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法院2013年十大典型案例（5篇）

第一篇：常州法院2013年十大典型案例

常州法院2013年十大典型案例

2013年，常州市两级法院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发展大局，忠实履行各项审判职能，共受理各类审判案件8万余件，审执结案件7万余件，为常州加快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存进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为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推进司法公开，向社会展示法官判案解纷的风采，接受人民群众评判，从2013年审结的案件中评选出了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1：朱广亮、郝玉飞抢劫杀人案

【案情】2013年1月5日，朱广亮、郝玉飞共同商量抢劫“黑车”。由郝玉飞打电话给被害人靳某谎称到镇江大港接人，后两人搭乘靳某所驾驶的轿车将其骗至镇江市大港新区某处工地旁，期间将购买的麻绳和胶带扔给朱广亮实施抢劫。两人将靳某拖至后排座位后，朱广亮遂采用胶带捆手封嘴、麻绳勒颈等手段将靳某勒死。两人将尸体抛至新北区春江镇长江边芦苇滩内，劫得黑色现代索纳塔牌轿车一辆。

【审判】常州中院审理后认为，朱广亮、郝玉飞采用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致一人死亡，手段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朱广亮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罪，属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遂一审判处朱广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郝玉飞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点评】（常州中院刑一庭沈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而为了钱财铤而走险，无视他人生命权利，也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本案向社会昭示：在侵犯公民生命财产权利、危害人民生活安全感的犯罪行为面前，刑法的威严不容亵渎，同时也警示我们，要时刻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

案例2：吴丽青故意杀人案

【案情】吴丽青与被害人王某之母史某系同事关系。2009年下半年，吴丽青因猜疑史某散布其个人隐私，而产生报复史某的念头。2010年6月，史某参加职称评定所需的荣誉证书在办公室丢失，怀疑系吴所为，后两人关系疏远。2012年12月12日8时许，吴丽青利用其他美术老师外出参加活动之机，以辅导画画为名，将王某诱骗至学校美术室内，用事先准备的绳子扼勒

其颈部，将其勒死后逃离现场。经鉴定，吴丽青患偏执性精神障碍，作案时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审判】常州中院审理后认为，吴丽青作案动机卑劣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作案时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可不立即执行。遂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点评】（常州中院刑一庭朱文箭）：吴丽青曾经是一名优秀的美术老师，却因未能妥善处理好自己的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而出现了明显的心理、精神异常，并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此案以血淋淋的教训再一次向世人敲响警钟，当今社会，请关注心理健康！

案例3：李红诉金坛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情】2010年7月，李红因琐事与邻居发生争吵受伤后被送往金坛某医院抢救。经诊断为颅脑外伤。经过治疗，李红病情好转后出院。2012年1月始，李红出现双侧髋周疼痛不适，并渐加重，遂至南京某医院检查，结果是双侧股骨头坏死。常州医学会认为，金坛某医院在给李红使用地塞米松的过程中存在“指征把握不严”、“疗程过长”等过错，李红发生双侧股骨头坏死与医院过错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审判】金坛法院审理后认为，鉴于原告本身属易感染人群，被告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一方，负有提供安全服务的责任和义务。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对于地塞米松的使用存在过错，且与原告双侧股骨头坏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遂判决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由医院承担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人民币20.4万元。

【点评】（金坛法院民一庭钱蓉）：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运用医学理论和方法维护人体生命健康，是一种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行为，本身是好事。但如果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致使患者损伤，把好事做成了坏事，医疗机构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4：胡某、李某、潘某贪污、诈骗案

【案情】2011年8月至2012年4月，胡某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李某、潘某，网购假就医资料，在自己负责的新农合专管窗口报销，共同贪污新农合补偿金992490.79元。2012年1月，潘某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胡某、李某，虚造大病补助申报表和发放单，贪污新农合大病补助金94000元。2011年8

月至9月，3名被告人采用上述手段虚构参保农民需医疗报销，通过欺骗其他审核人员冒充上述村民的家属，到医院农村医保专管窗口报销补偿，骗新农合医疗补偿金229858.02元。

【审判】溧阳法院审理后认为，胡某利用担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骗取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公共财物，数额巨大；李某、潘某明知胡某骗取公共财物，仍为其提供帮助，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和诈骗罪，遂判决胡咏娟有期徒刑十二年、李某有期徒刑七年、潘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和罚金。

【点评】（溧阳法院刑庭汤建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及建设新农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案警示人们：新农合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全面落实制度要求，严格审核把关，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案例5：潘某某强制医疗申请案

【案情】2013年1月2日，被申请人潘某某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暂住地，因幻想妻子韦某与他人有奸情并意图谋害自己，遂持砖块、铁棍猛砸韦某头部，致韦某颅脑损伤死亡，并意图点燃液化气瓶焚烧家中物品。案发后，经常州市德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潘某某患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根据潘某某的病情及行为判断，潘某某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经武进检察院提出申请，3月18日，武进法院在武进区第三人民医院巡回审理了此案。

【审判】法院审理后认为，被申请人潘某某实施杀害他人的暴力行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司法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遂依法作出对被申请人潘某某实施强制医疗的决定。

【点评】（武进法院刑庭朱云妹）：潘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出于臆想，就把与自己共同生活二十几年的结发妻子残暴杀死，使得原本幸福、快乐的一家三口生死两隔。扼腕难回良妻命，悲愤长恨丧母痛，面对儿子悲痛的眼神、压抑的情绪，潘某某不思量、自难忘。同时警示世人注意心理健康：乐观开朗常相伴，笑口常开幸福在。

案例6：常州市能通钢管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案情】2012年10月至11月间，常州市能通钢管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累计拖欠公司67名工人工资总计96万余元。2012年10月26日，常州市武

进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向该公司发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该公司于2012年10月31日（后协商为2012年11月10日）前按照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该单位主管人员唐某在收到指令后，于11月8日起关闭手机逃匿，至2012年11月20日被抓获归案，期间均未露面且未支付所拖欠工资。

【审判】法院审理后认为，常州市能通钢管有限公司、唐某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唐某系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遂判处常州市能通钢管有限公司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罚金十万元；唐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点评】（武进法院刑庭朱云妹）：劳动者起早摸黑，吃辛吃苦，就为了多挣点钱，支撑起风雨中的小家，而有些企业经营者却昧心克扣、拖欠劳动者的报酬，用他们的血汗钱为自己的需求“埋单”，事后四处逃匿、躲藏，最终锒铛入狱。提醒企业经营者，企业经营应以人为本，同心经营效益高。

案例7：常州市瑞晶电子有限公司诉被告杨静娟、常州市合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情】杨静娟系合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其公司会计周某向瑞晶电子有限公司借款100万元整，双方无书面合同或字据。周某称账户不便请求杨静娟帮忙转账。取得全款后周某及丈夫潜逃在外。瑞晶公司催要未果遂要求杨静娟及合泰办公用品公司偿还借款100万元。

【审判】常州新北法院审理后认为，瑞晶电子有限公司与合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及杨静娟素不相识，却在既无书面借款合同，也未约定利息、借款期限、还款方式等重要内容的情况下将巨额借款交给被告实属让人费解。相反被告却证明了其无需对外借款的事实，并陈述了100万元打入其账户的缘由。综上，应认定两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两被告系为周某夫妇转账，且100万元款项已实际交付给周某夫妇，两被告在此期间无任何收益，也未收取任何费用，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新北法院民二庭傅璟琳）：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书面合约。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互不认识，原告也未能提供双方存在借贷事实的证据。法官提醒，不应轻易出借与自身身份有关的金融信息，如账号、信用卡、电子账户等；大额交易尽量形成书面记载，用以对抗恶意诉讼。

案例8：刘更万等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

【案情】刘更万、邓新建于2011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租赁房屋、互联网发布收购肾源广告、他人介绍等方式，招揽自愿出卖活体肾脏的卖肾人员于晓明等20余人，以提供食宿、安排体检、联系交易等方式组织上述人员出卖活体肾脏。

【审判】常州市钟楼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更万等8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其中，刘某等三人组织多人出卖人体器官，属情节严重。8名被告人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刘更万、魏浩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邓新建等人在各自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遂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分别判处8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年至一年九个月不等的有期刑期。

【点评】（钟楼法院刑庭王可）：人体器官买卖是社会之殇，案件的背后反映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中“供需”的严重失衡，导致地下器官买卖猖獗。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体器官供需严重失衡的瓶颈问题，不仅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更需要社会和公众提高对人体器官捐赠的科学观念和理性认识。

案例9：索中林合同诈骗案

【案情】索中林，34岁，江苏连云港人，一个在常州乃至江苏房产中介市场享有盛名的“青年企业家”，2011年年底，他利用房屋中介交易之便，仅付个首付，就将客户的房屋“买”下，再抵押套现，一直不给付余款。案件被揭发后，经过一年的调查，证实涉及的房屋共有20套，房主损失高达1216.7万元。

【审判】常州市钟楼法院审理后认为，索中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他人签订合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索中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遂判决索中林犯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

【点评】（钟楼法院刑庭王洁）：索中林案的发生，暴露了当前存量房交易监管不力、房产经纪机构从业人员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内部管理混乱

