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篇：金融消费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金融消费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一：甲银行诉陆某、高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要旨】

在书面材料上签名，一般应视为签字人对该书面材料内容的认可，具有法律效力。签字人如仅以疏忽大意、未看条款等理由对该书面材料内容不予认可或主张合同约定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不能推翻合同效力。

【案情】

2014年2月14日，甲银行与陆某签订《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约定甲银行提供个人循环贷款额度117万元。同日，陆某、高某与甲银行签订《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以自有房屋为借款作担保。2014年2月20日，陆某向甲银行出具《委托放款授权书》，要求将贷款117万元发放至案外人沈某账户。2014年2月25日，甲银行与陆某签订《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一份，约定陆某为个人消费向甲银行贷款117万元。甲银行按约放款。后借款到期，甲银行诉至法院要求陆某、高某偿付本金1,053,001.63元及其利息，并就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权并优先受偿。陆某以其签字时，《委托放款授权书》等文件是空白等理由提出抗辩。

【审判】

法院认为，《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委托放款授权书》、《借款凭证》三份证据均有陆某的亲笔签名，结合贷款办理过程等情况可以确定陆某指定放款至沈某账户。陆某提出其是在上述文件空白的情况下签名，后甲银行篡改来进行抗辩，未提供足够证据，故法院不予采纳。《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签名栏有陆某的亲笔签名，但陆某以未看清合同内容，未收到合同文本等否认该合同效力，缺乏依据。甲银行已按合同约定将117万元发放至指定账户，陆某和高某未依约履行。法院判决陆某和高某共同支付所欠贷款本息，可就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权并优先受偿。

【提示】

在签订抵押合同等书面文件时，合同当事人应仔细阅看合同条款，明确自身权利义务后再进行签章，切忌盲目信赖或是存有怕麻烦的心理而不看合同条款。虽然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合同条款不完备或在空白文件上签章的事实，但社会上不乏有不法分子以此种方法侵害合同当事人的权益。金融消费者在办理金融业务时应强化风险意识，不轻信中介人，并对合同约定的资金数额、放款账户等关键性的内容重点关注，以避免因疏忽而造成预计外的损失。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开展抵押贷款等业务时也应注重规范经营，对可能存在风险的环节积极把关，加强提示和风险说明，防止和减少类似纠纷的发生。

案例二：韦某诉甲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要旨】 持卡人对伪卡交易无过错的，银行应对持卡人因伪卡交易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韦某在甲银行办理借记卡一张，未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但开通了网上银行功能(非U盾)。2014年4月25日17时56分韦某在上海消费1,500元，19时08分在上海现金取款300元。但19时25分至27分该银行卡在广东湛江跨省转账取款共计65,040元。4月27日、4月28日、5月1日、5月2日韦某还消费和取款4,992元。5月3日19时韦某方发现卡内65,040元不见了（即2014年4月25日几笔跨省交易），告知银行后银行要求其报案。次日，韦某至派出所报案。韦某诉至法院要求甲银行支付存款65,040元及利息。

【审判】

法院认为，根据韦某提供的ATM机取款记录显示，韦某于上海ATM机取现300元后二十分钟内，远在广东湛江一男子使用相同账户信息的卡片在ATM机上进行了连续取现和转账操作。因韦某未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未在交易当时得知盗刷亦属合理。由此可以证明韦某并不存在人卡分离的情况，异地转账、提现属伪卡交易。甲银行无证据证明韦某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且对于他人使用伪卡交易未能从技术上识别，存在过错。法院判决甲银行赔偿韦某65,040元。

【提示】 现实生活中，伪卡盗刷现象频频发生，严重损害持卡人利益。银行作为发卡方，从银行卡业务中获取利润，因而有义务针对银行卡及交易系统存在的风险隐患，建立完善的检测、评估、维护、升级机制，及时升级银行安全技术，提升银行卡等物理设备及交易环境的安全性能。持卡人也应妥善保管银行卡信息与密码，尽到卡、密码妥善保管、使用的注意义务。同时，可采取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等方法，及时掌握银行卡使用情况。在发现卡被盗刷的情况下，应立即与银行联系、向公安机关报案，固定证据，及时止损。若持卡人未尽义务，对损害产生及损失扩大存有过错的，则视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案例三：张某诉李某P2P网络借贷纠纷案

【要旨】

P2P网络借款中，出借人与借款人通过平台撮合形成借贷合意，款项交付后，双方确立借贷法律关系，出借人有权向借款人请求还款。

【案情】

上海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某网络借贷平台。张某系该平台的注册会员，于2014年4月8日向该网络平台充值20万元。该平台设置的借款流程为：借款人注册并上传认证资料、申请贷款、视频审核+电审、提现。2014年11月，李某向该网络平台提出借款3,000元的借贷申请。该网络平台公布借款标书，内容包括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和年利率。平台审核后同意了李某的申请，并于系统后台形成了借款协议和居间协议，于2014年11月5日通过某第三方支付公司客户备付金账户向李某支付了2,878元（扣除了居间费）。借款协议和居间协议约定，借款人如发生逾期还款等违约行为，应承担支付罚息以及处理因纠纷而产生的律师费。借款到期后，李某未按时归还本息，该网络借贷平台向张某披露了李某的信息，张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偿付本金3,000元及利息、律师费。

【审判】

法院认为，张某具有通过该网络借贷平台向不特定主体作出借款的意思，李某具有通过该网络借贷平台向投资人借款的意思。虽然李某在借款时可能并不知晓出借人的具体信息，但双方通过居间撮合形成了借贷合意。根据平台注册及借款流程，李某在申请贷款时清楚系向一投资人借款，标书注明了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和年利率等内容。平台数据显示李某所借款项由张某提供，故应认定双方通过互联网媒介形成了借贷法律关系，李某应当按约定归还借款及利息。因本案借款协议和居间合同系后台生成保留，没有证据表明李某在借款时知晓其具体内容，诉讼后李某也不认可上述协议、合同条款，故张某据此要求李某承担罚息、律师费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故法院判决李某归还张某3,000元及利息。

【提示】 随着互联网应用大众化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以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在我国井喷式发展。在P2P专项整治中发现，不少问题平台的违规经营使得风险累积，引发了多起纠纷。P2P网贷虽然有门槛低，资金运转快，投资理财手续便捷等优点，但也逐渐显现出较大的风险，如网贷平台业务经营不规范，借款人违约的风险高等。本案争议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借贷平台公司在交易程序设置上存在不足，借款人在借款时，平台并未披露出借人，也未披露借款合同、居间合同，导致在发生纠纷时披露信息后，发生争议。对于此类问题，监管部门应进一步予以惩治和督促改进。平台公司应依法合规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投资人在投资P2P网贷时，应选择在预期收益率合理、平台信用好、交易依法合规的平台中开展。切忌在投资中一味追逐超高回报而不注重风险防范。借款人在借款中应恪守诚信，在清楚法律后果条件下，进行与自己还款能力相适应的借款行为。

案例四：陈某诉王某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要旨】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当事人由于过错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案情】

王某系国外某外汇交易平台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根据QQ聊天记录显示，王某主动向陈某推荐交易平台，并承诺开户后负责保底并实际操盘交易，随后陈某在国内注册为该国外平台账户会员。2014年10月9日至10日，陈某投入资金合计5,600.04美元，同时依规则获取了平台赠金3,000美元。其后，陈某该平台账户开始进行外汇保证金交易，杠杆高达1:500。陈某与王某通过电子邮件签订了《共同投资协议》，共同合伙投资。协议约定陈某为共同账户资金出资人，王某负责实盘操作，同时还约定若合同到期，陈某账户亏损，则王某须支付陈某亏损部分资金。自2014年10月15日起至2014年11月12日止，发生了多笔亏损，最终账户结余为4.80美元。王某自陈某的交易累计获得约900美元佣金。在陈某账户发生亏损后，王某一直声称自己不做代客理财，陈某将钱转给他后，他直接将钱转给了该国外平台。王某认为其与该国外平台的合作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拒绝赔偿陈某投资损失。陈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承担投资本金损失人民币31,828.12元及利息损失、公证费。

【审判】

法院认为，境内机构和个人参与境外机构提供的外汇保证金交易属违法违规行为。陈某在国内注册外国外汇交易平台账户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不符合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规定，王某与陈某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无效。由于双方都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王某一再承诺由其操盘并负责保底，鼓励和引导陈某到该平台进行交易，其不仅不合理提示交易风险，而且在出现交易亏损时也未按约支付陈某亏损的部分资金，故王某既未尽到一般人所应负有的合理提示义务，也未履行双方的约定义务。不论王某是否对该平台的合法性存在认识错误，其向陈某推荐该平台并实际从事交易的行为，违反了谨慎注意的义务。王某在本案存在较大过错。法院判决王某对陈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王某赔偿陈某人民币19, 147.99元。

【提示】

本案陈某虽然获得了理财损失60%的赔偿，但依然损失了数额可观的本金，反映出其在金融消费活动中不够谨慎，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国内从事国外外汇交易平台外汇保证金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陈某在未充分了解平台公司金融产品等情况下即贸然委托他人操作账户从事违法交易，且在知悉账户密码情况下未能及时查询账户情况，监控止损，说明其依法理性交易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薄弱。金融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应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强化风险意识，加强投资知识的学习，增强自身投资理财能力。

案例五：李某诉甲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在保险合同订立和履行时，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对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同意承保、提高保险费率，或虚构事故理赔的，保险人有权行使解除合同等权利。

【案情】

2012年11月21日，李某向甲保险公司投保平安智胜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包括智胜人生主险、智胜重疾等附加险。其中智胜人生主险的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被保险人为李某。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其子李某某。2014年7月24日至同年7月28日，李某于甲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记录中记载，患者12年前因排尿困难等在某医院行膀胱手术。李某以乙市军区总医院的住院记录及发票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获得保险金9,000元。之后李某又以2014年9月就医的材料再次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发现李某涉嫌保险欺诈，遂于2014年11月18日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作出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的决定。李某于2015年7月20日死亡，其子李某某再次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万元身故保险金遭拒，诉至法院要求甲保险公司给付身故保险金20万元。诉讼中，李某某承认第一次理赔材料即乙市军区总医院的住院记录及发票均系在医院门口购买的伪造材料，法院同时查明李某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常年患肾病的事实。

【审判】

法院认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在投保书中对投保人是否患过肾病进行了明确的询问，而投保人李某隐瞒了既往病史，违反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2014年8月13日，李某使用伪造的病历资料、发票等申请理赔，故其存在隐瞒既往病史、骗取保险金的主观故意，构成了保险法规定的“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的行为，违反了保险合同应遵循的最大诚信原则，保险人依法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系争保险合同在投保人身故前已经解除，法院判决驳回李某某诉讼请求。

【提示】

投保人在投保及申请理赔的过程中均应秉承最大诚信原则。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或是有骗保行为，如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因此，保险消费者应诚信投保，诚信理赔，而保险人则应及时做好审查工作，共同推动诚信、健康的保险市场的形成，使各方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

案例六：楚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对保险合同条款首先应按照一般人的认知进行文义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争议，一般应根据法律规定，采取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约定车辆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为免责情形，但此前行政主管部门已对上述安全技术检验实行免检，故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2014年11月28日，楚某为其轿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车损险、三者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险和交强险等保险。保险合同条款约定，未按时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属免责情形。2014年4月29日，公安部、国家质检总局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规定“自2014年9月1日起，试行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除外)免检制度。对注册登记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除外)，每2年需要定期检验时，机动车所有人提供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征证明后，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检验标志，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楚某车辆购置不满六年。2015年5月6日10时，楚某驾驶该车追尾案外人周某车辆。事故经交警认定，楚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周某无责。经定损，楚某车辆损失为59,000元，周某车辆损失为2,400元。各方据此对受损车辆进行了维修，楚某支出施救费1,700元。后楚某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以该车属于“未按时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这一免责条款中“检验未通过”为由而拒赔。楚某诉至法院要求甲保险公司理赔保险金。

【审判】 法院认为，系争保险条款系甲保险公司延用多年至今的格式条款，在合同制定时，并无免除安全技术检验的规定。但2014年4月29日国家规范性文件出台后，免除了试行非营运轿车等车辆6年内年检的义务，合同条款因此发生争议。从系争保险免责条款的表述来看，已明确为“安全技术检验”，而《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明确免除了这一义务，这种理解更符合文义和普通人的认知。即便甲公司与楚某对该格式免责条款的含义存在不同的理解，也应作对格式条款提供者甲公司不利的解释。涉案保险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因无需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故不存在安全技术检验未通过的情形。楚某未按时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行为不属于系争免责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法院判决甲公司赔付楚某保险金63,100元。

【提示】

对保险条款在内的所有合同条款的理解，首先应采用文义解释，以一般人的认知去解释。对于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解释，还应严格按照合同法、保险法的规定，即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采用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公司应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订立合同时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根据法律法规的修订及时更新保险合同条款，否则将可能承担不利后果。当然，为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投保人在签约时也应注重对免责条款的阅看与理解，并积极询问保险人，以避免产生纠纷，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案例七：顾某诉甲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要旨】上市公司等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规定，进行证券虚假陈述，致使投资人遭受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案情】

甲上市公司在2008年至2011年年度报告中虚增资产和利润总额，虚减成本，存在虚假记载。2012年年度报告未对2008年至201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财务数据进行更正，而是将2008年至2011年隐瞒的所有亏损作为2012年当年亏损反映在2012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2015年6月9日，证监局认定甲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顾某在上述期间购买9,500股该公司股票，认为甲公司虚假陈述造成其股票投资亏损，起诉要求甲公司赔偿其股票损失43,890元。

