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法院发布十起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第一篇：江苏法院发布十起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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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法制报

【核心提示】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

【编者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三八妇女节前夕，江苏省高院发布2010-2011十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特别关注了《婚姻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全省法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难点，给广大读者以提醒和启发。

结婚未领证 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孙丽接受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否认儿子亲生 坚决拒绝鉴定

判决：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

【案情】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年1月出生，由韩花与王亚东共同抚养，王亚东在为王寒申报户口登记时载明二人为父子关系。2006年以后，韩花与王亚东产生矛盾不再同居生活。2010年3月，王寒以王亚东不尽抚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其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诉讼过程中，鉴于王亚东矢口否认王寒是其儿子，韩花申请进行亲子鉴定，王亚东坚持拒绝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亚东和韩花在离婚后同居期间生育了王寒，王亚东否认与王寒有亲子关系，但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王亚东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确认王亚东与王寒有父子关系。遂判决王亚东每月给付王某抚养费600元，至王寒独立生活为止。

【点评】亲子关系诉讼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确认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确认关涉家庭的和谐稳定，涉及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至关重要。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如果一方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协议离婚黄了 协议能否生效

判决：事前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

【案情】蔡娟与戴飞于2003年7月登记结婚，双方感情尚可。近两年来，因戴飞怀疑蔡娟与其他异性交往密切，导致夫妻关系不睦。2010年3月，蔡娟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后撤回起诉。此后，夫妻关系未有改善。戴飞因怀疑蔡娟与某男关系密切，而与该男发生争执，并由派出所接警处理，戴飞因此还对蔡娟实施了殴打。2010年7月，蔡娟与戴飞一同前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后因戴飞反悔双方未能办理离婚登记。蔡娟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按照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戴飞对蔡娟不信任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已无和好可能，依法应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蔡娟要求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该协议是以协议离婚为前提，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不能当然作为法院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直接依据。遂判决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财产依法重新分割。

【点评】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并不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生效，而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法院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离婚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家庭暴力伤感情 要求离婚

判决：此为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

【案情】王翠华与金强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金小小。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9年7月起分居至今。2006年5月4日，金强书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王翠华，否则女儿和房产归王翠华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王翠华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其被金强打伤。王翠华以金强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金强离婚，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王翠华提供证人出庭证明金强曾多次殴打自己，他们的女儿也对法官表示不喜欢爸爸，原因是爸爸金强经常殴打其和妈妈。诉讼中王翠华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金强存在家庭暴力。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翠华提供的病历、照片、金强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女儿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金强对王翠华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王翠华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因金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双方的共同财产按照7：3的比例分割。王翠华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金强仅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惩罚施暴者、保护受害人是立法和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受到家庭暴力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针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可以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要求施暴者进行损害赔偿，并在财产分割时适当多分。

一方隐匿夫妻财产 怎么办

判决：谁转移财产谁少分

【案情】支玲与杨刚原为夫妻关系。2011年3月，支玲与杨刚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离婚后，支玲发现杨刚在2011年初擅自注册一杨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份有限公司，杨刚的出资额达30万元。支玲遂诉至法院，主张双方在协议离婚时杨刚坚称无任何房产、现金、股权、股票、债权，导致共同财产无法分割，现要求分割杨刚公司股份的7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刚行为明显为隐匿、转移财产，故支玲要求分割杨刚在公司的股份的请求应予支持，由于杨刚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故应少分该项财产。遂判决支玲分得杨刚在公司30万元股份的60%，折价18万元。

【点评】《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买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夫妻一方一旦发现另一方在离婚时存在上述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夫妻另一方也会因其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付出不分或少分财产的代价。

婚前父母赠婚房 属于谁

判决：未明说便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

【案情】1991年初，姚父与季母将共同建造的两上两下楼房及相应附房二间给儿子姚一作为与曹婷的婚房使用。1991年12月，姚一与曹婷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姚甲。1999年11月，涉案房屋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人为姚一。2001年8月，姚一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后曹婷改嫁另住，涉案房屋由姚父与季母居住使用。2011年5月，姚父与季母诉至法院，主张涉案房屋为儿子姚一的遗产，要求与曹婷、姚甲等额分割继承涉案房屋。曹婷、姚甲抗辩主张涉案房屋是在姚一与曹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姚父与季母只能在姚一个人财产范围内进行继承，即只能分割涉案房屋1/4的份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在姚一与曹婷结婚前建成，结婚时作为婚房使用，应当认定是姚父与季母赠与给姚一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影响房屋的权属。遂判决涉案房屋为姚一的遗产，由姚父与季母继承1/2的份额。

【点评】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在子女结婚方面具有的浓厚传统伦理观念，导致子女在婚前或者婚后多会接受父母及其他亲友的赠与，尤其在子女迎娶、出嫁时，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更是倾囊相助。《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即认定当事人的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是以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当事人婚前通过继承、接受赠与及其他合法方式等所取得的财产均应属于个人婚前财产。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子女结婚前，父母为子女购臵房屋的本意是为子女提供居住条件，促成双方早日结婚，此时父母出资目的中并无将出资赠与非子女一方的考虑，故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方才符合父母赠与的本意。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又算谁的

