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十大典型案例

第一篇：高院十大典型案例

张某某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9日，被告人张某某在泌阳县官庄镇楼房村前楼房的水泥路上，见女童范某某（2011年3月10日出生）无人看管，遂心生歹意，将被害人范某某抱至该村东南方向石桥村的一块玉米地中，用手抠摸范某某的的下体，造成范某某下身流血。后因范某某哭喊，张某某怕事情败露，决意将范某某杀害，其用双手掐住范某某的脖子，直至其以为范某某已死亡，之后逃离现场。次日早晨，已苏醒的范某某被附近村民发现。经法医鉴定：范某某身体所受损伤构成重伤。

（二）裁判结果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猥亵儿童致人重伤，之后又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张某某在对被害人范某某实施猥亵后，怕其罪行败露，遂对被害人实施杀害行为，因意志外的原因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故其犯故意杀人罪属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主观恶性，法院对张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并罚，处以死缓并限制减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了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张某某在该案发生前曾两次因盗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五年。其前两次的监狱服刑改造并未给其带来真诚悔过的结果。反而加剧了其心理阴暗面的发展和灵魂深处思想的扭曲，对年仅二岁半的留守幼女痛下黑手。该案所暴露出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愈发严重，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大力关注。应建立符合各地实际的留守儿童保护制度，比如留守老人保护队、留守妇女保护儿童联防队、村（社区）保护儿童治安联防队等,构建儿童安全全覆盖网络。同时，加大对侵害儿童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掉侵害儿童安全的黑手。

许某某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因李瑞峰（另案处理）与前女友邓某某（生于1998年7月29日）产生感情上的矛盾，李瑞峰与其朋友徐树浩（另案处理）预谋后，联系崔奎（另案处理）到新安县。2014年3月14日，李瑞峰将邓某某带到崔奎及许某某二人所住的新安县新城德美宾馆205房间内，谎称外出有事，将邓某某交给在场的崔奎、许某某，后崔奎将邓某某按到床上并持刀威胁，由许某某将邓某某下身衣服脱掉，崔奎将邓某某上身衣服脱掉，由许某某强行与邓某某发生了性关系。案发后，被告人许某某等四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12万元，取得谅解。

（二）裁判结果

新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某伙同他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本案属共同犯罪，许某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大，应认定为主犯，但在作案时未满十八岁，系未成年人，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许某某在庭审中自愿认罪，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许某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

（三）典型意义

被告人许某某案发时不满18周岁，在外打工期间沉迷于网络，受某些不良网络文化影响并在他人的怂恿下犯罪，男女关系方面的意识非常淡薄，在已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因磨不开面子听从他人教唆导致本案发生。从犯罪原因角度分析，这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导致人格发育的不健全，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李某某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期间，被告人李某某利用糖果等物品诱骗本村幼女时某甲（生于2008年6月23日）、时某乙（生于2007年9月12日）到其家中，多次与时某甲发生性关系，一次与时某乙发生关系。

（二）裁判结果

镇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采取诱骗的手段，多次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李某某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本案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5）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被性侵案件。性侵行为发生时，两受害儿童的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受害人随爷爷奶奶生活，平时在学校上学。由于经济原因，她们不像城市孩子一样有很多的玩具和小吃，往往禁不住诱惑，而且对性的保护意识较差，一旦遇到坏人的小恩小惠诱惑，根本无法识别而上当受骗。被告人李某某系光棍多年的成年人，生活寂寞，女孩们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不能尽到监护责任，使其有机可乘。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采取特别、优先的保护原则，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从严惩处。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司法解释正是基于此及时出台的。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八年，体现了司法解释的本意。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中心支公司与段某某等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月24日，付某某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与沿新县至田铺乡公路由北向南李某某驾驶的豫S91622号中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豫S91622号客车乘坐人段某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新县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付某某负主要责任，李某某负次要责任，段某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当日段某某即被送往新县人民医院治疗，共花费9649.58元。出院诊断为：左侧第2-5肋骨多发骨折、左侧血气胸，医嘱住院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并陪护两人。肇事车辆豫S91622号中型普通客车实际车主为李某某，该车挂靠长安公司从事客运经营，并在保险公司投保每人责任限额20万元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

（二）裁判结果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肇事客车实际车主为李某某，该车挂靠新县长安客运公司，并在人寿财保信阳公司投保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因段某某提起的案由是客运合同之诉，段某某与李某某、新县长安客运公司之间属客运合同关系，新县长安客运公司和人寿财保信阳公司之间属保险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段某某的损失应由李某某和新县长安客运公司连带赔偿。李某某和新县长安客运公司连带赔偿了段某某的损失后，可行使追偿权。段某某因交通事故导致无法哺乳，有医嘱证明段某某住院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孩子，故酌定赔偿原告奶粉费3000元。

（三）典型意义

在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中，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是承运人的义务，乘客在运输过程中非因乘客自身原因造成人身损害的，承运人应当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正在哺乳期的女性乘客遭遇交通事故后医嘱禁止母乳喂养的，禁止母乳喂养期间的“奶粉费”，是否属于旅客运输合同之诉中的人身损害的范畴？我们认为，禁止母乳喂养从结果上看虽然实际损害的是哺乳期的婴儿，但是交通事故对女性乘客造成的人身损害，是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原因。不能母乳喂养的损害，不仅是对哺乳期婴儿的损害，也是对女性乘客自身的人身损害，属于乘客人身损害的范围。禁止母乳喂养期间的“奶粉费”是乘客实际发生的损失，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角度出发，对此应予以支持。

李某诉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1999年11月18日，原告李某与被告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的居民曾某某登记结婚，婚后其户口迁入被告处，且从2005年起在被告处分有责任田。2011年9月8日，原告与曾某某登记离婚，离婚后原告的户口一直在被告处，其在被告处分的责任田一直未调整。2012年被告村民组的土地被征用，经该组集体讨论决定该组村民每人分得土地补偿款31000元，但被告以原告已与本组村民曾某某离婚为由，未将该款分配与原告。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虽然于2011年与被告村民曾某某离婚，但原告自1999年结婚后其户口一直在被告处，且在被告村民组分有田地，故原告在被告确定分配征地补偿费方案时具有被告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应予支持，依法判决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向原告李某支付土地补偿款31000元。

（三）典型意义

土地是我国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为关切的一项基本权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论男女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样规定的目的也在于保证离婚或者丧偶的妇女能够拥有一份承包地，并应当对该承包土地被征用后的安置补助费享有分配权。本案中原告虽与被告村民解除婚姻关系，但其户口未迁出，且在被告处有承包地，属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作为离异女应依法平等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李某某诉张某某、常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常忠于2012年11月11日与张作明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经认定张作明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2013年1月，常忠的妻子张某某、婚生女常某作为甲方和作为乙方的张作明家属约定，张作明方赔偿张某某、常某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等所有费用共计80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为40万元。张作明方现按照约定已将八十万元赔偿款全部支付给二被告。经原告李某某的监护人李某与被告张某某的委托代理人常霞共同委托，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2年11月21日作出鉴定意见书，显示常忠、李某是李某某的亲生父母亲。现李某某起诉要求返还赔偿金。

（二）裁判结果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某系常忠的非婚生女，在常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其与常忠的妻子张某某、婚生女常某对张作明赔偿常忠的死亡赔偿金均享有同等的赔偿请求权。张作明方与张某某、常某达成的赔偿协议中约定的张作明方赔偿的死亡赔偿金40万元，二被告在赔偿协议达成前根据司法鉴定机构所做的亲权鉴定应当知道原告系常忠的非婚生女，就应该将张作明方赔偿张某某、常某方的死亡赔偿金中原告应得的份额支付给原告，但数额应为40万元的三分之一。关于张作明方赔偿二被告的精神抚慰金，是张作明方与二被告自愿协商的结果，并非法定的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且因张作明与张某某、常某明确约定了分别支付给张某某和常霞的数额，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原告该部分款项，理由不成立。依法判令张某某、常某将原告李某某应得的133333.33元死亡赔偿金支付原告李某某。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本案通过“亲子鉴定”的方式确认生父，给本案的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依法确认了非婚生子女的生母和生父后，才能确保非婚生子女享受到生父母双方的抚养教育及完整的亲情，以及基于身份而产生的其他权利。本案依法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保护了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周某某诉张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3年5月1日，原告周某某与被告张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2013年7月10日，张某提起与周某某离婚之诉，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调解书的内容为：“