【审判】

法院认为，证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确认甲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应以2013年10月12日甲公司在证监会指定网站公布其收到证监局对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调查通知书》之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顾某投资系争股票发生于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如投资者在该期间的证券买入平均价与其卖出平均价或基准价存在差额的，就相应的投资损失，甲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顾某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式为：买入平均价与卖出平均价之差乘以所持证券数量，即：(18.01元/股-13.39元/股)*9,500股=43,890元。法院判决甲公司赔偿顾某损失43,890元。

【提示】

为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上市公司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将自身的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真实、准确、全面、及时向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情况。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如上市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不仅要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而且同样应赔偿投资者因虚假陈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投资者索赔一般需满足以下条件：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投资者在虚假陈述日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间的时间段买入该证券；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日之后，因卖出或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如果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投资、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等不在赔偿之列。

案例八：应某诉甲公司期货强行平仓纠纷案

【要旨】

证券公司在履行了通知义务并给予投资者追加保证金的合理时间后，可依规则强行平仓。

【案情】

2013年4月3日，应某与甲公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并于2015年7月13日买入中证500指数合约IC1507。当日13点43分26秒，交易系统向应某发送通知，告知其交易保证金已不足，要求采取追加保证金或减仓措施，否则将依据市场情况进行强平。当日13点46分11秒，交易系统向应某发送通知，告知其风险级别提升为强平，此时应某的持仓风险率为110.36%。15点06分，甲公司工作人员致电应某，告知其保证金严重不足须马上平仓或入金，否则将在收盘前强平，应某询问能否次日再平掉并可能补足保证金。在通话过程中，甲公司工作人员又告知应某因跌得太快，已经强平，强平时应某的持仓风险率为256.78%。应某认为甲公司的强行平仓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赔偿其被强行平仓的损失123,880元及利息损失。

【审判】

法院认为，甲公司盘中强行平仓符合系争期货经纪合同的约定。甲公司在强平之前也履行了通知义务。对于首次通知的效力认定为，在收到通知后无论客户的持仓合约价格如何波动，只要在盘中强行平仓的时间节点该持仓合约仍处于须追加保证金状态，且客户的持仓在此期间保持不变的，则同一交易日中首次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就仍应认定有效。甲公司给予了应某追加保证金的合理时间。从通知至强平这一个多小时内，应某有足够充分的时间追加保证金或自行减仓，也具备入金的相应客观条件，但应某并未采取相应措施。法院判决驳回应某的诉请。

【提示】

期货市场尤其是金融期货市场对各类市场信息的反应迅速、敏感，价格波动频繁，波幅较大，加之期货交易的杠杆规则，市场风险较大。进入该市场的投资者需充分了解交易品种的交易规则，全面准确掌握期货市场的保证金、强行平仓、限仓等规则。在交易的过程中，应严格进行资金管理，善用止损，在某一投资出现的亏损达到预定数额时，及时斩仓出局，以免形成更大的亏损。

第二篇：金融消费典型案例

金融消费典型案例

周某诉甲银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要旨】

银行对其代销的基金产品，已履行风险提示、信息披露等义务的，投资者应自担基金投资风险。

【案情】

2015年6月5日，周某在甲银行营业网点签署了《个人基金业务申请书》，认购了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100,000元，该申请书载明“申请人提交本申请书后，相关业务的最终确认方为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公司，本行不承担确保交易申请成功之责任”，并用黑色加粗字体明示“基金有风险，您的投资有可能遭受损失。请在填表前详阅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填表须知、拟购基金的公告信息，银行仅代理接收投资人申请，对基金的业绩不承担任何担保或责任”。2015年6月8 日，某基金管理公司向周某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载明周某在甲银行成功认购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 元，确认 98,814.23 份。2015 年8月25日，周某在甲银行自助终端办理了该基金的赎回手续，赎回资金74,723.32元。因发生投资亏损，周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银行承担其损失25,276.68元。审理中，周某表示其曾经投资过股票，后因操作难度大且风险较高故转而投资银行理 财产品。周某和甲银行均确认在周某购买系争基金产品前曾做过风险评估测试。

【审判】

法院认为，周某申购基金时，甲银行已在《个人基金业务申请书》中以特别提示的方式说明了投资基金的风险以及银行的法律地位及法律责任，并以黑体加粗的方式进行标注，应认定甲银行已履行了风险提示义务和对格式免责条款的提请注意义务。根据甲银行提交的录像光盘，甲银行也向周某披露了基金名称和基金代码，并对手续费费率、封闭期等重要事项进行了告知。周某以不知悉免责条款和签署申请书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来否认其签字的有效性缺乏证据支持。周某提出甲银行的录像光盘经截取不能反映案件事实，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无法采信。综上，甲银行已对基金的相关信息及风险进行披露，且未有证据证明甲银行在销售基金的过程中存在违规不当操作，不应对周某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院遂驳回了周某的诉讼请求。

【提示】

当前，将闲置资金投资购买理财产品已成为金融消费者的一种惯常选择，而银行往往被认为是最稳妥的投资场所。然而所有的投资均存在风险，而且在银行购买的金融产品并不均是银行自营理财产品，还可能是银行代销的金融产品。本案周某购买的基金即属于银行代销 的基金产品。对于该类基金产品，银行仅是代理销售机构，而不是基金产品的经营主体，产品的设计、投资、管理等均由基金公司承担。金融消费者在购买该类产品前应充分了解基金产品及所属公司的相关情况，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应严格按照银行要求进行风险测评，选择与自身风险评估等级相匹配的产品，做一个适格的投资者。同时，金融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相关申购文件，详细了解相关产品的信息和投资风险，并对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责任。李某诉甲证券公司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要旨】

证券公司在销售理财产品时已充分履行风险揭示等义务的，对投资者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投资者应自担损失风险。

【案情】

2007年8月28日，李某与甲证券公司签订《管理合同》，委托甲证券公司购买其发售的“XX理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金额10万元。《管理合同》载明：委托人保证委托资产的来源及用途合法，并已阅知本合同和集合计划说明书全文，了解相关权利、义务和风险，自行承担投资风险。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托管人承诺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履行托管职责，保护集合计划资产的安全，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资产投资不受损失，不保证最低收益。该合同还约定委托人义务包括按该合同约定承担集合计划的投资损失。《管理合同》签章页以及说明书亦对投资风险、不保本保收益等事项进行了明确提示。后李某投资发生亏损，2010年5月25日，李某同意将“XX理财1号”展期，并于同年9月10日与甲证券公司签订了展期合同。李某认为甲证券公司在推销产品时进行 了夸大宣传，误导其购买了涉案产品，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证券公司承担其本金损失 35,000 余元及利息损失。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管理合同》及其签章页、说明书均提示管理人、托管人不保证该集合计划资产投资不受损失，不保证最低收益。故甲证券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对“XX理财1号”的风险进行了揭示。李某作为购买理财产品的委托方，所从事的是风险投资行为，其应当具备较一般民事主体更高的注意义务，在合同签订前甲证券公司已经明确表示该产品不保证本金不受损失，不保证最低收益。李某对与其预期不符的产品，应当进一步了解该产品的组成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审慎投资。李某认为根据宣传资料及官网宣传内容，甲证券公司在推销产品时夸大了自身实力、淡化风险，误导李某购买了该产品，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此外，李某在得知“XX理财1号”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也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申请撤销合同，应视为其对合同内容的认可。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李某的诉请。李某不服提出上诉。在二审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李某撤回了上诉。

【提示】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系近年来证券公司针对客户开发的一项理财服 务创新产品，它是指集合客户的资产，由专业的投资者（即证券公司）进行管理。为规范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活动，中国证监会颁布了《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根据该细则第五十八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不得向客户作出保证其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本案李某与甲证券公司签订的《管理合同》等文件也明确了这一内容。本案最终虽在二审中以和解方式解决，但也反映出金融消费者在购买类似理财创新产品时应注意的问题：首先应知悉该产品并不能保本保收益的投资风险，不要将其误认为银行存款或者证券公司会刚性兑付；其次要了解证券公司是否具有开展此项业务的资格，产品是否按照规定履行了备案等手续；最后还要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投资决策，避免发生纠纷。

韩某诉甲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要旨】 约定代客理财、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对合同无效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情】

2013年6月18日，韩某在自称甲公司市场部总监的李某带领下至甲公司营业处签署盖有甲公司公章的《资产管理协议》和《投资咨询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为韩某提供专业化理财服务，以谋求稳健的投资收益；韩某出资120,000元委托甲公司进行贵金属投资套利交易，甲公司确保委托人韩某的本金不亏损及年化收益10%等。合同签订后，李某以及甲公司员工龚某为韩某办理了贵金属交易开户、入账等手续，韩某并将账户交由李某独立交易操作。2013年7月1日，韩某再次与甲公司签订《资产管理协议》和《投资咨询合同》，约定韩某委托交易资金280,000元，并对合同期限等重新进行了约定。当日下午，韩某向账户转入资金160,000元，该账户仍由李某负责操作。2013年8月9日，韩某向李某要回账户密码，并对账户密码进行修改。后韩某自行平仓，扣除相关费用后，账户内共转出资金173,967元。2014年4月24日，公安机关对李某进行调查，李某陈述称，其与甲公司负责人相识，曾带韩某到甲公司签订了《资产管理协议》和《投资咨询合同》，其名片是为了做业务方便，经甲公司同意后印刷制作的。韩 某认为，根据双方约定甲公司应承担账户资产内超出本金以外的全部亏损，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公司偿还款项106,000元。

【审判】

法院认为，关于签约主体，涉案合同在甲公司营业场所签订，合同上盖有甲公司印章，且李某系在甲公司营业场所内招揽生意并向客户出示与公司员工印刷版本相同的名片，其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故可以认定甲公司是涉案合同的签约主体。关于账户内损失的承担，首先，甲公司并无开展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资质，且其违反了不得代客理财、对客户进行类似收益保证的规定。涉案合同中均定有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或部分不受损失的保底条款，该保底条款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有违公平原则，应属无效。由于保底条款对整个委托理财协议的合同目的及存续必要性有决定性的影响，故保底条款的无效导致委托理财协议整体无效。其次，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双方应当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对合同无效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甲公司属于专业从事贵金属投资的机构，明知代客理财行为违法而为之，允许他人冒用公司员工名义主动向客户推销，并许诺保本和高回报，存在主要的、重大的过错。韩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高收益的诱惑下签订载有违法保底条款的协议，且对李某的操作行为疏于监督，存在次要的过错，根据双方过错程度酌情认定甲公 司对本金损失承担70%的责任，韩某对本金损失承担30%的责任。法院遂判决甲公司赔偿韩某损失7万余元。

【提示】

近年来，贵金属交易市场中代客理财、承诺保底等违法违规行为并不鲜见。金融消费者因对贵金属交易不熟悉，又受到保本高收益的诱惑，往往选择将账户交由贵金属经营公司代为操作。而贵金属经营公司不仅违规代客理财，还为谋求额外收益，放松监管和自律，并以许诺保本和高回报的方法达到招揽客户的目的。一旦产生亏损，金融消费者即以合同中关于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这一保底条款主张贵金属经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判决认定，代客理财、载有保底条款的合同无效，韩某因自身过错亦应承担 30%的本金损失责任。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过程中，应强化风险防范意识，依法理性审慎投资，充分了解委托公司资质，详细阅读签约材料，不盲目轻信他人。同时，金融消费者应加强投资金融、法律等方面知识的学习，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面对高收益诱惑保持清醒头脑，增强自身投资理财能力。

李某诉甲保险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要旨】 投资人轻信保险代理人购买其虚构的内部员工理财产品，与其个人签订合同并将钱款汇至其个人账户导致损失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祝某系甲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自2008年起，李某通过祝某经办投保了数份甲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2011年11至2012年1月，祝某利用李某对其的信任，虚构甲保险公司和乙银行推出内部员工短期高息理财产品，李某将50万元交予祝某用于购买该虚构的理财产品。2012 年，李某与祝某签订协议，约定李某自愿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委托给祝某，同意并授权祝某利用其在乙银行的信息及管理优势，利用理财产品等有效运作，帮助李某获取利益。后祝某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犯诈骗罪，但李某未获得退赃。扣除祝某已给付的投资收益，李某还损失48万余元。李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其损失。

【审判】

法院认为，李某曾多次购买保险产品、签订保险合同，对购买保险有一定的经验。而本案所涉款项，是李某与祝某签订不同于以往的协议，款项汇入祝某的个人账号，由祝某个人出具收条。在公安机关调查笔录中，李某亦清楚提出过当时存在疑虑，说明李某当时能够分辨 出此系祝某个人的行为，而不是甲保险公司的行为。祝某声称钱款用于投资甲保险公司内部产品，即便甲保险公司存在这样的内部产品，李某明知其本人非甲保险公司员工，也不具备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资格。此外，从李某与祝某签订的协议表明，祝某所编造的是乙银行的内部理财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与甲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有较大的不同，对此李某亦应引起足够的警觉。李某忽略这些异常情况，选择将款项交由祝某个人，即与祝某实际上构成委托理财关系，对于款项被挪用的风险应有预见，并自行承担风险。法院遂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提示】

