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福建高院发布十起“执行不能”典型案例
福建高院发布十起“执行不能”典型案例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十起“执行不能”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区分“执行难”和“执行不能”,理性认识“执行不能”。
案例一:游某某与吴某某、某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游某某与吴某某于2012年7月16日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吴某某向游某某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5天,借款利率为日万分之七,借款本息在2012年7月20日一次性还清,逾期还款则应支付违约金。吴某某系某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担保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因吴某某未如约偿还借款本息,担保方亦未代为清偿,游某某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福州中院判决吴某某偿还游某某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某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判决生效后,因被告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游某某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将吴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发出限制高消费令。经查,吴某某下落不明,同时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后法院向申请执行人游某某发出执行情况告知书,将采取的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终结本次执行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事项予以告知,并依法裁定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执行过程中,主债务人下落不明,担保人被申请破产并正在审理,执行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且对主债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后,仍未发现有财产可供执行,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这是当事人面临的商业风险、交易风险、社会风险,需要凝聚全社会力量从源头上进行综合治理。
案例二:黄某某与林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执行案
2015年3月11日18时,黄某某驾驶无牌自行车沿着国道324线由南往北方向逆向行驶,与沿国道324线由北往南方向顺向行驶的林某某驾驶的无牌两轮普通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车损及黄某某、林某某受伤的损害后果。2015年4月3日,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集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某某与林某某负事故同等责任。后经司法鉴定,黄某某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黄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将林某某起诉至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黄某某人身伤害所造成的各项损失。经审理,集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林某某应赔偿黄某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2041元。判决生效后,林某某未履行相应的赔偿义务。
2016年12月4日,黄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向集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林某某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集美法院积极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通过厦门市执行查控系统、福建法院司法查控系统及全国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情况。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被执行人地址,集美法院又到被执行人的住所地调查了解,发现被执行人持有厦门市集美区社会救助证,妻子精神残疾,儿子为在校生,家庭经济困难。集美法院将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调查结果及执行过程告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对调查结果表示认可,并表示不能提供其他财产线索。集美法院遂对本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通过三级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均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家庭经济困难,除了维持生计的生活必需品之外没有其他财产,无法进一步执行,该案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
案例三:某实业公司与某制品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执行案
某制品公司因拖欠某实业公司厂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被诉至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龙海法院依法判决某制品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实业公司租金和物业管理费合计88320元。判决生效后,某制品公司拒不履行,某实业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某制品公司负责人下落不明,执行法院依法查封、扣押被执行人存放于厂房内的注塑加工机床七台,经评估,上述机器设备价值438039元。此外,执行法院还受理以某制品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共4起,总申请标的额约41万元。执行法院依法启动司法拍卖程序,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二次拍卖均流拍,且各债权人均不愿意以物抵债,同时表示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线索,同意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被执行人已停止经营,负责人下落不明,扣押的机器设备无法处置,执行法院未查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也未能提供其他财产线索,且申请执行人又不愿意以物抵债,以致该案成为执行不能的“僵尸”案件,属于非典型意义的执行不能。
案例四:董某等人与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