一、张某与周某某双方自愿离婚；„ „

三、张某一次性给付周某某人民币38000元；„ „

六、其他未尽事宜，双方互不再追究”。而在2013年5月28日，张某与案外人宋某在长垣县宏力医院生育一女，取名张某某。周某某称离婚后才发现此事，现起诉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在与原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行为，并生育一女，导致离婚，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离婚调解书的内容，没有原告周某某明确放弃过错损害赔偿的意思表示，同时无法确认双方已就过错损害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因此，原告周某某在离婚后向被告张某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应该支持，遂判令被告张某给付原告周某某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15000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被告行为是对婚姻和整个家庭的背叛，而且给女方带来了深重的伤害，拆散了本应正常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年幼的子女更是严重的伤害。因此，在离婚后发现被告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出轨行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体现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司法精神。

申某某诉李某某等名誉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月14日，被告李某某(女)、舒某某(女)、李某(女)约原告申某某(女)外出，将其带到火车站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内，三被告对申某某进行殴打，并让申某某跪在地上，强迫申某某掀起上衣，舒某某用手机对申某某进行拍照，并由李某某配以文字上传至舒某某的QQ空间，该网帖被网友转发，后申某某法定代理人到派出所报案，因双方均系未成年人，派出所未予立案。申某某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侵权，诉于法院。另查明，现舒某某QQ空间所发与原告相关的信息已被删除。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本案三被告使用侮辱性语言，将申某某跪地及露出上半身的照片配以文字在网络上发布，构成对申某某名誉权的侵害，申某某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慰抚金，应予支持，三被告李某某、舒某某、李某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故赔礼道歉责任应由该三被告自行承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慰抚金15万元，要求过高，酌定支持其请求2万元，该民事赔偿责任由李某某、舒某某、李某的法定代理人承担。案件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当事人均系在校学生，因为该案的发生，申某某屡次转学，李某某、舒某某、李某也均无法在原校正常学习，对各方均造成较大影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恰当处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问题，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妥善处理矛盾，避免使用过激方式解决问题。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承担责任方式，也应由其自行承担。

岳某某诉曹某某离婚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岳某某与曹某某经人介绍于1999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二子。婚后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夫妻感情破裂。岳某某要求与曹某某离婚，曹某某认可夫妻感情破裂，同意离婚。双方就子女抚养和部分共同财产的分配达成了一致意见。曹某某系农村家庭主妇，下地干活、照顾一家老小，没有工作及固定的经济收入。

（二）裁判结果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岳某某与曹某某感情破裂，应准许离婚。曹某某作为家庭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离婚后将导致生活困难，根据婚姻法有关规定，判决岳某某给付曹某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三）典型意义

在婚姻关系中，女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她们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往往以牺牲自己的工作甚至事业为代价；另一方面，在出现婚姻纠纷时，女方往往由于没有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充分查明案件事实，对于确实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女方应判决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本案中，考虑到曹某某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抚育子女、照顾老人，付出较多，对家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离婚后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还要抚养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因此判决岳某某给付曹某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胡某某诉被告陕县民政局、第三人张某某张某某、王某撤销婚姻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胡某某(女)与自幼被送养他人的第三人王某系姐妹关系。胡某某2002年起外出务工，一直未与家人联系。王某准备与张某某结婚，但因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依法不能办理婚姻登记，便携带胡某某的户口簿和由其家人补办的胡某某的身份证等，用胡某某之名到陕县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陕县民政局在审查了有关材料，并询问了其结婚意愿后，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了结婚登记。胡某某2010年12月初回家得知此事后，便与王某、张某某共同到陕县民政局要求撤销该结婚证未果，胡某某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被告陕县民政局为第三人张某某、王某颁发的结婚证。

（二）裁判结果

陕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张某某明知未达法定婚龄，不符合结婚条件，却向陕县民政局提供虚假材料，用他人名义办理登记，该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作为其结果的婚姻登记证当然也应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判决确认被告陕县民政局颁发的陕结010701149号结婚证书无效。

（三）典型意义

法院依法确认假冒他人身份获取的结婚证无效，保护了被假冒身份的妇女的合法权益。冒用他人身份获取的婚姻登记，不仅破坏了国家对婚姻的行政管理秩序，侵犯了婚姻登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严重侵害被冒用人的合法权益，导致被冒用人无法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必须对这类婚姻的效力加以彻底否定，才能恢复被假冒身份者的正常生活秩序。

第二篇：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法制报

【核心提示】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

【编者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三八妇女节前夕，江苏省高院发布2010-2011十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特别关注了《婚姻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全省法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难点，给广大读者以提醒和启发。

结婚未领证 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孙丽接受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否认儿子亲生 坚决拒绝鉴定

判决：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

【案情】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年1月出生，由韩花与王亚东共同抚养，王亚东在为王寒申报户口登记时载明二人为父子关系。2006年以后，韩花与王亚东产生矛盾不再同居生活。2010年3月，王寒以王亚东不尽抚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其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诉讼过程中，鉴于王亚东矢口否认王寒是其儿子，韩花申请进行亲子鉴定，王亚东坚持拒绝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亚东和韩花在离婚后同居期间生育了王寒，王亚东否认与王寒有亲子关系，但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王亚东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确认王亚东与王寒有父子关系。遂判决王亚东每月给付王某抚养费600元，至王寒独立生活为止。

【点评】亲子关系诉讼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确认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确认关涉家庭的和谐稳定，涉及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至关重要。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如果一方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协议离婚黄了 协议能否生效

判决：事前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

【案情】蔡娟与戴飞于2003年7月登记结婚，双方感情尚可。近两年来，因戴飞怀疑蔡娟与其他异性交往密切，导致夫妻关系不睦。2010年3月，蔡娟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后撤回起诉。此后，夫妻关系未有改善。戴飞因怀疑蔡娟与某男关系密切，而与该男发生争执，并由派出所接警处理，戴飞因此还对蔡娟实施了殴打。2010年7月，蔡娟与戴飞一同前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后因戴飞反悔双方未能办理离婚登记。蔡娟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按照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戴飞对蔡娟不信任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已无和好可能，依法应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蔡娟要求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该协议是以协议离婚为前提，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不能当然作为法院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直接依据。遂判决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财产依法重新分割。

【点评】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并不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生效，而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法院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离婚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家庭暴力伤感情 要求离婚

判决：此为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

【案情】王翠华与金强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金小小。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9年7月起分居至今。2006年5月4日，金强书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王翠华，否则女儿和房产归王翠华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王翠华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其被金强打伤。王翠华以金强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金强离婚，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王翠华提供证人出庭证明金强曾多次殴打自己，他们的女儿也对法官表示不喜欢爸爸，原因是爸爸金强经常殴打其和妈妈。诉讼中王翠华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金强存在家庭暴力。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翠华提供的病历、照片、金强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女儿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金强对王翠华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王翠华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因金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双方的共同财产按照7：3的比例分割。王翠华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金强仅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惩罚施暴者、保护受害人是立法和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受到家庭暴力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针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可以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要求施暴者进行损害赔偿，并在财产分割时适当多分。

一方隐匿夫妻财产 怎么办

判决：谁转移财产谁少分

【案情】支玲与杨刚原为夫妻关系。2011年3月，支玲与杨刚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离婚后，支玲发现杨刚在2011年初擅自注册一杨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份有限公司，杨刚的出资额达30万元。支玲遂诉至法院，主张双方在协议离婚时杨刚坚称无任何房产、现金、股权、股票、债权，导致共同财产无法分割，现要求分割杨刚公司股份的7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刚行为明显为隐匿、转移财产，故支玲要求分割杨刚在公司的股份的请求应予支持，由于杨刚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故应少分该项财产。遂判决支玲分得杨刚在公司30万元股份的60%，折价18万元。

