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青岛海事法院发布八起海事海商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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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事法院发布八起海事海商典型案例
青岛海事法院发布了八起海事海商典型案例。
案例一：原告某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原告某商贸有限公司按照被告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被告B”）的入货通知将三票货物交其进行运输，被告B接收货物后，作为被告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A”）的代理代为签发了全套正本提单。该三票提单均载明起运港为青岛，目的港为香港，交货地为阿联酋迪拜，货物品名胶合板，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凭瑞士信贷资本银行指示。提单抬头载明的承运人为被告A，提单右下角载明被告B作为代理签发提单。两被告将该三票货物交付给实际承运人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运输，提单载明托运人为被告B，收货人为某国际物流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原告为顺利出运上述货物，向被告B支付了三票货物的THC费、单证费、签单费、舱单费、场站费、港杂费、操作费等杂费，并未支付海运费。
两被告当庭陈述，已经指示C公司将涉案三票货物交付给了D公司，全套正本提单均未收回，均为原告所持有至今。两被告主张D公司涉嫌盗窃，已向香港警方报警，称D公司委托其将货运往香港，然后将货交回D公司，由D公司负责将货物送往迪拜，然而D公司在香港提走货物后，并没有将货运往迪拜。香港警方现就被告的举报进行调查，但至今仍未拘获任何人或寻回被窃物品。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
被告A确认其为承运人，被告B系其授权的签单代理人。提单明确载明原告为托运人，根据《海商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涉案三票货物的全套正本提单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A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两被告抗辩本案贸易采用FOB贸易术语，原告并非与被告订立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涉案货物两被告是接受D公司的委托进行的操作。对此，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作为FOB贸易下的卖方将货物交予承运人运输，明显符合我国海商法中关于托运人系“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的定义。故原告托运人身份适格。
二、被告A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依照《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涉案三票提单项下的货物运抵目的港后，被告A在未收回其签发的正本提单、三票货物的全套正本提单均由原告持有情形下，却指示实际承运人将货物交付给案外人D公司，导致D公司占有和控制涉案货物。被告A的行为违法了《海商法》第七十一条关于提单是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的规定，被告A作为承运人，违反了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使得原告对提单项下的货物失去了控制，被告A应当赔偿原告由此遭受的货物损失。被告A不能以D公司涉嫌盗窃、诈骗、原告买方不真实、原告未及时告知等由免除其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
三、赔偿范围如何认定
《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涉案三票提单项下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共计324055美元。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支付了保险费和运费，也没有主张保险费和运费损失，故赔偿额应为货物装船时的价值324055美元。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原告赔偿货物损失324055美元及其利息（自2014年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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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纠纷的典型案例，涉及FOB下托运人的识别，承运人的责任期间等法律问题。
一、关于托运人的识别
我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两种托运人，分别称为契约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同时出现于FOB贸易中。契约托运人应当是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订立运输合同指租船订舱。本案中是买方租船订舱并支付海运费，符合传统的FOB交易模式，因此买方应为契约托运人。对于交货托运人而言，FOB 价格条件下只要卖方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则可以认定卖方为法定的托运人，即属于交货托运人，并且不以必须在提单上载明托运人身份为条件。本案中原告被记载在提单托运人一栏，并且实际向承运人交付了货物，毋庸置疑是交货托运人。
但若本案原告持有全套正本提单，而且并未记载为提单上的托运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仍可以被认定为交货托运人，承运人仍应对其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赔偿责任。
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航运实务中往往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契约托运人，即买卖合同的买方租船订舱并指示实际托运人即买卖合同的卖方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同时认可承运人向实际托运人即买卖合同中的卖方签发提单。实际托运人即卖方凭具有物权凭证功能的提单向开立信用证的银行交付提单议付货款，银行付款后将提单转交给契约托运人即买方，由其在目的港凭提单向承运人提货。
整个过程是由实际托运人通过控制提单议付货款的过程，前提是法律规定的承运人必须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使契约托运人没有正本提单就无法提货。契约托运人允许承运人向实际托运人签发提单就等于把具有物权性质的提单质押给了作为买卖合同卖方的实际托运人。因此，实际托运人虽然没有在提单上载明托运人身份，仅说明他没有处分提单和背书转让提单的权利，但享有通过法律赋予的实际托运人的地位凭正本提单向承运人主张货物的权利。
一旦承运人把货物交给非正本提单持有人，就应当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责任，这也是《海商法》通过规定实际托运人来保护FOB价格条件下买卖合同卖方保证收到货款的立法本意。
二、关于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我国海商法规定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9】1号）第二条规定：承运人违反法律规定，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损害正本提单持有人提单权利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因此造成损失的民事责任。第三条规定：承运人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造成正本提单持有人损失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承担侵权责任。被告A在未收回其签发的提单，提单均由原告持有情形下，将货物交付给案外人，违反了凭单交货的法定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A称原告被案外人诈骗，但如果被告A履行了凭单交货的法定义务，原告则不会因涉案货物失去控制而遭受货物损失，因此，被告A应依照法律规定赔偿原告的损失。
案例二：原告杨某某诉被告某水运有限公司等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原告杨某某购买了从长岛驶往蓬莱的客票，船名为“某岛8号”。被告某水运有限公司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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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被告A”）系该船船舶经营人。被告A在庭审中称与被告某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C”）之间就“某岛8号”客船存在票款结算关系，被告C在卖票给旅客时收取全额票款，在扣除相应服务、管理费用后，向被告A支付剩余票款。原告持票通过被告C下设验票大厅后，在步行至船舶停靠码头准备乘船过程中落水受伤，其落水地点为“某岛1号”客船靠泊水域。原告在被“某岛1号”客船工作人员救捞上岸后，随“某岛1号”客船返回蓬莱入院治疗。“某岛1号”客船的船舶所有人及经营人系被告某快航公司（以下简称“被告B”）。
对于落水原委，原告在庭审中称其通过验票、安检后随客流步行至“某岛1号”客船，该船工作人员在进行二次验票后，告知其应到“某岛8号”客船处乘船；原告遂持票步行至“某岛8号”客船准备登船，该船工作人员正在解缆，并告知原告可乘坐“某岛1号”客船，且已经取得“某岛1号”客船同意；原告遂又返回“某岛1号”客船，并在登上客船后因船体晃动落水。被告B在庭审中称原告落水地点确系“某岛1号”客船靠泊水域，但原告并未登上“某岛1号”客船，也并非从“某岛1号”客船上落水受伤；“某岛1号”客船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施救是出于人道考虑。同时，被告A与被告B在庭审中均称从未就原告所主张的换乘一事进行过沟通或达成任何协议，在日常旅客运输过程中也从未委托对方进行旅客代运。原告对其落水经过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
原告诉称，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财物损失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共计9万元；并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与原告形成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是否为三被告；
二、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否应对原告落水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与原告形成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是否为三被告，法院认为，原告所购买船票的表面记载有“某水运有限公司”、“船名：某岛8”、“当日当航班有效”，并盖有被告C的发票专用章，且被告A系“某岛8号”客船的船舶经营人，结合被告A在庭审中关于被告C在向乘客收取全额票款后就各自服务范围与被告A存在票款结算关系的陈述，可以认定被告C和被告A作为一个整体在向原告出售船票后，二者与原告之间形成了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是涉案旅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对于被告B，因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被告A与被告B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且被告A与被告B也对此予以否认，法院对原告提出被告B系本案实际承运人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C和被告A是否应对原告落水受伤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原告在持票通过验票、安检程序后，其旅客运输合同已开始实际履行，被告C和被告A应履行其合同义务，承担原告在其实际控制区域的安全保障义务，并将原告安全的送达目的地。被告C和被告A未提供安全通道或设置足够的安全设施防止乘客意外落水，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已构成违约，二者应就原告落水受伤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A提出原告落水受伤并非发生在登“某岛8号”客船时、被告A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法院认为，涉案纠纷中并非是被告A单独、直接与原告发生的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海上旅客运输的运送期间的规定；在被告C和被告A作为一个整体与原告发生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二者作为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起始点应从旅客踏上“某岛8号”客船舷梯延伸至被告C设置的验票、安检闸口，二者应承担原告在此后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被告A与被告C的内部关系、责任区域的划分均不构成对抗原告因违约责任主张索赔权的理由。
综上，被告A、被告C未能证明原告落水受伤是原告自身健康原因或其故意、重大过失造成，应就原告因涉案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对原告提出由被告A、被告C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财物损失费，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财物损失系发生在原告落水过程中，法院对原告提出的该诉请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护理费、后续医疗费，因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费用已实际发生或必将发生，法院对原告的上述诉请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超出上述认定数额的诉请，因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亦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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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某水运有限公司、被告某港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杨某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39121.07元；驳回原告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关于海上运输承运人责任区间认定问题的典型案例。对和原告发生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的认定，是处理该类型案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案中，船票出售方被告C与船票载明的承运人被告A，以及涉案的被告B之间的关系是判定承运人的基础。在认定承运人的基础上，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承运人责任区间的认定，如果单纯依照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承运人运送期间来判定承运人责任的话，将使原告在通过购票大厅到乘船前的人身安全保障处于真空状态，不利于对旅客个体的保护。因此，本案考虑到被告C与被告A之间对票款分配的基础上，对二者的承运人身份予以认定，并结合当地旅客运输的实际情况，对其责任期间予以适当延伸，未局限于海商法关于运送期间的规定，使旅客合法权益得以保障。
案例三：原告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某海上旅游有限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7月，原告（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从被告（某海上旅游有限公司）处购买一辆由韩国进口的水陆两栖观光巴士。双方一致确认：由于国内无法办理车或船行驶的相关证件及手续，也无法办理登记手续，因此，该水陆两栖观光巴士无车、船等相关证件。原告认可在上述现状下购买该巴士，并不因此追究被告的任何违约责任。该巴士只限于观光旅游用途，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平静水域与平整路面。在接收该巴士后，不得再因该巴士存在质量问题或手续不全等为由，要求退货或解除本合同。之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全部价款，签订了现状确认验收单及交接单，双方一致认定该巴士处于可正常运转的状态，无影响运营的重大质量隐患，原告同意接受。