等问题，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存量房交易活动的监管力度，规范公证事项的形式审查，同时还要做好房产经纪机构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工作。

案例10:文晟电器公司不服常州市戚墅堰区人社局劳动监察行政处罚案 【案情】2012年2月，未满16周岁之童工王某某在其父王运权的带领下在原告文晟电器公司从事生产工作。王某某在当年7月因工作而受伤，事后随其父到被告戚区人社局申报工伤，并反映原告非法招录童工一事。被告收到举报后依法立案、调查取证，并作出了《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25000元的罚款。此决定经常州市人社局复议维持，原告不服，以其在招录时不知王某某未满十六周岁且王父同意其女王某某在本公司工作为由，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审判】戚区法院审理后认为，任何单位未经法定程序、没有法定事由，均不得雇佣童工，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在招录员工时未尽审查职责，非法招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从事生产工作，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在受理王某某和王运权的投诉后，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告知等程序，并依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程序合法，因此一审维持了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

【点评】（戚墅堰法院行政庭强亚凤）：未成年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和社会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坏境。当前，一些家庭和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意识不高，童工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本案再次警示我们：家庭、学校、企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应当相互协作，共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亲情网、关爱网、法律网。

第二篇：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常州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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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常州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2016年，常州法院忠实履行审判职能、坚持推进依法治国，全年共审执结案件94413件。市中院从中梳理出10件社会关注度高、案情疑难复杂或审判结果有重大突破、借鉴作用的典型案件，向社会发布。

1、中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受贿案 【案情】

1992年至2014年，被告人申维辰先后利用担任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晋中地委书记、晋中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岗位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541万余元。

【审判】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申维辰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申维辰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申维辰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申维辰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点评】

申维辰并不是一上任就开始腐败，大部分是在他经过了过去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后，疏于自省，不愿意接受人民的监督，无视小恶累成大罪的道理，才走上了不归路。面对党中央的强力反腐，任何人都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办事，才是正确的为官之道。

2、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受贿案 【案情】

2001年至2014年，被告人令政策先后利用担任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审批、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子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07万余元。

【审判】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令政策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令政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令政策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对令政策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点评】

令政策落马前后，山西其他七名高官卷入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朝中有人也不灵。对高官落马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了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也彰显了党和国家从严惩治腐败的力度和坚强决心。

3、全国首例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提起的公益诉讼案 【案情】

2010年至2014年，许某惠、许某仙在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某村租用他人厂房，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从事废树脂桶和废油桶的清洗业务，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因犯污染环境罪，二人被武进法院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上述案件线索，经审查后认为，虽然两被告的污染环境行为已经被依法追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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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刑事责任，但污染尚未清除。依照法律规定，常州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

【审判】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被告许某惠、许某仙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后果，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判决：

1、许某惠、许某仙将洗桶场地内遗留的废桶、两个污水池中蓄积的污水及池底污泥、以及厂区内堆放的残渣委托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全部清理处置，消除环境继续污染危险；

2、许某惠、许某仙委托有土壤处理资质的单位制订土壤修复方案，提交常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核通过后实施。

3、许某惠、许某仙赔偿对其它环境造成的损失150万元。

【审判】

该案系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第一案。此案受到全国关心环保人士的密切关注，主流媒体多有报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坚持充分体现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注重公众参与，收集和听取被污染地群众意见。在案件的审理程序、环境技术鉴定报告内容的采用、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裁判的执行方式上皆有创新。作为一次检察机关参与保护环境在司法实践上的最新探索，该案例具有典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示范作用。

4、张某某等非法获取他人微信信息案 【案情】

2016年7月至8月间，被告人张某某将从被告人杜某处购买的含有大量邮箱用户名及密码的数据，导入非法微信扫号软件后，非法获取可以直接登陆的微信用户名及密码372组以及需短信验证的微信用户名及密码1900余组，并将上述数据转卖他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6235元。

2016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杜某、熊某某也用同样手段非法获取可以直接登陆的微信用户名909组并转卖他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3202元。案发后，被告人张某某、杜某、熊某某退出全部赃款。

【审判】

新北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杜某、熊某某违反国家规定，采用技术手段，获取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决：

1、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被告人杜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熊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2、三被告退出的赃款，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审判】

计算机信息系统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常经济活动、社会交往等都很大程度上依赖计算机信息系统，但其自身的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案几名被告人出于牟利的目的，采用技术手段获取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普通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处理或者传输的微信数据，并转卖给他人，可能对原使用者的权利造成损害或被他人作为工具进行网络诈骗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社会危害性较大。因此，需要打击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加大对信息网络安全的保护力度，从而有利于从源头上切断利益链，有效遏制网络犯罪的蔓延和泛滥。

5、陈某诈骗罪 【案情】

2015年9月30日至11月17日期间，被告人陈某通过在微信朋友圈、微信好友中发布可以帮助他人通过支付宝中的蚂蚁花呗支付平台进行套取现金的消息，采用骗取被害人支付宝账号、密码或让被害人在大众点评、美团、百度糯米等平台上购买指定商家指定的虚假商品后返现的方式，先后10次骗取张某、周某、唐某等10名被害人人民币共计69846元。

【审判】

溧阳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通过网络传播，多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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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骗取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据此法院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审判】

“蚂蚁花呗”是由支付宝推出的一种网购结算平台，能够用于网络赊账购物，用户开通蚂蚁花呗后，可免费使用一定额度的透支消费服务额度购物，确认收货后次月再还款，在其受到网民追捧的同时，有人却利用它作为一种新型网络诈骗手段。本案中，陈某用“蚂蚁花呗”套现的手段进行诈骗，相比较一般传统意义上的诈骗，受害人范围要大的多，而且还具备很大的不确定性，社会危害性更大。

6、郑某与周某“校园贷”纠纷案 【案情】

2016年2月24日，南京某高校学生周某向社会人士郑某以“校园贷”名义借款。借款到期后，郑某多次催要未果，遂将周某告上法庭。庭审过程中，双方对借款金额产生了较大分歧。

郑某称，其向周某出借现金人民币10万元。当场，周某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借款期限为2016年2月24日至2016年3月17日，借款月利率2%，到期未还支付违约金2000元一天。同时，周某还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郑某借款人民币现金拾万元整”。周某称，其经人介绍到郑某处借款2.5万元，实际收到现金1.5万元，剩余的1万元被郑某以保证金、中间费等名义抽走。当场，周某出具了2.5万元的借据和收条。同时，周某又应郑某的要求写了一张出借人处和收到人处均为空白的借据和收条，金额按照郑某的要求填写为借款的4倍即10万元。当时双方约定，如果周某不按时归还2.5万元，郑某方面会按10万元的借条来催要。

【审判】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武进法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周某结欠郑某借款3.5万元，该款项于庭审当天一次性付清，本纠纷一次性解决，今后各方无涉。

【审判】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贷平台的兴起，大学校园周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类校园贷，只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贷款，便捷的背后是各种隐藏的风险，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尤其容易深陷其中。在此，提醒广大在校大学生：

一、借贷有风险，贷款须谨慎。请选择正规合法机构办理相关贷款事宜。

二、尽量选择银行转账等有据可循的款项支付方式，一旦发生纠纷可以有维权的书面凭证。

三、加强自身法律学习，遇到问题可以向有社会经验的辅导员求助，或者选修相关法律课程。

7、全市首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案情】

2009年至2016年5月，殷某在市房产信息中心、房信网络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期间，为牟私利，利用负责房产信息中心商品房预售系统日常运行维护与管理的职务之便，违反保密规定，擅自将商品房预售系统数据库中的3万余条小区业主个人信息以每条两三毛钱不等的价格销售给邻居章某。后来，上述信息又被章某以0.8元至1元的价格转卖给前同事顾某，顾某又以普通住宅每条0.9元、别墅每条1.2元至1.5元的价格倒卖给朋友李某，而李某又采用同样的手法以4元至5元的价格出售给从事房地产销售中介和房屋装修的人，致使房产信息中心系统中的业主个人信息严重泄露，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审判】

钟楼法院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殷某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章某、李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顾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没收以上四人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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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个人信息，通常是指与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其不愿被特定人群以外的其他人群所知悉的信息。从信息的内容看，其涉及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因此，行为人只要没有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依据或者资格，也没有得到公民个人的许可，就可能构成犯罪。被告人殷某身为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依法应当有着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特殊的保密责任，而他竟为一己私利，滥用职权，致使海量公民信息被泄露，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犯罪，依法应该从重处罚。

8、共同饮酒后致死赔偿纠纷案 【案情】

2016年4月1日，杨某接受某机械商行的指派至王某处检修机器，当晚七点左右王某邀请其朋友孙某某和贾某同杨某共四人在一小饭店吃晚饭，期间杨某饮用了白酒。晚饭后，四人又至KTV唱歌娱乐，期间杨某又饮用了啤酒。四人玩至凌晨左右结束并一起下楼，王某至服务台买单，此时发现杨某不见，便四周找寻。找寻未果后遂要求服务人员查看当日监控录像，录像显示杨某从KTV后门走出去，三人于是在后门沿河找寻但始终未能找到杨某。4月7日12时左右，有群众报案称在附近某河中发现一具尸体，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组织人员进行打捞，尸体经家属及朋友辨认系杨某。杨某尸体经法医进行尸检，未发现尸体表面有外伤，未发现心血内有毒物，心血内酒精含量为121.2mg/100ml，达到醉酒标准。