判决：未明确则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案情】倪红、王兵于2000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育一子。婚后，因王兵缺乏家庭责任心等原因，夫妻间争吵频繁，矛盾日深。2002年7月倪红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和好。2004年5月起，因王兵与他人关系暧昧，双方关系再度紧张。2004年8月，倪红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倪红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在王兵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夫妻关系有所改善。2006年11月，倪红夫妇出资28.8万元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其中王兵的父母出资14万元。2009年12月，王兵看到倪红手机中的一条短信后产生猜疑，与倪红发生争吵，并殴打了倪红。倪红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又以“离婚条件尚不成熟”自行撤回起诉。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善，多次发生吵打，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从此双方分居互不往来。2010年8月，倪红第四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双方矛盾激化并已互不往来的事实，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倪红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关于财产问题，涉案房屋系双方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王兵父母出资14万元时的初衷是希望双方能持久、稳定地维系婚姻关系，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双方的赠与。遂判决准予倪红与王兵离婚，子女随倪红生活，王兵按月支付生活费400元，并支付教育费、医疗费用中的50%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房屋归王兵所有，王兵支付倪红房屋价款194750元。

【点评】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应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婚姻法》又承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就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遗嘱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如果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则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的以外，根据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原则规定，都应认定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产权证是谁属于谁

判决：应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案情】沈艳与余建199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近年来，双方产生纠纷并互相指责，沈艳认为余建从1998年后即丧失性功能，而余建则认为沈艳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沈艳诉至法院，要求与余建离婚，并认为登记在余建名下的一套房产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余建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系自己个人财产，沈艳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互相猜忌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为宜，余建支付抚养费。双方争议的房屋经查证系余建的父母以余建的名义贷款购买，产权证登记在余建名下，应视为余建的父母对余建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余建每月给付抚养费、教育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日常生活中，父母赠与子女财物较为常见。如子女已婚，该赠与的财产是赠与者子女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父母遗弃病孩 福利院申请监护权

判决：追究刑事责任撤销其父母的监护权

【案情】葛武、王梅之女葛田于2003年8月因交通事故致右下肢高位截肢，并因多种并发症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其父母放弃对葛田的治疗及抚养，将其遗弃在医院，治疗费均为爱心人士捐助。葛田出院后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照顾至今。现其父母葛武、王梅已被法院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4月，社会福利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葛田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依法指定社会福利院为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撤销葛武、王梅对葛田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社会福利院为葛某的监护人。

【点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仅仅是血缘天性的表现，更是父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葛武和王梅在葛田重伤住院的情况下将其遗弃，已经丧失了为人父母最起码的良知，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这种惩罚既有遗弃子女的刑事制裁，还有剥夺其监护权的民事制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分居未离婚 不尽抚养义务

判决：子女有权主张抚养费

【案情】严妮于2007年10月出生，系李佳与严力的婚生女。2010年5月，李佳与严力因闹矛盾分居。自2010年9月起，严妮随李佳共同生活，其间父亲严力未支付抚养费。2011年10月，女儿严妮诉至法院，要求父亲严力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间的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遂判决严力按照每月550元的标准支付严妮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的抚养费合计7150元。

【点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着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此时的财产状态与夫妻分别财产制或离婚后各自的财产关系相似。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是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的前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子女有权请求支付抚养费。

（人物均系化名）转自：东方法眼网

第三篇：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2012-03-17 23:12:47)转载标签： 婚姻家庭

亲子鉴定

财产分割

感情破裂

子女抚养

情感 ▼

分类： 业务参考

2012年03月07日18:53 来源：江苏法制报

核心提示：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

【编者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三八妇女节前夕，江苏省高院发布2010-2011十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特别关注了《婚姻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全省法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难点，给广大读者以提醒和启发。

结婚未领证 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孙丽接受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1 / 5

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否认儿子亲生 坚决拒绝鉴定

判决：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

【案情】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年1月出生，由韩花与王亚东共同抚养，王亚东在为王寒申报户口登记时载明二人为父子关系。2006年以后，韩花与王亚东产生矛盾不再同居生活。2010年3月，王寒以王亚东不尽抚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其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诉讼过程中，鉴于王亚东矢口否认王寒是其儿子，韩花申请进行亲子鉴定，王亚东坚持拒绝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亚东和韩花在离婚后同居期间生育了王寒，王亚东否认与王寒有亲子关系，但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王亚东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确认王亚东与王寒有父子关系。遂判决王亚东每月给付王某抚养费600元，至王寒独立生活为止。

【点评】亲子关系诉讼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确认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确认关涉家庭的和谐稳定，涉及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至关重要。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如果一方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协议离婚黄了 协议能否生效

