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是万恶之源[★]

第一篇：官僚主义是万恶之源

官僚主义是万恶之源

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劳模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被称之为“四风”。最近，反对“四风”被写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中。可见中央对反“四风”的重视和决心，也体现了反“四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四风”之首。解决“四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官僚主义。为何这样讲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一词在汉语中出现较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官僚一词，中国古代指在衙署办事的官吏。而“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辞海》的解释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

毛泽东给官僚主义列了二十种表现：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

１ 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

２ 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以上是有官有僚的官僚主义之表现。为官者应以此为镜，自行对号入座。

３ 回顾过去政府提倡为人民服务那阵子，我们的领导干部是有官无僚。以县级领导干部为例，大多像焦裕禄那样，与普通群众无区别。他们无特权、无专车，住房交房租，下乡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交钱交粮票。却时时处处为百姓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培养典型树样板，千方百计组织生产、努力改变着本县的落后面貌。

而现在，一些七品芝麻官却是官不大僚不小。山高皇帝远，干啥他都敢。贪赃枉法、享受特权，坐着百八十万的专车游山玩水。家离县衙几百米远。上下班也要车接车送。除了上厕所不坐车以外，什么赴饭局，会朋友，不管远近，凡是出衙门必坐车。专车也成了私车，除自己享用外，家人亲属人人沾光（就连县以下的局（科）长们也一样有专车）。这些县太爷们，检查工作坐车观花，布置工作夸夸其谈。一些人搞权钱交易，利用小城镇建设之机，与房地产商互相勾结。只要钱包送到家，你想在哪开发就在哪开发。无统一规划或有规划也不执行，嘴就是规划。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对群众上访避而不见。任职多年，辖区内经济无任何发展，自己腰包却越来越鼓，他们整日想的是保官、升官、发财。还有的为了保官，回避矛盾。认为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稳定，妥协就是和谐。这还不算典型的官僚主义吗？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官僚主义的危害。

反对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这个任务和斗争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因为官僚主义是生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赘瘤，是毒素和祸害，如果任由官僚主义滋长、蔓延，终将导致党和国家的覆亡。官僚主义是腐败的土壤，有官僚主义就必然要滋生腐败。从官僚主义到腐败有一个发展公式：官僚主义——特权——腐败。

４ 结合专家们的看法，概括起来，官僚主义有以下几方面危害：

1、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直接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党作为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即是脱离群众。人心向背，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要安身立命，就必须自觉、主动地去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党执政后，对权力资源的全面掌控支配，以及实际上形成的党和群众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往往容易凌驾于群众之上，忽视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紧迫性更是不那么强烈了。漠视群众意愿和要求，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就会滋生蔓延，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前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官僚阶层。有人估计，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严重脱离群众，从而被人民所抛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官僚主义侵蚀我们党风政纪，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繁衍。实际上存在的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例如一言堂、买官卖官、对领导的意见不能提、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等现象，都是官僚主义在背后发生作用。官僚主义盛行，在现实中就表现为放弃我们这个社会被法律、道德、文化、规律等因素所支撑的健康的社会秩序，从而侵害人民的利益。正是因为有官僚主义的存在，虽然国家不断地加大反腐力度，但这些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十分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其中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做了深刻析论，断言官僚主义是助长腐败产生的重要源泉。大量事实表明，一些地方的政策法规之所以无法落实，流于形式而无力无效，除了腐败分子人为地破坏法规、逃避惩罚

５ 外，官僚主义带来的管理不严、执行不力、扯皮推诿、放任自流等亦是一大原因。

3、官僚主义严重破坏社会公平，影响社会效率。一方面，官僚主义盛行意味着人情的力量永远大于规章制度，危害民主法制与公平正义。官僚主义“任人唯亲”、“任人唯财”，只讲私利，不讲公理，势必会影响社会的民主法制和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官僚主义会导致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这势必会影响工作效率。

近一年多来，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又一批的省部级官僚主义贪官纷纷落马。在高干层中产生了地震效应。但是打了老虎苍蝇未必害怕。

这里特别提及的是，不要小看县级的官僚主义。县级官员是地方的父母官，是当地的土皇帝，掌有一个县的党政财文和生杀大权。有的人把下属各职能局（科）的权利都收在自己手上，事无巨细，必亲自审批。无利不起早，当然不会白批。因为县级官员生活在基层，直接接触群众，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得清清楚楚。而群众又都视他们为党的形象。所以他们的官僚主义对党对国家影响更直接，更坏，危害也更大。

从古今中外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来看，无一不与官僚主义有关。有官僚主义就会产生特权，有特权必生腐败，有腐败就必然引起人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官僚主义不遏制，腐败不根除，就会亡党亡国。

上面谈过苏联的教训，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200万

６ 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但在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丢了政权。根源在于官僚主义。

最后，谈谈如何遏制官僚主义

关于如何遏制官僚主义，许多专家提出了多种很好的意见。我认为最重要的有四条：

一是真正交给群众监督权，让群众有话语权。政府定期听取群众的反面意见，而不是听喜歌、评功摆好。

二是重提为人民服务，使官员真正成为“公务员”、“服务员”。三是完善制度，取消特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特权是官僚主义通向腐败的必经之路，所以要千方百计加以限制，下决心实行官兵一致的制度。从工资、福利、待遇、住房、用车等各方面缩小官兵差别。建国初期，官兵待遇也有区别，但差别很小，因而没有特权阶层，不存在剪刀差和两极分化问题。而现在的工资按职务而定，待遇按职务来区分，住房更是不合理。一个县级官员调到外县，外县要为他安排住房。待他再调动或是退休时，该房便成了他个人财产。而普通工作人员只能用半生的积蓄来自购住房。专车问题不合理。下面的业务人员工作量甚至比当领导的还要大，但只能挤公交、骑自行车或步行去跑业务，哪怕领导专车在那闲着。

常言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领导者、掌权人享有与民众不同的特权，就不会体会到民众的疾苦。长官坐专车上班，就不会在机关或单位修建自行车棚而任凭干部们的自行车在风雨中锈蚀。北方有一个县，把供热公司和自来水公司都承包给了个人。副处级以上官员都免交供热取暖费和自来水费。长官免交供热取暖费和自来水费，就体会不到群众承受的经济压力。在热费、水费已是全国最高的情况下，仍然随意答应供热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的涨价要