【审判】

经开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意识到过量饮酒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醉酒后失足而致死亡，其本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确定杨某自行承担90%的责任。三被告在与杨某饮酒、醉酒的过程中，没有尽到提醒、劝诫、护送等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其中，王某作为召集人，应较其他共同饮酒的被告承担更多的责任，确定王某承担5%的赔偿责任；孙某某和贾某各承担2.5%的赔偿责任。

【审判】

如今，因共同饮酒产生的索赔案件屡见不鲜，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热议，其中混杂着道德和法律的是非判断。生活中，饮酒在所难免，但是应当注意相关的法律义务：

一、明知其中一人已经饮酒过多的情形下，共同饮酒的人应当劝阻或者谢绝与其饮酒；

二、对已经喝醉酒的人，要将其安全送到家中或者家人手中，同时告知其家人醉酒的程度，免得耽误最佳救治时机；

三、对于开车的朋友，如果对方喝酒后，一起喝酒的人应当劝阻其不得驾车。

9、“积分兑现金”--伪基站电信诈骗案 【案情】

2015年7月初，被告人柯某、王某经事先预谋，购置笔记本电脑、上网卡、手机及手机卡等作案工具，通过QQ群雇佣刘某为其实施利用伪基站发送诈骗信息的行为。2015年8月3日至9日间，王某某、郑某在刘某的安排下，驾驶轿车先后在溧阳市区、金坛区城区范围内，利用伪基站屏蔽中国移动通信公司正常基站发出的信号，冒用中国建设建行95533客服中心名义，强行向周围的移动公司用户手机推送内容为“尊敬的建行用户：您的帐户积分，可兑换5%的现金，请登录„„”的诈骗短信，造成26698名移动用户通信中断不满一小时，被告人柯某、王某通过后台程序获得被害人的建设银行账户、密码等资料后，通过消费网站骗得被害人钱财共计33900元。

【审判】

金坛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柯某、王某的行为不仅造成了移动公司用户被骗导致财物损失，还导致2万多名移动公司用户通信暂时中断，其行为同时符合了诈骗罪与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构成要件。根据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以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判处被告人柯某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三年。2016年9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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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金坛法院向十余名被害人统一发还了被骗款。

【点析】

随着通信、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电信诈骗等新型犯罪不断涌现，危害日趋凸显。电信诈骗犯罪针对不确定对象，袭击对象覆盖社会的各个阶层，受害人即使“足不出户”也可能上当受骗。打击电信诈骗需各部门联合行动，在刑事上予以严惩，同时也需要老百姓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信陌生电话、短信；不要轻易点击信息中的链接；不要按陌生电话、短信要求转账汇款；不要安装不了解的软件。

10、儿童福利院申请徐某某撤销监护权纠纷案 【案情】

徐某某原系某寺庙出家人，徐小某出生后被遗弃至某寺庙，由该寺庙出家人释某抱回寺内，先交由徐某某的亲戚代养，后又送回某寺庙抚养，由徐某某及寺内其他人员共同照顾。因为徐小某需要落户口，释某年纪较大，不符合收养要求，2011年12月29日，徐某某与徐小某办理收养登记手续。2014年9月25日，徐小某被送至儿童福利院，该寺庙支付徐小某一年的费用共计19480元。2015年9月25日至今，徐小某的各项费用均由儿童福利院承担。徐小某被送至儿童福利院后，徐某某未探望过徐小某，亦未支付过徐小某的相关费用。

【审判】

天宁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徐小某生父母不详，被收养后先后由被申请人徐某某的亲戚、该寺庙内人员与被申请人徐某某共同照顾，且徐小某患有脑裂畸形疾病。2014年9月25日，由该寺庙送至儿童福利院抚养至今，期间徐某某长期不履行监护职责，现并明确表示其不具备抚养、监护徐小某的能力。申请人儿童福利院愿意担任徐小某的监护人，并已自2014年9月25日起实际履行了监护职责。据此，判决撤销被申请人徐某某对徐小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儿童福利院为徐小某的监护人。

【审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导致未成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的行为，亦应认定为监护侵害行为。未成年人无其他近亲属可以担任监护人的，儿童福利院作为民政部门设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出撤销监护人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体现了国家监护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监护权益的补充和保障，指定其作为监护人，也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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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7全国法院破产十大典型案例

全国法院破产典型案例

案例1: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破产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石化）、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系绍兴地区最早一批集化纤、纺织、经贸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三家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其中南方石化年产值20亿余元，纳税近2亿元，曾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由于受行业周期性低谷及互保等影响，2016年上述三家公司出现债务危机。2016年11月1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柯桥法院）裁定分别受理上述三家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通过竞争方式指定联合管理人。

（二）审理情况

由于南方石化等三公司单体规模大、债务规模大，难以通过重整方式招募投资人，但具有完整的生产产能、较高的技术能力，具备产业转型和招商引资的基础。据此，本案采取“破产不停产、招商引资”的方案，在破产清算的制度框架内，有效清理企业的债务负担，阻却担保链蔓延；后由政 府根据地方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战略性买家，实现“产能重整”。

三家企业共接受债权申报54.96亿元，裁定确认30.55亿元，临时确认24.41亿元。其中南方石化接受债权申报18.58亿元，裁定确认9.24亿元，临时确认9.34亿元。鉴于三家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主要债权人高度重合、资产独立、分散以及南方石化“破产不停产”等实际情况，柯桥法院指导管理人在充分尊重债权人权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展债权人会议职能，并确定三家企业“合并开会、分别表决”的方案。2017年1月14日，柯桥法院召开南方石化等三家企业 本案是在清算程序中保留有效生产力，维持职工就业，实现区域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审理中，通过运用政府的产业和招商政策，利用闲置土地70余亩，增加数亿投入上马年产50万吨FDY差别化纤维项目，并通过托管和委托加工方式，确保“破产不停产”，维持职工就业；资产处置中，通过债权人会议授权管理人将三家企业资产可单独或合并打包，实现资产快速市场化处置和实质性的重整效果。此外，本案也是通过程序集约，以非实质合并方式审理的关联企业系列破产清算案件。对于尚未达到法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破产案件，采取联合管理人履职模式，探索对重大程序性事项尤其是债权人会议进行合并，提高审理效率。

案例2：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

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晖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0日，主要经营工程塑料、塑胶模具等生产、批发业务。2015年5月，松晖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被迫停业，继而引发1384宗案件经诉讼或仲裁后相继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安法院）查明，松晖公司名下的财

产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0000元外，无可其他供执行的财产，459名员工债权因查封顺序在后，拍卖款受偿无望，执行程序陷入僵局。2017年2月23日宝安法院征得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同意后，将其所涉松晖公司执行案移送破产审查。2017年4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案，松晖公司其他执行案件相应中止，所涉债权债务关系统一纳入破产清算程序中处理。

（二）审理情况

深圳中院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立即在报纸上刊登受理公告并依法指定管理人开展工作。经管理人对松晖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审核后发现，松晖公司因欠薪倒闭停业多年，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0000元外，已无可变现资产，而负债规模高达1205.93万元，严重资不抵债。2017年6月28日，深圳中院依法宣告松晖公司破产。按照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1623645.48元，优先支付破产费用685012.59元后，剩余938632.89元全部用于清偿职工债权11347789.79元。2017年12月29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终结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从而有效化解执行积案、公平保护相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精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典型案例。由于松晖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激烈，尤其是涉及的459名员工权益，在执行程序中很难平衡。通过充分发挥执行转破产工作机制，一是及时移送、快速审查、依法审结，直接消化执行积案1384宗，及时让459名员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回归市场，让闲置的一批机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有效地利用破产程序打通解决了执行难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对所有债权的公平清偿，其中职工债权依法得到优先受偿；二是通过积极疏导和化解劳资矛盾，避免了职工集体闹访、上访情况的发生，切实有效的保障了职工的权益，维护了社会秩序，充分彰显了破产制度价值和破产审判的社会责任；三是通过执行与破产的有序衔接，对生病企业进行分类甄别、精准救治、及时清理，梳理出了盘错结节的社会资源，尽快释放经济活力，使执行和破产两种制度的价值得到最充分、最有效地发挥。

案例3：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于1997年8月11日登记注册，主要从事钢铁生产、加工和销售，其股票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挂牌交易。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重庆钢铁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364.38亿元，负债总额为365.45亿元，净资产为-1.07亿元。因连续两年亏损，重庆钢铁股票于2017年4月5日被上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经债权人申请，重庆市 据重庆钢铁发布的2017年报告显示，通过成功实施重整计划，其2017获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亿元，已实现扭亏为盈。