本案系一起投保人因轻信保险代理人受骗购买其虚构的内部员工理财产品致损而引发的纠纷，因保险代理人已无偿还能力，投保人诉请要求保险公司对其保险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判决认为，保险公司对于保险代理人的管理与对内部员工的管理有所不同，对于保险代理人以往业绩的认可和业务的推荐，会提升客户的好感，但并不能表明，保险代理人的所有行为，都不加区分地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对于保险代理人的推介和销售，应当具备普通人的辨别能力，擦亮眼睛辨别其行为是代表保险公司的职务行为还是其个人行为，避免上当受骗遭受损失。

曾某诉甲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投保人在投保时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对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案情】

2008年10月10日，曾某作为投保人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人寿保险，被保险人为其配偶汪某，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保险期间为终身，保费每年6,000元。同日，曾某与汪某在投保书上签字，在投保书中，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过去几年的就医情况、医学检查、患病情况等等问题，均勾选了“否”的答案。投保书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栏有“请您确认各项内容填写完整后亲笔签名”的提醒字样，并以黑体标出，该栏的具体事项中第2条为“本人在投保书中的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均属真实，与本投保书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确实无误，如有不实告知，甲保险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所有告知事项以书面告知为准，口头告知无效。”2011年8月24日，汪某因肺部感染、II 型呼吸衰竭死亡。曾某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因汪某投保前就有红斑狼疮、高血压等疾病，甲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投保前存在有影响本公司承保决定的健康状况，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为由，书面告知对该保险合同解约、拒赔，并向曾某退还部分保费18,000元。曾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102,000元及相应利息。在审理中查明，汪某曾系上海某医院 的医生，其自2005年起至2008年投保前，多次因系统性红斑狼疮及高血压就医。

【审判】

法院认为，被保险人汪某在投保前，已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高血压等疾病，且汪某本人系医生，对疾病专业的认知比常人更准确。投保人曾某作为汪某的配偶，对其病史也应该清楚。但曾某、汪某在填写投保书时，未就被保险人的患病情况向甲保险公司如实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曾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疾病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无严重影响，而通常情况下，红斑狼疮这种较为严重的疾病会对保险合同的承保或提高费率有影响。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甲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保险理赔之责。曾某称其投保时口头向甲保险公司业务员告知了被保险人疾病情况，但双方合同明确要求告知事项应当以书面为准、口头无效，且曾某也无证据证明该节事实。因曾某在投保时具有未如实告知的情形，甲保险公司依法具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并对解除前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法院遂驳回了曾某的诉讼请求。

【提示】 本案涉及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其核心内容是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针对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将其知悉的相关情况向保险人如实告知。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属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如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这一法定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对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如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还有权不退还保险费。保险消费者在通过保险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更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在投保时严格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才能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得到相应的理赔。

蔡某诉甲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要旨】 持卡人主张银行卡遭盗刷，但无法举证证明交易系非本人操作的，银行不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蔡某在甲银行办理借记卡一张。2017年6月27日，蔡某在查询并打印交易明细时发现该银行卡于2016年11月16日通过甲银行ATM机取款三笔，金额分别为5,000元、1,000元、500元。蔡某认为其银行卡被盗刷，于次日至公安机关报案，但并未被立案。审理中发现，涉案三笔ATM取款均为凭密码交易。该银行卡除上述涉案操作之外，蔡某于2016年11月10日在甲银行打印交易明细，2017年6月10日兑付国债本金6万元和利息3,000元，2017年6月12日消费40,000元等。蔡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银行赔偿损失6,500元。

【审判】

法院认为，涉案三笔取款发生前不久，即2016年11月10日，蔡某曾到该涉案三笔ATM取款银行网点查询了涉案银行卡交易流水，蔡某在涉案银行卡ATM取款发生之后仍继续使用该银行卡，直至2017年6 月28日蔡某才向甲银行首次提出异议，但此时距2016年11月16日三笔ATM凭密码取款发生已有超过6个月之久。蔡某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事发当时不存在人卡分离的情况。从涉案交易发生时间、地点，同期前后交易情况以及蔡某用卡情况，其到银行网点查询 交易明细、向公安机关报案等一系列过程分析，难以认定本案为盗刷。法院遂判决驳回蔡某的诉讼请求。

【提示】

在参与金融活动的过程中，金融消费者应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利，同时，也应提升风险防范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日常生活中，持卡人应注意妥善保管银行卡与密码，防止因银行卡信息泄露而造成财产损失。持卡人可采取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开通网上银行等方法，及时掌握银行卡使用消费情况。对于一些不熟悉网络操作的中老年消费者，在存取款后应妥善保存书面证据，以备日后查阅。在发现卡被盗刷的情况下，应及时止损维权，立即与银行联系，向公安机关报案，固定证据。持卡人若未尽注意义务，对银行卡盗刷产生的损失存有过错的，将视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窦某某、宁某某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要旨】

非法集资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具有集资行为的非法性、集资对象的不特定性等特征。投资者在投资前应 认真审查资金募集方的真实身份、经营资质、项目真伪、资金用途、偿付能力，必要时向有关部门咨询核实，作出正确辨别。

【案情】

2013年10月，甲集团负责人张某甲（另案处理）因集团经营亏损，资金链断裂，遂到上海成立分公司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张某甲任分公司负责人。被告人鞠某某任分公司财务；被告人张某乙任分公司出纳；被告人窦某某任分公司业务团队负责人，并聘请被告人宁某、宁某某、王某等人担任业务员。2013年10月起，被告人宁某、宁某某、王某等人根据公司要求和提供的宣传资料，以虚假身份对外联系，并通过随机拨打电话、在公共场所散发宣传资料、让他人互相介绍等方式宣称，甲集团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逐年大幅增长，该集团将向民间借贷资金3,000万元用于经营活动，项目前景良好，同时承诺按照24%的年利率支付投资者利息，一年到期后归还本金。期间，窦某某等六名被告人还组织部分投资者参加“农家乐”旅游活动，继续鼓吹所谓的投资项目，以稳住“老客户”，吸引“新客户”。截至2014年1月7日，该分公司共向金某某、李某某等300余名投资者募集资金1,900余万元。被告人鞠某某、张某乙在收到投资者资金后即销毁合同，并将所收资金的45%作为业务提成交给窦某某，由窦某某分配给业务团队。其余 55%资金除支付利息、办公楼租金、水电费、办公用 品费、相关活动费以外，剩余款项全部汇入张某甲控制的银行账户。至案发，实际造成投资者损失共计1,700余万元。检察机关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上述人员提起公诉。

【审判】

法院认为，被告人窦某某、鞠某某、张某乙明知甲集团上海分公司使用虚假身份等欺骗方法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且募集的资金实际并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的情况下，仍分别担任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财务、出纳，积极参与或协助公司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致使被害人资金不能返还，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宁某某、宁某、王某在明知甲集团上海分公司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资金的情况下，仍积极参与，扰乱金融秩序，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及认罪悔罪态度，最终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窦某某、鞠某某、张某乙有期徒刑六年到十二年并处罚金，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宁某某、宁某、王某有期徒刑二年到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予以追缴并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提示】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处于多发态势，涉案金额巨大，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侵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这类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除刑法另有规定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未经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常见手段一般有：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以 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等。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使用诈骗方法实施上述行为的，构成集资诈骗罪。通常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有下列行为：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携带集资款逃匿；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等。

实践中，非法集资的名目繁多，手段各异，迷惑性极大，投资者要结合非法集资的本质特征认真辨别。一般来讲，投资者若遇到这些情形，则务必提高警惕：有单位或者个人通过网络、电话、传单、推介会、组织免费旅游、带领参观等方式宣传投资项目，向投资者承诺远超银行利息的高额回报，以个人账户或者现金方式收取集资款甚至当场支付部分返利、分红，集资对象主要是中老年人，对投资项目只宣传光明前景不提示风险。此时，投资者应注意审查对方的真实身份、经营资质、项目真伪、资金用途、偿付能力等，必要时到相关部门咨询核实。

任某合同诈骗案

【要旨】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投资者在购买各类理财产品以及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时，要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增强风险意识，注意辨别，防止被骗。

【案情】

2009年8月至2015年1月，被告人任某利用其系甲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的身份，虚构甲保险公司储蓄性理财产品，谎称半年回报 5%至12%，冒用甲保险公司名义与朱某某、张某某等28名被害人达成理财合意，并出具盖有其私刻的甲保险公司印章的收据，骗得钱款共计696 万余元，实际造成被害人损失616万余元。2014年10月，被告人任某又违反中国保监会及甲保险公司关于保险代理人代收现金保费的规定，利用其系甲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的身份，谎称一次性缴纳续保费可以打折，骗取被害人徐某某“某款年金保险(分红型)”的续保费7.3万元。被告人任某将上述款项主要用于期货投资、购买彩票 等，后因无力还款而逃匿。2015年4月1日，公安机关将任某抓获。检察机关以合同诈骗罪对任某提起公诉。【审判】

法院认为，被告人任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甲保险公司名义骗取被害人钱款共计620余万元后逃匿，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任某与甲保险公司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其在违反监管规定收取被害人徐某某续保费时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职务便利，该行为亦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任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发还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提示】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识别对方是否从事合同诈骗，主要看其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有无使用欺诈手段。合同诈骗罪中的欺诈手段主要有：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在判断对方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时，除了考察其是否采用上述欺诈手段签订、履行合同以外，还可以根据对方在事前、事中、事后的行为综合判断。实践中，行为人若有以下情形，则投资人应引起足够注意：虚构合同标的，虚构代理权限，隐瞒没有履行能力的真相，挥霍对方交付的货款、预付款、定金、保证金，将货款、预付款、定金、保证金用于合同规定以外的高风险用途等。

投资者在购买各类理财产品以及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时，要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增强风险意识，注意辨别，防止被骗。对于高额的投资承诺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切记不要一味追逐高额回报。在签订、履行合同等全过程中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认真审查合同相对方的真实身份、经营资质、履约能力以及合同的付款方式等。对方有代理人的，还要着重核实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当业务员要求投资者将现金交给业务员或者将款项汇至其个人账户时，投资者要尤其当心，避免落入合同诈骗的陷阱。

第三篇：上海高院通报金融典型案例

上海高院通报金融典型案例

涉及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金融消费者权益、信用卡犯罪等

本报记者 卫建萍 本报通讯员 严剑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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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各类金融机构不断推出金融创新，在此背景下，规范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维护交易安全和高效尤为重要。2014年4月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了2013年上海金融商事、刑事审判的总体情况和典型案例，并针对涉银行、涉保险、涉证券期货信托、涉金融消费者权益、涉信用卡犯罪案件等5个分类进行了专题发布。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金融犯罪的有效防治，通过商事裁判合理引导金融创新，维护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市场安全。”上海高院副院长盛勇强说。

眼花缭乱的境外交易平台

2008年起，许某在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先后以其实际控制的富信宝公司和融衡公司的名义招聘员工，通过租赁境外服务器及交易软件，设置三个网站的方式，在境内招揽客户，搭建ETCATS、IG、ETF三个期货交易平台，进行黄金、外汇、原油、股指等期货保证金交易。

经司法审计，上述三个交易平台有内地客户共计1812人，存入资金共计1.9亿余元，取出资金共计1.6亿余元，内地客户亏损额6596万余元。根据资金收入支出流水账和“每天工作内容”及涉案个人账户明细反映的客户出入金记录，2008年1月10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间，三个交易平台出入金客户共计2494人，入金金额为1.9亿余元，出金金额为1.1亿余元。三个交易平台盈利资金用于交易平台的运营、员工工资、公司办公费用等共计800余万元，用于IB返佣5192万余元。法院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许某等五名被告人八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0万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金。

【点评】

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任何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均需要经过国务院或国务院职能部门的批准，许某等人在境内发展代理商、招揽客户、签署合约、开户、收取、结算保证金等期货交易关键节点的行为，反映出金融犯罪手段的新型化和智能化。随着金融犯罪日益向伪造信用卡、销售基金、林权、推荐股票信息、代理操作证券账户、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虚构交易非法套现等领域拓展，金融投资者需要具备理性投资意识，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投资项目要冷静分析。

“代销基金”的诱惑

2011年6月，吴先生前往银行办理存款业务，在银行理财顾问沈某的极力推荐下购买了某基金，沈某通过银行计算机代吴先生操作购买了9万元基金，吴先生输入银行卡密码，但银行未与吴先生办理书面手续。

4个月后，吴先生得知该基金发生亏损，与银行发生争执。2012年7月，吴先生将基金全部抛售，亏损达24000余元，随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银行赔偿其资金损失。

法院最终判决银行赔偿吴先生损失7000余元。

【点评】

网点众多的优势使得银行成为代销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的重要渠道，银行作为第三方发行理财产品的代销方，向客户推介投资产品时，应了解客户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评估客户的财务状况，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客户自主选择，并向客户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揭示相关风险。金融消费者作为具有完全认知能力的民事主体，则应对自身的投资行为风险承担合理注意义务。

期货交易软件惹祸

邱先生是期货公司的老客户。2010年1月7日期货市场开盘后，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多个期货合约的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当天上午10时至10时15分，期货公司的网上交易系统出现客户登录缓慢和无法正常登录交易的异常情况。后经调查，系软件程序处理能力不足导致客户在该时段无法正常交易，期货公司很快通过软件更新修补了上述系统漏洞。

邱先生向法院起诉，表示自己在当天持有大量期货合约，本来打算上午10时全部平仓，因交易软件故障导致无法及时成交，只能在10时15分后以较低价格平仓，产生了122万元的损失，现要求期货公司全额赔偿。

法院综合考量了邱先生可能下达平仓指令的盖然率、合约价格快速下跌过程中以最高价格实际成交的盖然率，以及邱先生在发现系统故障后未及时采取其他交易方式进行平仓的情况，最终判决期货公司赔偿邱某损失34万元。