2011年9月，原告对该批巴士做了船舶安全稳定性试验，认为该船需进行重大整改。11月，原告向被告主张涉案巴士因被告对舱底进行了大范围结构性改变，导致不符合国家海上安全管理基本标准，无法办理运营手续。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购买合同，返还原告货款并赔偿安全稳定性试验费用。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有关机构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涉案水陆两栖观光巴士（船）的稳定性的初稳性高度不能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沿海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07）》要求。
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载明涉案水陆两栖观光巴士为40座。庭审中，原告陈述涉案水陆两栖观光巴士可以改造，但改造后载客不能超过10人，而且还要拆掉空调及门窗玻璃，无法达到营运目的，因为原定载客是40人。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涉案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根据双方交接时签订的现状确认验收单，双方一致认可该巴士处于可正常运转的状态，无影响运营的重大质量隐患，原告同意接受。证明涉案标的物是按照现状方式进行交接确认。因此法院认为涉案标的物是按照现状方式出售，质量标准应当按照交接时的现状来确认。
二、本案合同中免除被告的瑕疵担保责任的条款合法有效。被告已经在合同明确向原告披露了标的物的瑕疵为在国内无法办理车或船行驶的相关证件及手续、也无法办理登记手续，原告明知标的物有此瑕疵而仍与出卖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不负瑕疵担保责任。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告知原告标的物的瑕疵，且被告在合同中明确告知了原告标的物的瑕疵。原告按照船舶的现状接收，且明知该瑕疵会显著降低该标的物从事旅游观光的基本效用。原告在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主张被告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法院应当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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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对质量标准予以纠正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关于特殊标的物水陆两栖观光巴士车（船）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质量标准和免除瑕疵担保责任条款效力两个问题。
《合同法》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支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但本案标的物为水陆两栖观光巴士车（船），在国内鲜有交易，在双方未约定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是个难点。《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国家并未指定水陆两栖观光巴士的相应标准，当事人也未能举证存在相应的行业标准。对此一审法院按照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进行了认定，但本案中双方对合同目的有不同观点。一审法院认为如果要实现原告的合同目的，就不应约定标的物存在没有手续无法登记的瑕疵，因此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就不保证该标的物质量符合观光旅游的用途。而且原告在庭审中也陈述涉案水陆两栖观光巴士可以改造，只是改造后载客不能超过10人，还要拆掉空调及门窗玻璃，并非完全不可以使用。结合双方交接时签订的验收单，一审法院认定质量标准应当按照交接时的现状来确认。二审对于质量标准与一审作出不同的认定，认为根据合同第七条的约定，该观光巴士适用范围仅限于平静水域及平整路面，在该条款所提及的《沿海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应当认定为合同质量标准之一。根据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被告交付的水陆两栖观光巴士不符合合同质量标准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
所谓瑕疵担保责任，又称“担保责任”，是指以法律规定，在交易活动中当事人一方转移财产（或权利）给另一方是，应担保该财产（权利）无瑕疵，若转移的财产（或权利）有瑕疵，则应向对方当事人承担相当的责任。传统的瑕疵担保理论包括权利瑕疵和物之瑕疵，二者构成本案了完整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本案即涉及该两部分。本案双方签订的《水陆两栖观光巴士购买合同》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买卖合同，受《合同法》买卖合同相关规定的调整。双方不仅在合同中约定的现状交付包含了免除买方对标的物质量保证责任的内容，而且在该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认可在涉案标的物在国内无法办理车或船行驶的相关证件及手续、也无法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形下购买该标的物，并承诺不追究原告的任何违约责任；原告不得以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或手续不全等为由，要求被告退货或解除合同。上述内容属于免除被告的瑕疵担保责任的条款，该约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合同记载，订立合同前，原告对水陆两栖观光巴士进行了充分考察，合同签订后交接巴士时，双方进行了验收确认，一致认为该观光巴士处于可运转状态，无影响运营的重大质量隐患。虽然，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认定该观光巴士初稳性不符合约定，但未说明造成初稳性不符的原因是内在缺陷造成的，相反的，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陈述，造成初稳性不达标的原因是被告对船舱进行了隔离，而隔离船舱在交接观光巴士时是明显可见的状态。原告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免除出卖人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情况下，未能证明被告存在故意或因重大过失不告知其标的物瑕疵的行为，因此，被告无须为该观光巴士存在的质量问题承担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原告以观光巴士质量存在问题作为违约的事实之一，因质量存在问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才是其解除合同的理由，尽管依照上述分析，被告无须承担质量瑕疵因其的违约责任，但其不能以不承担质量瑕疵担保责任作为合同不能解除的理由，合同能否解除仍然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判断。双方订立的《水陆两栖观光巴士》中约定不得因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退货或解除合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也明确表示该观光巴士可以改造后使用，原告未能证明其接受的观光巴士不能实现其合同目的。虽然原告同时提出改造后的观光巴士载客数量不能满足40人载客量的要求而只能载客10人，但因改造方案、改造后果未能确定，原告并未提出相应的鉴定要求，改造后的载客量除原告的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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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外未有有效的证据证明，特别是原告合同中没有载客量的约定，即便载客量有所减少，也难以认定为一项根本违约行为，因此，原告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也没有法律依据。无论根据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原告以水陆两栖观光巴士存在质量问题而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货款的主张均不能成立。因此，两审法院作出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是正确适当的。
在航运低迷的形势下，许多船只改造后进行营运，并以现状交付的方式进行交接，但国家没有相应的标准规范，该案例对此类稀少特殊标的物买卖合同的处理提供了参考依据，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
案例四：原告关某诉被告施某、李某、第三人丛某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8年9月10日，原告关某与被告施某名下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修船厂）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因欠罚款37万元,关某货轮卖给修船厂，价值110万元。船上所有随船物品必须随船交付。赔赚及一切债务问题与关某无关。付款方式：在30天之内付清，必须经过第三人丛某、关某两人在场现金支付。双方及担保人（被告李某）均签字摁手印。
因关在修船厂欠修船费，施先前留置了该轮，后关支付部分修船费，尚欠施37万元，施继续将船留置。在签订上述协议后，关与施对涉案船没有办理正式的船舶交接手续及船舶过户，施没有支付购船款。
关称，签订协议后关就回老家了，后来才获悉船被施某、李某、丛某拆掉卖了废铁。维修时船上有一名船员看船。施称，因关没有和施进行船舶交接，也没有交付有关手续，故合同未实际履行。该船自始至终都是由关某与李某、丛某控制和管理。当时船上有轮机长负责船舶的看护和管理。拆船、卖船都是由丛某、李某和轮机长负责，施并没有参与。丛某与李某拆船时向施出示了关与丛某签订的买卖协议和关收到丛某27万定金的收条并告知施该轮在关于施签订买卖协议之前已经卖给丛某，故施没有制止其拆船。
施当庭认可，涉案船从进坞修理直至被拆解一直放置在被告施某的修船厂船坞上，下坞需要船东提出申请，结清费用，船厂用绞车将船舶放入海中，没有绞车的协助不能下坞。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船舶买卖合同的履行问题。该合同为施行使留置权后以船舶折价抵债的买卖协议，双方均应该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对于合同未能履行关与施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关作为出卖人，在签订买卖合同后即长期离开未履行交付船舶及单证资料的义务，致使施无法辨别船舶所有权人，而且其指派看船的船员未履行妥善看管船舶义务，对买卖合同的无法履行负有较大过错，承担70%责任为宜；施作为留置权人对船舶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对买卖合同的无法履行负有一定过错，承担30%责任为宜。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仅陈述其将有关船舶单证资料交付给李某、由李某转交给施，但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施不认可，故法院认定关关于其已交付船舶相关单证资料的主张不成立。由此，关仅向施交付了船舶实物，其对船舶买卖协议的履行存有瑕疵。施主张，其认为丛系船舶所有人，丛有权拆船。法院认为，关与丛签订的《双方购船买卖协议》先于关与施的船舶买卖协议，而丛也在施购船的买卖协议上签名捺印，应视为丛同意关将船舶另出卖给施，故施抗辩理由不成立。施关于船舶被丛、李某及关指派看船员拆解的陈述，因施提交的证人姜某的证言内容不明确，证人鹿某系其修理厂员工，与施有利害关系，故对该两份证据法院不予采信，也即施的该主张没有证据能证实。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虽然关未交付船舶的有关单证资料，但船舶实物已交付，船舶实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转移至施。在船舶始终放置于施的修理厂内、施应当知道且有能力控制船舶的情况下，船舶仍被拆解，应认为拆解事实并不违反施的意愿。由此推知，关未交付船舶相关单证资料的履行瑕疵并不影响施签订船舶买卖协议合同目的的实现，施在受领船舶实物的情况下，无权以关未交付船舶相关单证而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买卖协议明确约定施应在合同签订后30日内将款付清，则施应如约向关支付相应船款。将37万元从110万元约定船款中扣减，施应支付的船款为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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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法院判决被告施某赔偿原告关某损失人民币21.9万元；驳回原告关某对被告施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原告关某对被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关于船舶留置权的行使及风险转移问题的典型案例。关某与施某历经多年缠诉于这样一个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为双方在合同签订及船舶留置环节均操作很不规范，以船顶账甚至于一船二卖，导致船舶被非法拆解。这也是导致一二审产生分歧观点之处，一审认为虽然施某对船舶行使了留置权，因为本案船舶被留置期间，关某指派了一名轮机长负责看管船舶，可见船舶并非完全在施某的占有之下。二审认为施某因关某欠付船舶修理有关的费用而将船舶留置在其修船厂，即已占有涉案船舶，因此自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即为船舶实物交付之时，船舶实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转移至施处。因此认定船舶是否交付的关键在于涉案船舶是否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已经在施的占有之下。根据查明的事实，关欠付施修船费和压坞费，施有权对船舶行使留置权。而且施当庭确认其已经对船舶行使了留置权。《海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船舶留置权，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时，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保证造船费用或者修船费用得以偿还的权利。船舶留置权在造船人、修船人不再占有所造或者所修的船舶时消灭。涉案船舶从2008年5月18日进坞修理直至被拆解卖掉，整个期间均放置在被告施某的修船厂，船舶一直在坞上离开了水面，若下坞需要船东提出申请、结清费用，船厂用绞车将船舶放入海中，没有绞车的协助船舶不能下坞。因此，可以认定涉案船舶自2008年5月18日上坞修理之日起至2008年9月10日签订买卖合同时一直在施的占有之下。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施某在买卖合同签订前已经占有了该船舶，行使了留置权，自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生效之日即产生船舶交付的法律效力，涉案船舶已经交付给被告施某。因此二审法院的认定是更准确适当的。
案例五：原告某油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某航道工程局港口疏浚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被告某航道工程局与某海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早前约定将被告承接的某工程部分工程量分包予A公司进行施工，约定：施工满3个月后15天内支付总工程进度款的60%，含工程实施期间内的支付款。对于工程尾款约定：其余工程款在工程完工、与业主办理完结算经审计3个月后15天内一次性支付完毕。
2014年6月，工程委托方B公司出具《关于某工业区装备制造基地围海造地五期工程审计情况说明》证明该公司建设围海造地工程均为政府投资项目，完工结算必须经政府审计，以政府审计结果为准作为工程尾款支付依据，截止2014年6月24日，该工程尚未完成政府审计，按合同约定支付比例为80%，剩余20%尾款尚不具备支付条件。
A公司在原告某油品有限公司经营处为船舶进行加油,后A公司欠190余万元加油款不能立即支付。A公司提出由原告向被告代为收取工程款抵偿加油款。原告多次以A公司名义向被告请求支付款项，被告均未支付。A公司向被告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被告将A公司部分债权转让给原告，由被告将相应款项直接支付给原告。被告接到通知书后仍未支付。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欠款120万元。