【点评】《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买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夫妻一方一旦发现另一方在离婚时存在上述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夫妻另一方也会因其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付出不分或少分财产的代价。

婚前父母赠婚房 属于谁

判决：未明说便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

【案情】1991年初，姚父与季母将共同建造的两上两下楼房及相应附房二间给儿子姚一作为与曹婷的婚房使用。1991年12月，姚一与曹婷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姚甲。1999年11月，涉案房屋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人为姚一。2001年8月，姚一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后曹婷改嫁另住，涉案房屋由姚父与季母居住使用。2011年5月，姚父与季母诉至法院，主张涉案房屋为儿子姚一的遗产，要求与曹婷、姚甲等额分割继承涉案房屋。曹婷、姚甲抗辩主张涉案房屋是在姚一与曹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姚父与季母只能在姚一个人财产范围内进行继承，即只能分割涉案房屋1/4的份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在姚一与曹婷结婚前建成，结婚时作为婚房使用，应当认定是姚父与季母赠与给姚一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影响房屋的权属。遂判决涉案房屋为姚一的遗产，由姚父与季母继承1/2的份额。

【点评】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在子女结婚方面具有的浓厚传统伦理观念，导致子女在婚前或者婚后多会接受父母及其他亲友的赠与，尤其在子女迎娶、出嫁时，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更是倾囊相助。《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即认定当事人的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是以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当事人婚前通过继承、接受赠与及其他合法方式等所取得的财产均应属于个人婚前财产。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子女结婚前，父母为子女购臵房屋的本意是为子女提供居住条件，促成双方早日结婚，此时父母出资目的中并无将出资赠与非子女一方的考虑，故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方才符合父母赠与的本意。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又算谁的

判决：未明确则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案情】倪红、王兵于2000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育一子。婚后，因王兵缺乏家庭责任心等原因，夫妻间争吵频繁，矛盾日深。2002年7月倪红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和好。2004年5月起，因王兵与他人关系暧昧，双方关系再度紧张。2004年8月，倪红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倪红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在王兵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夫妻关系有所改善。2006年11月，倪红夫妇出资28.8万元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其中王兵的父母出资14万元。2009年12月，王兵看到倪红手机中的一条短信后产生猜疑，与倪红发生争吵，并殴打了倪红。倪红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又以“离婚条件尚不成熟”自行撤回起诉。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善，多次发生吵打，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从此双方分居互不往来。2010年8月，倪红第四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双方矛盾激化并已互不往来的事实，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倪红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关于财产问题，涉案房屋系双方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王兵父母出资14万元时的初衷是希望双方能持久、稳定地维系婚姻关系，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双方的赠与。遂判决准予倪红与王兵离婚，子女随倪红生活，王兵按月支付生活费400元，并支付教育费、医疗费用中的50%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房屋归王兵所有，王兵支付倪红房屋价款194750元。

【点评】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应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婚姻法》又承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就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遗嘱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如果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则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的以外，根据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原则规定，都应认定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产权证是谁属于谁

判决：应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案情】沈艳与余建199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近年来，双方产生纠纷并互相指责，沈艳认为余建从1998年后即丧失性功能，而余建则认为沈艳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沈艳诉至法院，要求与余建离婚，并认为登记在余建名下的一套房产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余建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系自己个人财产，沈艳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互相猜忌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为宜，余建支付抚养费。双方争议的房屋经查证系余建的父母以余建的名义贷款购买，产权证登记在余建名下，应视为余建的父母对余建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余建每月给付抚养费、教育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日常生活中，父母赠与子女财物较为常见。如子女已婚，该赠与的财产是赠与者子女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父母遗弃病孩 福利院申请监护权

判决：追究刑事责任撤销其父母的监护权

【案情】葛武、王梅之女葛田于2003年8月因交通事故致右下肢高位截肢，并因多种并发症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其父母放弃对葛田的治疗及抚养，将其遗弃在医院，治疗费均为爱心人士捐助。葛田出院后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照顾至今。现其父母葛武、王梅已被法院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4月，社会福利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葛田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依法指定社会福利院为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撤销葛武、王梅对葛田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社会福利院为葛某的监护人。

【点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仅仅是血缘天性的表现，更是父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葛武和王梅在葛田重伤住院的情况下将其遗弃，已经丧失了为人父母最起码的良知，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这种惩罚既有遗弃子女的刑事制裁，还有剥夺其监护权的民事制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分居未离婚 不尽抚养义务

判决：子女有权主张抚养费

【案情】严妮于2007年10月出生，系李佳与严力的婚生女。2010年5月，李佳与严力因闹矛盾分居。自2010年9月起，严妮随李佳共同生活，其间父亲严力未支付抚养费。2011年10月，女儿严妮诉至法院，要求父亲严力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间的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遂判决严力按照每月550元的标准支付严妮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的抚养费合计7150元。

【点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着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此时的财产状态与夫妻分别财产制或离婚后各自的财产关系相似。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是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的前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子女有权请求支付抚养费。

（人物均系化名）转自：东方法眼网

第三篇：海南高院发布海南法院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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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高院发布海南法院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2月21日，海南高院发布海南法院2016十大典型案例，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涵盖了立案登记改革、电信网络诈骗、食品安全、非法集资、禁毒、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多个群众关注较高的领域，具有典型教育意义及警示意义。

案例1三亚市陈某某故意伤害案 【关键词】正当防卫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2日18时许,陈某某和妻子孙某等人在三亚市某工地吃饭,同工地的容某、周某烈、周某明、纪某练等人也在隔壁不远处吃饭喝酒。陈某某和妻子吃完饭后,继续到建筑工地加班。当晚22时许,容某、周某烈和纪某练等人酒后准备出去玩,在经过工地一辆水泥搅拌机时,看到孙某一个人在卸混凝土,便趁着酒劲对其言语调戏。从不远处过来的陈某某见状让容某等人离开，此时周某烈用手摸了一下孙某大腿并问陈某某是不是想打架,随后双方发生争吵。周某烈从工地上拿起一把铁铲冲向陈某某,容某和纪某练对陈某某拳打脚踢，接着又捡起钢管追打陈某某。陈某某在被围殴的过程中, 其妻子倒地，陈某某半蹲着用一只手护住妻子，另一只手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小刀乱挥、乱捅,刺中容某腿部，致其失血过多死亡,另外2人受伤。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陈某某是在被围殴的状态下实施的防卫，在其防卫中孤身一人，且面对的是三名手持足以严重威胁其生命安全的器械之人，其是在生命安全受到现实、急迫及严重威胁的侵害下，采取防卫，造成一名侵害人死亡、两名受伤的结果，无论从手段和强度均没有超出必要限度，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属于正当防卫，依据相关法律之规定,宣判被告人陈某某无罪。

【典型意义】

本案是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件。正当防卫制度倡导和鼓励公民对不法侵害行为，积极、充分地行使防卫权，保护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我国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而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当”与“不当”之间“度”的把握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正因如此，因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多见。三亚中院这一案件宣判后，社会公众、学者一致认可，认为法院的裁判鼓励公民与不法侵害作斗争，有利于惩恶扬善，有效维护了人们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2 儋州市羊某记开设虚假机票网站诈骗案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起，被告人羊某记伙同他人开设虚假的代购机票网站“航空票务”，以实施网络诈骗。当被害人上网搜索到虚假的代购机票网站，并拨打电话4008928000联系时，即以“代购机票机器故障”或“票号不对，未办理成功”等为由，诱骗被害人到自动取款机进行操作，转账汇款至被告人指定的账号，羊某记负责取款。2014年9月4日，被害人王某英，为订购到广州的机票，上网搜索到虚假的代购机票的网站，王某英拨打电话4008928000联系时，对方以可以代购机票及机器故障为由，骗王某英汇款。王某英通过ATM机分两次转账42628元到指定的户名为符某秋的建设银行卡上。同年9月13日，羊某记等人用同样方法骗取了被害人刘某的机票款6945元。羊某记随后持卡将上述汇款取出。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羊某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通过互联网骗取被害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羊某记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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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四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开设虚假机票网站进行诈骗的典型案件。目前对于在海南居住和工作、旅游的人来说，选择航空方式出行的越来越多，通过网络或电话订购机票也已成为常态。本案中，被告人通过开设虚假的机票网站，当被害人订购机票时，以“机器故障”等为由，诱骗被害人将钱款转账至被告人控制的银行账户，从而骗得钱财。希望群众在准备出行时，应向各大航空公司的正规官方网站或客服热线订票或进行退票、改签等操作，切不可贸然选择陌生网站并听从陌生电话的指挥进行转账汇款。