判决：事前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

【案情】蔡娟与戴飞于2003年7月登记结婚，双方感情尚可。近两年来，因戴飞怀疑蔡娟与其他异性交往密切，导致夫妻关系不睦。2010年3月，蔡娟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后撤回起诉。此后，夫妻关系未有改善。戴飞因怀疑蔡娟与某男关系密切，而与该男发生争执，并由派出所接警处理，戴飞因此还对蔡娟实施了殴打。2010年7月，蔡娟与戴飞一同前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后因戴飞反悔双方未能办理离婚登记。蔡娟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按照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戴飞对蔡娟不信任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已无和好可能，依法应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蔡娟要求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该协议是以协议离婚为前提，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不能当然作为法院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直接依据。遂判决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财产依法重新分割。

【点评】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并不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生效，而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法院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离婚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家庭暴力伤感情 要求离婚

判决：此为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

【案情】王翠华与金强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金小小。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9年7月起分居至今。2006年5月4日，金强书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王翠华，否则女儿和房产归王翠华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王翠华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其被金强打伤。王翠华以金强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金强离婚，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王翠华提供证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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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证明金强曾多次殴打自己，他们的女儿也对法官表示不喜欢爸爸，原因是爸爸金强经常殴打其和妈妈。诉讼中王翠华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金强存在家庭暴力。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翠华提供的病历、照片、金强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女儿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金强对王翠华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王翠华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因金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双方的共同财产按照7：3的比例分割。王翠华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金强仅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惩罚施暴者、保护受害人是立法和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受到家庭暴力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针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可以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要求施暴者进行损害赔偿，并在财产分割时适当多分。

一方隐匿夫妻财产 怎么办

判决：谁转移财产谁少分

【案情】支玲与杨刚原为夫妻关系。2011年3月，支玲与杨刚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离婚后，支玲发现杨刚在2011年初擅自注册一杨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份有限公司，杨刚的出资额达30万元。支玲遂诉至法院，主张双方在协议离婚时杨刚坚称无任何房产、现金、股权、股票、债权，导致共同财产无法分割，现要求分割杨刚公司股份的7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刚行为明显为隐匿、转移财产，故支玲要求分割杨刚在公司的股份的请求应予支持，由于杨刚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故应少分该项财产。遂判决支玲分得杨刚在公司30万元股份的60%，折价18万元。

【点评】《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买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夫妻一方一旦发现另一方在离婚时存在上述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夫妻另一方也会因其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付出不分或少分财产的代价。

婚前父母赠婚房 属于谁

判决：未明说便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

【案情】1991年初，姚父与季母将共同建造的两上两下楼房及相应附房二间给儿子姚一作为与曹婷的婚房使用。1991年12月，姚一与曹婷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姚甲。1999年11月，涉案房屋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人为姚一。2001年8月，姚一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后曹婷改嫁另住，涉案房屋由姚父与季母居住使用。2011年5月，姚父与季母诉至法院，主张涉案房屋为儿子姚一的遗产，要求与曹婷、姚甲等额分割继承涉案房屋。曹婷、姚甲抗辩主张涉案房屋是在姚一与曹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姚父与季母只能在姚一个人财产范围内进行继承，即只能分割涉案房屋1/4的份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在姚一与曹婷结婚前建成，结婚时作为婚房使用，应当认定是姚父与季母赠与给姚一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影响房屋的权属。遂判决涉案房屋为姚一的遗产，由姚父与季母继承1/2的份额。

【点评】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在子女结婚方面具有的浓厚传统伦理观念，导致子女在婚前或者婚后多会接受父母及其他亲友的赠与，尤其在子女迎娶、出嫁时，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更是倾囊相助。《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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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即认定当事人的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是以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当事人婚前通过继承、接受赠与及其他合法方式等所取得的财产均应属于个人婚前财产。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子女结婚前，父母为子女购置房屋的本意是为子女提供居住条件，促成双方早日结婚，此时父母出资目的中并无将出资赠与非子女一方的考虑，故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方才符合父母赠与的本意。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又算谁的

判决：未明确则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案情】倪红、王兵于2000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育一子。婚后，因王兵缺乏家庭责任心等原因，夫妻间争吵频繁，矛盾日深。2002年7月倪红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和好。2004年5月起，因王兵与他人关系暧昧，双方关系再度紧张。2004年8月，倪红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倪红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在王兵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夫妻关系有所改善。2006年11月，倪红夫妇出资28.8万元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其中王兵的父母出资14万元。2009年12月，王兵看到倪红手机中的一条短信后产生猜疑，与倪红发生争吵，并殴打了倪红。倪红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又以“离婚条件尚不成熟”自行撤回起诉。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善，多次发生吵打，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从此双方分居互不往来。2010年8月，倪红第四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双方矛盾激化并已互不往来的事实，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倪红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关于财产问题，涉案房屋系双方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王兵父母出资14万元时的初衷是希望双方能持久、稳定地维系婚姻关系，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双方的赠与。遂判决准予倪红与王兵离婚，子女随倪红生活，王兵按月支付生活费400元，并支付教育费、医疗费用中的50%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房屋归王兵所有，王兵支付倪红房屋价款194750元。