【点评】

券商和期货公司作为交易系统的指定和提供者，应当通过对交易系统定期或不定期的测试以发现系统可能存在的瑕疵，并通过程序更新予以修补，或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必要的提示和指导，以避免因交易系统故障而致使金融消费者遭受损失。

“高息揽储”吓出一身汗

2008年5月，徐某和时任银行客户经理的陈某采用虚构银行高息揽储业务的手法，诱骗俞先生办理金额为2500万元、期限为一年的存款业务，约定息差为16%。整个过程中，陈某负责接待俞先生，为其办理理财金账户开户手续。俞先生在空白回单上签字确认，然后将开户申请材料及身份证交给陈某，陈某在没有征得俞先生同意的情况下，在开户申请资料上的“网上银行”栏打钩，并开通俞先生上述账户的网上银行，领取了移动数字证书，即“U盾”。随后，俞先生仅拿到一张理财金账户银行卡和一本加盖银行印章的理财金账户活期对账簿，陈某则暗地里将U盾交给了徐某。

此后，俞先生将2091万元存入账户，徐某将息差等共计409万元转入上述账户，随后徐某利用U盾冒充俞先生登录网上银行，将2500万元存款转账支取。

诈骗犯罪团伙案发后，俞先生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银行兑付其存款本金250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法院最终判决银行返还俞先生存款本金人民币2091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点评】

银行对其工作人员、经营场所管理不善，操作流程内控不严，导致犯罪分子利用客户对银行的信赖，勾结或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经营场所内实施诈骗行为。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完善合理的业务操作和监控管理流程，维护金融交易安全。

■权威透析■

●当前上海金融商事案件特点

1.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如涉及海外公司短线交易行使收益归入权纠纷、贵金属现货及延期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纠纷等。

2.金融案件的涉众性日益增强，主要集中在证券和保险领域，并有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趋势。

3.融资担保引发的纠纷明显增多。

4.实体经济对金融领域的风险传导及效应日益凸显，光伏、钢贸等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价格持续下滑的行业风险，并衍生出了小额借款纠纷、追偿权纠纷、典当纠纷、保证合同纠纷等其他金融案件。●当前上海金融刑事案件特点

1.收案数量下降近四成，信用卡诈骗占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八成以上，以恶意透支型为主。

2.犯罪类型发生明显变化。信用卡诈骗、假币犯罪、票据诈骗、非法经营外汇等多发性犯罪大幅减少，非法经营黄金期货、妨害信用卡管理、内幕交易、集资诈骗等犯罪有所增加。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中，中老年人已成为重要受害群体。

3.犯罪特征明显。非法集资类犯罪紧跟市场热点，善用媒体和合法成立的公司做包装。涉信用卡犯罪中，从获取信用卡信息、身份证信息到伪造、骗领信用卡，再到非法套现的产业化趋势明显，POS机成为犯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4.犯罪的专业化、智能化、网络化趋势明显。如利用金融专业知识从事非法证券、期货业务，利用高科技伪造信用卡，通过网络发布非法金融活动信息、招揽客户、买卖信用卡信息、出租POS机。

5.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追赃维稳任务艰巨。上海法院去年审结的22件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涉案金额4亿余元，投资人、被害人2000余人，将近2.4亿余元赃款尚未追回。

■司法声音■

上海高院提出五项建议

针对金融商事和刑事审判的情况，上海高院提出五大建议：

1.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人员、营业场所及操作流程的管理。

2.加强对金融新型业态的监管，对自贸区新型金融交易的监管做好提前应对，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与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

3.严格防范行业性、系统性风险的诱发，银行要严格审核贷款人资信，核实贷款人提供的担保，慎用风险较大的担保方式，加大对仓储、供货方的管控力度，及时做好坏账核销。

4.加大对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力度，相关监管部门建立教育的专门机构，通过定期发布信息通报等形式，向金融消费者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和风险教育。

5.加强金融基础设置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并完善担保登记制度设计，及时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加强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立法与机制建设。

第四篇：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

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

编者按：2016年11月，首届金融中心建设司法论坛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上，上海二中院通报了6件涉及新金融领域的金融纠纷典型案例，内容涉及证券内幕交易民事侵权、保单质押贷款、储值卡发售、金融非法集资、P2P网贷以及融资融券交易等新类型金融纠纷。这6件案例均来自生效判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值得借鉴参考。案例一：徐某等投资者诉甲证券公司证券/期货内幕交易责任纠纷系列案

裁判要点：内幕交易行为人实施了内幕交易行为且具有主观过错，如投资者在内幕交易期间进行了与内幕交易品种直接相关的且主要交易方向与内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货交易，存在损失的，推定其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内幕交易行为人应当对投资者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系我国首起内幕交易行为人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基本案情：2013年8月16日11时05分，甲证券公司在进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下简称ETF）申赎套利交易时，因程序错误，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以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股票，实际成交72.7亿元。在当日下午13时开市后，甲证券公司在未披露的情况下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至14时22分才公告称“公司策略投资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同年11月，中国证监会对甲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甲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IF1309、IF1312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作出没收及罚款5.2亿元等处罚。在甲证券公司错单交易过程中，徐某等投资者认为市场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甲证券公司董秘通过媒体否认乌龙传闻，故进行了相关股票或股指期货合约的交易，造成了损失。徐某等投资者认为其损失与甲证券公司内幕交易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起诉至法院，要求甲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014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杨某诉被告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决定两案一审公开宣判，两案均判决驳回杨某诉讼请求。杨某不服上诉，2015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甲证券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11时05分因程序错误巨量申购180ETF成份股，并于当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该信息的情况下，即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后被中国证监会处罚，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甲证券公司在发生错单交易后，应立即披露却未披露该信息，反而实施对冲交易以规避自己损失，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主观上存在过错，甲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甲证券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较生效文书有删减）案例二：刘某诉甲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保单质押贷款中质权的设立需按照法律规定交付权利凭证或以适当形式公示登记，否则不产生担保物权效力。保险合同解除后，在符合法定抵销或约定抵销的条件下，保险公司退回保单现金价值等款项时可一并扣除保单贷款的本金及利息。基本案情：2012年7月30日，刘某向甲保险公司购买了“XX人寿十年两全保险（分红型）”，该保险交费方式为年交、保险期间10年、交费年期10年、保额/份数100万元、保险费100万元、保单一年末的现金价值58万余元等，刘某支付了第一期保费100万元。双方保险条款约定，保险人在给付各项保险金、红利、退还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如投保人有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保单贷款及利息或其他未还清款项，保险人可直接将上述款项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次日，刘某以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为质押，向甲保险公司申请保单质押贷款，甲保险公司同意向刘某贷款，贷款利率6.1%，代扣印花税27.85元；贷款金额55万余元、贷款期限6个月；贷款期间保险合同发生的各项保证金、退还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保险人可直接将上述款项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届期，刘某未按约归还贷款。2013年8月，甲保险公司向刘某出具保单报告，要求刘某支付第二期保费100万元。同年10月，因刘某未继续交费，甲保险公司通知刘某保单于2013年9月30日中止。刘某因红利、生存金等返款事宜与甲保险公司未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保险合同以及甲保险公司退还保险费100万元。诉讼中，甲保险公司认为依保险条款约定退回刘某现金价值等款项时可一并扣除保单贷款本金及利息。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保险合同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无争议，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合同解除后，甲保险公司退回刘某现金价值等款项时是否可一并扣除该保单贷款的本金及利息问题。首先，关于保单质押。甲保险公司与刘某之间成立保单质押贷款合同关系，双方约定以保单现金价值为质押标的设立质权，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保单质押合同已成立生效。但保单质押的质权是否设立并生效应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保单之所以能成为质押标的是因为其实质上为现金价值请求权的外在形式载体，故保单质押的性质属于权利质押。因本案双方在设立系争质权时未按照法律规定交付权利凭证或以适当形式公示登记，故该保单质权并未设立，不产生担保物权的效力。但双方仍可按照质押合同条款中以现金价值折抵保单贷款本息等不涉及质权的内容等有效约定处理争议。其次，关于抵销权。本案保险合同解除后，甲保险公司即向刘某负支付现金价值等债务，刘某即向保险公司负支付贷款本息的债务，该债务均合法有效、已届清偿期且性质同为钱款，此外双方签订的保险条款及保单贷款申请书对于抵销亦有约定，故符合法定抵销及约定抵销的条件，甲保险公司可据此行使抵销权。法律并不必然要求当事人的抵销主张与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具有牵连性，只需标的物的种类、品质相同，故甲保险公司在诉讼中仅以抵销作为抗辩意见，而未提起反诉或另行起诉，不影响其在诉讼中行使抵销权，也不影响法院就抵销债务以及抵销权行使进行审查。为减少讼累，应依据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抵销债务在本案中一并作出处理，故依法判决甲保险公司支付给刘某7万元（包括甲保险公司自愿补偿部分）。

案例三：甲公司诉乙银行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裁判要点：银行对其发行的储值卡收取逾期账户管理费需提前告知持卡人，否则对持卡人不产生效力。实际售卡方作为债权人向发卡银行提起代位权诉讼，要求其支付逾期账户管理费，应以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到期债权为前提。对于不合法或未到期债权，应认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前提并不成立。基本案情：2011年，乙银行与丙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通过双方系统对接平台发行具有银联标识、符合银联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储值卡；丙公司利用其银行卡系统、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联盟商户资源等优势，提供销售服务和系统支持；交易手续费60%部分归丙公司所有，40%部分归乙银行所有；逾期卡延期手续费及逾期账户管理费收益归丙公司享有，由丙公司委托乙银行从持卡人账户上扣收；乙银行按卡内资金的年日均余额的2.4%（按日计算）向丙公司支付委托服务费用等。另，乙银行官网公告称储值卡设有有效期，但卡片上未标注有效期及账户管理费收取条件、标准。2011年12月16日，丙公司与案外人丁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丁公司提供储值卡的代理销售服务，发卡银行所得交易手续费的60%部分、丙公司所得的代理服务费用、逾期卡延期手续费及逾期账户管理费等均归丁公司所有。2012年初，储值卡停止销售，累计发行金额约9亿元，其中丁公司销售逾6.7亿元。2013年12月13日，第三人丙公司、案外人丁公司、甲公司等签订协议，约定乙银行储值卡项目合作协议中丁公司的所有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甲公司，丙公司在收到乙银行支付了相应的交易手续费、代理服务费用、逾期卡延期手续费及逾期账户管理费后，按储值卡协议约定期限支付给甲公司。2014年10月，乙银行官网公告称其将于2014年12月起，对已到期储值卡收取账户管理费用，储值卡有效期为36个月，自发卡之日第37个月起，每月10日扣除卡内实际余额的10%作为账户管理费用，直至账户余额为0。账户余额不足10元时，一次性全部扣除。后该公告被删除。截止2015年2月15日，所有已发行的储值卡距发卡之日均已超过36个月。该日丁公司销售的储值卡内余额（沉淀资金）为388万余元，此后逐月减少，至2016年5月卡内余额为250万余元。第三人丙公司已向丁公司、甲公司陆续支付截止2015年12月的储值卡交易手续费、代理服务费等1,200余万元。目前储值卡仍处于可正常使用的状态，通过储值卡服务专区网页可查询到目前储值卡有效期具体到期日期已再次延长了3年。甲公司认为，根据协议约定，乙银行收取的逾期账户管理费应当按月全额支付给丙公司，再由丙公司按月全额支付给甲公司。现丙公司怠于向乙银行行使其到期债权，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乙银行支付逾期账户管理费232万余元及违约利息损失95万余元。

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

（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具体到本案中，首先，甲公司主张的储值卡逾期后按每月卡内余额10%收取账户管理费这一标准，无论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约定，现均无充分证据表明在售卡时对持卡人进行了告知，更未取得持卡人的授权同意，无法认定对持卡人发生效力，不应从持卡人账户上扣收。况且，甲公司的诉请金额明显将影响到持卡人对储值卡的继续使用，有悖于相关监管文件中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要求，故甲公司的诉请主张不符合“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这一条件。其次，即便认为甲公司主张的账户管理费收费标准对持卡人生效，乙银行也有权延长而且已经延长了储值卡的有效期，不能向持卡人收取账户管理费，自然也就不存在针对账户管理费的债权，故甲公司的诉请主张不符合“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这一条件。再次，即便认为当前能够收取账户管理费，甲公司对丙公司的相应债权也因协议中的约定而未到期，无法认定债权受到损害；另即便认为甲公司的债权受到损害，丙公司实质上也属于放弃了对乙银行的债权而非怠于行使，故甲公司的诉请主张不符合“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这一条件。综上所述，甲公司不符合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条件，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了甲公司的诉请。

