其医疗纠纷为由，长时间滞留县政府大门口，并拦截过往车辆、强行闯入县政府，且不听劝阻长时间躺在县政府门口的通道上，其行为已扰乱了政府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依法应予以行政处罚。徐某在六个月内曾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的从重处罚的情形。如东县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南通市公安局经复议作出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遂判决：驳回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
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南通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医患纠纷应通过协商调解或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患者跑到政府办公场所闹访显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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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非理智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影响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近年来，不少医疗纠纷的患者通过非法上访扰乱政府机关办公秩序以期扩大事态给医院施压，这不仅加剧了医患矛盾，还带来了负面影响，这种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重者还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合议庭组成人员：俞秋萍陈立新姜妮妮
九、李某诉蒋某、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经案外人陆某介绍，与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形成用工关系，自2013年11月起至2015年1月止在南京地铁三号线车站公共区装修工程的工地上从事装饰装修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原告在工作期间只是领取了部分生活费，工资报酬未结算。2015年2月17日，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的工程负责人蒋某在原告多次讨要下，仅给付了原告部分工资款，并经结算，余款39400元，由被告蒋某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人民币39400元，2015年3月30日前付清。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工程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所承包，被告蒋某作为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工程负责人，经结算后出具给原告《欠条》的行为系代表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务代理行为，故原告李某主张的工资款，应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给付。原告与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用工关系的事实，被告明确认可，原告也不持异议。原告主张的仅是经结算后尚欠的工资款报酬，不涉及其他的劳动争议，且双方已对原告的工资进行了结算，被告并以书面形式承诺应付工资的金额和具体时间，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被告要求根据劳动法规定应仲裁前置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于法不符。据此，判决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李某劳动报酬人民币39400元。
【典型意义】
用工方与农民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实际进行用工的情况甚多。如按照劳动争议案件对待，须先行仲裁程序，再进入诉讼程序的话，农民工追索工资的难度就加大了。对持欠条主张劳动报酬，且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等争议，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这对保护农民工依法追索劳动报酬，切实解决恶意欠薪问题具有示范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陈伟张丽丽马培松
十、某贷款公司与黄某、夏某等规避执行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8日，黄某向某贷款公司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夏某等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年7月31日，案外人曹某明知夏某有4000多万债务，仍与夏某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夏某将持有的432万元亚正公司股权，等价转让给受让方曹某；曹某于次日前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夏某将股权转让款。8月2日，亚正公司将股东由曹亚刚、夏某变更为曹亚刚、曹某。曹某成为亚正公司股东后，即以亚正公司享有的对夏某女婿经营的恒能公司的债权330万元、为夏某代偿给恒能公司的150万元债务抵作曹某应付的股份转让款。
2012年8月14日某贷款公司起诉黄某、夏某归还借款。2014年12月4日，海门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黄某归还某贷款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夏某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执行过程中，某贷款公司要求确认被执行人夏某转让股权给案外人曹某的行为无效或依法撤销该转让协议。
【裁判结果】
曹某明知夏某外债严重，仍与夏某协商，以亚正公司享有的对夏某女婿经营的恒能公司的债权330万元、为夏某代偿给恒能公司的150万元债务抵作曹某应付的股份转让款，严重损害了包括申请执行人某贷款公司在内的其他债权的人的利益，且与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不符，具有明显恶意串通的情形。亚正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曹某以公司资产抵偿其个人债务，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代表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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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义务。其行为符合规避执行行为的情形。海门市人民法院遂作出裁定：被执行人夏某与案外人曹某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典型意义】
本案中“转让”股权是一起较为典型的规避执行行为。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规避执行为可以立案审查，经审查符合相关法律行为无效或应予撤销的，可裁定确认该行为无效或撤销该行为。本案依据前述规定依法裁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将对类似规避执行行为起到震慑作用，树立法律权威，促进社会诚信。
合议庭组成人员：陈伟陈东万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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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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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日前，江苏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6年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情况，并发布了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韩彩菊等六人加入境外诈骗团伙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8日至2014年8月26日期间，蔡秉喨（又名蔡可名，由台湾另案处理）等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设立诈骗窝点组织电信诈骗。后被告人韩彩菊、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李情文至该诈骗窝点担任话务员。在诈骗窝点内，被告人韩彩菊、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李情文伙同组织中的其他人员假冒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相关单位客服人员等身份，通过发送诈骗语音信息诱使被害人拨打诈骗窝点电话等电信技术手段，虚构国家工作人员查案需要查验资金、收取保证金等事实，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实施诈骗。通过上述方式，该诈骗窝点共计骗取人民币2200余万元。其中被告人韩彩菊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2100余万元，被告人宋秀芳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2000余万元，被告人吴勇强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2000余万元，被告人郭东明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700余万元，被告人崔春香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600余万元，被告人李情文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5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昆山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昆刑二初字第00568号刑事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韩彩菊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宋秀芳等五人十年六个月至五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等四人不服，提起上诉。