７ 求。甚至帮助他们挑选听话的人员去参加涨价听证会，而把敢于替百姓说真话、会算成本帐的人员从参加听证会人员名单中勾掉。要求涨价的企业也很慷慨，愿意给参加听证会的人每人一万元酬金，以便顺利通过。那么县官得到多少呢？当然这种官僚主义的背后是直接的腐败。真可谓腐败腐败，无处不在。

四是，限制权力过于集中。有关人财物的事项要通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一人说了算。政府作出重要决策之前，必须报人大讨论和交政协讨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因为政府官员是为人民办事的，不能拿群众当草民，拿自己当家长，说啥是啥。要多点民主少点独断专行。

2013.12.6.发表在《榕树下》小说网、《烟雨红尘》小说网、《红袖添香》小说网、《百姓散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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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1、掌握什么权，获得什么利。握力谋利。莫过于此！问好！

2、官僚主义真是要不得。需要认真的改改了。问好！

８

第二篇：金钱是万恶之源 辩论赛辩词

金钱是万恶之源 辩论赛辩词

金钱是万恶之源？

金钱是交换的工具，如果没有了生产出来的商品和生产出商品的人，它就无法存在。人们如果希望彼此打交道，就必须用贸易的方式，用价值换取价值，金钱不过体现这个原则的物质形式罢了。金钱不是凭眼泪来向你索取产品的乞丐的工具，也不是强抢豪夺的抢夺者的工具。只有那些生产者才使金钱的存在成为可能。这就是你所认为的罪恶？

“当你为你的付出接受金钱作为报酬的时候，你这么做完全是基于你相信会用它换回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赋予金钱价值的不是乞丐和掠夺者们。无论是海一样多的眼泪还是全世界所有的枪炮都不会把你皮夹子里的那些纸变成明天你要赖以度日的面包。那些原本应该是金子的纸，是你对生产者们的劳动表示尊敬的一种象征。你的皮夹子就是表明了你希望在你周围的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们不会违背这个道义上的准则，它就是金钱的根。这就是你所认为的罪恶？

“你寻找过物质产品的根在哪里吗？看一看发电机，你敢说这是那些没脑子的畜生凭着傻力气就能创造出来的。没有那些最先的发现者们留给你的知识，你种一粒麦子出来试试。不依靠任何东西，试试单凭你的身体去把食物弄来——你会发现人们的头脑才是地球上所生产的一切产品和存在的一切财富的根源。

“可你说金钱是强者牺牲弱者才造出来的？你所指的力量是什么？那不是枪炮和肌肉的力量，财富的创造是因为人能思考。那么，金钱是不是发动机的发明者牺牲了那些没发明它的人做出来的？金钱是不是智者牺牲了傻瓜们做出来的？是有能力的人牺牲了无能的人？是有野心的牺牲了懒惰的？在金钱被掠夺和乞讨之前，它是被每一个诚实的人，竭尽了自己所能才做出来的。一个诚实的人知道他做了多少才能用多少。

“用金钱作为手段来进行贸易是诚实的人们的信条。金钱所依赖的准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头脑和努力。金钱不允许任何力量将你的努力强行定价，只是让人们自愿选择用他的劳动和你的去交换。金钱允许你把你的成果和劳动给购买它的人，并获得应得的、而不是多于它的报酬。除了贸易双方自主决定彼此获得的利益之外，金钱不允许其它的任何交易。金钱要求你们承认，人必须为自己的利益去工作，而不是要让自己受伤害，是为了得到，而不是失去——人不是负重的畜牲，天生该去承受你沉重的不幸——你必须要给他们价值，而不是创伤——人与人之间共同的凝聚力不是对彼此所受折磨的交换，而是商品的交换。金钱要求你不要向人们的愚昧去出卖你的缺点，而是向他们的理智出售你的才华；它要求你不是去买他们所给的最次的东西，而是你的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当人们把理智而不是强迫的贸易当成他们的最终裁判时，获胜的是最好的产品，最佳的表现，最有头脑和能力最强的人——一个人创造力的大小决定了他回报的大小。这就是以钱作为尺度和象征的生存法典。这就是你所认为的罪恶？

“然而，金钱只是一种工具，它可以让你去想去的地方，但不会代替你司机的位置。它会带来可以满足你欲望的手段，但它不会为你提供欲望。有些人企图将因果倒置——试图攉取头脑创造的产物用来代替头脑——金钱对于他们就是灾难。

“那些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是无法用金钱买来幸福的：如果他不想知道应该要珍惜什么，金钱不会带给他对价值的诠释，如果他逃避去追求的选择，金钱不会向他指出目的。蠢人用金钱买不来智慧，胆小鬼则买不到钦佩，无能的人买不到尊重。企图用钱来做他的判断，想收买优秀的头脑留为己用的人，最后只能成为他自身拙劣的受害者。智者将他抛弃，欺骗和诡诈却来和他为伍，这是因为有一条他没有发现的定律：人不能比他的金钱卑微。这就是你称它为罪恶的原因？

“只有不需要财富的人才应该继承它——他无论从哪儿开始，都会积累自己的财富的。如果

继承人配得上他继承的钱财，钱就能为他派上用场；否则，钱就会毁了他。但你在一旁看着，并且叫喊着是金钱毁了他。是这样么？还是他把他的钱毁掉了呢？别嫉妒那些无能的后人；他的财富不属于你，你有了它也并不见得就更好。不要去想你们都应该分得一杯羹；把这世界上的一条寄生虫变成五十条，也是不能让财富这个逝去的美德复活的。金钱是有生命的力量，没有了根，它就会死去。金钱不会听命于配不上它的头脑。这就是你称它为罪恶的原因？ “金钱是你生存的手段。你对你生计的来源所做出的定论就是对你的生活的定论。如果这来源毁掉了，你就诅咒了你自己的存在。你挣钱是靠欺骗吗？是靠着去逢迎人的罪恶或愚蠢？是靠着讨好傻瓜从而希望得到你力所不及的东西吗？靠着降低你的标准？靠着替你所不屑的买主干你所鄙视的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你的钱将不会带给你丝毫快乐。而你所买的一切都不会成为对你的奖赏，而是会成为耻辱；不会是成就，而是在时刻提醒着羞耻。那样，你就会叫喊着金钱是邪恶。邪恶，就因为它不会代替你的自尊？邪恶，就因为它不会让你享受你的堕落？这是否就是你仇恨金钱的根源？

