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上海黄浦法院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第一篇：2015年上海黄浦法院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2015年上海黄浦法院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前言

上海黄浦、外滩竞辉、金融领航、万象更新。黄浦、卢湾两区撤二建一以来，黄浦法院在区委领导下，在区人大以及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充分发挥金融审判职能作用，准确把握司法服务金融发展的功能和定位，为保护金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创建良好的法治环境。特别是2014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施行和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68号]发布之后，针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频发的现象，结合我院审判实践中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为更加充分地发挥金融审判职能作用，引领和规范黄浦区融资租赁行业的有序发展，进一步培育融资租赁行业这一金融新高地，有必要对融资租赁合同案件进行汇总和研究。最近，我院特地对融资租赁合同案件的审判进行了挑选、分析和梳理，合成一个案例集，供审理融资租赁案件的法官、金融监管机构的人员、融资租赁公司工作人员以及相关行业人员进行对比、研究和参考。

目录

1.承租人破产对合同解除权之影响

2.第三人代付约定之法律性质的认定

3.出租人要求加速支付全部租金的法律要件

4.融资租赁出租人对诉讼请求的选择权

5.名义留购价制度下融资租赁物残值的司法判定

6.回购型融资租赁中保证金性质甄别及回购价格的确定

7.租赁期内租赁物完成物权登记不能对抗所有权约定

1、承租人破产对合同解除权之影响

【要旨】

遇承租人进入破产程序的案件，应根据《企业破产法》之规定解决合同解除相关法律后果问题。

【案情】

2010年5月15日，甲租赁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乙公司以融资租赁形式租赁甲租赁公司所有的钻孔机五台，乙公司须每月向甲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后因乙公司多次拖欠租金，甲租赁公司遂于2012年9月14日诉至法院，主张依据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要求判令乙公司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及逾期利息。2012年9月19日，乙公司向浙江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并获受理。甲租赁公司遂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合同于2012年11月19日（破产申请受理后两个月）解除，要求乙公司返还系争租赁物，并确认甲租赁公司对乙公司享有截至合同解除之日止逾期未付租金及逾期利息的债权。

乙公司辩称，依据《企业破产法》第46条的规定，系争《融资租赁合同》应于2012年9月19日（即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解除，因此甲租赁公司主张的逾期未付租金和逾期利息都应当计算至该日止。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日期，虽然乙公司在甲租赁公司起诉之前已欠付租金，符合合同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但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第1款之规定，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双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但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

知对方当事人，视为解除合同。而乙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后，其与甲租赁公司均未通知对方解除或履行合同，因此系争《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日期应为破产申请受理日后的二个月，即2012年11月19日，相应地，法院确认甲租赁公司对乙公司享有计算至该日的逾期未付租金和逾期利息的债权。但在计算逾期利息具体数额的问题上，依据《企业破产法》第46条第2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法院确定逾期利息应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之时（2012年9月19日）止。

【提示】

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承租人逾期未付租金导致出租人依据法律规定要求承租人支付剩余全部租金时，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承租人的破产申请被法院受理，则融资租赁合同在何时解除、出租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租金及相关利息应如何计算成为此类案件的审理难点。又因为案件牵涉到破产受理法院和融资租赁纠纷案件受理法院之间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协调，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案判决认为，当出租人未选择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情形下，依据《破产法》第18条规定，承租人的破产管理人被法律赋予了对所有未履行完毕的双务合同选择是否继续履行的权利，同时规定了两个月的除斥期间。当承租人的破产管理人未通知出租人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则法律视作承租人解除合同。对于出租人是否享有解除权问题，理论争议较大，法院认为若承租人存在违约事由，出租人依然可以依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相应的，融资租赁的租金应计算至推定的合同解除之日，但租金的利息计算，依据《破产法》第46条规定，利息应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停止计算。

2、第三人代付约定之法律性质的认定

【要旨】

区分第三人代为履行与债务承担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明确的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

【案情】

2012年9月13日，甲租赁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融资回租合同》，约定：甲租赁公司根据乙公司的要求，购买乙公司所有的一系列设备并回租给乙公司，转让价款为231万余元，乙公司则须按期向原告支付首付款和36期租金共计267万余元。丙公司向甲租赁公司出具《款项代付说明》，表示其代乙公司向原告支付系争《融资回租合同》项下的应付款项。嗣后，甲租赁公司按约向乙公司支付了租赁设备的货款，并由其签收了《租赁物件接收证书》。后因乙公司欠付租金，甲租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解除《融资回租合同》，乙公司返还租赁设备、支付到期未付租金及逾期利息，并要求丙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丙公司辩称，对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不予认可，因其向原告出具的《款项代付说明》仅表示委托付款关系，并不代表其愿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请。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丙公司向甲租赁公司出具的《款项代付说明》的法律性质应当如何认定。甲租赁公司依据丙公司向其出具的《款项代付说明》，要求丙公司对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丙公司认为该《款项代付说明》的文字表述“代乙公司向原告支付系争《融资回租合同》项下的应付款项”，仅表明存在委托付款关系，不能证明其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从丙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款项代付说明》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丙公司作为系争《融资回租合同》的第三人，有代为履行的意思表示，但并无加入系争债务关系、与乙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且没有证据证明该意思表示已经转化为债务转移。故债务承担的主体仍是乙公司，而丙公司仅仅是履行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无需向甲租赁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判决丙公司无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了原告的该项诉请。

【提示】

在金融类案件中经常出现合同关系外第三人向债权人出具愿意就债务人的款项代为支付的承诺书，但对于第三人此类表述的法律性质如何认定，在理论和实务界均有不

同看法。本案在处理该问题上树立了一个较好的审判思路。首先在法院主动释明基础上，要求甲租赁公司明确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转让、并存的债务承担、抑或是保证。其次，待请求权基础明确之后再对该主张是否成立进行判定，法院应从当事人书面文件的文义分析出发，结合合同履行具体情况准确界定第三人的意思表示，结合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特征，对每个案件中第三人的表述作出准确厘清和界定：债务转让中第三人作为新债务人在法律地位上具有替代性，若原债务人依然处在合同关系中履行合同义务，则不宜认定为债务转让；保证的意思应当明确而不应推定；并存的债务承担与保证高度类似，也应当有当事人明确意思表示。本案中，甲租赁公司主张第三人丙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保证，而丙公司出具的《款项代付说明》中并无保证的明确意思表示，故无需向甲租赁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出租人要求加速支付全部租金的法律要件

【要旨】

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出租人如未按约支付每月租金，则构成违约，承租人得要求其加速支付所有到期和未到期全部租金。

【案情】

2006年1月12日，甲租赁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乙公司租赁甲租赁公司DC1255＋X15机器设备一台，首付款为8万元，租期分为12个月，每月支付租金6000余元，乙公司如有任何延迟支付的租金，就任何到期未付租金及延迟付款利息，乙公司须每月支付该到期应付金额的百分之二作为延迟利息；如果乙公司未按期向甲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甲租赁公司可以向乙公司收取合同项下的所有到期和未到期租金及其他应收款项。同年6月28日，供应商交付了设备，乙公司验收后向甲租赁公司出具设备接收确认书，但乙公司除支付8万元首付款和三个月租金2万元之外，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向甲租赁公司支付其他到期租金，故甲租赁公司请求判令乙公司支付到期及未到期租金5万余元，支付暂计至2007年10月31日延迟付款利息

8000余元，以及自2007年1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延迟付款利息（以未支付的到期租金为基数，按每月百分之二计付）。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甲租赁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双方应恪守约定，乙公司承租设备后，未按约支付租金，违反了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义务，甲租赁公司主张按照合同约定要求乙公司支付合同到期及未到期租金和延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判决乙公司支付甲租赁公司租金5万余元、支付至2007年10月31日延迟付款利息8000余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07年1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以未支付的到期租金为基数，按照每月的百分之二计算）。

【提示】

融资租赁集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的功能于一身，承租人以分期归还租金的形式换取大额资金的期限利益，因此租金成为出租人的利益关注点，当承租人出现未按期支付租金的违约形态时，作为以租金作为收益和合同目的的出租方来说，未按期收到承租方支付的租金即意味着合同目的的落空，要求提前支付全部剩余租金通常成为出租人最乐意采用的救济方式。与一般合同违约救济一样，出租人要采取提前收取未到期租金这一救济方式应具备一定的条件：承租人构成实质违约，并且该违约对出租人造成重大损害；承租人未支付到期租金的行为呈一种连续状态，或者是承租人声明将不会支付今后所有的租金；法律有相关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对此有约定。

本案中，首先，乙公司除支付合同约定的首付款以及前三个月的租金外，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每月的利息，构成违约事实；其次，乙公司的违约处于持续的状态；再次，《融资租赁合同》对于提前收取全部到期和未到期的全部租金有明确约定，且《合同法》第248条也有明确规定，故提前支付租金有法律和合同基础。综上法院判决甲租赁公司有权要求乙公司加速支付到期和未到期的所有租金。

4、融资租赁出租人对诉讼请求的选择权

【要旨】

融资租赁承租人出现未按约支付租金等违约情形时，出租人对要求承租人支付到期租金并取回租赁物，或要求支付全部剩余租金具有选择权。

【案情】

2005年10月18日，原告甲融资租赁公司与被告乙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协议》，约定甲融资租赁公司根据乙公司的指示购买相应设备，租赁给乙公司使用。在租赁期限结束后，除非承租人在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后，租期届满时以100元的价格留购设备，否则所有设备所有权仍属于甲融资租赁公司。如发生承租人违约，出租人可以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补救措施：终止协议；宣布任何租赁协议项下所有到期款额立即应付并偿付约定迟延利息；在承租人违约日宣布自违约日之日起至适用期限届满之日的任何租赁项下全部未到期租金为到期应付；无须通知承租人即可进入设备所在地取回设备。合同履行过程中，乙公司发生拖欠租金的违约情形，甲融资租赁公司据此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与乙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协议》，并要求乙公司支付截至2007年2月8日止的到期租金206万余元，未到期租金188万余元（包括100元的留购款）及计算至2006年9月20日止违约金6万余元。

被告乙公司辩称，甲公司要求解除合同，乙公司作为承租人应将租赁物返还给甲公司，并对2006年9月20日后的剩余未到期租金不再支付。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主张解除租赁合同后是否可向被告乙公司要求支付剩余未到期的租金。本案中，承租人在接受原告租赁设备后，未依约支付租金，构成违约。根椐合同法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

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就本案融资租赁性质而言，出租人目的并非获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在承租人违约不履行租赁合同的情况下，出租人依合同赋于承租人优先购买租赁物的权利，按合同租赁期届满要求承租人以支付留购款较小代价方式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主张于法不悖。据此，法院判决乙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甲融资租赁公司到期租金206万余元和违约金6万余元、未到期租金188万余元；并支付租赁设备留购款100元，同时取得上述租赁设备的所有权。

【提示】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承租人未按约支付租金时，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或者要求承租人支付到期租金并收回租赁物两种处理方式。要求出租人对于收回全部租金和收回租赁物作出选择，虽有效避免了双重获利情形，却使出租人在追索利益时因选择的或然性，而导致最终获偿效果不同。因此，2014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人民法院判决后承租人未予履行，出租人再行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言下之意在于，出租人在诉讼时可以根据个案情形不同，首先选择一种诉讼策略，若不能获偿，待前案法律程序彻底终结后，可再行选择另一种诉讼策略。这种制度安排，其一避免了出租人在一案中双重获利的可能性，其二避免了出租人因为选择或然性致使债权落空风险加大的问题。

由此又产生了关于要求支付全部租金或取回租赁物的选择权归属何方的问题。一般来说，除去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形式，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的本质上是一种融资服务，其目的也是为了获得资金所带来的收益，而非获取租赁设备所有权。在承租人发生违约情形时，赋予出租人设备收回权，仅是为保障出租人的租金债权安全性。因此，承租人违约后，支付全部租金或取回租赁物两种处理方式的选择权应该归属出租人更合理。

5、名义留购价制度下融资租赁物残值的司法判定

【要旨】

融资租赁业务中，对租赁期届满后，若承租人不存在承租人违约或违约行为已得以救济的，承租方可以象征性的名义留购价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的约定，并不等同于合同法第249条中“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的约定情形。

【案情】

2009年8月26日，原告甲融资租赁公司与被告乙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乙公司以融资租赁形式租赁甲融资租赁公司所有的某型号太阳能电池生产线二条，租赁期限3年，乙公司须每季度向甲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其中，合同附件《租赁交易明细表》载明：“承租人未发生违约行为或违约行为已经得以救济的，承租人可以100元的名义货价留购租赁物件。”后由于乙公司拖欠最后一期租金未支付，甲融资租赁公司遂诉至法院，主张依据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要求判令乙公司返还系争租赁物并支付逾期未付租金等。

乙公司辩称，乙公司已支付大部分租金，仅余最后一期未支付，且融资租赁合同虽名义上约定了承租期满后租赁物的100元留购价，但该约定实质的意思是租赁期满后租赁物所有权归乙公司所有，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49条规定，若乙公司主张返还租赁物，则法院判决乙公司应支付的金额应扣除租赁物目前的价值。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融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租赁期满时，乙公司可以以支付留购款的方式取得货物所有权，并不等同于合同法第249条中规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的情形，并不适用于本案。同时，承租人乙公司未按期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且该违约行为至今未得到救济，同时其亦未向甲融资租赁公司支付过100元留购款，因此本案系争租赁物的所有权仍属于甲融资租赁公司。法院遂支持了甲融资租赁公司主张返还设备及支付剩余租金的诉请。

【提示】

传统的融资租赁业务操作中，对于租赁期满后租赁物的归属一般直接约定归出租方或承租方所有，在租金配置上即已将期满后租赁物的残值计入。近年有部分融资租赁公司对租赁期满后租赁物归属约定中引入了“名义留购价”的概念——约定在租赁期满时，若承租方不存在违约或违约行为已得以救济的，承租方可以以象征性的名义留购价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通常仅为100元或更少）。