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欠款为未到期债权。原告主张的工程款系为某工业区工程项下的款项，工程承包人是被告，分包商是A公司。该工程目前尚未完成审计，业主尾款不具备支付条件。业主尚未支付被告工程尾款，被告也无需向债权的受让人支付工程尾款。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本案系航道、港口疏浚合同纠纷。被告与A公司系分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两者内部的关系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关系。承包人已经完成了工程项目量，并已验收，原告通过债权转移取得了要求发包人支付价款的请求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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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计作为支付款项的条件，不能获得法院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是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指出，“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的总包合同为固定价合同，约定“合同价款的方式：固定单价合同，合同履行期间，分项工程综合单价不作调整”；被告与A公司的《分包施工合同》也是固定价合同，约定“施工分包综合单价为12元/立方米”。本案中对工程价格约定为固定价结算，审计的最终结果并不影响工程结算。
以审计作为支付款项的期限条件，导致本案中约定的支付款项的时间不明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如项目属于接受审计监督的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应主要以年报、年审的形式进行审计，而本案中项目已于2010年2月4日竣工验收，但据B公司证明显示，截止2014年6月24日，该工程尚未完成政府审计。因此本案所涉及的审计，如B公司的证明属实，已经非法拖延，超出了正常预期，何时结束无法明确，以该审计的完成作为支付尾款的期限，导致合同约定期限不明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欠款120万元和自2014年6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关于港口作业合同中审计条款效力认定问题的典型案例。其典型意义在于，通过适用《合同法》、《审计法》等相关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排除了以审计作为支付款项的期限条件条款的效力，及时地支持了施工单位的结算工程费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告对工程款的请求，最终获得法院支持，同时，还获得了利息的补偿。本案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被告自觉履行了判决义务。
案例六：原告杨某诉被告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原告杨某雇佣朱某在其所属的“鲁荣渔51282”号渔船从事船员工作。原告系该渔船登记船舶所有人及经营人。同年8月，原告向被告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雇主责任保险，被告予以承保，原告作为投保人交纳保险费12000元。被告提供的保险单明细表载明：区域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除外），保险责任为雇主责任每人限额20万元。
2013年12月，原告渔船在中韩过渡水域合法捕捞作业时，船员朱某被辒车绞伤，送至韩国红岛治疗，事故发生后报案至荣成市渔业通讯管理站，事发海域属于中韩过渡水域，由中韩双方共同监管。
事故发生后，原告随即向被告报案。被告工作人员对朱某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威海恒源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朱某符合一级伤残。
2014年8月，原告与受伤船员达成赔偿协议并对其支付了伤残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精神补偿费、抚养费、医药费等。随后，原告向被告提交理赔所需资料，被告出具赔案综合报告书，认定事故在韩国水域船员受伤，属保险标的、保险责任但非承保区域，案件做拒赔处理。
“鲁荣渔51282”号渔船《出海船舶户口簿》显示该船航行区域为远海，2012年12月签发的《在大韩民国专属经济区渔业捕捞许可证》显示该渔船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作业时间为2013年1月1日-4月5日、10月16日-12月31日。
原告认为被告违约，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保险赔偿金200000元，并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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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原告杨某作为船东向被告投保的险种为雇主责任保险，双方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原告雇员朱某随船在中韩过渡水域因工受伤出险后，被告以“保单承保区域为中国境内，本次事故在韩国水域船员受伤，属保险标的、保险责任但非承保区域”为由拒赔。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承担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责任。
雇主责任保险条款及保险单中均未明确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事故承担保险责任、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及承保区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保险单明细表特别约定:本保险合同仅承担保单上所载被保险人的雇员在所属船名为鲁荣渔51282船只上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死亡、残疾责任。原告否认投保时被告明确说明并解释仅对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在无其他条款约定承保区域的情况下，该特别约定条款应优先适用。
“鲁荣渔51282”号渔船《出海船舶户口簿》显示船舶航行区域为远海，船舶具备远洋航行能力，原告投保时该船在保险期间内可到韩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作业。原告投保的目的包括到该区域航行及作业发生保险事故由被告承。因渔船航行与作业区域具有流动性，故被告作为专业性的保险公司有义务严格审核渔船具备的航行及作业区域，如实告知原告投保的险种对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事故承担保险责任，并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但被告未尽到审核与如实告知义务，亦未在合同中约定，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并且中韩过渡水域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中确定的渔业作业区域，并不涉及领土边界划分。
综上，被告拒赔理由不当，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2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一起关于雇主责任险承保区域认定问题的典型案例。从表面上看，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朱某出险水域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如果顺着当事人的思路从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因涉及到中韩过渡水域的定位问题，原告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支持。但本案的实质问题是双方订立保险合同时，被告是否明确说明并解释仅对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通过庭审调查可以认定被告未尽到审核与如实告知义务，亦未在合同中约定，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并且中韩过渡水域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中确定的渔业作业区域，并不涉及领土边界划分，故被告拒赔理由不当，法院不予支持，应认定朱某随“鲁荣渔51282”号渔船在中韩过渡水域因工受伤符合被告承保的理赔责任范畴。
案例七：原告某海事局诉被告某保险公司船舶保险金支付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7年9月15日,巴拿马籍A轮与B轮发生碰撞事故，A轮于9月20日在烟台港锚地附近沉没。2008年1月11日，原告某海事局决定强制打捞清除A轮沉船，并组织当地打捞局、某打捞公司实施打捞清除工作。打捞作业于2010年5月11日结束。
被告某保险公司承保了A轮保赔险。原告申请法院对A轮船东C公司在被告处应取得的保赔险保险金进行了诉前保全，随后在法院对该公司提起诉讼。2011年4月20日，法院判决C公司支付强制打捞费及相关利息、费用，并公告送达。
C公司关于残骸强制打捞费用的赔偿责任，属于被告保赔险的承保范围，2011年4月18日，原告海事局根据《保险法》第65条等规定，针对本案纠纷在法院起诉被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金350万美元及利息等。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
1、海事局可否依《保险法》第65条规定直接起诉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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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局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海事局可否依《保险法》第65条规定起诉保险人，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C公司给海事局造成损害且赔偿责任确定；二是海事局可以适用《保险法》第65条的规定直接向人保起诉。本案中，第一个问题已得到解决，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了C公司应对海事局承担的赔偿责任。关于第二个问题，《保险法》第184条、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保险法》第65条第2款适用于海上保险纠纷案，依据该规定，海事局可以直接起诉人保。
关于诉讼时效，被告认为海事局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因为根据《海商法》第264条规定，“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为2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在2007年9月15日，海事局未能在2009年9月14日前起诉，故已过诉讼时效。原告海事局的观点是其请求未过时效，理由是对于责任险，被保险人只有在责任确定后才能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而C公司的责任，直到2012年3月21日判决书生效后才确定，海事局在2011年4月18日即已对保险人起诉，未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人保在本案中承保的保赔险属于责任险，责任险的保险事故应理解为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赔偿责任确定之事件。因此，海事局的诉讼时效，应从法院关于C公司对海事局赔偿责任确定的判决生效之日计算，即从2012年3月21日开始起算，海事局在此前已对保险人起诉，没有超过《海商法》第264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金350万美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纠纷诉讼主体和诉讼时效认定问题的典型案例，实质系因C公司怠于向被告索赔保险金，而由原告直接向保险公司提起请求的案件。正确审理本案的关键是对《保险法》第65条第2款和《海商法》第264条的理解与适用。《保险法》第65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中，C公司给原告造成的损害属于保险人的赔偿范围，C公司的赔偿责任确定，且C公司怠于行使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因此原告可直接起诉保险人索赔。
《海商法》第264条规定，“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为2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判断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保险事故发生之日”。本案中，保险公司承保的保赔险属于责任险，法院认为，责任险的保险事故应理解为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赔偿责任确定之事件，因此，原告的诉讼时效应从法院关于C公司对原告的赔偿责任确定的判决生效之日计算。本案对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于依法及时处理海上保险纠纷具有指引和借鉴意义。
案例八：原告侯某、李某诉被告郭某等海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赵某在随雇主被告郭某经营的“鲁荣渔55999”号渔船出海作业期间落水失踪，其妻包某申请宣告死亡，后同其母原告李某、其女赵甲（甲方）与郭某（乙方）签订赔偿协议，协议写明：本协议的签署以及履行并不意味着乙方对任何责任的承认。双方同意，以支付人民币360000元（以下简称“赔偿金额”）作为在船期间的工资以及就事故引起的所有人身死亡索赔的全部和最终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工资、死亡赔偿金、抚养费、丧葬费等所有其他费用和损失。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支付和解金额中的100000元，甲方提供保险公司要求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宣告死亡判决书、结婚证、亲属关系证明、户籍证明、户口注销证明等，并协助办理相关理赔手续；乙方在甲方提供上述证明文件并协助办理相关理赔手续后30天内支付剩余款项。赔偿金中专属赵母的赡养费为34000元。甲方在收到全部和解金后立即免除乙方就本次事故项下纠纷的任何责任，并保证不再就同一纠纷提出任何索赔。甲方保证其绝对且唯一有权就赵某的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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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以及本次事故引起的人身死亡损害提出索赔，并进一步保证任何第三方提出此类索赔，甲方保证赔偿乙方因该第三方提起的此类赔偿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进行抗辩而支出的所有费用。本和解协议书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各方不得反悔。协议签字人不可撤销地保证已受到协议各方充分、合法的授权签署和执行本协议书，否则协议签字人将对由于未得到受权方有效授权而产生的任何费用、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郭某持有的赔偿协议及原告李某委托第三人赵甲处理赔偿事宜的委托书均是由第三人赵甲代替李某在上述文件上签名，李某在其姓名上按印。
郭某依据该协议向包某、赵甲支付了30万元。包某、赵甲收到30万元后未支付给李某。原告侯某获知上述情况后以赵某与前妻生育的女儿的身份主张权利，李某以其是聋哑人对协议内容不知情为由主张协议无效，二人共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郭某进行赔偿。法院依法追加赵某的妻子包某、女儿赵甲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侯某是赵某的女儿，有权向被告主张赔偿。侯某的身份是李某、包某、赵甲知晓的事实。赵某是威海市某村村民，前妻侯小波及侯某曾在该村居住、生活，该情况被告不难调查、了解，被告仅凭原告李某及第三人的保证就主张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不能成立。被告郭某与李某、包某、赵甲签订的协议，侯某没有参加协商，事后侯某也没有对该协议进行追认，该协议侵害了原告侯某的合法权益，故该协议无效。据此，判决被告郭某赔偿原告及第三人共计41万元，包含已给付的3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关于海上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中遗漏赔偿权利人问题的典型案例。伴随海上事故的发生，雇主与船员亲属因签订赔偿协议产生了大量纠纷，其中，遗漏赔偿权利人的协议经常出现。赔偿协议遗漏赔偿权利人的原因有：