“金钱会永远只是作为一个结果，而不会代替你成为原因。金钱是美德的产物，但它不会给你美德，不会补偿你的恶行。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金钱都不会让你不劳而获。这是否就是你仇恨金钱的根源？”

“或许你是说对钱的爱戴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爱一样东西就是了解和爱它的本质。对钱的爱戴就是了解和爱这样一个事实，钱是你尽己所能所创造出来的，是你用你的努力同人们最大的努力之间交换的钥匙。对痛恨金钱叫喊的最响的人才会为了一毛钱就将他的心灵出卖——他倒是很有理由去仇恨它。爱钱的人愿意为了得到它而去工作。他们知道他们能配得上它。“我给你透露一点有关人性的线索吧：诅咒金钱的人是靠不义手段得到的金钱；尊崇金钱的人则是自己去挣来的。

“如果谁告诉你金钱就是邪恶，你赶快离开他逃生吧。这句话是麻疯病人在掠夺者逼近时发出的警钟。只要人们一起在地球上生活，并且需要彼此交往的手段——那么如果他们放弃了金钱，唯一的替代品就是枪杆子。

“但如果你们希望去挣到和留住金钱的话，它会要求你们拿出最高的人品来。没有勇气、自豪、自尊的人，对他们所具有的金钱的权利没有道德感、而且对此不愿像捍卫他们的生命一样去保护的人，对富有表示道歉的人——将不会富有很久。对于几百年来呆在石头下面成群的掠夺者来说，这些人就是天然食饵，一旦他们闻到因为拥有财富而感到罪过、请求原谅的人的气味，就会爬出来。他们会很快解除他的罪疚感——以及他的生命，这是他自取的。“那时你就会看到带有双重标准的人开始抬头——这些人靠武力生活，但又依赖那些靠贸易为生的人让他们掠夺来的金钱生出价值——这些人正是假借了美德的名义。在一个道德的社会，这些人就是罪犯，而法令是保护你不受他们的伤害的。但当社会变成犯罪有理，掠夺合法——人们用武力去倾吞解除了武装的受害者的财产——金钱就开始为它的创造者们复仇了。这些掠夺者相信，一旦通过法律解除了人们的武装，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去洗劫那些无力反抗的人。但他们的掠夺成为了吸引其它掠夺者的磁铁，他们会遭到同样的掠夺。这个竞赛就进行下去，获胜的不是最有能力的生产者，而是最残酷无情的人。当武力成为准则，杀人者就会胜过小偷小摸。然后，那个社会就在一片废墟和杀戮中消亡。

“你想知道这一天是否会来吗？注意去看钱，钱是社会品质的晴雨表。当你看到贸易不是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而是被强迫着进行——当你看到你为了能够生产，必须从什么都不生产的人那里得到许可——当你看到钱正流到那些用好处而不是货物做交易的人——当你看到那些不靠工作、而是靠贪污和关系的人变得富有，而你的法律不是保护你，却是在保护他们——当你看到腐败得到奖励，而正直成为了一种牺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注定要灭亡了。金钱这样的介质太过高贵了，它不会和枪去争夺，不会和残忍去做交易。它不会允许私有财产和掠夺共存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

“当毁灭者出现在人们当中时，他们首先会摧毁金钱，因为金钱是人们的护身符和道德存在的基础。毁灭者夺走黄金，留给主人一堆废纸。这就扼杀了一切客观的标准，把人们置于恣意摆布的价值所形成的武断统治之下。金子是一个客观的价值，与创造的财富价值相符。纸张是对根本不存在的财富的抵押，枪在它的后面撑腰，指向那些要去生产财富的人。纸张是那些合法的掠夺者们从不属于他们的帐户开出的支票：支取的是受害者们的品德。注意看总有一天它会被退回来，上面写着：„帐户透支‟。

“当你用邪恶作为生存的手段，别指望人们还会继续善良下去。别指望他们还保持着道德，好用他们的生命来养活那些不道德的人。当创造遭受惩罚，掠夺得到奖励，别指望他们还去创造。不要去问，„是谁毁灭了这个世界？‟就是你。

“你置身于最伟大的创造文明所创造出的最辉煌的成就当中，一边去诅咒维持它生命的血液——金钱，一边惶惑着看到它在你四周崩溃。你像眼前的野人一样去看金钱，还纳闷原始的丛林怎么会蔓延回到了你的城市边缘。在人类的历史上，金钱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掠夺者所霸占，他们的名称变来变去，但方法都是一样的：用武力占有财富，对创造者们进行束缚、榨取、诽谤、并剥夺他们的名誉。从你嘴里貌似正义但毫不负责地说出的那句金钱罪恶的话，是出自一个财富被奴隶的劳动所创造的年代——有人发现了一种方法之后，奴隶们便对此进行着几百年的重复劳动。只要产品被武力所控制，财富可以像战利品一样得到，就没什么可以再去征服的了。然而在千百年的窒息和饥饿当中，人们把掠夺者吹捧为仗剑的贵族，天生的贵族，权威的贵族，而把创造者鄙视为奴隶，商人，店主，和企业家。

“为了人类的繁荣，历史上出现了绝无仅有的金钱的国度——我对于美国的敬意和虔诚实在是难以表达，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充满了理智、正义、自由、创造和成就的国家。人们的头脑和金钱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自由，没有征服得来的财富，只有劳动得来的财富，代替了武士和奴隶的，是真正的财富的创造者，是最伟大的工人，最高阶段的人——是自我实现的人类——是美国的企业家。

“假如你让我说出美国人最值得骄傲的特点，我会选择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它包含了其它的一切——是他们发明了„创造金钱‟这句话。在此之前，没有哪个语言或者国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一直把财富想成了一种静止不变的数量——从而去占有，去乞讨，去继承，去分享，去掠夺，或者当成好处一样得到。美国人第一个理解到财富是要创造出来的。„创造金钱‟这句话抓住了人类道德的精髓。