海南儋州一度曾是公安部督查的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灾区，该案例与儋州市陈某发布电视节目中奖虚假信息诈骗案共同入选最高法院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具有典型意义。

案例3海口市邓某龙、扬某玲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关键词】毒品危害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至9月，被告人邓某龙、扬某玲合伙从广东购买毒品到海南进行贩卖，指使被告人杨某欣从广东将毒品运送到海南，并利用未成年被告人蔡某辉将毒品予以转移，组成了集购买、运输、储藏、贩卖于一体的贩毒网络，共贩卖、运输毒品5750.1克。其中，被告人冯某石向该贩毒网络购买海洛因349.1克用于贩卖，并居间介绍他人买卖50克甲基苯丙胺；被告人陈某红贩卖毒品306.99克，被告人陈某学参与贩卖毒品72.93克；被告人钟某永贩卖毒品87.71克，并非法持有枪支；被告人钟某丽、刘某平合伙贩卖毒品100.02克。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上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某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扬某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冯某石、陈某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6名被告人也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对上诉人邓某龙的死刑判决已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数众多，邓某龙、扬某玲、杨某欣、蔡某辉四名被告人是该案毒品犯罪中的海口“上线”，涉案的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和海洛因达到5000多克，数量大，含量高，其毒品“下线”延伸到海口周边农村、昌江黎族自治县等海南西部少数民族市县，危害广，深度大，是省委确定的禁毒大会战打击重点。

另外，本案又是一个人间的悲剧。被告人邓某龙和扬某玲是情人关系，扬某玲和杨某欣是姐妹关系，扬某玲和蔡某辉是母子关系，其中蔡某辉参与毒品犯罪时还未满18周岁。扬某玲作为姐姐和母亲，却为毒品罔顾亲情人伦，将自己的妹妹和未成年儿子带上不归途，本案中另一名涉案人员杜某因吸食毒品身亡，该案警示着我们：“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毒品害己害家害人！

案例4 谭某会、贾某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关键词】非法集资 【基本案情】

2009年5月至2011年2月，被告人谭某会以黑龙江恒达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名义，通过签订借款合同并承诺返以高额利息的方式，在河北省、广东省向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2010年4月至2011年10月，被告人谭某会、贾某臣以海南恒宇公司或海南恒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海南省房地产项目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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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法律门户网站 www.xiexiebang.com 的名义，通过投资公司及个人以签订购房意向书及借款合同并承诺回报高额利息的方式，在河南、河北、江苏、湖南、山东等地直接或变相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谭某会吸收资金数额为102090.023万元，贾某臣参与吸收资金数额为99977.523万元。

为了躲避集资参与人的追讨及逃避公安机关的抓捕，谭某会支付报酬让他人伪造了名为“李江”的虚假身份证。贾某臣支付报酬让他人伪造了名为“荆长福”的虚假身份证及机动车驾驶证，并以“荆长福”的身份证租房藏匿。

【裁判结果】

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对谭宝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身份证件罪对贾贵臣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本案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返还各被害人。

【典型意义】

谭宝会、贾贵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涉案金额达10亿元，涉案范围跨七省，受害人数有数万人之多，是2016年海南法院审理的涉案金额最大，涉案范围最广，受害人人数最多的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至今为止，仍有大量受害人的资金未被追回。

该案作案手法并不复杂，利用了普通群众的贪利心理，以高额利息为诱饵，拆“东墙”的资金补“西墙”的利息，诱使广大群众积极投资借款，最终因资金链条断裂而东窗事发。非法集资类案件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环境下易高发，其特点是高额利润作诱饵，受害人数众多，涉案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极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警惕。

案例5 海口市温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关键词】食品安全 实施细则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7日温某某的胞妹（某腊味店老板）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判刑。温某某随后开始接手并继续使用其妹承租的民房，效仿其胞妹的生产制作方法生产、加工牛百叶、猪嘴肉等食品，并通过原来摊位的销售网络销往全岛各地。

2016年1月31日，公安机关会同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对被告人温某某的食品加工点进行现场检查，当场抓获温某某，并现场扣押牛百叶、猪嘴肉、牛肚等食品若干。经鉴定，从现场扣押的牛百叶、猪嘴肉及甲醛溶液、不明液体中检出甲醛成分；从温某某销售给他人的牛百叶、毛肚中也检出甲醛成分。经审理查明，温某某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牛百叶1466.1斤，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猪嘴肉164.24斤，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牛百叶1066.1斤，价值16776.5元。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温某某在生产食品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甲醛，并将所生产的有毒、有害食品予以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鉴于温某某自愿认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扣押在案的牛百叶、鱼肚、猪嘴肉、甲醛溶液等均予以没收销毁。

【典型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和省委提出的统筹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2016年，省高院联合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食药监局、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出台了《关于<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实施细则》，对相关案件的管辖、追诉标准与量刑规范、涉案物品的检验与认定等工作进行了细化，统一了执法尺度，健全了工作机制，搭建了各执法司法部门的沟通平台，提高了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该案是上述实施细则出台后，法院宣判的首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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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 海南某水务有限公司诉临高县生态环境保护局、临高县人民政府环境行政处罚纠纷案 【关键词】首例环资案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基本案情】

2015年4月9日，临高县环境监测站对原告海南某水务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运营的临高县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显示临高县生活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污水悬浮物浓度为23mg/L（标准限值为20mg/L），悬浮物超标0.15倍。同年8月4日，被告海南省临高县生态环境保护局作出临土环资罚决字[2015]3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3月排污费二倍罚款，共计人民币11022.7元。原告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书，向临高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同年12月11日，临高县人民政府作出临府复决字[2015]10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同年12月16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临高县生态环境保护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临高县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书。

【裁判结果】

法院依据海南某水务有限公司提出的撤诉申请，裁定准许原告海南某水务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典型意义】

根据海南环境资源审判改革试点工作部署，2016年9月26日，海南二中院在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了两个巡回审判法庭，还在辖区东方市、临高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设有4个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点。该案是海南二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巡回法庭正式挂牌成立一个多月后，在临高县巡回审判点公开开庭审理的首例环境资源案件。

“告官不见官”现象一直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一大难题，根据海南二中院的调研，2015年以来，海南二中院辖区两级法院共开庭审理行政案件1218件，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仅为5.9%。为此，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做出了明确要求，该案中临高县政府指派一名副县长出庭应诉，体现了临高县政府积极践行中央依法治国理念，认真落实新《行政诉讼法》，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案例7 陈某英诉东方市人民政府林地行政登记案 【关键词】立案登记制 实质性审查 【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19日，东方市人民政府向林某恩颁发东府林证字（2010）第011688号《林权证》，该证共登记五宗林地，本案争议林地为第三宗地“老金场”，面积16.37亩，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感城镇不磨村委会，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林某恩。陈某英主张该地系由其家庭开荒所得，因与林某恩有亲戚关系，故将该地借予其使用。陈某英认为东方市政府向林某恩颁发第011688号《林权证》侵害其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经法院释明，陈某英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老金场”地由其家庭开荒平整，以及其将“老金场”地借予林某恩使用。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陈某英经法院释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林地具有开荒平整、借予他人使用的事实，无法证明其与涉案林地存在利害关系，其权益受损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于原告主体资格不合格的情况，遂裁定驳回陈某英的起诉。