1、当事人法律知识缺乏，对权利人的范围不清。例如：有些赔偿权利人认为赔偿权利与出嫁的女儿无关。
2、部分赔偿权利人刻意隐瞒或提供仅有部分赔偿权利人的虚假情况，导致雇主产生错误认识。例如：提供虚假证明证明协议中的赔偿权利人是全部赔偿权利人。
3、部分赔偿权利人与船东恶意串通。以上几种情况，如其他赔偿权利人不认可赔偿协议，则赔偿协议无效。
遗漏赔偿权利人的赔偿协议，侵害了遗漏赔偿权利人的赔偿请求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法律规定因而无效。
赔偿义务人明知缺少赔偿权利人仍与部分赔偿权利人签订全面的赔偿协议，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赔偿合同无效。
部分赔偿权利人未经其他权利人的授权以其名义签订赔偿协议，应当依据《合同法》无代理权签订的合同及表见代理合同。该种情况，赔偿权利人没有遗漏。
如果缺少的赔偿权利人对赔偿协议约定的条款没有异议，其他赔偿权利人及赔偿义务人均同意按照原赔偿协议履行，属于合同当事人达成新的赔偿协议，不是对原赔偿协议的追认、认可，因为缺少的赔偿权利人不是原赔偿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赔偿协议的一方合同当事人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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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8.08.16快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海事诉讼，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2018-08-08
2017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紧紧围绕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在提升海事司法理念、统一裁判尺度、促进国际航运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充分发挥法院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司法保障和服务职能，营造良好的海洋司法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17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案件比例较大。其中既有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盟公司海事强制令案、海德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招商局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也有提供中国智慧，通过调解解决系列国际商事纠纷的哈皮那公司船舶建造纠纷案，还有案件当事人与纠纷均在国外，但当事人在中国海事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大宇公司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这些案件充分展示了人民法院采信域外证据、查明及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与水平，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公正司法形象。此外还有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规则的隆达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三福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力鹏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以及我国海事法院试点海事刑事审判的艾伦·门多萨·塔布雷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这些案件对海事审判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回应，对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完善审判规则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黄西武）
附：2017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一：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A.P.Moller-MaerskA/S）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隆达公司由中国宁波港出口一批不锈钢产品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订舱，涉案货物于同年6月28日出运。2014年7月9日，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称，发现货物运错目的地要求改港或者退运。马士基公司于同日回复，因距货物抵达目的港不足2天，无法安排改港，如需退运则需与目的港确认后回复。次日，隆达公司的货运代理人询问货物是否可以原船带回。马士基公司当日回复“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货物在目的港卸货后，需要由现在的收货人在目的港清关后，再向当地海关申请退运。海关批准后，才可以安排退运事宜”。涉案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2015年5月19日，隆达公司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表示已按马士基公司要求申请退运，马士基公司随后告知隆达公司涉案货物已被拍卖。隆达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马士基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隆达公司的诉讼请求，隆达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马士基公司赔偿隆达公司50%的货物损失及利息。马士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享有请求变更合同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变更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者将严重影响承运人正常营运，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运的请求，但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执行的原因。涉案运输方式为国际班轮运输，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隆达公司于7月9日要求马士基公司改港或者退运，在距离船舶到达目的港只有两三天时间的情形下，马士基公司主张由于航程等原因无法安排改港、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客观合理。一审判决支持马士基公司的上述主张，符合公平原则，予以维持。隆达公司明知目的港无人提货而未采取措施处理，致使货物被海关拍卖，其举证也不足以证明马士基公司未尽到谨慎管货义务，二审法院判决马士基公司承担涉案货物一半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典型意义】
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是否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直是理论研究与审判实务中争议很大的问题。本案再审判决紧紧围绕案件事实，依据合同法之公平原则，合理平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各方当事人之利益，确定了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般规则，统一了相关纠纷的裁判尺度，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海商法修订工作提供司法经验。再审改判支持了外方当事人的抗辩，表明人民法院严格适用法律，平等保护境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彰显我国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案例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与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三福公司与波兰赫密恩公司于2008年4月28日签订了造船合同，同日三福公司、赫密恩公司与设计方上海佳豪公司签订该船舶建造的技术规格书，约定船舶达到干舷吃水8.25米时，载重吨大约为16900吨。三福公司于2011年5月14日为该艘船舶的建造向人保航运中心投保船舶建造险，人保航运中心于5月17日向三福公司签发保险单。涉案保险单背面印制的保险条款第三条列明保险责任范围包括“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第四条列明的除外责任包括“建造合同规定的罚款以及由于拒收和其他原因造成的间接损失”。涉案船舶基本建成前进行的空船测试显示：空船重量为6790吨，吃水8.25米时载重吨为15968.60吨，比设计合同的约定少931.40吨。三福公司发现上述问题后，于2012年3月10日与赫密恩公司签订备忘录协商同意降价286万美元。此后，三福公司通过增加船舶干舷吃水0.2米将船舶载重吨增加至16593.90吨，于2012年3月16日向赫密恩公司实际交付船舶。三福公司于2012年7月9日就上述降价损失向人保航运中心提出保险索赔被拒，遂于11月26日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三福公司因船舶吃水设计错误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8038878元属于船舶建造险的承保范围，判决人保航运中心赔偿该损失及其利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同意一审判决意见，但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扣除保险单约定的免赔额人民币14万元不当，遂在此基础上相应改判。人保航运中心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一）海商法规定的船舶原则上应限于基本建成而具有航海能力的船舶，船舶建造险所承保的船舶是否属于该法规定的船舶，需要根据其是否具有航海能力分阶段相应认定。在三福公司投保当时造船材料尚未移上船台，远未建成为海商法一般意义上的船舶，且涉案保险事故及其原因发生在船舶基本建成前的建造与设计阶段，本案纠纷不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
一、二审法院适用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作出判决错误，应予纠正。
（二）对保险条款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涉案保险条款规定“本公司对保险船舶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负责赔偿”，以船舶指代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建造人等相关利益主体，“损失和费用”是指被保险人的“损失和费用”。在没有特别限定情况下通常可以理解为包含有形物理损害（损坏）和无形的经济损失。
（三）船舶建造保险单已经明确以造船合同文本为基础，应根据保险单和保险条款确定保险责任范围。被保险人与船舶买方在造船合同约定之外另行协商赔偿，超出保险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保险人有权拒绝赔付。遂改判人保航运中心赔偿三福公司损失人民币5640640.45元及其利息。
【典型意义】
中国作为造船大国，多年来持有造船订单和实际造船总载重吨位居全球第一。本案涉及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保险条款的解释，以及船舶设计错误、损失赔偿数额认定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法律适用和海事专门技术问题。航运和保险业特别关注，将本案再审作为依法解决类案的一个示范性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通过通俗阐明专业技术问题和抽丝剥茧的法律论证，逐一厘清了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规则、保险条款的解释方法、船舶设计错误及有关损失的认定依据，积极回应了船舶建造业与保险业长期争执不休的法律热点问题，对指导全国法院公正审理同类纠纷案件、规范相关市场主体的履约行为、促进航运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案例三：广州海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福建英达华工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英达华公司委托海德公司运输一批照明设备至哥伦比亚。海德公司的授权代表向英达华公司签发了无船承运人提单，记载托运人为英达华公司，收货人为哥伦比亚国家电气进口有限公司，装货港为中国盐田港，卸货港为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船名和航次为“圣塔卡琳娜（Santacatarina）”轮429E航次，运费到付，运输方式为场到场（CY-CY）。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涉案2个集装箱分别于2014年11月26日、12月9日空箱调度到中国上海。英达华公司仍持有涉案提单，且未收回全部货款。英达华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主张海德公司无单放货，请求判令海德公司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及运杂费损失。海德公司抗辩称其并未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涉案货物系因在卸货港海关保税仓库超期存放，而被哥伦比亚海关依据法律规定作为弃货处理，海德公司依法无需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德公司抗辩涉案货物因超过法律规定期限无人提货而被目的港海关作弃货处理，但其提交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的文件无原件核对，亦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判决海德公司构成无单放货，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损失93622.3美元及其利息。海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提交了经认证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出具的相关文件作为证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海德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货物在目的港因超过存储期限无人提取而被海关当局作为弃货处理，承运人海德公司依法可以免除交付货物责任。二审改判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典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交付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涉案货物运输的目的港在哥伦比亚，证明货物交付需要调取域外证据，难度较大。二审法院依法审查采信域外证据，认定海德公司不构成无单放货，判决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实现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第二，该案具有国际贸易商业风险提示意义，有利于促使国内出口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境外买方未按时付款赎单，卖方在积极处理贸易纠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提单持有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不适当地将贸易风险转嫁到运输领域，可能导致“钱货两空”，损失难以弥补。