“然而，这样的话使美国人遭到了掠夺者横行的大陆上的陈腐文化的谴责。现在，掠夺者的信条让你们把你们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看成了耻辱的标志，把你们的繁荣当为罪责，把你们最伟大的企业家当作无赖，把你们壮观的工厂当成仅仅是劳力们用双手制造出来的产品和财产，就像被皮鞭驱赶着的奴隶们建成的埃及金字塔一样。我相信，傻笑着说他看不出钱和皮鞭的力量有任何区别的无赖应该付出他自己的代价去认识到这里的区别。

“在你认识到金钱是一切美好的根源之前，你是在自我毁灭。当金钱不再是人们交往的工具时，人们就成了互相利用的工具。鲜血，皮鞭，和枪炮——或者钱，选择吧——除此再没有别的——而你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第三篇：钱不是万恶之源辩词

钱不是万恶之源辩词

陈述

正方：钱不仅可以在商品领域呼风唤雨，而且可以使非商品也商品化，它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象征，而且成为了精神价值的筹码。

反方：钱不是万恶之源。因为钱无法涵盖世间所有的恶。根据人类学的研究，我们知道恶的形态主要分为四大类，而其中有三大类就跟钱完全没有关系。

（正方一辩）：《圣经》中“失乐园”的故事和中国先贤孟子的教诲都说明人之为恶并非本性使然，而是外在的诱惑使人迷失了自己的良知。那么外在诱惑如此之多，为什么偏偏是钱成为了万恶之源呢？第一，钱具有与任何商品进行等价交换的现实合法性。

第二，钱不仅可以在商品领域呼风唤雨，而且可以使非商品也商品化，它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象征，而且成为了精神价值的筹码。

第三，人对钱的崇拜还异化了人与钱之间的关系。钱本来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工具，但在现实中，却被人们当做了顶礼膜拜的上帝。

（反方一辩）：对方辩友刚才告诉我们，钱之所以是万恶之源，因为她把钱等同于目的了。那我想请问二辩一个问题，我今天奉公守法地去追求钱，请问钱成为了万恶之源吗？第二，对方辩友告诉我们，钱有时不是万恶之源，是因为有法律的制约。那法律是不是制约我们行为的准则呢？如果是制约行为的准则，那钱还是万恶之源吗？我方认为，钱不是万恶之源。

（正方二辩）：对方同学有一个前提错了，他们告诉我说，《辞海》中“万”是一切，可是我方也查过《辞海》，无论是《辞海》、《辞源》，还是《说文解字》，“万”从来就没有一切的意思。其实钱是万恶之源，就是说钱能够产生数量极多，而且品种繁复的恶行。这一点，历史早有凭证。想当年，罗马帝国雄居一方，征服给帝国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很快，原本纯朴的罗马人就拜倒在金钱的脚下，沉迷于声色犬马的放荡之中，而帝国终于也在这种腐朽和堕落中分崩离析。

事实胜于雄辩。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面对着东西方的历史，我们不仅要问，金钱，究竟有多少罪恶由你而生和由你而亡？

（反方二辩）：既然对方列举了很多例子，但其实就只有一种，那就是贪钱。而世间的万恶真的就只有贪钱一种吗？而且对方说，今天“万”不叫做全，那我想问对方辩友，今天我说你万万不可同意我的立场，是不是说，你大部分时候不同意，偶尔可以同意一下呢？

（正方三辩）：首先，对方告诉大家，万万不可表明一切的意思，您搞错了。万万不可的万字是一个副词，我们今天说的万恶之源的万字是一个形容词。您把副词和形容词来做类比，是不是叫做马嘴安到牛头上了呢？

（反方三辩）：首先说“万”是一个副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多得很，什么叫万全之策，万无一失，什么叫万有一例，万物之灵呢？这些“万”难道不是指全部，难道是指有例外吗？第二，对方今天逻辑其实很简单，他告诉我们，因为钱有诱惑力，所以钱就是万恶之源。第三，对方从一辩到三辩形形色色的告诉我们种种关于恶的类型，其实一句话，就只有一个贪钱而已。但是贪钱，恶在于贪，还是在于钱呢？如果说恶在于钱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人类不只贪钱，还贪吃、贪喝、贪睡觉，那么吃饭、睡觉本身难道又是万恶之源吗？

总结

正方：总有一种力量能让我们迷失本性，那是金钱无所不能的魔力。然而同时也有一种力量，让我们返回本心，那是我们心中永恒不灭的人性之光。

反方：有人为了钱去做恶事，有人为了钱也去做善事。如果这个万恶之源一时为善，一时为恶，那它怎么还会是万恶之源呢？

（反方四辩）：其实刚才一连串的争论都起源于对方一辩在开展论题的时候所犯下的几个关键性错误。第一，他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的万不指全部。但是对方辩友用《辞海》断章取义，只看到一个“万”字，不看万恶之源这四个字，是不是有点离题之嫌呢？对方辩友第二个假定是告诉我们，今天人本身是没有恶性的，这个恶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外在诱惑而来，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钱怎么重要，怎么诱惑做恶事。我想请问各位，人类本身的那种兽性是从哪里来的呢？

（正方四辩）：总结对方同学今天的观点，其实无非是说恶源于人的本性。可是请大家想一想，什么才是人的本性呢？我们人都有是非、恻隐、恭敬、羞辱这四端，这才是本性。外在诱惑就是我们人心中的杂质，而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则是这种种外部诱惑的抽象化身，所以我们才说钱是万恶之源。

评委亮分：

正方对“万”这个字的解释，就是说它不等于一切，在策略掌握上由二辩点出，失了先机。反方一开始就把金钱和贪念划分开来，金钱和念头不同，不是一回事。在金钱不存在的时候，念头照样存在，也许在钱这个工具还没有创造之前。正方把念头定为兽性，但仍然默认念头是存在的。反方一直强调金钱不是问题，而是人性贪念的问题，更何况贪不能代表一切的恶行。反方也强调，为了信念、爱情，或者是名誉而带来的恶行，也是恶行，并不是钱带来的。但是正方强调每一个例子后面都有钱的因素。正方为了应付这个局面就提出了“万”不代表一切，所以只能证明有很多并不代表所有。