案例四：李某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裁判要点：被告人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而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等方式，通过向社会公开宣传，向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的，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基本案情：2010年9月26日，被告人李某以其与他人共同设立的甲公司名义收购本市金山区朱泾镇金龙新街388号的房产，后将该房产分别登记在甲公司、乙公司名下，同时将该房产改名为“金山义乌小商品城”。2011年1月30日和2月24日，李某以其控制的某公司名义和承债方式，收购丙公司、丁公司股权，两家单位名下主要资产是位于本市黄浦区人民路386号、388号“上海滩商厦”的相关房产，但该房产除物业用房外均已被分别抵押给银行。2011年2月24日和6月20日，李某以其控制的某公司名义和承债方式，收购戊公司，该单位名下主要资产是位于本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38号、858弄8号“中华商城”的相关房产，但该房产已被抵押给银行。被告人李某通过收购房产和受让股权的方式获得“金山义乌小商品城”、“上海滩商厦”和“中华商城”相关房产后，除少部分商铺和办公楼已获得独立产权外，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及相关房地产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余房产分割成小商铺，并以相关被告单位名义，通过广告、网络、电话、现场咨询、房产中介等，向社会公开发布出售商铺和办公楼产权或使用权的信息，同时承诺由相关被告单位包租商铺和办公楼，每年支付6%至10%不等的固定回报，到期可按原价110%至120%回购等，以此方式变相非法招揽社会公众向被告单位存入资金。自2010年10月起至2012年2月止，五家被告单位直接或者委托房产中介，借助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形式，非法向社会公众3,300余人吸收资金13亿余元。以上吸收的资金主要用于前述收购股权、购买房产、归还借款及出售上述商铺和办公楼的经营开支等。至案发，五家被告单位通过退还房款、支付回报、退房补偿等形式仅向部分涉案社会公众返还资金1.2亿余元。?裁判理由：法院认为，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是在投入少量资金的情况下收购“金山义乌小商品城”房产和“上海滩商厦”、“中华商城”相关房产原权利人公司的股权，并在取得“金山义乌小商品城”和已被抵押的“上海滩商厦”、“中华商城”对应房产权利后，为获取支付上述房产和股权收购款的巨额资金，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或相关房地产抵押权人同意，擅自将相关房产分割成小商铺，连同少部分获得独立产权的小商铺和办公楼一起，通过广告、网络、电话、现场咨询和房产中介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以出售该商铺和办公楼产权或使用权、售后包租回租支付固定租金、到期可高于售价回购商铺和办公楼房产权利为名，招揽社会公众向被告单位投入资金，所获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收购“金山义乌小商品城”房产和“上海滩商厦”、“中华商城”原权利人公司股权所欠的债务。而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实际出售的商铺和办公楼因系违法分割或被抵押，不仅不能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无法确定对应的产权，而且又始终被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实际占有并支配，使用权也没有发生转移。其行为的实质，就是将无法实现产权转移和实际也不转移使用权的商铺和办公楼，采用买卖、回购和包租、回租的形式，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禁止非金融机构向社会公众揽储吸存的规定，提供与国家金融机构保本付息、固定回报、不担风险的揽储条件相同的待遇，公开宣传并大规模地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融资，以支付其所欠收购股权和房产的债务。显然，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的主要目的不是商铺和办公楼房产权利的销售，而是出于融资需要公开吸收不特定社会公众的资金，其行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而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等方式，通过向社会公开宣传，向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的，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的规定，依法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追究五家被告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李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责任。案例五：甲公司诉李某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P2P网贷平台与出借人约定受让其债权，在取得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债务人。基本案情：甲公司系提供借贷居间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拥有某网站，出借人与借款人可通过成为该网站会员达成借贷意向。2013年9月29日，李某通过甲公司网站与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达成借款意向，借贷双方根据网站提供的格式文本约定：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共计向李某出借资金50万元，借款开始日为出借人指定账户划付协议项下借款之日，借款到期日为借款开始后的第12个自然月的借款开始日当日，节假日不顺延，月还款额为46,314.86元，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甲公司，由甲公司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黄某、陈某、乙公司通过签订《保证合同》承诺，对李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各协议生效后，全体出借人通过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向李某放款50万元，但李某自2013年12月30日开始逾期还款，甲公司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进行催收均未果。2014年7月11日，甲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李某已受让出借人的全部债权。鉴于李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罚息，甲公司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支付借款本金、相应利息及罚息，黄某、陈某及乙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全体出借人与李某通过甲公司网站达成的《借款协议》，以及黄某、陈某、乙公司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约定并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出借人已依约向李某履行了放款义务，李某收款后未按约偿还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清偿本金、偿付利息、罚息之责任。黄某、陈某、乙公司均承诺对李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公司起诉时仍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和保证范围内，故保证人理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李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黄某、陈某、乙公司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保证范围内向李某追偿。甲公司作为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贷咨询和管理服务，促成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平台，提供的确系居间服务。然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已明确约定，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甲公司，由甲公司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该约定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于法无悖，本案债权转让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所规定的债权转让的除外情形，且甲公司已通过电子邮件形式通知李某债权转让的事实，故甲公司已成为合法债权人，在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的居间服务费的性质不属于借款利息，借款本金以出借人实际借出金额50万元为计算标准，更符合合同的实质。故判决支持了甲公司的诉请。

案例六：黄某诉甲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案裁判要点：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清偿债务的，证券公司有权按约启动强制平仓程序，强制平仓风险由投资者承担。基本案情：2011年5月5日，黄某与甲证券公司签订了《融资融券合同》，合同约定甲方（黄某）向乙方（甲证券公司）作如下声明与保证：甲方已详细阅读合同及《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的所有条款及内容，听取了乙方对融资融券的相关业务规则的详细讲解。甲方已经准确理解合同及《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和融资融券的相关业务规则的确切含义，清楚认识并愿意自行承担融资融券交易的风险和损失，接受合同的约束。融券到期日，甲方未归还融券债务的，乙方将在到期日的下一交易日开市即启动强制平仓程序，甲方信用账户内的资产将被强制平仓至所有该笔融资或融券债务归还时停止等。同日，黄某在《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上签名，该风险揭示书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相关强制平仓风险事项。2011年11月4日，黄某签署了《融资融券客户合同条款变更知晓承诺书》，其中，关于融资融券期限、利息和费用条款变更为融资、融券期限从甲方实际使用资金或证券之日起计算，不得超过180日。融资融券期限以自然日计算，到期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2013年8月26日，黄某分两次融券卖出长江证券（00783），成交数量为9,1056股。2014年1月23日，甲证券公司以短信、电子邮件方式提醒黄某上述融券债务将于2月22日到期，提醒黄某及时归还负债，逾期未还将承担违约责任。平仓日前，甲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再次提醒黄某归还债务，次日就会触发平仓。2014年2月25日，甲证券公司进行融券平仓。裁判理由：法院认为，黄某与甲证券公司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协议履行各自义务。甲证券公司在缔约合同时，已向黄某解释了交易规则，并提示了信用资金账户可能被强制平仓的风险，黄某作为投资者在投资前应充分了解融资融券的相关业务规则，理性投资。2011年11月4日，黄某与甲证券公司对融资融券期限进行了修订，约定融券期限不超过180日，并明确该期限以自然日计算。黄某称融券期限应以交易日计算，缺乏合同依据，不予采信。由于黄某在到期日前未清偿债务，甲证券公司启动强制平仓程序符合合同约定。故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请。

第五篇：2015年上海法院金融典型案例

2015 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2016年6月17日，上海高院发布了2015上海法院金融审判系列白皮书，并公布了2015 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01.内幕交易行为人对投资者的损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02.银行向持卡客户发送商业服务性短信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的认定原则 03.信用卡遭盗刷非因临时额度期限过长所致应由泄露密码的持卡人承担责任 04.保险理财产品的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及其认定标准

05.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订立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06.P2P网贷平台受让出借人的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07.车损险合同中对火灾所作解释符合专业含义的，法院应当认可 08.金融机构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应以存在欺诈行为为前提 09.清偿票据贴现担保之债务无法取得票据追索权 10.夫妻之间的财产侵权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01.内幕交易行为人对投资者的损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本案系我国首起内幕交易行为人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内幕交易行为人实施了内幕交易行为且具有主观过错，如投资者在内幕交易期间进行了与内幕交易品种直接相关的且主要交易方向与内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货交易，存在损失的，推定其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内幕交易行为人应当对投资者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3年8月16日 11时05分，乙证券公司在进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下简称ETF）申赎套利交易时，因程序错误，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以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股票，实际成交 72.7亿元。在当日下午13时开市后，乙证券公司在未披露相关事实的情况下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至 14时22分才公告称“公司策略投资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同年 11月，中国证监会对乙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乙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作出没收非法所得及罚款 5.2亿元等处罚。在乙证券公司错单交易过程中，甲某等投资者认为市场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乙证券公司董事会秘书通过媒体否认乌龙传闻，故进行了相关股票或股指期货合约的交易，造成了损失。甲某等投资者认为其损失与乙证券公司内幕交易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起诉至法院，要求乙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014 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杨某诉被告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决定两案一审公开宣判，两案均判决驳回杨某诉讼请求。杨某不服上诉。2015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4）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8号等民事判决：乙证券公司赔偿甲某等部分投资者损失。乙证券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等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 ：乙证券公司于 2013年8月16日11时05分因程序错误巨量申购 180ETF成份股，并于当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该信息的情况下，即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后被中国证监会处罚，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乙证券公司在发生错单交易后，应立即披露却未披露该信息，反而实施对冲交易以规避自己损失，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主观上存在过错，乙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乙证券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首先，关于侵权行为的认定：乙证券公司存在内幕交易行为。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以及相关行政诉讼生效判决已认定乙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乙证券公司提出媒体报道已经事先公开了错单交易信息，但该报道并非由乙证券公司主动披露或经其他权威机构确认，而是由财经媒体自主报道，不能视为乙证券公司履行了法律法规以及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公开披露义务。在当天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市场上各种消息鱼龙混杂的情况下，该报道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受到市场各方的怀疑，难以作为各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可靠依据。此外，乙证券公司董事会秘书在下午开市前又对外否认存在错单交易。鉴于投资者对同一事件所获得的信息截然相反且真伪难辨，绝大部分投资者难以从当天中午出现的各种信息中获得准确答案。因此，相关媒体报道不能作为对错单交易信息进行公开的依据。受众无法从中确信内幕信息已经公开。

其次，关于侵权主观方面的认定：乙证券公司具有主观过错。当日11时40分，乙证券公司已经开会准备进行对冲，这说明乙证券公司此时完全知晓其上午的交易属于错单交易。乙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又系专业的证券、期货经营单位，理应知道并充分理解我国证券、期货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其对于错单交易可能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对相关证券、期货品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应属明知，其关于不能判断是否属于内幕信息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乙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有义务在了解事件真相后的第一时间，将相关错单交易信息向市场予以及时、全面的披露，同时在内幕信息未披露前应戒绝交易。但乙证券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尚未披露内幕信息的情况下，采取对冲减损的措施以规避自身的损失，其隐瞒事实真相，利用内幕信息获取非法利益的主观过错至为明显。

第三，关于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乙证券公司提出，其进行的对冲交易是根据既定的、公开的交易策略和《策略投资部业务管理制度》进行的，所以具有合规性和正当性。对此，法院认为，对冲交易策略其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是否违法违规的问题，采用何种交易策略和方式是市场参与者的自主选择。但无论采用何种交易策略和方式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都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否则就构成违法交易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乙证券公司可以进行正常的对冲交易，但是该案中，乙证券公司决策层在了解相关事件的重大性之后，在没有披露之前就决定进行交易，并非针对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一般对冲交易的既定安排，而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的违法交易。

第四，关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基于证券、期货市场的特殊性，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往往不直接进行交易，双方交易的证券、期货品种难以完全一一对应，而且市场中影响证券、期货价格发生变化的因素众多，在此情况下，完全由被侵害的投资者提供证据证明内幕交易的因果关系几乎不可能。对此，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采用推定因果关系。即在乙证券公司实施内幕交易行为的期间，如果投资者从事了与内幕交易行为主要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行为，而且投资者买卖的是与内幕信息直接关联的证券、证券衍生产品或期货合约，最终遭受损失，则应认定内幕交易与投资者损失具有因果关系。至于内幕交易人进行内幕交易的数量多少和时间长短，内幕交易人是否因内幕交易获得实际的利益，其内幕交易行为是否对相关证券、期货品种的交易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都不影响对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1）具体针对交易品种而言，如果原告投资者进行50ETF、180ETF、IF1309、IF1312交易，可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原告投资者进行50ETF、180ETF的成份股交易，因乙证券公司在内幕交易期间50ETF、180ETF的成交量与市场同期成交量相比巨大，足以通过套利机制等因素影响50ETF、180ETF成份股的价格，故可推定50ETF、180ETF成份股损失与乙证券公司内幕交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至于原告投资者上述品种之外的交易品种，与乙证券公司内幕交易品种的价格关联性极为微弱，无法认定存在法律上认可的因果关系。（2）具体针对交易方向而言，50ETF、180ETF以及相应的成份股交易规则为T+1，可根据买卖方向判断交易方向。对于股指期货IF1309、IF1312而言，基于股指期货摊低成本、规避风险的策略，投资者会存在反复买卖行为，这种情况下可根据内幕交易时间段内投资者买入的总手数与卖出总手数进行比较来认定交易方向。如果两者总手数相同，则应对该时间段内的交易结算结果来判断交易方向，产生损失的，可认定为原告交易方向与乙证券公司交易方向相反。（3）具体针对交易时间而言，原告投资者在非内幕交易时间段跟风操作引发的损失，与乙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一个价格瞬息万变、波动巨大的市场上，每位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时应依赖于自己的判断，而不应对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产生任何信赖，而且根本无法事先判断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是有意、无意或者是存在错误。在交易之时，该投资者并不存在重大误解，也无从要求撤销这种交易行为。

