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院通报金融典型案例

第一篇：上海高院通报金融典型案例

上海高院通报金融典型案例

涉及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金融消费者权益、信用卡犯罪等

本报记者 卫建萍 本报通讯员 严剑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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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各类金融机构不断推出金融创新，在此背景下，规范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维护交易安全和高效尤为重要。2014年4月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了2013年上海金融商事、刑事审判的总体情况和典型案例，并针对涉银行、涉保险、涉证券期货信托、涉金融消费者权益、涉信用卡犯罪案件等5个分类进行了专题发布。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金融犯罪的有效防治，通过商事裁判合理引导金融创新，维护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市场安全。”上海高院副院长盛勇强说。

眼花缭乱的境外交易平台

2008年起，许某在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先后以其实际控制的富信宝公司和融衡公司的名义招聘员工，通过租赁境外服务器及交易软件，设置三个网站的方式，在境内招揽客户，搭建ETCATS、IG、ETF三个期货交易平台，进行黄金、外汇、原油、股指等期货保证金交易。

经司法审计，上述三个交易平台有内地客户共计1812人，存入资金共计1.9亿余元，取出资金共计1.6亿余元，内地客户亏损额6596万余元。根据资金收入支出流水账和“每天工作内容”及涉案个人账户明细反映的客户出入金记录，2008年1月10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间，三个交易平台出入金客户共计2494人，入金金额为1.9亿余元，出金金额为1.1亿余元。三个交易平台盈利资金用于交易平台的运营、员工工资、公司办公费用等共计800余万元，用于IB返佣5192万余元。法院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许某等五名被告人八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0万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金。

【点评】

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任何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均需要经过国务院或国务院职能部门的批准，许某等人在境内发展代理商、招揽客户、签署合约、开户、收取、结算保证金等期货交易关键节点的行为，反映出金融犯罪手段的新型化和智能化。随着金融犯罪日益向伪造信用卡、销售基金、林权、推荐股票信息、代理操作证券账户、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虚构交易非法套现等领域拓展，金融投资者需要具备理性投资意识，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投资项目要冷静分析。

“代销基金”的诱惑

2011年6月，吴先生前往银行办理存款业务，在银行理财顾问沈某的极力推荐下购买了某基金，沈某通过银行计算机代吴先生操作购买了9万元基金，吴先生输入银行卡密码，但银行未与吴先生办理书面手续。

4个月后，吴先生得知该基金发生亏损，与银行发生争执。2012年7月，吴先生将基金全部抛售，亏损达24000余元，随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银行赔偿其资金损失。

法院最终判决银行赔偿吴先生损失7000余元。

【点评】

网点众多的优势使得银行成为代销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的重要渠道，银行作为第三方发行理财产品的代销方，向客户推介投资产品时，应了解客户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评估客户的财务状况，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客户自主选择，并向客户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揭示相关风险。金融消费者作为具有完全认知能力的民事主体，则应对自身的投资行为风险承担合理注意义务。

期货交易软件惹祸

邱先生是期货公司的老客户。2010年1月7日期货市场开盘后，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多个期货合约的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当天上午10时至10时15分，期货公司的网上交易系统出现客户登录缓慢和无法正常登录交易的异常情况。后经调查，系软件程序处理能力不足导致客户在该时段无法正常交易，期货公司很快通过软件更新修补了上述系统漏洞。

邱先生向法院起诉，表示自己在当天持有大量期货合约，本来打算上午10时全部平仓，因交易软件故障导致无法及时成交，只能在10时15分后以较低价格平仓，产生了122万元的损失，现要求期货公司全额赔偿。

法院综合考量了邱先生可能下达平仓指令的盖然率、合约价格快速下跌过程中以最高价格实际成交的盖然率，以及邱先生在发现系统故障后未及时采取其他交易方式进行平仓的情况，最终判决期货公司赔偿邱某损失34万元。

【点评】

券商和期货公司作为交易系统的指定和提供者，应当通过对交易系统定期或不定期的测试以发现系统可能存在的瑕疵，并通过程序更新予以修补，或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必要的提示和指导，以避免因交易系统故障而致使金融消费者遭受损失。

“高息揽储”吓出一身汗

2008年5月，徐某和时任银行客户经理的陈某采用虚构银行高息揽储业务的手法，诱骗俞先生办理金额为2500万元、期限为一年的存款业务，约定息差为16%。整个过程中，陈某负责接待俞先生，为其办理理财金账户开户手续。俞先生在空白回单上签字确认，然后将开户申请材料及身份证交给陈某，陈某在没有征得俞先生同意的情况下，在开户申请资料上的“网上银行”栏打钩，并开通俞先生上述账户的网上银行，领取了移动数字证书，即“U盾”。随后，俞先生仅拿到一张理财金账户银行卡和一本加盖银行印章的理财金账户活期对账簿，陈某则暗地里将U盾交给了徐某。

此后，俞先生将2091万元存入账户，徐某将息差等共计409万元转入上述账户，随后徐某利用U盾冒充俞先生登录网上银行，将2500万元存款转账支取。

诈骗犯罪团伙案发后，俞先生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银行兑付其存款本金250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法院最终判决银行返还俞先生存款本金人民币2091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点评】

银行对其工作人员、经营场所管理不善，操作流程内控不严，导致犯罪分子利用客户对银行的信赖，勾结或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经营场所内实施诈骗行为。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完善合理的业务操作和监控管理流程，维护金融交易安全。

■权威透析■

●当前上海金融商事案件特点

1.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如涉及海外公司短线交易行使收益归入权纠纷、贵金属现货及延期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纠纷等。

2.金融案件的涉众性日益增强，主要集中在证券和保险领域，并有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趋势。

3.融资担保引发的纠纷明显增多。

4.实体经济对金融领域的风险传导及效应日益凸显，光伏、钢贸等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价格持续下滑的行业风险，并衍生出了小额借款纠纷、追偿权纠纷、典当纠纷、保证合同纠纷等其他金融案件。●当前上海金融刑事案件特点

1.收案数量下降近四成，信用卡诈骗占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八成以上，以恶意透支型为主。

2.犯罪类型发生明显变化。信用卡诈骗、假币犯罪、票据诈骗、非法经营外汇等多发性犯罪大幅减少，非法经营黄金期货、妨害信用卡管理、内幕交易、集资诈骗等犯罪有所增加。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中，中老年人已成为重要受害群体。

3.犯罪特征明显。非法集资类犯罪紧跟市场热点，善用媒体和合法成立的公司做包装。涉信用卡犯罪中，从获取信用卡信息、身份证信息到伪造、骗领信用卡，再到非法套现的产业化趋势明显，POS机成为犯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4.犯罪的专业化、智能化、网络化趋势明显。如利用金融专业知识从事非法证券、期货业务，利用高科技伪造信用卡，通过网络发布非法金融活动信息、招揽客户、买卖信用卡信息、出租POS机。

5.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追赃维稳任务艰巨。上海法院去年审结的22件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涉案金额4亿余元，投资人、被害人2000余人，将近2.4亿余元赃款尚未追回。

■司法声音■

上海高院提出五项建议

针对金融商事和刑事审判的情况，上海高院提出五大建议：

1.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人员、营业场所及操作流程的管理。

2.加强对金融新型业态的监管，对自贸区新型金融交易的监管做好提前应对，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与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

3.严格防范行业性、系统性风险的诱发，银行要严格审核贷款人资信，核实贷款人提供的担保，慎用风险较大的担保方式，加大对仓储、供货方的管控力度，及时做好坏账核销。

4.加大对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力度，相关监管部门建立教育的专门机构，通过定期发布信息通报等形式，向金融消费者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和风险教育。

5.加强金融基础设置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并完善担保登记制度设计，及时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加强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立法与机制建设。

第二篇：高院十大典型案例

张某某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9日，被告人张某某在泌阳县官庄镇楼房村前楼房的水泥路上，见女童范某某（2011年3月10日出生）无人看管，遂心生歹意，将被害人范某某抱至该村东南方向石桥村的一块玉米地中，用手抠摸范某某的的下体，造成范某某下身流血。后因范某某哭喊，张某某怕事情败露，决意将范某某杀害，其用双手掐住范某某的脖子，直至其以为范某某已死亡，之后逃离现场。次日早晨，已苏醒的范某某被附近村民发现。经法医鉴定：范某某身体所受损伤构成重伤。

（二）裁判结果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猥亵儿童致人重伤，之后又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张某某在对被害人范某某实施猥亵后，怕其罪行败露，遂对被害人实施杀害行为，因意志外的原因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故其犯故意杀人罪属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主观恶性，法院对张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并罚，处以死缓并限制减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了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张某某在该案发生前曾两次因盗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五年。其前两次的监狱服刑改造并未给其带来真诚悔过的结果。反而加剧了其心理阴暗面的发展和灵魂深处思想的扭曲，对年仅二岁半的留守幼女痛下黑手。该案所暴露出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愈发严重，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大力关注。应建立符合各地实际的留守儿童保护制度，比如留守老人保护队、留守妇女保护儿童联防队、村（社区）保护儿童治安联防队等,构建儿童安全全覆盖网络。同时，加大对侵害儿童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掉侵害儿童安全的黑手。

许某某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因李瑞峰（另案处理）与前女友邓某某（生于1998年7月29日）产生感情上的矛盾，李瑞峰与其朋友徐树浩（另案处理）预谋后，联系崔奎（另案处理）到新安县。2014年3月14日，李瑞峰将邓某某带到崔奎及许某某二人所住的新安县新城德美宾馆205房间内，谎称外出有事，将邓某某交给在场的崔奎、许某某，后崔奎将邓某某按到床上并持刀威胁，由许某某将邓某某下身衣服脱掉，崔奎将邓某某上身衣服脱掉，由许某某强行与邓某某发生了性关系。案发后，被告人许某某等四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12万元，取得谅解。

（二）裁判结果

新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某伙同他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本案属共同犯罪，许某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大，应认定为主犯，但在作案时未满十八岁，系未成年人，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许某某在庭审中自愿认罪，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许某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

（三）典型意义

被告人许某某案发时不满18周岁，在外打工期间沉迷于网络，受某些不良网络文化影响并在他人的怂恿下犯罪，男女关系方面的意识非常淡薄，在已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因磨不开面子听从他人教唆导致本案发生。从犯罪原因角度分析，这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导致人格发育的不健全，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李某某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期间，被告人李某某利用糖果等物品诱骗本村幼女时某甲（生于2008年6月23日）、时某乙（生于2007年9月12日）到其家中，多次与时某甲发生性关系，一次与时某乙发生关系。

（二）裁判结果

镇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采取诱骗的手段，多次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李某某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本案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5）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被性侵案件。性侵行为发生时，两受害儿童的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受害人随爷爷奶奶生活，平时在学校上学。由于经济原因，她们不像城市孩子一样有很多的玩具和小吃，往往禁不住诱惑，而且对性的保护意识较差，一旦遇到坏人的小恩小惠诱惑，根本无法识别而上当受骗。被告人李某某系光棍多年的成年人，生活寂寞，女孩们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不能尽到监护责任，使其有机可乘。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采取特别、优先的保护原则，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从严惩处。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司法解释正是基于此及时出台的。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八年，体现了司法解释的本意。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中心支公司与段某某等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月24日，付某某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与沿新县至田铺乡公路由北向南李某某驾驶的豫S91622号中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豫S91622号客车乘坐人段某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新县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付某某负主要责任，李某某负次要责任，段某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当日段某某即被送往新县人民医院治疗，共花费9649.58元。出院诊断为：左侧第2-5肋骨多发骨折、左侧血气胸，医嘱住院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并陪护两人。肇事车辆豫S91622号中型普通客车实际车主为李某某，该车挂靠长安公司从事客运经营，并在保险公司投保每人责任限额20万元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

（二）裁判结果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肇事客车实际车主为李某某，该车挂靠新县长安客运公司，并在人寿财保信阳公司投保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因段某某提起的案由是客运合同之诉，段某某与李某某、新县长安客运公司之间属客运合同关系，新县长安客运公司和人寿财保信阳公司之间属保险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段某某的损失应由李某某和新县长安客运公司连带赔偿。李某某和新县长安客运公司连带赔偿了段某某的损失后，可行使追偿权。段某某因交通事故导致无法哺乳，有医嘱证明段某某住院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孩子，故酌定赔偿原告奶粉费3000元。

（三）典型意义

在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中，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是承运人的义务，乘客在运输过程中非因乘客自身原因造成人身损害的，承运人应当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正在哺乳期的女性乘客遭遇交通事故后医嘱禁止母乳喂养的，禁止母乳喂养期间的“奶粉费”，是否属于旅客运输合同之诉中的人身损害的范畴？我们认为，禁止母乳喂养从结果上看虽然实际损害的是哺乳期的婴儿，但是交通事故对女性乘客造成的人身损害，是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原因。不能母乳喂养的损害，不仅是对哺乳期婴儿的损害，也是对女性乘客自身的人身损害，属于乘客人身损害的范围。禁止母乳喂养期间的“奶粉费”是乘客实际发生的损失，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角度出发，对此应予以支持。

李某诉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1999年11月18日，原告李某与被告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的居民曾某某登记结婚，婚后其户口迁入被告处，且从2005年起在被告处分有责任田。2011年9月8日，原告与曾某某登记离婚，离婚后原告的户口一直在被告处，其在被告处分的责任田一直未调整。2012年被告村民组的土地被征用，经该组集体讨论决定该组村民每人分得土地补偿款31000元，但被告以原告已与本组村民曾某某离婚为由，未将该款分配与原告。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虽然于2011年与被告村民曾某某离婚，但原告自1999年结婚后其户口一直在被告处，且在被告村民组分有田地，故原告在被告确定分配征地补偿费方案时具有被告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应予支持，依法判决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向原告李某支付土地补偿款31000元。

