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不完善是官僚主义蔓延的土壤

第一篇：体制不完善是官僚主义蔓延的土壤

体制不完善是官僚主义蔓延的土壤

华南农业大学思政部教授 张丰清 2013年06月24日08:57 来源：南方日报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上，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看到，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官僚主义作为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需要解决的重要内容之一，又一次摆在了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面前。

官僚主义产生的深厚根源

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痼疾，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官本位”意识和官场文化是酝酿官僚主义的土壤。我国漫长的历史特别是以集权为主要特征的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历程，既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形成了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等封建糟粕。这些落后的思想意识流传甚广，至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几千年中国官场形成了一套做派，并成为一种文化，包括：说话要讲究，要显出“城府”；开会发言必须按照“头头”的定调子来说；汇报、评比、总结要恪守“报喜不报忧”的规矩等，诸如此类的陋习糟粕，既造成了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更对社会风气和实际工作造成危害。“官本位”意识、官场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党员干部。

体制不完善是官僚主义得以延续乃至蔓延的重要原因。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现象，官僚主义在历史上几乎每一种社会制度中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正在深化，中国社会正在转型，许多方面的体制还不够完善，制度还不够健全，这为一切不切实际、形式主义、机构膨胀、以权谋私等违背群众意愿的官僚主义提供了空间，使官僚主义现象不仅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反而以各种形式蔓延，以至于形式主义花样翻新，官僚主义屡禁不止，效率低下随处可见。现实告诉我们，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除了单位性质、公务员素质等因素外，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因素，完善制度也是转变作风的关键性因素。

官僚主义的克服与清除

官僚主义误国误党，历来为我党所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一直高度重视抵制干部队伍中滋长的官僚主义作风。然而，官僚主义作风不仅仍然广泛地存在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归根到底在于其产生原因极其复杂，因而官僚主义的克服与清除，必须标本兼治，多管齐下。

首先，要站在避免亡党亡国的高度来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害己、害党，也误国。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官僚主义的发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问题，不要让它危害革命事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甚至提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只有高度重视官僚主义的致命性危害，才能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与清除官僚主义。

第二，党员干部加强学习，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官本位”意识。因此，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加强学习，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摒弃“官本位”意识，才能不断地清除和摒弃私心杂念，为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要抓住关键点和领域来反对和清除官僚主义。一些部门的领导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监督、责任追究等关键领域的机制还存在一些不科学之处。因此，要大力清除官僚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进一步理顺和健全领导体制，不断扩大竞争性选拔干部范畴，积极推进官员履职问责机制，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更为严格规范“三公”经费使用管理等等。

第四，健全制度，加强监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狠刹官僚主义的歪风，制度建设更具有根本性、长期性。要健全制度，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此基础之上培育一种制度环境，让人们敬畏规则，而不是害怕权势；让人们按制度办事，而不是看领导眼色，根据领导喜好行事。要使官员与民众实现正常的交流沟通。大张旗鼓地宣传那些踏实、实干的干部典型，公开曝光、谴责、处理那些弄虚作假、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者。

第二篇：官僚主义是万恶之源

官僚主义是万恶之源

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劳模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被称之为“四风”。最近，反对“四风”被写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中。可见中央对反“四风”的重视和决心，也体现了反“四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四风”之首。解决“四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官僚主义。为何这样讲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一词在汉语中出现较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官僚一词，中国古代指在衙署办事的官吏。而“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辞海》的解释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

毛泽东给官僚主义列了二十种表现：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

１ 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

２ 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以上是有官有僚的官僚主义之表现。为官者应以此为镜，自行对号入座。

３ 回顾过去政府提倡为人民服务那阵子，我们的领导干部是有官无僚。以县级领导干部为例，大多像焦裕禄那样，与普通群众无区别。他们无特权、无专车，住房交房租，下乡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交钱交粮票。却时时处处为百姓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培养典型树样板，千方百计组织生产、努力改变着本县的落后面貌。