第五，关于损失范围的确定：应区分不同情况计算损失金额。考虑到不同品种的交易规则区别较大(比如保证金交易、T+1还是T+0等等)，对适格投资者的标准亦不相同，投资者的交易频率也有所差别，故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基准价及损失计算方法。（1）对于50ETF、180ETF及其成份股，应以内幕信息公开后的十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作为基准价格。如果原告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损失为买入证券总成交额与实际卖出证券总成交额之差；如果原告投资者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损失为买入证券总成交额与以基准价格计算的卖出证券总成交额之差。总成交额以股数×交易价格计算，多次买入的累计计算；如果原告有库存股票，则应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计算差价。（2）对于股指期货品种，则以三个交易日平均结算价作为基准价格。计算损失时，原告内幕交易时间段内的所有反向交易(无论开仓或者平仓)价格减去基准价格形成的差额，乘以交易的具体数量，以此作为损失额。如果原告在内幕交易时间段内还存在同向交易的，则应将反向交易与同向交易在同等交易量(手)基础上先行结算冲抵计算交易盈亏额，剩余的反向交易按第1项原则计算交易盈亏额，然后两项交易盈亏额相加，以此作为损失额。

裁判意义

证券市场中的内幕交易侵权行为，是我国当前证券市场多发的一种侵权行为，其不仅破坏了证券市场公平交易，影响了证券市场健康、规范、有序发展，更直接损害了广大证券投资者的利益，应予依法规范。当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多采取行政处罚方式予以制裁和规范，但仅此尚不能弥补投资者的损失，内幕交易行为人理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本案受理之后，为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法院对于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依据我国证券期货法律规定，充分考量了相关法律制度的精神、证券期货市场的相关政策和监管规则、证券期货民事索赔的现状，立足于制裁内幕交易行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最终判决乙证券公司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开启了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先例。本案的法律适用标准确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探索界定内幕交易行为以及认定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二是以推定因果关系认定内幕交易行为同期间的反向交易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是初步通过市场差别、交易量大小、套利模式等因素来区分不同交易品种之间的价格关联互动关系；四是尝试认定股指期货的交易方向及损失计算方法。本案判决依法制裁了内幕交易行为，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对证券市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同时为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纠纷的司法处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开创性的示范意义。

02.银行向持卡客户发送商业服务性短信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的认定原则

裁判要旨

银行向其客户发送与银行卡商业性消费服务有关的信息，已成为目前银行向其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一种普遍做法，但也产生了客户因不满银行向其发送商业性服务信息所引发的诉讼。银行卡领用合约对发送商业信息等行为有明确约定的，银行依据合同约定发送与银行卡相关的商业性服务信息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3日，甲某向乙银行申领信用卡一张，相应领用合约第五条约定：“甲方（申领人）在申请表中所填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及地址、身份证件号码）有所变更时，需立即以书面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乙方办理资料变更。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或损失由甲方承担。甲方同意乙方可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其发送与信用卡有关的信息，乙方保留终止发送的权利。”

2013年6月起，乙银行使用客服短号码向甲某发送诸如“某某卡携手连卡佛倾情回馈！11/2-11/17持乙银行某某信用卡至大上海时代广场连卡佛化妆品专柜刷卡消费，当日单张POS消费满1,000元获赠100元现金券，满2,000元获赠300元现金券及限量版连卡佛化妆包一个，凭购物小票可在下次购买化妆品时抵用”、“购车有惊喜，分期0费率！3月15日-16日，乙银行携上海通锐汽车4S店在闵行体育公园开展一汽马自达购车促销活动，乙银行信用卡客户申请2年期购车分期享0手续费0利息，成功申请更可获赠惊喜礼品”、“乙银行信用卡持卡人登陆card.zoe360.com参加歌诗达大西洋游轮6月3日出发6天5晚济州釜山游，最低仅需2,799元/人起，港务/签证等费用全包，更享免费升舱特惠”等多条短信。

2013年10月31日，甲某向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发送短信，内容为：“根据全国人大关于网络信息安全的决定，你行发送商业信息属于垃圾信息，应立即停止发送。否则需依法承担责任。”同日，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回复短信称：“您好，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若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拨我行服务热线或者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反映，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决问题。”2014年3月12日，甲某再次向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发送短信：“你使用短号码发送商业信息，未经同意，应停止发送。赔偿损失。再次警告，否则起诉。”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回复短信称：“您好，短信客服是我行新推出的服务渠道，由于您是我行优质客户，符合我行各类宣传短信的发送条件，如经常使用客服热线的客户等，因此有可能会收到多条宣传短信。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2014年5月4日，甲某第三次向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发送短信：“你使用短号码发送商业信息属于违法行为，请停止。否则依法应承担责任。”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回复短信称：“您好，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若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拨我行服务热线或者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反映，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决问题。”之后，甲某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乙银行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公证费及律师费损失，并赔偿其精神损害50,000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107号民事判决：驳回甲某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银行卡领用合约明确载明，乙银行可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向持卡人发送与信用卡有关的信息，该领用合约虽未对何谓“与信用卡有关的信息”作出明确界定，但本案所涉电子信息内容均为与系争银行卡有关的将来商业信息，虽与涉案信用卡已实际发生的交易行为并无直接关联，但显然亦属于系争银行卡有关的信息，故乙银行发送系争电子信息具有相应合同依据。当然，乙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其拟定的格式合同中未对相应概念予以细化并由此引发争议，有所不当，但此种瑕疵并不足以否定系争电子信息的法律属性，亦不能据此认定乙银行存在相应过错。

甲某在收到系争电子信息后，并未立即表示异议，足以使乙银行认为其同意接收系争电子信息，属以默示方式表达其意思表示，故即使缔约时甲某对系争领用合约中的信息概念尚不清晰，依照其之后的默示行为，亦应认定甲某与乙银行已达成相应合意，乙银行发送系争电子信息并无不当。此后甲某虽又有拒绝接收此类信息的表示，但甲某的拒绝行为属对合同约定的变更，鉴于甲某未依照合同约定办理相应手续，则其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尚未送达乙银行，相应变更行为并未完成，乙银行之后继续发送系争电子信息亦无过错，故不构成侵权行为。

此外，系争电子信息均为简短之文字，占用移动设备的空间极小，对甲某所有移动设备及其存储空间不构成价值上的贬损，且甲某可自行对其移动设备恢复原状，认定乙银行此种极微且极易自行消除的行为构成对财产性权利的侵害，既无金额上的计算依据，亦缺乏实际必要。乙银行发送系争电子信息的行为分布于16个月的期间内，甲某又自认其收到系争电子信息数量为30余条，则其每月所收到系争电子信息不过2、3条，相应电子信息的内容亦无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之嫌，以此种频率接收内容合法的信息尚不足以使民事主体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亦不可能产生要求乙银行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事实基础。故驳回甲某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意义

近年来，有关“垃圾短信”的话题一度曾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一方面，社会上确有商业主体利用通讯手段频繁向社会大众发送各种商业性信息，其中不乏骚扰甚至诈骗信息，令接收者不堪其扰；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商业性信息确实为消费者提供了优惠，给企业带来了商业机会。因此，对于商业性信息的发送行为，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听之任之，而应通过清晰合理的方式对其予以规范。本案裁决确定的审理原则对银行发送商业性信息行为的权利义务边界的合理界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案判决对认定银行发送商业服务短信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主要考量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

1、本案判决将银行发送商业性服务短信是否具有合同依据作为判断银行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的重要考量因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如其发送商业性信息的行为具有相应的合同依据，则即使合同对信息内容未做细化约定，亦不能以合同约定不明为由认定银行具有主观过错。

2、银行发送的商业性信息的内容。银行发送的商业性服务信息应与其发行的银行卡的使用消费相关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银行发送的商业性信息内容主要系为其持卡人提供优惠，不存在骚扰或诈骗嫌疑。

3、银行发送信息的数量及频率。银行发送信息的数量及频率应保持合理水平，不得滥用合同权利，影响持卡人生活安宁。结合本案事实，乙银行信息的发送数量及频率极低，不足以构成民事侵权。

本案判决确立的上述原则的意义在于，其并不仅限于银行发送商业性信息的商事行为，对于其他存在规则缺失的商事纠纷的审理，亦具有借鉴意义。对于此类纠纷，法院首先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对相关商事行为的性质及效力作出认定，之后应当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促进金融市场创新发展间求得合理的平衡。尤其对于商事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应从行为性质、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等各方面予以全面考虑，避免司法过度干预、不当加重金融机构的义务。

03.信用卡遭盗刷非因临时额度期限过长所致应由泄露密码的持卡人承担责任

裁判要旨

信用卡消费中，银行基于持卡人的申请在一定期限内临时调整信用卡授信额度，已成为市场中的一种交易惯例，其核心在于充分实现信用卡持卡人的消费目的和提高交易效率。在发卡行已通过短信方式与持卡人就临时调高信用卡授信额度达成合意的情况下，虽然信用卡被盗刷发生在发卡行临时调高系争卡片授信额度期间内，但持卡人信用卡遭网络盗刷系因自身泄露必要交易信息所致，与发卡行给予其临时授信额度期限的长短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持卡人应就其过错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基本案情

原告乙某持有被告甲银行信用卡中心核发的信用卡一张，初始额度为18,000元。2014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系统发送短信申请临时提升授信额度，后收到被告短信确认临额调整成功，额度为36,000元，有效期至2014年11月3日。同年10月4日，原告在网上购物，翌日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称因系统问题需将购物款退还原告，尔后在QQ上发送了一个链接，原告点击后进入某网络退款页面，并按提示输入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及密码等信息。后原告陆续收到九条由95***发送的短信，每条均提示原告正在使用信用卡付款1,995元并显示了验证码。原告将其中的某几条验证码告知对方后，收到95***发送的七条金额分别是1,995元的消费使用短信通知。交易发生后，原告信用卡当月产生争议款项13,965元。原告认为，被告给予其58天的临时额度期限违反了上海银监局关于“给予持卡人临时授信额度期限一般不超过一个月”的规定，属于过度授信，且被告的交易系统存在漏洞，对于异常交易未做到实时监控，导致原告遭受盗刷损失，故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上述被盗刷的争议款项，并恢复原告的征信记录。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463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乙某要求被告甲银行信用卡中心承担盗刷款项的诉讼请求，但被告应撤销原告名下系争信用卡的不良征信记录。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首先，从双方约定角度，系争信用卡的领用合约对额度调整期限未作约定，双方系通过短信的方式对调高临时额度及具体期限达成了合意。原告提出的上海银监局相关规定系于2014年11月14日发布，在时间上不溯及既往，在效力上亦仅为信用卡业务风险管控的行政监管要求，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禁止性规定，故被告给予原告超过一个月的临时授信额度期限未违反法律规定。其次，原告自认其在系争交易过程中将关键信息告知案外人进而导致盗刷发生，其自身明显存在过错，该等情形已超出了被告的合理预见和控制范围。考虑交易效率的因素，要求被告将系争每笔交易均列为异常交易而进行特别风险提示未免过于苛求，且被告将动态验证码发送至原告本人手机的步骤已是对系争交易进行的提醒和防范，故被告已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原告应对其损失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最后，在双方当事人就原告是否负有还款义务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形下，原告对系争交易的暂不还款行为并非失信的体现，不应记入不良征信记录。

裁判意义

本案系持卡人的信用卡在临时授信额度调高期间遭盗刷而引发的纠纷。我国现行对信用卡授信额度调整的法律、法规，均是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要求发卡行对信用卡授信额度进行动态管理，并未对具体的授信额度或期限加以法律限制。可见，对信用卡授信额度的调整是国家赋予商业银行的一项自主决策权。作为发卡行的经营策略之一，信用额度策略能否正确地平衡风险和收益的交换关系，对信用卡的效益影响重大，尤其当发卡行同意临时调高授信额度时，虽加大了该卡的潜在坏账风险和欺诈交易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持卡人刷卡消费的余地，提高了交易效率，有利于其消费目的的实现，银行利息收益潜力也随之增加，发卡行一般会对此进行综合权衡。即使发卡行给予持卡人超过一个月的临时授信额度期限，亦系其结合持卡人信用风险及刷卡交易收益性等因素综合考量后的自主决策，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持卡人通过与发卡行协商一致的方式就临时额度调整的内容达成合意，即应对相应的交易风险存有预期。银行在调整临时额度方面不存在过错，且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而持卡人自身泄露交易信息导致盗刷的，持卡人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本案判决从维护金融交易效率，尊重银行运营信用卡业务的自主性及合理商业判断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指出银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限度，另一方面亦提示金融消费者在交易中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共同促进信用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04.保险理财产品的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及其认定标准

裁判要旨

分红人身保险属于人身保险领域中的新型产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保险人应当就分红人身保险红利的不确定性风险和红利分配的相关信息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就保险人披露信息的内容，在法律尚无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参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章加以判断。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8日，甲某向乙保险公司投保人身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约定投保人为甲某，被保险人为其子丙某；投保主险为人身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期间终身，缴费年限10年，基本保险金额200,000元，首期交保险费54,940元，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保险条款第2.3条保险责任中约定乙保险公司承担给付生存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第4.1条保单红利中约定，“本主险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我们会向您寄送每个保单的分红报告，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第8.1条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中约定“犹豫期后可以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该合同由甲某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暨法定监护人处签名确认，甲某亲笔书写“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2012年11月8日及2013年11月12日，甲某分别向乙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54,940元，共计109,880元。截至2014年11月8日，甲某共从乙保险公司处领取生存金20,000元、红利1,576.29元（不包括利息）。乙保险公司向甲某发送的分红通知书中，载明了上一红利核算被告分红保险保费收入及可分配盈余的金额，以及甲某累积红利从本期红利分配日到下一红利分配日期间适用的累计利率。甲某称乙保险公司未将红利来源、相关经营项目的收益、支出及相关财务报表向其告知，红利分配方案不合理，乙保险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致其订立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解除系争人身保险合同并由乙保险公司全额返还已缴纳的保险费109,880元，并主张需全额退费，否则不行使解除权。