【典型意义】

2015年5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当事人只要提供符合形式要件的诉状，人民法院应当一律接收，并在规定期限内依法处理。这项改革降低了法院立案“门槛”，使更多纠纷得以引入法治轨道解决，为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立案难”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据统计，2016年，我省法院当场登记立案率已达95.38%，基本实现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但立案登记后，法院仍要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规定对案件是否符合起诉受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司法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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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因原告主体资格不合格、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超过起诉期限等原因被驳回起诉的案件不在少数。同时，改革后，恶意诉讼和滥用诉权情况也有上升趋势，“赵薇瞪我”等奇葩诉讼的出现体现出人们对改革认识上的偏差。在此提醒大家，虽然现在立案方便了，但仍要谨慎行使诉权，避免浪费大量司法资源，于事无补、于己不利。

案例8 琼海市吴某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 【基本案情】

吴某某（女）系广西籍来琼流浪人员，流浪于海南省琼海市，在海南省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生活经济来源。2015年4月25日，吴某某独身一人在琼海市妇幼保健院生育一名女婴吴某。4月26日早上，吴某某带着孩子私自出院，流浪在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街道。琼海市公安局嘉积派出所、嘉积镇综合办及琼海救助站相关人员找到吴某某，并将吴某某和孩子送往琼海市人民医院，吴某被收入琼海市医院新生儿科，但吴某某拒绝住院，当天便自行离开医院，不知所踪。2015年5月5日，吴某出院，交由琼海市救助站送往嘉积镇院代为抚养至今，抚育费用由琼海市救助站支付。琼海市救助站代为抚养期间，向吴某某的父亲及母亲发出抚养信函，吴某某父母亲为此声明：因年事已高，且家庭经济困难，无能力抚养，故自愿放弃对外孙女（吴某）的抚养权。随后，琼海市救助站报请琼海市嘉积镇派出所依法传唤吴某某到派出所商讨女婴抚养事宜，吴某某当场发表自愿放弃孩子抚养权和监护权的声明。琼海市救助站于2015年11月2日起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吴某某系流浪人员，没有生活来源，经济困难，虽为孩子的母亲，但未尽照顾孩子的责任，甚至将孩子丢弃于医院，私自离开。孩子出院以后，均由琼海市救助站抚养。吴某某的父母亲也表示因经济困难，无法抚养孩子而放弃抚养权。孩子的父亲也不知何人。为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和成长，判决撤销被申请人吴某某对吴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琼海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为吴某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

该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典型案例。从本案情况来看，吴某某作为吴某的母亲，是吴某第一监护人，事实上无法承担起监护孩子职责。孩子出生后，一直由琼海市救助站抚养，在派出所调解和法院审理期间，吴某某明确声明自愿放弃孩子抚养权和监护权。该判决彰显了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理念，也为民政部门、人民法院依法履行未成年人国家监护职责提供了范本。

案例9 三亚市强制执行清场案 【关键词】执行信息化 【基本案情】

2007年，破产清算后的天涯水泥厂生活区土地变更至三亚市国资委名下，后该生活区被定为三亚市重点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启动后，该厂580多户职工有序搬离。王某等职工拒绝搬离，并诉诸法院，经多次诉讼均败诉。三亚市国资委依据法院生效裁判要求王某等人自行搬离，王某等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甚至公然挑衅，带人阻挠棚户区改造项目，致使项目施工进度严重滞后，损害了600多户、3000余人的回迁利益，社会影响恶劣。时值三亚雨季，三栋公房均属D级危房，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三亚城郊法院根据三亚市国资委申请依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执行情况】

为保证该案顺利执结，城郊法院专门成立专项执行领导小组，进行执行风险评估，制定详细的执行方案，同时，报请上级机关调动防爆、公安、运输等部门提供现场保障，邀请了三亚市人大、政协、检察院、派出所、居委会等部门到场监督。执行当天，三级法院联合现场指挥，地面执行人员全程拍照录像，天上无人机全景拍摄，实时传送执行画面至指挥中心，确保执行行动有条不紊进行。慑于法律的强大威摄力，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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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未出现阻挠执行的过激行为，执行标的房屋内的人员及物品全部清空，房屋交付申请执行人三亚市国资委。

【典型意义】

这是海南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首次采用“无人机”助力执结案件。城郊法院充分利用执行信息化技术成果，采用“互联网+执行单兵系统视频记录仪+无人机”执行工作模式，实现了对重大执行行动的远程遥控指挥，陆、空全方位视频监控记录，指挥中心与执行现场的无缝对接，有效提高了应对紧急情况的预警能力，降低了重大执行行为的风险，确保执行全过程有序可控、留痕可查。此次执行清场工作，是我省三级法院联合指挥，在全省“破解执行难暨执行案款清理动员大会”后首次创新执行方法，利用领先科学技术，向“执行难”宣战的一次大胆尝试，《人民法院报》头版图文刊载，省内外各大媒体、电视、网络、法院自媒体均有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宣传效果。

案例10 网络拍卖海域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案 【关键词】网络拍卖 【基本案情】

2012年4月13日，海南某集团有限公司向临高县某合作联社等7家金融机构申请贷款4亿元,该笔贷款以海南某投资有限公司位于临高县调楼镇美良村的三块共330434.3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以海南某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临高县调楼镇武莲港5块共计95.353公顷的海域使用权（其中已填海形成的679亩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同时，还以相关股权、应收账款等提供质押担保，由海南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某伟、程某、童某明、张某君、郭某霞、曾某、赵某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海南某集团有限公司经营不善，无法还贷，临高县某合作联社等7家金融机构诉至法院，海南一中院于2014年11月26日作出（2014）海南一中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海南某集团有限公司等8人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临高县某合作联社等7家当事人向海南一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情况】

执行中，海南一中院对查封的被执行人海南某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临高县调楼镇52.6424公顷海域使用权及430703.6㎡土地使用权，包括该地上的建筑物、机器设备和被执行人海南某投资有限公司位于临高县调楼镇美良村330434.33㎡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卖，最终以3.4682251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典型意义】

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大趋势下，网络司法拍卖逐渐取代传统的拍卖方式成为法院互联网时代司法拍卖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与传统司法拍卖相比，网络司法拍卖突破了地域限制，增加了参拍几率，促进标的物拍卖价格的最大化，最大程度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网络拍卖实现“零佣金”，既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又提高财物处置的公开度、透明度，变现率。此外，网络司法拍卖也有利于法院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增强执行公信力。该案整个拍卖过程共计有1341人次围观，成交价不仅刷新了海南省法院系统网络司法拍卖的记录，也是目前淘宝网司法拍卖中成交价最高的海域使用权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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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2012-03-17 23:12:47)转载标签： 婚姻家庭

亲子鉴定

财产分割

感情破裂

子女抚养

情感 ▼

分类： 业务参考

2012年03月07日18:53 来源：江苏法制报

核心提示：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

【编者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三八妇女节前夕，江苏省高院发布2010-2011十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特别关注了《婚姻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全省法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难点，给广大读者以提醒和启发。

结婚未领证 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孙丽接受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1 / 5

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否认儿子亲生 坚决拒绝鉴定

判决：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

【案情】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年1月出生，由韩花与王亚东共同抚养，王亚东在为王寒申报户口登记时载明二人为父子关系。2006年以后，韩花与王亚东产生矛盾不再同居生活。2010年3月，王寒以王亚东不尽抚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其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诉讼过程中，鉴于王亚东矢口否认王寒是其儿子，韩花申请进行亲子鉴定，王亚东坚持拒绝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亚东和韩花在离婚后同居期间生育了王寒，王亚东否认与王寒有亲子关系，但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王亚东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确认王亚东与王寒有父子关系。遂判决王亚东每月给付王某抚养费600元，至王寒独立生活为止。

【点评】亲子关系诉讼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确认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确认关涉家庭的和谐稳定，涉及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至关重要。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如果一方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协议离婚黄了 协议能否生效