【点评】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应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婚姻法》又承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就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遗嘱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如果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则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的以外，根据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原则规定，都应认定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产权证是谁属于谁

判决：应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案情】沈艳与余建199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近年来，双方产生纠纷并互相指责，沈艳认为余建从1998年后即丧失性功能，而余建则认为沈艳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沈艳诉至法院，要求与余建离婚，并认为登记在余建名下的一套房产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余建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系自己个人财产，沈艳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互相猜忌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为宜，余建支付抚养费。双方争议的房屋经查证系余建的父母以余建的名义贷款购买，产权证登记在余建名下，应视为余建的父母对余建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余建每月给付抚养费、教育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日常生活中，父母赠与子女财物较为常见。如子女已婚，该赠与的财产是赠与者子女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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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父母遗弃病孩 福利院申请监护权

判决：追究刑事责任撤销其父母的监护权

【案情】葛武、王梅之女葛田于2003年8月因交通事故致右下肢高位截肢，并因多种并发症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其父母放弃对葛田的治疗及抚养，将其遗弃在医院，治疗费均为爱心人士捐助。葛田出院后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照顾至今。现其父母葛武、王梅已被法院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4月，社会福利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葛田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依法指定社会福利院为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撤销葛武、王梅对葛田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社会福利院为葛某的监护人。

【点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仅仅是血缘天性的表现，更是父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葛武和王梅在葛田重伤住院的情况下将其遗弃，已经丧失了为人父母最起码的良知，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这种惩罚既有遗弃子女的刑事制裁，还有剥夺其监护权的民事制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分居未离婚 不尽抚养义务

判决：子女有权主张抚养费

【案情】严妮于2007年10月出生，系李佳与严力的婚生女。2010年5月，李佳与严力因闹矛盾分居。自2010年9月起，严妮随李佳共同生活，其间父亲严力未支付抚养费。2011年10月，女儿严妮诉至法院，要求父亲严力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间的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遂判决严力按照每月550元的标准支付严妮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的抚养费合计7150元。

【点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着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此时的财产状态与夫妻分别财产制或离婚后各自的财产关系相似。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是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的前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子女有权请求支付抚养费。

（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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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江苏省法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省法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日前，江苏省法院民一庭发布了近期审理的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离婚、房产分割、夫妻债务、子女抚养、彩礼返还、家庭暴力等多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问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下社会婚姻家庭纠纷的全貌和民生案件的矛盾集中点，具有较强的指导教育意义。

一、家暴是毁灭家庭的罪魁祸首

【案情】张某（女）与李某（男）于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小李。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8年8月起分居生活。2008年5月4日，李某曾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张某，否则女儿和房产归张某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张某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张某又被李某打伤。2008年8月，张某以李某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李某离婚，由李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张某提供证人尹某、江某出庭证明李某曾多次殴打张某，张某与李某的女儿小李虽然只有4岁，也对法官表示李某经常殴打其和妈妈张某。张某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李某存在家庭暴力。诉讼期间，张某以李某不断对其进行恐吓，极有可能继续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申请法院采取措施保护其人身安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结合双方现已分居，且居住地点临近，接触机会多，张某多次报警，现处于恐惧之中，李某有一定暴力倾向等诸多因素，可以认定张某在离婚诉讼期间存在遭受李某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可能性。遂裁定禁止李某殴打、威胁、骚扰张某。

案件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提供的病历、照片、李某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尹某、江某、小李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李某对张某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张某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按照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小李由张某抚养为宜，李某应按月给付抚养费。因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张某可适当多分得部分财产。同时，李某因其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应支付张某离婚损害赔偿金。遂判决准予张某与李某离婚，小李由张某抚养，李某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至小李独立生活时止，张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李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李某支付张某离婚损害赔偿金10000元。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与此同时，法律还赋予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的权利。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保全”一章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行为造成当事人损害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裁定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该规定对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受害人可以要求施暴者给予损害赔偿，并可适当多分得部分财产。

二、夫妻一方对外欠款到底由谁偿还？

【案情】盛某（男）与韦某（女）原为夫妻，二人于2001年8月因感情破裂分居生活，2003年9月25日离婚。连某是盛某的表哥，2003年9月20日，盛某向连某出具借条一份，言明：今有盛某借连某20万元，期限为3个月，年利率为10%。因盛某一直未归还借款，连某认为韦某与盛某虽然已经离婚，但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盛某、韦某共同归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借款不是以盛某与韦某二人共同名义所借，盛某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借款是在与韦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借，在夫妻拥有存款和财产的情况下，也不能合理解释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开支，况且，借款五日后盛某与韦某即离婚，由此推知该笔款项未用于家庭生活。因此，盛某向连某所借的20元款项应当认定为盛某的个人欠款，由其个人承担清偿责任。遂判决盛某归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驳回连某要求韦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