裁判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日作出（2015）静民四（商）初字第745号民事判决：驳回甲某的诉讼请求。甲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220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分红人身保险属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条款内容繁多，利益演算复杂。虽然法律尚未对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内容和标准作出具体规定，但为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人仍应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就此类保险合同主动披露重要信息。就信息披露义务的内容和标准，法院可以参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章加以判断。2009年保监会制定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投资连接保险、万能保险、分红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保险人应当从产品特性、利益测算和经营成果三个方面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系争合同签订时，保险人就该险种的红利存在不确定风险以投保提示书、保险条款等保险合同明确记载的方式进行了披露，甲某亦签字确认。就利益预测，保险人在投保时提供的《保险利益和分红测算图表》演示的红利水平具有低、中、高三档，甲某应当能够预见实际分红水平存在的不确定性。就经营成果，保险人在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红利来源于乙保险公司的分红保险业务经营状况，也以定期发送通知书的方式告知甲某相关红利分配的信息。据此，应当认为保险人已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甲某因实获红利低于预期水平从而认为未能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

裁判意义

以“理财投资有收益+人身风险有保障”为卖点的新型人身保险产品，已经成为当前保险市场的新宠，引得众多保险消费者的青睐。该类保险产品，既有人身保险保障功能，又有投资理财功能，条款内容繁多，利益演算复杂。为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人应当在合同签订时和履行期间，就此类产品的重要信息进行必要披露，比如红利来源和具体收益。但关于保险人披露信息的内容标准，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层面的相应规定。一旦发生纠纷，保险人常提出自己并无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的抗辩。本案判决指出，虽然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保险人仍应基于最大诚信原则，按照监管部门规定承担必要披露义务。本裁判所确立的规则对解决此类纠纷进行积极探索。

05.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订立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

证券及期货从业人员以个人名义接受委托人全权委托进行交易，是证券法和期货行业相关规定严格禁止的行为。因此，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以个人名义接受委托进行理财的行为，系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应属无效，其与投资者所订立的委托理财合同应归于无效。违规的期货从业人员应当返还其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收益并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委托人自身存在过错的，亦应分担相应损失。

基本案情

乙某系丙期货公司投资部经理，接受公司指派对甲某进行投资指导。2011年4月甲某在丙公司开立期货账户，账户初期金额为599万元。同年5月乙某接受甲某全权委托，双方以口头方式建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由甲某聘请的交易员根据乙某的交易指令进行期货、股票交易操作。2011年7月至2013年2月期间，甲某累计向乙某支付19万余元。2013年5月，乙某借走甲某的交易软件加密狗，此后由乙某直接在甲某账户内进行交易操作。2013年7月15日，乙某签署承诺书，承诺2013年12月31日前将甲某账户总资产达到600万元，若未能达到由乙某负责补偿。同年9月17日，乙某再次签署承诺月均收益超过1%，不足部分将补足。同年11月17日，乙某再次签署承诺表示没有补足，以自有房产抵押，但随后将上述内容涂划掉。由于甲某账户自2011年12月2日起开始出现连续亏损，截至2013年11月18日甲某平仓后，该账户亏损121万余元。甲某遂起诉至法院要求乙某返还其之前支付给乙某的盈利收益19万余元，并要求乙某赔偿损失。乙某则辩称19万余元系其应得款项，且认为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承诺的保底条款无效，损失不应由其承担，并反诉要求原告支付2013年3月至其11月的劳务费5万余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251号民事判决：认定甲某、乙某之间的口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乙某应返还甲某19万余元，并承担60%的损失，同时驳回了甲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及乙某的反诉请求。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655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合同效力问题中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或是否存在违反其它规范的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

本案中，系争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主体为期货从业人员，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期货公司不得向客户作获利保证；不得在经纪业务中与客户约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担风险。且根据《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规定，期货从业人员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时不得作出不当承诺或保证，不得以本人或他人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被告行为显然违反了上述期货从业人员不得接受客户全权委托之禁止性规定，扰乱了金融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而且，基于期货、证券市场高风险、高信用要求的行业特性，及其市场秩序的安全、稳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关键性作用，被告行为势将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后果。

因此，系争期货从业人员作为受托主体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属于违反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作为其补充内容的两份承诺函，亦应均属于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乙某作为期货行业专业从业人员，在其可从事的业务范围内较一般民事主体具有更高的认知能力，应当知晓双方违规约定的不利后果，但仍接受客户全权委托直接进行期货交易操作并收取佣金，其过错程度显然较大。而甲某作为投资者，在其签署的《客户须知》中已被明确告知不得要求期货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但其仍委托乙某进行交易，且在长达两年持续亏损后方提出异议，故其对损失亦存在一定过错。因此，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酌定甲某、乙某双方按照4：6比例承担损失。

裁判意义

期货市场不同于一般市场，是具有高风险、高信用特征的金融市场，因此证券、期货等专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相较于一般市场主体而言具有更为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后果。期货从业人员，作为从事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员，因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行业内信息和客户交易信息，且与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之情形，若允许从业人员接受全权委托，容易引发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用客户账户和资金炒作、为获取高额佣金频繁交易损害投资者利益等行为，损害金融市场公开、公平、公正之交易原则，扰乱和破坏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基于此，法律法规对期货从业资格及操作规范予以了较高要求，明确禁止期货从业人员接受客户全权委托或向客户做获利保证。

当前，证券期货行业不少从业人员为谋求高额利益而铤而走险，规避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违规接受客户的委托理财，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最终损害了金融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加之近年来期货、证券市场迅猛发展过程中，业务发展、创新速度与制度约束、风险管控之间呈现不匹配现象，因此期货、证券业的监管迫切需要向从严化、精细化方向转型，更加侧重于对风险的控制，对行为的监管和对良性、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秩序的维护。因此，本案判决从期货、证券市场的行业属性及相关规章的立法目的出发，对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认定为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明确该行为将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并对委托人和受托人各自过错的认定进行了界定。此种裁判必然有助于从司法层面规范期货从业人员的从业行为，契合证券监管转型要求，维护期货金融市场秩序，同时对此类委托理财纠纷的处理亦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意义。

06.P2P网贷平台受让出借人的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裁判要旨

P2P网贷平台可以与出借人约定受让其债权，在取得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债务人。借款本金金额应以出借人实际出借的金额为准。

基本案情

甲公司系提供网络借贷居间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某网站，出借人与借款人可通过成为该网站会员达成借贷意向。2013年9月29日，乙某通过甲公司网站与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达成借款意向，该网站提供的经乙某点击确认的电子合同打印件显示：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共计向乙某出借资金50万元，借款开始日为出借人指定账户划付之日，借款到期日为借款开始后的第12个自然月的借款开始日当日，月还款额为46,314.86元，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甲公司，由甲公司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通过签订《保证合同》承诺，对乙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各协议生效后，全体出借人通过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向乙某放款50万元，后乙某开始逾期还款，甲公司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进行催收均未果。甲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乙某已受让出借人的全部债权。鉴于乙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罚息，甲公司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某支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第6199号民事判决：乙某向甲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判决宣判后，各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全体出借人与被告乙某通过甲公司网站达成的《借款协议》，以及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约定并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出借人已依约向乙某履行了放款义务，乙某收款后未按约偿还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清偿本金、偿付利息、罚息之责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均承诺对乙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公司起诉仍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和保证范围内，故保证人理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对乙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保证范围内向乙某追偿。

原告甲公司作为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贷咨询和管理服务，促成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平台，提供的系居间服务。但同时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已明确约定，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原告，由原告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该约定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于法无悖，本案债权转让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所规定的债权转让的除外情形，且原告已于2014年7月11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通知本案被告债权转让的事实，故甲公司已成为合法债权人，在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借款本金金额应以出借人实际借出金额50万元为计算标准。

裁判意义

P2P网贷，英文为Peer-to-Peer Lending，是具有借贷意愿的借贷双方在网络平台的帮助下，实现信息交流，确立借贷关系进而完成资金转移的新型商业运营模式。P2P网贷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模式之一，近年来发展迅猛。在P2P网贷的实际运营中，网贷平台为方便实现债权，集中受让众多债权人的债权。对此种债权转让模式，法律法规并无明文禁止，故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确认其转让效力。但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审判实践中对于P2P平台诉讼主体资格审核、电子证据如何认定、本金认定等问题争议较大。本案中法院基于债权转让相关理论，结合诉讼经济原则，认定P2P平台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审慎认定P2P网站上的电子证据，在P2P平台提供完整证据链的基础上，赋予电子证据打印件同等证明力。本案对于今后P2P网贷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意义。

07.车损险合同中对火灾所作解释符合专业含义的，法院应当认可

裁判要旨

火灾一词系非保险术语，系争车损险合同中就火灾和自燃分别作了解释，将自燃排除在火灾之外，该解释与保险监管部门就机动车辆火灾责任所作规定一致，应认定该解释符合专业含义，法院可予采纳。

基本案情

原告甲公司为其车辆向被告乙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等保险，并不计免赔。被保险车辆行驶证上使用性质栏记载为“货运”，保单正面车辆使用性质栏记载为“营业特种车”。

《车损险条款》为乙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附于保单背面。其中保险责任部分第五条第2款约定：“保险期间内，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责任免除部分第八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三）„„保险责任第五条第2款中未列名的其他使用性质的车辆的自燃„„。”第三十五条保险合同术语第5款约定：“火灾：是指保险机动车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即有热、有光、有火焰的剧烈的氧化反应）所造成的灾害。”第8款约定：“自燃：是指保险机动车因本车电器、线路、供油系统、供气系统发生故障或载运的货物自身、机动车运转摩擦等原因造成的起火燃烧。”保单正面明示告知一栏中第2条记载：“请您在收到保险单后立即核对，保险单内容如与事实不符，请立即通知本公司采用‘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批单’批改，自行改动或采用其他方式更改无效。”第3条记载：“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

2014年6月25日11时19分许，被保险车辆于本市某路口500米处发生火灾，事故造成车头部分烧毁。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消防支队出具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记载：该起火灾原因为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事故发生后，上海天磊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为原告车辆定损为169,621元，原告为此支付了评估费3,600元。后原告因向被告索赔未果，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相应保险金。

另查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其于2003年6月20日作出的《关于机动车辆火灾责任等问题的复函》（以下简称“保监会复函”）中指出：“

一、中国保监会《关于明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火灾’责任的批复》（保监复[2000]159号）中已经明确指出：《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第一部分第一条第一款第２项的‘火灾’责任是指，因保险车辆本身以外的火源以及基本险第一条所列的保险事故造成的燃烧导致保险车辆的损失。

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第一部分第三条第（六）项‘自燃以及不明原因产生火灾’是指保险车辆发生自燃和保险车辆因不明原因产生火灾而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规定中对于‘自燃’和‘不明原因产生火灾’均作出了解释。‘自燃’是指：‘没有外界火源，保险车辆也没有发生碰撞、倾覆的情况下，由于保险车辆本车漏油或电器、线路、供油系统、载运的货物等自身问题引起的火灾。’中国保监会《关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自燃’解释的复函》（保监函[2001]133号）中指出，‘自燃’定义中‘等’字指‘保险车辆本车漏油或电器、线路、供油系统、载运的货物’引起火灾的几种情况，无更多内涵。”

审理中，原告甲公司确认火灾原因为车辆自燃，要求被告乙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为《车损险条款》第五条第2款约定，即“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2015）虹民五（商）初字第2578号民事判决：驳回甲公司要求乙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172,368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起诉之日至实际赔付日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发生条款含义的争议时，应首先采取“通常理解”对条款内容进行解释，即按照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及历史解释的方法解释条款内容，在穷尽上述解释方法后仍有两种以上理解的，方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火灾可以理解为（机动车因）失火造成的灾害，并不区分起火原因为机动车自身或外来火源，但《车损险条款》第35条保险合同术语第5款、第8款已就火灾、自燃的概念作出了明确区分，火灾为机动车本身以外火源引起的燃烧，自燃为机动车本身故障引起的燃烧，该定义表达清晰无歧义，两者显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车损险条款》第5条第2款将火灾与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等车辆自燃并列，也与《车损险条款》对火灾、自燃的定义逻辑相恰，联系上下文语境，不存在其他的理解；从历史解释的角度，被告保险合同中对火灾、自燃的定义与保监会复函的精神一致，系多年采用的合同范本，原告甲公司作为专业的物流运输企业，应当知晓本行业保险惯例，如认为车损险不足以覆盖损失风险，可以附加投保相应自燃险种。因此，在采取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的方法后，对火灾概念应得出《车损险条款》中火灾定义的唯

一、确定解释，故不适用疑义利益规则。

再者，火灾一词系非保险术语，系争车损险合同中就火灾和自燃分别作了解释，将自燃排除在火灾之外。上述解释与保险监管部门就机动车辆火灾责任所作规定一致，应认定该解释符合专业含义，法院可予采纳。被保险车辆为营业特种车，发生的自燃事故不符合原、被告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的责任范围，故原告甲公司请求被告乙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缺乏合同依据，法院对原告要求支付保险金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意义