（三）典型意义

重庆钢铁重整案是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企业债务危机，从根本上实现企业提质增效的典型案例。该案因系目前全国涉及资产及债务规模最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重整、首例股票同时在上交所和联交所挂牌交易的“A+H”股上市公司重整、首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重整，而被认为属于“特别重大且无先例”。该案中，人民法院发挥重整程序的拯救作用，找准企业“病因”并“对症下药”，以市场化方式成功剥离企业低效无效资产，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利用资本市场配合企业重组，实现了企业治理结构、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工艺流程、管理制度等的全面优化。另外，人民法院在准确把握破产法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积极作为，协同创新，促成了重整程序中上交所首次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联交所首次对召开类别股东大会进行豁免、司等六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其下属的五家控股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针织进出口有限公司、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江苏省纺织及外贸行业内有较高影响力的企业，经营范围主要为自营和代理各种进出口业务及国内贸易。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因代理进口化工业务的委托方涉嫌违法及自身经营管理等原因，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出现总额高达20余亿元的巨额负债，其中80%以上为金融债务，而六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仅为6000余万元，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二）审理情况

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分别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6月14日裁定受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其中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请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南京中院管辖）重整案，并指定同一管理人接管六家公司。管理人对六家公司清理后认为，六家公司存在人员、财务、业务、资产等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据此申请对六家公司进行合并重整。南京中院在全面听证、审查后于2017年9月29日裁定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五家子公司合并重整。基于六家公司在纺织及外贸行业的影响力及经营前景，管理人通过谈判，分别引入江苏省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等作为战略投资人，投入股权等优质资产增资近12亿元，对债务人进行重整并进行资产重组，同时整合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子公司的业务资源，采用“现金清偿+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债权。2017年11月22日，合并重整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经过分组表决，各组均高票或全票通过管理人提交的合并重整计划草案。经管理人申请，南京中院审查后于2017年12月8日裁定批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计划；终止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程序。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探索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实现企业集团整体脱困重生的典型案例。对分别进入重整程序的母子公司，首先在程序上进行合并审理，在确认关联企业人格高度混同、资产和负债无法区分或区分成本过高以致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并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后，将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合并重整中，通过合并清理债权债务、整合关联企业优质资源，同时综合运用“现金清偿＋以股抵债”、重整的同

时进行资产重组等方式对危困企业进行“综合诊治”，不仅使案件审理效率大为提升，债权人的整体清偿利益得到有效维护，还化解了20余亿元的债务危机，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实现了六家企业整体脱困重生，凸显了破产审判的制度功能与社会价值，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经验。

案例5：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破

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化工集团）系云南省国资委于2005年8月组建成立的省属大型集团企业，下辖近百家企事业单位，并系上市公司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维股份）的控股股东。2012至2015年煤化工集团经营性亏损合计超过100亿元，涉及经营性债权人1000余家，整个集团公司债务约650亿元，云维股份则面临终止上市的紧迫情形。如债权人维权行为集中爆发，煤化工集团进入破产清算，集团旗下4.3万名职工中大多数将被迫离开工作岗位，72亿元债券面临违约，数百亿金融债权将损失惨重。

（二）审理情况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在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和NET系统（以下简称“两网”系统）流通转让股票的股份公司破产重整案。1999年9月，上述“两网”系统停止运行后，“两网”公司普遍存在经营困难、股份流动性差等问题，但由于存在着可能申请公开发行的政策优势，因而仍具有一定的重整价值。本案中，京中兴公司通过重整引入优质旅游资产，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培育了发展新动能，并为公司在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时申请公开发行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两网”公司通过重整重返资本市场提供了借鉴。同时，对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落实北京金融工作会议关于“促进首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把企业上市作为一个重要增长点来抓”的要求，对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首都营商环境亦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本案中北京一中院采用预重整方式，通过对识别机制、重整听证程序、沟通协调机制的综合运用，大大提高重整的效率和成功率，充分发挥了预重整的成本优势和效率优势，实现了多方利益的共赢。

案例7：庄吉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产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庄吉服装是温州地区知名服装品牌,庄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吉集团)、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公司)、温州庄吉服装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温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服装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公司)四企业长期经营服装业务,且服装业务一直经营良好。但因盲目扩张,投资了并不熟悉的造船行业，2014年受整体经济下行影响,不但导致投入造船业的巨额资金血本无归,更引发了债务人的银行信用危机。2014年10月9日,除服装公司外,其余三家公司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州中院）申请破产重整。

（二）审理情况

2015年2月27日,温州中院裁定受理庄吉集团、园区公司、销售公司三企业的重整申请,并根据企业关联程度较高的情况,指定同一管理人。本案中债权人共有41人,申报债权约20亿元,确认约18亿元。2015年8月20日,管理人请求温州中院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三个月。2016年1月27日,服装公司亦进入重整程序。由于四企业存在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符合合并重整的基础条件，且合并重整有利于公平清偿债务，符合《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温州中院在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四企业合并重整的基础上，经过该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对管理人提出的实质合并重整申请予以准许。随后管理人制定整体性的重整计划草案，并在债权人会

议表决的过程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债权人的认可,仅出资人组部分股东不同意。经与持反对意见的股东沟通,其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对大股东经营决策失误有怨言,对重整计划本身并无多大意见。2016年3月17日,温州中院强制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在重整计划草案通过后,温州中院及时根据《中共温州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16）9号文件]对重整企业进行信用修复,使得重整企业隔断历史不良征信记录、恢复正常使用包括基本户在内的银行账户、正常开展税务活动、解除法院执行部门的相关执行措施,为重整企业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依法审慎适用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权、积极协调保障企业重整后正常经营的典型案例。实践中，一些企业在重整计划通过后，因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又重新陷入困境。因此,重整是否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重整计划的通过上，虽然重整司法程序在法院裁定批准后终止，但重整后的企业能否迅速恢复生机,还需要在信用修复、适当的税收优惠等方面予以支持，使其顺利恢复生产经营活动，才是完整发挥重整制度价值的关键。本案中，在庄吉服装系列公司重整计划通过后,温州中院积极协调，为重整后的庄吉服装系列公司赢得良好经营环境。此外，法院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批准权，维护了各方主体利益平衡以及整体利益最大化，庄吉

服装系列公司在重整成功后的 中茶农债权人83名，债权金额合计约776万元）。管理人采用公开遴选的方式，引入投资人向铁观音集团增资2.2亿元，持有铁观音集团股权76.2%，原股东的股权稀释为23.8%；铁观音集团普通债权清偿率7.54%（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30%），比清算条件下的清偿率提高三倍；安溪茶厂普通债权清偿率16%（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40%），两案重整计划草案均获得高票通过。2016月11月3日，泉州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2017年8月31日重组方投资全部到位，2017年10月31日，泉州中院裁定确认两案的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破产重整制度促进传统农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安溪茶厂、铁观音集团等企业共同形成了茶叶种植、生产、研发、销售的产、供、销一体化涉农企业。重整成功使“安溪铁观音集团”这一著名商号得以保留，带动茶农、茶配套生产商、茶叶营销加盟商相关产业发展；且投资方“互联网+”思维模式、合伙制商业模式、“制茶大师工作室”等创新模式的引入，对传统农业企业从营销模式、产品定位、科研创新等方面进行升级转型，同时化解了金融债权约5.8亿元，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此外，本案中，经审计机构和管理人调查，两家企业在主要财产、交易渠道、账册等方面不存在高度混同情形，故未采用实质性合并重整的

方式，而是采取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审理模式对于安溪茶厂和铁观音集团两个关联企业进行重整。基于两家企业母子公司的关系，招募同一个投资人作为重整案件的重组方，最大限度整合两家企业的资源，提高重整的价值，实现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案例9：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汽车）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为轻型客车的制造、销售。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企业陷入困境。2009年开始停产，诉讼集中爆发，职工大规模上访。至2017年1月，累计负债27亿元，其中拖欠职工工资、社保1440人，普通债权人130余家，相关执行案件130余件，严重资不抵债。2017年1月13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根据债权人申请，裁定受理中顺汽车破产重整案件。

（二）审理情况

法院裁定受理后，基于该企业停产时间长、社会稳定压力突出、协调审批事项复杂等现实情况，法院通过“沈阳工业企业依法破产（重整）工作小组”会商后决定指定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在重整工作中，法院牵头抓总，主导重整程序

推进；清算组除管理人基本职责外，侧重解决职工安置、维护稳定，协调、审批，产业政策把握等事务。

针对企业的困境成因，在重整计划草案制定中，一方面立足于化解债务问题，保证公平清偿；另一方面着眼于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增强盈利能力。在重整投资人引入过程中，采用市场化招募方式，将引入新能源产业作为目标，指导管理人利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招募公告，将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导向并具有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要件，通过严格的招募遴选程序，从报名的主体中择优选定威马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沈阳思博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威马汽车作为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的企业，给中顺汽车注入活力，构建绿色出行，智慧出行，实现了中顺汽车由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的转型升级。2017年6月30日，债权人会议各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2017年7月6日，沈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2018年1月，中顺汽车管理人提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报告。

（三）典型意义

中顺汽车重整案是充分发挥政府与法院协调机制的优势，以常态化工作平台有针对性指导个案，同步化解困境企业债务和经营问题，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振兴的典