【点评】夫妻债务涉及两层法律关系：夫妻关系内部和夫妻关系外部。就夫妻关系内部而言，当夫妻离婚时，如借款人提出借款为共同债务要求配偶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时，借款人必须举证证明借款是否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如证明不了，应自行承担。但在涉及外部关系时，即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偿还时，应如何处理，则应结合司法解释和《婚姻法》的规定进行认定。也就是说，债权人如证明借款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则推定为双方共同债务，但如出借人与借款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出借人知道该约定、出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则应由借款人对外承担责任，配偶无义务偿还。

三、婚后一方父母全资购买的房屋算赠与吗？

【案情】沈某（男）与高某（女）于200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沈某是“富二代”，又是家中独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2007年4月，沈某父母为沈某全资购买了一套高档别墅，但为了防止将来产生矛盾，别墅产权登记在沈某名下。近年来，沈某和高某逐渐产生纠纷并矛盾不断。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高某诉至法院，要求与沈某离婚，并认为登记在沈某名下的高档别墅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沈某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高档别墅系其个人财产，高某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家庭矛盾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年龄较小，由高某抚养为宜，沈某应支付抚养费。涉案房屋经查证系沈某的父母以沈某的名义购买，产权证登记在沈某名下，应视为沈某的父母对沈某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沈某与高某离婚，婚生女由高某抚养，沈某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子女婚后接受父母的赠与，原则上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系子女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如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子女个人的，仍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为避免日后产生纷争，建议父母在赠与子女财产时明确财产系赠与子女个人还是子女夫妻双方。《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四、不动产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案情】2006年12月，刘某与张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张某将某小区302室房屋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刘某，刘某需一次性付清全款，张某在收到款项后一个月内协助刘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任何一方违反约定，则支付对方违约金10万元。合同签订次日，刘某付清全款，张某将房屋钥匙交给刘某。事后，刘某要求张某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张某总以种种理由推脱。刘某认为，自己付清全款，也拿到了房屋钥匙，房屋已经属于自己，办理过户手续不必急于一时，遂未再催促张某。2007年2月，刘某按照单位安排出国学习一年。2007年房价大幅上升，302室房屋按照市价已经涨到150万元。张某认为自己当初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房屋损失甚剧，遂将房屋以16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王某，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刘某回国后发现房屋已经被王某入住，遂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张某与王某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由王某返还房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虽违反诚信原则，将房屋一房二卖，但由于王某系善意购买房屋，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故王某取得302室房屋所有权。刘某虽签订合同在先，但由于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故房屋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刘某仅能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向张某主张违约责任。遂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系典型“一房二卖”的案例。《物权法》第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登记是房屋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未经登记，房屋所有权不发生变动。这则案例提醒广大购房者，在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后，一定要及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否则，万一出卖人“一房二卖”，将会直接影响将来物权的实现。

五、民间借贷中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宋某在焦某经营发廊时认识，2008年1月20日和3月6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条，分别借款30万元和10万元，通过汇款形式支付，汇款金额分别为27.6万元和9.2万元。宋某于2008年3月19日起陆续归还合计5.8万元。2009年1月22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条，借款9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2009年6月22日。后焦某起诉要求宋某归还欠款90万元。宋某主张90万元系高利贷，双方约定了月息8％，30万元和10万元分别预扣了一个月的利息。90万元系之前两笔本金40万元按月息8％计算，利息为50万，合计正好9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银行汇款36.8万元结合宋某每个月归还的数额，90万元的构成与宋某主张的8％月息相吻合，焦某没有证据证明实际支付了90万元，且无合理理由，遂判决宋某返还焦某本金36.8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

【点评】民间借贷案件中，高利贷现象较为普遍，约定的利率往往高于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此法院应予以适当调整，以最高不超过四倍为限。出借人不得预先扣除利息，预先扣除利息的，以实际出借数额计算本金。对于借款本金数额的确定，不能单单依据借条认定，而应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如果债权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款项交付事实，且不能就借款发生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说明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六、汽车借给饮酒伴郎 出事后车主担责

【案情】王某和李某系朋友关系。2009年5月，王某结婚，邀请李某做伴郎。婚宴后，李某想用王某的面包车送朋友回家。王某认为李某已在婚宴上饮酒，因此不同意其开车，李某则表示以自己的酒量，这点酒根本不算事，而且发生什么事由其自行承担。王某再三考量，认为李某平时酒量确实很大，朋友住得也不远，李某又当了自己的伴郎，碍于情面，遂同意李某开车送人，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后车辆在通过一三叉路口时，由于李某对路况观察不足，将一正常行走的行人张某撞倒，致张某重伤。交警部门认定李某对事故发生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面包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余额由李某和王某承担。王某认为，自己虽是面包车的所有人，但发生事故时车辆由李某实际管理和控制，李某也承诺发生什么事责任自负，因此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在明知李某饮酒的情况下，仍将车辆出借给李某，主观过错明显，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遂判决王某对交强险范围外的赔偿数额承担40%的赔偿责任。