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韩彩菊等六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均属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韩彩菊等人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六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害人陈述、银行汇款记录、诈骗机房账务报表、相关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认笔录等证据均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诉人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参与分工明确的诈骗犯罪组织，四上诉人共同协作参与诈骗共同犯罪，各自应对其参与实施的共同犯罪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原审判决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参与实施诈骗的金额，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归案后的认罪、悔罪表现及被告人吴勇强父母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相关量刑情节，量刑适当。据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苏05刑终393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国内人员加入境外诈骗窝点进行电信诈骗的典型案件。由于我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一些诈骗窝点转移到境外，甚至将拨打诈骗电话、网络平台、转账取现等设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给案件侦破和赃款追缴带来了不少困难。随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境外诈骗窝点的打击力度将持续加强。同时，也提醒广大群众，加大对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税务工作人员等诈骗电话的警惕，遇有此类情形要理性分析，必要时应及时向警方求助。
二、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环境侵权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5年，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造纸公司）连续三年被查获以私设暗管方式向苏北堤河偷排浓度严重超出排放标准的生产废水2600吨。徐州市铜山区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外排废水监测数据显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污染物指标分别超过《纸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2008）12.1倍、2.5倍、1倍。徐州市铜山区环保局曾经于2014年、2015年两次对鸿顺造纸公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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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罚款合计人民币15万元。2015年12月28日，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鸿顺公司将遭受污染的环境恢复原状或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其中修复费用以环境污染损害咨询意见所确定的人民币26.91万元为基准的三至五倍确定。
【裁判结果】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2015）徐环公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鸿顺造纸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共计105.82万元。宣判后，被告鸿顺造纸公司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鸿顺造纸公司排放废水污染环境，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该公司多次以私设暗管的方式偷排，非法排放行为隐蔽，在环保机关查处后依然违法排放，过错程度严重。该公司连续三年被发现私设暗管排放废水，查获的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多，有理由相信该公司实际排放废水量远高于被查获的排放量。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要求以2600吨废水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基准，判决鸿顺造纸公司在该基准的三至五倍承担赔偿责任，系主张鸿顺造纸公司实际偷排废水为查获量的三至五倍。鸿顺造纸公司有能力对该公司废水实际排放量进行举证却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应当认定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所提主张成立。一审法院认定鸿顺造纸公司应当以实际查获偷排量2600吨的四倍计算侵权赔偿费用并无不当。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苏民终1357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来全国法院首批受理、最先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法院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可借鉴经验。本案在审理中高度重视司法公开和公众参与，合议庭由三名审判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于当庭作出宣判；庭审向社会公开并且在新浪网等网络进行了全程视频直播，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社会反响良好。本案的审理体现了环境资源审判专业性特点，法庭邀请专家辅助人就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问题提出专家咨询意见，较好地解决了环境资源案件科学性和公正性衔接问题；科学分配举证责任，确定在公益诉讼人提供证明被告排污量的初步证据后，由偷排污染物的污染者对排放量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明规则，为解决环境侵权案件中原告取证难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初步探索了根据被告主观恶性程度裁量具有一定惩罚因素的修复费用计算方法，对于从源头上遏制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三、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件审理情况】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船舶）系江苏最大国有上市船企。自2014年起，因受航运与船舶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加之企业管理不善，舜天船舶经营陷入困境。2015年，公司股票被处以“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面临退市风险。2015年12月2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作为债权人，以舜天船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现有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舜天船舶进行重整。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南京中院于2016年2月5日裁定受理舜天船舶重整案。针对舜天船舶资产效能低、债务负担重、面临退市风险等多重困难，南京中院经充分研究论证并主持重整参与各方协商后，在江苏国信集团支持下，最终确定了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同步实施的重整方案，通过剥离亏损资产、注入优质资产，同时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把握时机，高效挽救企业。重整方案经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表决，在各表决组均获得超过98%表决权的高票通过。经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与证监会的会商机制，参考证监会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出具的专家咨询意见，南京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舜天船舶重整程序。12月16日，舜天船舶完成了证券监管部门对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行政审批工作。