申请执行人董某等455名工人与被执行人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泉州市洛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裁决:被执行人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应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董某等455名工人工资合计3749029元。
仲裁裁决书生效后,被执行人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付款义务,公司实际控制人袁某不落不明,申请执行人董某等455名工人向洛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被执行人的机器设备、部分存货及原材料,并予以评估拍卖,拍卖成交价款为2207740元,同时依法扣划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72000元,帮助收回被执行人应收货款326775.03元,共执行到位款项合计2606515.03元,后洛江法院依法制定执行款分配方案,对455名工人工资进行优先发放。此外,洛江法院调查被执行人的房产、车辆、证券等财产信息,均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申请执行人董某等455名工人也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线索,鉴于本案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洛江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执行法院已对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处置完毕,并积极催收了应收货款,仍无法全部清偿工人工资,尚有1142513.97元未能清偿,且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也无法提供新的财产线索。本案的财产已依法处置完毕,仍不能完全满足全部债权,亦属于执行不能的一种表现形式。
案例五:某工贸公司与某石粉厂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某工贸公司因欠某石粉厂货款145800元被诉至法院,经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某工贸公司支付某石粉厂货款145800元及逾期利息。但在判决生效后,某工贸公司拒不履行义务,某石粉厂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永安法院经网络司法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银行存款、车辆等财产。后经实地调查,被执行人已经没有正常生产经营,其厂房及机器设备均系租赁物,因拖欠租金已被出租人收回,被执行人的负责人系外省人且下落不明。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永安法院向社会发布执行悬赏公告,依法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及其负责人的下落,均未果。永安法院将本案的执行情况、财产调查结果、采取的执行措施、法律后果等信息告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亦表示暂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线索,同意永安法院依法定程序作出处理。据此,永安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被执行人已无正常生产经营,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公司已是“空壳”,被执行人的负责人也下落不明,执行法院通过发布执行悬赏公告,仍未发现财产线索及被执行人的负责人的下落。执行法院在穷尽执行措施后,向申请执行人充分介绍了案件执行过程,并取得其理解,遂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本案属于查无财产的执行不能案件。
案例六:吴某玉、陈某平、陈某与杨某贵、吴某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案
2016年10月18日,杨某义(案发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无证驾驶无牌号二轮摩托车(该车在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与吴某訇骑驶无牌号自行车发生相撞,造成二人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杨某义负事故主要责任,吴某訇负次要责任。2017年1月间,吴某玉(吴某訇的母亲)、陈某平(吴某訇的丈夫)、陈某(吴某訇的女儿)因上述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将杨某贵、吴某引(杨某义的父母)及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被告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应赔偿吴某玉、陈某平、陈某损失11万元,被告杨某贵、吴某引应赔偿吴某玉、陈某平、陈某损失535567.6元。法院依法受理吴某玉、陈某平、陈某强制执行申请后,于2017年11月30日向被执行人杨某贵、吴某引发出执行通知及报告财产令,责令杨某贵、吴某引向申请执行人吴某玉、陈某平、陈某赔偿损失535567.6元及利息,并如实报告财产情况,但杨某贵、吴某引未按执行通知履行义务。在案材料表明,杨某贵、吴某引常年在家务农,享受低保生活补助,且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亦为受害人,遭受丧子之痛,且无赔偿能力。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间,法院依法对杨某贵、吴某引的车辆、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财产情况进行详细查询。经查,被执行人杨某贵、吴某引仅有小额银行存款。除上述财产外,法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也无法提供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线索。经法院依法告知,申请执行人吴某玉、陈某平、陈某表示被执行人杨某贵、吴某引确实经济困难,且在事故中也失去了至亲,同意本案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本案被执行人杨某贵、吴某引家庭经济困难,又遭受壮年痛失爱子的剧痛,承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打击。法院经查询银行、车管部门、不动产登记中心等,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申请执行人也表示理解被执行人杨某贵、吴某引的困难,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遂本案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案例七:谢某某等人与张某茂、张某花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执行案
2015年9月7日,被告张某茂、张某花雇佣受害人兰某某到其正在装修的房屋钻墙孔,兰某某在钻墙的过程中不慎触电后从人字梯上跌落身亡。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张某茂、张某花赔偿原告谢某某等人(系兰某某的近亲属)472845.92元,扣除已付4万元,还应赔偿432845.92元。因被告未履行生效判决确认的赔偿义务,谢某某等人向顺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赔偿款43万余元。