【点评】近年来，交通事故案件稳居各类案件榜首，且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车辆出借后，车辆所有人已丧失了对车辆的实际管领和控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应由车辆使用人承担责任。但如果车辆所有人在出借车辆时有过错，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等等情形下，仍出借车辆，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七、过量饮酒致人死亡劝酒者应担责

【案情】2011年5月5日，谢某为了感谢李某对其生意上的帮助，邀请李某到家中就餐，并邀请好友王某、张某作陪。席间，四人推杯换盏，没一会儿，李某即表现出醉意。但谢某、王某和张某仍不罢休，继续轮番劝酒，李某盛情难却，来者不拒，四人越喝越兴奋，直至当晚11时左右方才散去。李某被谢某送回住所地时已经不省人事。谢某见状立即拨打“120”，将李某送至急救医疗中心抢救。经医生诊断，李某已经死亡。诊断记载：“心跳呼吸骤停。

1、酒精中毒；

2、窒息。”事后，李某的妻子孙某诉至法院，要求谢某、王某和张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大量饮酒产生的后果应当有充分认识，其对饮酒过度致死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应承担主要责任。谢某、王某和张某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李某已经不胜酒力的情况下，非但不予劝阻，反而轮番劝酒，主观过错亦非常明显，应对李某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遂判决谢某、王某、张某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

【评析】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然而，过度饮酒、极度劝酒则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为法律所不倡导。以上案例，对喝酒和劝酒两方面都有警示。本案中，谢某与作为陪酒者的王某、张某

明知李某已经不胜酒力，仍不断劝酒，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于李某的死亡应基于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提醒大家，为了生命健康及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喝酒需适量，劝酒需谨慎。

八、违法装修噪音扰民为法律所禁止

【案情】周某与王某是上下楼邻居。2013年8月，住在楼上的周某装修房子。考虑到装修噪音会影响邻居的正常生活，物业公司告知周某施工时间为上午8：30至11：30，下午为2：00至6：00。然而装修人员为了赶工期，并未按照规定时间施工，经常干到晚上9点多种，严重影响了王某的正常生活。王某多次找到周某交涉，但周某每次都草草应付，事后任然我行我素，最后甚至关机不再接听王某的投诉。王某忍无可忍，诉至法院，要求周某立刻停止在非规定时间内施工，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本案在法院的调解下，周某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规范施工，并自愿补偿王某5000元精神损失费。

【评析】本案是一个因噪音污染引发的案例。室内装潢噪音产生的污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很少有人去考虑这种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室内装潢是生活中所必须的，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周围邻居应当给予一定的容忍和谅解，但是因为其产生的噪音毕竟给周围邻居带来不便，影响他人正常的生产生活，所以，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对室内装潢的时间做出了严格限制，该法第47条规定：“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当限制作业时间，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减轻、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污染。”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行为必为法律所禁止。因此，提醒大家，在装潢施工时，应当事先做好周围邻居的思想工作，取得别人的谅解与宽容，同时要严格遵守施工的时间，文明施工，尽量减少对别人的影响，防止产生邻里纠纷。

九、物业服务存在瑕疵怎能拒交物管费？

【案情】唐某是某小区的业主。2010年，唐某入住小区后发现该小区物业公司的服务不到位，保安服务态度差，小区环境脏乱差，小广告满天飞，而且还不时发生偷盗事件。唐某认为，该物业公司提供低质量的服务却要求很高的物业管理费，显然不公平，遂向物业公司投诉，要求物业公司整改。物业公司接到唐某的投诉后，也进行了部分整改，但唐某始终不满意，从2011年开始唐某拒交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与其多次交涉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唐某交纳拖欠的物业管理费4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交纳物业管理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也是物业公司开展服务需要的资金保证。业主拒绝交纳物业管理费，必然导致物业公司经费不足，无法维持正常的物业服务水平，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唐某以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瑕疵为由拒交物业管理费不妥，遂判决唐某向物业公司补交拖欠的物业管理费4000元。

【点评】近年来，随着物业管理行业持续快速发展，如何理顺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的关系，使“管家”更好地服务于“主人”，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交纳物业管理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作为业主，发现问题时应当通过正常的途径，如向物业公司反映通过协商解决，也可向业主委员会反映，通过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沟通解决，必要时也可向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如果物业公司服务质量确实差而无法通过上述途径解决，业主还可以通过业主大会决定解聘物业公司，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并根据物业合同的规定，追究物业公司的责任。业主不能随意拿不交物业管理费作“挡箭牌”，否则可能造成恶性循环，侵害到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十、老爸遗嘱处分老妈财产 依法认定为无效

【案情】李某（男）和张某（女）老两口生有一儿一女，即小李和小张。李某和张某婚后拥有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李某名下。1998年，张某因病去世。2001年1月，李某立下遗嘱，载明：“我夫妻二人拥有一套房屋，在我死后，归儿子小李所有。以此为证。”2003年，李某亦去世。小李和小张因继承问题产生纠纷。小张诉至法院，要求对房屋及遗嘱没涉及的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依法继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张某对房屋的份额，违反了法律规定，该部分遗嘱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涉案房屋为李某和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某先于李某去世，故张某在房屋中拥有的1/2份额应予法定继承，由李某、小李和小张各继承1/6。李某在房屋中所占2/3的份额应由小李继承。对于遗嘱中未涉及的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遂判决小李继承房屋份额的5/6,小张继承房屋份额的1/6，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由小李继承2.5万元，由小张继承2.5万元。