目前，重整计划已基本执行完毕，债权人债务得到全额清偿，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涉及的资本公积金转增及股票划转等有关事项均已完成，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12月28日上午开市起复牌，舜天船舶重整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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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舜天船舶在实施重整过程中同步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开创了我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实践先河，通过首创式同步操作，高效化解了企业危机，成为困境企业反转投资策略的最佳选择，其开拓性和创新性对未来上市国企脱困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通过同步实施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舜天船舶摆脱了退市危机，实现了去产能、调结构的目标，使企业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近86亿元债务均得到100%清偿，创下历年上市公司重整最高债权清偿率。通过提升资产盈利能力，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全案近55.86亿元金融债权得到全额保护，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舜天船舶重整成功，有效维护了3.1万户股东利益，为国家挽回税款2亿元，维护了民生和地方发展。舜天船舶重整案是人民法院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妥善处置僵尸企业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采用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与证监会的会商机制，有效解决上市公司重整中涉及的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的衔接问题，为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本案入选人民法院报评选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四、江苏省消费者协会诉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水务集团）制定的《供用水合同》中约定，用户逾期交纳水费的，除应补足应缴纳的水费外，还应当支付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应缴纳水费数额0.5%计算的违约金。江苏省消费者协会认为，上述规定中违约金比例明显过高，远远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利息的标准，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公平格式条款，不合理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为此，江苏省消费者协会曾多次约谈南京水务集团，但该公司只是将违约金条款以留白的形式进行合同备案，并未按照江苏省消费者协会建议的示范条款进行整改。后江苏省消费者协会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违约金条款无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在详细阅卷、厘清争点后，立即组织双方就违约金条款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南京水务集团提交书面承诺，将原条款修改为 “„„每逾期一日还应支付欠缴水费金额同期同档贷款利率1.3倍的违约金”，并将修改后的条款报工商部门备案。
【裁判结果】
南京水务集团修改涉案条款后，江苏省消费者协会以南京水务集团已对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纠正为由，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苏01民初2034号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江苏省首例针对公共服务行业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城市供水、供电、供气等行业属于具有公益属性的公共事业，同时也属于垄断行业，当出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公平条款时，消费者个人往往难以维权。本案中，江苏省消费者协会代表广大消费者群体针对南京水务集团的不合理违约金条款提起民事诉讼，经过法院的组织协调，案件得以圆满处理，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促进了相关行业收费标准的规范化。本案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施行后的一次实践探索，对类案的处理和纠纷的解决具有引导示范意义。
五、顾某诉教育局重新划分施教区案 【基本案情】
顾某出生于2008年10月13日，户籍地为南京市建邺区某住宅小区，系应于2015年9月入学的适龄儿童。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局于2015年3月1日委托辖区内各小学对2015年入学的适龄儿童数量进行调查摸底；于同年5月20日召开建邺区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公众参与研讨会，由参会代表对《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意见征求稿》提出建议；于同年5月21日召开建邺区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专家论证会，由参会代表对上述文件提出建议；于同年5月25日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于同年5月26日作出《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在附件中对2015年建邺区公办小学招生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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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及施教区进行了规定，并于当日将该办法及附件上网公示。根据上述办法，顾某户籍所在地属于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学施教区范围。顾某对施教区划分的行政行为不服，于2015年6月1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建邺区教育局的施教区划分行为，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施教区划分行政行为。
【裁判结果】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建少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驳回顾某的诉讼请求。顾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建邺区教育局委托辖区内各小学对适龄儿童数量进行调查摸底后，根据建邺区学校分布及适龄儿童数量、分布状况划分施教区，分别召开公众参与研讨会以及专家论证会，对本小学入学方案征求意见，并在作出《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后，将该办法及附件上网公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虽确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会造成部分适龄儿童未能被安排至离家最近的学校入学，但由于建邺区目前教育资源不均衡、适龄儿童及学校分布不均匀、街区形状不规则，因此“就近入学”本身并不意味着直线距离最近入学。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虽未能完全满足上诉人的利益诉求，但其在尽可能满足个体利益的前提下，综合考量社会整体现状，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与个体利益的维护，符合行政权行使的基本价值取向。被诉行政行为对施教区的划分符合建邺区教育现状，符合义务教育全员接纳、教育公平、就近入学原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明显不当”情形。但同时，法院认为，被诉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尚有提升空间，被上诉人应尽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区划分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苏01行终13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顾某诉教育局重新划分施教区案入选人民法院报评选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南京法院2016十大典型案件。本案所涉划分施教区问题，因关系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案在裁判中正确把握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提出“就近入学”不等于直线距离最近入学，而应综合考虑学校分布以及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广泛听取意见”的“广泛”不一定及于每个相对人，行政机关有一定裁量空间。因此，本案中行政机关的行为并不构成明显不当，法院依法不应予以撤销。但同时，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合理性存在瑕疵的行政行为的积极作为，文书说理中直接指出：“被诉行政行为虽具有合法性，且不构成明显不当，但其合理性仍存在提升空间，行政机关应尽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区划分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从而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教育热点问题的关切，推动了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教育资源分配问题的再思考。