执行中,被执行人张某茂、张某花离开住所,下落不明。经查,被执行人名下无存款、林权、车辆、工商登记等财产登记信息,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为事故发生地的房屋,该房屋已向银行抵押借款30万元。顺昌法院依法查封该处房产后,启动评估拍卖程序。因风俗习惯忌讳的原因,该房产在淘宝网拍卖平台经两次拍卖和一次变卖,均因无人报名竞买而流拍,且申请执行人不愿接受以物抵债。顺昌法院认为,该房产作为被执行人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经法定程序拍卖、变卖未成交,申请执行人不接受以物抵债,故该案被执行人名下虽有财产,但不能处置,属于有财产无法处置的执行不能案件。
表面上被执行人名下虽有与申请执行标的额相近的财产,看似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可实现,但实际上因该财产被设置抵押及风俗习惯等原因,剩余价值已不大,且经依法拍卖处置,最终无法变现,是典型的虽有财产但无法处置的执行不能案件。
案例八:廖某辉、王某某与廖某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纠纷执行案
2014年8月11日下午,被告人廖某益经过廖某辉之子、被害人廖某豪(男,殁年8岁)身边时,被廖某豪用沙子泼洒,廖某益联想到因旧房拆迁改造、征地等事,遭受廖某辉等人“欺负”,心中愈发气愤,决意实施报复,即取出一把水果刀,连续切割廖志豪的颈部、下巴等处,又朝其腰腹部捅刺两刀,随后骑摩托车逃离现场,廖某豪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2015年6月3日,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在判处廖某益死刑的同时,判决应赔偿廖某辉、王某某(系被害人廖某豪的父母)各项损失人民币643992元。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未主动履行判决。执行过程中查明,廖某益已被执行死刑。经全国法院“总对总”和全省法院“点对点”网络司法查控系统查询,均未发现被执行人有银行存款、车辆、股权等可供执行的遗产。经调查发现,廖某益父亲廖某某70多岁,母亲刘某某60多岁,二人均为贫困户。因申请执行人廖某辉、王某某家庭经济困难,被执行人又无财产可供执行,龙岩中院启动国家司法救助程序,对申请执行人救助5万元。申请执行人基于被执行人的家庭财产状况,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表示理解,同意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人民法院执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被执行人往往已经被判处刑罚,甚至像本案被判处极刑,且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对于此类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又生活困难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给予一定的补助,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案例九:黄某某责令退赔执行案
被告人黄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以借款用于投资、帮朋友周转资金等名义,先后多次骗取他人财物共计474.14万元,构成诈骗罪。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0日作出判决:被告人黄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责令被告人退出诈骗所得款项471.14万元,返还被害人。
判决生效后,黄某某未交纳500万元罚金,也未退出诈骗所得款项471.14万元返还被害人。宁德中院刑事审判二庭将该案移送执行局强制执行,2016年1月8日立案执行。经查,被执行人黄某丁正在监狱服刑,且其名下无存款、房地产、股权、车辆等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法院遂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案被执行人正在监狱服刑,没有收入亦可供执行的财产,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
案例十:高某等人与俞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
2013年,俞某某以投资工程为由向高某等46人借款,并许诺每月利率2%至3.5%,借款金额高达2500多万元。2014年俞某某因病去世后,其家族资金链断裂,不仅许诺的高额利息无法兑现,连本金也无法偿还。后高某等46人向法院起诉俞某某继承人陈某、俞某等,法院判决陈某偿还借款本息,俞某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案立案执行后,执行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立即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后执行法院积极查找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发现被执行人陈某名下有10套房产并及时进行拍卖处置,合计获得执行款约900万元。但由于上述10套房产均设定银行抵押权,清偿银行欠款后,无法全部清偿高某等人的债权。执行法院又走访被执行人居住社区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并要求各申请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经查被执行人已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人也无法提供财产线索,遂对本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被执行人名下10处房产均被法院依法及时处置,但因房产均设定抵押权且债务金额巨大,导致申请人无法足额受偿。人民法院在穷尽执行措施后,仍无法全部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全部债权,本案属于有财产且已处置完毕,仍不能完全满足全部债权的执行不能案件。
第二篇: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十起涉民生案件执行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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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江苏法院发布十起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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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十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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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十起典型案例
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今日法苑》编辑部推选出的2016年安徽法院10个典型案件(按判决、裁定日期排序),从一个侧面展现安徽法院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严惩贪污贿赂犯罪,妥善调处民商纠纷,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深入践行司法为民,推进平安安徽建设,为建设五大发展美好安徽提供坚强的司法保障。
1、滁州霞客三企重整案
2014年3月,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的霞客系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波及在滁州市的全资子公司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司,以及关联企业滁州安邦聚合高科有限公司。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涉及霞客系企业诉讼27件,诉讼标的额约4.7亿元,债权人涉及多家金融机构。三家企业负债合计达22.8亿元。