【评析】现实生活中，遗嘱人在遗嘱中处分配偶或家庭成员财产的情形较为常见。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对于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财产，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对于遗嘱未处分的遗产，同样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李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张某对房屋的份额，该部分遗嘱应为无效，所涉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对于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虽然遗嘱并未涉及，但为李某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遗产范畴，应依法定继承依法分割。

第五篇：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十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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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十起典型案例

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今日法苑》编辑部推选出的2016年安徽法院10个典型案件（按判决、裁定日期排序），从一个侧面展现安徽法院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严惩贪污贿赂犯罪，妥善调处民商纠纷，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深入践行司法为民，推进平安安徽建设，为建设五大发展美好安徽提供坚强的司法保障。

1、滁州霞客三企重整案

2014年3月，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的霞客系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波及在滁州市的全资子公司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司，以及关联企业滁州安邦聚合高科有限公司。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涉及霞客系企业诉讼27件，诉讼标的额约4.7亿元，债权人涉及多家金融机构。三家企业负债合计达22.8亿元。

这三家企业为国内化纤纺织行业的知名企业。2014年12月25日、2015年3月20日，滁州中院分别受理了三家企业申请重整案。2015年，该院批准了滁州霞客、安兴公司重整计划。2016年1月8日，该院依法裁定批准安邦公司的重整计划。三家企业重整后，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渐趋向好。

【典型意义】

这是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滁州中院受理的首批重整案件。如果处理稍有不慎，有可能导致三家规模性企业破产清算，直接造成1800余名职工失业，影响社会稳定。企业债务危机也会造成银行大量贷款损失，对滁州的金融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滁州中院把依法处置霞客系企业危机作为重点工作，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化解金融风险，彰显了司法担当。

2、淮南东方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案

2016年2月29日，巢湖市人民法院对造成27死1伤的淮南东方煤矿爆炸事故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直接责任人之

一、矿长于清泉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非法采矿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2014年8月19日3时56分，东方煤矿越界开采区域-530米C13回煤工作面生产作业过程中，因未进行瓦斯抽采，采用“以掘代采”的采煤方法，且通风能力不足，局部通风机循环风，导致瓦斯聚集，作业人员违章放炮引发瓦斯爆炸，致使27名井下作业人员死亡，1人受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4511万余元。

东方煤矿实际控制人缪敬道以及韩兴先等16名被告人，分别被淮南市谢家集区法院一审判处五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典型意义】

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的东方煤矿“8.19”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此案的判决，依法严厉惩处非法采矿，再次敲响安全生产的警钟。

3、淮北房地产破产企业重整和解案

淮北市商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开发的淮北金百合小区项目，2015年底已经封顶，由于受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国家政策调整及民间成本过大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资产被多起诉讼查封，经营陷入困境，广大购房者无法按时入住。该公司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并提交和解协议草案。

2016年4月28日，经破产申请人、管理人、债权人和法院的共同努力，过半数债权人以及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债权额的债权人表决通过和解方案，淮北中院成功审结这起我省首例房地产破产企业重整和解案，盘活企业资产7.28亿元，保护了204名债权人、400多购房户的利益及3.01亿元债权，帮企业渡过了难关，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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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淮北中院通过有效举措，成功实现房地产“去库存”重整和解，有力促进了淮北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对此案进行专题报道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作出批示，该案运用法治手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4、砀山虐童案

2015年8月至10月，被告人刘某、汪某在砀山县城同居期间，在管教刘某女儿小武的过程中，多次采取用毛巾捂嘴、绳子绑、电线抽、水壶烫、烟头烧、木棍敲打等手段殴打小武，致小武身体多处受伤。两人还在伤口处撒盐水、抹辣椒等方式对小武进行折磨。经司法鉴定，小武的伤情为轻伤一级。

2016年6月8日，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砀山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以刘某、汪某犯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二年零四个月和二年零二个月。

同年7月，砀山县法院对女童生父武某申请撤销生母刘某监护人资格一案作出判决，撤销刘某对小武的监护人资格，由武某对小武承担监护职责。

【典型意义】

2014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明确申请撤销未成年人监护人资格的诉讼主体，细化了可以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七种情形。该案是四部委发布“新规”后，安徽法院审理撤销监护权第一案，有力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5、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苏洲等腐败窝案

2016年9月18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苏洲、原副台长赵红梅受贿、贪污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张苏洲犯受贿罪、贪污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250万元。赵红梅犯受贿罪、贪污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60万元。