（三）典型意义

土地是我国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为关切的一项基本权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论男女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样规定的目的也在于保证离婚或者丧偶的妇女能够拥有一份承包地，并应当对该承包土地被征用后的安置补助费享有分配权。本案中原告虽与被告村民解除婚姻关系，但其户口未迁出，且在被告处有承包地，属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作为离异女应依法平等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李某某诉张某某、常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常忠于2012年11月11日与张作明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经认定张作明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2013年1月，常忠的妻子张某某、婚生女常某作为甲方和作为乙方的张作明家属约定，张作明方赔偿张某某、常某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等所有费用共计80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为40万元。张作明方现按照约定已将八十万元赔偿款全部支付给二被告。经原告李某某的监护人李某与被告张某某的委托代理人常霞共同委托，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2年11月21日作出鉴定意见书，显示常忠、李某是李某某的亲生父母亲。现李某某起诉要求返还赔偿金。

（二）裁判结果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某系常忠的非婚生女，在常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其与常忠的妻子张某某、婚生女常某对张作明赔偿常忠的死亡赔偿金均享有同等的赔偿请求权。张作明方与张某某、常某达成的赔偿协议中约定的张作明方赔偿的死亡赔偿金40万元，二被告在赔偿协议达成前根据司法鉴定机构所做的亲权鉴定应当知道原告系常忠的非婚生女，就应该将张作明方赔偿张某某、常某方的死亡赔偿金中原告应得的份额支付给原告，但数额应为40万元的三分之一。关于张作明方赔偿二被告的精神抚慰金，是张作明方与二被告自愿协商的结果，并非法定的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且因张作明与张某某、常某明确约定了分别支付给张某某和常霞的数额，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原告该部分款项，理由不成立。依法判令张某某、常某将原告李某某应得的133333.33元死亡赔偿金支付原告李某某。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本案通过“亲子鉴定”的方式确认生父，给本案的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依法确认了非婚生子女的生母和生父后，才能确保非婚生子女享受到生父母双方的抚养教育及完整的亲情，以及基于身份而产生的其他权利。本案依法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保护了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周某某诉张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3年5月1日，原告周某某与被告张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2013年7月10日，张某提起与周某某离婚之诉，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调解书的内容为：“

一、张某与周某某双方自愿离婚；„ „

三、张某一次性给付周某某人民币38000元；„ „

六、其他未尽事宜，双方互不再追究”。而在2013年5月28日，张某与案外人宋某在长垣县宏力医院生育一女，取名张某某。周某某称离婚后才发现此事，现起诉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在与原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行为，并生育一女，导致离婚，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离婚调解书的内容，没有原告周某某明确放弃过错损害赔偿的意思表示，同时无法确认双方已就过错损害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因此，原告周某某在离婚后向被告张某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应该支持，遂判令被告张某给付原告周某某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15000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被告行为是对婚姻和整个家庭的背叛，而且给女方带来了深重的伤害，拆散了本应正常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年幼的子女更是严重的伤害。因此，在离婚后发现被告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出轨行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体现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司法精神。

申某某诉李某某等名誉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月14日，被告李某某(女)、舒某某(女)、李某(女)约原告申某某(女)外出，将其带到火车站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内，三被告对申某某进行殴打，并让申某某跪在地上，强迫申某某掀起上衣，舒某某用手机对申某某进行拍照，并由李某某配以文字上传至舒某某的QQ空间，该网帖被网友转发，后申某某法定代理人到派出所报案，因双方均系未成年人，派出所未予立案。申某某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侵权，诉于法院。另查明，现舒某某QQ空间所发与原告相关的信息已被删除。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本案三被告使用侮辱性语言，将申某某跪地及露出上半身的照片配以文字在网络上发布，构成对申某某名誉权的侵害，申某某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慰抚金，应予支持，三被告李某某、舒某某、李某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故赔礼道歉责任应由该三被告自行承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慰抚金15万元，要求过高，酌定支持其请求2万元，该民事赔偿责任由李某某、舒某某、李某的法定代理人承担。案件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当事人均系在校学生，因为该案的发生，申某某屡次转学，李某某、舒某某、李某也均无法在原校正常学习，对各方均造成较大影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恰当处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问题，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妥善处理矛盾，避免使用过激方式解决问题。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承担责任方式，也应由其自行承担。

岳某某诉曹某某离婚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岳某某与曹某某经人介绍于1999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二子。婚后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夫妻感情破裂。岳某某要求与曹某某离婚，曹某某认可夫妻感情破裂，同意离婚。双方就子女抚养和部分共同财产的分配达成了一致意见。曹某某系农村家庭主妇，下地干活、照顾一家老小，没有工作及固定的经济收入。

（二）裁判结果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岳某某与曹某某感情破裂，应准许离婚。曹某某作为家庭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离婚后将导致生活困难，根据婚姻法有关规定，判决岳某某给付曹某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三）典型意义

在婚姻关系中，女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她们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往往以牺牲自己的工作甚至事业为代价；另一方面，在出现婚姻纠纷时，女方往往由于没有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充分查明案件事实，对于确实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女方应判决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本案中，考虑到曹某某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抚育子女、照顾老人，付出较多，对家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离婚后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还要抚养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因此判决岳某某给付曹某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胡某某诉被告陕县民政局、第三人张某某张某某、王某撤销婚姻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胡某某(女)与自幼被送养他人的第三人王某系姐妹关系。胡某某2002年起外出务工，一直未与家人联系。王某准备与张某某结婚，但因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依法不能办理婚姻登记，便携带胡某某的户口簿和由其家人补办的胡某某的身份证等，用胡某某之名到陕县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陕县民政局在审查了有关材料，并询问了其结婚意愿后，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了结婚登记。胡某某2010年12月初回家得知此事后，便与王某、张某某共同到陕县民政局要求撤销该结婚证未果，胡某某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被告陕县民政局为第三人张某某、王某颁发的结婚证。

（二）裁判结果

陕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张某某明知未达法定婚龄，不符合结婚条件，却向陕县民政局提供虚假材料，用他人名义办理登记，该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作为其结果的婚姻登记证当然也应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判决确认被告陕县民政局颁发的陕结010701149号结婚证书无效。

（三）典型意义

法院依法确认假冒他人身份获取的结婚证无效，保护了被假冒身份的妇女的合法权益。冒用他人身份获取的婚姻登记，不仅破坏了国家对婚姻的行政管理秩序，侵犯了婚姻登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严重侵害被冒用人的合法权益，导致被冒用人无法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必须对这类婚姻的效力加以彻底否定，才能恢复被假冒身份者的正常生活秩序。

第三篇：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

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

编者按：2016年11月，首届金融中心建设司法论坛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上，上海二中院通报了6件涉及新金融领域的金融纠纷典型案例，内容涉及证券内幕交易民事侵权、保单质押贷款、储值卡发售、金融非法集资、P2P网贷以及融资融券交易等新类型金融纠纷。这6件案例均来自生效判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值得借鉴参考。案例一：徐某等投资者诉甲证券公司证券/期货内幕交易责任纠纷系列案

裁判要点：内幕交易行为人实施了内幕交易行为且具有主观过错，如投资者在内幕交易期间进行了与内幕交易品种直接相关的且主要交易方向与内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货交易，存在损失的，推定其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内幕交易行为人应当对投资者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系我国首起内幕交易行为人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基本案情：2013年8月16日11时05分，甲证券公司在进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下简称ETF）申赎套利交易时，因程序错误，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以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股票，实际成交72.7亿元。在当日下午13时开市后，甲证券公司在未披露的情况下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至14时22分才公告称“公司策略投资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同年11月，中国证监会对甲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甲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IF1309、IF1312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作出没收及罚款5.2亿元等处罚。在甲证券公司错单交易过程中，徐某等投资者认为市场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甲证券公司董秘通过媒体否认乌龙传闻，故进行了相关股票或股指期货合约的交易，造成了损失。徐某等投资者认为其损失与甲证券公司内幕交易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起诉至法院，要求甲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014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杨某诉被告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决定两案一审公开宣判，两案均判决驳回杨某诉讼请求。杨某不服上诉，2015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甲证券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11时05分因程序错误巨量申购180ETF成份股，并于当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该信息的情况下，即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后被中国证监会处罚，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甲证券公司在发生错单交易后，应立即披露却未披露该信息，反而实施对冲交易以规避自己损失，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主观上存在过错，甲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甲证券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较生效文书有删减）案例二：刘某诉甲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保单质押贷款中质权的设立需按照法律规定交付权利凭证或以适当形式公示登记，否则不产生担保物权效力。保险合同解除后，在符合法定抵销或约定抵销的条件下，保险公司退回保单现金价值等款项时可一并扣除保单贷款的本金及利息。基本案情：2012年7月30日，刘某向甲保险公司购买了“XX人寿十年两全保险（分红型）”，该保险交费方式为年交、保险期间10年、交费年期10年、保额/份数100万元、保险费100万元、保单一年末的现金价值58万余元等，刘某支付了第一期保费100万元。双方保险条款约定，保险人在给付各项保险金、红利、退还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如投保人有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保单贷款及利息或其他未还清款项，保险人可直接将上述款项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次日，刘某以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为质押，向甲保险公司申请保单质押贷款，甲保险公司同意向刘某贷款，贷款利率6.1%，代扣印花税27.85元；贷款金额55万余元、贷款期限6个月；贷款期间保险合同发生的各项保证金、退还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保险人可直接将上述款项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届期，刘某未按约归还贷款。2013年8月，甲保险公司向刘某出具保单报告，要求刘某支付第二期保费100万元。同年10月，因刘某未继续交费，甲保险公司通知刘某保单于2013年9月30日中止。刘某因红利、生存金等返款事宜与甲保险公司未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保险合同以及甲保险公司退还保险费100万元。诉讼中，甲保险公司认为依保险条款约定退回刘某现金价值等款项时可一并扣除保单贷款本金及利息。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保险合同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无争议，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合同解除后，甲保险公司退回刘某现金价值等款项时是否可一并扣除该保单贷款的本金及利息问题。首先，关于保单质押。甲保险公司与刘某之间成立保单质押贷款合同关系，双方约定以保单现金价值为质押标的设立质权，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保单质押合同已成立生效。但保单质押的质权是否设立并生效应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保单之所以能成为质押标的是因为其实质上为现金价值请求权的外在形式载体，故保单质押的性质属于权利质押。因本案双方在设立系争质权时未按照法律规定交付权利凭证或以适当形式公示登记，故该保单质权并未设立，不产生担保物权的效力。但双方仍可按照质押合同条款中以现金价值折抵保单贷款本息等不涉及质权的内容等有效约定处理争议。其次，关于抵销权。本案保险合同解除后，甲保险公司即向刘某负支付现金价值等债务，刘某即向保险公司负支付贷款本息的债务，该债务均合法有效、已届清偿期且性质同为钱款，此外双方签订的保险条款及保单贷款申请书对于抵销亦有约定，故符合法定抵销及约定抵销的条件，甲保险公司可据此行使抵销权。法律并不必然要求当事人的抵销主张与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具有牵连性，只需标的物的种类、品质相同，故甲保险公司在诉讼中仅以抵销作为抗辩意见，而未提起反诉或另行起诉，不影响其在诉讼中行使抵销权，也不影响法院就抵销债务以及抵销权行使进行审查。为减少讼累，应依据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抵销债务在本案中一并作出处理，故依法判决甲保险公司支付给刘某7万元（包括甲保险公司自愿补偿部分）。

案例三：甲公司诉乙银行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裁判要点：银行对其发行的储值卡收取逾期账户管理费需提前告知持卡人，否则对持卡人不产生效力。实际售卡方作为债权人向发卡银行提起代位权诉讼，要求其支付逾期账户管理费，应以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到期债权为前提。对于不合法或未到期债权，应认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前提并不成立。基本案情：2011年，乙银行与丙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通过双方系统对接平台发行具有银联标识、符合银联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储值卡；丙公司利用其银行卡系统、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联盟商户资源等优势，提供销售服务和系统支持；交易手续费60%部分归丙公司所有，40%部分归乙银行所有；逾期卡延期手续费及逾期账户管理费收益归丙公司享有，由丙公司委托乙银行从持卡人账户上扣收；乙银行按卡内资金的年日均余额的2.4%（按日计算）向丙公司支付委托服务费用等。另，乙银行官网公告称储值卡设有有效期，但卡片上未标注有效期及账户管理费收取条件、标准。2011年12月16日，丙公司与案外人丁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丁公司提供储值卡的代理销售服务，发卡银行所得交易手续费的60%部分、丙公司所得的代理服务费用、逾期卡延期手续费及逾期账户管理费等均归丁公司所有。2012年初，储值卡停止销售，累计发行金额约9亿元，其中丁公司销售逾6.7亿元。2013年12月13日，第三人丙公司、案外人丁公司、甲公司等签订协议，约定乙银行储值卡项目合作协议中丁公司的所有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甲公司，丙公司在收到乙银行支付了相应的交易手续费、代理服务费用、逾期卡延期手续费及逾期账户管理费后，按储值卡协议约定期限支付给甲公司。2014年10月，乙银行官网公告称其将于2014年12月起，对已到期储值卡收取账户管理费用，储值卡有效期为36个月，自发卡之日第37个月起，每月10日扣除卡内实际余额的10%作为账户管理费用，直至账户余额为0。账户余额不足10元时，一次性全部扣除。后该公告被删除。截止2015年2月15日，所有已发行的储值卡距发卡之日均已超过36个月。该日丁公司销售的储值卡内余额（沉淀资金）为388万余元，此后逐月减少，至2016年5月卡内余额为250万余元。第三人丙公司已向丁公司、甲公司陆续支付截止2015年12月的储值卡交易手续费、代理服务费等1,200余万元。目前储值卡仍处于可正常使用的状态，通过储值卡服务专区网页可查询到目前储值卡有效期具体到期日期已再次延长了3年。甲公司认为，根据协议约定，乙银行收取的逾期账户管理费应当按月全额支付给丙公司，再由丙公司按月全额支付给甲公司。现丙公司怠于向乙银行行使其到期债权，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乙银行支付逾期账户管理费232万余元及违约利息损失95万余元。