而现在，一些七品芝麻官却是官不大僚不小。山高皇帝远，干啥他都敢。贪赃枉法、享受特权，坐着百八十万的专车游山玩水。家离县衙几百米远。上下班也要车接车送。除了上厕所不坐车以外，什么赴饭局，会朋友，不管远近，凡是出衙门必坐车。专车也成了私车，除自己享用外，家人亲属人人沾光（就连县以下的局（科）长们也一样有专车）。这些县太爷们，检查工作坐车观花，布置工作夸夸其谈。一些人搞权钱交易，利用小城镇建设之机，与房地产商互相勾结。只要钱包送到家，你想在哪开发就在哪开发。无统一规划或有规划也不执行，嘴就是规划。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对群众上访避而不见。任职多年，辖区内经济无任何发展，自己腰包却越来越鼓，他们整日想的是保官、升官、发财。还有的为了保官，回避矛盾。认为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稳定，妥协就是和谐。这还不算典型的官僚主义吗？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官僚主义的危害。

反对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这个任务和斗争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因为官僚主义是生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赘瘤，是毒素和祸害，如果任由官僚主义滋长、蔓延，终将导致党和国家的覆亡。官僚主义是腐败的土壤，有官僚主义就必然要滋生腐败。从官僚主义到腐败有一个发展公式：官僚主义——特权——腐败。

４ 结合专家们的看法，概括起来，官僚主义有以下几方面危害：

1、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直接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党作为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即是脱离群众。人心向背，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要安身立命，就必须自觉、主动地去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党执政后，对权力资源的全面掌控支配，以及实际上形成的党和群众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往往容易凌驾于群众之上，忽视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紧迫性更是不那么强烈了。漠视群众意愿和要求，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就会滋生蔓延，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前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官僚阶层。有人估计，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严重脱离群众，从而被人民所抛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官僚主义侵蚀我们党风政纪，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繁衍。实际上存在的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例如一言堂、买官卖官、对领导的意见不能提、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等现象，都是官僚主义在背后发生作用。官僚主义盛行，在现实中就表现为放弃我们这个社会被法律、道德、文化、规律等因素所支撑的健康的社会秩序，从而侵害人民的利益。正是因为有官僚主义的存在，虽然国家不断地加大反腐力度，但这些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十分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其中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做了深刻析论，断言官僚主义是助长腐败产生的重要源泉。大量事实表明，一些地方的政策法规之所以无法落实，流于形式而无力无效，除了腐败分子人为地破坏法规、逃避惩罚

５ 外，官僚主义带来的管理不严、执行不力、扯皮推诿、放任自流等亦是一大原因。

3、官僚主义严重破坏社会公平，影响社会效率。一方面，官僚主义盛行意味着人情的力量永远大于规章制度，危害民主法制与公平正义。官僚主义“任人唯亲”、“任人唯财”，只讲私利，不讲公理，势必会影响社会的民主法制和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官僚主义会导致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这势必会影响工作效率。

近一年多来，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又一批的省部级官僚主义贪官纷纷落马。在高干层中产生了地震效应。但是打了老虎苍蝇未必害怕。

这里特别提及的是，不要小看县级的官僚主义。县级官员是地方的父母官，是当地的土皇帝，掌有一个县的党政财文和生杀大权。有的人把下属各职能局（科）的权利都收在自己手上，事无巨细，必亲自审批。无利不起早，当然不会白批。因为县级官员生活在基层，直接接触群众，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得清清楚楚。而群众又都视他们为党的形象。所以他们的官僚主义对党对国家影响更直接，更坏，危害也更大。

从古今中外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来看，无一不与官僚主义有关。有官僚主义就会产生特权，有特权必生腐败，有腐败就必然引起人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官僚主义不遏制，腐败不根除，就会亡党亡国。

上面谈过苏联的教训，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200万

６ 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但在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丢了政权。根源在于官僚主义。