2006年至2014年，张苏洲在任安徽电视台台长、安徽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安徽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总编辑期间，先后收受南京日景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数十家单位和个人现金、物品，共计1123万余元人民币、4.7万美元、2000欧元、价值17.9万元的购物卡及价值106万余元的金条、玉器和手表等物品，并在电视广告业务、购买电视剧及支付购剧款、电视台采购物品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通过在单位报销个人购物消费、虚列奖金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339万余元人民币。被告人赵红梅受贿财物569万余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161万余元。

淮南两级法院审理了涉及安徽广播电视台受贿、贪污、单位行贿、行贿等腐败窝案计17件18人9个单位，其中贪污、受贿腐败犯罪8件，涉及安徽广播电视台原领导和工作人员共8人，单位行贿、行贿犯罪9件，涉及8家影视公司和10名个人。

【典型意义】

此案是典型的“塌方式”腐败窝案。张苏洲、赵红梅在位期间，任人唯亲，公开权钱交易，带头毁坏单位政治生态，结伙权力寻租，占据关键岗位的腐败分子结成利益攻守同盟，在影视剧采购、广告经营、节目制作等方面形成强大的腐败利益链条。纪检监察部门出重拳打击“塌方式”腐败，司法部门依法惩处腐败窝案。

6、阜南住建局违法行使职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自2000年以来，在未办理规划立项、用地审批、环境评价等法定手续的情况下，阜南县原建设委员会、原市容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没有任何污染防治措施的阜南县鹿城镇苗寺村代庄南侧56.8亩农用地违法指定为生活垃圾填埋场，组织辖区内生活垃圾在此倾倒、堆放，对周边水、大气、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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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7月21日，该院向阜南县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同年10月20日，阜南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当庭判决确认被告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阜南县鹿城镇苗寺村代庄南侧农用地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使用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被告在2018年12月31日前对涉案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修复区域生态环境。

【典型意义】

这是安徽省首例公开审理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开启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先河，警示相关行政机关必须肩负起保护环境的职责。

7、张文苗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公诉案

2012年6月28日，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判决张文苗与查某离婚，并将该市大观区市府路一处房产的所有权判决给查某。民事判决生效后，查某于2013年1月30日申请对该房屋强制执行。2013年5月6日，大观法院向被执行人张文苗发出执行通知书，告知其要按照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交付房屋，被执行人张文苗拒不签收通知书，并对送达人员进行谩骂。2013年10月25日，法院在张文苗居住房屋处张贴公告，责令张文苗在指定期间迁出该房屋，到期仍不履行的，将依法强制执行。当天，张文苗对法院工作人员谩骂，并在屋内手持木棍挥舞，不让法院工作人员张贴公告。2014年1月14日，大观法院执行人员对张文苗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张文苗情绪激动并殴打办案人员，致使一名办案人员嘴部受伤流血。

2015年7月27日，张文苗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大观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文苗拘役五个月零十日。【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拒不腾空房屋，阻碍执行法院对被执行财产进行处置，被拘留后仍对抗执行，导致执行工作无法进行，其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应予以刑事处罚。此案入选2016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6起拒不执行判决刑事案件典型案例。

8、“小官巨腐”典型刘大伟案

2016年11月8日，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对该区烈山社区原党委书记刘大伟贪腐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大伟犯贪污罪、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法经营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630万元，没收个人财产500万元。刘大伟在掌握村办煤矿和村委实权期间，伙同他人骗取拆迁补偿款共计317万余元，以及面积800余平方米拆迁安置房中的土地补偿款部分（未遂）；向烈山区委原副书记陈振江等国家工作人员行贿59.7万余元，营造关系网，和官员串通谋取私利；将淮北市惠尔普建筑陶瓷有限公司中友谊二矿出资额为1490万元的74.5%股权侵吞；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POS机），以虚构交易的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支付现金833万余元；挪用淮北市惠尔普建筑陶瓷有限公司资金4700万元进行营利活动；指使他人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典型意义】

刘大伟是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第六集《拍蝇惩贪》中“小官巨腐”的典型。“小官巨腐”，损坏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更会毒害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最终导致整个社会规则的严重破坏，必须依法严惩。

9、福建原副省长徐钢受贿案

2016年12月29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福建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徐钢受贿案，对被告人徐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2002年至2014年，被告人徐钢利用担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福建省交通厅厅长、中共泉州市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经营、银行揽储、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妻余娜、女儿徐昊皓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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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1977万余元。

【典型意义】

这是十八大以来安徽法院审理的第二起中管干部职务犯罪案，彰显了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职务犯罪案件的审判，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10、邢朝刚等67人涉黑案

2016年12月29日，芜湖县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妨害公务罪等罪名，分别对邢朝刚、丁广涛、范春生等67名被告人判处二十年至拘役五个月不等的刑期和罚金。

邢朝刚等人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在无为县城等多地开设赌场，对影响赌场开设及利益的人员进行殴打、报复，对竞争对手形成威慑力，给当地百姓造成心理恐惧，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典型意义】

该案是安徽法院审理的涉案人数最多的涉黑案件，依法扫黑除恶，有力促进平安安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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