这三家企业为国内化纤纺织行业的知名企业。2014年12月25日、2015年3月20日,滁州中院分别受理了三家企业申请重整案。2015年,该院批准了滁州霞客、安兴公司重整计划。2016年1月8日,该院依法裁定批准安邦公司的重整计划。三家企业重整后,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渐趋向好。
【典型意义】
这是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滁州中院受理的首批重整案件。如果处理稍有不慎,有可能导致三家规模性企业破产清算,直接造成1800余名职工失业,影响社会稳定。企业债务危机也会造成银行大量贷款损失,对滁州的金融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滁州中院把依法处置霞客系企业危机作为重点工作,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化解金融风险,彰显了司法担当。
2、淮南东方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案
2016年2月29日,巢湖市人民法院对造成27死1伤的淮南东方煤矿爆炸事故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直接责任人之
一、矿长于清泉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非法采矿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2014年8月19日3时56分,东方煤矿越界开采区域-530米C13回煤工作面生产作业过程中,因未进行瓦斯抽采,采用“以掘代采”的采煤方法,且通风能力不足,局部通风机循环风,导致瓦斯聚集,作业人员违章放炮引发瓦斯爆炸,致使27名井下作业人员死亡,1人受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4511万余元。
东方煤矿实际控制人缪敬道以及韩兴先等16名被告人,分别被淮南市谢家集区法院一审判处五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典型意义】
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的东方煤矿“8.19”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此案的判决,依法严厉惩处非法采矿,再次敲响安全生产的警钟。
3、淮北房地产破产企业重整和解案
淮北市商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开发的淮北金百合小区项目,2015年底已经封顶,由于受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国家政策调整及民间成本过大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资产被多起诉讼查封,经营陷入困境,广大购房者无法按时入住。该公司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并提交和解协议草案。
2016年4月28日,经破产申请人、管理人、债权人和法院的共同努力,过半数债权人以及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债权额的债权人表决通过和解方案,淮北中院成功审结这起我省首例房地产破产企业重整和解案,盘活企业资产7.28亿元,保护了204名债权人、400多购房户的利益及3.01亿元债权,帮企业渡过了难关,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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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淮北中院通过有效举措,成功实现房地产“去库存”重整和解,有力促进了淮北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对此案进行专题报道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作出批示,该案运用法治手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4、砀山虐童案
2015年8月至10月,被告人刘某、汪某在砀山县城同居期间,在管教刘某女儿小武的过程中,多次采取用毛巾捂嘴、绳子绑、电线抽、水壶烫、烟头烧、木棍敲打等手段殴打小武,致小武身体多处受伤。两人还在伤口处撒盐水、抹辣椒等方式对小武进行折磨。经司法鉴定,小武的伤情为轻伤一级。
2016年6月8日,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砀山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以刘某、汪某犯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二年零四个月和二年零二个月。
同年7月,砀山县法院对女童生父武某申请撤销生母刘某监护人资格一案作出判决,撤销刘某对小武的监护人资格,由武某对小武承担监护职责。
【典型意义】
2014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明确申请撤销未成年人监护人资格的诉讼主体,细化了可以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七种情形。该案是四部委发布“新规”后,安徽法院审理撤销监护权第一案,有力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5、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苏洲等腐败窝案
2016年9月18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苏洲、原副台长赵红梅受贿、贪污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张苏洲犯受贿罪、贪污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250万元。赵红梅犯受贿罪、贪污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60万元。
2006年至2014年,张苏洲在任安徽电视台台长、安徽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安徽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总编辑期间,先后收受南京日景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数十家单位和个人现金、物品,共计1123万余元人民币、4.7万美元、2000欧元、价值17.9万元的购物卡及价值106万余元的金条、玉器和手表等物品,并在电视广告业务、购买电视剧及支付购剧款、电视台采购物品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通过在单位报销个人购物消费、虚列奖金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339万余元人民币。被告人赵红梅受贿财物569万余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161万余元。
淮南两级法院审理了涉及安徽广播电视台受贿、贪污、单位行贿、行贿等腐败窝案计17件18人9个单位,其中贪污、受贿腐败犯罪8件,涉及安徽广播电视台原领导和工作人员共8人,单位行贿、行贿犯罪9件,涉及8家影视公司和10名个人。
【典型意义】
此案是典型的“塌方式”腐败窝案。张苏洲、赵红梅在位期间,任人唯亲,公开权钱交易,带头毁坏单位政治生态,结伙权力寻租,占据关键岗位的腐败分子结成利益攻守同盟,在影视剧采购、广告经营、节目制作等方面形成强大的腐败利益链条。纪检监察部门出重拳打击“塌方式”腐败,司法部门依法惩处腐败窝案。