由于名义留购价具有鲜明的象征性特点，价值计算上相当于约定期满后租赁物归承租方所有，租金因此相对较高。同时，名义留购价制度的设计从程序上对融资租赁物在期满时的归属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赋予承租方选择权利的同时也冲击了合同法第249条规定在此种情形下的适用——依据第249条，只要“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则出租人在期满前收回租赁物时应考虑租赁物残值与所欠租金的差异。但本案中名义留购价适用的条件与合同法第249条适用的条件是完全不同：“到期后租赁物直接归承租人所有的约定”属于附期限条款；名义留购价制度中留购的启动需要具备“没有违约且承租人支付对价选择留购”两个前提，该约定属于附条件条款。因此在本案承租人出现违约、出租人要求收回租赁物的情形下，哪怕只有最后一期租金未付，也无须考虑冲抵租赁物的残值。

6、回购型融资租赁中保证金性质甄别及回购价格的确定

【要旨】

回购型融资租赁业务中回购价格的计算，应考量承租人缴纳的租赁保证金、回购人缴纳的回购保证金及融资租赁合作保证金等三种保证金的抵扣方式问题。

【案情】

2008年4月11日，甲融资租赁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租赁合作协议》，约定甲融资租赁公司为乙公司推荐的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乙公司为其提供融资租赁业务所需的机械设备。后甲融资租赁公司与乙公司推荐的客户闫某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

甲融资租赁公司根据闫某的选择和决定向乙公司购买旋挖钻机一台以融资租赁形式出租给闫某使用，闫某并支付50万元租赁保证金。2008年4月11日，甲融资租赁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三方签订了《回购担保合同》，约定了乙公司、丙公司承诺向甲融资租赁公司为闫某的债务承担设备回购担保义务。回购价格为租赁合同全部未付租金总额减去甲融资租赁公司已经收取的保证金数额。乙公司向甲融资租赁公司支付50万元作为回购保证金，并向甲融资租赁公司支付273万元合作保证金，为其与甲融资租赁公司所有合作项目的逾期租金作相应垫付，垫付租金不影响双方对逾期租金的催收。合同履行过程中，闫某拖欠租金，甲融资租赁公司因此诉至法院，要求承租人闫某支付租金451万余元及罚息50万余元；乙公司、丙公司支付回购价款351万余元（即闫某所欠租金451万余元－租赁保证金50万元－回购保证金50万元）。

被告丙公司辩称，即便承担回购责任，也应扣除乙公司273万合作保证金中为承租人闫某垫付的9万余元。被告乙公司辩称，乙公司支付50万元回购保证金，只是暂时垫付承租人拖欠租金，不应在回购价款中扣除；273万元合作保证金的性质也是代承租人暂时垫付租金，而非支付，不同意丙公司提出将273万元用于冲抵租金或者回购款的意见。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丙公司认为回购款项中应扣除乙公司以合作保证金273万元为承租人闫某垫付的9万余元的意见，因《租赁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合作保证金是乙公司为所有融资租赁合作项目的逾期租金支付的垫付款，且该《租赁合作协议》系乙公司与甲融资租赁公司在三方《回购担保合同》之后签订，合作保证金不在回购价中结算亦不加重丙公司原有的回购责任。故对《租赁合作保证金协议》所涉垫付款项不予处理，可由当事人另行结算。对于乙公司认为其向甲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的回购保证金亦不应在回购价款中扣除的意见，因《回购担保合同》约定回购金额为“租赁合同全部未付租金总额减去甲融资租赁公司已经收取的保证金数额”，保证金应包括租赁保证金及回购保证金，故原告扣除租赁保证金和回购保证金后，向乙公司及丙公司主张回购价款并无不当，应予支持。

【提示】

租赁保证金系承租人为确保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而支付的保证金。出租人与回购人签订的回购合同中约定，“回购价格等于承租人未支付的剩余租金总额减去承租人缴纳的保证金”。虽然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违约时，租赁保证金应先抵扣罚息，再抵扣租金，但对回购人而言，其并非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对回购价格的计算，依照回购合同的约定将租赁保证金全部用于抵扣回购价款更为合理。本案中，原告主动要求按照回购合同约定抵扣保证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回购保证金系回购人为确保某项具体的回购义务履行而支付的保证金，回购条件成就时，原告依约扣除回购人缴纳的回购保证金并无不当。至于该保证金的扣付是否可同时惠及丙公司的问题，原告以上述回购价格向丙公司主张回购价款，仅是原告自身对权利的让步，未损及乙公司的权利，应予支持。

合作保证金系回购人为确保其与出租人一系列融资租赁业务的按约履行而支付的保证金，合作保证金只是为了保证合作继续进行，而用于垫付租金，并非用于代为履行支付租金义务。且乙公司缴付保证金的目的是担保自身履约能力，与丙公司无涉，若丙公司的回购价格也直接扣除乙公司的合作保证金，无异于乙公司代丙公司支付了部分回购价款，与情与法均不恰当。因此，法院认定合作保证金不应在回购价款中进行抵扣，亦是合理的。

7、回赁期内租赁物完成物权登记不能对抗所有权约定

【要旨】

出租人在租赁物出租期间享有所有权，即使出租人和承租人约定将租赁车辆登记于承租人名下，并完成相关登记，亦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

【案情】

2002年8月6日，甲租赁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甲租赁公司向乙公司指定的供应商支付货款购买乙公司选定的两辆轿车租赁给乙公司使用，并约定在租赁期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甲租赁公司，乙公司对租赁物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乙公司不得于租赁期内对租赁物进行销售、抵债、转让、转租、分租、抵押、投资或采取其他任何侵犯租赁物所有权的行为。甲租赁公司按约委托乙公司与供应商签订《车辆订购合同》，购买奥迪A6和别克GS轿车各一辆，为便于车辆的日常使用、维修、保养及验车等事项，同时考虑到租赁车辆在租赁期满后，乙公司将认购租赁车辆的所有权，故双方约定将租赁车辆的名义车主登记为乙公司。后因乙公司经营发生重大问题，导致上述租赁车辆被冻结办理过户手续。甲租赁公司为保障其所有权，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奥迪A6和别克GS轿车所有权在租赁期内归其所有。

乙公司辩称，甲租赁公司诉称属实，认可其诉请，认为公安机关对车辆的登记并非民法意义上的物权登记，不影响甲租赁公司作为车辆所有权人的事实。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甲租赁公司根据乙公司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乙公司使用，并由乙公司支付租金。甲租赁公司与乙公司之间建立了融资租资关系。依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作为出租人的甲租赁公司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当事人对租赁物所有权的约定符合融资租赁相关法律的规定。在融资租赁交易中，租赁物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四项权能存在着分离。本案租赁物两辆租赁轿车虽然登记在乙公司名下，但出租人作为《车辆订购合同》的买受人，在支付合同规定的价款后，即取得了两辆租赁车辆的所有权。甲租赁公司对租赁物享有的物权可以对抗包括承租人在内的所有人。在《融资租赁合同》存续期间，在乙公司认购租赁物之前，两辆租赁车辆的所有权始终属于出租人。据此，法院判决确认登记在乙公司名下的别克GS轿车和奥迪A6轿车所有权在融资租赁期内属甲租赁公司所有。

【提示】

当租赁物为根据法律规定需登记物权的情况下，《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物为出租人所有，但登记于承租人名下，该登记行为不能对抗双方约定的物权归属效力。因车辆登记本身并不具有设权效力，仅发生对抗第三人的公示公信效力，即车辆登记其本质是私法自治意义上的公示方法，而并非确定物权归属的依据。本案中车辆的权属争议发生于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并不涉及到第三人，双方对于租赁期内车辆的归属以及对于车辆登记的归属都是达成合意的，车辆属于出租人甲租赁公司合法所有。

上海高院：融资租赁纠纷案件中的若干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上海高院民五庭

一、涉动产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如承租人先与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并已经支付全部或部分价款，此后出卖人、出租人、承租人另行签订三方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该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

观点一：应认定为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款，并按借款法律关系处理。

观点

二、应区分承租人支付全部或部分价款后，租赁物是否实际交付作相应处理。【倾向观点】

同意观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针对上述情形，实践中应作如下区分处理：

1、若承租人支付全部或部分价款后，租赁物已经实际交付，合同亦未约定价款付清之前所有权保留归出卖人，则交付后所有权，承租人已经实际取得所有权，此进，三方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应认定为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款，并按照借款法律关系处理。

2、若租赁物尚未实际交付，或租赁物虽已交付但原双方买卖合同约定付清款项前所有权保留归出卖人，此后三方另行签订买卖合同，出租人将货款支付给出卖人，出卖人将已经收取的承租人货款退还承租人，或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将已经支付的货款扣抵首付租金、保证金，出卖人再根据出租人的指示将物交付给承租人，应视为成立新的三方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替代、变更原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应认定为有效。

二、融资租赁纠纷中，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并返还租赁物的，往往同时提出诉请要求支付已到期的租金，实践中对于已到期的租金的主张不尽相同，有要求计算到起扩日的，有审理中变更要求计算到开庭日的，也有要求计算到判决生效之日的，此时该如何处理？

观点一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论终结前原告可变更诉讼请求，因此可以变更计算至开庭日。

观点二认为，融资租赁合同即便解除，但承租人仍实际占有租赁物，因此仍就计算租金至承租人实际返还租赁物之日。

观点三认为，已经到期租金的计算取决于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合同解除后，租金即不应再行计算。【倾向观点】

同意观点三。已经到期租金的计算取决于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合同解除后，租金即不应再行计算。在生效判决确定的租赁合同解除之日或双方同意解除日之前的已经到期租金，出租人均有权主张。合同解除后，承租人继续占有租赁物，占赔偿相应的损失。

三、在承租人仅余一期或少部分租金未支付的情况下，对出租人诉请要求返还租赁物的请求应否支持？

观点一认为，不应支持，出租人在合同解除后通过回收租赁物等取得的权益，不应超过合同正常履行下所约定的期待利益，即合同约定的租金总额。

观点二认为，因融资租赁合同的标的物以机器设备为主，折旧率较高，应综合租赁物的残值予以确定，若残值高于剩余租金和出租人损失或违约金部分的，超过应予以返还承租人，若低于，则出租人可取得所有权。

观点三认为，评估人为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故在合同没有另行约定的情况下，租赁物仍应归出租人所有。【倾向观点】

同意观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租赁物期间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收回的租赁物的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还。出租人在合同解除后通过回收租赁物等取得的利益，不应超过合同正常履行下所约定的期待利益，即合同约定的租金总额。也就是说，出租人因收回租赁物所得到的，无论按所评估的公允价值，还是按公开拍卖的实际所得，都不直接归出租人所有。这一所得必须与出租人这时的租金债权，即承租人尚未付清的租金及费用作比较。只有出租人收回租赁物的所得小于或等于出租人的租金债权的部分时，才归出租人所有，超出租金债权的部分，是出租人多得的利益，应返还给承租人，或者充任承租人支付的损害赔偿金，不足部分仍应由承租人清偿。

四、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首付租金金额通常较高，有的高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但仅对应一个租期，是否金额过高？此时首付租金应否在融资总额中直接扣除？ 观点一认为，不应扣，因为没有能与该金额相对应的合理租期，且扣除后就不能达到承租人要融资的金额，不合理。

观点二认为，虽然首付租金金额较高且仅对应一个租期，但该约定未违反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但在首付租金金额过高的情况下，法院有权进行调整。【倾向观点】

同意观点二。融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首付租金金额和付款时间，虽首付租金金额较高且仅对应一个租期，但该约定未违反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且扣除后承租人从未提出异议，并支付其余租金，应视为同意。融资租赁合同非单纯的租赁关系，应充分考虑其融资和融物结合的双重特殊属性，不能割裂。当然，对于首付租金占融资总额的比例是否过高，应结合首付租金、租期、总融资金额等进行综合判断，如确属过高的情形，法院有权进行调整，以防当事人借融资为名行借贷之实。

五、融资租赁企业在起诉时对于保证金有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保证金冲抵租金，有的主张没收保证金，有的则不涉及保证金。对于保证金能否直接抵扣租金，可否没收以及在承租人未到庭抗辩、出租人诉请未涉及保证金的情况下，法院是否依职权主张审查抵扣？

观点一认为，应主动审查并冲抵租金，无论抗辩与否或诉请是否涉及。

观点二认为，对于保证金的性质和功能应当结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来判断。【倾向观点】

同意观点

二、对于保证金的性质和功能应当结合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进行判断。若合同约定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有权没收保证金，融资租赁企业主张没收保证金的，即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若融资租赁企业诉请保证金冲抵租金，可依照合同约定或者债的抵销规则予以处理。若融资租赁企业并未就保证金提出诉诉求，承租人抗辩保证金应冲抵欠付租金，属债的抵销，法院应审查后予以冲抵。

在融资租赁企业未主张保证金冲抵租金，承租人未到庭抗辩保证金冲抵租金的情况下，如果合同中对保证金有约定，法官应行使释明权，并按约定进行处理；如果合同对此未作约定，虽然保证金非诉请范围，法官亦可根据案情行使释明权，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相应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13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7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及效力

第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

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第二条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第三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承租人对于租赁物的经营使用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出租人未取得行政许可为由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

第四条融资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当事人就合同无效情形下租赁物归属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且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租赁物应当返还出租人。但因承租人原因导致合同无效，出租人不要求返还租赁物，或者租赁物正在使用，返还出租人后会显著降低租赁物价值和效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租赁物所有权归承租人，并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租金支付情况，由承租人就租赁物进行折价补偿。

二、合同的履行和租赁物的公示

第五条出卖人违反合同约定的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承租人因下列情形之一拒绝受领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租赁物严重不符合约定的；