最后，谈谈如何遏制官僚主义

关于如何遏制官僚主义，许多专家提出了多种很好的意见。我认为最重要的有四条：

一是真正交给群众监督权，让群众有话语权。政府定期听取群众的反面意见，而不是听喜歌、评功摆好。

二是重提为人民服务，使官员真正成为“公务员”、“服务员”。三是完善制度，取消特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特权是官僚主义通向腐败的必经之路，所以要千方百计加以限制，下决心实行官兵一致的制度。从工资、福利、待遇、住房、用车等各方面缩小官兵差别。建国初期，官兵待遇也有区别，但差别很小，因而没有特权阶层，不存在剪刀差和两极分化问题。而现在的工资按职务而定，待遇按职务来区分，住房更是不合理。一个县级官员调到外县，外县要为他安排住房。待他再调动或是退休时，该房便成了他个人财产。而普通工作人员只能用半生的积蓄来自购住房。专车问题不合理。下面的业务人员工作量甚至比当领导的还要大，但只能挤公交、骑自行车或步行去跑业务，哪怕领导专车在那闲着。

常言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领导者、掌权人享有与民众不同的特权，就不会体会到民众的疾苦。长官坐专车上班，就不会在机关或单位修建自行车棚而任凭干部们的自行车在风雨中锈蚀。北方有一个县，把供热公司和自来水公司都承包给了个人。副处级以上官员都免交供热取暖费和自来水费。长官免交供热取暖费和自来水费，就体会不到群众承受的经济压力。在热费、水费已是全国最高的情况下，仍然随意答应供热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的涨价要

７ 求。甚至帮助他们挑选听话的人员去参加涨价听证会，而把敢于替百姓说真话、会算成本帐的人员从参加听证会人员名单中勾掉。要求涨价的企业也很慷慨，愿意给参加听证会的人每人一万元酬金，以便顺利通过。那么县官得到多少呢？当然这种官僚主义的背后是直接的腐败。真可谓腐败腐败，无处不在。

四是，限制权力过于集中。有关人财物的事项要通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一人说了算。政府作出重要决策之前，必须报人大讨论和交政协讨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因为政府官员是为人民办事的，不能拿群众当草民，拿自己当家长，说啥是啥。要多点民主少点独断专行。

2013.12.6.发表在《榕树下》小说网、《烟雨红尘》小说网、《红袖添香》小说网、《百姓散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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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1、掌握什么权，获得什么利。握力谋利。莫过于此！问好！

2、官僚主义真是要不得。需要认真的改改了。问好！

８

第三篇：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善的

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善的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善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教育本身有一个纠错的任务，而错误的种类有很多种，虽然教育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但不能把教育的作用夸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简单地说，如果教育真有那么大的威力，不就用不着监狱和法律了？谁犯错了、犯了罪，交到老师那里一教育不就得了？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我们现行的观念实际上并不完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后果，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也一样，但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未成年人不承担，他的监护人要承担，如果他的监护人不遵守这个法律规定，或因为利益，或出于偏袒，那么逃避责任的现象必然出现。而教育机关其实无权强制性教育，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一来二去，说服教育的效用就少得可怜了。其实，我们如果想得远一点，未成年人是不是人？未成年人是不是永远不会变成成年人？如果考虑到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味地避免惩罚的“保护”其实是人为地制造了“双重标准”，这样一来，未成年人进入社会后，要么无所适从，要么积习已成，最后留下的出路只能趋向“自保”了。“自保”其实是人生来就具有的，那么学校的教育就等于无效。再说，教育之中有一种是切身的教育。光有说教是不够的。身体上的适当惩罚其实也是一种纠偏的手段。当然这里面要有个度的问题，这样惩罚，一个不是很严重，另一个是要起到思想上的认识，这里面的度是很难把握的。其实传统教育中对这个问题把握得很好。有很多老师一提到传统教育就特别反感私塾先生的“体罚”，其实很多暴力的手段却往往都不是私塾先生使用的，倒是后来的人在推倒私塾时的学生“创造性”地发展了惩罚手段，并成功栽赃给传统教育而已。要知道私塾先生也是要有生源的，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衣食来源，私塾先生动辄动粗，不是砸自己的饭碗么？私塾先生的惩罚最著名的就是拿戒尺打手心了，其实“戒尺”与“戒耻”同音，“手心”与“守心”同音，我常想这样一个短木命名为“戒尺”是不是最初有着一种深意呢？私塾先生打了学生手心，也没有听说哪个家长把私塾先生拉到公堂上去，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惩罚是有共识的，这种共识是由家庭、教书先生、社会制度三方面统一达成的，缺乏了这种统一任何的惩罚行为都会产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也就是说，惩罚的是否有度，在于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共识，在一个共识的范围内，适当的惩罚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在这个共识的范围内，任何一方的越界行为，也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第四篇：什么是公共财政体制（定稿）