6、阜南住建局违法行使职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自2000年以来,在未办理规划立项、用地审批、环境评价等法定手续的情况下,阜南县原建设委员会、原市容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没有任何污染防治措施的阜南县鹿城镇苗寺村代庄南侧56.8亩农用地违法指定为生活垃圾填埋场,组织辖区内生活垃圾在此倾倒、堆放,对周边水、大气、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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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7月21日,该院向阜南县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同年10月20日,阜南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当庭判决确认被告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阜南县鹿城镇苗寺村代庄南侧农用地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使用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被告在2018年12月31日前对涉案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修复区域生态环境。
【典型意义】
这是安徽省首例公开审理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开启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先河,警示相关行政机关必须肩负起保护环境的职责。
7、张文苗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公诉案
2012年6月28日,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判决张文苗与查某离婚,并将该市大观区市府路一处房产的所有权判决给查某。民事判决生效后,查某于2013年1月30日申请对该房屋强制执行。2013年5月6日,大观法院向被执行人张文苗发出执行通知书,告知其要按照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交付房屋,被执行人张文苗拒不签收通知书,并对送达人员进行谩骂。2013年10月25日,法院在张文苗居住房屋处张贴公告,责令张文苗在指定期间迁出该房屋,到期仍不履行的,将依法强制执行。当天,张文苗对法院工作人员谩骂,并在屋内手持木棍挥舞,不让法院工作人员张贴公告。2014年1月14日,大观法院执行人员对张文苗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张文苗情绪激动并殴打办案人员,致使一名办案人员嘴部受伤流血。
2015年7月27日,张文苗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大观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文苗拘役五个月零十日。【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拒不腾空房屋,阻碍执行法院对被执行财产进行处置,被拘留后仍对抗执行,导致执行工作无法进行,其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应予以刑事处罚。此案入选2016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6起拒不执行判决刑事案件典型案例。
8、“小官巨腐”典型刘大伟案
2016年11月8日,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对该区烈山社区原党委书记刘大伟贪腐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大伟犯贪污罪、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法经营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630万元,没收个人财产500万元。刘大伟在掌握村办煤矿和村委实权期间,伙同他人骗取拆迁补偿款共计317万余元,以及面积800余平方米拆迁安置房中的土地补偿款部分(未遂);向烈山区委原副书记陈振江等国家工作人员行贿59.7万余元,营造关系网,和官员串通谋取私利;将淮北市惠尔普建筑陶瓷有限公司中友谊二矿出资额为1490万元的74.5%股权侵吞;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POS机),以虚构交易的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支付现金833万余元;挪用淮北市惠尔普建筑陶瓷有限公司资金4700万元进行营利活动;指使他人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典型意义】
刘大伟是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第六集《拍蝇惩贪》中“小官巨腐”的典型。“小官巨腐”,损坏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更会毒害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最终导致整个社会规则的严重破坏,必须依法严惩。
9、福建原副省长徐钢受贿案
2016年12月29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福建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徐钢受贿案,对被告人徐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2002年至2014年,被告人徐钢利用担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福建省交通厅厅长、中共泉州市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经营、银行揽储、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妻余娜、女儿徐昊皓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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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1977万余元。
【典型意义】
这是十八大以来安徽法院审理的第二起中管干部职务犯罪案,彰显了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职务犯罪案件的审判,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10、邢朝刚等67人涉黑案
2016年12月29日,芜湖县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妨害公务罪等罪名,分别对邢朝刚、丁广涛、范春生等67名被告人判处二十年至拘役五个月不等的刑期和罚金。
邢朝刚等人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在无为县城等多地开设赌场,对影响赌场开设及利益的人员进行殴打、报复,对竞争对手形成威慑力,给当地百姓造成心理恐惧,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典型意义】
该案是安徽法院审理的涉案人数最多的涉黑案件,依法扫黑除恶,有力促进平安安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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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十起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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