评委判定：反方胜出。

第四篇：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是一对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同根而生、相伴而行。如果深挖一下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根源，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表现在思想根源上，它们都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价值观上，都是受个人名利思想和“官本位”意识的驱动，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或小团体主义；在具体工作上，两者都是事业心、责任心不强，怕吃苦、图安逸，对工作敷衍塞责。正是由于这种“近亲”关系，两者往往如影随形，一个地方只要存在形式主义，必定会有官僚主义出没；如果这里的官僚主义习气严重，形式主义也必然猖獗。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官僚主义者往往也是形式主义者。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式主义就其脱离实际、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来说，已具备了官僚主义的某些属性和特征，实际上就是一种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者就其尸位素餐、欺上瞒下，工作有名无实来说，本身又是一种形式主义。有时候，同一种表现，说它是形式主义也行，说它是官僚主义也可以；也有的在一种情况下表现为形式主义，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变成了官僚主义。比如，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单位单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喜欢搞各种华而不实的考核检查、达标评比，等等，这既是形式主义，又是典型的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相互利用、相互荫庇。从官僚主义这方面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形式主义的“催生剂”、“助产婆”。一方面，许多官僚主义者为了出名挂号，求官、保官，必然整天琢磨花花点子，炮制一些中看不中用的“经验 ”，想尽种种形式主义的花样，以求引起上级的注意；另一方面，他们长期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对下情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往往胡表态、瞎指挥，盲目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逼得下面无所适从，只好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来糊弄上级，以求过关。也有的领导，对下级单位的工作不是看扎扎实实的业绩，而是单凭场面大不大、花样新不新来评判优劣，导致下面一些人纷纷迎合，片面地在花样、场面上大做文章；而他们对下面搞的形式主义的各种东西，又往往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有了官僚主义的助长和保护，搞形式主义的人自然有恃无恐，胆子越来越大，一些人实际工作没干多少，却月月报成果，三天两头出经验，蒙蔽了上级的视线，妨碍了领导对实情的把握，致使上级领导和机关在一片“满意”、“放心”声中沦为官僚主义。而一些官僚主义者也甘心受这种“蒙蔽”，因为有了形式主义这个道具，他们就可以装潢门面，炫耀政绩，藉以制造种种轰动效应，达到挂名得彩、仕途升迁的目的。

第五篇：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作者： 杨连旭 | 2005年09月22日11时08分 | 原始出处：燕南 |

人类是在与自然的矛盾斗争中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类，与自然形成了不同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人类的不同生存和发展方式，形成了人类的不同文明。

中华大地的天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决定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与自然界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与水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文明必然形成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社会发展的组织形式。

由中央集权主导社会发展，这虽然是解决水与人之间矛盾的最佳选择，但是却也由此产生了官吏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基本矛盾，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

（一）对于官僚主义，邓小平不仅深恶痛绝、恨之入骨，而且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地指出：

“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寻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页）

官僚主义的实质就是，随心所欲、滥用权力。

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观根源是，只顾自己名利、不管别人死活，这是主观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产生的客观原因是：脱离人民，脱离实际，这是客观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终极结果是：主观官僚主义由客观官僚主义掩盖着，形成政治腐败，直至政权腐朽无能，最终腐烂透顶，民不聊生，天怒人怨。

“官逼民反”主导着自秦以来历代王朝的兴衰。各王朝的灭亡原因，基本都是由官僚主义导致贪官污吏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投机专营、结党营私、瞒上欺下、排斥贤官能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造成政治腐朽无能，社会虚弱无力，引发民不聊生、铤而走险。

所以，清除官僚主义的能力就是执政掌权能力的标志。

能否消除官僚主义的特权阶级，这也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标志。当年，陈独秀曾指出：

“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75页）

正因如此，他才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

陈独秀的论点不幸被历史所证实。五十年后，“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就发动了自我政变，摧毁了苏共和苏联。

不仅如此，“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他们的腐败无能直接破坏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教育的腐败无能造成教育投入的效益低下，人才培养缓慢；学术的腐败无能导致科学技术投入的效益低下，科学研究的质量低劣；国有企业的腐败无能造成了国有经济的衰败，科学技术难以及时转化成生产力；军队的腐败无能导致军备松弛、战则必败；政治的腐败无能必定导致国家政权的腐朽无能、天怒人怨、离心离德、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 蜕变异化成人民的异己阶级，这个问题不仅是有着现实的可能性，而且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直接危胁。

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治“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那么不仅是“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而且还会养育出自己的掘墓人。

（二）官僚主义导致腐败畅通无阻、政治腐烂透顶、政权腐朽无能。

主观官僚主义者多数就是贪官污吏，他们信奉的是升官发财，必然结党营私、嫉贤妒能，由此官吏或者胡作非为、为非作歹，或者明哲保身、无所作为，从而导致政治腐烂透顶、政权腐朽无能。

家国一体的皇权专制形成的是社会政治理念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纲常，另方面是“千里做官，只为吃穿”的世俗信条。其中何去何从，这主要取决于皇帝的品行。

当皇帝官僚主义严重、昏庸无道时，升官发财的理念就蔚然成风，就实现了政治的产业化。当官职变成了商品后，升官发财就成为主观官僚主义者的行为准则，所谓“忠君报国”就毫无意义了。历史上，贪官污吏大多数是投降派和叛国者。因为他们只关心升官发财，并不在意其它。

不仅如此，贪官污吏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结成各自的利益同盟，不仅压抑德才兼备的各种人才，而且开展朋党争斗，形成社会发展的反动，造成国家政权腐朽无能、政治腐烂透顶。

于是，国家机器也就成了泥足巨人，一有风吹草动，便轰然倒地。

掌权者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掌权者的任人唯亲和卖官鬻爵是制造投机分子和贪官污吏的工厂。

晚清时代的中国之所以任由列强瓜分，主要是由于政权的腐朽无能。无论是早期的林则徐虎门销烟抗英，还是后期的娘子关守军抗德，都打得侵略者望而却步。这证明：中国军队完全能够打败侵略军。