判决：事前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

【案情】蔡娟与戴飞于2003年7月登记结婚，双方感情尚可。近两年来，因戴飞怀疑蔡娟与其他异性交往密切，导致夫妻关系不睦。2010年3月，蔡娟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后撤回起诉。此后，夫妻关系未有改善。戴飞因怀疑蔡娟与某男关系密切，而与该男发生争执，并由派出所接警处理，戴飞因此还对蔡娟实施了殴打。2010年7月，蔡娟与戴飞一同前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后因戴飞反悔双方未能办理离婚登记。蔡娟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按照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戴飞对蔡娟不信任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已无和好可能，依法应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蔡娟要求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该协议是以协议离婚为前提，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不能当然作为法院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直接依据。遂判决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财产依法重新分割。

【点评】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并不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生效，而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法院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离婚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家庭暴力伤感情 要求离婚

判决：此为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

【案情】王翠华与金强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金小小。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9年7月起分居至今。2006年5月4日，金强书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王翠华，否则女儿和房产归王翠华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王翠华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其被金强打伤。王翠华以金强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金强离婚，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王翠华提供证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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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证明金强曾多次殴打自己，他们的女儿也对法官表示不喜欢爸爸，原因是爸爸金强经常殴打其和妈妈。诉讼中王翠华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金强存在家庭暴力。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翠华提供的病历、照片、金强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女儿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金强对王翠华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王翠华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因金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双方的共同财产按照7：3的比例分割。王翠华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金强仅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惩罚施暴者、保护受害人是立法和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受到家庭暴力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针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可以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要求施暴者进行损害赔偿，并在财产分割时适当多分。

一方隐匿夫妻财产 怎么办

判决：谁转移财产谁少分

【案情】支玲与杨刚原为夫妻关系。2011年3月，支玲与杨刚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离婚后，支玲发现杨刚在2011年初擅自注册一杨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份有限公司，杨刚的出资额达30万元。支玲遂诉至法院，主张双方在协议离婚时杨刚坚称无任何房产、现金、股权、股票、债权，导致共同财产无法分割，现要求分割杨刚公司股份的7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刚行为明显为隐匿、转移财产，故支玲要求分割杨刚在公司的股份的请求应予支持，由于杨刚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故应少分该项财产。遂判决支玲分得杨刚在公司30万元股份的60%，折价18万元。

【点评】《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买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夫妻一方一旦发现另一方在离婚时存在上述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夫妻另一方也会因其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付出不分或少分财产的代价。

婚前父母赠婚房 属于谁

判决：未明说便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

【案情】1991年初，姚父与季母将共同建造的两上两下楼房及相应附房二间给儿子姚一作为与曹婷的婚房使用。1991年12月，姚一与曹婷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姚甲。1999年11月，涉案房屋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人为姚一。2001年8月，姚一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后曹婷改嫁另住，涉案房屋由姚父与季母居住使用。2011年5月，姚父与季母诉至法院，主张涉案房屋为儿子姚一的遗产，要求与曹婷、姚甲等额分割继承涉案房屋。曹婷、姚甲抗辩主张涉案房屋是在姚一与曹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姚父与季母只能在姚一个人财产范围内进行继承，即只能分割涉案房屋1/4的份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在姚一与曹婷结婚前建成，结婚时作为婚房使用，应当认定是姚父与季母赠与给姚一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影响房屋的权属。遂判决涉案房屋为姚一的遗产，由姚父与季母继承1/2的份额。

【点评】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在子女结婚方面具有的浓厚传统伦理观念，导致子女在婚前或者婚后多会接受父母及其他亲友的赠与，尤其在子女迎娶、出嫁时，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更是倾囊相助。《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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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即认定当事人的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是以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当事人婚前通过继承、接受赠与及其他合法方式等所取得的财产均应属于个人婚前财产。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子女结婚前，父母为子女购置房屋的本意是为子女提供居住条件，促成双方早日结婚，此时父母出资目的中并无将出资赠与非子女一方的考虑，故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方才符合父母赠与的本意。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又算谁的

判决：未明确则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案情】倪红、王兵于2000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育一子。婚后，因王兵缺乏家庭责任心等原因，夫妻间争吵频繁，矛盾日深。2002年7月倪红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和好。2004年5月起，因王兵与他人关系暧昧，双方关系再度紧张。2004年8月，倪红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倪红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在王兵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夫妻关系有所改善。2006年11月，倪红夫妇出资28.8万元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其中王兵的父母出资14万元。2009年12月，王兵看到倪红手机中的一条短信后产生猜疑，与倪红发生争吵，并殴打了倪红。倪红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又以“离婚条件尚不成熟”自行撤回起诉。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善，多次发生吵打，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从此双方分居互不往来。2010年8月，倪红第四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双方矛盾激化并已互不往来的事实，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倪红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关于财产问题，涉案房屋系双方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王兵父母出资14万元时的初衷是希望双方能持久、稳定地维系婚姻关系，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双方的赠与。遂判决准予倪红与王兵离婚，子女随倪红生活，王兵按月支付生活费400元，并支付教育费、医疗费用中的50%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房屋归王兵所有，王兵支付倪红房屋价款194750元。

【点评】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应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婚姻法》又承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就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遗嘱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如果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则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的以外，根据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原则规定，都应认定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产权证是谁属于谁

判决：应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案情】沈艳与余建199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近年来，双方产生纠纷并互相指责，沈艳认为余建从1998年后即丧失性功能，而余建则认为沈艳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沈艳诉至法院，要求与余建离婚，并认为登记在余建名下的一套房产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余建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系自己个人财产，沈艳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互相猜忌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为宜，余建支付抚养费。双方争议的房屋经查证系余建的父母以余建的名义贷款购买，产权证登记在余建名下，应视为余建的父母对余建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余建每月给付抚养费、教育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日常生活中，父母赠与子女财物较为常见。如子女已婚，该赠与的财产是赠与者子女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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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父母遗弃病孩 福利院申请监护权

判决：追究刑事责任撤销其父母的监护权

【案情】葛武、王梅之女葛田于2003年8月因交通事故致右下肢高位截肢，并因多种并发症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其父母放弃对葛田的治疗及抚养，将其遗弃在医院，治疗费均为爱心人士捐助。葛田出院后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照顾至今。现其父母葛武、王梅已被法院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4月，社会福利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葛田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依法指定社会福利院为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撤销葛武、王梅对葛田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社会福利院为葛某的监护人。

【点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仅仅是血缘天性的表现，更是父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葛武和王梅在葛田重伤住院的情况下将其遗弃，已经丧失了为人父母最起码的良知，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这种惩罚既有遗弃子女的刑事制裁，还有剥夺其监护权的民事制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分居未离婚 不尽抚养义务

判决：子女有权主张抚养费

【案情】严妮于2007年10月出生，系李佳与严力的婚生女。2010年5月，李佳与严力因闹矛盾分居。自2010年9月起，严妮随李佳共同生活，其间父亲严力未支付抚养费。2011年10月，女儿严妮诉至法院，要求父亲严力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间的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遂判决严力按照每月550元的标准支付严妮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的抚养费合计7150元。

【点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着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此时的财产状态与夫妻分别财产制或离婚后各自的财产关系相似。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是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的前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子女有权请求支付抚养费。

（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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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江苏高院2013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2013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

一、劳动者岗位的工时工作制度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予以确定

【裁决要旨】虽然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并获得批准，但如果劳动者岗位作息制度已与标准工时制无异，用人单位仍应按照标准工时制向劳动者支付双休日加班工资。

【案情概要】刘某自2006年2月起至某时装公司从事裁剪工作。2008年4月20日，该公司行政方与工会签订集体合同书，规定公司执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的工时制度，并保证职工每周至少休息一日，无论实行何种工作制，其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相同。2009年4月23日至2013年4月23日期间，市人社部门应某时装公司申请许可其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其中综合计算工时制计算周期均为年，岗位包括编织、缝合、包装等。刘某从事的裁剪岗位属于手缝部门。2010特殊工时花名册载有“刘某、手工岗位、综合工作制”，2011和2012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职工名册中均载有“刘某、手缝岗位、特殊工时”，职工签名处有刘某的签字。2010刘某加班累计时长1167.5小时；2011刘某加班累计时长1106.5小时；2012年1至6月加班累计459.5小时。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刘某上班天数共计306天，平均每周工作近6天。2012年9月3日，刘某以公司超时加班，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为由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双方于2012年9月10日解除劳动关系。刘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时装公司支付加班工资。法院认为，从刘某实际的工作情况来看，其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内均在上班，岗位的淡旺季之分仅体现在平时和周末加班时数的长短，某时装公司在生产淡季中未安排刘某轮休、调休，刘某的岗位作息制度已与标准工时制无异，故判令某时装公司按标准工时制向刘某支付加班工资。