什么是公共财政体制

公共财政体制是政府经济行为符合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种制度安排，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人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公共财政体制的概述

要实现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效率装置。实现经济效率要求的效率装置需要两类制度安排：一类是效率市场的制度构建，另一类是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政治行政制度构建，两者统一于同一社会经济制度之中，共同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因此社会经济制度是由效率市场制度和政治行政制度共同组成的。由于效率的基本装置是市场，因此效率资源配置的基础也就是市场，即是说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市场体制的核心制度是充分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价格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是：

（1）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的制度保证；

（2）消费品和经济资源的获得由出价竞争制度保证。

前一特征保证了消费者和生产者各自根据自身的偏好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自动实现了双方各自的利益极大化。后一个特征保证了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帕累托均衡价格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因此，市场体制下的价格制度安排确保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优化状态。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通过价格竞争的方式得到了资源配置帕累托优化状态这个意外的结果。但是这个意外结果的获得是以产权明晰为前提的，这就是说，只要某个主体能够为市场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市场体制就能够通过价格制度的调节自动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由于国家天然就具有“暴力潜能”方面的绝对优势，因此，由拥有“暴力潜能”优势的国家为市场提供产权保护就比单个的市场主体分别保护自已的产权效率高，这就是说，国家存在基本作用就是保护产权。“离开了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产的分析”。

公共财政体制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生产什么公共商品

二是如何生产公共商品

生产什么公共商品，涉及到社会公众对公共商品的需求，关键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要符合社会公众的集体偏好，实现公共商品资源配置帕累托优化状态。但公共商品的需求偏好不可能像私人商品一样通过货币投票来决定.因为公共商品的生产成本只和社会公众个人支付的价格发生间接的联系——政府征收的收入和对公共商品生产的拨款是分开进行的，社会公众搞不清自己缴纳的收入中间有多少用于国防，有多少用于政府行政管理，又有多少用于司法设施等，社会公众所能感受到的只是自己的财政负担和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的满意程度。因此，实际中，如果社

会公众感受到财政负担是合理的，对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是满意的，那么公共商品的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如何生产公共商品涉及到政府公共部门的效率问题，关键是公共部门要以最低成本生产出社会公众需要的公共商品。如果政治家的决策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公共商品的真实偏好，而公共部门“生产”公共商品的过程又是不折不扣完全执行政治家的决策，以成本最低的技术“生产”出公共商品，那么政府提供公共商品就是有效率的。因为它既保证了公共商品资源配置效率，又保证了公共商品生产效率——X效率。

以上两个方面表明，要确保公共商品生产过程有效率，同样需要有对公共部门生产行为激励与约束的制度构建。

公共财政体制制度安排

1、要有确保公共财政体制有效运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是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石，没有它，公共财政体制只会流于形式，不可能实质运行。因为只有民主政治制度才能确保社会公众对公共商品偏好的充分表达，也才能确保社会公众个人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以民主的社会公众可接受的方式集合成为社会公众全体偏好。同时，也只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才能使社会公众集体偏好成为政治家提供公共商品的决策。反之，也只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才能使严重决策失误的政治家失去政治地位，从而确保各级政府首脑不唯上，不唯权，而只是对下负责——对选民社会公众负责。否则，公共商品的提供只能反映少数个人偏好基础上的所谓“国家需要”，公共商品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状况不可能根本改变。