（二）出卖人未在约定的交付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交付租赁物，经承租人或者出租人催告，在催告期满后仍未交付的。

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未及时通知出租人,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租赁物，造成出租人损失，出租人向承租人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承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权，不影响其履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支付租金的义务，但承租人以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为由，主张减轻或者免除相应租金支付义务的除外。

第七条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承租人承担，出租人要求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出租人转让其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利，受让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或者变更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九条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或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租人主张第三人物权权利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出租人已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标识，第三人在与承租人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物为租赁物的；

（二）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的；

（三）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行业或者地区主管部门的规定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

（四）出租人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物为租赁物的其他情形。第十条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的，因租赁物毁损、灭失或者附合、混同于他物导致承租人不能返还，出租人要求其给予合理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合同的解除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人或者承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出租人与出卖人订立的买卖合同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且双方未能重新订立买卖合同的；

（二）租赁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意外毁损、灭失，且不能修复或者确定替代物的；

（三）因出卖人的原因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转让、转租、抵押、质押、投资入股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物的；

（二）承租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数额支付租金，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三）合同对于欠付租金解除合同的情形没有明确约定，但承租人欠付租金达到两期以上，或者数额达到全部租金百分之十五以上，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四）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因出租人的原因致使承租人无法占有、使用租赁物，承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仅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未对租赁物的归属及损失赔偿提出主张的，人民法院可以向当事人进行释明。

第十五条融资租赁合同因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后意外毁损、灭失等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而解除，出租人要求承租人按照租赁物折旧情况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融资租赁合同因买卖合同被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解除，出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或者以融资租赁合同虽未约定或约定不明，但出卖人及租赁物系由承租人选择为由，主张承租人赔偿相应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出租人的损失已经在买卖合同被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获得赔偿的，应当免除承租人相应的赔偿责任。

四、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承租人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要求出租人赔偿相应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无正当理由收回租赁物；

（二）无正当理由妨碍、干扰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三）因出租人的原因导致第三人对租赁物主张权利；

（四）不当影响承租人对租赁物占有、使用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承租人对出卖人索赔逾期或者索赔失败，承租人要求出租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明知租赁物有质量瑕疵而不告知承租人的；

（二）承租人行使索赔权时，未及时提供必要协助的；

（三）怠于行使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只能由出租人行使对出卖人的索赔权的；

（四）怠于行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只能由出租人行使对出卖人的索赔权的。

第十九条租赁物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且出租人实施了下列行为之一，承租人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要求出租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出租人在承租人选择出卖人、租赁物时，对租赁物的选定起决定作用的；

（二）出租人干预或者要求承租人按照出租人意愿选择出卖人或者租赁物的；

（三）出租人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定的出卖人或者租赁物的。

承租人主张其系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条承租人逾期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或者迟延履行其他付款义务，出租人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要求承租人支付逾期利息、相应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出租人既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又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作出选择。

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人民法院判决后承租人未予履行，出租人再行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十二条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的，损失赔偿范围还应包括融资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

第二十三条诉讼期间承租人与出租人对租赁物的价值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确定租赁物价值；融资租赁合同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参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折旧以及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确定租赁物价值。

承租人或者出租人认为依前款确定的价值严重偏离租赁物实际价值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评估或者拍卖确定。

五、其他规定

第二十四条出卖人与买受人因买卖合同发生纠纷，或者出租人与承租人因融资租赁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仅对其中一个合同关系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另一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承租人与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不一致，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未对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承租人基于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直接向出卖人主张受领租赁物、索赔等买卖合同权利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出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因融资租赁合同租金欠付争议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自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六条本解释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6〕19号）同时废止。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1]。

最高院就颁布此解释答记者问 编辑

问：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制定该司法解释的相关背景？

答：融资租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引入我国，与交易实践相比，有关融资租赁的立法则相对滞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了《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立法尚付阙如的情况下，有效解决了实务之需。1999年《合同法》制定时，对该规定的相关内容予以吸收，并在第十四章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成为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近年来，融资租赁业在我国呈持续高速发展态势。不仅新设的融资租赁公司数量持续快速增长，融资租赁业务总量和纠纷数量也呈高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08年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融资租赁合同案件为860件，2012年为4591件，2013年则已达8530件。各地法院普遍反映，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构成、租赁物的范围、融资租赁合同与买卖合同的关系、合同解除的后果、租赁物的公示等方面争议较多。因《合同法》的规定相对较为原则，现行法律规定已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之需。2009年底，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在广泛征集各地法院及融资租赁行业对融资租赁合同争议法律问题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起草了司法解释稿，并先后召开了法院系统、融资租赁行业、专家学者的论证会，对司法解释稿进行反复论证、修改。201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官网公布了司法解释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专门征求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等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意见。在综合社会各界通过网络反馈的1000余条意见及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意见后，我们对司法解释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础上，经2013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7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该解释。本解释稿共五部分26条，主要针对融资租赁经营实践和审判实务中反映突出、争议较多的法律问题作出了规定，重点解决了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及效力、合同的履行及租赁物的公示、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以及诉讼当事人、诉讼时效等问题。

问：司法解释的制定坚持了哪些指导思想？

答：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当中，我们主要遵循了以下指导思想：

一是促进交易，规范发展。通过减少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严格限定融资租赁

合同的解除条件等方式，维护融资租赁合同按约正常履行。充分考虑融资租赁合同所具有的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点，审慎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引导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规范和促进我国融资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是尊重市场，鼓励约定。合同法规范在本质上属于任意性、补充性的规范，本司法解释也更多的体现出了约定优先的指导思想。商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融资租赁合同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合同条款的约定本身就包含了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对履约成本、履约收益和履约风险的判断。因此，在司法解释中，我们坚持约定优先原则，鼓励双方当事人以市场化的方式对合同的履行和解除、租赁物的风险负担、租赁物清算等问题作出约定，以减少诉讼风险和损失的不确定性。

三是细化规则，易于操作。现行的《合同法》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了融资租赁合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从司法审判的角度看，一些条文的规定较为抽象，各地法院在条文的理解和适用上存在差异。比如，出租人的协助索赔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出租人对租赁物的瑕疵担保免责的例外情形，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的司法救济方式等。针对这些问题，司法解释均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以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增进裁判结果的可预测性。

四是尊重现实，适度前瞻。融资租赁被引入我国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但其在近五年才取得了较快速度的发展。融资租赁交易形式和交易实践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相关监管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需要一个积累和稳定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司法解释对行业经营实践中已经相对成熟的做法、行业惯例给予了必要的认可；另一方面司法解释也保持了适度的开放性和前瞻性，为融资租赁交易的实践需求与未来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衔接。

五是立足国情，参照惯例。在司法解释的起草过程中，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对我国融资租赁交易实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依法衡平各方利益，力求司法解释的各项规定契合我国的融资租赁交易实践和发展阶段，并对相关域外立法例和国际公约的共性规定给予了必要的参照。

问：在融资租赁行业高度发展的过程中，租赁物的范围、租赁的形式不断拓展，由此也产生了对一些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和效力的争议。比如，有的合同被认定为借款合同，有的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业务被认为是影子银行业务，还有不少融资租赁交易采取了售后回租的形式，存在是属于抵押借款合同还是融资租赁合同的争议。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持何态度？

答：融资租赁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金融交易形式。在支持工业企业设备更新、促进农业经济的规模化、推动航运业发展以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客观地说，在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融资租赁公司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也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比如，有的合同虽然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上并无实际的租赁物，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约定上看，仅有资金的借贷，而无租赁物的占用、使用。有的虽有租赁物，但租赁物的价值与租金构成并无直接关联或差异过大，合同中约定的租金体现的不是租赁物的购买价值及出租人的成本利润，而是承租人占用资金的利息成本。就这些合同的性质问题，各界存有不同认识。司法解释第一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

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情形，人民法院按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严格坚持融资租赁交易所具有的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征，不认可仅有资金空转的“融资租赁合同”，以促进金融与实业的结合，规范和引导融资租赁业务及行业的健康发展。

对融资租赁行业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售后回租交易问题，确实存在合同性质是属于抵押贷款合同还是融资租赁合同的争议。考虑到售后回租交易有利于市场主体盘活资产、引导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相关监管部门的规章对此类交易形式也已明确认可，且承租人与出卖人相重合并不违反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有关融资租赁合同构成要件的规定，司法解释对售后回租合同的融资租赁合同性质予以了认可。但如果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了售后回租合同，但实际并无租赁物，或者租赁物低值高估，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借款、贷款之实，人民法院仍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借款合同关系处理。

问：实务中，基于部分租赁物的特殊性，有关政府部门就特定租赁物的经营许可作出了资质限制。对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即租赁公司是否需要取得特定租赁物的经营许可以及未取得此类许可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均存在不同认识。请问司法解释对此是如何规定的？

答：对于特定的租赁物，比如医疗器械设备，因涉及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有关行政部门就其经营许可作出限制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融资租赁交易有其特殊性，即出租人在融资租赁交易中主要承担资金融通的功能，其购买租赁物的目的系提供给承租人使用，而非将租赁物作为其自身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具。因此，从融资租赁交易的本质来看，要求出租人具备特定租赁物的经营许可并无必要。从承租人的角度来看，减少对出租人具备此类经营许可的限制，也有利于承租人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司法解释中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承租人对租赁物的经营使用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出租人未取得行政许可为由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

问：融资租赁交易通常涉及买卖和融资租赁两个合同及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三方主体，但《合同法》融资租赁合同章对有关融资租赁合同与买卖合同的衔接问题规定不明确。司法解释对此是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答：典型的融资租赁交易包括三方当事人和两个合同，即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和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但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仅指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而未囊括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由此产生融资租赁交易中因买卖合同中产生的诉争及损失是否可以通过融资租赁合同予以救济，以及如何救济的问题。而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的关系、解除的关系，因涉及两个合同，也无法在合同法的融资租赁合同章中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司法解释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作出了规定。比如，根据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一款有关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的规定，出卖人违反合同约定的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义务，承租人因租赁物严重不符合约定或出卖人未在约定的交付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交付租赁物，经承租人或者出租人催告，在催告期满后仍未交付的，承租人享有拒绝受领租赁物的权利。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买卖合同系为融资租赁合同而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是买卖合同订立的前提，因此，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履行与解除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合同。现行

合同法融资租赁合同章系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所作出的规定，融资租赁交易中的涉及买卖合同的诉争应当依据合同法买卖合同章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解决，但涉及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之间的牵连关系的问题，现行法律规定不明。司法解释对此从三个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一是规定因买卖合同导致融资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可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如根据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出租人与出卖人订立的买卖合同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且未能重新订立买卖合同的，或因出卖人的原因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出租人与承租人均可解除融资租赁合同。二是就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根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因买卖合同被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解除，出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或者以融资租赁合同虽未约定或约定不明，但出卖人及租赁物系由承租人选择为由，主张承租人赔偿相应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出租人的损失已经在买卖合同被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获得赔偿的，应当免除承租人相应的赔偿责任。三是就承租人向出卖人索赔的问题予以了进一步明确。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承租人基于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直接向出卖人主张受领租赁物、索赔等买卖合同权利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出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此项规定以同时将两个合同及两个合同的连接点出租人均纳入到审判程序为前提，从诉讼程序上对承租人的索赔权予以了间接的认可，这不仅符合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享有索赔权的基本法理及立法惯例，也有效解决了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衔接问题，有利于在一个诉讼程序中全面解决两个合同和三方当事人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既减少了诉累，也更符合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承担融资功能的本质。

问：融资租赁行业普遍反映，由于租赁物为承租人所占用使用，故经常出现承租人对外转让、抵押租赁物的情形。现行法律未就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赁物登记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给出租人的物权保障带来较大风险。请问，司法解释就此问题是否作出了规定？

答：您所说的问题客观确实存在。我们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租赁物的登记机关及登记效力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而不应由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在租赁期间，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但租赁物实际为承租人所占用使用，因此，承租人对外转让、抵押租赁物以再融资的风险始终客观存在。对有明确登记机关的飞机、轮船、企业厂房等租赁物，因租赁物的所有权以登记为公示方式，故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并不影响租赁物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但对大量没有所有权登记机关的机械设备及其他无所有权登记机关的动产而言，占有为所有权的主要公示方式，在承租人对外转让租赁物时，受让人可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但对出租人而言，其租金债权的物权保障消失殆尽。在立法未就租赁物的登记机关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实践中，出租人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保护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如，有的出租人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标识，显示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属及租赁属性，有的出租人在租赁物有明确的抵押登记机关的前提下，通过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以避免租赁物被承租人对外转让、抵押的风险。但此类行为能否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后果，仍属不确定状态。有鉴于此，相关部门也对融资租赁登记查询工作开始了实践探索。

司法解释第九条对出租人的物权保护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根据该条规定，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或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第三人依

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租人主张第三人物权权利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四种例外情形：一是出租人已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标识，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物为租赁物的；二是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的；三是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未按照行业或地区主管部门的要求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四是出租人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物为租赁物的其他情形。该条规定从第三人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他物权是否构成善意的事实认定角度，将实务中出租人广泛采用的并且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保护措施予以认可，将有利于加强出租人对租赁物的物权保障，并引导和促进融资租赁行业整体的健康发展。

问：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最常见的是承租人违约，未能按期支付租金。对此，出租人多在主张收回租赁物的同时，要求承租人赔偿全部未付租金。也有观点认为，出租人只能选择要求收回租赁物或者承租人支付全部未付租金，而不能同时主张。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是如何规定的？

答：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承租人违约，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但出租人是否可以同时要求支付全部租金和收回租赁物，存有不同认识。从法理上看，支付全部租金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仅是要求租金加速到期；而收回租赁物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要求解除合同，故这两项请求在本质上是相矛盾的。因此，出租人只能择一行使。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对此予以明确：出租人同时提出上述两项诉请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作出选择。