【法官点评】法律规定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劳动法规定的标准工时制的，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制。而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除了必须报劳动行政部门审批外，还应当采用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休调休、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方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本案中，即使某时装公司已就刘某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但由于其在实施过程中未能严格按照该制度的条件和要求执行，使刘某一直处于超时加班状态，故仍被法院责令按标准工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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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标准向刘某支付加班工资。特殊工时工作制度是为了便于企业用工管理而设立的，不能成为企业逃避支付加班工资责任的工具。

案例

二、因对劳动合同变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导致劳动关系解除的，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裁决要旨】企业应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实行整体搬迁，客观上造成了劳动者在途时间延长、照顾家庭不方便，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与劳动者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不能达成协议从而解除劳动合同的，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案情概要】周某于2007年12月4日进入某配件公司工作，2011年1月1日起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公司安排其在雪龙生产区上班。2012年7月，公司为响应市政府“退二进三”号召开始陆续整体搬迁至常昆生产区，员工亦将全部安置到新厂区上班。公司就搬迁事宜征求员工意见后，周某等员工表示“孩子上学、路太远、晕车”，不同意至新厂址上班。2012年7月26日，公司向周某等员工发出《报到上班通知》，通知8月3日前至公司报到，否则按旷工处理。周某等员工回函表示公司迁厂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故其于8月3日不到公司上班是有原因的，不属于无故旷工，公司无权按员工手册处理。8月15日，公司对周某等员工作出了按旷工处理的决定，该决定张贴于常昆工业园内。8月18日，公司报工会同意后又作出解除劳动关系决定。8月21日，公司将两份决定向周某等员工邮寄送达。周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公司撤销辞退决定，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某配件公司整体搬迁，客观上造成了周某等员工在途时间延长、上班不方便等影响，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周某等员工亦书面明确表示不愿意至新厂区工作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此后，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在此种情况下，公司可以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但应依法按周某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

【法官点评】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政府为实现优化工业布局、加快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往往会要求企业整体从城区搬迁至郊区。对于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实施地搬迁我们应当给予支持，对因此带来的劳动者上班路途远和照顾家庭不方便等难处我们也应当给予理解。劳资双方如果因为企业搬迁而造成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企业可以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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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同时，我们也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在规划重大项目、扶持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须高度关注对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积极搭建理性对话的平台，督促企业加强与劳动者的沟通，从而实现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发展。案例

三、用人单位应当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

【裁决要旨】用人单位要求销售人员在家办公，使其无法开展销售业务及获得提成工资，劳动者在提出上班请求被拒绝后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案情概要】刘某与某实业公司于2010年11月2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刘某负责公司产品在大陆指定区域的推广和销售，其工资为每月固定工资加销售奖金，在合同整个初始期间(三年)所获得的奖金不低于25万元/年。2012年4月13日，公司向刘某发出《上岗地点变动通知书》，载明“因内部调整，经公司研究决定刘某自4月14日起开始在家办公，至公司通知回厂上班之日止，在家办公期间待遇不变。请于收到通知当日交还公司车辆、加油卡、办公手机和门卡等个人使用的公司财物。”后刘某未再至公司上班。2012年5月29日，刘某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提出因公司拒绝其上班、拖欠工资，双方的劳动合同于30日后正式解除。遂后，刘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法院认为某实业公司向刘某发出上岗变动通知书要求其在家办公，但未举证证明具体事由，虽然表示待遇不变，但同时又要求刘某交还公司车辆、加油卡、办公手机和门卡等物品，实际使刘某作为销售人员已无法开展正常的销售工作，亦无法获得作为主要收来源的销售提成，已构成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情形，应向刘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法官点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当约定劳动条件条款，并应当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因用人单位未按约提供劳动条件造成劳动者无法提供劳务而不得不提出辞职的，用人单位应当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因为，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虽然是由劳动者一方提出，但劳动者辞职并非是出于行使法律赋予的择业权，而是由于用人单位不提供劳动条件造成劳动合同无法履行而被迫提出，故用人单位不能以劳动者主动辞职为由，主张不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案例

四、人事主管因自身的原因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得主张双倍工资

【裁决要旨】作为公司的人事主管，应当按照公司的要求为自己及其他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在不履行相应职责后，又以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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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不予支持。

【案情概要】2012年5月11日，周某签署某广告公司的《员工登记表》后于5月14日起开始工作，主要从事人事管理工作。6月1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将劳动合同文本在QQ上传送给周某，让其办理为新员工订立劳动合同的事项。2012年11月21日，劳动监察机构来公司核查用工资料，公司让周某整理相关资料用于检查，发现资料中没有周某自己的劳动合同。公司让周某签订劳动合同，但周某拖延签订。公司表示如果周某不肯签，将无法继续与其维持用工关系。同日，周某离职。因双方对退工理由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周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广告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等。法院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劳动合同文本在QQ上传送给周某，让其为新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说明该公司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愿明确，而为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就是周某的工作职责之一，其不为自己签订劳动合同不能归责于公司，故法院未支持周某要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的主张。

【法官点评】作为公司负责人事管理的职工，负有代表公司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职责。在公司已明确发出为新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指令后，其不与自己签订，事后又以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来主张双倍工资，是不会获得支持的。因为其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3条关于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劳动合同法》关于支付双倍工资请求权成立的构成要件之一，是须用人单位在主观上有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故意。在劳动者拒绝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下，用人单位有权将其辞退。案例

五、劳动者在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应当返还用人单位财物

【裁决要旨】劳动者基于履行劳动合同而占有用人单位财物，在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后，应当主动将财物返还。

【案情概要】杨某于2006年1月至某船舶配件厂工作，双方最后一期劳动合同自2012年2月5日起至2013年2月5日。配件厂安排杨某在防火小组从事防火门制作工作。2007年，配件厂组织和聘请技术人员开发新产品防火门，编制了防火门生产职业指导书一本，绘制了防火门图纸一份。2012年2月18日，配件厂为了ISO质量认证年审的需要，由生产科科长刘某让杨某在文件移交记录表“防火门职业指导书一份、图纸一份”一栏中补签了姓名，并交由其保管。2012年2月9日，杨某因工伤保险待遇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2012年3月1日，双方在仲裁机构的主持下达成协议，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全部终结。之后，配件厂发现杨某离开单位时未将防火门职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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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书和防火门图纸归还，多次索要未果后，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杨某归还。法院认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当妥善保管所占有的用人单位的财物，在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应当主动将财物返还，遂判决支持配件厂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劳动者基于履行劳动合同而占有用人单位财物，在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后，用人单位既可以基于劳动合同即要求劳动者履行后合同义务而要求劳动者返还，也可以基于侵权法律关系主张劳动者返还。由于存在两种请求权竞合，用人单位可择一行使，选择基于劳动合同要求返还财物的，双方之间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用人单位可以申请劳动仲裁；选择以侵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双方之间的纠纷为侵权纠纷，用人单位可直接起诉至法院。无论用人单位选择何种争议解决方式，劳动者都负有将用人单位财物返还的责任。

案例

六、用人单位聘用与原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内退职工，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

【裁决要旨】与原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内退职工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应按劳动关系处理，若双方无特别约定，劳动者要求新用人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应予支持。