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

（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具体到本案中，首先，甲公司主张的储值卡逾期后按每月卡内余额10%收取账户管理费这一标准，无论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约定，现均无充分证据表明在售卡时对持卡人进行了告知，更未取得持卡人的授权同意，无法认定对持卡人发生效力，不应从持卡人账户上扣收。况且，甲公司的诉请金额明显将影响到持卡人对储值卡的继续使用，有悖于相关监管文件中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要求，故甲公司的诉请主张不符合“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这一条件。其次，即便认为甲公司主张的账户管理费收费标准对持卡人生效，乙银行也有权延长而且已经延长了储值卡的有效期，不能向持卡人收取账户管理费，自然也就不存在针对账户管理费的债权，故甲公司的诉请主张不符合“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这一条件。再次，即便认为当前能够收取账户管理费，甲公司对丙公司的相应债权也因协议中的约定而未到期，无法认定债权受到损害；另即便认为甲公司的债权受到损害，丙公司实质上也属于放弃了对乙银行的债权而非怠于行使，故甲公司的诉请主张不符合“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这一条件。综上所述，甲公司不符合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条件，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了甲公司的诉请。

案例四：李某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裁判要点：被告人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而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等方式，通过向社会公开宣传，向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的，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基本案情：2010年9月26日，被告人李某以其与他人共同设立的甲公司名义收购本市金山区朱泾镇金龙新街388号的房产，后将该房产分别登记在甲公司、乙公司名下，同时将该房产改名为“金山义乌小商品城”。2011年1月30日和2月24日，李某以其控制的某公司名义和承债方式，收购丙公司、丁公司股权，两家单位名下主要资产是位于本市黄浦区人民路386号、388号“上海滩商厦”的相关房产，但该房产除物业用房外均已被分别抵押给银行。2011年2月24日和6月20日，李某以其控制的某公司名义和承债方式，收购戊公司，该单位名下主要资产是位于本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38号、858弄8号“中华商城”的相关房产，但该房产已被抵押给银行。被告人李某通过收购房产和受让股权的方式获得“金山义乌小商品城”、“上海滩商厦”和“中华商城”相关房产后，除少部分商铺和办公楼已获得独立产权外，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及相关房地产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余房产分割成小商铺，并以相关被告单位名义，通过广告、网络、电话、现场咨询、房产中介等，向社会公开发布出售商铺和办公楼产权或使用权的信息，同时承诺由相关被告单位包租商铺和办公楼，每年支付6%至10%不等的固定回报，到期可按原价110%至120%回购等，以此方式变相非法招揽社会公众向被告单位存入资金。自2010年10月起至2012年2月止，五家被告单位直接或者委托房产中介，借助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形式，非法向社会公众3,300余人吸收资金13亿余元。以上吸收的资金主要用于前述收购股权、购买房产、归还借款及出售上述商铺和办公楼的经营开支等。至案发，五家被告单位通过退还房款、支付回报、退房补偿等形式仅向部分涉案社会公众返还资金1.2亿余元。?裁判理由：法院认为，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是在投入少量资金的情况下收购“金山义乌小商品城”房产和“上海滩商厦”、“中华商城”相关房产原权利人公司的股权，并在取得“金山义乌小商品城”和已被抵押的“上海滩商厦”、“中华商城”对应房产权利后，为获取支付上述房产和股权收购款的巨额资金，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或相关房地产抵押权人同意，擅自将相关房产分割成小商铺，连同少部分获得独立产权的小商铺和办公楼一起，通过广告、网络、电话、现场咨询和房产中介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以出售该商铺和办公楼产权或使用权、售后包租回租支付固定租金、到期可高于售价回购商铺和办公楼房产权利为名，招揽社会公众向被告单位投入资金，所获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收购“金山义乌小商品城”房产和“上海滩商厦”、“中华商城”原权利人公司股权所欠的债务。而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实际出售的商铺和办公楼因系违法分割或被抵押，不仅不能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无法确定对应的产权，而且又始终被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实际占有并支配，使用权也没有发生转移。其行为的实质，就是将无法实现产权转移和实际也不转移使用权的商铺和办公楼，采用买卖、回购和包租、回租的形式，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禁止非金融机构向社会公众揽储吸存的规定，提供与国家金融机构保本付息、固定回报、不担风险的揽储条件相同的待遇，公开宣传并大规模地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融资，以支付其所欠收购股权和房产的债务。显然，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的主要目的不是商铺和办公楼房产权利的销售，而是出于融资需要公开吸收不特定社会公众的资金，其行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而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等方式，通过向社会公开宣传，向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的，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的规定，依法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追究五家被告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李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责任。案例五：甲公司诉李某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P2P网贷平台与出借人约定受让其债权，在取得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债务人。基本案情：甲公司系提供借贷居间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拥有某网站，出借人与借款人可通过成为该网站会员达成借贷意向。2013年9月29日，李某通过甲公司网站与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达成借款意向，借贷双方根据网站提供的格式文本约定：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共计向李某出借资金50万元，借款开始日为出借人指定账户划付协议项下借款之日，借款到期日为借款开始后的第12个自然月的借款开始日当日，节假日不顺延，月还款额为46,314.86元，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甲公司，由甲公司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黄某、陈某、乙公司通过签订《保证合同》承诺，对李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各协议生效后，全体出借人通过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向李某放款50万元，但李某自2013年12月30日开始逾期还款，甲公司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进行催收均未果。2014年7月11日，甲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李某已受让出借人的全部债权。鉴于李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罚息，甲公司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支付借款本金、相应利息及罚息，黄某、陈某及乙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全体出借人与李某通过甲公司网站达成的《借款协议》，以及黄某、陈某、乙公司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约定并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出借人已依约向李某履行了放款义务，李某收款后未按约偿还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清偿本金、偿付利息、罚息之责任。黄某、陈某、乙公司均承诺对李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公司起诉时仍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和保证范围内，故保证人理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李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黄某、陈某、乙公司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保证范围内向李某追偿。甲公司作为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贷咨询和管理服务，促成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平台，提供的确系居间服务。然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已明确约定，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甲公司，由甲公司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该约定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于法无悖，本案债权转让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所规定的债权转让的除外情形，且甲公司已通过电子邮件形式通知李某债权转让的事实，故甲公司已成为合法债权人，在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的居间服务费的性质不属于借款利息，借款本金以出借人实际借出金额50万元为计算标准，更符合合同的实质。故判决支持了甲公司的诉请。

案例六：黄某诉甲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案裁判要点：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清偿债务的，证券公司有权按约启动强制平仓程序，强制平仓风险由投资者承担。基本案情：2011年5月5日，黄某与甲证券公司签订了《融资融券合同》，合同约定甲方（黄某）向乙方（甲证券公司）作如下声明与保证：甲方已详细阅读合同及《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的所有条款及内容，听取了乙方对融资融券的相关业务规则的详细讲解。甲方已经准确理解合同及《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和融资融券的相关业务规则的确切含义，清楚认识并愿意自行承担融资融券交易的风险和损失，接受合同的约束。融券到期日，甲方未归还融券债务的，乙方将在到期日的下一交易日开市即启动强制平仓程序，甲方信用账户内的资产将被强制平仓至所有该笔融资或融券债务归还时停止等。同日，黄某在《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上签名，该风险揭示书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相关强制平仓风险事项。2011年11月4日，黄某签署了《融资融券客户合同条款变更知晓承诺书》，其中，关于融资融券期限、利息和费用条款变更为融资、融券期限从甲方实际使用资金或证券之日起计算，不得超过180日。融资融券期限以自然日计算，到期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2013年8月26日，黄某分两次融券卖出长江证券（00783），成交数量为9,1056股。2014年1月23日，甲证券公司以短信、电子邮件方式提醒黄某上述融券债务将于2月22日到期，提醒黄某及时归还负债，逾期未还将承担违约责任。平仓日前，甲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再次提醒黄某归还债务，次日就会触发平仓。2014年2月25日，甲证券公司进行融券平仓。裁判理由：法院认为，黄某与甲证券公司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协议履行各自义务。甲证券公司在缔约合同时，已向黄某解释了交易规则，并提示了信用资金账户可能被强制平仓的风险，黄某作为投资者在投资前应充分了解融资融券的相关业务规则，理性投资。2011年11月4日，黄某与甲证券公司对融资融券期限进行了修订，约定融券期限不超过180日，并明确该期限以自然日计算。黄某称融券期限应以交易日计算，缺乏合同依据，不予采信。由于黄某在到期日前未清偿债务，甲证券公司启动强制平仓程序符合合同约定。故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请。

第四篇：2015年上海法院金融典型案例

2015 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2016年6月17日，上海高院发布了2015上海法院金融审判系列白皮书，并公布了2015 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01.内幕交易行为人对投资者的损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02.银行向持卡客户发送商业服务性短信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的认定原则 03.信用卡遭盗刷非因临时额度期限过长所致应由泄露密码的持卡人承担责任 04.保险理财产品的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及其认定标准

05.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订立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06.P2P网贷平台受让出借人的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07.车损险合同中对火灾所作解释符合专业含义的，法院应当认可 08.金融机构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应以存在欺诈行为为前提 09.清偿票据贴现担保之债务无法取得票据追索权 10.夫妻之间的财产侵权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01.内幕交易行为人对投资者的损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本案系我国首起内幕交易行为人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内幕交易行为人实施了内幕交易行为且具有主观过错，如投资者在内幕交易期间进行了与内幕交易品种直接相关的且主要交易方向与内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货交易，存在损失的，推定其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内幕交易行为人应当对投资者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3年8月16日 11时05分，乙证券公司在进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下简称ETF）申赎套利交易时，因程序错误，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以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股票，实际成交 72.7亿元。在当日下午13时开市后，乙证券公司在未披露相关事实的情况下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至 14时22分才公告称“公司策略投资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同年 11月，中国证监会对乙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乙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作出没收非法所得及罚款 5.2亿元等处罚。在乙证券公司错单交易过程中，甲某等投资者认为市场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乙证券公司董事会秘书通过媒体否认乌龙传闻，故进行了相关股票或股指期货合约的交易，造成了损失。甲某等投资者认为其损失与乙证券公司内幕交易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起诉至法院，要求乙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014 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杨某诉被告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决定两案一审公开宣判，两案均判决驳回杨某诉讼请求。杨某不服上诉。2015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4）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8号等民事判决：乙证券公司赔偿甲某等部分投资者损失。乙证券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等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 ：乙证券公司于 2013年8月16日11时05分因程序错误巨量申购 180ETF成份股，并于当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该信息的情况下，即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后被中国证监会处罚，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乙证券公司在发生错单交易后，应立即披露却未披露该信息，反而实施对冲交易以规避自己损失，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主观上存在过错，乙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乙证券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首先，关于侵权行为的认定：乙证券公司存在内幕交易行为。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以及相关行政诉讼生效判决已认定乙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乙证券公司提出媒体报道已经事先公开了错单交易信息，但该报道并非由乙证券公司主动披露或经其他权威机构确认，而是由财经媒体自主报道，不能视为乙证券公司履行了法律法规以及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公开披露义务。在当天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市场上各种消息鱼龙混杂的情况下，该报道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受到市场各方的怀疑，难以作为各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可靠依据。此外，乙证券公司董事会秘书在下午开市前又对外否认存在错单交易。鉴于投资者对同一事件所获得的信息截然相反且真伪难辨，绝大部分投资者难以从当天中午出现的各种信息中获得准确答案。因此，相关媒体报道不能作为对错单交易信息进行公开的依据。受众无法从中确信内幕信息已经公开。

其次，关于侵权主观方面的认定：乙证券公司具有主观过错。当日11时40分，乙证券公司已经开会准备进行对冲，这说明乙证券公司此时完全知晓其上午的交易属于错单交易。乙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又系专业的证券、期货经营单位，理应知道并充分理解我国证券、期货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其对于错单交易可能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对相关证券、期货品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应属明知，其关于不能判断是否属于内幕信息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乙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有义务在了解事件真相后的第一时间，将相关错单交易信息向市场予以及时、全面的披露，同时在内幕信息未披露前应戒绝交易。但乙证券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尚未披露内幕信息的情况下，采取对冲减损的措施以规避自身的损失，其隐瞒事实真相，利用内幕信息获取非法利益的主观过错至为明显。

第三，关于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乙证券公司提出，其进行的对冲交易是根据既定的、公开的交易策略和《策略投资部业务管理制度》进行的，所以具有合规性和正当性。对此，法院认为，对冲交易策略其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是否违法违规的问题，采用何种交易策略和方式是市场参与者的自主选择。但无论采用何种交易策略和方式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都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否则就构成违法交易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乙证券公司可以进行正常的对冲交易，但是该案中，乙证券公司决策层在了解相关事件的重大性之后，在没有披露之前就决定进行交易，并非针对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一般对冲交易的既定安排，而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的违法交易。