2、要有控制政府支出的制度安排。政府支出是为公共商品的生产提供资源，因此政府支出制度安排要能够确保政府支出完全用于市场体制不能有效的公共商品的资源配置。这一方面要求政府职能必须从立宪层次上加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必须在宪法条文中划分清楚，政府行政及由此产生的支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否则属于非法行政和非法支出，其行为人的行为后果属法律制裁之列。政府预算必须成为规范政府支出的法律文件，而不仅仅是政府的收支计划。政府的一切支出必须有社会公众民主基础上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批准，相应形成政府预算的法律条文，财政部门具体安排政府支出拨款前必须向立法机关提交拨款的明确的法律依据，由立法机关审查通过才能据此拨款。另一方面要求有公共部门使用资源的有效监督的制度安排。要保证公共部门必须按预算批准的用途使用资源，把资源真正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商品而不是用于自身的享受上。这就涉及到财政对公共部门使用公共资源的监督以及审计部门对公共部门使用公共资源的审计，作出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要有对公共部门“生产”公共商品效率估计的制度安排。公共部门既是“生产”公共商品的职能部门，又是公共商品决策的信息来源，这使得公共部门既可能导致本部门预算规模的扩大，又可能把公共资源更多地用在自身享受而不是用于为社会公众服务，因此，建构对公共部门“生产”公共商品效率评估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财政体制构建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包括公共部门内部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对公共部门提供公共商品绩效评估的制度安排等。

4、要有控制政府收入的制度安排。政府为何要征收收入，从什么地方征收收入，如何征收收入，征收多少收入等都应有立法 机关批准法律依据。这就需要制定《政府收入基本法》，政府收入基本法是约束政府收入行为的根本法律制度安排。只有制定政府收入基本法才能从根本上约束政府公共部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所谓“三乱”行为。唯有如此，社会公众才能依法缴纳收入而不是依公共部门自己的文件缴纳收入，政府和社会公众分别享受收入基本法规定的权利，承担收入基本规定的责任，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清楚明白。《政府收入基本法》中要规定政府收入制度的立法权、解释权、调整权、征管权、收入使用批准权等，其中立法权、解释权、调整权、收入使用批准权属于立法机关，政府只能享有收入征管权。《政府收入基本法》的制定涉及到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涉及政府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推行，应当作为公共财政体制制度安排中的重要环节。

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五大着力点

准确界定政府职能，消除“三位”现象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界定政府的职能、限定政府的权力、让政府退出市场.当前，之所以还存在着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政府究竟应当行使哪些职能还缺乏比较准确的界定。各级政府尤其是多数地方政府仍将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把公共服务作为第二职责。不少地方政府直接筹划和投资竞争性项目，而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长期不足，缺口很大，越是基层财政，上述表现越突出，矛盾也越尖锐。公共财政还没有从它“错位”、“越位”的领域完全退出，而“缺位”的领域明显进入不足。在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主要具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要职能。过去政府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方面比较到位，但在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方面还相当滞后。因此，应对我国政府现有的职能事项进行逐一鉴别、筛选，这样既可以消除“错位”，把日益膨胀的机构减下来，激发出政府的活力；又可以消除“越位”，把政府不该管的、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务让位于市场；还可以消除“缺位”，把政府该管的、本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情真正管好。只有按照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要求去纠正好“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归位。

科学处理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国外经验和国内实践表明，要实现公共财政体制良性循环，必须协调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正确划分事权与财权，依法规范和科学核定收支基础，使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在责权利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政府间事权的划分是确保国家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政治保证。首先，事权划分是分税制财政体制完善的基本条件。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明确划分了各级政府的财权，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由于各级政府间的事权没有明确调整，事权与财权脱节，缺乏合理的支出范围界定，导致地区之间苦乐不均，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偏低等新的矛盾。其次，事权划分不清易于造成上下级政府之间互相推诿，致使政府的正常公共职能无法行使。所以，正确划分好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是非常必要的。

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时，应遵循受益原则、行政管理原则、国家利益原则。受益原则简言之就是谁受益、谁管理；谁制造危害、谁负责。行政管理原则就是对于无法用受益范围划分的上下级政府共同承担的经济行政或者社会行政事务，按照行政管理的一定标准来划分。如：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来决定；凡是一个省范围内的宏观调控，应当由省级政府来承担。国家利益原则是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高度出发，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协调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关系的准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旦国家认为有必要，则国家有权将划归地方的事权收回来。同时中央政府与上级政府有权对下级政府的各项具体事务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应根据各种公认的划分标准，尽快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将一些属于中央事权但地方财政承担支出的项目，划为中央财政支出，由中央财政承担；同时，属于地方政府事权范围的一些事务的决策权，中央应尽量少干预、不干预或在出台新的减收增支政策时，充分考虑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对不同地区的不平衡差异进行区别对待。按照社会公共需要确定，政府公共支出范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调控决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包大揽，而是按市场规则、适应市场要求办事。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来自全体公民交纳的税收，公共支出应主要用于“公共”领域。因此，应该按照社会公共需要来确定公共支出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支出：一是维持性支出，包括国防、财政机关、公检法司、基础教育、科研、卫生保健等支出；二是转移性支出，主要包括价格补贴、补贴支出等；三是公共工程性支出，指大型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支出。财政要逐步从建设性支出中退出来，只涉及从事国计民生的大型公益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维持性支出，财政只负责基础性支出，对公益性支出则由社会负担。