案例四：招商局物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与以星综合航运有限公司、合肥索尔特化工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以色列以星航运公司与我国招商物流公司签订的订舱协议约定，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作为其在天津的进出口货物运输承运人；若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取，招商物流公司将与托运人对因此给以星航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后果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8月，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将一个20尺集装箱货物从天津新港运至乌克兰敖德萨港。以星航运公司签发了托运人为索尔特公司的指示提单，提单载明了集装箱的免费使用期与超期收费标准。货物到港后，一直没有收货人持正本提单提货。后货物在目的港被销毁，以星航运公司为此支付了目的港产生的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以星航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招商物流公司、索尔特公司连带赔偿其目的港各项费用及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经济损失20310美元及利息。案件审理中，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物流公司均主张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合同争议。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判令招商物流公司赔偿以星航运公司在目的港支付的货物处置费用及按照购置成本基础计算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共计66152.52元人民币及利息，驳回以星航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招商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提单系以星航运公司基于招商物流公司按照订舱协议提出的订舱要求所签发，虽提单记载托运人并非招商物流公司，但以星航运公司仍有权按照由订舱所形成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订舱的托运人主张权利，当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时，以星航运公司有权向合同相对方招商物流公司主张相应权利。承运人留置货物仅为其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承运人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就货物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损失，以星航运公司提交的在乌克兰目的港形成的相关证据经过公证认证，可相互印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终审后，招商物流公司主动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引起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一是明确了目的港无人提货给承运人造成损失的责任主体。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的情况下，承运人有权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向合同相对方托运人主张相应权利。二是明确了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承运人留置权并非其向托运人索赔的前置条件。留置货物仅为承运人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承运人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其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三是不把公证认证作为判断域外证据证明力的唯一标准，而是结合具体案情、域外证据种类、待证事实、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等因素，运用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对域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充分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人民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的应有水平。
案例五：厦门力鹏船运有限公司等与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力鹏公司所属“力鹏1”轮与中海公司所属“碧华山”轮发生碰撞，造成“力鹏1”轮船体右倾，之后因舱内集装箱系固不当发生倒塌，致使“力鹏1”轮右倾角度不断增大，加之被拖轮从左侧顶推往浅水区坐浅，最终导致沉没。海事部门作出调查报告认定“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对碰撞事故分别承担事故主次责任。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碧华山”轮承担80％的事故赔偿责任，并从“碧华山”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受偿等。中海公司抗辩认为，“力鹏1”轮沉没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碰撞事故，而是该轮船舶结构缺陷、积载不当、货物系固不当、船员打压载水时操作错误等原因，故“力鹏1”轮应承担70%碰撞责任，“碧华山”轮对“力鹏1”轮沉没导致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中海公司反诉请求判令力鹏公司赔偿损失并从“力鹏1”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碧华山”轮和“力鹏1”轮就碰撞事故本身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但“力鹏1”轮沉没除碰撞所致右倾之外，还加入了该轮本身集装箱系固不当等因素，故就“力鹏1”轮沉没而言，“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应分别承担40%、60%的责任，海事赔偿限额适用于本、反诉请求相互抵销后的差额。据此判决中海公司分别向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赔偿人民币2843556元和5355402元及相应利息。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就碰撞和沉没均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中海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力鹏公司没有对“力鹏1”轮舱内集装箱进行防止倒塌的固定，该行为具有过错且对该轮沉没具有原因力。一审判决据此减轻中海公司对“力鹏1”轮沉没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酌定力鹏公司与中海公司分别对“力鹏1”轮沉没损失承担60%、40%的责任，并无不当。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典型的船舶碰撞及沉没事故引发的纠纷。就船舶碰撞与沉没的责任比例，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并在业界引起较大关注。本案具有两方面的典型意义：第一，本案从大量涉及航海、船舶驾驶、货物配载、集装箱系固等专业而复杂的证据材料中抽丝剥茧，全面分析“力鹏1”轮沉没的原因力，经过充分论证，判定集装箱系固不当造成船舶右倾角度加大是该轮最终沉没的原因之一，从而将“碧华山”轮因碰撞事故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区分于其因“力鹏1”轮沉没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这样处理既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也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第二，本案碰撞双方互负赔偿责任，均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在认定双方损失后，根据“先抵销，后受偿”的原则，先将双方损失相互抵销，再到对方所设基金中受偿，符合海商法的规定。
案例六：艾伦·门多萨·塔布雷（AllanMendozaTablate）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
艾伦系马耳他籍“卡塔利娜（Catalina）”轮二副。2016年5月，“卡塔利娜”轮从中国连云港空载驶往印度尼西亚。艾伦值班驾驶“卡塔利娜”轮途经浙江象山沿海水域时，在海面起雾、能见度不良、渔区航行的情况下，艾伦违反海上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未保持正规瞭望、采取有效的雾航措施、使用安全航速行驶，未能对当时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并及早采取有效的避让行为，导致“卡塔利娜”轮与“鲁荣渔58398”轮发生碰撞，造成“鲁荣渔58398”轮扣翻、沉没，船员张某等十四人死亡，船员王某某等五人失踪的重大交通事故，宁波海事局认定“卡塔利娜”轮应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卡塔利娜”轮所有人波尔萨利船运有限公司（BorsariShippingCompanyLtd）共赔偿死亡和失踪人员近亲属人民币2245万元，被害人姜某某等的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艾伦在驾驶船舶过程中，违反海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与捕捞渔船发生碰撞，致使渔船扣翻、沉没，造成十四名船员死亡、五名船员失踪，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艾伦案发后自首，真诚认罪、悔罪，“卡塔利娜”轮船舶所有人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部分被害人近亲属表示谅解等，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判决艾伦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艾伦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法院试点管辖的第一宗海事刑事案件，是落实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和具体措施。该案的顺利审结，开启了我国海事审判“三审合一”新篇章，为探索以民商事案件为主，合理涵盖其他领域案件的海事管辖制度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审判实践表明，海事法院管辖海事刑事案件，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更能发挥海事法院的专业优势，有利于海事刑事、海事行政、海事民商事相关案件的协调处理，也有利于涉海法律法规的统一实施。
案例七：联盟多式联运有限合伙公司（SoyuzTransLinkLlp）与深圳运达物流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海事强制令案 【基本案情】
日本联盟公司为运输一批民生热电设施，委托运达公司办理从日本横滨港经海运至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再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的货运代理事宜。货物自日本横滨港运往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后，按计划应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运达公司以联盟公司的关联企业案外人SoyuzTransLink（Dubai）欠付其费用为由，拒绝安排后续货物运输事宜，致使货物长期滞留连云港。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并发函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之后，联盟公司以保障其合法权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海事强制令申请，请求责令运达公司向其交付涉案货物。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本案证据，运达公司系安排涉案货物运输的货运代理人。货物经海上运输抵达连云港后，运达公司并未按计划办理铁路运输事宜。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了货运代理费，并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运达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将货物交付联盟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货物已在连云港滞留半年，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联盟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并责令运达公司立即向联盟公司交付涉案货物。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强制令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涉及欧亚班列的海陆联运货运代理合同中产生了纠纷，因涉及多个国家，国际影响较大。本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海事强制令制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损失扩大的制度功能。涉案货物是保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供电及冬季取暖的重要设备，在连云港滞留近半年，如不能及时运输出境，将按照海关规定被处以罚款、强制退运甚至罚没。上海海事法院及时作出海事强制令，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与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中国法院的及时救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向上海海事法院发来致谢外交照会。
案例八：温州海事局申请认定财产无主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0日，温州海事局接到报警，在瓯越大桥下游发现一艘船舶搁浅。经查，该船装载有燃料油，无证书或标识，也无船员在船。经救助，温州海事局于当天将船舶脱浅后转移至船坞内，船上油品转驳存放。经进一步调查，未找到该船船东或船员，遇险船舶也无任何证书或身份标识，船舶所有权情况无法证实，也无任何人主张权利。温州海事局遂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认定财产无主。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立案受理后，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因认定财产无主公告期为1年，船舶及船载油品长期存放，将持续发生保管费用，造成财产贬损，温州海事局申请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保留所得款项。宁波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无名船舶及油品各以人民币10.7万元和62.4万元拍卖成交。涉案无名船舶由买受人买受后，在温州海事局的监督下被拆解处理。公告期满后，因无人认领，宁波海事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涉案船舶及船载油品为无主财产，拍卖所得价款在扣除公告、评估以及保存、拍卖费用后，余款收归国家所有。
【典型意义】
本案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为依法及时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和船载货物提供了可行办法，为有效解决无人认领、无人管控船舶及船载货物处置难、保管难等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司法途径。第二，为打击海上走私等非法行为提供司法保障。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油品、冻品等走私猖獗，一些走私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弃船弃货，船舶因权属不明而难以处置，制约了海上执法行动的有效开展。通过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程序，提前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及船载货物，并在海事部门监督下进行拆解，可以有效避免上述法律风险，堵住船舶和货物再次流入市场的漏洞。第三，能动司法，及时处置无主财产，避免保管费用和风险持续增加。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诉讼中拍卖船舶和船载货物的规定，在公告期间裁定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减轻了执法部门因保管和处置船舶及船载货物而带来的财政负担。