第四，关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基于证券、期货市场的特殊性，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往往不直接进行交易，双方交易的证券、期货品种难以完全一一对应，而且市场中影响证券、期货价格发生变化的因素众多，在此情况下，完全由被侵害的投资者提供证据证明内幕交易的因果关系几乎不可能。对此，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采用推定因果关系。即在乙证券公司实施内幕交易行为的期间，如果投资者从事了与内幕交易行为主要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行为，而且投资者买卖的是与内幕信息直接关联的证券、证券衍生产品或期货合约，最终遭受损失，则应认定内幕交易与投资者损失具有因果关系。至于内幕交易人进行内幕交易的数量多少和时间长短，内幕交易人是否因内幕交易获得实际的利益，其内幕交易行为是否对相关证券、期货品种的交易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都不影响对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1）具体针对交易品种而言，如果原告投资者进行50ETF、180ETF、IF1309、IF1312交易，可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原告投资者进行50ETF、180ETF的成份股交易，因乙证券公司在内幕交易期间50ETF、180ETF的成交量与市场同期成交量相比巨大，足以通过套利机制等因素影响50ETF、180ETF成份股的价格，故可推定50ETF、180ETF成份股损失与乙证券公司内幕交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至于原告投资者上述品种之外的交易品种，与乙证券公司内幕交易品种的价格关联性极为微弱，无法认定存在法律上认可的因果关系。（2）具体针对交易方向而言，50ETF、180ETF以及相应的成份股交易规则为T+1，可根据买卖方向判断交易方向。对于股指期货IF1309、IF1312而言，基于股指期货摊低成本、规避风险的策略，投资者会存在反复买卖行为，这种情况下可根据内幕交易时间段内投资者买入的总手数与卖出总手数进行比较来认定交易方向。如果两者总手数相同，则应对该时间段内的交易结算结果来判断交易方向，产生损失的，可认定为原告交易方向与乙证券公司交易方向相反。（3）具体针对交易时间而言，原告投资者在非内幕交易时间段跟风操作引发的损失，与乙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一个价格瞬息万变、波动巨大的市场上，每位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时应依赖于自己的判断，而不应对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产生任何信赖，而且根本无法事先判断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是有意、无意或者是存在错误。在交易之时，该投资者并不存在重大误解，也无从要求撤销这种交易行为。

第五，关于损失范围的确定：应区分不同情况计算损失金额。考虑到不同品种的交易规则区别较大(比如保证金交易、T+1还是T+0等等)，对适格投资者的标准亦不相同，投资者的交易频率也有所差别，故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基准价及损失计算方法。（1）对于50ETF、180ETF及其成份股，应以内幕信息公开后的十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作为基准价格。如果原告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损失为买入证券总成交额与实际卖出证券总成交额之差；如果原告投资者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损失为买入证券总成交额与以基准价格计算的卖出证券总成交额之差。总成交额以股数×交易价格计算，多次买入的累计计算；如果原告有库存股票，则应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计算差价。（2）对于股指期货品种，则以三个交易日平均结算价作为基准价格。计算损失时，原告内幕交易时间段内的所有反向交易(无论开仓或者平仓)价格减去基准价格形成的差额，乘以交易的具体数量，以此作为损失额。如果原告在内幕交易时间段内还存在同向交易的，则应将反向交易与同向交易在同等交易量(手)基础上先行结算冲抵计算交易盈亏额，剩余的反向交易按第1项原则计算交易盈亏额，然后两项交易盈亏额相加，以此作为损失额。

裁判意义

证券市场中的内幕交易侵权行为，是我国当前证券市场多发的一种侵权行为，其不仅破坏了证券市场公平交易，影响了证券市场健康、规范、有序发展，更直接损害了广大证券投资者的利益，应予依法规范。当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多采取行政处罚方式予以制裁和规范，但仅此尚不能弥补投资者的损失，内幕交易行为人理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本案受理之后，为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法院对于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依据我国证券期货法律规定，充分考量了相关法律制度的精神、证券期货市场的相关政策和监管规则、证券期货民事索赔的现状，立足于制裁内幕交易行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最终判决乙证券公司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开启了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先例。本案的法律适用标准确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探索界定内幕交易行为以及认定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二是以推定因果关系认定内幕交易行为同期间的反向交易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是初步通过市场差别、交易量大小、套利模式等因素来区分不同交易品种之间的价格关联互动关系；四是尝试认定股指期货的交易方向及损失计算方法。本案判决依法制裁了内幕交易行为，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对证券市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同时为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纠纷的司法处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开创性的示范意义。

02.银行向持卡客户发送商业服务性短信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的认定原则

裁判要旨

银行向其客户发送与银行卡商业性消费服务有关的信息，已成为目前银行向其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一种普遍做法，但也产生了客户因不满银行向其发送商业性服务信息所引发的诉讼。银行卡领用合约对发送商业信息等行为有明确约定的，银行依据合同约定发送与银行卡相关的商业性服务信息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3日，甲某向乙银行申领信用卡一张，相应领用合约第五条约定：“甲方（申领人）在申请表中所填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及地址、身份证件号码）有所变更时，需立即以书面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乙方办理资料变更。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或损失由甲方承担。甲方同意乙方可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其发送与信用卡有关的信息，乙方保留终止发送的权利。”

2013年6月起，乙银行使用客服短号码向甲某发送诸如“某某卡携手连卡佛倾情回馈！11/2-11/17持乙银行某某信用卡至大上海时代广场连卡佛化妆品专柜刷卡消费，当日单张POS消费满1,000元获赠100元现金券，满2,000元获赠300元现金券及限量版连卡佛化妆包一个，凭购物小票可在下次购买化妆品时抵用”、“购车有惊喜，分期0费率！3月15日-16日，乙银行携上海通锐汽车4S店在闵行体育公园开展一汽马自达购车促销活动，乙银行信用卡客户申请2年期购车分期享0手续费0利息，成功申请更可获赠惊喜礼品”、“乙银行信用卡持卡人登陆card.zoe360.com参加歌诗达大西洋游轮6月3日出发6天5晚济州釜山游，最低仅需2,799元/人起，港务/签证等费用全包，更享免费升舱特惠”等多条短信。

2013年10月31日，甲某向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发送短信，内容为：“根据全国人大关于网络信息安全的决定，你行发送商业信息属于垃圾信息，应立即停止发送。否则需依法承担责任。”同日，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回复短信称：“您好，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若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拨我行服务热线或者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反映，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决问题。”2014年3月12日，甲某再次向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发送短信：“你使用短号码发送商业信息，未经同意，应停止发送。赔偿损失。再次警告，否则起诉。”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回复短信称：“您好，短信客服是我行新推出的服务渠道，由于您是我行优质客户，符合我行各类宣传短信的发送条件，如经常使用客服热线的客户等，因此有可能会收到多条宣传短信。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2014年5月4日，甲某第三次向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发送短信：“你使用短号码发送商业信息属于违法行为，请停止。否则依法应承担责任。”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回复短信称：“您好，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若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拨我行服务热线或者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反映，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决问题。”之后，甲某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乙银行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公证费及律师费损失，并赔偿其精神损害50,000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107号民事判决：驳回甲某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银行卡领用合约明确载明，乙银行可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向持卡人发送与信用卡有关的信息，该领用合约虽未对何谓“与信用卡有关的信息”作出明确界定，但本案所涉电子信息内容均为与系争银行卡有关的将来商业信息，虽与涉案信用卡已实际发生的交易行为并无直接关联，但显然亦属于系争银行卡有关的信息，故乙银行发送系争电子信息具有相应合同依据。当然，乙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其拟定的格式合同中未对相应概念予以细化并由此引发争议，有所不当，但此种瑕疵并不足以否定系争电子信息的法律属性，亦不能据此认定乙银行存在相应过错。

甲某在收到系争电子信息后，并未立即表示异议，足以使乙银行认为其同意接收系争电子信息，属以默示方式表达其意思表示，故即使缔约时甲某对系争领用合约中的信息概念尚不清晰，依照其之后的默示行为，亦应认定甲某与乙银行已达成相应合意，乙银行发送系争电子信息并无不当。此后甲某虽又有拒绝接收此类信息的表示，但甲某的拒绝行为属对合同约定的变更，鉴于甲某未依照合同约定办理相应手续，则其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尚未送达乙银行，相应变更行为并未完成，乙银行之后继续发送系争电子信息亦无过错，故不构成侵权行为。

此外，系争电子信息均为简短之文字，占用移动设备的空间极小，对甲某所有移动设备及其存储空间不构成价值上的贬损，且甲某可自行对其移动设备恢复原状，认定乙银行此种极微且极易自行消除的行为构成对财产性权利的侵害，既无金额上的计算依据，亦缺乏实际必要。乙银行发送系争电子信息的行为分布于16个月的期间内，甲某又自认其收到系争电子信息数量为30余条，则其每月所收到系争电子信息不过2、3条，相应电子信息的内容亦无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之嫌，以此种频率接收内容合法的信息尚不足以使民事主体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亦不可能产生要求乙银行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事实基础。故驳回甲某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意义

近年来，有关“垃圾短信”的话题一度曾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一方面，社会上确有商业主体利用通讯手段频繁向社会大众发送各种商业性信息，其中不乏骚扰甚至诈骗信息，令接收者不堪其扰；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商业性信息确实为消费者提供了优惠，给企业带来了商业机会。因此，对于商业性信息的发送行为，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听之任之，而应通过清晰合理的方式对其予以规范。本案裁决确定的审理原则对银行发送商业性信息行为的权利义务边界的合理界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案判决对认定银行发送商业服务短信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主要考量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

1、本案判决将银行发送商业性服务短信是否具有合同依据作为判断银行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的重要考量因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如其发送商业性信息的行为具有相应的合同依据，则即使合同对信息内容未做细化约定，亦不能以合同约定不明为由认定银行具有主观过错。

2、银行发送的商业性信息的内容。银行发送的商业性服务信息应与其发行的银行卡的使用消费相关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银行发送的商业性信息内容主要系为其持卡人提供优惠，不存在骚扰或诈骗嫌疑。

3、银行发送信息的数量及频率。银行发送信息的数量及频率应保持合理水平，不得滥用合同权利，影响持卡人生活安宁。结合本案事实，乙银行信息的发送数量及频率极低，不足以构成民事侵权。

本案判决确立的上述原则的意义在于，其并不仅限于银行发送商业性信息的商事行为，对于其他存在规则缺失的商事纠纷的审理，亦具有借鉴意义。对于此类纠纷，法院首先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对相关商事行为的性质及效力作出认定，之后应当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促进金融市场创新发展间求得合理的平衡。尤其对于商事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应从行为性质、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等各方面予以全面考虑，避免司法过度干预、不当加重金融机构的义务。

03.信用卡遭盗刷非因临时额度期限过长所致应由泄露密码的持卡人承担责任

裁判要旨

信用卡消费中，银行基于持卡人的申请在一定期限内临时调整信用卡授信额度，已成为市场中的一种交易惯例，其核心在于充分实现信用卡持卡人的消费目的和提高交易效率。在发卡行已通过短信方式与持卡人就临时调高信用卡授信额度达成合意的情况下，虽然信用卡被盗刷发生在发卡行临时调高系争卡片授信额度期间内，但持卡人信用卡遭网络盗刷系因自身泄露必要交易信息所致，与发卡行给予其临时授信额度期限的长短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持卡人应就其过错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基本案情

原告乙某持有被告甲银行信用卡中心核发的信用卡一张，初始额度为18,000元。2014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系统发送短信申请临时提升授信额度，后收到被告短信确认临额调整成功，额度为36,000元，有效期至2014年11月3日。同年10月4日，原告在网上购物，翌日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称因系统问题需将购物款退还原告，尔后在QQ上发送了一个链接，原告点击后进入某网络退款页面，并按提示输入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及密码等信息。后原告陆续收到九条由95***发送的短信，每条均提示原告正在使用信用卡付款1,995元并显示了验证码。原告将其中的某几条验证码告知对方后，收到95***发送的七条金额分别是1,995元的消费使用短信通知。交易发生后，原告信用卡当月产生争议款项13,965元。原告认为，被告给予其58天的临时额度期限违反了上海银监局关于“给予持卡人临时授信额度期限一般不超过一个月”的规定，属于过度授信，且被告的交易系统存在漏洞，对于异常交易未做到实时监控，导致原告遭受盗刷损失，故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上述被盗刷的争议款项，并恢复原告的征信记录。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463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乙某要求被告甲银行信用卡中心承担盗刷款项的诉讼请求，但被告应撤销原告名下系争信用卡的不良征信记录。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首先，从双方约定角度，系争信用卡的领用合约对额度调整期限未作约定，双方系通过短信的方式对调高临时额度及具体期限达成了合意。原告提出的上海银监局相关规定系于2014年11月14日发布，在时间上不溯及既往，在效力上亦仅为信用卡业务风险管控的行政监管要求，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禁止性规定，故被告给予原告超过一个月的临时授信额度期限未违反法律规定。其次，原告自认其在系争交易过程中将关键信息告知案外人进而导致盗刷发生，其自身明显存在过错，该等情形已超出了被告的合理预见和控制范围。考虑交易效率的因素，要求被告将系争每笔交易均列为异常交易而进行特别风险提示未免过于苛求，且被告将动态验证码发送至原告本人手机的步骤已是对系争交易进行的提醒和防范，故被告已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原告应对其损失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最后，在双方当事人就原告是否负有还款义务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形下，原告对系争交易的暂不还款行为并非失信的体现，不应记入不良征信记录。