【案情概要】沈某于2011年5月6日与某国营机械厂办理了内退手续，社会保险仍由该厂缴纳。2011年7月11日，沈某进入某科技公司工作，担任副经理一职。2012年12月29日，某科技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就解除与沈某劳动关系一事征求沈某的意见，沈某表示同意。沈某亦于次日与公司办理了移交物品手续，将电脑、印章等办公室全部资料移交给公司。后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法院认为，某科技公司就解除劳动合同一事征求沈某意见时，沈某表示同意，且于第二天移交了办公物品，应视为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虽然沈某是其他单位的内退人员，但由于双方未就支付经济补偿金进行特别约定，故某科技公司仍应向沈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法官点评】职工从原用人单位下岗或内退后，虽然原用人单位往往仍然会为其缴纳社保，但一般不会再发放工资或只发放少量的生活费，因此下岗、内退职工仍有重新就业的需要。为保护下岗、内退职工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其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劳动关系处理。但这类职工往往年龄偏大，为促进他们重新就业，鼓励用人单位招用他们，《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规定双方可以就支付经济补偿金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作出特殊约定。因此，用人单位在与下岗、内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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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签订劳动合同时，可以与之进行协商，如果没有相关约定的话，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仍应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那么，作为下岗、内退职工，也应当将其与原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情况如实告知新的用人单位。

案例

七、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派遣劳动者

【裁决要旨】用人单位或其所属单位出资或者合伙设立的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劳务派遣合同无效，劳动者劳动关系的相对方仍是该实际用工单位。

【案情概要】常某于2003年10月至某工学院饮服部门工作，任验收员。2008年1月1日，常某与某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由该劳务公司将其派遣至原岗位工作，劳动合同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月1日，常某再次与某劳务公司签订劳动派遣合同，合同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某劳务公司于2008年1月1日起为常某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自2011年4月1日起缴纳五项社会保险。根据常某申请，某工学院批准其于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间休产假，产假期间，按正常工资标准发放工资。2012年3月1日产假期满后，常某向工学院、劳务公司三次邮寄安排工作岗位申请书，均未得到回复，某劳务公司为常某缴纳五项社会保险至2012年4月份。该劳务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29日，发起人为某招待所(投资占60%)、胡某和庄某。2008年7月14日，某劳务公司申请新增投资人某软件公司(出资占40%)，某招待所出资比例由此变为36%。某招待所投资人为某工学院(出资占90%)和郑某，某工学院还持有某软件公司5%的股份。由于某工学院和某劳务公司拒绝为常某安排工作，常某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与某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无效，某工学院为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手续等。法院认为，某工学院与其他发起人投资设立某招待所和某软件公司，某招待所和某软件公司又与其他投资人设立某劳务公司，某工学院再将原雇用的常某改为由某劳务公司派遣至本单位，该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关于用人单位不得出资或合伙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派遣劳动者的规定，常某与某劳务公司签订的两份派遣合同无效，常某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的相对人仍为某工学院，遂判决支持了常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用人单位为了逃避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等法定义务，往往喜欢雇用派遣工。尤其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更是想尽各种办法将原本的常用工在不改变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的情况下转变为派遣工。其中，用人单位自己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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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即是最常用的方法。对此，《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出资或者合伙设立的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不得设立的劳务派遣单位。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对劳务派遣作如此规范，目的就在于防范用人单位将本来完整的劳动关系人为分割开来，逃避劳动法责任，任意使用劳务派遣工。用人单位若是想再用这种方法来逃避自身法定责任，是不会得到法院支持的。案例

八、用人单位可以辞退严重失职的劳动者

【裁决要旨】劳动者因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

【案情概要】张某于2003年9月1日进入某连锁超市从事人事工作。2010年4月起，担任东区人事副经理。2011年8月22日，被任命为东区人事总经理。2011年1月，时任东区人事副经理的张某与另外3名员工被上海总部派至南京处理南京门店关店事宜，并得到正式书面授权。2011年7月，南京门店留用了已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王某等六人，该六人中除一名中途离职，一名补签劳务协议外，其余四人均未与南京门店签订任何书面用工协议。2012年4月，南京门店口头通知该四人结束聘用关系，双方因工资待遇等问题发生分歧，四人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过程中，张某作为超市的委托代理人与四人达成调解协议，分别向该四人各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等18000元。2012年8月，上海总部针对南京门店违法用工导致赔偿的事情进行调查。10月23日，超市向张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并告知工会。通知书载明解除原因为“严重违纪，违反公司的《纪律管理政策》”。该《纪律管理政策》经民主程序制订，其中载明“情节严重”包括“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或超过3000元”，对造成严重损失的处分是“解除劳动合同”。张某对《纪律管理政策》曾予以签收。张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连锁超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认为，从一开始上海总部的授权，到留用“返聘人员”，到对留用人员工资审核、协商确定用工协议版本，以及最后张某参与劳动仲裁的整个过程来看，张某对南京门店“返聘人员”负有人事管理工作之责是不争的事实，张某作为经理级管理人员，应当具有与其岗位、职务相称的勤勉、敬业精神，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规范管理公司人事工作，降低用工风险。早在2011年7月18日，上海总部法务就对张某询问留用人员协议版本进行了回复并提出建议，但张某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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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与四名留用人员签订书面用工协议，并任由违法状态继续发展，导致违法后果继续扩大。因此，张某应当对怠于履行职责导致公司损失扩大的后果承担责任。法院遂判决对张某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

【法官点评】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具有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情形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对于构成严重失职的标准，可由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和具体情况通过民主程序制订。立法上之所以对劳动者作出这样的规定，首先是因为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负有忠诚义务，应当诚实、勤勉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企业和全体员工实际是一个共同体，当某一个员工因为自己的失职、过错给企业造成损失的时候，企业的损失最终也必然转嫁为全体员工的损失，实际也就是损害了共同体里其他成员的利益。所以，作为劳动者应当树立与企业是一个共同体的观念，忠于职守，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企业和其他员工负责。案例

九、发包人与个人承包经营者对劳动者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裁决要旨】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使用劳动者的个人承包人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由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发包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个人承包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案情概要】包某承包了某钢制品公司的业务，双方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按月结算相关费用。包某雇用吴某，吴某的工作由包某管理，工资由包某发放。2009年8月，吴某在市省道由北向南行驶时与邱某发生交通事故，邱某、吴某相继死亡。2011年5月，市人社部门作出《关于吴某为工亡的决定》，某钢制品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后又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维持人社部门作出的工伤决定。因包某、某钢制品公司均未支付工伤赔偿费用，吴某的妻子钱某申请仲裁，要求包某和某钢制品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仲裁机构裁决包某和某钢制品公司连带承担赔偿责任。包某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其不承担对吴某工伤待遇赔偿的连带责任。法院认为，某钢制品公司实行承包经营，实际用工的包某不具备用工资格，包某违反规定招用劳动者，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伤亡的，由某钢制品公司工伤保险责任，包某对此承担连带责任，遂判决驳回包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对于企业经常采用的承包经营方式，《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使用劳动者的承包人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由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发包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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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连带责任。这意味着，如果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伤亡被认定为工伤的，企业不得以与劳动者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为借口而不承担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责任，同时，作为实际用工的个人承包经营者，其是劳动者的真正雇主，当然也责无旁贷地应当对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待遇与企业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

十、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变更不影响用工责任的承担

【裁决要旨】在劳动用工关系中，用人单位以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事项变更为由，拒绝向劳动者承担用人单位义务的，不予支持。

【案情概要】李某系某新型材料公司的员工，该公司未为李某办理工伤保险。2012年3月8日4时50分左右，李某在切割机西边挂钩区清理垃圾时，被从行车上脱落的铁模框砸伤，后经救治无效死亡。2012年6月24日，人社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李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李某的丈夫刘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新型材料立公司赔付李某的工伤保险待遇。在案件审理期间，公司辩称李某于2012年3月8日因工受伤，而公司现所有人是在2012年6月1日从原法定代表人处接手的，故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并无责任。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事项，不影响工伤保险责任承担，遂判决支持刘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股东发生变更，只是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并不影响企业对外民事责任的承担。因此，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企业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股东如果以争议的事件发生在其接手之前为由，主张不对劳动者承担用工责任，是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通过本案例，我们也想提醒各位投资人，股权收购是一项复杂的法律工程，收购过程中除应当对公司的财产、股权进行谨慎的评估外，还需注意劳动用工风险方面的调查，否则，盲目的收购可能会导致自己承担意想不到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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