案例九：哈皮那船舶公司（HarpinaOwningCompanyLimited）与江苏天元船舶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和扬子鑫福造船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底至2014年6月份，希腊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CardiffMarineInc.）以其设立的包括哈皮那公司在内的六家单船公司名义，与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天元公司、新扬子公司、扬子公司等分别签订六份船舶建造协议。双方除第一艘船舶正常交接外，其余五艘船舶均存在争议。2017年3月1日，哈皮那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三被申请人立即交付“世外桃源”轮。同月16日，哈皮那公司又向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此外，围绕其他几艘船舶的建造合同，相关各方还有3起在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进行的仲裁，以及1起在英国法院进行的诉讼。
【裁判结果】
在武汉海事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哈皮那公司等支付涉案款项、扬子江公司交付涉案船舶；哈皮那公司永久性地撤销英国伦敦仲裁并负担全部仲裁费用；双方当事人就本和解协议所涉事项不可撤销地相互放弃主张。为保证调解协议的顺利履行，武汉海事法院于调解协议达成当日即制作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都按期履行了各自义务。本案调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和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等相关当事人，按照本案调解模式，就其他船舶建造合同项下的纠纷，也分别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履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国际航运市场持续走低背景下发生的涉外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具有如下典型意义：第一，践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纠纷涉及多国当事人，通过一般诉讼程序解决耗时费力，执行难度大，武汉海事法院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理性面对和解决纠纷。调解结案，不仅使哈皮那公司及早将20万吨级的“世外桃源”轮投入运营，也避免了天元公司等可能面临的船舶营运损失索赔。第二，涉案纠纷的顺利调解解决，为卡迪夫公司和扬子江公司之间的诸多国际仲裁和诉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处理思路，在当事人都可接受的利益平衡点上，借鉴中国调解经验，最终解决了系列国际纠纷。
案例十：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 & Marine Engineering Co.，Ltd）诉西达克凌公司（C Duckling Corporation）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大宇造船与利比里亚JE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JE公司为买方，大宇造船为建造方。履约过程中，买方变更为马绍尔群岛的西象公司，巴拿马的西达克凌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加入履行买方义务。大宇造船与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西象公司承担第一笔30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西达克凌公司承担第二笔18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三方随后在英国伦敦签订抵押合同，约定西达克凌公司以其所有的“金鹅”轮（M/VGloryComfort）分别为付款义务及产生的相关费用提供第一、第二优先受偿抵押担保，并在巴拿马办理了船舶抵押登记。因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未能如约付款，大宇造船在英国伦敦提起仲裁，仲裁庭裁决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继续履行付款义务，该仲裁裁决已被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因“金鹅”轮另案被青岛海事法院扣押并拍卖，大宇造船进行了债权登记并提起确权诉讼，请求确认其对“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受偿抵押权。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经确权诉讼程序审理后认为，依照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涉案船舶抵押合同以及船舶抵押权均应适用巴拿马法律。根据巴拿马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大宇造船享有船舶抵押权。相关主债权已被伦敦仲裁裁决予以确认，且该仲裁裁决已由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青岛海事法院终审判决大宇造船对西达克凌公司所有的“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船舶抵押权，可自“金鹅”轮的拍卖价款中依法受偿。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确权诉讼案件，由海事法院一审终审，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案件涉及来自韩国、利比里亚、巴拿马、马绍尔群岛等多个国家的当事人，抵押合同签订于英国伦敦，主债权涉及伦敦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青岛海事法院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十四章有关涉外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依照船旗国法律认定船舶抵押权的效力，确认了在国外设立的船舶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效力。本案的成功处理，显示出中国法院依法查明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和水平，树立了我国海事司法公平公正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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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海事案例论文
典型海事案例学习与分析有感
班级：航海064班 姓名：杨帮平学号：0611100110
当前，全国的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安全生产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大舜”轮事故，T轮与W轮事故，马耳他籍JOINT DORCAS轮事故等海难事故的沉痛教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航海安全生产工作任重道远，必须标本兼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昨天”，发生了“大舜”轮事故，T轮与W轮事故，马耳他籍JOINT DORCAS轮事故等，它们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今天”，我们正在书写历史；明天，我们也将继续生活，继续航海事业。对于发生的每一次海难，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发生之后坐着只知道一味的追究责任，推卸责任，处理责任人了事（当然，追究，处理相关责任人等都是必须的）而是应该从曾经的伤痛，历史的教训中寻找，总结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用来指导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少犯，避免犯同样或者类似的错误，将损失降到最低！
电影《泰坦尼克号》和它背后的史实，相信大家一定都不会感到陌生，然而，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谁也不曾料到，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惊心动魄的场面，2006年2月3日，在埃及渡轮“萨达姆98”号上，再度重演。
2006年2月3日，埃及渡轮“萨拉姆98”号发生海难，估计死亡人数将达1000人。第一批登岸的幸存者有140人左右，大多是男士，年轻体壮。获救者称：“一切都发生得极快，在10分钟之内，船就翻到水里，我们都掉落海中。”“第一个登上救生艇的是船长。”目前，船长还属失踪人员。（《北京青年报》2006年2月5日）
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已经入史。虽然其伤亡惨重，但大难当头，船长沉着指挥，“让妇女和孩子先走”的呼声，至今仍回荡在人们耳际。悲剧并不感人，感人至深的却是危急关头，人们表现出来的勇于牺牲的精神。这个准则，中外皆然。泰坦尼克号海难入史，不在于其灾难程度“伟大”，而在于获救的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只有少数“体面”的富人，不体面地设法逃生出来。包括船长和船员，还有男主人公，为了拯救更多妇女儿童的性命，把死亡留给了自己。这才是泰坦尼克号事件最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地方。历史是什么？古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为什么，在“泰坦尼克号”之后，还会上演如此的悲剧呢？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的分析着事故的“原因”，总结着“经验”，而在这些雷同海难事故之后，我们更应该看看历史的“镜子”，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真的找到过“原因”呢，如果有，那问题的根源又在那里呢？近年来，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重特大事故接连不断，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我们必须牢记曾经的海难事故的沉痛教训，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始终坚持以“安全”为中心以对国家、对人民、对职工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处理安全生产与社会发展、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要发扬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提高企业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安全意识、安全生产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认真整改事故隐患，坚决纠正玩忽职守、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恶劣行为，改变那种纪律松弛、管理不严、有章不循的不良状况，加强对各类企业的监督检查，坚决遏制重大、特大事故的发生，努力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2017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紧紧围绕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在提升海事司法理念、统一裁判尺度、促进国际航运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充分发挥法院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司法保障和服务职能，营造良好的海洋司法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17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案件比例较大。其中既有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盟公司海事强制令案、海德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招商局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也有提供中国智慧，通过调解解决系列国际商事纠纷的哈皮那公司船舶建造纠纷案，还有案件当事人与纠纷均在国外，但当事人在中国海事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大宇公司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这些案件充分展示了人民法院采信域外证据、查明及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与水平，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公正司法形象。此外还有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规则的隆达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三福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力鹏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以及我国海事法院试点海事刑事审判的艾伦•门多萨•塔布雷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这些案件对海事审判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回应，对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完善审判规则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黄西武）
附：2017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1.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A.P.Moller-MaerskA/S)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隆达公司由中国宁波港出口一批不锈钢产品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订舱，涉案货物于同年6月28日出运。2014年7月9日，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称，发现货物运错目的地要求改港或者退运。马士基公司于同日回复，因距货物抵达目的港不足2天，无法安排改港，如需退运则需与目的港确认后回复。次日，隆达公司的货运代理人询问货物是否可以原船带回。马士基公司当日回复“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货物在目的港卸货后，需要由现在的收货人在目的港清关后，再向当地海关申请退运。海关批准后，才可以安排退运事宜”。涉案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2015年5月19日，隆达公司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表示已按马士基公司要求申请退运，马士基公司随后告知隆达公司涉案货物已被拍卖。隆达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马士基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隆达公司的诉讼请求，隆达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马士基公司赔偿隆达公司50%的货物损失及利息。马士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享有请求变更合同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变更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者将严重影响承运人正常营运，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运的请求，但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执行的原因。涉案运输方式为国际班轮运输，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隆达公司于7月9日要求马士基公司改港或者退运，在距离船舶到达目的港只有两三天时间的情形下，马士基公司主张由于航程等原因无法安排改港、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客观合理。一审判决支持马士基公司的上述主张，符合公平原则，予以维持。隆达公司明知目的港无人提货而未采取措施处理，致使货物被海关拍卖，其举证也不足以证明马士基公司未尽到谨慎管货义务，二审法院判决马士基公司承担涉案货物一半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典型意义】