裁判意义

本案系持卡人的信用卡在临时授信额度调高期间遭盗刷而引发的纠纷。我国现行对信用卡授信额度调整的法律、法规，均是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要求发卡行对信用卡授信额度进行动态管理，并未对具体的授信额度或期限加以法律限制。可见，对信用卡授信额度的调整是国家赋予商业银行的一项自主决策权。作为发卡行的经营策略之一，信用额度策略能否正确地平衡风险和收益的交换关系，对信用卡的效益影响重大，尤其当发卡行同意临时调高授信额度时，虽加大了该卡的潜在坏账风险和欺诈交易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持卡人刷卡消费的余地，提高了交易效率，有利于其消费目的的实现，银行利息收益潜力也随之增加，发卡行一般会对此进行综合权衡。即使发卡行给予持卡人超过一个月的临时授信额度期限，亦系其结合持卡人信用风险及刷卡交易收益性等因素综合考量后的自主决策，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持卡人通过与发卡行协商一致的方式就临时额度调整的内容达成合意，即应对相应的交易风险存有预期。银行在调整临时额度方面不存在过错，且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而持卡人自身泄露交易信息导致盗刷的，持卡人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本案判决从维护金融交易效率，尊重银行运营信用卡业务的自主性及合理商业判断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指出银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限度，另一方面亦提示金融消费者在交易中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共同促进信用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04.保险理财产品的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及其认定标准

裁判要旨

分红人身保险属于人身保险领域中的新型产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保险人应当就分红人身保险红利的不确定性风险和红利分配的相关信息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就保险人披露信息的内容，在法律尚无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参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章加以判断。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8日，甲某向乙保险公司投保人身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约定投保人为甲某，被保险人为其子丙某；投保主险为人身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期间终身，缴费年限10年，基本保险金额200,000元，首期交保险费54,940元，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保险条款第2.3条保险责任中约定乙保险公司承担给付生存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第4.1条保单红利中约定，“本主险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我们会向您寄送每个保单的分红报告，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第8.1条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中约定“犹豫期后可以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该合同由甲某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暨法定监护人处签名确认，甲某亲笔书写“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2012年11月8日及2013年11月12日，甲某分别向乙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54,940元，共计109,880元。截至2014年11月8日，甲某共从乙保险公司处领取生存金20,000元、红利1,576.29元（不包括利息）。乙保险公司向甲某发送的分红通知书中，载明了上一红利核算被告分红保险保费收入及可分配盈余的金额，以及甲某累积红利从本期红利分配日到下一红利分配日期间适用的累计利率。甲某称乙保险公司未将红利来源、相关经营项目的收益、支出及相关财务报表向其告知，红利分配方案不合理，乙保险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致其订立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解除系争人身保险合同并由乙保险公司全额返还已缴纳的保险费109,880元，并主张需全额退费，否则不行使解除权。

裁判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日作出（2015）静民四（商）初字第745号民事判决：驳回甲某的诉讼请求。甲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220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分红人身保险属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条款内容繁多，利益演算复杂。虽然法律尚未对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内容和标准作出具体规定，但为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人仍应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就此类保险合同主动披露重要信息。就信息披露义务的内容和标准，法院可以参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章加以判断。2009年保监会制定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投资连接保险、万能保险、分红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保险人应当从产品特性、利益测算和经营成果三个方面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系争合同签订时，保险人就该险种的红利存在不确定风险以投保提示书、保险条款等保险合同明确记载的方式进行了披露，甲某亦签字确认。就利益预测，保险人在投保时提供的《保险利益和分红测算图表》演示的红利水平具有低、中、高三档，甲某应当能够预见实际分红水平存在的不确定性。就经营成果，保险人在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红利来源于乙保险公司的分红保险业务经营状况，也以定期发送通知书的方式告知甲某相关红利分配的信息。据此，应当认为保险人已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甲某因实获红利低于预期水平从而认为未能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

裁判意义

以“理财投资有收益+人身风险有保障”为卖点的新型人身保险产品，已经成为当前保险市场的新宠，引得众多保险消费者的青睐。该类保险产品，既有人身保险保障功能，又有投资理财功能，条款内容繁多，利益演算复杂。为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人应当在合同签订时和履行期间，就此类产品的重要信息进行必要披露，比如红利来源和具体收益。但关于保险人披露信息的内容标准，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层面的相应规定。一旦发生纠纷，保险人常提出自己并无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的抗辩。本案判决指出，虽然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保险人仍应基于最大诚信原则，按照监管部门规定承担必要披露义务。本裁判所确立的规则对解决此类纠纷进行积极探索。

05.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订立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

证券及期货从业人员以个人名义接受委托人全权委托进行交易，是证券法和期货行业相关规定严格禁止的行为。因此，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以个人名义接受委托进行理财的行为，系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应属无效，其与投资者所订立的委托理财合同应归于无效。违规的期货从业人员应当返还其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收益并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委托人自身存在过错的，亦应分担相应损失。

基本案情

乙某系丙期货公司投资部经理，接受公司指派对甲某进行投资指导。2011年4月甲某在丙公司开立期货账户，账户初期金额为599万元。同年5月乙某接受甲某全权委托，双方以口头方式建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由甲某聘请的交易员根据乙某的交易指令进行期货、股票交易操作。2011年7月至2013年2月期间，甲某累计向乙某支付19万余元。2013年5月，乙某借走甲某的交易软件加密狗，此后由乙某直接在甲某账户内进行交易操作。2013年7月15日，乙某签署承诺书，承诺2013年12月31日前将甲某账户总资产达到600万元，若未能达到由乙某负责补偿。同年9月17日，乙某再次签署承诺月均收益超过1%，不足部分将补足。同年11月17日，乙某再次签署承诺表示没有补足，以自有房产抵押，但随后将上述内容涂划掉。由于甲某账户自2011年12月2日起开始出现连续亏损，截至2013年11月18日甲某平仓后，该账户亏损121万余元。甲某遂起诉至法院要求乙某返还其之前支付给乙某的盈利收益19万余元，并要求乙某赔偿损失。乙某则辩称19万余元系其应得款项，且认为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承诺的保底条款无效，损失不应由其承担，并反诉要求原告支付2013年3月至其11月的劳务费5万余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251号民事判决：认定甲某、乙某之间的口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乙某应返还甲某19万余元，并承担60%的损失，同时驳回了甲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及乙某的反诉请求。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655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合同效力问题中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或是否存在违反其它规范的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

本案中，系争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主体为期货从业人员，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期货公司不得向客户作获利保证；不得在经纪业务中与客户约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担风险。且根据《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规定，期货从业人员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时不得作出不当承诺或保证，不得以本人或他人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被告行为显然违反了上述期货从业人员不得接受客户全权委托之禁止性规定，扰乱了金融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而且，基于期货、证券市场高风险、高信用要求的行业特性，及其市场秩序的安全、稳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关键性作用，被告行为势将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后果。

因此，系争期货从业人员作为受托主体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属于违反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作为其补充内容的两份承诺函，亦应均属于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乙某作为期货行业专业从业人员，在其可从事的业务范围内较一般民事主体具有更高的认知能力，应当知晓双方违规约定的不利后果，但仍接受客户全权委托直接进行期货交易操作并收取佣金，其过错程度显然较大。而甲某作为投资者，在其签署的《客户须知》中已被明确告知不得要求期货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但其仍委托乙某进行交易，且在长达两年持续亏损后方提出异议，故其对损失亦存在一定过错。因此，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酌定甲某、乙某双方按照4：6比例承担损失。

裁判意义

期货市场不同于一般市场，是具有高风险、高信用特征的金融市场，因此证券、期货等专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相较于一般市场主体而言具有更为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后果。期货从业人员，作为从事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员，因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行业内信息和客户交易信息，且与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之情形，若允许从业人员接受全权委托，容易引发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用客户账户和资金炒作、为获取高额佣金频繁交易损害投资者利益等行为，损害金融市场公开、公平、公正之交易原则，扰乱和破坏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基于此，法律法规对期货从业资格及操作规范予以了较高要求，明确禁止期货从业人员接受客户全权委托或向客户做获利保证。

当前，证券期货行业不少从业人员为谋求高额利益而铤而走险，规避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违规接受客户的委托理财，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最终损害了金融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加之近年来期货、证券市场迅猛发展过程中，业务发展、创新速度与制度约束、风险管控之间呈现不匹配现象，因此期货、证券业的监管迫切需要向从严化、精细化方向转型，更加侧重于对风险的控制，对行为的监管和对良性、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秩序的维护。因此，本案判决从期货、证券市场的行业属性及相关规章的立法目的出发，对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认定为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明确该行为将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并对委托人和受托人各自过错的认定进行了界定。此种裁判必然有助于从司法层面规范期货从业人员的从业行为，契合证券监管转型要求，维护期货金融市场秩序，同时对此类委托理财纠纷的处理亦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意义。

06.P2P网贷平台受让出借人的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裁判要旨

P2P网贷平台可以与出借人约定受让其债权，在取得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债务人。借款本金金额应以出借人实际出借的金额为准。

基本案情

甲公司系提供网络借贷居间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某网站，出借人与借款人可通过成为该网站会员达成借贷意向。2013年9月29日，乙某通过甲公司网站与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达成借款意向，该网站提供的经乙某点击确认的电子合同打印件显示：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共计向乙某出借资金50万元，借款开始日为出借人指定账户划付之日，借款到期日为借款开始后的第12个自然月的借款开始日当日，月还款额为46,314.86元，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甲公司，由甲公司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通过签订《保证合同》承诺，对乙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各协议生效后，全体出借人通过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向乙某放款50万元，后乙某开始逾期还款，甲公司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进行催收均未果。甲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乙某已受让出借人的全部债权。鉴于乙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罚息，甲公司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某支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第6199号民事判决：乙某向甲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判决宣判后，各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全体出借人与被告乙某通过甲公司网站达成的《借款协议》，以及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约定并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出借人已依约向乙某履行了放款义务，乙某收款后未按约偿还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清偿本金、偿付利息、罚息之责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均承诺对乙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公司起诉仍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和保证范围内，故保证人理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对乙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保证范围内向乙某追偿。

原告甲公司作为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贷咨询和管理服务，促成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平台，提供的系居间服务。但同时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已明确约定，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原告，由原告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该约定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于法无悖，本案债权转让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所规定的债权转让的除外情形，且原告已于2014年7月11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通知本案被告债权转让的事实，故甲公司已成为合法债权人，在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借款本金金额应以出借人实际借出金额50万元为计算标准。

裁判意义

P2P网贷，英文为Peer-to-Peer Lending，是具有借贷意愿的借贷双方在网络平台的帮助下，实现信息交流，确立借贷关系进而完成资金转移的新型商业运营模式。P2P网贷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模式之一，近年来发展迅猛。在P2P网贷的实际运营中，网贷平台为方便实现债权，集中受让众多债权人的债权。对此种债权转让模式，法律法规并无明文禁止，故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确认其转让效力。但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审判实践中对于P2P平台诉讼主体资格审核、电子证据如何认定、本金认定等问题争议较大。本案中法院基于债权转让相关理论，结合诉讼经济原则，认定P2P平台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审慎认定P2P网站上的电子证据，在P2P平台提供完整证据链的基础上，赋予电子证据打印件同等证明力。本案对于今后P2P网贷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意义。

07.车损险合同中对火灾所作解释符合专业含义的，法院应当认可

裁判要旨

火灾一词系非保险术语，系争车损险合同中就火灾和自燃分别作了解释，将自燃排除在火灾之外，该解释与保险监管部门就机动车辆火灾责任所作规定一致，应认定该解释符合专业含义，法院可予采纳。

基本案情

原告甲公司为其车辆向被告乙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等保险，并不计免赔。被保险车辆行驶证上使用性质栏记载为“货运”，保单正面车辆使用性质栏记载为“营业特种车”。

《车损险条款》为乙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附于保单背面。其中保险责任部分第五条第2款约定：“保险期间内，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责任免除部分第八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三）„„保险责任第五条第2款中未列名的其他使用性质的车辆的自燃„„。”第三十五条保险合同术语第5款约定：“火灾：是指保险机动车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即有热、有光、有火焰的剧烈的氧化反应）所造成的灾害。”第8款约定：“自燃：是指保险机动车因本车电器、线路、供油系统、供气系统发生故障或载运的货物自身、机动车运转摩擦等原因造成的起火燃烧。”保单正面明示告知一栏中第2条记载：“请您在收到保险单后立即核对，保险单内容如与事实不符，请立即通知本公司采用‘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批单’批改，自行改动或采用其他方式更改无效。”第3条记载：“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

2014年6月25日11时19分许，被保险车辆于本市某路口500米处发生火灾，事故造成车头部分烧毁。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消防支队出具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记载：该起火灾原因为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事故发生后，上海天磊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为原告车辆定损为169,621元，原告为此支付了评估费3,600元。后原告因向被告索赔未果，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相应保险金。

另查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其于2003年6月20日作出的《关于机动车辆火灾责任等问题的复函》（以下简称“保监会复函”）中指出：“

一、中国保监会《关于明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火灾’责任的批复》（保监复[2000]159号）中已经明确指出：《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第一部分第一条第一款第２项的‘火灾’责任是指，因保险车辆本身以外的火源以及基本险第一条所列的保险事故造成的燃烧导致保险车辆的损失。

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第一部分第三条第（六）项‘自燃以及不明原因产生火灾’是指保险车辆发生自燃和保险车辆因不明原因产生火灾而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规定中对于‘自燃’和‘不明原因产生火灾’均作出了解释。‘自燃’是指：‘没有外界火源，保险车辆也没有发生碰撞、倾覆的情况下，由于保险车辆本车漏油或电器、线路、供油系统、载运的货物等自身问题引起的火灾。’中国保监会《关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自燃’解释的复函》（保监函[2001]133号）中指出，‘自燃’定义中‘等’字指‘保险车辆本车漏油或电器、线路、供油系统、载运的货物’引起火灾的几种情况，无更多内涵。”