对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但未能最终实现时如何进行救济的问题，实务中也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出租人可以直接请求就租赁物进行强制执行，以执行所得清偿租金债权。另有观点认为，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出租人不能再诉请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我们认为，从法理上看，前后两诉的诉请并不相同，故此种情形并不构成一事不再理。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对此予以明确：出租人诉请全部租金未予清偿后，出租人再行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如出租人选择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能否就损失未获补偿的部分要求承租人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对此予以明确，即出租人可以在收回租赁物的同时，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应予注意的是，租赁物价值与租金存在对应关系，故在出租人选择收回租赁物的前提下，租赁物价值相对应的那部分损失额应当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以免导致出租人双重受偿和承租人双重赔偿的不公。

第二篇：金融消费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金融消费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一：甲银行诉陆某、高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要旨】

在书面材料上签名，一般应视为签字人对该书面材料内容的认可，具有法律效力。签字人如仅以疏忽大意、未看条款等理由对该书面材料内容不予认可或主张合同约定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不能推翻合同效力。

【案情】

2014年2月14日，甲银行与陆某签订《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约定甲银行提供个人循环贷款额度117万元。同日，陆某、高某与甲银行签订《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以自有房屋为借款作担保。2014年2月20日，陆某向甲银行出具《委托放款授权书》，要求将贷款117万元发放至案外人沈某账户。2014年2月25日，甲银行与陆某签订《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一份，约定陆某为个人消费向甲银行贷款117万元。甲银行按约放款。后借款到期，甲银行诉至法院要求陆某、高某偿付本金1,053,001.63元及其利息，并就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权并优先受偿。陆某以其签字时，《委托放款授权书》等文件是空白等理由提出抗辩。

【审判】

法院认为，《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委托放款授权书》、《借款凭证》三份证据均有陆某的亲笔签名，结合贷款办理过程等情况可以确定陆某指定放款至沈某账户。陆某提出其是在上述文件空白的情况下签名，后甲银行篡改来进行抗辩，未提供足够证据，故法院不予采纳。《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签名栏有陆某的亲笔签名，但陆某以未看清合同内容，未收到合同文本等否认该合同效力，缺乏依据。甲银行已按合同约定将117万元发放至指定账户，陆某和高某未依约履行。法院判决陆某和高某共同支付所欠贷款本息，可就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权并优先受偿。

【提示】

在签订抵押合同等书面文件时，合同当事人应仔细阅看合同条款，明确自身权利义务后再进行签章，切忌盲目信赖或是存有怕麻烦的心理而不看合同条款。虽然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合同条款不完备或在空白文件上签章的事实，但社会上不乏有不法分子以此种方法侵害合同当事人的权益。金融消费者在办理金融业务时应强化风险意识，不轻信中介人，并对合同约定的资金数额、放款账户等关键性的内容重点关注，以避免因疏忽而造成预计外的损失。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开展抵押贷款等业务时也应注重规范经营，对可能存在风险的环节积极把关，加强提示和风险说明，防止和减少类似纠纷的发生。

案例二：韦某诉甲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要旨】 持卡人对伪卡交易无过错的，银行应对持卡人因伪卡交易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韦某在甲银行办理借记卡一张，未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但开通了网上银行功能(非U盾)。2014年4月25日17时56分韦某在上海消费1,500元，19时08分在上海现金取款300元。但19时25分至27分该银行卡在广东湛江跨省转账取款共计65,040元。4月27日、4月28日、5月1日、5月2日韦某还消费和取款4,992元。5月3日19时韦某方发现卡内65,040元不见了（即2014年4月25日几笔跨省交易），告知银行后银行要求其报案。次日，韦某至派出所报案。韦某诉至法院要求甲银行支付存款65,040元及利息。

【审判】

法院认为，根据韦某提供的ATM机取款记录显示，韦某于上海ATM机取现300元后二十分钟内，远在广东湛江一男子使用相同账户信息的卡片在ATM机上进行了连续取现和转账操作。因韦某未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未在交易当时得知盗刷亦属合理。由此可以证明韦某并不存在人卡分离的情况，异地转账、提现属伪卡交易。甲银行无证据证明韦某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且对于他人使用伪卡交易未能从技术上识别，存在过错。法院判决甲银行赔偿韦某65,040元。

【提示】 现实生活中，伪卡盗刷现象频频发生，严重损害持卡人利益。银行作为发卡方，从银行卡业务中获取利润，因而有义务针对银行卡及交易系统存在的风险隐患，建立完善的检测、评估、维护、升级机制，及时升级银行安全技术，提升银行卡等物理设备及交易环境的安全性能。持卡人也应妥善保管银行卡信息与密码，尽到卡、密码妥善保管、使用的注意义务。同时，可采取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等方法，及时掌握银行卡使用情况。在发现卡被盗刷的情况下，应立即与银行联系、向公安机关报案，固定证据，及时止损。若持卡人未尽义务，对损害产生及损失扩大存有过错的，则视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案例三：张某诉李某P2P网络借贷纠纷案

【要旨】

P2P网络借款中，出借人与借款人通过平台撮合形成借贷合意，款项交付后，双方确立借贷法律关系，出借人有权向借款人请求还款。

【案情】

上海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某网络借贷平台。张某系该平台的注册会员，于2014年4月8日向该网络平台充值20万元。该平台设置的借款流程为：借款人注册并上传认证资料、申请贷款、视频审核+电审、提现。2014年11月，李某向该网络平台提出借款3,000元的借贷申请。该网络平台公布借款标书，内容包括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和年利率。平台审核后同意了李某的申请，并于系统后台形成了借款协议和居间协议，于2014年11月5日通过某第三方支付公司客户备付金账户向李某支付了2,878元（扣除了居间费）。借款协议和居间协议约定，借款人如发生逾期还款等违约行为，应承担支付罚息以及处理因纠纷而产生的律师费。借款到期后，李某未按时归还本息，该网络借贷平台向张某披露了李某的信息，张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偿付本金3,000元及利息、律师费。

【审判】

法院认为，张某具有通过该网络借贷平台向不特定主体作出借款的意思，李某具有通过该网络借贷平台向投资人借款的意思。虽然李某在借款时可能并不知晓出借人的具体信息，但双方通过居间撮合形成了借贷合意。根据平台注册及借款流程，李某在申请贷款时清楚系向一投资人借款，标书注明了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和年利率等内容。平台数据显示李某所借款项由张某提供，故应认定双方通过互联网媒介形成了借贷法律关系，李某应当按约定归还借款及利息。因本案借款协议和居间合同系后台生成保留，没有证据表明李某在借款时知晓其具体内容，诉讼后李某也不认可上述协议、合同条款，故张某据此要求李某承担罚息、律师费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故法院判决李某归还张某3,000元及利息。

【提示】 随着互联网应用大众化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以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在我国井喷式发展。在P2P专项整治中发现，不少问题平台的违规经营使得风险累积，引发了多起纠纷。P2P网贷虽然有门槛低，资金运转快，投资理财手续便捷等优点，但也逐渐显现出较大的风险，如网贷平台业务经营不规范，借款人违约的风险高等。本案争议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借贷平台公司在交易程序设置上存在不足，借款人在借款时，平台并未披露出借人，也未披露借款合同、居间合同，导致在发生纠纷时披露信息后，发生争议。对于此类问题，监管部门应进一步予以惩治和督促改进。平台公司应依法合规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投资人在投资P2P网贷时，应选择在预期收益率合理、平台信用好、交易依法合规的平台中开展。切忌在投资中一味追逐超高回报而不注重风险防范。借款人在借款中应恪守诚信，在清楚法律后果条件下，进行与自己还款能力相适应的借款行为。

案例四：陈某诉王某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要旨】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当事人由于过错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案情】

王某系国外某外汇交易平台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根据QQ聊天记录显示，王某主动向陈某推荐交易平台，并承诺开户后负责保底并实际操盘交易，随后陈某在国内注册为该国外平台账户会员。2014年10月9日至10日，陈某投入资金合计5,600.04美元，同时依规则获取了平台赠金3,000美元。其后，陈某该平台账户开始进行外汇保证金交易，杠杆高达1:500。陈某与王某通过电子邮件签订了《共同投资协议》，共同合伙投资。协议约定陈某为共同账户资金出资人，王某负责实盘操作，同时还约定若合同到期，陈某账户亏损，则王某须支付陈某亏损部分资金。自2014年10月15日起至2014年11月12日止，发生了多笔亏损，最终账户结余为4.80美元。王某自陈某的交易累计获得约900美元佣金。在陈某账户发生亏损后，王某一直声称自己不做代客理财，陈某将钱转给他后，他直接将钱转给了该国外平台。王某认为其与该国外平台的合作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拒绝赔偿陈某投资损失。陈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承担投资本金损失人民币31,828.12元及利息损失、公证费。

【审判】

法院认为，境内机构和个人参与境外机构提供的外汇保证金交易属违法违规行为。陈某在国内注册外国外汇交易平台账户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不符合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规定，王某与陈某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无效。由于双方都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王某一再承诺由其操盘并负责保底，鼓励和引导陈某到该平台进行交易，其不仅不合理提示交易风险，而且在出现交易亏损时也未按约支付陈某亏损的部分资金，故王某既未尽到一般人所应负有的合理提示义务，也未履行双方的约定义务。不论王某是否对该平台的合法性存在认识错误，其向陈某推荐该平台并实际从事交易的行为，违反了谨慎注意的义务。王某在本案存在较大过错。法院判决王某对陈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王某赔偿陈某人民币19, 147.99元。

【提示】

本案陈某虽然获得了理财损失60%的赔偿，但依然损失了数额可观的本金，反映出其在金融消费活动中不够谨慎，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国内从事国外外汇交易平台外汇保证金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陈某在未充分了解平台公司金融产品等情况下即贸然委托他人操作账户从事违法交易，且在知悉账户密码情况下未能及时查询账户情况，监控止损，说明其依法理性交易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薄弱。金融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应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强化风险意识，加强投资知识的学习，增强自身投资理财能力。

案例五：李某诉甲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在保险合同订立和履行时，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对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同意承保、提高保险费率，或虚构事故理赔的，保险人有权行使解除合同等权利。

【案情】

2012年11月21日，李某向甲保险公司投保平安智胜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包括智胜人生主险、智胜重疾等附加险。其中智胜人生主险的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被保险人为李某。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其子李某某。2014年7月24日至同年7月28日，李某于甲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记录中记载，患者12年前因排尿困难等在某医院行膀胱手术。李某以乙市军区总医院的住院记录及发票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获得保险金9,000元。之后李某又以2014年9月就医的材料再次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发现李某涉嫌保险欺诈，遂于2014年11月18日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作出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的决定。李某于2015年7月20日死亡，其子李某某再次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万元身故保险金遭拒，诉至法院要求甲保险公司给付身故保险金20万元。诉讼中，李某某承认第一次理赔材料即乙市军区总医院的住院记录及发票均系在医院门口购买的伪造材料，法院同时查明李某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常年患肾病的事实。

【审判】

法院认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在投保书中对投保人是否患过肾病进行了明确的询问，而投保人李某隐瞒了既往病史，违反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2014年8月13日，李某使用伪造的病历资料、发票等申请理赔，故其存在隐瞒既往病史、骗取保险金的主观故意，构成了保险法规定的“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的行为，违反了保险合同应遵循的最大诚信原则，保险人依法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系争保险合同在投保人身故前已经解除，法院判决驳回李某某诉讼请求。

【提示】

投保人在投保及申请理赔的过程中均应秉承最大诚信原则。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或是有骗保行为，如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因此，保险消费者应诚信投保，诚信理赔，而保险人则应及时做好审查工作，共同推动诚信、健康的保险市场的形成，使各方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

案例六：楚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对保险合同条款首先应按照一般人的认知进行文义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争议，一般应根据法律规定，采取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约定车辆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为免责情形，但此前行政主管部门已对上述安全技术检验实行免检，故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2014年11月28日，楚某为其轿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车损险、三者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险和交强险等保险。保险合同条款约定，未按时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属免责情形。2014年4月29日，公安部、国家质检总局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规定“自2014年9月1日起，试行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除外)免检制度。对注册登记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除外)，每2年需要定期检验时，机动车所有人提供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征证明后，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检验标志，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楚某车辆购置不满六年。2015年5月6日10时，楚某驾驶该车追尾案外人周某车辆。事故经交警认定，楚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周某无责。经定损，楚某车辆损失为59,000元，周某车辆损失为2,400元。各方据此对受损车辆进行了维修，楚某支出施救费1,700元。后楚某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以该车属于“未按时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这一免责条款中“检验未通过”为由而拒赔。楚某诉至法院要求甲保险公司理赔保险金。

【审判】 法院认为，系争保险条款系甲保险公司延用多年至今的格式条款，在合同制定时，并无免除安全技术检验的规定。但2014年4月29日国家规范性文件出台后，免除了试行非营运轿车等车辆6年内年检的义务，合同条款因此发生争议。从系争保险免责条款的表述来看，已明确为“安全技术检验”，而《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明确免除了这一义务，这种理解更符合文义和普通人的认知。即便甲公司与楚某对该格式免责条款的含义存在不同的理解，也应作对格式条款提供者甲公司不利的解释。涉案保险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因无需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故不存在安全技术检验未通过的情形。楚某未按时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行为不属于系争免责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法院判决甲公司赔付楚某保险金63,100元。

【提示】

对保险条款在内的所有合同条款的理解，首先应采用文义解释，以一般人的认知去解释。对于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解释，还应严格按照合同法、保险法的规定，即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采用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公司应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订立合同时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根据法律法规的修订及时更新保险合同条款，否则将可能承担不利后果。当然，为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投保人在签约时也应注重对免责条款的阅看与理解，并积极询问保险人，以避免产生纠纷，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案例七：顾某诉甲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要旨】上市公司等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规定，进行证券虚假陈述，致使投资人遭受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案情】