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是否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直是理论研究与审判实务中争议很大的问题。本案再审判决紧紧围绕案件事实，依据合同法之公平原则，合理平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各方当事人之利益，确定了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般规则，统一了相关纠纷的裁判尺度，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海商法修订工作提供司法经验。再审改判支持了外方当事人的抗辩，表明人民法院严格适用法律，平等保护境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彰显我国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与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三福公司与波兰赫密恩公司于2008年4月28日签订了造船合同，同日三福公司、赫密恩公司与设计方上海佳豪公司签订该船舶建造的技术规格书，约定船舶达到干舷吃水8.25米时，载重吨大约为16900吨。三福公司于2011年5月14日为该艘船舶的建造向人保航运中心投保船舶建造险，人保航运中心于5月17日向三福公司签发保险单。涉案保险单背面印制的保险条款第三条列明保险责任范围包括“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第四条列明的除外责任包括“建造合同规定的罚款以及由于拒收和其他原因造成的间接损失”。涉案船舶基本建成前进行的空船测试显示：空船重量为6790吨，吃水8.25米时载重吨为15968.60吨，比设计合同的约定少931.40吨。三福公司发现上述问题后，于2012年3月10日与赫密恩公司签订备忘录协商同意降价286万美元。此后，三福公司通过增加船舶干舷吃水0.2米将船舶载重吨增加至16593.90吨，于2012年3月16日向赫密恩公司实际交付船舶。三福公司于2012年7月9日就上述降价损失向人保航运中心提出保险索赔被拒，遂于11月26日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三福公司因船舶吃水设计错误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18038878元属于船舶建造险的承保范围，判决人保航运中心赔偿该损失及其利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同意一审判决意见，但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扣除保险单约定的免赔额人民币14万元不当，遂在此基础上相应改判。人保航运中心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一）海商法规定的船舶原则上应限于基本建成而具有航海能力的船舶，船舶建造险所承保的船舶是否属于该法规定的船舶，需要根据其是否具有航海能力分阶段相应认定。在三福公司投保当时造船材料尚未移上船台，远未建成为海商法一般意义上的船舶，且涉案保险事故及其原因发生在船舶基本建成前的建造与设计阶段，本案纠纷不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
一、二审法院适用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作出判决错误，应予纠正。
（二）对保险条款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涉案保险条款规定“本公司对保险船舶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负责赔偿”，以船舶指代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建造人等相关利益主体，“损失和费用”是指被保险人的“损失和费用”。在没有特别限定情况下通常可以理解为包含有形物理损害（损坏）和无形的经济损失。
（三）船舶建造保险单已经明确以造船合同文本为基础，应根据保险单和保险条款确定保险责任范围。被保险人与船舶买方在造船合同约定之外另行协商赔偿，超出保险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保险人有权拒绝赔付。遂改判人保航运中心赔偿三福公司损失人民币5640640.45元及其利息。
【典型意义】
中国作为造船大国，多年来持有造船订单和实际造船总载重吨位居全球第一。本案涉及
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保险条款的解释，以及船舶设计错误、损失赔偿数额认定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法律适用和海事专门技术问题。航运和保险业特别关注，将本案再审作为依法解决类案的一个示范性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通过通俗阐明专业技术问题和抽丝剥茧的法律论证，逐一厘清了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规则、保险条款的解释方法、船舶设计错误及有关损失的认定依据，积极回应了船舶建造业与保险业长期争执不休的法律热点问题，对指导全国法院公正审理同类纠纷案件、规范相关市场主体的履约行为、促进航运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3.广州海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福建英达华工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英达华公司委托海德公司运输一批照明设备至哥伦比亚。海德公司的授权代表向英达华公司签发了无船承运人提单，记载托运人为英达华公司，收货人为哥伦比亚国家电气进口有限公司，装货港为中国盐田港，卸货港为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船名和航次为“圣塔卡琳娜（Santacatarina）”轮429E航次，运费到付，运输方式为场到场（CY-CY）。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涉案2个集装箱分别于2014年11月26日、12月9日空箱调度到中国上海。英达华公司仍持有涉案提单，且未收回全部货款。英达华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主张海德公司无单放货，请求判令海德公司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及运杂费损失。海德公司抗辩称其并未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涉案货物系因在卸货港海关保税仓库超期存放，而被哥伦比亚海关依
据法律规定作为弃货处理，海德公司依法无需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德公司抗辩涉案货物因超过法律规定期限无人提货而被目的港海关作弃货处理，但其提交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的文件无原件核对，亦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判决海德公司构成无单放货，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损失93622.3美元及其利息。海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提交了经认证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出具的相关文件作为证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海德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货物在目的港因超过存储期限无人提取而被海关当局作为弃货处理，承运人海德公司依法可以免除交付货物责任。二审改判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典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交付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涉案货物运输的目的港在哥伦比亚，证明货物交付需要调取域外证据，难度较大。二审法院依法审查采信域外证据，认定海德公司不构成无单放货，判决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实现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第二，该案具有国际贸易商业风险提示意义，有利于促使国内出口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境外买方未按时付款赎单，卖方在积极处理贸易纠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提单持有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不适当地将贸易风险转嫁到运输领域，可能导致“钱货两空”，损失难以弥补。
4.招商局物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与以星综合航运有限公司、合肥索尔特化工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以色列以星航运公司与我国招商物流公司签订的订舱协议约定，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作为其在天津的进出口货物运输承运人；若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取，招商物流公司将与托运人对因此给以星航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后果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8月，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将一个20尺集装箱货物从天津新港运至乌克兰敖德萨港。以星航运公司签发了托运人为索尔特公司的指示提单，提单载明了集装箱的免费使用期与超期收费标准。货物到港后，一直没有收货人持正本提单提货。后货物在目的港被销毁，以星航运公司为此支付了目的港产生的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以星航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招商物流公司、索尔特公司连带赔偿其目的港各项费用及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经济损失20310美元及利息。案件审理中,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物流公司均主张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合同争议。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判令招商物流公司赔偿以星航运公司在目的港支付的货物处置费用及按照购置成本基础计算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共计66152.52元人民币及利息,驳回以星航
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招商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提单系以星航运公司基于招商物流公司按照订舱协议提出的订舱要求所签发，虽提单记载托运人并非招商物流公司，但以星航运公司仍有权按照由订舱所形成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订舱的托运人主张权利，当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时，以星航运公司有权向合同相对方招商物流公司主张相应权利。承运人留置货物仅为其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承运人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就货物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损失，以星航运公司提交的在乌克兰目的港形成的相关证据经过公证认证，可相互印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终审后，招商物流公司主动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引起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一是明确了目的港无人提货给承运人造成损失的责任主体。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的情况下，承运人有权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向合同相对方托运人主张相应权利。二是明确了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承运人留置权并非其向托运人索赔的前置条件。留置货物仅为承运人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承运人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其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三是不把公证认证作为判断域外证据证明力的唯一标准，而是结合具体案情、域外证据种类、待证事实、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等因素，运用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对域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充分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人民法院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的应有水平。
5.厦门力鹏船运有限公司等与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力鹏公司所属“力鹏1”轮与中海公司所属“碧华山”轮发生碰撞，造成“力鹏1”轮船体右倾，之后因舱内集装箱系固不当发生倒塌，致使“力鹏1”轮右倾角度不断增大，加之被拖轮从左侧顶推往浅水区坐浅，最终导致沉没。海事部门作出调查报告认定“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对碰撞事故分别承担事故主次责任。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碧华山”轮承担80％的事故赔偿责任，并从“碧华山”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受偿等。中海公司抗辩认为，“力鹏1”轮沉没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碰撞事故，而是该轮船舶结构缺陷、积载不当、货物系固不当、船员打压载水时操作错误等原因，故“力鹏1”轮应承担70%碰撞责任，“碧华山”轮对“力鹏1”轮沉没导致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中海公司反诉请求判令力鹏公司赔偿损失并从“力鹏1”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碧华山”轮和“力鹏1”轮就碰撞
事故本身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但“力鹏1”轮沉没除碰撞所致右倾之外，还加入了该轮本身集装箱系固不当等因素，故就“力鹏1”轮沉没而言，“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应分别承担40%、60%的责任，海事赔偿限额适用于本、反诉请求相互抵销后的差额。据此判决中海公司分别向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赔偿人民币2843556元和5355402元及相应利息。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就碰撞和沉没均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中海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力鹏公司没有对“力鹏1”轮舱内集装箱进行防止倒塌的固定，该行为具有过错且对该轮沉没具有原因力。一审判决据此减轻中海公司对“力鹏1”轮沉没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酌定力鹏公司与中海公司分别对“力鹏1”轮沉没损失承担60%、40%的责任，并无不当。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典型的船舶碰撞及沉没事故引发的纠纷。就船舶碰撞与沉没的责任比例，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并在业界引起较大关注。本案具有两方面的典型意义：第一，本案从大量涉及航海、船舶驾驶、货物配载、集装箱系固等专业而复杂的证据材料中抽丝剥茧，全面分析“力鹏1”轮沉没的原因力，经过充分论证，判定集装箱系固不当造成船舶右倾角度加大是该轮最终沉没的原因之一，从而将“碧华山”轮因碰撞事故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区分于其因“力鹏1”轮沉没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这样处理既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也符合