六、张爱民等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破坏环境资源案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被告人张爱民、李楠、王杰、王学义等十五人利用张爱民设立的“苏州鹰隼交流群”、王学义设立的“西北鹰猎群”以及“西安鹰猎群”、“宠物石猴买卖交流群”等腾讯QQ、微信网络交流平台相互结识，并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转账等支付方式，采取长途客运车辆快递运输等手段将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予以出售或非法收购，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金雕、猎隼、游隼、雀鹰、猕猴、网纹蟒等。
【裁判结果】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较高的生态、经济和科研价值。保护、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过度狩猎、栖息地丧失、黑市交易等，野生动物的灭绝速率呈逐步上升趋势。案涉金雕、猎隼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本身属于生物链顶端的物种，且繁殖率低、数量稀少，极易受环境影响，如再乱捕滥猎、非法交易，更易使其濒临灭绝，导致生物链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进而破坏整个生态环境，因此更需刑事司法保护。行为人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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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使未予以出售获利而是自行饲养，或者在非法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过程中没有获利，但其行为均侵害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应以犯罪论处。
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苏0302刑初18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爱民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李楠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被告人王杰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对其他被告人亦处以相应刑罚。
一审宣判后，十五名被告人均未在法定上诉期间内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迄今查获的全国最大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涉及10个省级行政区23个地市。当前，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法分子愈发热衷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非法收藏、贩卖与食用，同时，网络平台和物流业的发展无形中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野生动物走私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毒品、军火的非法贸易，严重威胁到自然生态平衡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已刻不容缓。本案的审理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今日说法》、《新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全国30余家媒体报道，不仅有效提高了民众的法治意识和环保意识，更彰显了我国坚决打击有关野生动物类犯罪、致力于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国家生态稳定与安全的态度和决心。本案入选人民法院报评选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七、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诉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屠荣灵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花卫厨公司）成立于1994年，营业范围包括热水器、燃气灶、吸油烟机等的生产、销售。
被告屠荣灵曾于2005年5月10日出资设立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8年6月18日及7月29日，樱花卫厨公司以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其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分别提起诉讼。两案均经过一、二审，最终认定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定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字号、赔偿损失等。
2009年5月8日，被告屠荣灵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樱花公司），2009年6月29日成立苏州樱花中山分公司，负责人屠荣灵；2011年6月2日，屠荣灵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其中屠荣灵均占股90%。
2009年12月7日，被告余良成与被告屠荣灵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樱花山水净化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后该公司2012年10月被核准注销。2011年12月1日，被告余良成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其中余良成占股90%。
被告屠荣灵、余良成成立的上述公司均从事厨房电器、燃气用具等与樱花卫厨公司相近的业务，不规范使用其注册商标，使用与樱花卫厨公司相近似的广告宣传语，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裁判结果】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苏州樱花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被告中山樱花卫厨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上述公司均应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同时认为，原告樱花卫厨公司的现有举证并不能证明被告屠荣灵、余良成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滥用各自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进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苏州樱花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以和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仅为屠荣灵、余良成实施涉案侵权行为载体的事实依据不足。据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苏州樱花公司停止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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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20万元；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停止侵害商标权的行为，赔偿损失30万元；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停止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50万元；上述公司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一审判决后，樱花卫厨公司、苏州樱花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均提起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苏州樱花公司等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屠荣灵作为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经有过侵犯樱花卫厨公司知识产权的历史，在法院判决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屠荣灵又相继成立了苏州樱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其主观恶意明显。余良成作为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明知樱花卫厨公司的“樱花”系列注册商标及与其自身注册商标的区别。苏州樱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成立至今系以侵权经营为主业，屠荣灵与余良成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综合上述分析，足以认定屠荣灵与余良成在明知樱花卫厨公司“樱花”系列注册商标及商誉的情况下，通过控制上述公司实施侵权行为，其个人对全案侵权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与上述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对上述公司所实施的涉案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8日作出（2015）苏知民终字第00179号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苏州樱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有限公司、中山樱花卫厨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将“樱花”作为其企业字号；停止侵害樱花卫厨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屠荣灵、余良成与上述公司连带赔偿樱花卫厨公司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用）20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纠纷，屠荣灵在前案判决后，陆续成立新的公司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公司成为其实施侵权行为的工具和载体。本案二审判决在判定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有限公司、中山樱花卫厨有限公司等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停止使用“樱花”字号等的同时，结合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主观恶意、公司股东构成及公司的侵权行为，最终认定屠荣灵、余良成与上述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判令屠荣灵、余良成对公司的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判决，充分体现了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加大惩治力度的司法裁判引导作用，对于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具有典型意义。