甲上市公司在2008年至2011年报告中虚增资产和利润总额，虚减成本，存在虚假记载。2012年报告未对2008年至2011年报告中披露财务数据进行更正，而是将2008年至2011年隐瞒的所有亏损作为2012年当年亏损反映在2012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2015年6月9日，证监局认定甲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顾某在上述期间购买9,500股该公司股票，认为甲公司虚假陈述造成其股票投资亏损，起诉要求甲公司赔偿其股票损失43,890元。

【审判】

法院认为，证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确认甲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应以2013年10月12日甲公司在证监会指定网站公布其收到证监局对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调查通知书》之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顾某投资系争股票发生于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如投资者在该期间的证券买入平均价与其卖出平均价或基准价存在差额的，就相应的投资损失，甲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顾某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式为：买入平均价与卖出平均价之差乘以所持证券数量，即：(18.01元/股-13.39元/股)*9,500股=43,890元。法院判决甲公司赔偿顾某损失43,890元。

【提示】

为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上市公司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将自身的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真实、准确、全面、及时向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情况。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如上市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不仅要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而且同样应赔偿投资者因虚假陈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投资者索赔一般需满足以下条件：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投资者在虚假陈述日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间的时间段买入该证券；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日之后，因卖出或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如果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投资、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等不在赔偿之列。

案例八：应某诉甲公司期货强行平仓纠纷案

【要旨】

证券公司在履行了通知义务并给予投资者追加保证金的合理时间后，可依规则强行平仓。

【案情】

2013年4月3日，应某与甲公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并于2015年7月13日买入中证500指数合约IC1507。当日13点43分26秒，交易系统向应某发送通知，告知其交易保证金已不足，要求采取追加保证金或减仓措施，否则将依据市场情况进行强平。当日13点46分11秒，交易系统向应某发送通知，告知其风险级别提升为强平，此时应某的持仓风险率为110.36%。15点06分，甲公司工作人员致电应某，告知其保证金严重不足须马上平仓或入金，否则将在收盘前强平，应某询问能否次日再平掉并可能补足保证金。在通话过程中，甲公司工作人员又告知应某因跌得太快，已经强平，强平时应某的持仓风险率为256.78%。应某认为甲公司的强行平仓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赔偿其被强行平仓的损失123,880元及利息损失。

【审判】

法院认为，甲公司盘中强行平仓符合系争期货经纪合同的约定。甲公司在强平之前也履行了通知义务。对于首次通知的效力认定为，在收到通知后无论客户的持仓合约价格如何波动，只要在盘中强行平仓的时间节点该持仓合约仍处于须追加保证金状态，且客户的持仓在此期间保持不变的，则同一交易日中首次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就仍应认定有效。甲公司给予了应某追加保证金的合理时间。从通知至强平这一个多小时内，应某有足够充分的时间追加保证金或自行减仓，也具备入金的相应客观条件，但应某并未采取相应措施。法院判决驳回应某的诉请。

【提示】

期货市场尤其是金融期货市场对各类市场信息的反应迅速、敏感，价格波动频繁，波幅较大，加之期货交易的杠杆规则，市场风险较大。进入该市场的投资者需充分了解交易品种的交易规则，全面准确掌握期货市场的保证金、强行平仓、限仓等规则。在交易的过程中，应严格进行资金管理，善用止损，在某一投资出现的亏损达到预定数额时，及时斩仓出局，以免形成更大的亏损。

第三篇：2015年上海法院金融典型案例

2015 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2016年6月17日，上海高院发布了2015上海法院金融审判系列白皮书，并公布了2015 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01.内幕交易行为人对投资者的损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02.银行向持卡客户发送商业服务性短信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的认定原则 03.信用卡遭盗刷非因临时额度期限过长所致应由泄露密码的持卡人承担责任 04.保险理财产品的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及其认定标准

05.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订立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06.P2P网贷平台受让出借人的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07.车损险合同中对火灾所作解释符合专业含义的，法院应当认可 08.金融机构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应以存在欺诈行为为前提 09.清偿票据贴现担保之债务无法取得票据追索权 10.夫妻之间的财产侵权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01.内幕交易行为人对投资者的损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本案系我国首起内幕交易行为人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内幕交易行为人实施了内幕交易行为且具有主观过错，如投资者在内幕交易期间进行了与内幕交易品种直接相关的且主要交易方向与内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货交易，存在损失的，推定其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内幕交易行为人应当对投资者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3年8月16日 11时05分，乙证券公司在进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下简称ETF）申赎套利交易时，因程序错误，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以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股票，实际成交 72.7亿元。在当日下午13时开市后，乙证券公司在未披露相关事实的情况下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至 14时22分才公告称“公司策略投资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同年 11月，中国证监会对乙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乙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作出没收非法所得及罚款 5.2亿元等处罚。在乙证券公司错单交易过程中，甲某等投资者认为市场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乙证券公司董事会秘书通过媒体否认乌龙传闻，故进行了相关股票或股指期货合约的交易，造成了损失。甲某等投资者认为其损失与乙证券公司内幕交易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起诉至法院，要求乙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014 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杨某诉被告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决定两案一审公开宣判，两案均判决驳回杨某诉讼请求。杨某不服上诉。2015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4）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8号等民事判决：乙证券公司赔偿甲某等部分投资者损失。乙证券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等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 ：乙证券公司于 2013年8月16日11时05分因程序错误巨量申购 180ETF成份股，并于当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该信息的情况下，即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后被中国证监会处罚，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乙证券公司在发生错单交易后，应立即披露却未披露该信息，反而实施对冲交易以规避自己损失，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主观上存在过错，乙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乙证券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首先，关于侵权行为的认定：乙证券公司存在内幕交易行为。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以及相关行政诉讼生效判决已认定乙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乙证券公司提出媒体报道已经事先公开了错单交易信息，但该报道并非由乙证券公司主动披露或经其他权威机构确认，而是由财经媒体自主报道，不能视为乙证券公司履行了法律法规以及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公开披露义务。在当天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市场上各种消息鱼龙混杂的情况下，该报道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受到市场各方的怀疑，难以作为各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可靠依据。此外，乙证券公司董事会秘书在下午开市前又对外否认存在错单交易。鉴于投资者对同一事件所获得的信息截然相反且真伪难辨，绝大部分投资者难以从当天中午出现的各种信息中获得准确答案。因此，相关媒体报道不能作为对错单交易信息进行公开的依据。受众无法从中确信内幕信息已经公开。

其次，关于侵权主观方面的认定：乙证券公司具有主观过错。当日11时40分，乙证券公司已经开会准备进行对冲，这说明乙证券公司此时完全知晓其上午的交易属于错单交易。乙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又系专业的证券、期货经营单位，理应知道并充分理解我国证券、期货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其对于错单交易可能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对相关证券、期货品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应属明知，其关于不能判断是否属于内幕信息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乙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有义务在了解事件真相后的第一时间，将相关错单交易信息向市场予以及时、全面的披露，同时在内幕信息未披露前应戒绝交易。但乙证券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尚未披露内幕信息的情况下，采取对冲减损的措施以规避自身的损失，其隐瞒事实真相，利用内幕信息获取非法利益的主观过错至为明显。

第三，关于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乙证券公司提出，其进行的对冲交易是根据既定的、公开的交易策略和《策略投资部业务管理制度》进行的，所以具有合规性和正当性。对此，法院认为，对冲交易策略其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是否违法违规的问题，采用何种交易策略和方式是市场参与者的自主选择。但无论采用何种交易策略和方式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都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否则就构成违法交易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乙证券公司可以进行正常的对冲交易，但是该案中，乙证券公司决策层在了解相关事件的重大性之后，在没有披露之前就决定进行交易，并非针对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一般对冲交易的既定安排，而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的违法交易。

第四，关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基于证券、期货市场的特殊性，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往往不直接进行交易，双方交易的证券、期货品种难以完全一一对应，而且市场中影响证券、期货价格发生变化的因素众多，在此情况下，完全由被侵害的投资者提供证据证明内幕交易的因果关系几乎不可能。对此，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采用推定因果关系。即在乙证券公司实施内幕交易行为的期间，如果投资者从事了与内幕交易行为主要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行为，而且投资者买卖的是与内幕信息直接关联的证券、证券衍生产品或期货合约，最终遭受损失，则应认定内幕交易与投资者损失具有因果关系。至于内幕交易人进行内幕交易的数量多少和时间长短，内幕交易人是否因内幕交易获得实际的利益，其内幕交易行为是否对相关证券、期货品种的交易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都不影响对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1）具体针对交易品种而言，如果原告投资者进行50ETF、180ETF、IF1309、IF1312交易，可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原告投资者进行50ETF、180ETF的成份股交易，因乙证券公司在内幕交易期间50ETF、180ETF的成交量与市场同期成交量相比巨大，足以通过套利机制等因素影响50ETF、180ETF成份股的价格，故可推定50ETF、180ETF成份股损失与乙证券公司内幕交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至于原告投资者上述品种之外的交易品种，与乙证券公司内幕交易品种的价格关联性极为微弱，无法认定存在法律上认可的因果关系。（2）具体针对交易方向而言，50ETF、180ETF以及相应的成份股交易规则为T+1，可根据买卖方向判断交易方向。对于股指期货IF1309、IF1312而言，基于股指期货摊低成本、规避风险的策略，投资者会存在反复买卖行为，这种情况下可根据内幕交易时间段内投资者买入的总手数与卖出总手数进行比较来认定交易方向。如果两者总手数相同，则应对该时间段内的交易结算结果来判断交易方向，产生损失的，可认定为原告交易方向与乙证券公司交易方向相反。（3）具体针对交易时间而言，原告投资者在非内幕交易时间段跟风操作引发的损失，与乙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一个价格瞬息万变、波动巨大的市场上，每位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时应依赖于自己的判断，而不应对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产生任何信赖，而且根本无法事先判断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是有意、无意或者是存在错误。在交易之时，该投资者并不存在重大误解，也无从要求撤销这种交易行为。

第五，关于损失范围的确定：应区分不同情况计算损失金额。考虑到不同品种的交易规则区别较大(比如保证金交易、T+1还是T+0等等)，对适格投资者的标准亦不相同，投资者的交易频率也有所差别，故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基准价及损失计算方法。（1）对于50ETF、180ETF及其成份股，应以内幕信息公开后的十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作为基准价格。如果原告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损失为买入证券总成交额与实际卖出证券总成交额之差；如果原告投资者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损失为买入证券总成交额与以基准价格计算的卖出证券总成交额之差。总成交额以股数×交易价格计算，多次买入的累计计算；如果原告有库存股票，则应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计算差价。（2）对于股指期货品种，则以三个交易日平均结算价作为基准价格。计算损失时，原告内幕交易时间段内的所有反向交易(无论开仓或者平仓)价格减去基准价格形成的差额，乘以交易的具体数量，以此作为损失额。如果原告在内幕交易时间段内还存在同向交易的，则应将反向交易与同向交易在同等交易量(手)基础上先行结算冲抵计算交易盈亏额，剩余的反向交易按第1项原则计算交易盈亏额，然后两项交易盈亏额相加，以此作为损失额。

裁判意义

证券市场中的内幕交易侵权行为，是我国当前证券市场多发的一种侵权行为，其不仅破坏了证券市场公平交易，影响了证券市场健康、规范、有序发展，更直接损害了广大证券投资者的利益，应予依法规范。当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多采取行政处罚方式予以制裁和规范，但仅此尚不能弥补投资者的损失，内幕交易行为人理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本案受理之后，为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法院对于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依据我国证券期货法律规定，充分考量了相关法律制度的精神、证券期货市场的相关政策和监管规则、证券期货民事索赔的现状，立足于制裁内幕交易行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最终判决乙证券公司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开启了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先例。本案的法律适用标准确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探索界定内幕交易行为以及认定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二是以推定因果关系认定内幕交易行为同期间的反向交易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是初步通过市场差别、交易量大小、套利模式等因素来区分不同交易品种之间的价格关联互动关系；四是尝试认定股指期货的交易方向及损失计算方法。本案判决依法制裁了内幕交易行为，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对证券市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同时为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纠纷的司法处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开创性的示范意义。

02.银行向持卡客户发送商业服务性短信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的认定原则

裁判要旨

银行向其客户发送与银行卡商业性消费服务有关的信息，已成为目前银行向其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一种普遍做法，但也产生了客户因不满银行向其发送商业性服务信息所引发的诉讼。银行卡领用合约对发送商业信息等行为有明确约定的，银行依据合同约定发送与银行卡相关的商业性服务信息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3日，甲某向乙银行申领信用卡一张，相应领用合约第五条约定：“甲方（申领人）在申请表中所填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及地址、身份证件号码）有所变更时，需立即以书面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乙方办理资料变更。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或损失由甲方承担。甲方同意乙方可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其发送与信用卡有关的信息，乙方保留终止发送的权利。”

2013年6月起，乙银行使用客服短号码向甲某发送诸如“某某卡携手连卡佛倾情回馈！11/2-11/17持乙银行某某信用卡至大上海时代广场连卡佛化妆品专柜刷卡消费，当日单张POS消费满1,000元获赠100元现金券，满2,000元获赠300元现金券及限量版连卡佛化妆包一个，凭购物小票可在下次购买化妆品时抵用”、“购车有惊喜，分期0费率！3月15日-16日，乙银行携上海通锐汽车4S店在闵行体育公园开展一汽马自达购车促销活动，乙银行信用卡客户申请2年期购车分期享0手续费0利息，成功申请更可获赠惊喜礼品”、“乙银行信用卡持卡人登陆card.zoe360.com参加歌诗达大西洋游轮6月3日出发6天5晚济州釜山游，最低仅需2,799元/人起，港务/签证等费用全包，更享免费升舱特惠”等多条短信。