经过“洋务运动”，大清帝国的军事装备在世界上也是堪称一流的，不仅有陆军60多万人，而且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六。相对实力，要远远大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

此时的中国，如若政治清明、君贤臣能，同心同德，纵然不能跻身世界列强，至少也让列强不敢小觑。遗憾的是，此时中国社会所固有的腐败绝症在大清帝国已经复发多时、病入膏肓，早就不再是腐败而是腐朽乃至腐烂的问题了。

梁启超指出：

“夫固用同此主义也，而俄何以不施诸英，英何以不施诸德，德何以不施诸美，欧美诸国何以不施诸日本？亦曰有隙无隙之分而已。”（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48页）

这个所谓的“隙”，就是人人痛恨却又不能根除的政治腐败。

（三）官僚主义导致天怒人怨，社会离心离德、一盘散沙。

集权专制家国一体，国家即皇家。皇家爱大家，大家自然爱国家。既然皇家不爱大家，大家为何非要爱国家呢？

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明信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大家只在乎皇家是否爱大家，并不在意谁家是皇家，且不论民族，不管国籍。历史上尽管有着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这些抗击异族入侵的英雄，但是更多的却是积极参加异族政权的知识分子和安顺良民。

“乾隆皇帝七下江南，皇家船队奢侈到了倾尽人间想象所能及的富丽堂皇，皇帝所到之处无不是地方官员进献来的人间宝物，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开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国终于裂开了它走向腐烂的第一道缝隙。

“到了光绪年间，效率低下、贪污成风、奢侈腐化等一切政治丑陋行为已经成为帝国官场的风俗，所有帝国官员都公开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着最丑陋、最肮脏的官场游戏规则：„官可价得，政可贿成。‟——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中最黑暗最肮脏的部分。”（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333页）

慈禧为了维护权力和满足奢靡，既玩弄权术，制造养护政治派系；又卖官鬻爵，挪用海军军费。这样，就导致政治从乾隆年间形成的腐败，道光年间形成的腐朽，达到了腐烂的程度。

其时，日本仅有陆军十几万人，海军实力在世界仅是位居第十六，只与北洋水师旗鼓相当。甲午战争之初，没几个人认为日本能战胜。

可是战前，北洋水师为了军费，利用军舰开展商业运输，提督丁汝昌以下趁势经商，全体将士声色犬马，既损耗了装备，又荒废了技术。

战端开启，首先李鴻章为一己之利，下令“保船制敌”，迫使水师放弃制海权；其次，陆军除左宝贵、聂士成等所属个别部队之外，淮军其它各部兵无斗志，从朝鲜至辽东、一路望风而逃；最后，两江总督刘坤

一、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其它各省督抚软磨硬泡，公然抗旨拒不派南洋水师和所属军队北上增援，形成了偌大中国只有北洋一师独抗日本全国之军力的局面。

结果，恰恰是中国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时，从天津进攻北京，面对着手执大刀长矛冷兵器的清军阻击，用了40天。

40年后，“八国联军”入侵，总兵力不过3万人，且各揣心腹事、互不协调，不仅联军统帅瓦得西尚未到位，而且还要留下万人固守天津，最多有2万人进攻北京，同样的攻击路线，面对着的已经不仅是人多势众，而且装备一流的新式清军，可居然在10日内就大功告成。

“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时，只有炮台守军独自拼死抗战，其他各军竟然全作壁上观，海军甚至不战而作俘虏；尔后只有直隶驻军参加抗战，东南各省竟然与洋人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就连坐镇山东、近在咫尺、执掌最精锐的现代化新军的袁世凯也公然坐视侵略者攻陷首都，打进皇宫。

当初，太平天国兴起，八旗军不堪一击，大清王朝岌岌乎危哉！那时，尚且有以僧格林沁、曾国藩、左宗棠、李鴻章为代表的大批官吏和知识分子效命沙场，力挽危局。此时的封疆大吏却拥兵自保、坐视国破，大批知识分子投靠侵略者。

当年，三元里的普通乡民揭竿而起，尚且能将英国侵略军打得一败涂地、望而生畏；可如今几十万的义和团和数万的新式清军却是一触即溃、顿作鸟兽散。

可见，此时大清王朝的政治已经达到了腐烂透顶，气数已尽的地步。

（四）官僚主义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往往积重难返。

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在有关变法的诏书中指出：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渐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733页）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就一针见血道地出了大清王朝和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根本所在。也就充分说明，政治腐烂的先进化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先进化，所有的先进装备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中国的强盛就取决于能否持续地清除贪官污吏，保证由德才兼备者执政掌权。

官僚主义及相生的官场腐败，这几乎成了中国社会周期复发的不治之症。为了严明吏治，历代王朝说教严刑、软硬兼施，几乎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

尤其是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是对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严法酷刑、特务监督、百姓扭送，只要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他就都使用了，甚至抽筋剥皮、成万的杀戮，可就是不能根除，大明王朝还是因此而亡。

清朝的雍正和乾隆二帝又反其道而行，实行“养廉银制”，可也是无济于事。就从所谓的“乾隆盛世”起，在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下，农民起义已成规模。

如果说明崇祯皇帝在上吊的衣襟遗书中指责官僚集团害民误国、还有推卸责任之嫌的话，那么清嘉靖皇帝诗中对贪官污吏的谴责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内外诸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尽尔曹！

由此可见，官僚阶级的腐败能力之强，就连乾纲独断、言出法随、权力无边的皇帝也是无可奈何。

对此，毛泽东指出了跳出这个“兴亡周期律”的方向：“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

所以，发展民主政治必须以强化民主监督为先导。

（五）官僚主义的产生就在于权力的无拘无束，消除官僚主义就在于拘束权力。所以，实行民主政治，相对来说，民主监督比民主选举更为重要。

正如潘维博士所指出：

“民主的多数决原则并不能帮助我们遏制腐败，也无法控制住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绝对权力无论是属于多数还是少数，都是人治的一种，都会腐败。”（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52页）