八、程春颖诉张涛、人保南京分公司网络约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张涛为其所有的苏AT9M32号轿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保险金额为100万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均自2015年3月28日起至2016年3月27日止。苏AT9M32号轿车行驶证上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保单上载明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
2015年7月28日，张涛通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订单一份，遂根据订单驾驶苏AT9M32号轿车搭载网约车乘客，行驶至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右转弯过程中，遇原告程春颖驾驶电动自行车直行通过该路口发生碰撞，致程春颖构成伤残、车辆损坏，张涛负事故全部责任。后程春颖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张涛、人保南京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评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险费。保险合同订立后，如果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超过了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事故发生的合理预估，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对保险人显失公平。基于此，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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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车辆保险领域中，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将其分为家庭自用和营运车辆两种，并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相较于家庭自用车辆，营运车辆的运行里程多，使用频率高，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大，故营运车辆的保费接近家庭自用的两倍。本案中，张涛将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用于网约车营运活动，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其依法应当及时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因张涛未履行通知义务，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苏0115民初5756号民事判决：原告程春颖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各项损失合计279236.34元，由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0000元，由被告张涛赔偿159236.34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网约车满足了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但由于尚处起步阶段，相关配套制度并未健全，网约车参与人的权利义务缺乏清晰界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本案中，人民法院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积极探索纠纷解决方案，对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进行区分处理，并认定由于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网约车载客活动增加了车辆的风险，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未通知的，因载客活动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该裁判规则基于对各方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体现了对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贯彻，对于规范网约车保险行为、促进网约车行业和保险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九、全朝晖、韦军等九人贩卖、运输毒品、非法持有枪支案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15日，被告人全朝晖和被告人韦军电话联系贩卖毒品事宜后，全朝晖指使被告人方刚桥及陈新华（另案处理）驾车携带毒品从广州市出发赴宁与韦军进行毒品交易。抵宁后，方刚桥将约5千克冰毒和469颗麻古交予韦军。韦军指使被告人朱靳将上述毒品向陈兵（另案处理）及被告人杨联合、陈雪、刘金城等人贩卖后，又指使朱靳先后向全朝晖提供的银行账户汇付毒资共计人民币66万元。
2013年8月3日，全朝晖与韦军再次商议贩毒事宜后，全朝晖与方刚桥、陈新华一同驾车携带毒品从广州市出发赴宁，途径江西抚州时，全朝晖下车留宿抚州，并安排方、陈二人继续驾车来宁。8月4日，方、陈二人抵宁后将毒品交给受韦军指使前来取货的朱靳，后朱靳携带毒品至其暂住处附近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当场查获毒品甲基苯丙胺5988.25克、氯胺酮823.36克，甲基苯丙胺含量均在85%以上。侦查人员从朱靳暂住处另查获海洛因1.577克、氯胺酮38.948克，并查获韦军于2013年6月以来藏匿于该暂住处的手枪2支、猎枪1支、子弹11发，经鉴定，上述枪支均具有致伤力。当日，韦军在其住处小区内被公安机关抓获。8月5日，全朝晖在江西省抚州市环城南路附近被公安机关抓获。
本案中，韦军以贩卖为目的共向全朝晖购买甲基苯丙胺约10988.25克、麻古469颗、氯胺酮823.36克。其中，韦军指使朱靳向陈兵贩卖甲基苯丙胺约500克、麻古200颗；韦军指使朱靳四次共计向杨联合贩卖甲基苯丙胺1027克、麻古200颗，杨联合向白云容（案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约6克；韦军指使朱靳四次向陈雪贩卖甲基苯丙胺925克，陈雪将其中约50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被告人王毓彬，王毓彬向羊磊（另案处理）贩卖甲基苯丙胺约12克并被公安机关抓获；韦军指使朱靳三次向刘金城贩卖甲基苯丙胺1250克，刘金城将其中50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被告人杨国华。
【裁判结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全朝晖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韦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方刚桥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朱靳、杨联合、陈雪、刘金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杨国华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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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王毓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九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全朝晖、杨国华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向他人贩卖、运输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上诉人方刚桥明知是毒品而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上诉人韦军、朱靳、杨联合、陈雪、刘金城、王毓彬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向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上诉人韦军、朱靳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上诉人韦军、朱靳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全朝晖指使方刚桥运输毒品，韦军指使朱靳向他人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枪支，均系共同犯罪。方刚桥、韦军、刘金城、王毓彬、杨国华均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刘金城、王毓彬曾分别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贩卖毒品罪，杨国华曾因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判，又犯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均系毒品再犯，依法应从重处罚。