2013年10月31日，甲某向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发送短信，内容为：“根据全国人大关于网络信息安全的决定，你行发送商业信息属于垃圾信息，应立即停止发送。否则需依法承担责任。”同日，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回复短信称：“您好，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若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拨我行服务热线或者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反映，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决问题。”2014年3月12日，甲某再次向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发送短信：“你使用短号码发送商业信息，未经同意，应停止发送。赔偿损失。再次警告，否则起诉。”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回复短信称：“您好，短信客服是我行新推出的服务渠道，由于您是我行优质客户，符合我行各类宣传短信的发送条件，如经常使用客服热线的客户等，因此有可能会收到多条宣传短信。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2014年5月4日，甲某第三次向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发送短信：“你使用短号码发送商业信息属于违法行为，请停止。否则依法应承担责任。”乙银行客服短号码回复短信称：“您好，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若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拨我行服务热线或者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反映，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决问题。”之后，甲某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乙银行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公证费及律师费损失，并赔偿其精神损害50,000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107号民事判决：驳回甲某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银行卡领用合约明确载明，乙银行可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向持卡人发送与信用卡有关的信息，该领用合约虽未对何谓“与信用卡有关的信息”作出明确界定，但本案所涉电子信息内容均为与系争银行卡有关的将来商业信息，虽与涉案信用卡已实际发生的交易行为并无直接关联，但显然亦属于系争银行卡有关的信息，故乙银行发送系争电子信息具有相应合同依据。当然，乙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其拟定的格式合同中未对相应概念予以细化并由此引发争议，有所不当，但此种瑕疵并不足以否定系争电子信息的法律属性，亦不能据此认定乙银行存在相应过错。

甲某在收到系争电子信息后，并未立即表示异议，足以使乙银行认为其同意接收系争电子信息，属以默示方式表达其意思表示，故即使缔约时甲某对系争领用合约中的信息概念尚不清晰，依照其之后的默示行为，亦应认定甲某与乙银行已达成相应合意，乙银行发送系争电子信息并无不当。此后甲某虽又有拒绝接收此类信息的表示，但甲某的拒绝行为属对合同约定的变更，鉴于甲某未依照合同约定办理相应手续，则其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尚未送达乙银行，相应变更行为并未完成，乙银行之后继续发送系争电子信息亦无过错，故不构成侵权行为。

此外，系争电子信息均为简短之文字，占用移动设备的空间极小，对甲某所有移动设备及其存储空间不构成价值上的贬损，且甲某可自行对其移动设备恢复原状，认定乙银行此种极微且极易自行消除的行为构成对财产性权利的侵害，既无金额上的计算依据，亦缺乏实际必要。乙银行发送系争电子信息的行为分布于16个月的期间内，甲某又自认其收到系争电子信息数量为30余条，则其每月所收到系争电子信息不过2、3条，相应电子信息的内容亦无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之嫌，以此种频率接收内容合法的信息尚不足以使民事主体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亦不可能产生要求乙银行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事实基础。故驳回甲某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意义

近年来，有关“垃圾短信”的话题一度曾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一方面，社会上确有商业主体利用通讯手段频繁向社会大众发送各种商业性信息，其中不乏骚扰甚至诈骗信息，令接收者不堪其扰；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商业性信息确实为消费者提供了优惠，给企业带来了商业机会。因此，对于商业性信息的发送行为，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听之任之，而应通过清晰合理的方式对其予以规范。本案裁决确定的审理原则对银行发送商业性信息行为的权利义务边界的合理界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案判决对认定银行发送商业服务短信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主要考量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

1、本案判决将银行发送商业性服务短信是否具有合同依据作为判断银行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的重要考量因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如其发送商业性信息的行为具有相应的合同依据，则即使合同对信息内容未做细化约定，亦不能以合同约定不明为由认定银行具有主观过错。

2、银行发送的商业性信息的内容。银行发送的商业性服务信息应与其发行的银行卡的使用消费相关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银行发送的商业性信息内容主要系为其持卡人提供优惠，不存在骚扰或诈骗嫌疑。

3、银行发送信息的数量及频率。银行发送信息的数量及频率应保持合理水平，不得滥用合同权利，影响持卡人生活安宁。结合本案事实，乙银行信息的发送数量及频率极低，不足以构成民事侵权。

本案判决确立的上述原则的意义在于，其并不仅限于银行发送商业性信息的商事行为，对于其他存在规则缺失的商事纠纷的审理，亦具有借鉴意义。对于此类纠纷，法院首先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对相关商事行为的性质及效力作出认定，之后应当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促进金融市场创新发展间求得合理的平衡。尤其对于商事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应从行为性质、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等各方面予以全面考虑，避免司法过度干预、不当加重金融机构的义务。

03.信用卡遭盗刷非因临时额度期限过长所致应由泄露密码的持卡人承担责任

裁判要旨

信用卡消费中，银行基于持卡人的申请在一定期限内临时调整信用卡授信额度，已成为市场中的一种交易惯例，其核心在于充分实现信用卡持卡人的消费目的和提高交易效率。在发卡行已通过短信方式与持卡人就临时调高信用卡授信额度达成合意的情况下，虽然信用卡被盗刷发生在发卡行临时调高系争卡片授信额度期间内，但持卡人信用卡遭网络盗刷系因自身泄露必要交易信息所致，与发卡行给予其临时授信额度期限的长短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持卡人应就其过错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基本案情

原告乙某持有被告甲银行信用卡中心核发的信用卡一张，初始额度为18,000元。2014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系统发送短信申请临时提升授信额度，后收到被告短信确认临额调整成功，额度为36,000元，有效期至2014年11月3日。同年10月4日，原告在网上购物，翌日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称因系统问题需将购物款退还原告，尔后在QQ上发送了一个链接，原告点击后进入某网络退款页面，并按提示输入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及密码等信息。后原告陆续收到九条由95***发送的短信，每条均提示原告正在使用信用卡付款1,995元并显示了验证码。原告将其中的某几条验证码告知对方后，收到95***发送的七条金额分别是1,995元的消费使用短信通知。交易发生后，原告信用卡当月产生争议款项13,965元。原告认为，被告给予其58天的临时额度期限违反了上海银监局关于“给予持卡人临时授信额度期限一般不超过一个月”的规定，属于过度授信，且被告的交易系统存在漏洞，对于异常交易未做到实时监控，导致原告遭受盗刷损失，故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上述被盗刷的争议款项，并恢复原告的征信记录。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463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乙某要求被告甲银行信用卡中心承担盗刷款项的诉讼请求，但被告应撤销原告名下系争信用卡的不良征信记录。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首先，从双方约定角度，系争信用卡的领用合约对额度调整期限未作约定，双方系通过短信的方式对调高临时额度及具体期限达成了合意。原告提出的上海银监局相关规定系于2014年11月14日发布，在时间上不溯及既往，在效力上亦仅为信用卡业务风险管控的行政监管要求，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禁止性规定，故被告给予原告超过一个月的临时授信额度期限未违反法律规定。其次，原告自认其在系争交易过程中将关键信息告知案外人进而导致盗刷发生，其自身明显存在过错，该等情形已超出了被告的合理预见和控制范围。考虑交易效率的因素，要求被告将系争每笔交易均列为异常交易而进行特别风险提示未免过于苛求，且被告将动态验证码发送至原告本人手机的步骤已是对系争交易进行的提醒和防范，故被告已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原告应对其损失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最后，在双方当事人就原告是否负有还款义务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形下，原告对系争交易的暂不还款行为并非失信的体现，不应记入不良征信记录。

裁判意义

本案系持卡人的信用卡在临时授信额度调高期间遭盗刷而引发的纠纷。我国现行对信用卡授信额度调整的法律、法规，均是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要求发卡行对信用卡授信额度进行动态管理，并未对具体的授信额度或期限加以法律限制。可见，对信用卡授信额度的调整是国家赋予商业银行的一项自主决策权。作为发卡行的经营策略之一，信用额度策略能否正确地平衡风险和收益的交换关系，对信用卡的效益影响重大，尤其当发卡行同意临时调高授信额度时，虽加大了该卡的潜在坏账风险和欺诈交易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持卡人刷卡消费的余地，提高了交易效率，有利于其消费目的的实现，银行利息收益潜力也随之增加，发卡行一般会对此进行综合权衡。即使发卡行给予持卡人超过一个月的临时授信额度期限，亦系其结合持卡人信用风险及刷卡交易收益性等因素综合考量后的自主决策，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持卡人通过与发卡行协商一致的方式就临时额度调整的内容达成合意，即应对相应的交易风险存有预期。银行在调整临时额度方面不存在过错，且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而持卡人自身泄露交易信息导致盗刷的，持卡人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本案判决从维护金融交易效率，尊重银行运营信用卡业务的自主性及合理商业判断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指出银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限度，另一方面亦提示金融消费者在交易中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共同促进信用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04.保险理财产品的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及其认定标准

裁判要旨

分红人身保险属于人身保险领域中的新型产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保险人应当就分红人身保险红利的不确定性风险和红利分配的相关信息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就保险人披露信息的内容，在法律尚无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参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章加以判断。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8日，甲某向乙保险公司投保人身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约定投保人为甲某，被保险人为其子丙某；投保主险为人身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期间终身，缴费年限10年，基本保险金额200,000元，首期交保险费54,940元，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保险条款第2.3条保险责任中约定乙保险公司承担给付生存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第4.1条保单红利中约定，“本主险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我们会向您寄送每个保单的分红报告，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第8.1条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中约定“犹豫期后可以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该合同由甲某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暨法定监护人处签名确认，甲某亲笔书写“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2012年11月8日及2013年11月12日，甲某分别向乙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54,940元，共计109,880元。截至2014年11月8日，甲某共从乙保险公司处领取生存金20,000元、红利1,576.29元（不包括利息）。乙保险公司向甲某发送的分红通知书中，载明了上一红利核算被告分红保险保费收入及可分配盈余的金额，以及甲某累积红利从本期红利分配日到下一红利分配日期间适用的累计利率。甲某称乙保险公司未将红利来源、相关经营项目的收益、支出及相关财务报表向其告知，红利分配方案不合理，乙保险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致其订立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解除系争人身保险合同并由乙保险公司全额返还已缴纳的保险费109,880元，并主张需全额退费，否则不行使解除权。

裁判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日作出（2015）静民四（商）初字第745号民事判决：驳回甲某的诉讼请求。甲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220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分红人身保险属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条款内容繁多，利益演算复杂。虽然法律尚未对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内容和标准作出具体规定，但为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人仍应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就此类保险合同主动披露重要信息。就信息披露义务的内容和标准，法院可以参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章加以判断。2009年保监会制定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投资连接保险、万能保险、分红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保险人应当从产品特性、利益测算和经营成果三个方面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系争合同签订时，保险人就该险种的红利存在不确定风险以投保提示书、保险条款等保险合同明确记载的方式进行了披露，甲某亦签字确认。就利益预测，保险人在投保时提供的《保险利益和分红测算图表》演示的红利水平具有低、中、高三档，甲某应当能够预见实际分红水平存在的不确定性。就经营成果，保险人在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红利来源于乙保险公司的分红保险业务经营状况，也以定期发送通知书的方式告知甲某相关红利分配的信息。据此，应当认为保险人已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甲某因实获红利低于预期水平从而认为未能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

裁判意义

以“理财投资有收益+人身风险有保障”为卖点的新型人身保险产品，已经成为当前保险市场的新宠，引得众多保险消费者的青睐。该类保险产品，既有人身保险保障功能，又有投资理财功能，条款内容繁多，利益演算复杂。为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人应当在合同签订时和履行期间，就此类产品的重要信息进行必要披露，比如红利来源和具体收益。但关于保险人披露信息的内容标准，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层面的相应规定。一旦发生纠纷，保险人常提出自己并无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的抗辩。本案判决指出，虽然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保险人仍应基于最大诚信原则，按照监管部门规定承担必要披露义务。本裁判所确立的规则对解决此类纠纷进行积极探索。

05.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订立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

证券及期货从业人员以个人名义接受委托人全权委托进行交易，是证券法和期货行业相关规定严格禁止的行为。因此，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以个人名义接受委托进行理财的行为，系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应属无效，其与投资者所订立的委托理财合同应归于无效。违规的期货从业人员应当返还其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收益并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委托人自身存在过错的，亦应分担相应损失。

基本案情

乙某系丙期货公司投资部经理，接受公司指派对甲某进行投资指导。2011年4月甲某在丙公司开立期货账户，账户初期金额为599万元。同年5月乙某接受甲某全权委托，双方以口头方式建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由甲某聘请的交易员根据乙某的交易指令进行期货、股票交易操作。2011年7月至2013年2月期间，甲某累计向乙某支付19万余元。2013年5月，乙某借走甲某的交易软件加密狗，此后由乙某直接在甲某账户内进行交易操作。2013年7月15日，乙某签署承诺书，承诺2013年12月31日前将甲某账户总资产达到600万元，若未能达到由乙某负责补偿。同年9月17日，乙某再次签署承诺月均收益超过1%，不足部分将补足。同年11月17日，乙某再次签署承诺表示没有补足，以自有房产抵押，但随后将上述内容涂划掉。由于甲某账户自2011年12月2日起开始出现连续亏损，截至2013年11月18日甲某平仓后，该账户亏损121万余元。甲某遂起诉至法院要求乙某返还其之前支付给乙某的盈利收益19万余元，并要求乙某赔偿损失。乙某则辩称19万余元系其应得款项，且认为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承诺的保底条款无效，损失不应由其承担，并反诉要求原告支付2013年3月至其11月的劳务费5万余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251号民事判决：认定甲某、乙某之间的口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乙某应返还甲某19万余元，并承担60%的损失，同时驳回了甲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及乙某的反诉请求。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655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合同效力问题中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或是否存在违反其它规范的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