保险合同使用的词语常会与日常生活使用中的含义存在差异，保险人为了避免发生纠纷，通常会在保险合同中对这些词语作出解释。比如火灾、车辆颠覆。当被保险人、受益人和保险人就这些词语的含义发生争议时，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七条的规定处理。对合同已就词语作出解释的，应当判断该词语是否属于保险术语，对于不属于保险术语的，保险合同对于该术语的解释如果符合专业意义的，法院应当认定其效力。判断保险合同的解释是否符合专业含义，可以参考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火灾一词虽然不属于保险专业术语，但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在车辆保险中长期将之界定为不包括自燃。所以系争合同将自燃排除在火灾之外的解释，符合专业含义。

08.金融机构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应以存在欺诈行为为前提

裁判要旨

目前，金融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起诉金融机构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金融纠纷案件日益增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时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金融消费者在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时，应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举证证明金融机构在向其提供金融服务时存在欺诈行为。

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3日，乙某在甲银行处申办借记卡账户，在其签订的《领用合约》中约定：“存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付利息”。使用过程中，乙某发现有四笔活期存款在计息时未计算大月31日的利息，合计少付利息0.40元。乙某认为：甲银行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计算利息，应当赔偿其利息损失；由于甲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故意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构成欺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故起诉要求甲银行支付利息损失0.40元并赔偿500元。

审理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居民储蓄活期存款的计息方式向法院函复：“现行的居民储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计、结息方式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2005]129号文”）的有关规定为准。该文规定，银行可采用积数计息法和逐笔计息法计算利息。逐笔计息法的计息期中有整年（月）又有零头天数的，整年（月）按对应的年（月）利率乘以本金和年（月）数计算利息，零头天数按日利率乘以本金和零头天数计算利息。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银行也可选择将计息期全部化为实际天数计算利息，即每年为365天（闰年366天），每月为当月公历实际天数，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实际天数×日利率。”

经查明，甲银行未与乙某具体明确采用何种计息方式，其实际采用的计息方式系 [2005]129号文规定的逐笔计息法的第一种公式，即计息期既有整年（月）又有零头天数的，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

另查明，2005年11月，甲银行发布下发［2005］129号文的通知和公告，称将根据［2005］129号文调整部分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规则。

裁判结果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

一、甲银行向乙某赔偿0.40元；

二、驳回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303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应适用[2005]129号文规定方式计息并无异议，在双方就应采用[2005]129号文规定的何种计息方式未作明确约定，并对此产生了不同理解的情况下，应当如何计算储户的利息是本案的关键问题。根据[2005]129号文的规定，逐笔计息法有整年（月）又有零头天数的，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而本案系争四笔活期存款的时间均不满月，仅存在“零头天数”，故法院认定此时只需按照通常的理解，计算零头天数的利息即可。

本案主要焦点在于，甲银行是否应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三倍赔偿责任。所谓欺诈，是指故意使相对方陷于错误认识而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之行为。认定欺诈是否成立，应以行为人有无欺诈故意及行为，相对方是否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否与欺诈行为有因果关系为基础要件。甲银行于2005年发布的公告中，已公示将依[2005]129号文调整计结息规则，鉴于上述[2005]129号文中已明确规定相应计息方式，故甲银行的上述公告已达到对计息方式予以公示的法律效果，并无隐瞒的故意。双方虽就计息方式产生争议，但争议导致的金额差异极微，就此种微小差异产生的原因仅应认为双方对计息方式存在理解差异，并不能据此认定乙某因甲银行的行为作出了不真实意思表示。甲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于计息方式的理解虽不尽合理，但并不构成欺诈恶意，乙某据此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

裁判意义

2013年，我国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了再次修订，除了将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范围扩大至保险、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外，还对经营者课以更加严格的欺诈赔偿责任。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设定严格的赔偿责任，平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实力强弱对比和信息不对称，震慑企图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法经营者。本案中，法院从欺诈的构成要件出发，重点审查了金融机构是否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尤其是在认定金融机构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区分了一般过错和欺诈故意，认定银行虽在计息方式的选择上不够合理，但并无隐瞒真实信息、侵犯储户合法权益的故意。本案审判结果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类诉讼中如何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09.清偿票据贴现担保之债务无法取得票据追索权

裁判要旨

贴现申请人提出贴现申请，贴现担保人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其本质上是担保法律关系。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取得担保追偿权。基于贴现担保法律关系而非票据法律关系清偿的债务，清偿人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对出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无论是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还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权，对出票人、承兑人的票据权利的时效是不变的，其中对本票出票人、汇票出票人、承兑人的时效是两年。

基本案情

1996年12月10日，乙公司签发一张金额为400万元的汇票，收款人为甲公司，付款人为乙公司并已承兑，到期日为1997年4月10日，交易合同号码载明为096－00157。1996年12月25日，甲公司持该汇票向丁银行申请贴现，并填写《承兑汇票贴现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一份，申请书中载明商品交易品名及合同编号为胶合板096－00157（甲公司、乙公司均承认不存在对应的胶合板交易，填写上述交易编号是基于银行贴现要求），丙公司在该申请书中盖章承诺为甲公司的贴现进行担保。丁银行贴现后到期请求付款，因乙公司账户余额不足而被退票。丁银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据权利未获清偿后，转而要求丙公司承担贴现担保责任。丙公司作为贴现担保人向丁银行履行了400万元付款义务后，遂诉讼向甲公司和乙公司进行追偿。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丙公司有权以贴现担保关系向甲公司追偿688万余元（票款加利息），但不能直接向乙公司行使票据法上的追索权。甲公司履行该判决后，又于2014年以行使票据追索权为由起诉乙公司（即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乙公司支付票据追索款600万余元及利息。乙公司则抗辩称：甲公司无票据原件，无权追索；票据追索权时效已过；甲公司取得票据无对价，当时签发票据完全是为了从银行融资。

法院还查明：丙公司、甲公司、乙公司原为关联企业，其中甲公司为丙公司全资子公司。1997签发票据时，甲公司与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某。后乙公司改制后脱离关联关系。另外，为认定对价问题，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账，发现在1996年至1997年6月期间，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有数十笔银行转账往来，经轧差后甲公司流入乙公司的资金额为16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乙公司支付甲公司已清偿的全部金额688万余元及利息。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4)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266号终审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

二、对甲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两个法律问题：

一是法律关系的确定对追索权的影响。本案中丙公司为甲公司的贴现提供担保，丁银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据权利未获清偿后，转而要求丙公司承担贴现担保责任，这不是主张票据权利，而是主张贴现担保合同的权利。为此，丙公司付款后后取得了向贴现申请人甲公司追偿的权利。无论是丙公司向丁银行履行贴现担保责任的行为，还是之后丙公司向甲公司追偿并获甲公司清偿的行为，均系基于贴现担保法律关系，而非基于票据法律关系。丙公司并非票据法律关系中任一环节的参与主体，其提供的是贴现担保而不是票据保证，因此其承担的责任系担保责任，而非票据责任。同理，丙公司向甲公司行使担保追偿权后，甲公司向丙公司清偿债务的行为并不能产生其向丁银行清偿因票据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债务的法律后果，甲公司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对出票人乙公司行使票据权利。简而言之，基于贴现担保而产生的追偿权，并非票据法律关系中的票据追索权。

二是票据追索权行使的时间要求。《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

（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

（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

（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的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追索权。再追索权的行使“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如何理解是本案的争议所在。甲公司认为，只要自己随时清偿，自此后便有追索权，不受票据签发时间限制。这种观点有误。上述法律条文应解读为：无论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还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权，对出票人、承兑人的票据权利的时效是不变的，其中对本票出票人、汇票出票人、承兑人的时效是两年。本案中甲公司2014年清偿债务，无权对1996年签发票据的出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

裁判意义

票据和票据贴现担保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行为法律后果均存在差异。在票据法律关系中，票据是文义、无因、设权证券，票据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基于法律对于票据的特殊规定，在票据记载、票据时效方面有其独特的规则，不符合这些规则，无法行使票据权利。在符合这些规则的情况下，持票人有追索权和付款请求权，被追索人有对其前手的再追索权。而贴现担保法律关系，系由贴现申请人提出贴现申请，贴现担保人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并未在票据上有任何记载，其本质上是担保法律关系，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取得担保追偿权。追索权与追偿权虽仅有一字之差，但法律要求及后果并不相同。由于票据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即便存在资金交付的行为，如果所对应的法律关系不同，不能视为《票据法》意义上的“清偿债务”，并不能据此取得票据追索权。

关于票据追索权时效，《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该条文中的“前手”是否包括出票人引发了争议，如果不包括，不符合《票据法》对“前手”所下的定义;如果包括，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究竟是“二年”还是“六个月”需要明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十八条规定，上述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追索权。该条文应正确理解为：持票人对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持票人对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而对于出票人的追索权或者再追索权，仍应为《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不能把第十八条解读为对于出票人的再追索权仅受清偿之日限制，不受其他任何时间限制。因为票据的交易，贵在流通，比起其他商业活动，更注重迅速。错误的解读违背了《票据法》对于票据权利较短时效的立法精神，会导致票据权利人怠于行使其票据权利。.夫妻之间的财产侵权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裁判要旨

商业三者险本质上是责任保险，即以对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为前提。夫妻双方各自驾驶的车辆互撞发生交通事故的，夫妻分别为侵权人和受害人。在无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夫妻双方别产的情况下，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财产向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构成债权债务混同。由于独立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并不存在，被保险人基于责任保险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法院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原告甲某为其名下的车辆A向被告乙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交强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交强险保险责任第八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四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的受害人，但不包括被保险人以及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机动车本车上人员”；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第六条约定，“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失，对被保险人依法应支付的保险金额，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给予赔偿”。商业三者险责任免除第九条约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三）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

A车与B车的所有人均为甲某。2014年8月9日15时，在本市南北高架共和新路出口处，案外人甲某之妻丙某驾驶的A车追尾撞上原告甲某驾驶的B车，致车辆受损。经公安部门认定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2014年8月26日，B车维修完毕，维修费用为48,000元。乙保险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出具机动车保险损失计算书，载明修理费总金额为48,000元。

甲某与丙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登记结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约定夫妻分别财产制。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2014）虹民五(商)初字第95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甲某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保险责任的成立必须以符合保险法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为前提，不违背责任保险的基本性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不属于交强险、三者险的保险责任范畴，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首先，原告依据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主张权利，应符合责任保险的本质。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本质上是责任保险，即以需对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为前提。侵权责任系因民事主体自身的过错侵害行为而对他人所应承担的一种义务。侵权之债关系中存在两个以上主体是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得对自己享有债权，向自己请求或履行债务亦毫无意义。当债权、债务同归一人时，侵权之债归于消灭。本案中，侵权人虽然为实际驾驶沪A车辆的案外人丙某，且存在独立财产意义上的两辆车和两份保险合同关系，但从终局责任主体而言，债权、债务同归一人，即丙某为债务人，甲某为债权人。基于双方的夫妻身份和我国夫妻财产法定共有制，在无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夫妻双方别产的情况下，从财产关系而言在法律上应视为一人，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财产向另一方履行给付，构成债权债务混同，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也因此消灭。因此，独立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并不存在，不符合责任保险适用的前提，甲某无法基于责任保险主张理赔。

其次，甲某依据所投保的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主张合同权利，理应受合同条款的约束。交强险条款第五条、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四条均开宗明义对保险合同的基本概念和其赔付对象，即“受害人”、“第三者”进行了定义，明确排除了“被保险人”本人。而本案中沪B车的损失恰恰系沪A车的被保险人甲某自己的财产损失，显然不属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赔付范围。上述条款规定系关于险种类型、保障责任范围的统领性约定，保险人有权对其提供的保险服务范畴作出划定，合同相对方自愿签订后理应予以遵照，投保人有义务对其所投保的险种和基本承保范围进行了解和注意。如果将保险服务范畴的约定视为免责条款，则会打破保险险种的既有合理划分也有违契约自由精神。此外，在商业三者险责任免除条款中对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亦予以明确排除。该免责条款系在上述赔付对象统领规定下的单列与细化，且乙保险公司已经以黑体加粗的形式予以特别提示，以示对被保险人财产不予赔付的进一步强调，结合合同类型和承保范围基本约定，投保人应予注意且能够理解，无需额外解释说明。

综上，法院认为无论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还是依照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条款之约定，甲某均不符合责任保险的理赔条件与要求。甲某可通过诉争车辆已投保的其他财产险实现损失填补目的，以适当途径救济权利。裁判意义

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均属于责任险范畴。责任险设立的初衷在于排除被保险人的责任，保护受害的第三者获得有效的赔偿，解决的是对外责任。本案侵权人与被保险人是夫妻关系，基于夫妻财产法定共有制，一共有人向另一共有人赔偿没有债权法上的意义。因此在无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夫妻双方别产的情况下，从财产关系而言夫妻在法律上应视为一人，侵权人不符合责任险中第三者身份的定位。同时，在侵权关系中，因夫妻双方债权债务混同，独立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并不存在，侵权之债归于消灭。既然作为前提基础的侵权之债不存在，被保险人也就失去了行使责任险的基础，自有财产的损失无法通过责任险进行理赔。此外，责任险关于险种类型、保障责任范围的统领性约定，属于保险公司对提供的保险服务范畴作出划定，不同于免责条款。按照契约自由精神，投保人有义务对其所投保的险种和基本范畴进行了解和注意。合同相对方自愿签订后理应予以遵照，无需保险公司履行额外的解释说明义务。当下，家庭拥有多辆车辆现象比较普遍，正确投保险种事关家庭财产能否有效分散风险。本案通过剖析责任险的本质，以“第三者所负侵权责任”为导向，明晰了该类险种项下保险赔付的机理，防范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同时强调车损险的重要性，在引导家庭通过投保正确的险种保护财产方面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