朱靳、杨联合、王毓彬归案后对部分事实如实供述，均构成坦白，均可从轻处罚。原审判决对九名上诉人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苏刑一终字第000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省毒品犯罪持续高发蔓延，案件数量急剧增长，毒品犯罪态势极为严峻。与此同时，毒品犯罪日趋隐蔽化、集团化、智能化，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不断提高反侦察意识和措施，给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和审理提出了很多难题。本案中，被告人全朝晖、韦军在涉案毒品犯罪团伙中分别处于第一、二层级，二人均是零口供，且涉案毒品交易方式多采取安排马仔取货、存货、送货，从而实现二人与毒品的“人货分离”，因此，如何通过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客观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对于定案十分关键。经法院审理查明，虽然被告人全朝晖、韦军对于犯罪事实均不供认，但是通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手机通话资料、声纹鉴定、银行转账记录、记账本等一系列客观证据形成的锁链，足以锁定二人的犯罪事实。本案涉案毒品数量大、层级多、分工明确，在南京地区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贩毒脉络，且显现出“枪毒合一”的特征，社会危害性极大，最终判处两名被告人死刑、六名被告人死缓、一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对于严厉打击和预防毒品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十、如皋市金属冷拉型材有限公司诉如城街道办事处、如城街道宏坝居委会等房屋拆除行政强制案 【基本案情】
2003年9月18日，如皋市金属冷拉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冷拉型材公司）与如城街道宏坝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宏坝居委会）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土地租赁期限自2003年10月起算至2021年10月止。2011年8月20日，冷拉型材公司的房屋被强制拆除。冷拉型材公司主张，涉案房屋系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如城街道办事处共同拆除，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三被告共同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宏坝居委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裁判结果】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通中行初字第00073号行政判决，确认如城街道办事处拆除冷拉型材公司房屋的行为违法，驳回冷拉型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冷拉型材公司、如城街道办事处、宏坝居委会均提起上诉。冷拉型材公司主张涉案房屋系三被告共同拆除；如城街道办事处主张其未拆除涉案房屋；宏坝居委会主张涉案房屋系由其拆除而非如城街道办事处拆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本案一审庭审中，冷拉型材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证明，房屋拆除现场有如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房屋拆除视频资料证明，房屋拆除现场有多名如城街道办事处的城管人员；冷拉型材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亦主张，钱德圣（案外人）曾经受如城街道办事处某领导的指派参与强拆前后与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的谈判。据此，冷拉型材公司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在如城街道办事处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如城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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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强拆房屋正确。同时，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强制拆除其房屋，故冷拉型材公司主张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强制拆除其房屋无事实依据。第三人宏坝居委会并无赔偿能力，且与涉案土地开发无关，其主张涉案房屋系其组织人员拆除不符合常理，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由于涉案房屋被强拆前未给予冷拉型材公司补偿安置，如城街道办事处亦未提供强拆涉案房屋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如城街道办事处拆除涉案房屋行为违法并无不当。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苏行终38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拆除房屋均应依法拆除。实践中，在难以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违法强拆的情况时有发生。行政机关拆除房屋时，往往并不通知所有权人到达现场，导致权利人在行政诉讼中对于确定强拆主体的举证发生困难。本案裁判明确，在房屋所有权人提供了行政机关实施强拆的初步证据，而行政机关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推定权利人关于强拆主体的主张成立，避免出现权利人房屋被拆除后行政机关推诿承担责任的局面。该裁判标准对于规范行政机关依法强拆行为、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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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江苏省法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省法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日前，江苏省法院民一庭发布了近期审理的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离婚、房产分割、夫妻债务、子女抚养、彩礼返还、家庭暴力等多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问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下社会婚姻家庭纠纷的全貌和民生案件的矛盾集中点，具有较强的指导教育意义。
一、家暴是毁灭家庭的罪魁祸首
【案情】张某（女）与李某（男）于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小李。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8年8月起分居生活。2008年5月4日，李某曾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张某，否则女儿和房产归张某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张某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张某又被李某打伤。2008年8月，张某以李某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李某离婚，由李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张某提供证人尹某、江某出庭证明李某曾多次殴打张某，张某与李某的女儿小李虽然只有4岁，也对法官表示李某经常殴打其和妈妈张某。张某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李某存在家庭暴力。诉讼期间，张某以李某不断对其进行恐吓，极有可能继续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申请法院采取措施保护其人身安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结合双方现已分居，且居住地点临近，接触机会多，张某多次报警，现处于恐惧之中，李某有一定暴力倾向等诸多因素，可以认定张某在离婚诉讼期间存在遭受李某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可能性。遂裁定禁止李某殴打、威胁、骚扰张某。
案件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提供的病历、照片、李某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尹某、江某、小李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李某对张某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张某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按照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小李由张某抚养为宜，李某应按月给付抚养费。因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张某可适当多分得部分财产。同时，李某因其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应支付张某离婚损害赔偿金。遂判决准予张某与李某离婚，小李由张某抚养，李某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至小李独立生活时止，张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李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李某支付张某离婚损害赔偿金10000元。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与此同时，法律还赋予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的权利。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保全”一章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行为造成当事人损害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裁定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该规定对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受害人可以要求施暴者给予损害赔偿，并可适当多分得部分财产。