本案中，系争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主体为期货从业人员，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期货公司不得向客户作获利保证；不得在经纪业务中与客户约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担风险。且根据《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规定，期货从业人员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时不得作出不当承诺或保证，不得以本人或他人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被告行为显然违反了上述期货从业人员不得接受客户全权委托之禁止性规定，扰乱了金融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而且，基于期货、证券市场高风险、高信用要求的行业特性，及其市场秩序的安全、稳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关键性作用，被告行为势将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后果。

因此，系争期货从业人员作为受托主体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属于违反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作为其补充内容的两份承诺函，亦应均属于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乙某作为期货行业专业从业人员，在其可从事的业务范围内较一般民事主体具有更高的认知能力，应当知晓双方违规约定的不利后果，但仍接受客户全权委托直接进行期货交易操作并收取佣金，其过错程度显然较大。而甲某作为投资者，在其签署的《客户须知》中已被明确告知不得要求期货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但其仍委托乙某进行交易，且在长达两年持续亏损后方提出异议，故其对损失亦存在一定过错。因此，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酌定甲某、乙某双方按照4：6比例承担损失。

裁判意义

期货市场不同于一般市场，是具有高风险、高信用特征的金融市场，因此证券、期货等专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相较于一般市场主体而言具有更为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后果。期货从业人员，作为从事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员，因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行业内信息和客户交易信息，且与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之情形，若允许从业人员接受全权委托，容易引发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用客户账户和资金炒作、为获取高额佣金频繁交易损害投资者利益等行为，损害金融市场公开、公平、公正之交易原则，扰乱和破坏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基于此，法律法规对期货从业资格及操作规范予以了较高要求，明确禁止期货从业人员接受客户全权委托或向客户做获利保证。

当前，证券期货行业不少从业人员为谋求高额利益而铤而走险，规避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违规接受客户的委托理财，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最终损害了金融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加之近年来期货、证券市场迅猛发展过程中，业务发展、创新速度与制度约束、风险管控之间呈现不匹配现象，因此期货、证券业的监管迫切需要向从严化、精细化方向转型，更加侧重于对风险的控制，对行为的监管和对良性、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秩序的维护。因此，本案判决从期货、证券市场的行业属性及相关规章的立法目的出发，对期货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认定为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明确该行为将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并对委托人和受托人各自过错的认定进行了界定。此种裁判必然有助于从司法层面规范期货从业人员的从业行为，契合证券监管转型要求，维护期货金融市场秩序，同时对此类委托理财纠纷的处理亦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意义。

06.P2P网贷平台受让出借人的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裁判要旨

P2P网贷平台可以与出借人约定受让其债权，在取得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债务人。借款本金金额应以出借人实际出借的金额为准。

基本案情

甲公司系提供网络借贷居间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某网站，出借人与借款人可通过成为该网站会员达成借贷意向。2013年9月29日，乙某通过甲公司网站与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达成借款意向，该网站提供的经乙某点击确认的电子合同打印件显示：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共计向乙某出借资金50万元，借款开始日为出借人指定账户划付之日，借款到期日为借款开始后的第12个自然月的借款开始日当日，月还款额为46,314.86元，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甲公司，由甲公司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通过签订《保证合同》承诺，对乙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各协议生效后，全体出借人通过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向乙某放款50万元，后乙某开始逾期还款，甲公司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进行催收均未果。甲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乙某已受让出借人的全部债权。鉴于乙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罚息，甲公司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某支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第6199号民事判决：乙某向甲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判决宣判后，各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全体出借人与被告乙某通过甲公司网站达成的《借款协议》，以及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约定并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出借人已依约向乙某履行了放款义务，乙某收款后未按约偿还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清偿本金、偿付利息、罚息之责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均承诺对乙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公司起诉仍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和保证范围内，故保证人理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对乙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保证范围内向乙某追偿。

原告甲公司作为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贷咨询和管理服务，促成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平台，提供的系居间服务。但同时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已明确约定，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原告，由原告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该约定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于法无悖，本案债权转让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所规定的债权转让的除外情形，且原告已于2014年7月11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通知本案被告债权转让的事实，故甲公司已成为合法债权人，在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借款本金金额应以出借人实际借出金额50万元为计算标准。

裁判意义

P2P网贷，英文为Peer-to-Peer Lending，是具有借贷意愿的借贷双方在网络平台的帮助下，实现信息交流，确立借贷关系进而完成资金转移的新型商业运营模式。P2P网贷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模式之一，近年来发展迅猛。在P2P网贷的实际运营中，网贷平台为方便实现债权，集中受让众多债权人的债权。对此种债权转让模式，法律法规并无明文禁止，故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确认其转让效力。但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审判实践中对于P2P平台诉讼主体资格审核、电子证据如何认定、本金认定等问题争议较大。本案中法院基于债权转让相关理论，结合诉讼经济原则，认定P2P平台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审慎认定P2P网站上的电子证据，在P2P平台提供完整证据链的基础上，赋予电子证据打印件同等证明力。本案对于今后P2P网贷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意义。

07.车损险合同中对火灾所作解释符合专业含义的，法院应当认可

裁判要旨

火灾一词系非保险术语，系争车损险合同中就火灾和自燃分别作了解释，将自燃排除在火灾之外，该解释与保险监管部门就机动车辆火灾责任所作规定一致，应认定该解释符合专业含义，法院可予采纳。

基本案情

原告甲公司为其车辆向被告乙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等保险，并不计免赔。被保险车辆行驶证上使用性质栏记载为“货运”，保单正面车辆使用性质栏记载为“营业特种车”。

《车损险条款》为乙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附于保单背面。其中保险责任部分第五条第2款约定：“保险期间内，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责任免除部分第八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三）„„保险责任第五条第2款中未列名的其他使用性质的车辆的自燃„„。”第三十五条保险合同术语第5款约定：“火灾：是指保险机动车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即有热、有光、有火焰的剧烈的氧化反应）所造成的灾害。”第8款约定：“自燃：是指保险机动车因本车电器、线路、供油系统、供气系统发生故障或载运的货物自身、机动车运转摩擦等原因造成的起火燃烧。”保单正面明示告知一栏中第2条记载：“请您在收到保险单后立即核对，保险单内容如与事实不符，请立即通知本公司采用‘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批单’批改，自行改动或采用其他方式更改无效。”第3条记载：“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

2014年6月25日11时19分许，被保险车辆于本市某路口500米处发生火灾，事故造成车头部分烧毁。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消防支队出具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记载：该起火灾原因为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事故发生后，上海天磊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为原告车辆定损为169,621元，原告为此支付了评估费3,600元。后原告因向被告索赔未果，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相应保险金。

另查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其于2003年6月20日作出的《关于机动车辆火灾责任等问题的复函》（以下简称“保监会复函”）中指出：“

一、中国保监会《关于明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火灾’责任的批复》（保监复[2000]159号）中已经明确指出：《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第一部分第一条第一款第２项的‘火灾’责任是指，因保险车辆本身以外的火源以及基本险第一条所列的保险事故造成的燃烧导致保险车辆的损失。

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第一部分第三条第（六）项‘自燃以及不明原因产生火灾’是指保险车辆发生自燃和保险车辆因不明原因产生火灾而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规定中对于‘自燃’和‘不明原因产生火灾’均作出了解释。‘自燃’是指：‘没有外界火源，保险车辆也没有发生碰撞、倾覆的情况下，由于保险车辆本车漏油或电器、线路、供油系统、载运的货物等自身问题引起的火灾。’中国保监会《关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自燃’解释的复函》（保监函[2001]133号）中指出，‘自燃’定义中‘等’字指‘保险车辆本车漏油或电器、线路、供油系统、载运的货物’引起火灾的几种情况，无更多内涵。”

审理中，原告甲公司确认火灾原因为车辆自燃，要求被告乙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为《车损险条款》第五条第2款约定，即“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2015）虹民五（商）初字第2578号民事判决：驳回甲公司要求乙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172,368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起诉之日至实际赔付日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发生条款含义的争议时，应首先采取“通常理解”对条款内容进行解释，即按照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及历史解释的方法解释条款内容，在穷尽上述解释方法后仍有两种以上理解的，方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火灾可以理解为（机动车因）失火造成的灾害，并不区分起火原因为机动车自身或外来火源，但《车损险条款》第35条保险合同术语第5款、第8款已就火灾、自燃的概念作出了明确区分，火灾为机动车本身以外火源引起的燃烧，自燃为机动车本身故障引起的燃烧，该定义表达清晰无歧义，两者显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车损险条款》第5条第2款将火灾与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等车辆自燃并列，也与《车损险条款》对火灾、自燃的定义逻辑相恰，联系上下文语境，不存在其他的理解；从历史解释的角度，被告保险合同中对火灾、自燃的定义与保监会复函的精神一致，系多年采用的合同范本，原告甲公司作为专业的物流运输企业，应当知晓本行业保险惯例，如认为车损险不足以覆盖损失风险，可以附加投保相应自燃险种。因此，在采取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的方法后，对火灾概念应得出《车损险条款》中火灾定义的唯

一、确定解释，故不适用疑义利益规则。

再者，火灾一词系非保险术语，系争车损险合同中就火灾和自燃分别作了解释，将自燃排除在火灾之外。上述解释与保险监管部门就机动车辆火灾责任所作规定一致，应认定该解释符合专业含义，法院可予采纳。被保险车辆为营业特种车，发生的自燃事故不符合原、被告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的责任范围，故原告甲公司请求被告乙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缺乏合同依据，法院对原告要求支付保险金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意义

保险合同使用的词语常会与日常生活使用中的含义存在差异，保险人为了避免发生纠纷，通常会在保险合同中对这些词语作出解释。比如火灾、车辆颠覆。当被保险人、受益人和保险人就这些词语的含义发生争议时，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七条的规定处理。对合同已就词语作出解释的，应当判断该词语是否属于保险术语，对于不属于保险术语的，保险合同对于该术语的解释如果符合专业意义的，法院应当认定其效力。判断保险合同的解释是否符合专业含义，可以参考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火灾一词虽然不属于保险专业术语，但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在车辆保险中长期将之界定为不包括自燃。所以系争合同将自燃排除在火灾之外的解释，符合专业含义。

08.金融机构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应以存在欺诈行为为前提

裁判要旨

目前，金融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起诉金融机构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金融纠纷案件日益增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时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金融消费者在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时，应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举证证明金融机构在向其提供金融服务时存在欺诈行为。

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3日，乙某在甲银行处申办借记卡账户，在其签订的《领用合约》中约定：“存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付利息”。使用过程中，乙某发现有四笔活期存款在计息时未计算大月31日的利息，合计少付利息0.40元。乙某认为：甲银行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计算利息，应当赔偿其利息损失；由于甲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故意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构成欺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故起诉要求甲银行支付利息损失0.40元并赔偿500元。

审理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居民储蓄活期存款的计息方式向法院函复：“现行的居民储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计、结息方式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2005]129号文”）的有关规定为准。该文规定，银行可采用积数计息法和逐笔计息法计算利息。逐笔计息法的计息期中有整年（月）又有零头天数的，整年（月）按对应的年（月）利率乘以本金和年（月）数计算利息，零头天数按日利率乘以本金和零头天数计算利息。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银行也可选择将计息期全部化为实际天数计算利息，即每年为365天（闰年366天），每月为当月公历实际天数，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实际天数×日利率。”

经查明，甲银行未与乙某具体明确采用何种计息方式，其实际采用的计息方式系 [2005]129号文规定的逐笔计息法的第一种公式，即计息期既有整年（月）又有零头天数的，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

另查明，2005年11月，甲银行发布下发［2005］129号文的通知和公告，称将根据［2005］129号文调整部分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规则。

裁判结果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

一、甲银行向乙某赔偿0.40元；

二、驳回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303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应适用[2005]129号文规定方式计息并无异议，在双方就应采用[2005]129号文规定的何种计息方式未作明确约定，并对此产生了不同理解的情况下，应当如何计算储户的利息是本案的关键问题。根据[2005]129号文的规定，逐笔计息法有整年（月）又有零头天数的，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而本案系争四笔活期存款的时间均不满月，仅存在“零头天数”，故法院认定此时只需按照通常的理解，计算零头天数的利息即可。

本案主要焦点在于，甲银行是否应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三倍赔偿责任。所谓欺诈，是指故意使相对方陷于错误认识而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之行为。认定欺诈是否成立，应以行为人有无欺诈故意及行为，相对方是否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否与欺诈行为有因果关系为基础要件。甲银行于2005年发布的公告中，已公示将依[2005]129号文调整计结息规则，鉴于上述[2005]129号文中已明确规定相应计息方式，故甲银行的上述公告已达到对计息方式予以公示的法律效果，并无隐瞒的故意。双方虽就计息方式产生争议，但争议导致的金额差异极微，就此种微小差异产生的原因仅应认为双方对计息方式存在理解差异，并不能据此认定乙某因甲银行的行为作出了不真实意思表示。甲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于计息方式的理解虽不尽合理，但并不构成欺诈恶意，乙某据此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

裁判意义

2013年，我国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了再次修订，除了将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范围扩大至保险、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外，还对经营者课以更加严格的欺诈赔偿责任。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设定严格的赔偿责任，平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实力强弱对比和信息不对称，震慑企图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法经营者。本案中，法院从欺诈的构成要件出发，重点审查了金融机构是否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尤其是在认定金融机构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区分了一般过错和欺诈故意，认定银行虽在计息方式的选择上不够合理，但并无隐瞒真实信息、侵犯储户合法权益的故意。本案审判结果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类诉讼中如何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09.清偿票据贴现担保之债务无法取得票据追索权

裁判要旨

贴现申请人提出贴现申请，贴现担保人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其本质上是担保法律关系。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取得担保追偿权。基于贴现担保法律关系而非票据法律关系清偿的债务，清偿人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对出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无论是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还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权，对出票人、承兑人的票据权利的时效是不变的，其中对本票出票人、汇票出票人、承兑人的时效是两年。