审理中，原告甲公司确认火灾原因为车辆自燃，要求被告乙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为《车损险条款》第五条第2款约定，即“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2015）虹民五（商）初字第2578号民事判决：驳回甲公司要求乙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172,368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起诉之日至实际赔付日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发生条款含义的争议时，应首先采取“通常理解”对条款内容进行解释，即按照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及历史解释的方法解释条款内容，在穷尽上述解释方法后仍有两种以上理解的，方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火灾可以理解为（机动车因）失火造成的灾害，并不区分起火原因为机动车自身或外来火源，但《车损险条款》第35条保险合同术语第5款、第8款已就火灾、自燃的概念作出了明确区分，火灾为机动车本身以外火源引起的燃烧，自燃为机动车本身故障引起的燃烧，该定义表达清晰无歧义，两者显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车损险条款》第5条第2款将火灾与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等车辆自燃并列，也与《车损险条款》对火灾、自燃的定义逻辑相恰，联系上下文语境，不存在其他的理解；从历史解释的角度，被告保险合同中对火灾、自燃的定义与保监会复函的精神一致，系多年采用的合同范本，原告甲公司作为专业的物流运输企业，应当知晓本行业保险惯例，如认为车损险不足以覆盖损失风险，可以附加投保相应自燃险种。因此，在采取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的方法后，对火灾概念应得出《车损险条款》中火灾定义的唯

一、确定解释，故不适用疑义利益规则。

再者，火灾一词系非保险术语，系争车损险合同中就火灾和自燃分别作了解释，将自燃排除在火灾之外。上述解释与保险监管部门就机动车辆火灾责任所作规定一致，应认定该解释符合专业含义，法院可予采纳。被保险车辆为营业特种车，发生的自燃事故不符合原、被告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的责任范围，故原告甲公司请求被告乙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缺乏合同依据，法院对原告要求支付保险金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意义

保险合同使用的词语常会与日常生活使用中的含义存在差异，保险人为了避免发生纠纷，通常会在保险合同中对这些词语作出解释。比如火灾、车辆颠覆。当被保险人、受益人和保险人就这些词语的含义发生争议时，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七条的规定处理。对合同已就词语作出解释的，应当判断该词语是否属于保险术语，对于不属于保险术语的，保险合同对于该术语的解释如果符合专业意义的，法院应当认定其效力。判断保险合同的解释是否符合专业含义，可以参考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火灾一词虽然不属于保险专业术语，但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在车辆保险中长期将之界定为不包括自燃。所以系争合同将自燃排除在火灾之外的解释，符合专业含义。

08.金融机构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应以存在欺诈行为为前提

裁判要旨

目前，金融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起诉金融机构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金融纠纷案件日益增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时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金融消费者在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时，应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举证证明金融机构在向其提供金融服务时存在欺诈行为。

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3日，乙某在甲银行处申办借记卡账户，在其签订的《领用合约》中约定：“存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付利息”。使用过程中，乙某发现有四笔活期存款在计息时未计算大月31日的利息，合计少付利息0.40元。乙某认为：甲银行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计算利息，应当赔偿其利息损失；由于甲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故意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构成欺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故起诉要求甲银行支付利息损失0.40元并赔偿500元。

审理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居民储蓄活期存款的计息方式向法院函复：“现行的居民储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计、结息方式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2005]129号文”）的有关规定为准。该文规定，银行可采用积数计息法和逐笔计息法计算利息。逐笔计息法的计息期中有整年（月）又有零头天数的，整年（月）按对应的年（月）利率乘以本金和年（月）数计算利息，零头天数按日利率乘以本金和零头天数计算利息。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银行也可选择将计息期全部化为实际天数计算利息，即每年为365天（闰年366天），每月为当月公历实际天数，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实际天数×日利率。”

经查明，甲银行未与乙某具体明确采用何种计息方式，其实际采用的计息方式系 [2005]129号文规定的逐笔计息法的第一种公式，即计息期既有整年（月）又有零头天数的，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

另查明，2005年11月，甲银行发布下发［2005］129号文的通知和公告，称将根据［2005］129号文调整部分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规则。

裁判结果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

一、甲银行向乙某赔偿0.40元；

二、驳回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303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应适用[2005]129号文规定方式计息并无异议，在双方就应采用[2005]129号文规定的何种计息方式未作明确约定，并对此产生了不同理解的情况下，应当如何计算储户的利息是本案的关键问题。根据[2005]129号文的规定，逐笔计息法有整年（月）又有零头天数的，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而本案系争四笔活期存款的时间均不满月，仅存在“零头天数”，故法院认定此时只需按照通常的理解，计算零头天数的利息即可。

本案主要焦点在于，甲银行是否应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三倍赔偿责任。所谓欺诈，是指故意使相对方陷于错误认识而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之行为。认定欺诈是否成立，应以行为人有无欺诈故意及行为，相对方是否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否与欺诈行为有因果关系为基础要件。甲银行于2005年发布的公告中，已公示将依[2005]129号文调整计结息规则，鉴于上述[2005]129号文中已明确规定相应计息方式，故甲银行的上述公告已达到对计息方式予以公示的法律效果，并无隐瞒的故意。双方虽就计息方式产生争议，但争议导致的金额差异极微，就此种微小差异产生的原因仅应认为双方对计息方式存在理解差异，并不能据此认定乙某因甲银行的行为作出了不真实意思表示。甲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于计息方式的理解虽不尽合理，但并不构成欺诈恶意，乙某据此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

裁判意义

2013年，我国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了再次修订，除了将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范围扩大至保险、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外，还对经营者课以更加严格的欺诈赔偿责任。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设定严格的赔偿责任，平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实力强弱对比和信息不对称，震慑企图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法经营者。本案中，法院从欺诈的构成要件出发，重点审查了金融机构是否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尤其是在认定金融机构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区分了一般过错和欺诈故意，认定银行虽在计息方式的选择上不够合理，但并无隐瞒真实信息、侵犯储户合法权益的故意。本案审判结果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类诉讼中如何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09.清偿票据贴现担保之债务无法取得票据追索权

裁判要旨

贴现申请人提出贴现申请，贴现担保人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其本质上是担保法律关系。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取得担保追偿权。基于贴现担保法律关系而非票据法律关系清偿的债务，清偿人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对出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无论是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还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权，对出票人、承兑人的票据权利的时效是不变的，其中对本票出票人、汇票出票人、承兑人的时效是两年。

基本案情

1996年12月10日，乙公司签发一张金额为400万元的汇票，收款人为甲公司，付款人为乙公司并已承兑，到期日为1997年4月10日，交易合同号码载明为096－00157。1996年12月25日，甲公司持该汇票向丁银行申请贴现，并填写《承兑汇票贴现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一份，申请书中载明商品交易品名及合同编号为胶合板096－00157（甲公司、乙公司均承认不存在对应的胶合板交易，填写上述交易编号是基于银行贴现要求），丙公司在该申请书中盖章承诺为甲公司的贴现进行担保。丁银行贴现后到期请求付款，因乙公司账户余额不足而被退票。丁银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据权利未获清偿后，转而要求丙公司承担贴现担保责任。丙公司作为贴现担保人向丁银行履行了400万元付款义务后，遂诉讼向甲公司和乙公司进行追偿。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丙公司有权以贴现担保关系向甲公司追偿688万余元（票款加利息），但不能直接向乙公司行使票据法上的追索权。甲公司履行该判决后，又于2014年以行使票据追索权为由起诉乙公司（即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乙公司支付票据追索款600万余元及利息。乙公司则抗辩称：甲公司无票据原件，无权追索；票据追索权时效已过；甲公司取得票据无对价，当时签发票据完全是为了从银行融资。

法院还查明：丙公司、甲公司、乙公司原为关联企业，其中甲公司为丙公司全资子公司。1997签发票据时，甲公司与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某。后乙公司改制后脱离关联关系。另外，为认定对价问题，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账，发现在1996年至1997年6月期间，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有数十笔银行转账往来，经轧差后甲公司流入乙公司的资金额为16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乙公司支付甲公司已清偿的全部金额688万余元及利息。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4)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266号终审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

二、对甲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两个法律问题：

一是法律关系的确定对追索权的影响。本案中丙公司为甲公司的贴现提供担保，丁银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据权利未获清偿后，转而要求丙公司承担贴现担保责任，这不是主张票据权利，而是主张贴现担保合同的权利。为此，丙公司付款后后取得了向贴现申请人甲公司追偿的权利。无论是丙公司向丁银行履行贴现担保责任的行为，还是之后丙公司向甲公司追偿并获甲公司清偿的行为，均系基于贴现担保法律关系，而非基于票据法律关系。丙公司并非票据法律关系中任一环节的参与主体，其提供的是贴现担保而不是票据保证，因此其承担的责任系担保责任，而非票据责任。同理，丙公司向甲公司行使担保追偿权后，甲公司向丙公司清偿债务的行为并不能产生其向丁银行清偿因票据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债务的法律后果，甲公司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对出票人乙公司行使票据权利。简而言之，基于贴现担保而产生的追偿权，并非票据法律关系中的票据追索权。

二是票据追索权行使的时间要求。《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

（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

（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

（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的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追索权。再追索权的行使“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如何理解是本案的争议所在。甲公司认为，只要自己随时清偿，自此后便有追索权，不受票据签发时间限制。这种观点有误。上述法律条文应解读为：无论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还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权，对出票人、承兑人的票据权利的时效是不变的，其中对本票出票人、汇票出票人、承兑人的时效是两年。本案中甲公司2014年清偿债务，无权对1996年签发票据的出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

裁判意义

票据和票据贴现担保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行为法律后果均存在差异。在票据法律关系中，票据是文义、无因、设权证券，票据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基于法律对于票据的特殊规定，在票据记载、票据时效方面有其独特的规则，不符合这些规则，无法行使票据权利。在符合这些规则的情况下，持票人有追索权和付款请求权，被追索人有对其前手的再追索权。而贴现担保法律关系，系由贴现申请人提出贴现申请，贴现担保人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并未在票据上有任何记载，其本质上是担保法律关系，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取得担保追偿权。追索权与追偿权虽仅有一字之差，但法律要求及后果并不相同。由于票据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即便存在资金交付的行为，如果所对应的法律关系不同，不能视为《票据法》意义上的“清偿债务”，并不能据此取得票据追索权。

关于票据追索权时效，《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该条文中的“前手”是否包括出票人引发了争议，如果不包括，不符合《票据法》对“前手”所下的定义;如果包括，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究竟是“二年”还是“六个月”需要明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十八条规定，上述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追索权。该条文应正确理解为：持票人对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持票人对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而对于出票人的追索权或者再追索权，仍应为《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不能把第十八条解读为对于出票人的再追索权仅受清偿之日限制，不受其他任何时间限制。因为票据的交易，贵在流通，比起其他商业活动，更注重迅速。错误的解读违背了《票据法》对于票据权利较短时效的立法精神，会导致票据权利人怠于行使其票据权利。.夫妻之间的财产侵权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裁判要旨

商业三者险本质上是责任保险，即以对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为前提。夫妻双方各自驾驶的车辆互撞发生交通事故的，夫妻分别为侵权人和受害人。在无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夫妻双方别产的情况下，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财产向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构成债权债务混同。由于独立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并不存在，被保险人基于责任保险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法院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原告甲某为其名下的车辆A向被告乙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交强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交强险保险责任第八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四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的受害人，但不包括被保险人以及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机动车本车上人员”；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第六条约定，“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失，对被保险人依法应支付的保险金额，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给予赔偿”。商业三者险责任免除第九条约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三）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

A车与B车的所有人均为甲某。2014年8月9日15时，在本市南北高架共和新路出口处，案外人甲某之妻丙某驾驶的A车追尾撞上原告甲某驾驶的B车，致车辆受损。经公安部门认定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2014年8月26日，B车维修完毕，维修费用为48,000元。乙保险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出具机动车保险损失计算书，载明修理费总金额为48,000元。

甲某与丙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登记结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约定夫妻分别财产制。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2014）虹民五(商)初字第95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甲某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保险责任的成立必须以符合保险法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为前提，不违背责任保险的基本性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不属于交强险、三者险的保险责任范畴，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首先，原告依据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主张权利，应符合责任保险的本质。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本质上是责任保险，即以需对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为前提。侵权责任系因民事主体自身的过错侵害行为而对他人所应承担的一种义务。侵权之债关系中存在两个以上主体是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得对自己享有债权，向自己请求或履行债务亦毫无意义。当债权、债务同归一人时，侵权之债归于消灭。本案中，侵权人虽然为实际驾驶沪A车辆的案外人丙某，且存在独立财产意义上的两辆车和两份保险合同关系，但从终局责任主体而言，债权、债务同归一人，即丙某为债务人，甲某为债权人。基于双方的夫妻身份和我国夫妻财产法定共有制，在无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夫妻双方别产的情况下，从财产关系而言在法律上应视为一人，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财产向另一方履行给付，构成债权债务混同，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也因此消灭。因此，独立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并不存在，不符合责任保险适用的前提，甲某无法基于责任保险主张理赔。

其次，甲某依据所投保的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主张合同权利，理应受合同条款的约束。交强险条款第五条、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四条均开宗明义对保险合同的基本概念和其赔付对象，即“受害人”、“第三者”进行了定义，明确排除了“被保险人”本人。而本案中沪B车的损失恰恰系沪A车的被保险人甲某自己的财产损失，显然不属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赔付范围。上述条款规定系关于险种类型、保障责任范围的统领性约定，保险人有权对其提供的保险服务范畴作出划定，合同相对方自愿签订后理应予以遵照，投保人有义务对其所投保的险种和基本承保范围进行了解和注意。如果将保险服务范畴的约定视为免责条款，则会打破保险险种的既有合理划分也有违契约自由精神。此外，在商业三者险责任免除条款中对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亦予以明确排除。该免责条款系在上述赔付对象统领规定下的单列与细化，且乙保险公司已经以黑体加粗的形式予以特别提示，以示对被保险人财产不予赔付的进一步强调，结合合同类型和承保范围基本约定，投保人应予注意且能够理解，无需额外解释说明。