民主选举只是解决社会领导人的产生问题，不能解决权力监督问题。更何况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现有条件下的简单多数原则也不是包治政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民选产生的社会领导人也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他的实际表现很可能并不如当初亲口所许和人民所愿。

但是，只要有了民主监督的弹劾制即可及时更换领导人，制止恶化。这样的威慑力，就迫使当选的领导人不得不尽力顺从民意，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正因如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钱民主”，尽管是财大气粗者的天下，但是由于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民主监督，当选的领导人也决不敢肆无忌惮的违背民意胡作非为。

倒是民主监督弱化的国家，社会领导者一旦大权到手便有恃无恐、恣意妄为，劳民伤财屡禁不止、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就连反贪污贿赂人员也加入其中，形成了贪贿分赃的猫鼠同盟。

早在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中指出：

“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近两三年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有了明显的增加，在少数地区、少数人员中还相当猖獗。这些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往往是由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内的少数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的，有时还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有的甚至受到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问题远比一九五二年„三反‟时严重。”（《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43页）

时至今日，中国的贪官污吏不仅每年侵吞的金额竟然约占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分之

一、高达1.5万亿！而且大贪窃国，小贪剥民，官官相护，已初露官逼民反的端倪。

蔡定剑博士就强调指出，现在农村里群众闹事，砸乡政府、村委会的事情屡有发生，原因就是一些乡村干部为所欲为，不受老百姓的监督，任何一个基层干部都有机会可以盘剥老百姓。（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9页）

事实一再证明，仅仅是“江南无日月，神州有青天”根本不能清除官僚主义的腐败，只有民主监督才是官僚主义腐败的天敌和克星。

关于实现民主监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就开始付诸实践。

毛泽东的办法是，以群众运动为主实行群众路线。因此，自执政开始，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起了“三反”运动和“大鸣大放”运动，60年代又先后组织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直到他逝世。频繁的群众运动确实对官场腐败保持了强大的高压抑制作用，但是也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盛行，严重扰乱行政秩序和激化派性争斗的副作用。

邓小平的方法是，以法制建设的专业打击为主。因此，他组织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了国家的检察、政府的审计和监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这虽然抑制了派性争斗、恢复了行政秩序，但是却导致了官场腐败的恶性膨胀。

由此可见，既要有效监督官吏，又要稳定行政秩序，目前还是个二难选择。

（六）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苏维埃政权、边区和解防区的“三三制”民主政府，在建国后的民主政府，都开创出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明政治。

实践证明，有效监督官吏和稳定行政秩序完全能实现统一。

梁起超曾强调指出：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20页）

在集权体制长达两千多年的压迫下，惟权是从的奴隶主义必然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氛围。

不要以为仅仅是普通群众有奴隶主义，其实官僚的奴隶性乃至奴才性更是十足！

这种奴隶性也是形而上学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无权无势时的逆来顺受，另方面表现为大权在握时的无法无天。

奴隶性的两面性，造成了成了权力的威力与权力的监督相互矛盾。

社会是以一定的秩序形成，权力的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形成威力，组织社会活动。社会的和谐来自于社会的秩序，社会秩序来自于权力。社会处处需要秩序，社会权力无处不在。社会权力主导着秩序，社会秩序体现着权威。所以，权力具有维护秩序的本能。

权力既是对人类天性的普遍压抑，又是人类天性个体爆发的工具。人类的本性是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无法无天、无拘无束的，只是由于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组织起来”的要求，这才不得不收敛天性、服从权力。但是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格化的权力是以追求权力的无拘无束为终极目，不断追求权力内容、权利运用和权力威力的无穷大化的。

权力监督就是限制权力内容和运用的无限扩张，防止权力的异化。权力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社会产物，社会必然要求监督权力，把权力限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之内，防止人格化的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

权力具有抗拒监督的本能，监督本身也是权力，同样追求最大化。权力必然要求威力，权威来自于权力的内容和运用。权力人格化后的奴隶性两面性，导致或者权力绝对权威，监督绝对顺从；或者监督绝对权威，权力绝对顺从。不只是权力失却监督就必然产生腐败，而且监督泛滥就会使权力失去权威。社会失却了权威就失去了秩序，秩序受到破坏就必然损害权威；权力威风扫地，秩序荡然无存。

毛泽东“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大民主，普及分散了监督权，使监督权失去了监督而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普遍削弱了行政权威，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天下大乱”。

邓小平“让群众党员监督干部”的法制建设，回收集中了监督权，限制了监督权，普遍弱化了行政权的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无拘无束、无法无天。

（七）“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页）

这美好的心愿却被残酷的现实所无情地粉碎。

长期的集权体制养成了嗜权如命的中国社会传统，几乎人人都有自觉追逐和把持权力的本能。见到权力就如同苍蝇见血，到手的权力就不会轻易放弃。面对中央下放来的权力，大小官吏无不用足用活，有的竟然明目张胆地实行起所谓的“一把手负责制”，形成了“一把手专制”。

长期的集权体制养成“不怕官就怕管”中国社会的传统，“官大一级压死人”。几乎人人都有以权压人的本能，形成权力专制，造成社会畏惧权力怕“穿小鞋“的氛围。不要说工人和知识分子难以参与管理，就是多数同级副职也是甘当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于是，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和唯唯诺诺、甘做奴才成为官场的时髦。以往的国家统一集权，形成各地各级的分散集权，国家的总家长制变成了各地各级的分家长制，从大家长制变为了小家长制。改革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目的，而且还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行其道。

这样，在“天高皇帝远”和没有民主监督的条件下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官场腐败更不在话下。下放权力不仅没有能提高经济效率，反而导致大批国有企业亏损倒闭和基层机构人员膨胀。

所以，不管采取什么办法，最根本的是必须解决“人民程度未及格”这个老问题。

“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

“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之，及其人亡政息焉，……

“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整顿之，……

“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认为，什么样的国民产生什么样的官吏什么样的政府。无论是祸国殃民的官吏，还是腐败无能的政府，或是腐朽没落的制度，之所以能生生不已，就是因为国民素质低所导致。

正因如此，他提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45页）。

在此，梁启超道出了问题的本质。确实，不仅是有种豆得豆、种瓜得瓜道理，而且还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在奴隶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任你选择什么样的体制，也必然造成各种权力的无拘无束、横行霸道。