基本案情

1996年12月10日，乙公司签发一张金额为400万元的汇票，收款人为甲公司，付款人为乙公司并已承兑，到期日为1997年4月10日，交易合同号码载明为096－00157。1996年12月25日，甲公司持该汇票向丁银行申请贴现，并填写《承兑汇票贴现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一份，申请书中载明商品交易品名及合同编号为胶合板096－00157（甲公司、乙公司均承认不存在对应的胶合板交易，填写上述交易编号是基于银行贴现要求），丙公司在该申请书中盖章承诺为甲公司的贴现进行担保。丁银行贴现后到期请求付款，因乙公司账户余额不足而被退票。丁银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据权利未获清偿后，转而要求丙公司承担贴现担保责任。丙公司作为贴现担保人向丁银行履行了400万元付款义务后，遂诉讼向甲公司和乙公司进行追偿。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丙公司有权以贴现担保关系向甲公司追偿688万余元（票款加利息），但不能直接向乙公司行使票据法上的追索权。甲公司履行该判决后，又于2014年以行使票据追索权为由起诉乙公司（即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乙公司支付票据追索款600万余元及利息。乙公司则抗辩称：甲公司无票据原件，无权追索；票据追索权时效已过；甲公司取得票据无对价，当时签发票据完全是为了从银行融资。

法院还查明：丙公司、甲公司、乙公司原为关联企业，其中甲公司为丙公司全资子公司。1997签发票据时，甲公司与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某。后乙公司改制后脱离关联关系。另外，为认定对价问题，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账，发现在1996年至1997年6月期间，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有数十笔银行转账往来，经轧差后甲公司流入乙公司的资金额为16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乙公司支付甲公司已清偿的全部金额688万余元及利息。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4)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266号终审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

二、对甲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两个法律问题：

一是法律关系的确定对追索权的影响。本案中丙公司为甲公司的贴现提供担保，丁银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据权利未获清偿后，转而要求丙公司承担贴现担保责任，这不是主张票据权利，而是主张贴现担保合同的权利。为此，丙公司付款后后取得了向贴现申请人甲公司追偿的权利。无论是丙公司向丁银行履行贴现担保责任的行为，还是之后丙公司向甲公司追偿并获甲公司清偿的行为，均系基于贴现担保法律关系，而非基于票据法律关系。丙公司并非票据法律关系中任一环节的参与主体，其提供的是贴现担保而不是票据保证，因此其承担的责任系担保责任，而非票据责任。同理，丙公司向甲公司行使担保追偿权后，甲公司向丙公司清偿债务的行为并不能产生其向丁银行清偿因票据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债务的法律后果，甲公司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对出票人乙公司行使票据权利。简而言之，基于贴现担保而产生的追偿权，并非票据法律关系中的票据追索权。

二是票据追索权行使的时间要求。《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

（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

（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

（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的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追索权。再追索权的行使“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如何理解是本案的争议所在。甲公司认为，只要自己随时清偿，自此后便有追索权，不受票据签发时间限制。这种观点有误。上述法律条文应解读为：无论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还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权，对出票人、承兑人的票据权利的时效是不变的，其中对本票出票人、汇票出票人、承兑人的时效是两年。本案中甲公司2014年清偿债务，无权对1996年签发票据的出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

裁判意义

票据和票据贴现担保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行为法律后果均存在差异。在票据法律关系中，票据是文义、无因、设权证券，票据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基于法律对于票据的特殊规定，在票据记载、票据时效方面有其独特的规则，不符合这些规则，无法行使票据权利。在符合这些规则的情况下，持票人有追索权和付款请求权，被追索人有对其前手的再追索权。而贴现担保法律关系，系由贴现申请人提出贴现申请，贴现担保人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并未在票据上有任何记载，其本质上是担保法律关系，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取得担保追偿权。追索权与追偿权虽仅有一字之差，但法律要求及后果并不相同。由于票据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即便存在资金交付的行为，如果所对应的法律关系不同，不能视为《票据法》意义上的“清偿债务”，并不能据此取得票据追索权。

关于票据追索权时效，《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该条文中的“前手”是否包括出票人引发了争议，如果不包括，不符合《票据法》对“前手”所下的定义;如果包括，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究竟是“二年”还是“六个月”需要明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十八条规定，上述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追索权。该条文应正确理解为：持票人对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持票人对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而对于出票人的追索权或者再追索权，仍应为《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不能把第十八条解读为对于出票人的再追索权仅受清偿之日限制，不受其他任何时间限制。因为票据的交易，贵在流通，比起其他商业活动，更注重迅速。错误的解读违背了《票据法》对于票据权利较短时效的立法精神，会导致票据权利人怠于行使其票据权利。.夫妻之间的财产侵权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裁判要旨

商业三者险本质上是责任保险，即以对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为前提。夫妻双方各自驾驶的车辆互撞发生交通事故的，夫妻分别为侵权人和受害人。在无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夫妻双方别产的情况下，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财产向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构成债权债务混同。由于独立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并不存在，被保险人基于责任保险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法院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原告甲某为其名下的车辆A向被告乙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交强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交强险保险责任第八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四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的受害人，但不包括被保险人以及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机动车本车上人员”；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第六条约定，“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失，对被保险人依法应支付的保险金额，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给予赔偿”。商业三者险责任免除第九条约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三）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

A车与B车的所有人均为甲某。2014年8月9日15时，在本市南北高架共和新路出口处，案外人甲某之妻丙某驾驶的A车追尾撞上原告甲某驾驶的B车，致车辆受损。经公安部门认定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2014年8月26日，B车维修完毕，维修费用为48,000元。乙保险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出具机动车保险损失计算书，载明修理费总金额为48,000元。

甲某与丙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登记结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约定夫妻分别财产制。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2014）虹民五(商)初字第95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甲某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保险责任的成立必须以符合保险法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为前提，不违背责任保险的基本性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不属于交强险、三者险的保险责任范畴，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首先，原告依据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主张权利，应符合责任保险的本质。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本质上是责任保险，即以需对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为前提。侵权责任系因民事主体自身的过错侵害行为而对他人所应承担的一种义务。侵权之债关系中存在两个以上主体是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得对自己享有债权，向自己请求或履行债务亦毫无意义。当债权、债务同归一人时，侵权之债归于消灭。本案中，侵权人虽然为实际驾驶沪A车辆的案外人丙某，且存在独立财产意义上的两辆车和两份保险合同关系，但从终局责任主体而言，债权、债务同归一人，即丙某为债务人，甲某为债权人。基于双方的夫妻身份和我国夫妻财产法定共有制，在无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夫妻双方别产的情况下，从财产关系而言在法律上应视为一人，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财产向另一方履行给付，构成债权债务混同，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也因此消灭。因此，独立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并不存在，不符合责任保险适用的前提，甲某无法基于责任保险主张理赔。

其次，甲某依据所投保的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主张合同权利，理应受合同条款的约束。交强险条款第五条、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四条均开宗明义对保险合同的基本概念和其赔付对象，即“受害人”、“第三者”进行了定义，明确排除了“被保险人”本人。而本案中沪B车的损失恰恰系沪A车的被保险人甲某自己的财产损失，显然不属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赔付范围。上述条款规定系关于险种类型、保障责任范围的统领性约定，保险人有权对其提供的保险服务范畴作出划定，合同相对方自愿签订后理应予以遵照，投保人有义务对其所投保的险种和基本承保范围进行了解和注意。如果将保险服务范畴的约定视为免责条款，则会打破保险险种的既有合理划分也有违契约自由精神。此外，在商业三者险责任免除条款中对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亦予以明确排除。该免责条款系在上述赔付对象统领规定下的单列与细化，且乙保险公司已经以黑体加粗的形式予以特别提示，以示对被保险人财产不予赔付的进一步强调，结合合同类型和承保范围基本约定，投保人应予注意且能够理解，无需额外解释说明。

综上，法院认为无论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还是依照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条款之约定，甲某均不符合责任保险的理赔条件与要求。甲某可通过诉争车辆已投保的其他财产险实现损失填补目的，以适当途径救济权利。裁判意义

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均属于责任险范畴。责任险设立的初衷在于排除被保险人的责任，保护受害的第三者获得有效的赔偿，解决的是对外责任。本案侵权人与被保险人是夫妻关系，基于夫妻财产法定共有制，一共有人向另一共有人赔偿没有债权法上的意义。因此在无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夫妻双方别产的情况下，从财产关系而言夫妻在法律上应视为一人，侵权人不符合责任险中第三者身份的定位。同时，在侵权关系中，因夫妻双方债权债务混同，独立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并不存在，侵权之债归于消灭。既然作为前提基础的侵权之债不存在，被保险人也就失去了行使责任险的基础，自有财产的损失无法通过责任险进行理赔。此外，责任险关于险种类型、保障责任范围的统领性约定，属于保险公司对提供的保险服务范畴作出划定，不同于免责条款。按照契约自由精神，投保人有义务对其所投保的险种和基本范畴进行了解和注意。合同相对方自愿签订后理应予以遵照，无需保险公司履行额外的解释说明义务。当下，家庭拥有多辆车辆现象比较普遍，正确投保险种事关家庭财产能否有效分散风险。本案通过剖析责任险的本质，以“第三者所负侵权责任”为导向，明晰了该类险种项下保险赔付的机理，防范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同时强调车损险的重要性，在引导家庭通过投保正确的险种保护财产方面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第四篇：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法律探讨（最终版）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法律探讨

——上海朋洋律师事务所张战坡律师（***）

[案情简介]：

2010年12月19日，王某与被上海某租赁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购买运输车辆。按约定租赁公司与上海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卖方）签订了租赁物买卖合同，由王某从出卖方购买“格尔发”牌重型牵引车6部，与牵引车配套的重型半挂车6部，通过融资公司付清了车辆款项，由出买人负责新车上牌登记，该车辆由王某挂靠在上海某物流公司名下。2011年7月份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在对车辆进行勘查时发现该车辆行驶证登记车架号与实际车辆不相符，随立即通知出卖人，销售商立刻派人赴新疆为该车辆重新打车架号，但从交警部门得知，车辆号码在车辆出厂即具备，并在公安机关进行备案，自行打车辆架号系一种违法行为，因此车辆仍不能上路行驶，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公司已经将索赔权让度给王某一方。为此王依合同管辖，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法律分析]：

融资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融资租赁集借贷、租赁、买卖于一体，是将融资与融物结合在一起的交易方式。融资租赁合同是由出卖人与买受人（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和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构成的，但其法律效力又不是买卖和租赁两个合同效力的相加。此案中涉及诸多法律问题：

一、融资租赁合同可否解除，如何解除。

合同法仅规定了出租人的法定解除情况，即第二百四十八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而未对承租人规定解除合同的情况，这也是由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决定的，因租赁公司一次性的履行完毕付款义务，主要起到融资的作用，对于租赁物的质量瑕疵及权利瑕疵主要由承租人和出卖人来解决。但问题在于此种情况剥夺了承租人，也就是实际占有人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如果标的物不符合约定，或有瑕疵，只能通过重作，更换，修理等来维权，而不能解除租赁物买卖合同。因租赁物买卖合同系出租人融资公司于出卖方签订，出租人转让给承租人的只是索赔权，不包括解除合同的权利。

整个融资租赁关系中的三方两个合同相互影响，但又独立存在。在实际事件中要根据合同相对性来寻找权利相对人和义务相对人，理顺法律关系。

二、租赁物有瑕疵，承租方如何维权

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租赁物不符合约定或者不符合使用目的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但承租人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除外。由此可知，出租人只在两种情况下车工承担连带责任，即承租人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和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时，其它情况下均与出租人无关，承租人可以直接向出卖方维权。按照买卖合同中违约条款的规定或合同中关于违约事项的约定来实施。

三、融资租赁合同中索赔权转移是否包括合同解除权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一般融资租赁合同中都会约定将索赔权转让给承租人，此时的索赔权内容应当和合同法中对违约责任的规定一样，包括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并不包括解除合同。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对解除合同情况做了明确规定，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不可抗力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中预期违约；三是一方迟延履行经催告后仍不履行；四是其它违约行为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总结]：

一、理顺合同关系，一般由三方当事人及两个合同关系。

三方为出卖方、出租方、承租方，两个合同关系为融资租赁合同与租赁物买卖合同。认清合同相对方，及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明确诉讼请求

如果是及于出卖方交付标的物的质量瑕疵，承租方有权直接向出卖方行使。此时出租方只负协助义务。如果有三包的按三包规定，无三包的按一般的合同违约规定。

如果是及于出租方没有尽到付款义务导致出卖方不能及时交付标的物，承租方可以按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追究出租方的责任，出租方只对付款义务。

第五篇：融资租赁案例

融资租赁案例:

某医院通过一家国际租赁公司，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引进一台国外生产的核磁共震设备。在合同执行期内，该院设备管理人员进行了更换。新的设备管理者两次向租赁公司提出更换一台新设备的要求，其理由是原设备的性能落后，不能满足需要。租赁公司未同意这一要求。为此该医院设备管理人员很不满意,并未按时交纳租金，医院和租赁公司发生争议，请你分析此案中哪方的做法不妥，为什么？

答：医院方不妥。

因为融资租赁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后提供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交易方式。案例中融资公司在提供机器时，是根据医院的技术、资金要求，来提供的相应的机器，也就是说，是医院当时和供货商选择的这个型号的机器，再叫出租人出钱买下来，租给自己使用的。

合同生效后，出租人没有义务按承租人的意愿更换租赁物，承租人也没有权利要求出租人更换。如果想换的话，医院方可以在租赁物到期以后，选择不留购物品，然后在从新申请一项新的融资租赁合同。

但是，承租人未按时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及造成违约，承租人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逾期利息，并赔偿出租人相应的损失。案例中医院的行为已经是违约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