型案例。中顺汽车案件审理中，充分利用“沈阳工业企业依法破产（重整）工作小组”平台优势，判断企业的救治价值和可能性，把握重整产业发展方向，搭建引资平台，促进项目落地，并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快速完成变更、审批事项，在法院依法完成程序推进工作的基础上，共同实现成功重整，助力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案例10：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维公司）拥有全球 确定相关债权数额并将出资人权益调整为零,明确文投公司义务。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组，代表债权金额275,892,800.36元，表决通过该草案；普通债权组过半数同意，代表债权金额761,128,974.33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77.30%，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出资人组表决未通过该草案。2017年12月4日，广西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终止重整程序。2018年1月份，文投公司出资资金到位；1月26日，广西高院裁定确认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5位债权人债权共计1,469,526,673.18元，其受偿金额分配共计589,207,646.36元；2月中旬，文投公司完成股权过户。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个直接由高级法院受理的破产重整案件。由于考虑到公司经营项目为国际知名大型实景《印象·刘三姐》剧目，对广西旅游业、地方经济影响较大，且公司所有资产被国内、区内数十家法院查封、涉及职工人数众多且成分复杂等情况，广西高院依据我国《企业破产法》 力，确保800多名演职人员就业机会也解决关联公司548名职工安置问题，相关产业通过《印象·刘三姐》项目实现升级改造，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第四篇：四川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时值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周年之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以促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新修行政诉讼法，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增强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的善意提示，以促进行政机关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纠纷的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4日，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粮米业)以4050元／吨的价格从东海县平明镇汇盟米业有限公司购进120吨苏北香米。2014年5月26日，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德阳市食药监局）对川粮米业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川粮米业在未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的情况下，于 2013年4月22日将其中的30吨苏北香米以3860元／吨的价格直接销售给了昌良公司，销售的货值金额为115800元。2014年11月18日，德阳市食药监局作出（德）食行罚[2014]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川粮米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流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其处以货值金额1.5倍，即人民币173700元的罚款。川粮米业不服，向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川粮米业不服上诉，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川粮米业是否未经加工直接销售苏北香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首先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的行政处罚认定川粮米业销售未经加工的苏北香米，所提供的证据中，仅凭川粮米业的业务人员在发货明细表上手写的“苏北香米直接销售30吨，加工销售58吨”和川粮米业的情况说明中“苏北香米是我公司于2013年1月购入作原粮使用，由于销售疲软未能如期加工销售完”的内容作出。但该情况说明也载明“购入作原粮使用”，而未对川粮米业相关人员调查，也未对购买方重庆昌良公司核实苏北香米的生产厂家、包装袋等主要事实进行调查。在德阳市食药监局听证时，川粮米业提出销售的苏北香米经过加工、仓储、生产，德阳市食药监局对此也未予调查核实，德阳市食药监局认定直接销售无充分证据。而川粮米业的内部调拨移库单载明30吨苏北香米是4月19日出库，同月22日发给重庆昌良公司，与川粮米业陈述的加工生产程序和购入作原粮使用一致，也与川粮米业所提供的重庆南岸区公证处的公证书所载明的该批苏北香米的生产商是川粮米业的询问笔录和包装袋照片的证据相互印证。大米的生产、加工程序，生产厂家和原产地是否可以不一致，是否允许翻袋、除尘、抛光等事实，德阳市食药监局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诉讼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更进一步印证作出行政处罚时，德阳市食药监局的证据不够充分。故德阳市食药监局作出行政处罚的主要证据不足。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

（二）项、第七十条

（一）项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

一、撤销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5）旌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德）食行罚[2014]16号行政处罚决定。

（三）典型意义食品药品安全与人民群众的健康紧密相关，依法应当严格监督管理，对于食品药品领域的违法行为应当严厉查处。但是监督管理应当依法进行，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认定案件事实并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需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属实，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判断主要证据是否充足，需结合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实际情况来具体判断，要达到清楚且具有说服力的程度。本案涉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较大的处罚，应遵循更严格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德阳市食药监局对有无经过加工生产的事实未进行调查，不能形成完整锁链，不能排除川粮米业提供证据证明苏北香米系其加工生产的事实。诉讼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更进一步印证作出行政处罚时证据不够充分。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

（一）项之规定予以撤销。人民法院经合法性审查后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能够倒逼行政机关强化依法行政意识，改进履行职权的薄弱环节。本案典型意义在于起到了镜鉴之效，要求行政机关规范执法行为，尤其要强化证据意识。

二、熊濛濛诉双流县规划建设局、双流县房产管理局、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规划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熊濛濛于2012年开始在其位于双流县胜利镇牧马山易城的房屋上进行违章搭建，双流县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双流规划局）从2012年3月至2013年12月多次向其发送《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等文书，并予公告和催告。逾期后熊濛濛并未将违法建设拆除完毕。双流规划局遂组织四川省世纪名流建筑拆迁有限公司对熊濛濛的房屋搭建部分实施强制拆除。双流县房产管理局、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均派员在场。拆除行为致使房屋主体部分受损。经鉴定结论为，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因拆除方法不符合《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04）第4.1.3条规定，造成房屋当前程度损害，其产生的结构性损害现象，均能进行修复，该损害与熊濛濛的搭建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二）裁判结果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熊濛濛修建的构（建）筑物位于双流县，双流规划局具有对其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和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法定职权。熊濛濛的房屋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事实。双流规划局在告知、公告和催告之后决定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程序合法。但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遭受最小的侵害。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因拆除方法不符合拆除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且这种拆除方法是造成房屋损害的原因。故双流规划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不必要地增加了熊濛濛的损失，给熊濛濛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属于明显不当。遂判决：

一、确认双流规划局于2013年12月13日对双流县胜利镇牧马山易城41栋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二、驳回熊濛濛对双流县房产管理局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熊濛濛对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熊濛濛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熊濛濛违法建设事实成立，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之前，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告知、责令自行拆除、催告、公告等行为。但双流规划局在实施拆除时方法不当而造成熊濛濛房屋损害，该行政强制行为显然不当，鉴于该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一审判决确认该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另外，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双流房管局和被上诉人胜利镇政府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故熊濛濛起诉要求确认以上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时应当遵循最小侵害原则，秉承最低限度主义。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既要依法拆除，又要在拆除过程中注重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避免造成损失扩大的情形。换言之，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遭受最小的侵害。本案中因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时未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确定科学、合理的拆除方法，其后果自然是对相对人房屋合法部分带来财产性损失，给其造成过度的不利影响，属于明显不当。因此，人民法院对该行为给出了否定评价，旨在提示行政机关应当以人为本地文明执法、科学执法。三、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1月25日，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虎公司）与成都心意诚科技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意诚公司）签订《保安服务合同书》，为心意诚公司提供保安服务。合同书约定，天虎公司派驻心意诚公司保安人员的工作范围为：

1、科创中心、展业大厦、华西项目、青教项目的安全防范工作、所有进出通道门卫工作、周边及停车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2、保安人员未经双方许可，不可参与甲方任何收费工作及未约定事宜。同时约定，心意诚公司不能安排保安人员去做与保安工作职责无关的工作，违反约定造成损失由心意诚公司承担全部责任。2014年2月1日，陈炜仁与天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该公司职工，并被派遣到心意诚公司从事安保服务工作。2014年4月9日9时40分左右，陈炜仁在为心意诚公司取送邮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成都市人社局）认为陈炜仁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5]15-265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陈炜仁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天虎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工伤认定的主体在劳动者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之间。劳务派遣工和实际用工企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天虎公司与陈炜仁签订了《劳动合同》将工作内容约定为“服务”，对“服务”的具体工作内容未作约定。之后天虎公司将陈炜仁派遣至实际用工单位心意诚公司工作，心意诚公司的《门岗、巡逻岗工作安排》第一项“门岗工作安排”，其中第七条已经明确规定门岗工作包括“负责信件收发，并做好记录”。陈炜仁需要遵守用工企业的规章制度并为其提供劳动，工作期间进行的邮件收发工作系接受心意诚公司安排进行劳动，该工作内容不能认为已经超出了陈炜仁与天虎公司约定的工作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法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陈炜仁从事保安工作，在天虎公司处领取劳动报酬，从未在心意诚公司处因从事邮件收发工作领取额外的报酬，不应当认定陈炜仁与心意诚公司之间就此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劳务派遣中认定工伤仅是为保障职工权益而确定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并非劳务派遣这一复杂三方关系的最终权利义务归责，认定劳动者与实际用工企业不建立新的事实劳动关系并不影响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企业之间存在“劳务租赁关系”，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均有约定。本案中，天虎公司如认为心意诚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亦可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同样天虎公司与心意诚公司之间的约定并不影响成都市人社局在本案中对工伤认定的作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5）龙泉行初字第177号行政判决书；