二、夫妻一方对外欠款到底由谁偿还？
【案情】盛某（男）与韦某（女）原为夫妻，二人于2001年8月因感情破裂分居生活，2003年9月25日离婚。连某是盛某的表哥，2003年9月20日，盛某向连某出具借条一份，言明：今有盛某借连某20万元，期限为3个月，年利率为10%。因盛某一直未归还借款，连某认为韦某与盛某虽然已经离婚，但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盛某、韦某共同归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借款不是以盛某与韦某二人共同名义所借，盛某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借款是在与韦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借，在夫妻拥有存款和财产的情况下，也不能合理解释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开支，况且，借款五日后盛某与韦某即离婚，由此推知该笔款项未用于家庭生活。因此，盛某向连某所借的20元款项应当认定为盛某的个人欠款，由其个人承担清偿责任。遂判决盛某归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驳回连某要求韦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
【点评】夫妻债务涉及两层法律关系：夫妻关系内部和夫妻关系外部。就夫妻关系内部而言，当夫妻离婚时，如借款人提出借款为共同债务要求配偶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时，借款人必须举证证明借款是否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如证明不了，应自行承担。但在涉及外部关系时，即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偿还时，应如何处理，则应结合司法解释和《婚姻法》的规定进行认定。也就是说，债权人如证明借款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则推定为双方共同债务，但如出借人与借款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出借人知道该约定、出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则应由借款人对外承担责任，配偶无义务偿还。
三、婚后一方父母全资购买的房屋算赠与吗？
【案情】沈某（男）与高某（女）于200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沈某是“富二代”，又是家中独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2007年4月，沈某父母为沈某全资购买了一套高档别墅，但为了防止将来产生矛盾，别墅产权登记在沈某名下。近年来，沈某和高某逐渐产生纠纷并矛盾不断。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高某诉至法院，要求与沈某离婚，并认为登记在沈某名下的高档别墅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沈某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高档别墅系其个人财产，高某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家庭矛盾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年龄较小，由高某抚养为宜，沈某应支付抚养费。涉案房屋经查证系沈某的父母以沈某的名义购买，产权证登记在沈某名下，应视为沈某的父母对沈某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沈某与高某离婚，婚生女由高某抚养，沈某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子女婚后接受父母的赠与，原则上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系子女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如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子女个人的，仍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为避免日后产生纷争，建议父母在赠与子女财产时明确财产系赠与子女个人还是子女夫妻双方。《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四、不动产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案情】2006年12月，刘某与张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张某将某小区302室房屋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刘某，刘某需一次性付清全款，张某在收到款项后一个月内协助刘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任何一方违反约定，则支付对方违约金10万元。合同签订次日，刘某付清全款，张某将房屋钥匙交给刘某。事后，刘某要求张某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张某总以种种理由推脱。刘某认为，自己付清全款，也拿到了房屋钥匙，房屋已经属于自己，办理过户手续不必急于一时，遂未再催促张某。2007年2月，刘某按照单位安排出国学习一年。2007年房价大幅上升，302室房屋按照市价已经涨到150万元。张某认为自己当初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房屋损失甚剧，遂将房屋以16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王某，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刘某回国后发现房屋已经被王某入住，遂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张某与王某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由王某返还房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虽违反诚信原则，将房屋一房二卖，但由于王某系善意购买房屋，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故王某取得302室房屋所有权。刘某虽签订合同在先，但由于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故房屋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刘某仅能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向张某主张违约责任。遂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系典型“一房二卖”的案例。《物权法》第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登记是房屋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未经登记，房屋所有权不发生变动。这则案例提醒广大购房者，在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后，一定要及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否则，万一出卖人“一房二卖”，将会直接影响将来物权的实现。
五、民间借贷中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宋某在焦某经营发廊时认识，2008年1月20日和3月6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条，分别借款30万元和10万元，通过汇款形式支付，汇款金额分别为27.6万元和9.2万元。宋某于2008年3月19日起陆续归还合计5.8万元。2009年1月22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条，借款9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2009年6月22日。后焦某起诉要求宋某归还欠款90万元。宋某主张90万元系高利贷，双方约定了月息8％，30万元和10万元分别预扣了一个月的利息。90万元系之前两笔本金40万元按月息8％计算，利息为50万，合计正好9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银行汇款36.8万元结合宋某每个月归还的数额，90万元的构成与宋某主张的8％月息相吻合，焦某没有证据证明实际支付了90万元，且无合理理由，遂判决宋某返还焦某本金36.8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
【点评】民间借贷案件中，高利贷现象较为普遍，约定的利率往往高于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此法院应予以适当调整，以最高不超过四倍为限。出借人不得预先扣除利息，预先扣除利息的，以实际出借数额计算本金。对于借款本金数额的确定，不能单单依据借条认定，而应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如果债权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款项交付事实，且不能就借款发生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说明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六、汽车借给饮酒伴郎 出事后车主担责