综上，法院认为无论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还是依照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条款之约定，甲某均不符合责任保险的理赔条件与要求。甲某可通过诉争车辆已投保的其他财产险实现损失填补目的，以适当途径救济权利。裁判意义

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均属于责任险范畴。责任险设立的初衷在于排除被保险人的责任，保护受害的第三者获得有效的赔偿，解决的是对外责任。本案侵权人与被保险人是夫妻关系，基于夫妻财产法定共有制，一共有人向另一共有人赔偿没有债权法上的意义。因此在无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夫妻双方别产的情况下，从财产关系而言夫妻在法律上应视为一人，侵权人不符合责任险中第三者身份的定位。同时，在侵权关系中，因夫妻双方债权债务混同，独立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并不存在，侵权之债归于消灭。既然作为前提基础的侵权之债不存在，被保险人也就失去了行使责任险的基础，自有财产的损失无法通过责任险进行理赔。此外，责任险关于险种类型、保障责任范围的统领性约定，属于保险公司对提供的保险服务范畴作出划定，不同于免责条款。按照契约自由精神，投保人有义务对其所投保的险种和基本范畴进行了解和注意。合同相对方自愿签订后理应予以遵照，无需保险公司履行额外的解释说明义务。当下，家庭拥有多辆车辆现象比较普遍，正确投保险种事关家庭财产能否有效分散风险。本案通过剖析责任险的本质，以“第三者所负侵权责任”为导向，明晰了该类险种项下保险赔付的机理，防范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同时强调车损险的重要性，在引导家庭通过投保正确的险种保护财产方面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第五篇：典型案例通报

1.东营职业学院基建处副处长董其国擅自使用公务加油卡给私家车加油问题。2017年1月，东营职业学院要求各下属单位将公车和加油卡交由学院办公室统一管理。董其国擅自决定让基建处工作人员留下此前购买的加油卡2张、金额7296.17元。2017年1月至2017年7月，董其国使用2张加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19次、金额4348.42元。其私家车除因公在市内使用外，大部分用于私人事务。2018年5月，董其国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爱敏失职失责导致该院学生违规获得国家助学金被问责。王爱敏在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中，未审核发现学生王某伪造的低保证，对有人反映该学生低保证可能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置若罔闻，不予追查，在明知弄虚作假的事实面前，阻挠其他学生举报，并在该校学工部调查过程中，隐瞒事实真相，未如实说明情况，致使王某获得二等国家助学金2800元。王爱敏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3.天津理工大学理学院副院长王瑞东工作失职导致学生档案遗失被问责。王瑞东作为分管领导，对档案工作管理不严，学院一名学生部分档案遗失。2018年5月，王瑞东受到诫勉处理。

4.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原书记芦忠违规超额发放津补贴问题。2014年至2017年，芦忠违规决定超额发放教职工绩效工资共计2170万余元。芦忠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18年5月，芦忠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违规发放的津贴补贴，由有关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

5.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杨桂林履行监管职责不力，其分管学院部门违纪问题频发。2014年3月至2017年6月，该学院南校区管理办公室将学生宿舍投币洗衣机费用私自留存，形成账外账5千余元。杨桂林对此知情，但未采取任何措施。上述问题存续期间，铁道学院先后3次开展小金库清理专项工作，南校区管理办公室均作出“零”承诺。杨桂林在分管该学院所属天津铁路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期间，该中心于2017年5月至8月多次违规公款购买烟酒用于公务接待，花费8千余元，中心主任受到党纪处分。杨桂林作为分管院领导，对分管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求不严，失于监管，导致违纪问题发生，造成不良影响。2018年7月，杨桂林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6.北京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平谷区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春海私车公养问题。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间，刘春海用单位公车加油IC卡累计给私家车加油12次，加油费共计3982.28元。刘春海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未央区教师进修学校原副校长杨玉红、培训处原主任相学文、培训处原干部田静等人借外出学习之机绕道旅游问题。2013年9月21日至9月28日，按照工作安排，杨玉红、相学文、田静带领28名培训人员赴山东小学教学特色校观摩学习。期间，杨玉红擅自决定，和相学文、田静带领培训人员到济南趵突泉、烟台蓬莱阁景区旅游。其三人均违规报销旅游费用330元。2018年2月，杨玉红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相学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田静受到政务警告处分。

8.湖南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黄进履行公车监管职责不力问题。2018年2月16日，运输服务中心聘任制驾驶员章佳私自驾驶公车从长沙市区到浏阳市扫墓；2月17日，章佳再次私自驾驶该公车到益阳市赫山区拜年，2月20日返回长沙。黄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章佳受到辞退处理。9.辽宁省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兼党总支副书记刘春忠借公务出访之机公款出国境旅游等问题。2017年9月，刘春忠借公务出访加拿大期间，擅自变更出访路线，借机游览观光；擅自增加出访地点，违规公款报销机票、住宿等费用合计9615.9元。2018年3月，刘春忠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金被追缴。

10.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校原党委书记李伟东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李伟东长期固定使用该校一辆超标公车，且经常在非工作时间用于办理私事，其间产生的汽油费、路桥费共计7.2万元均由公款支付。此外，李伟东还存在违规决策发放津补贴问题。2018年3月，李伟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金被追缴。11.青岛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锡科公车私用等问题。2017年1月至6月多次乘坐公车参加私人聚餐；同年6月24日中午，张锡科和该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刘英慧、教务处处长赵铁成，到平度分校巡考时违规接受公款宴请、违规饮酒并收受礼品，午餐后乘坐公车到风景区游玩。青岛市纪委给予张锡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给予刘英慧和平度分校校长许占山党内警告处分，对赵铁成予以诫勉，其他相关人员受到相应处理。

12.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师董智勇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问题。2017年6月，董智勇参加在厦门召开的全国高校某会议。期间，其缺乏组织纪律意识，未按规定参加会议和研讨，不请示报告，擅自乘船去鼓浪屿观光旅游。其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8年1月，董智勇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13.黑龙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唐国忠借亲属去世之机收受礼金问题。2014年1月，唐国忠在办理父亲丧事期间，收受马克思主义学院8名教师礼金4300元，被该校纪委诫勉谈话。2017年12月，唐国忠在办理岳父丧事期间，再次收受下级礼金，且在组织调查期间不如实说明问题。唐国忠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职。

14.丹东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孔鹤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孔鹤安排他人违规设立账外资金，用于给学校班子成员和部分教练员发放津补贴。孔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5.海淀区卫生学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介晓东违规领取补助问题。2016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介晓东在带队参加出国交流活动中，隐瞒未缴纳团费的情况，领取海淀卫校发放的补助2万余元。经海淀区纪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给予介晓东严重警告处分。

16.承德市委党校副校长聂志信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16年4月，承德市委党校副校长聂志信在操办女儿婚事过程中，收受48名教职工礼金共计16200元。2017年12月，聂志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17.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李业明违规打高尔夫球问题。李业明于2012年12月至2014年9月，多次占用上班时间打高尔夫球；2012年12月至2015年7月，多次由他人支付费用打高尔夫球；2015年至2016年，多次与管理服务对象（学院合作投资单位）负责人打高尔夫球。此外，李业明还存在其他违反廉洁纪律的问题。2017年6月，广东省纪委给予李业明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将其退休待遇从正厅级降为副厅级（李业明已于2016年11月办理退休手续）。违纪款被收缴。

18.嘉应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邱国锋违规决策发放津补贴问题。2013年12月，邱国锋在明知违反上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要求学院财务处制定内部规定，在绩效工资总量外另行发放津贴、补贴、奖金，且在2014年9月下属提出整改建议时置之不理，一意孤行。2014年1月至2016年6月，嘉应学院以加班值班、部门创收劳务补助、评优奖励金等各种名目，向学院干部职工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其中邱国锋等8名校领导和财务处处长曾向前共违规领取50万余元。2017年12月，广东省纪委给予邱国锋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给予副院长薛访存、曾向前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学院党委书记丘小宏，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友文诫勉处理。相关责任人员的违纪款被收缴。

19.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环境艺术学院院长李刚违规组织公款聚餐问题。2017年1月11日，李刚组织干部职工在某酒店公款聚餐。期间，违规接受并使用校企合作单位提供的经费和礼品发放奖金、奖品。李刚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0.湖北文理学院后勤集团总经理助理赵基红违规公务接待问题。2015年5月，时任后勤集团办公室主任赵基红，分两次集中报销2014年1月以来的不规范招待费16笔。2016年上半年，后勤集团开展检查整改工作时，为补齐相关手续，赵基红委托亲戚找了一些虚假接待公函，作为整改材料补充进所报账目中。2017年6月，赵基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1.青岛三江学校党支部书记战永华借操办女儿婚宴之机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15年7月，战永华操办女儿婚宴，违规收受本校教职工礼金4200元。战永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收受的礼金被责令退还。22.内蒙古工业大学电力学院违规组织公款旅游问题。2013年7月16日至30日，该院组织教职工共41人分两批赴华东五市和广西桂林旅游。旅游结束后，按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以旅游补贴名义给参与旅游41人每人发放3000元，未参与旅游38人每人发放1500元，支付机票改签费用15470元，共计支付195470元。时任院长王生铁、党委书记王清华负有直接责任。2017年8月，王生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清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金予以收缴。

23.塔里木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黄新平违规发放津贴补贴问题。2012年至2016年间，黄新平以国庆、中秋等过节补助等形式，违规发放各类过节费及福利22.5万元；以巡考补考费、高温补助、电话费等名义，违规发放津贴补贴137万余元；超标准发放差旅补助7.76万元；违规报销出差餐费9万余元；共计177万余元。2017年7月，黄新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4.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等问题。2015年7月23日至28日，该院组织38名思政教师赴青海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私自变更行程、增加景点，借机公款旅游，同时存在违规携带家属以及住宿费超标准等问题。法政学院党委书记朱新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院长王吉林受到诫勉。25.长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高长城用公款支付旅游补助费用问题。2013年7月下旬，高长城组织长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园林学院30名教职工及8名家属赴省外旅游。2014年12月，学院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按照每人500元标准，用公款支付旅游补助费用1.5万元。高长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用公款支付的旅游补助费用全额退还。

26.长春工程学院设计研究院原院长韦节廷组织公款旅游、总工程师王旭飞虚开发票套现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14年8月，长春工程学院设计研究院以考察设计项目为由，组织本院教职员工51人次分11批次赴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旅游，经韦节廷签批报销旅游费用19.8万元；经韦节廷同意，王旭飞虚开发票套现7万余元用于抵顶其劳务报酬并参加公款旅游。韦节廷、王旭飞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规报销费用全额收缴。

27.吉林化工学院工会原主席王坚、原财务处长刘文彦组织公款旅游并报销相关费用问题。2014年暑假期间，王坚组织学院77名教职工到长白山景区旅游，共发生景区门票和车票费用1.66万元，经由刘文彦签批报销。王坚、刘文彦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报销费用全额退还。

28.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发行中心原主任刘毅在异地疗养院召开工作会议问题。2013年10月16日至18日，刘毅在辽宁省某疗养院组织召开教材发行工作会议，违反中央关于“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会议一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召开，不得到其他地区召开”的规定。刘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主管领导原校长助理吴宁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29.长春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原副处级组织员李丽萍借操办女儿婚宴之机敛财问题。2014年8月2日，李丽萍借为其女儿操办婚礼之机，违规收受本校教职工礼金4万元。李丽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原工作岗位，违规收受礼金全额退还。

30.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办公室档案科科长王丽梅、文理学院教师薛东慧借培训之机公款旅游问题。2014年1月10日至17日，王丽梅、薛东慧赴海口市参加业务培训期间，于1月11日至16日前往三亚旅游，报销差旅费1.09万元。王丽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薛东慧受到诫勉谈话处理，违规报销的差旅费全额退还。

31.广西财经学院变相公款出国旅游问题。2013年6月至2015年4月，广西财经学院组织人员赴国外高校访问的团组中，有4个团组调整出国访问行程，压缩公务活动时间，公款安排参观沿途景点等非公务行程，共报销旅游费用19.8万元。2017年6月，经自治区党委批准，自治区纪委给予该院4名带队领导广西财经学院原副院长黄晓洪、原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黄光云、原副院长蒙丽珍、副院长曾凡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财经学院人事处处长陈思源、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池昭梅、国际交流处处长傅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财经学院原党委书记王春明、原院长席鸿建党内警告处分；责令广西财经学院党委向自治区党委作深刻书面检查。