事实证明，在国民没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条件下，简单的简政放权不可能实现民主，只能形成以民主的名义和形式强奸民意。

（八）从根本上说，国民的政治文明的程度是由经济基础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于西欧的特殊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

首先，是在西欧封建领主制的无政府基础上产生的。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民间工商业主的经济实力强大到了足以与阻碍其发展的封建领主的实力相抗衡后，工商业主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城市的自治共和。

其次，是经过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形成了开放的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到了工商业主的经济实力强大到足以左右国家政治走向的程度，通过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成为西欧社会主流政治的。人民有了政治权力，自然也就自觉的关心和参与政治。

最后，是由于其所表现出的政治先进性，又为其它国家所自觉选择或接受。

也就是说，国民的现代政治文明程度不仅取决于国民与政治的相关度，而且取决于政治向国民的开放度。

中国的地理和经济特点既然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上层建筑，也就同时决定了社会政治文明的集权性。中国既不可能出现无政府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产生出足以左右政治走向的民间工商经济，也就不可能自然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制度。

所以，李约瑟博士强调：

“中国文明本身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很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在本世纪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在本质上是外来的东西。中国人自己决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他们不理解，而且越来越不需要，什么资本主义。”（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10月，第130页）

我国国民的现代政治文明程度之所以低，就是因为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权力。“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贫困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第623和624页）

集权专制的政治向国民封闭。无论是皇权专制，还是政党专制，专制政治是通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法理和乾纲独断的制度，实现了对国民政治权力的剥夺。

人民没有政治权力，自然也就不关心政治。虽然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化，实际上人民更注重的是“说了也白说”和“祸从口出”的现实，造就了“肉食者谋之，有何见焉”的社会氛围和 “莫谈国事”的国民理念。

通过大量的调查和考察，蔡定剑博士指出：

“我得出的结论是民主的事件是最好的民主教育，无论经济文化发展，选举人群的素质高低。”（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9页）

所以，只有用民主的方式提高民主的意识，用民主的政治提高民主的素质。将人民监督权力的权力具体化成每个人的权力，并保证这个权力的有效性。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保持协调的同步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发展。否则，上层建筑就会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既然是在通过自觉的行动推进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那么就必须同时自觉地推进政治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向国民开放政治。

（九）邓小平强调指出：

“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实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页）

国家和民族的先进必然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先进，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必然是政通人和、同心同德。赶超世界先进，尽管必须以实现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赶超先进为根本，但是却又不能仅仅是如此。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来也不是脱离社会而单独发展的，相反却是在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发展的。所以，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先进了，可政治腐朽无能也不可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谁都知道，权力失去监督就必定产生腐败，无限的权力必定产生无限的腐败，可是又由谁来监督权力呢？

权力来自并从属于体制，自然由体制实施监督。体制能否有效地监督权力取决于体制的效率，体制的效率来自于体制的能力和对象。

体制的能力是由体制的所能发挥出的智慧和技术组合而成，体制的对象规模是由社会活动的规模。当对象的规模处于体制的有效能力之内时，体制的权力运用得当就形成高效；当对象的规模超出体制的有效能力时，体制的权力运用不当就形成低效。

新中国的经济经济体制之所以曾经高效无比，就是因为：

其一、社会规模相对的小，“一五”时期只有156个重点工业工程项目；

其二、体制内积聚的是一世的人杰各显其能，所能发挥出的智慧也就达到了最大化。

所以，对象的规模处于体制的有效能力之内时，体制的效率达到了最大化。

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之所以是以下放权力为主，就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规模发展已经超出了体制计划的能力，导致了经济效率下降，只能把超出了体制计划能力的那部分经济活动从计划体制中分离出去，交由市场调节，形成市场经济。

正是因为体制的无能才下放了权力，体制也就不可能对全部权力实施有效监督。这样，所谓的法制自然也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必须也只有借助于体制之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监督下放的权力，民主监督的重要性即凸现出来了。

现实的问题是，从理论上说，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自然必须监督权力。可在制度上，权力是通过制度而实现了人格化了的具体力量，人民却是没有通过制度实现人格化的抽象概念。

因此，权力是无敌的，只有大权力制服小权力，没有哪个公民能监督权力，就连同级副职都奴性十足，更何况普通百姓呢。

所以，消除奴隶主义实现民主监督的关键是，以“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的气魄，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从法律和制度上将人民由集权体制下的弱势变为强势群体。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也只有实现群众路线和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专业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有机结合，才能在保持秩序和稳定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抑制官僚主义和官场腐败。

首先，将法制建设建筑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实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其次，将组织建设建筑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坚持定期的开门整党审干，才能及时发现和清除投机异己分子，纯洁组织和队伍。

又次，将官吏的查处至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因为只有能将专业反腐败工作的主要过程置于人民的严密监督之下，才能有效防治猫鼠同盟，这就必须实行科学的审判陪审员制、检察陪查员制。

再次，将社会的主要工作至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为此，必须实行人民代表的必须提案制和一定比例的基层人民代表轮流住会制，专司调查、弹劾官吏之职。

还有，至少是将现今人民代表享用的弹劾权推广到民间，落实到每个人，若干群众代表或一定比例的群众联名即可启动官员的弹劾程序。

最后，必须追究那些推荐和考察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高升的人的责任。

在官僚阶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高压下，人民作为集权官僚体制下的弱势群体只能是忍辱负重，形成了“莫谈国事”的理念。可是，一旦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就会出现“民之轻死”、铤而走险的局面。

如此循还往复，代代相传，直至国民政府。

这就是中国历代政治最大的教训！

至今，中国的政治实质上还依然停滞在“训政”阶段。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以对国家民族和历史负责的精神，放弃一切私利，以完善传统的精英治国、再加上现代的民主监督为主题，主动向着民主政治前进。这正是：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9页）。

所以，必须以“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理智，从法律制度上巩固提升人民的政治地位，从实践上培训涵养人民的民主素质；必须将反对官僚主义纳入政权的基本建设，“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时每刻都要讲，使每个同志对这个问题都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主革命先驱们的梦想，不负毛泽东、邓小平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