二、驳回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型的用工关系，与之相应工伤认定中也存在一些新的变化。行政机关应当从立法本意出发，通过对劳务派遣关系中三方法律关系的判断，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工伤认定。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工伤职工的救治权与经济补偿权。职工在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以后，首要权利在于得到及时、有效的抢救，故工伤认定应当尽快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使职工在遭受事故伤害之后所需费用得到足额保障。本案中相关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陈炜仁与实际用工单位心意诚公司存在新的事实劳动关系。为此成都市人社局为了保障职工尽快获得救助与补偿而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四、陈启明等13人诉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行政行为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5月13日，峨眉山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峨眉客管办，诉讼时其包括出租汽车客运在内的道路运输经营管理职权由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承继，故由后者作被告）作出峨客管[2014]3号《峨眉山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关于到期出租车经营权重新配置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其第一部分实施内容中的第五项经营模式部分规定：出租车收费项目及标准实行半承包模式经营。即由现有车辆实际经营者与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由承包经营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承担安全和经营风险。根据公司的管理成本及承担的连带责任，承包费（管理费）1000元/月·车，并按每年5%递增，经营期内最高不得超过1200元∕/月·车，经营收入全部归承包经营者所有，但涉及车辆入户、维修、油耗、年检审、保险、税收以及驾驶员工资福利等与车辆和经营相关的费用由承包经营者承担。作为出租车实际经营者的陈启明等13人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撤销《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的内容。峨眉交通局认为该《通知》是行政指导行为，没有行政强制力和实际拘束力，因此不具有可诉性。

（二）裁判结果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示范、倡导、咨询、建议、训导等性质的行为。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选择实施行政指导行为，违反行政指导行为不会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明确、具体规定了实行半承包模式经营、承包费（管理费）等内容。从文义上理解，该内容没有任何示范、倡导、咨询、建议、训导等指导性含义。同时，作为出租车实际经营者陈启明等人也实际按照该部分规定的半承包模式经营、交纳承包费（管理费），如果不按照该部分规定执行，陈启明等人是不能正常承包经营的。因此，对峨眉交通局认为《通知》的经营模式部分属于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的主张不予支持，且其没有提交《通知》中关于经营模式部分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依据。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的规定，判决：撤销《通知》第一部分实施内容中的第五项经营模式部分。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当事人必须履行的法律效果，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选择按行政指导行为去做，也可以选择不按行政指导行为去做，违反行政指导行为不会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但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也存在分不清“指导”与“强制”的区别，以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之名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情况。本案中，峨眉客管办在《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要求经营者与出租车公司采取半承包模式签订承包合同，并规定了具体的承包费（管理费），原告也按照《通知》的规定向第三人缴纳了承包费（管理费）。《通知》的该部分内容实际已经不仅仅是“倡导性、示范性”的规定，而是影响到本该由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者与出租车公司通过合同自主决定经营模式与承包费的自由，已不属于“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因此并非不可诉。且其亦没有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依法应予撤销。

五、陈勇诉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7月23日8时许，陈勇在泸州市江阳区刺园路一段驾驶无号牌通胜牌电动三轮车时，被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泸州交警支队）执勤民警拦下检查。经查，该车未办理行驶证，陈勇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2014年7月24日，泸州交警支队委托四川菲斯特司法鉴定所对陈勇驾驶的通胜牌电动车的属性进行鉴定。经鉴定机构检测，该电动三轮车为摩托车类的正三轮轻便摩托车。泸州交警支队于2014年8月2日对陈勇进行处罚前告知，告知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陈勇明确表示暂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泸州交警支队对陈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陈勇罚款壹仟元的行政处罚。陈勇在处罚当日缴纳了罚款壹仟元。后陈勇认为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不属于机动车，泸州交警支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泸州交警支队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泸州交警支队作为泸州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在本行政区域内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出相应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为动力装置驱动的车辆，不具有非机动车的种类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定义以及国家标准，泸州交警支队对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的认定正确。2014年11月，一审法院依据修改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泸州交警支队就陈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违法驾驶机动车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维持。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的鉴定机构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业务范围包括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其作出的鉴定意见可以采信。故陈勇主张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非机动车，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时，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行政行为，陈勇以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为由，主张行政处罚行为违法，该主张不能成立。故2015年3月，二审法院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本案中，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是泸州交警支队进行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鉴定机构在其业务范围内出具的鉴定意见是人民法院作出认定的重要依据。对于作为证据的鉴定意见，特别是涉及科学技术的鉴定意见，人民法院通常进行程序性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何为机动车有规定，但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对于特定的事物内涵及外延是否在法律定义范畴内，需要相应的专家、权威机构进行确定。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具有法定资格的鉴定机构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鉴定意见，若另一方诉讼当事人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有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程序严重违法、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采信。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最终认定了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

六、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诉平昌县规划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月5日，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经济和商务委员会申请拟在平昌县南河子高速互通出入口引道侧新建加油站一座。平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平昌县规划和建设局、平昌县国土资源局、平昌县公安消防大队、平昌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平昌县经济和商务委员会先后在加油站建设申请登记表上签字同意上报并盖章。经平昌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平昌县原经济和商务委员会）上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复函同意巴中石化公司在办理相关批准证书及验收合格文件，取得相关合法手续可开工建设。因拟建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所处位置互通立交未按期建成，2013年10月21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同意延长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建设期限一年。2014年6月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平昌县原规划和建设局）递交《关于再次要求办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函》，2014年8月2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人民政府书面请求协调解决加油站规划选址问题，平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4年9月3日将该书面材料及县领导批示转平昌县规划管理局传阅。2014年10月11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递交《关于再次要求办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设项目选址并出具规划条件的函》，平昌县规划管理局未对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请进行书面回复和处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补充提供相关材料。2014年10月20日，巴中石化公司以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城市规划行政许可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巴中石化公司申请拟在平昌县高速公路出口南河子修建加油站项目，已向相关部门申请立项并获初步审批，平昌县规划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平昌县辖区内的城乡规划和审批，规划和审批南河子加油站项目与巴中石化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巴中石化公司依法应具有诉讼的主体资格。巴中石化公司在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递交规划许可申请后，申请程序是否合法、提供的材料是否完备、申请的规划许可事项是否在平昌县规划管理局的职责范围内，是否应当准许应当依法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并予以书面回复，二十日不能作出决定的，可依法延长十日，但平昌县规划管理局至今未对巴中石化公司申请的规划许可事项作出处理，应属于行政不作为，现巴中石化公司要求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其申请的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项目履行规划职责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通江县人民法院判决：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在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对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申请的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项目履行建设规划法定职责。平昌县规划管理局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违法行为作出了纠正，经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法定职责必须为。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也是违法行为。个别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怠政”、“懒政”现象，会损害人民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本案中，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请在法定期限内，既未作出任何书面回复和处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补正材料，构成行政不作为。实践中，不少行政相对人在向行政机关多次提出请求，甚至投诉举报无果后，才选择通过诉讼方式寻求救济，致使矛盾不断激化，“官民”关系紧张。到了诉讼中，多数行政机关能发现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使行政纠纷得到实质解决。在相对人不撤诉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然要承担败诉后果。

七、欧良海诉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2008年12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08）405号《关于泸州市江阳区2008年第四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欧良海原所在的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履行实施程序。欧良海房屋在上述被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在对其依法进行了补偿并签订了货币还房及购买定向限价商品房协议后，于2012年6月20日对其房屋实施强制拆除。欧良海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欧良海作为被拆房屋的权利人，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系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争议，不应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告关于代为倒房的主张，因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支持。我国相关法律未设定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无权对被征地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被告不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具有组织实施集体土地征收相关行为的行政职权，其强制拆除欧良海房屋的行为超越职权。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强制拆除欧良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上诉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法无授权即违法”。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审慎地行使行政权。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者实施了根本无权实施的行政行为，必然是违法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本案中，虽然行政相对人房屋占用的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并进行了补偿，签订了货币还房及购买定向限价商品房协议，从实体上看行政机关拆除其房屋并未侵害其合法权益。但行政机关在并无强制执行权的情况下，强制行政相对人迁出房屋并将房屋拆除，系超越职权的行为。鉴于其房屋已经被拆除，撤销并无意义，故确认违法。

八、曾仲林诉会理县果元乡南郊村民委员会其他行政行为案

（一）基本案情曾仲林系会理县果元乡南郊村东山组居民。2013年5月，曾仲林曾向乡、村、组申请对自家土坯房进行原拆原建。在相关建房手续尚未办理完毕之前，曾仲林便开始动工修建。因相邻权人顾XX认为原告修建房屋时损坏了双方共同的基础，双方由此产生纠纷。该纠纷经乡村协调未果。后曾仲林在完善相关建房手续时，因相关申请表格的更换，需要相关部门另行签署意见重新审批。2015年4月，曾仲林再次要求南郊村委会签署意见，该村委会以无四邻签字为由拒绝签署意见，并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在你没处理好同顾XX矛盾纠纷，得到四邻签字之前，暂时不予你申请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许可签字盖章”的决定。曾仲林不服，向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行政诉讼被告地位。《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乡、村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申请人应当持原有宅基地批准文件或者宅基地使用证明、户籍证明、住宅建设方案或者政府提供的通用设计图、村民委员会书面意见等材料向镇、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镇、乡人民政府依据乡、村规划审批，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据此，村民委员会对本村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相应行政行为。因此，南郊村委会是本案适格被告。南郊村委会没有在举证时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视为该行政行为没有相应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南郊村委会于2015年5月27日向曾仲林作出的“在你没处理好同顾XX矛盾纠纷，得到四邻签字之前，暂时不予你申请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许可签字盖章”的决定。南郊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员会虽然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因法律、法规赋予其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依法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本案被告没有在举证时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作出该行政决定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