32.北华大学原副校长王乃龙长期违规占用公车问题。2003年10月，王乃龙在担任吉林市昌邑区区长期间，授意该区时任财政局局长董某购买一台上海大众波罗轿车供其使用，并将车籍落在该局司机石某名下，车籍手续由王乃龙保管。直至2015年12月董某被检察机关立案调查后，王乃龙才将该车交还区财政局。2017年6月，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给予王乃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33.墨玉县职业技术学校原党支部副书记、校长阿迪力·吾守尔公车私用等问题。2013年至2016年，阿迪力·吾守尔在担任墨玉县扎瓦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期间，长期公车私用、私车公养，违规公款吃喝。阿迪力·吾守尔还存在侵占公私财物、侵占群众利益等涉嫌犯罪问题。2017年3月，和田地区纪委给予阿迪力·吾守尔开除党籍处分、开除公职处分，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34.呼和浩特市机械工程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郭义民违规发放福利问题。经郭义民同意，该校先后三次购买价值为18.22万元购物卡并在财务报销。其中价值1.4万元购物卡发放给包括郭义民在内的14名技能鉴定工作人员，其余购物卡送给业务相关部门人员。该校违规发放价值6.243万元水果，其中3.243万元在财务报销，另外3万元经郭义民同意直接用未入账房屋租金支付。2017年3月30日，郭义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5.泰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信息中心）馆长（主任）韩廷水等人公款旅游问题。2016年1月，韩廷水带领学院10名教职工赴南京参加业务培训，培训结束后到厦门旅游，旅游产生费用共计25207元，以培训费名义在学院财务报销；调查期间，其主动退赔相关费用。韩廷水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36.湖北经济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漆腊应等违规参加高消费娱乐活动问题。2014年至2016年，漆腊应先后8次和下属一起到营业性歌厅唱歌，费用由下属支付；漆腊应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7年3月，漆腊应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按照事业单位五级职员降级安排工作。37.廊坊市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河均违规使用办公用房问题。李河均不如实报告办公用房使用情况，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校纪委书记王宝栋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同时，两人还存在对学校职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监管不力问题。2016年12月，廊坊市纪委给予李河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王宝栋党内警告处分。

38.昌平区体育运动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徐玉琥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2016年10月2日，徐玉琥违规驾驶本单位公务用车，搭载其亲属到居庸关长城景区游玩。徐玉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9.长春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车辆服务中心主任杨波公车私用问题。2017年清明节期间，杨波利用职务之便，私自驾驶本单位公务用车去其女儿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杨波受到记过处分。

40.滨州医学院党委原书记刘树琪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刘树琪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折合共计19.07万元。2016年2月，刘树琪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另外，刘树琪存在其他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问题。省纪委报省委批准，给予刘树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41.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处处长谢强公款旅游等问题。2014年暑期，谢强等人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走访慰问甘肃、青海贫困生活动期间，先后到甘肃、青海等地多个景点旅游；2015年暑期，谢强等人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走访慰问甘肃、广西贫困生活动期间，到甘肃、陕西、广西、湖南等地多个景点旅游。谢强等人旅游期间的交通、住宿、餐饮费用和景点门票全部用公款报销。2015年初，谢强使用本处“小金库”资金4万元购买购物卡，赠送给校领导和发放给本处工作人员。谢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42.江汉大学医学院公款旅游问题。2015年8月14日至15日，江汉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基础医学部主任邱文洪等4人赴长春参加教学改革研讨会。会后，邱文洪同意参加会议的3名教师赴长白山旅游，并同意用公款报销旅游费用共计3200元。邱文洪作为带队领导对上述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邱文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43.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黄伟军违规公款旅游问题。2013年7月25日，黄伟军借到湖南长沙参加会议之机，携带妻子女儿随行，到凤凰古镇、张家界等旅游景点游玩，公款报销旅游费用共计6442.5元。2017年2月，黄伟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收缴违纪款项。

44.新疆艺术学院成教院设立“小金库”、违规发放福利问题。新疆艺术学院成教院采用虚报课时费、违规收取学费和住宿费等方式，设立“小金库”，用于违规发放福利、购买购物卡送礼等。该院院长许英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该院教务科副科长许均受到行政撤职处分。

45.芜湖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学院党总支原书记罗林公款旅游等问题。2013年至2015年，罗林等人多次以招聘教师、考察企业等名义，先后前往成都、大连、厦门、沈阳等地多个景点旅游，费用全部用公款报销。此外，罗林还存在违规设立使用“小金库”等问题。罗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予以收缴。

46.唐山市路南区成人教育学校校长赵瑞成违规操办女儿婚宴问题。2016年5月28日，赵瑞成经向组织报备，为女儿举办婚宴20桌。之后，赵瑞成又分别于2016年6月4日、5日、11日、18日在多家酒店为其女补办婚宴共15桌，其中宴请学校17名工作人员，违规收取礼金3400元。赵瑞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47.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吴启秀违规公款旅游、违规收受礼金问题。吴启秀借带队或参加走访慰问贫困生之机，先后到甘肃、青海、广西、江西等省（区）多个景点旅游，交通、住宿、餐饮和景点门票等费用全部公款报销。此外，吴启秀还违规收受学校二级单位所送现金、购物卡共计8000元。吴启秀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被收缴。

48.西藏职业技术学院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该院违规向教职工发放各类津贴补贴，数额巨大；以各种名义用公款吃喝，违规超标准接待。2016年10月，时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见参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李长山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纪委书记、副院长付丽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责成该院收缴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对超标准接待等问题进行整改。

49.济宁市委党校原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张晓玉违规使用公车、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2年10月，张晓玉主持会议研究决定，以其他单位名义购买别克商务车（单价27.7万元、排气量2.4L）和江淮瑞风面包车各1辆，其本人在已配备公务用车情况下，违规相对固定使用该别克商务车至2015年3月；2009年至2016年，张晓玉在年节期间和日常工作中，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折合共计21.7万元，其中，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收受2次共计16万元。2012年12月至2016年2月，济宁市委党校违规超标准接待14次，张晓玉负重要领导责任。

50.山东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高玉清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05年至2015年，高玉清借年节走访之机，收受他人所送购物卡、购书卡共计27.7万元，其中，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收受6次共计4.2万元。

51.贵州省林业学校工会原主席罗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该校与民办学校、企业联合办学以来，罗义8次收受分校（系）4人礼金礼物，共计1.6万元；在各分校（系）招生过程中，多领取2.8万元招生工作经费。罗义被撤销副处长级职务，后又因受贿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52.三亚市农机学校违规发放补贴问题。2006年1月至2013年4月，该校原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兴贵（已退休）违规向学校职工发放补贴。2013年4月至2016年4月，该校副校长黄勇（负责全面工作）违规向学校职工发放补贴。其中，王兴贵于2006年1月至2016年1月领取补贴共计24.35万元，黄勇于2006年1月至2016年4月领取补贴共计28.67万元。2016年10月，王兴贵受到留党

53.河北建材职业学院副院长朱玉春违规批准职工公款旅游问题。该院中专部经分管副院长朱玉春同意，以参观学习名义组织部分教职员工到辽宁省鞍山市某风景区旅游，共计花费1.55万元。之后，中专部将其中1.3万元在“教育事业支出院长基金”科目中核销，剩余2500元由参与旅游人员个人支付。朱玉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54.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志强组织参与超标准公务接待和违规会议用餐等问题。王志强在担任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期间，多次组织参与超标准公务接待和违规会议用餐，并对学校超标准、超范围公务接待问题负重要领导责任。违纪款已全部退缴。王志强还存在其它违纪行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55.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晓燕借外出培训之机组织旅游，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公款私存问题。2016年8月3日至9日，吴晓燕带领学院19名教师到广西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培训班”期间，参观了旅游景点，有关费用在培训费中支出。2016年7月30日至31日，在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中国高校经济理论与思政教改研究会第29届论坛”会议活动后，吴晓燕安排他人将结余资金14199.15元存入个人账户。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吴晓燕受到党内警告处分。56.河南教育学院党委原书记刘金海违规收受礼金消费卡问题。2001年至2015年，刘金海违规收受河南教育学院部分干部职工所送礼金50.6万元、消费卡11.2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礼金11.5万元、消费卡1.6万元。57.广东医学院原党委书记江文富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等活动安排问题。2013年至2015年间，江文富先后3次接受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商的安排，与亲属等人前往巴厘岛、安徽黄山、海南三亚等地旅游，费用均由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商承担。期间，江文富还将其按摩治疗、游泳、吃请等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交由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报销。

58.武汉市工业科技学校校长王德宏违规使用办公用房问题。2015年7月，青山区教育局在全系统开展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专项清理，王德宏将自己超标办公用房（17平方米，超标8平方米）采取与另一同事合用方式整改。2016年春季开学后，王德宏安排另一同事搬出，一个人继续使用原办公用房。王德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59.宁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宋珽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宋珽任财务处长期间，违规提取科研管理费，为本处及相关工作人员定期发放科研管理绩效补助和加班补助。宋珽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60.宁夏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李建设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李建设任科技处长期间，以科研项目评审、论证、咨询补助费名义，违规用科研管理费发放补助，同时超范围给其他部门相关人员发放补助。李建设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61.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院长王全年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2015年6月，王全年在组织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期间，违规用硕士学位点建设经费发放劳务费。王全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62.山东省齐鲁师范学院党委原副书记李良斋等人公款出国旅游问题。2015年2月28日至3月7日，李良斋等人组成访问团，赴德国、奥地利进行院校交流。该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擅自变更路线，增加赴比利时、法国等地的景点游览行程，李良斋表示同意。出访期间，仅安排1天半公务活动，其余时间赴德国海德堡和科隆、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国巴黎等地景点游览。上述活动费用共计17.02万元，其中旅游费用3.95万元。回国后，访问团按李良斋要求上报虚假出访报告。李良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访问团成员补交旅游费用。

63.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该院副院长孟欣带领4人公务出访团，赴澳大利亚进行教育研修交流活动。该团实际行程与外事部门审批的出访行程不符，并组织了与教育研修交流活动无关的游览。经西城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分别给予副院长孟欣、祁建新、陈卫、课程研究室主任刘天华党内警告处分。

64.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友山违规公款旅游问题。2013年8月，张友山以参加中国社科院下属机构预算财务管理会议为名，先后到青海西宁塔尔寺、青海湖和甘肃敦煌、兰州等地旅游，共花费29562元并公款报销。另外，张友山存在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问题，受到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按处级副职确定岗位等级，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65.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原院长朱根甲违规公务接待、在党校培训期间驾驶公车外出聚餐饮酒问题。2014年9月，朱根甲在公务接待期间饮酒，陪同客人公款旅游、观看二人转、赠送土特产品，虚开办公用品发票报销接待费用2.795万元；2016年2月23日，朱根甲在省委党校培训期间，组织本班1名学员及3名老乡外出聚餐饮酒，并驾驶本单位公车参加聚餐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朱根甲还因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66.邢台市广播电视大学连续两年组织职工公款旅游，违规发放福利、购物卡、奖金等。市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杨玉波履行主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67.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马乃祥违规操办儿子婚宴问题。2015年12月22日，马乃祥向海职院党委申报其子婚宴桌数为8桌。随后，马乃祥在某酒店预定宴席16桌、备1桌，并安排教师雷某某等7人负责机场接机、婚礼现场布置、嘉宾签到等接待工作。2016年1月15日婚宴当晚，酒席实际为14桌，海职院共有26人参加婚宴，马乃祥其子收受了其中8人赠送的红包礼金。马乃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68.东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兼任大连东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晶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违规使用公务用车。2012年6月以来，宋晶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直至2015年年底未按规定进行整改，并公车私用。宋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9.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马乃祥违规操办儿子婚宴问题。2015年12月22日，马乃祥向海职院党委申报其子婚宴桌数为8桌。随后，马乃祥在某酒店预定宴席16桌、备1桌，并安排教师雷某某等7人负责机场接机、婚礼现场布置、嘉宾签到等接待工作。2016年1月15日婚宴当晚，酒席实际为14桌，海职院共有26人参加婚宴，马乃祥其子收受了其中8人赠送的红包礼金。马乃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70.上海金融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部分教研室在外省社会调查期间，借机游览景点。教学部主任孙玉良未审核社会调查具体行程，违规同意报销涉及公款旅游相关费用，负有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教学部直属党支部书记张润负有直接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71.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院长朱莉莉在带团赴国外培训期间，违规组织团组成员公款旅游，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72.新疆师范大学工会原副主席李世忠公款旅游问题。2015年3月至6月期间，李世忠利用主持科研课题之便，先后两次以课题研究名义，报销其家人赴杭州、上海等地旅游费用。2016年3月，新疆师范大学党委给予李世忠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

73.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李建铁，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徐建明违规购买使用公车等问题。2013年4月，李建铁、徐建明在已经配备公务用车的情况下，安排以学院职工个人名义，贷款购买大众帕萨特轿车（单价23.08万元，排气量1.8T）和大众朗逸轿车（单价13.89万元，排气量1.4T）各1辆作为二人公务用车，并以虚列租车费形式支付购车首付款和贷款。另外，李建铁、徐建明还存在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问题。省纪委给予李建铁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徐建明党内警告处分。

74.济宁医学院党委原书记侯端敏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占用超标车辆等问题。2013年至2014年，侯端敏利用年节、儿子结婚、孙女出生等机会，先后23次收受5个单位和个人所送现金、购物卡共计13.9万元；2013年9月至2015年1月，侯端敏在济宁医学院已为其配备1辆公务用车的情况下，长期占用下属单位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租赁排量2.4升、价格25.3万元别克君越轿车1辆，供其因私使用；同时存在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以及收受贿赂等问题。省纪委给予侯端敏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75.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武马群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发放过节费、校庆置装费等方式发放津补贴，共计人民币256.86万元。经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纪委研究，决定给予武马群党内警告处分。

76.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公款旅游问题。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和部分老师赴兰州、青海旅游，共计花费22万余元，该旅游费用在教科研专项经费中列支。该校党委书记郭琴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77.陕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周至分校校长李海洲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该校以通讯费、加班费等为名，发放津补贴2.875万元。2016年1月，周至县农业局党委给予李海洲党内警告处分。

78.北京交通大学科学技术处处长蔡伯根公款接待问题。科技处三次安排来访人员到高档会馆、娱乐场所等进行公务接待和联谊活动，花费共计人民币1.89万元。经北京交通大学机关党委科技处党支部研究，报校纪委审批，并报校党委批准，决定给予蔡伯根党内警告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