【案情】王某和李某系朋友关系。2009年5月，王某结婚，邀请李某做伴郎。婚宴后，李某想用王某的面包车送朋友回家。王某认为李某已在婚宴上饮酒，因此不同意其开车，李某则表示以自己的酒量，这点酒根本不算事，而且发生什么事由其自行承担。王某再三考量，认为李某平时酒量确实很大，朋友住得也不远，李某又当了自己的伴郎，碍于情面，遂同意李某开车送人，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后车辆在通过一三叉路口时，由于李某对路况观察不足，将一正常行走的行人张某撞倒，致张某重伤。交警部门认定李某对事故发生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面包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余额由李某和王某承担。王某认为，自己虽是面包车的所有人，但发生事故时车辆由李某实际管理和控制，李某也承诺发生什么事责任自负，因此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在明知李某饮酒的情况下，仍将车辆出借给李某，主观过错明显，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遂判决王某对交强险范围外的赔偿数额承担40%的赔偿责任。
【点评】近年来，交通事故案件稳居各类案件榜首，且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车辆出借后，车辆所有人已丧失了对车辆的实际管领和控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应由车辆使用人承担责任。但如果车辆所有人在出借车辆时有过错，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等等情形下，仍出借车辆，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七、过量饮酒致人死亡劝酒者应担责
【案情】2011年5月5日，谢某为了感谢李某对其生意上的帮助，邀请李某到家中就餐，并邀请好友王某、张某作陪。席间，四人推杯换盏，没一会儿，李某即表现出醉意。但谢某、王某和张某仍不罢休，继续轮番劝酒，李某盛情难却，来者不拒，四人越喝越兴奋，直至当晚11时左右方才散去。李某被谢某送回住所地时已经不省人事。谢某见状立即拨打“120”，将李某送至急救医疗中心抢救。经医生诊断，李某已经死亡。诊断记载：“心跳呼吸骤停。
1、酒精中毒；
2、窒息。”事后，李某的妻子孙某诉至法院，要求谢某、王某和张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大量饮酒产生的后果应当有充分认识，其对饮酒过度致死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应承担主要责任。谢某、王某和张某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李某已经不胜酒力的情况下，非但不予劝阻，反而轮番劝酒，主观过错亦非常明显，应对李某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遂判决谢某、王某、张某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
【评析】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然而，过度饮酒、极度劝酒则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为法律所不倡导。以上案例，对喝酒和劝酒两方面都有警示。本案中，谢某与作为陪酒者的王某、张某
明知李某已经不胜酒力，仍不断劝酒，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于李某的死亡应基于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提醒大家，为了生命健康及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喝酒需适量，劝酒需谨慎。
八、违法装修噪音扰民为法律所禁止
【案情】周某与王某是上下楼邻居。2013年8月，住在楼上的周某装修房子。考虑到装修噪音会影响邻居的正常生活，物业公司告知周某施工时间为上午8：30至11：30，下午为2：00至6：00。然而装修人员为了赶工期，并未按照规定时间施工，经常干到晚上9点多种，严重影响了王某的正常生活。王某多次找到周某交涉，但周某每次都草草应付，事后任然我行我素，最后甚至关机不再接听王某的投诉。王某忍无可忍，诉至法院，要求周某立刻停止在非规定时间内施工，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本案在法院的调解下，周某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规范施工，并自愿补偿王某5000元精神损失费。
【评析】本案是一个因噪音污染引发的案例。室内装潢噪音产生的污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很少有人去考虑这种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室内装潢是生活中所必须的，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周围邻居应当给予一定的容忍和谅解，但是因为其产生的噪音毕竟给周围邻居带来不便，影响他人正常的生产生活，所以，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对室内装潢的时间做出了严格限制，该法第47条规定：“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当限制作业时间，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减轻、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污染。”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行为必为法律所禁止。因此，提醒大家，在装潢施工时，应当事先做好周围邻居的思想工作，取得别人的谅解与宽容，同时要严格遵守施工的时间，文明施工，尽量减少对别人的影响，防止产生邻里纠纷。
九、物业服务存在瑕疵怎能拒交物管费？
【案情】唐某是某小区的业主。2010年，唐某入住小区后发现该小区物业公司的服务不到位，保安服务态度差，小区环境脏乱差，小广告满天飞，而且还不时发生偷盗事件。唐某认为，该物业公司提供低质量的服务却要求很高的物业管理费，显然不公平，遂向物业公司投诉，要求物业公司整改。物业公司接到唐某的投诉后，也进行了部分整改，但唐某始终不满意，从2011年开始唐某拒交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与其多次交涉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唐某交纳拖欠的物业管理费4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交纳物业管理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也是物业公司开展服务需要的资金保证。业主拒绝交纳物业管理费，必然导致物业公司经费不足，无法维持正常的物业服务水平，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唐某以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瑕疵为由拒交物业管理费不妥，遂判决唐某向物业公司补交拖欠的物业管理费4000元。
【点评】近年来，随着物业管理行业持续快速发展，如何理顺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的关系，使“管家”更好地服务于“主人”，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交纳物业管理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作为业主，发现问题时应当通过正常的途径，如向物业公司反映通过协商解决，也可向业主委员会反映，通过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沟通解决，必要时也可向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如果物业公司服务质量确实差而无法通过上述途径解决，业主还可以通过业主大会决定解聘物业公司，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并根据物业合同的规定，追究物业公司的责任。业主不能随意拿不交物业管理费作“挡箭牌”，否则可能造成恶性循环，侵害到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十、老爸遗嘱处分老妈财产 依法认定为无效
【案情】李某（男）和张某（女）老两口生有一儿一女，即小李和小张。李某和张某婚后拥有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李某名下。1998年，张某因病去世。2001年1月，李某立下遗嘱，载明：“我夫妻二人拥有一套房屋，在我死后，归儿子小李所有。以此为证。”2003年，李某亦去世。小李和小张因继承问题产生纠纷。小张诉至法院，要求对房屋及遗嘱没涉及的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依法继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张某对房屋的份额，违反了法律规定，该部分遗嘱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涉案房屋为李某和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某先于李某去世，故张某在房屋中拥有的1/2份额应予法定继承，由李某、小李和小张各继承1/6。李某在房屋中所占2/3的份额应由小李继承。对于遗嘱中未涉及的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遂判决小李继承房屋份额的5/6,小张继承房屋份额的1/6，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由小李继承2.5万元，由小张继承2.5万元。
【评析】现实生活中，遗嘱人在遗嘱中处分配偶或家庭成员财产的情形较为常见。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对于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财产，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对于遗嘱未处分的遗产，同样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李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张某对房屋的份额，该部分遗嘱应为无效，所涉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对于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虽然遗嘱并未涉及，但为李某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遗产范畴，应依法定继承依法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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