九、刘强宗诉四川省民政厅伤残等级行政批复案

（一）基本案情

刘强宗原系军人。1964年6月5日，刘强宗在训练超越障碍时，致胫腓骨骨折，被评定为七级伤残（原三等甲级）。刘强宗退伍后被安排在南部县大坪镇供销社工作。2010年8月，刘强宗向南部县民政局申请调整残疾等级。8月6日，南充市中心医院经诊断，认定刘强宗的右胫腓骨陈旧性骨折（畸形愈合），右膝关节功能障碍伸展活动受限。根据民政部民发〔2006〕110号《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十九款之规定，该院建议评定等级为六级。2010年9月7日，南部县民政局核定的申报等级为六级。9月8日，南充市民政局复核等级为六级。后南充市民政局报四川省民政厅审批。2011年3月22日，四川省医学会省级医疗专家小组重新作出鉴定，诊断为：右胫骨向前成角畸形>15，右膝退变较左膝明显。根据《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款之规定，建议评定八级残疾。经审核，四川省民政厅于2011年6月17日作出354号批复，认定刘强宗的伤残等级为八级。刘强宗认为该厅自行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到八级的行为违法，遂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四川省民政厅作出的354号批复。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现役军人被评定残疾等级后，在服现役期间或者退出现役后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原定残疾等级与残疾情况明显不符，本人（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关系人）申请调整残疾等级的，可以重新评定残疾等级。”本案中，省民政厅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刘强宗因认为其残疾病情恶化，申请民政部门对其残疾等级进行调整的事实。《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对公示的意见进行审核，在《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审批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加盖印章。对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办理伤残人员证（调整等级的，在证件变更栏处填写新等级），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伤残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发给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填写《不予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决定书》，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残疾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退还申请人。”本案中，南充市民政局向四川省民政厅报送的申报表内容是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到六级。省民政厅认为该申请不符合条件，并未填写《不予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决定书》，并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残疾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退还申请人，而是迳行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调整到八级，该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本案民政厅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该院遂于2014年12月5日，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的规定，判决撤销四川省民政厅作出的川民函〔2011〕354号批复中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为八级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四川省民政厅在60日内对刘强宗的调残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四川省民政厅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程序中申请撤回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

（三）典型意义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行政主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为，不得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对行政主体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这是法治社会应当普遍适用的原则。该案例涉及民政部门在伤残者申请将伤残等级调整为较高等级时，是否可以迳行将其伤残等级调整为更低等级的问题。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依据，不能在法外行政。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刘强宗在被评定残疾等级后，因认为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可以申请重新评定为更高的残疾等级。《伤残抚恤管理办法》亦规定，对申请不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作出相应处理后，将相关材料逐级退还申请人。这说明，民政部门在认为当事人的申请不符合条件时，并没有迳行降低申请人残疾等级的权力。本案中，民政部门的做法不仅有违正当程序原则，更因为没有法律规范的支撑而对申请人的信赖利益造成了侵犯。

十、徐刚诉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不履行出庭应诉义务案

（一）基本案情徐刚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之前，徐刚因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6月16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徐刚的诉讼代理人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李海霞律师为此从北京飞往成都，徐刚也向单位请假参加庭审，为此共计花费3444.54元。但当日因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未出庭，且没有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因出庭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合议庭不得不停止当日的庭审活动，并通知另行安排开庭时间。成华区人民政府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致使徐刚遭受上述经济损失。徐刚为此诉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并判令成华区人民政府支付徐刚的应诉费用3444.54元。

（二）裁判结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徐刚诉请确认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并向徐刚支付开庭应诉费用3444.54元，不属于行政案件受理范围，徐刚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对徐刚的起诉不予立案。徐刚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从上述规定可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被管理人对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活动中，与提起诉讼的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被管理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在诉讼活动中所发生的行为，是作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诉讼行为，而非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行为。本案中，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或其工作人员参加诉讼活动的行为并不是行政行为。徐刚因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实质是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提出的异议，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于起诉行政机关履行诉讼义务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所以徐刚一并提出的赔偿请求，系对违反诉讼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的追究，自然也不应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给予救济，这是因为后者依附于前者而存在所决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该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一审法院裁定对徐刚的起诉不予立案，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徐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典型意义

随着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以及立案登记制的深入推行，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强化了诉权保护意识，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诉讼救济，使长期困扰行政诉讼发展的“立案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具有多样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也具有多样性，并非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只有符合法定的受案范围和受案条件的起诉才会被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本案中起诉人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参与行政案件庭审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未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参加诉讼活动，这一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属于诉讼法所调整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而非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机关的诉讼行为引发的纠纷只能在特定的诉讼程序中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另行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但是，本案的典型意义并不局限于此。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这既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诉讼权利，更是行政机关应当遵守的法定诉讼义务。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书面说明理由，并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这说明行政机关不遵守法定出庭应诉义务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当对方当事人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出庭应诉义务而产生了不必要的诉讼费用时，自然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承担。有人用微信聊天，有人却在微信中学习，成长。下面是2016年最HOT法律公众号，累计覆盖50万法律人，总有一个适合您！

第五篇：江苏省法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省法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日前，江苏省法院民一庭发布了近期审理的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离婚、房产分割、夫妻债务、子女抚养、彩礼返还、家庭暴力等多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问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下社会婚姻家庭纠纷的全貌和民生案件的矛盾集中点，具有较强的指导教育意义。

一、家暴是毁灭家庭的罪魁祸首

【案情】张某（女）与李某（男）于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小李。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8年8月起分居生活。2008年5月4日，李某曾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张某，否则女儿和房产归张某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张某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张某又被李某打伤。2008年8月，张某以李某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李某离婚，由李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张某提供证人尹某、江某出庭证明李某曾多次殴打张某，张某与李某的女儿小李虽然只有4岁，也对法官表示李某经常殴打其和妈妈张某。张某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李某存在家庭暴力。诉讼期间，张某以李某不断对其进行恐吓，极有可能继续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申请法院采取措施保护其人身安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结合双方现已分居，且居住地点临近，接触机会多，张某多次报警，现处于恐惧之中，李某有一定暴力倾向等诸多因素，可以认定张某在离婚诉讼期间存在遭受李某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可能性。遂裁定禁止李某殴打、威胁、骚扰张某。

案件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提供的病历、照片、李某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尹某、江某、小李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李某对张某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张某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按照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小李由张某抚养为宜，李某应按月给付抚养费。因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张某可适当多分得部分财产。同时，李某因其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应支付张某离婚损害赔偿金。遂判决准予张某与李某离婚，小李由张某抚养，李某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至小李独立生活时止，张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李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李某支付张某离婚损害赔偿金10000元。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与此同时，法律还赋予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的权利。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保全”一章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行为造成当事人损害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裁定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该规定对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受害人可以要求施暴者给予损害赔偿，并可适当多分得部分财产。

二、夫妻一方对外欠款到底由谁偿还？

【案情】盛某（男）与韦某（女）原为夫妻，二人于2001年8月因感情破裂分居生活，2003年9月25日离婚。连某是盛某的表哥，2003年9月20日，盛某向连某出具借条一份，言明：今有盛某借连某20万元，期限为3个月，年利率为10%。因盛某一直未归还借款，连某认为韦某与盛某虽然已经离婚，但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盛某、韦某共同归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借款不是以盛某与韦某二人共同名义所借，盛某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借款是在与韦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借，在夫妻拥有存款和财产的情况下，也不能合理解释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开支，况且，借款五日后盛某与韦某即离婚，由此推知该笔款项未用于家庭生活。因此，盛某向连某所借的20元款项应当认定为盛某的个人欠款，由其个人承担清偿责任。遂判决盛某归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驳回连某要求韦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

【点评】夫妻债务涉及两层法律关系：夫妻关系内部和夫妻关系外部。就夫妻关系内部而言，当夫妻离婚时，如借款人提出借款为共同债务要求配偶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时，借款人必须举证证明借款是否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如证明不了，应自行承担。但在涉及外部关系时，即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偿还时，应如何处理，则应结合司法解释和《婚姻法》的规定进行认定。也就是说，债权人如证明借款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则推定为双方共同债务，但如出借人与借款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出借人知道该约定、出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则应由借款人对外承担责任，配偶无义务偿还。