法律的相关规定。第二，本案碰撞双方互负赔偿责任，均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在认定双方损失后，根据“先抵销，后受偿”的原则，先将双方损失相互抵销，再到对方所设基金中受偿，符合海商法的规定。
6.艾伦•门多萨•塔布雷（AllanMendozaTablate）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
艾伦系马耳他籍“卡塔利娜（Catalina）”轮二副。2016年5月，“卡塔利娜”轮从中国连云港空载驶往印度尼西亚。艾伦值班驾驶“卡塔利娜”轮途经浙江象山沿海水域时，在海面起雾、能见度不良、渔区航行的情况下，艾伦违反海上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未保持正规瞭望、采取有效的雾航措施、使用安全航速行驶，未能对当时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并及早采取有效的避让行为，导致“卡塔利娜”轮与“鲁荣渔58398”轮发生碰撞，造成“鲁荣渔58398”轮扣翻、沉没，船员张某等十四人死亡，船员王某某等五人失踪的重大交通事故，宁波海事局认定“卡塔利娜”轮应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卡塔利娜”轮所有人波尔萨利船运有限公司（BorsariShippingCompanyLtd）共赔偿死亡和失踪人员近亲属人民币2245万元，被害人姜某某等的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艾伦在驾驶船舶过程中，违反海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与捕捞
渔船发生碰撞，致使渔船扣翻、沉没，造成十四名船员死亡、五名船员失踪，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艾伦案发后自首，真诚认罪、悔罪，“卡塔利娜”轮船舶所有人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部分被害人近亲属表示谅解等，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判决艾伦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艾伦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法院试点管辖的第一宗海事刑事案件，是落实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和具体措施。该案的顺利审结，开启了我国海事审判“三审合一”新篇章，为探索以民商事案件为主，合理涵盖其他领域案件的海事管辖制度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审判实践表明，海事法院管辖海事刑事案件，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更能发挥海事法院的专业优势，有利于海事刑事、海事行政、海事民商事相关案件的协调处理，也有利于涉海法律法规的统一实施。
7.联盟多式联运有限合伙公司（SoyuzTransLinkLlp）与深圳运达物流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海事强制令案
【基本案情】
日本联盟公司为运输一批民生热电设施，委托运达公司办理从日本横滨港经海运至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再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的货运代理事宜。货物自日本横滨港运往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后，按计划应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运达公司以联盟公司的关联企业案外人SoyuzTransLink（Dubai）欠付其费用为由，拒绝安排后续货物运输事宜，致使货物长期滞留连云港。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并发函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之后，联盟公司以保障其合法权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海事强制令申请，请求责令运达公司向其交付涉案货物。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本案证据，运达公司系安排涉案货物运输的货运代理人。货物经海上运输抵达连云港后，运达公司并未按计划办理铁路运输事宜。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了货运代理费，并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运达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将货物交付联盟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货物已在连云港滞留半年，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联盟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并责令运达公司立即向联盟公司交付涉案货物。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强制令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涉及欧亚班列的海陆联运货运代理合同中产生了纠纷，因涉及多个国家，国际影响较大。本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海事强
制令制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损失扩大的制度功能。涉案货物是保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供电及冬季取暖的重要设备，在连云港滞留近半年，如不能及时运输出境，将按照海关规定被处以罚款、强制退运甚至罚没。上海海事法院及时作出海事强制令，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与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中国法院的及时救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向上海海事法院发来致谢外交照会。
8.温州海事局申请认定财产无主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0日，温州海事局接到报警，在瓯越大桥下游发现一艘船舶搁浅。经查，该船装载有燃料油，无证书或标识，也无船员在船。经救助，温州海事局于当天将船舶脱浅后转移至船坞内，船上油品转驳存放。经进一步调查，未找到该船船东或船员，遇险船舶也无任何证书或身份标识，船舶所有权情况无法证实，也无任何人主张权利。温州海事局遂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认定财产无主。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立案受理后，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因认定财产无主公告期为1年，船舶及船载油品长期存放，将持续发生保管费用，造成财产贬损，温州海事局申请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保留所得款项。宁波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无名船舶及油品各以人民币
10.7万元和62.4万元拍卖成交。涉案无名船舶由买受人买受后，在温州海事局的监督下被拆解处理。公告期满后，因无人认领，宁波海事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涉案船舶及船载油品为无主财产，拍卖所得价款在扣除公告、评估以及保存、拍卖费用后，余款收归国家所有。
【典型意义】
本案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为依法及时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和船载货物提供了可行办法，为有效解决无人认领、无人管控船舶及船载货物处置难、保管难等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司法途径。第二，为打击海上走私等非法行为提供司法保障。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油品、冻品等走私猖獗，一些走私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弃船弃货，船舶因权属不明而难以处置，制约了海上执法行动的有效开展。通过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程序，提前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及船载货物，并在海事部门监督下进行拆解，可以有效避免上述法律风险，堵住船舶和货物再次流入市场的漏洞。第三，能动司法，及时处置无主财产，避免保管费用和风险持续增加。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诉讼中拍卖船舶和船载货物的规定，在公告期间裁定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减轻了执法部门因保管和处置船舶及船载货物而带来的财政负担。
9.哈皮那船舶公司（HarpinaOwningCompanyLimited）与江苏天元船舶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和扬子鑫福造船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底至2014年6月份，希腊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CardiffMarineInc.）以其设立的包括哈皮那公司在内的六家单船公司名义，与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天元公司、新扬子公司、扬子公司等分别签订六份船舶建造协议。双方除第一艘船舶正常交接外，其余五艘船舶均存在争议。2017年3月1日，哈皮那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三被申请人立即交付“世外桃源”轮。同月16日，哈皮那公司又向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此外，围绕其他几艘船舶的建造合同，相关各方还有3起在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进行的仲裁，以及1起在英国法院进行的诉讼。
【裁判结果】
在武汉海事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哈皮那公司等支付涉案款项、扬子江公司交付涉案船舶；哈皮那公司永久性地撤销英国伦敦仲裁并负担全部仲裁费用；双方当事人就本和解协议所涉事项不可撤销地相互放弃主张。为保证调解协议的顺利履行，武汉海事法院于调解协议达成当日即制作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都按期履行了各自义务。本案调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和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等相关当事人，按照本案调解模式，就其他船舶建造合同项下的纠纷，也分别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履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国际航运市场持续走低背景下发生的涉外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具有如下典型意
义：第一，践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纠纷涉及多国当事人，通过一般诉讼程序解决耗时费力，执行难度大，武汉海事法院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理性面对和解决纠纷。调解结案，不仅使哈皮那公司及早将20万吨级的“世外桃源”轮投入运营，也避免了天元公司等可能面临的船舶营运损失索赔。第二，涉案纠纷的顺利调解解决，为卡迪夫公司和扬子江公司之间的诸多国际仲裁和诉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处理思路，在当事人都可接受的利益平衡点上，借鉴中国调解经验，最终解决了系列国际纠纷。
10.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 & Marine Engineering Co., Ltd）诉西达克凌公司（C Duckling Corporation）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大宇造船与利比里亚JE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JE公司为买方，大宇造船为建造方。履约过程中，买方变更为马绍尔群岛的西象公司，巴拿马的西达克凌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加入履行买方义务。大宇造船与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西象公司承担第一笔30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西达克凌公司承担第二笔18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三方随后在英国伦敦签订抵押合同，约定西达克凌公司以其所有的“金鹅”轮（M/VGloryComfort）分别为付款义务及产生的相关费用提供第一、第二优先受偿抵押担保，并在巴拿马办理了船舶抵押登记。因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未能如约付款，大宇造船在英国伦敦提起仲裁，仲裁庭裁决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继续履行付款义务，该仲裁裁决
已被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因“金鹅”轮另案被青岛海事法院扣押并拍卖，大宇造船进行了债权登记并提起确权诉讼，请求确认其对“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受偿抵押权。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经确权诉讼程序审理后认为，依照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涉案船舶抵押合同以及船舶抵押权均应适用巴拿马法律。根据巴拿马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大宇造船享有船舶抵押权。相关主债权已被伦敦仲裁裁决予以确认，且该仲裁裁决已由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青岛海事法院终审判决大宇造船对西达克凌公司所有的“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船舶抵押权，可自“金鹅”轮的拍卖价款中依法受偿。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确权诉讼案件，由海事法院一审终审，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案件涉及来自韩国、利比里亚、巴拿马、马绍尔群岛等多个国家的当事人，抵押合同签订于英国伦敦，主债权涉及伦敦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青岛海事法院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十四章有关涉外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依照船旗国法律认定船舶抵押权的效力，确认了在国外设立的船舶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效力。本案的成功处理，显示出中国法院依法查明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和水平，树立了我国海事司法公平公正的国际形象。
第五篇：生产设施试生产备案申请书——(海事海商,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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