三、婚后一方父母全资购买的房屋算赠与吗？

【案情】沈某（男）与高某（女）于200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沈某是“富二代”，又是家中独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2007年4月，沈某父母为沈某全资购买了一套高档别墅，但为了防止将来产生矛盾，别墅产权登记在沈某名下。近年来，沈某和高某逐渐产生纠纷并矛盾不断。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高某诉至法院，要求与沈某离婚，并认为登记在沈某名下的高档别墅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沈某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高档别墅系其个人财产，高某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家庭矛盾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年龄较小，由高某抚养为宜，沈某应支付抚养费。涉案房屋经查证系沈某的父母以沈某的名义购买，产权证登记在沈某名下，应视为沈某的父母对沈某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沈某与高某离婚，婚生女由高某抚养，沈某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子女婚后接受父母的赠与，原则上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系子女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如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子女个人的，仍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为避免日后产生纷争，建议父母在赠与子女财产时明确财产系赠与子女个人还是子女夫妻双方。《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四、不动产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案情】2006年12月，刘某与张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张某将某小区302室房屋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刘某，刘某需一次性付清全款，张某在收到款项后一个月内协助刘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任何一方违反约定，则支付对方违约金10万元。合同签订次日，刘某付清全款，张某将房屋钥匙交给刘某。事后，刘某要求张某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张某总以种种理由推脱。刘某认为，自己付清全款，也拿到了房屋钥匙，房屋已经属于自己，办理过户手续不必急于一时，遂未再催促张某。2007年2月，刘某按照单位安排出国学习一年。2007年房价大幅上升，302室房屋按照市价已经涨到150万元。张某认为自己当初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房屋损失甚剧，遂将房屋以16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王某，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刘某回国后发现房屋已经被王某入住，遂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张某与王某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由王某返还房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虽违反诚信原则，将房屋一房二卖，但由于王某系善意购买房屋，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故王某取得302室房屋所有权。刘某虽签订合同在先，但由于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故房屋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刘某仅能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向张某主张违约责任。遂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系典型“一房二卖”的案例。《物权法》第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登记是房屋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未经登记，房屋所有权不发生变动。这则案例提醒广大购房者，在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后，一定要及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否则，万一出卖人“一房二卖”，将会直接影响将来物权的实现。

五、民间借贷中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宋某在焦某经营发廊时认识，2008年1月20日和3月6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条，分别借款30万元和10万元，通过汇款形式支付，汇款金额分别为27.6万元和9.2万元。宋某于2008年3月19日起陆续归还合计5.8万元。2009年1月22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条，借款9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2009年6月22日。后焦某起诉要求宋某归还欠款90万元。宋某主张90万元系高利贷，双方约定了月息8％，30万元和10万元分别预扣了一个月的利息。90万元系之前两笔本金40万元按月息8％计算，利息为50万，合计正好9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银行汇款36.8万元结合宋某每个月归还的数额，90万元的构成与宋某主张的8％月息相吻合，焦某没有证据证明实际支付了90万元，且无合理理由，遂判决宋某返还焦某本金36.8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

【点评】民间借贷案件中，高利贷现象较为普遍，约定的利率往往高于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此法院应予以适当调整，以最高不超过四倍为限。出借人不得预先扣除利息，预先扣除利息的，以实际出借数额计算本金。对于借款本金数额的确定，不能单单依据借条认定，而应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如果债权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款项交付事实，且不能就借款发生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说明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六、汽车借给饮酒伴郎 出事后车主担责

【案情】王某和李某系朋友关系。2009年5月，王某结婚，邀请李某做伴郎。婚宴后，李某想用王某的面包车送朋友回家。王某认为李某已在婚宴上饮酒，因此不同意其开车，李某则表示以自己的酒量，这点酒根本不算事，而且发生什么事由其自行承担。王某再三考量，认为李某平时酒量确实很大，朋友住得也不远，李某又当了自己的伴郎，碍于情面，遂同意李某开车送人，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后车辆在通过一三叉路口时，由于李某对路况观察不足，将一正常行走的行人张某撞倒，致张某重伤。交警部门认定李某对事故发生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面包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余额由李某和王某承担。王某认为，自己虽是面包车的所有人，但发生事故时车辆由李某实际管理和控制，李某也承诺发生什么事责任自负，因此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在明知李某饮酒的情况下，仍将车辆出借给李某，主观过错明显，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遂判决王某对交强险范围外的赔偿数额承担40%的赔偿责任。

【点评】近年来，交通事故案件稳居各类案件榜首，且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车辆出借后，车辆所有人已丧失了对车辆的实际管领和控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应由车辆使用人承担责任。但如果车辆所有人在出借车辆时有过错，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等等情形下，仍出借车辆，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七、过量饮酒致人死亡劝酒者应担责

【案情】2011年5月5日，谢某为了感谢李某对其生意上的帮助，邀请李某到家中就餐，并邀请好友王某、张某作陪。席间，四人推杯换盏，没一会儿，李某即表现出醉意。但谢某、王某和张某仍不罢休，继续轮番劝酒，李某盛情难却，来者不拒，四人越喝越兴奋，直至当晚11时左右方才散去。李某被谢某送回住所地时已经不省人事。谢某见状立即拨打“120”，将李某送至急救医疗中心抢救。经医生诊断，李某已经死亡。诊断记载：“心跳呼吸骤停。

1、酒精中毒；

2、窒息。”事后，李某的妻子孙某诉至法院，要求谢某、王某和张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大量饮酒产生的后果应当有充分认识，其对饮酒过度致死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应承担主要责任。谢某、王某和张某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李某已经不胜酒力的情况下，非但不予劝阻，反而轮番劝酒，主观过错亦非常明显，应对李某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遂判决谢某、王某、张某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

【评析】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然而，过度饮酒、极度劝酒则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为法律所不倡导。以上案例，对喝酒和劝酒两方面都有警示。本案中，谢某与作为陪酒者的王某、张某

明知李某已经不胜酒力，仍不断劝酒，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于李某的死亡应基于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提醒大家，为了生命健康及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喝酒需适量，劝酒需谨慎。

八、违法装修噪音扰民为法律所禁止

【案情】周某与王某是上下楼邻居。2013年8月，住在楼上的周某装修房子。考虑到装修噪音会影响邻居的正常生活，物业公司告知周某施工时间为上午8：30至11：30，下午为2：00至6：00。然而装修人员为了赶工期，并未按照规定时间施工，经常干到晚上9点多种，严重影响了王某的正常生活。王某多次找到周某交涉，但周某每次都草草应付，事后任然我行我素，最后甚至关机不再接听王某的投诉。王某忍无可忍，诉至法院，要求周某立刻停止在非规定时间内施工，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本案在法院的调解下，周某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规范施工，并自愿补偿王某5000元精神损失费。

【评析】本案是一个因噪音污染引发的案例。室内装潢噪音产生的污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很少有人去考虑这种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室内装潢是生活中所必须的，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周围邻居应当给予一定的容忍和谅解，但是因为其产生的噪音毕竟给周围邻居带来不便，影响他人正常的生产生活，所以，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对室内装潢的时间做出了严格限制，该法第47条规定：“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当限制作业时间，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减轻、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污染。”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行为必为法律所禁止。因此，提醒大家，在装潢施工时，应当事先做好周围邻居的思想工作，取得别人的谅解与宽容，同时要严格遵守施工的时间，文明施工，尽量减少对别人的影响，防止产生邻里纠纷。

九、物业服务存在瑕疵怎能拒交物管费？

【案情】唐某是某小区的业主。2010年，唐某入住小区后发现该小区物业公司的服务不到位，保安服务态度差，小区环境脏乱差，小广告满天飞，而且还不时发生偷盗事件。唐某认为，该物业公司提供低质量的服务却要求很高的物业管理费，显然不公平，遂向物业公司投诉，要求物业公司整改。物业公司接到唐某的投诉后，也进行了部分整改，但唐某始终不满意，从2011年开始唐某拒交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与其多次交涉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唐某交纳拖欠的物业管理费4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交纳物业管理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也是物业公司开展服务需要的资金保证。业主拒绝交纳物业管理费，必然导致物业公司经费不足，无法维持正常的物业服务水平，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唐某以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瑕疵为由拒交物业管理费不妥，遂判决唐某向物业公司补交拖欠的物业管理费4000元。

【点评】近年来，随着物业管理行业持续快速发展，如何理顺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的关系，使“管家”更好地服务于“主人”，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交纳物业管理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作为业主，发现问题时应当通过正常的途径，如向物业公司反映通过协商解决，也可向业主委员会反映，通过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沟通解决，必要时也可向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如果物业公司服务质量确实差而无法通过上述途径解决，业主还可以通过业主大会决定解聘物业公司，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并根据物业合同的规定，追究物业公司的责任。业主不能随意拿不交物业管理费作“挡箭牌”，否则可能造成恶性循环，侵害到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十、老爸遗嘱处分老妈财产 依法认定为无效

【案情】李某（男）和张某（女）老两口生有一儿一女，即小李和小张。李某和张某婚后拥有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李某名下。1998年，张某因病去世。2001年1月，李某立下遗嘱，载明：“我夫妻二人拥有一套房屋，在我死后，归儿子小李所有。以此为证。”2003年，李某亦去世。小李和小张因继承问题产生纠纷。小张诉至法院，要求对房屋及遗嘱没涉及的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依法继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张某对房屋的份额，违反了法律规定，该部分遗嘱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涉案房屋为李某和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某先于李某去世，故张某在房屋中拥有的1/2份额应予法定继承，由李某、小李和小张各继承1/6。李某在房屋中所占2/3的份额应由小李继承。对于遗嘱中未涉及的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遂判决小李继承房屋份额的5/6,小张继承房屋份额的1/6，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由小李继承2.5万元，由小张继承2.5万元。

【评析】现实生活中，遗嘱人在遗嘱中处分配偶或家庭成员财产的情形较为常见。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对于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财产，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对于遗嘱未处分的遗产，同样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李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张某对房屋的份额，该部分遗嘱应为无效，所涉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对于李某个人存款5万元，虽然遗嘱并未涉及，但为李某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遗产范畴，应依法定继承依法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