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必须继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作为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载体，应根据行使政府职能的需要加以设置。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是对我国政府管理机构的一次重大挑战。在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时一定要充分体现公共财政理念，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并根据行使政府职能的要求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体制，然后据此设置行政机构和人员配备，建立起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行政管理机构，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加强公共服务理念，提高政府服务水平

构建公共财政体制要求我国财政从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要求政府提供的主要产品就是服务，即服务于市场、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也就是说，公共财政理念的内在实质就是服务性财政，政府的根本职能就是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应改变自己的角色，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应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和投资决策权真正交给企业；把社会自我调节的管理和职能交给中介机构；把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依法办理。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是为社会经济发展间接地提供动力，其目的就是让市场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居民唱主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一步加强立法，建立富有成效的法律调整机制；进一步改进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方法，切实把政府经济管

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为社会和居民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

第五篇：中国官僚主义的缩影——苏联官僚体制

政法学院

刘常友

2009214392

中国官僚体制的缩影——苏联官僚体制

中国现行的官僚制度与当年苏联的官僚制度是何其相似。当看到关于苏联官僚制度的文章时，隐约能看到中国官僚的现行。在八十年代，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变革当中，中国选择了经济改革，选择改革中的软柿子，并取得成功，苏联着手对政治进行改革，导致自乱阵脚，走向消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完善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中国将获得更加长久的安定与繁荣，否则矛盾不知何时会转成解决矛盾最终行动。下面将大篇幅的介绍苏联的官僚制度，处于中国国情的人，也将在其中看到很多的现行状况。

从政治方面看，苏联解体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偶然因素与苏联长期存在并生长的官僚体制这一必然因素有关。

一、苏联官僚体制的形成官僚主义是指贪图富贵，脱离民众，铺张浪费等等贬义词。在整个苏联历史中，有两种社会组织态度：官僚的和民主的。第一种表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第二种表现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第一种态度代表党和国家官僚阶层的利益，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以社会主义为幌子，为自己牟取利益。第二种则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为人民服务。

列宁当政时，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但是斯大林时期，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完全公开性和一切职位经过选举的两个必要条件均被抛弃。在30~40年代，极权制度的具体表现为对意识形态进行统治和垄断、社会生活国家化及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这一模式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的一党制，实行三权合一的国家体制，实行行政机关自我监督机制。自此列宁的民主模式演变成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模式，初步形成了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套政治阻碍机制，伴随其后苏联历史直至解体。

实际上列宁的民主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官僚主义倾向，当政权一旦稳定，就倾向于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一套权力机构，政策由上层制定，下面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一模式逐渐从政党中扩展到整个社会。这些官僚阶层完全依附于上一级管理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形成了苏联特有的管理体制。

二、苏联官僚体制的顽固发展

斯大林模式阻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甚至强大到改变斯大林模式也变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但是斯大林模式在以后的的实践中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的权力。这就严重阻碍了政府的视野，使他变成了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时期，极力批判斯大林，并对官僚机构的臃肿和腐败有一定认识，精简苏联的政府机构，但是到执政后期，官僚机构再次膨胀，官僚主义生命力强大，仅仅是起到了某种冲击和修补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官僚机构并没有继续改革，反而倒回到斯大林时期的形式，实行干部领导任命制和终身制。这使领导干部老化，不正之风盛行，官僚体制得以更加顽固的发展。

苏联官僚体制是苏联政治体制严重变形的表现之一。一方面，权力代表机构从 属于权力执行机构，权力执行机构发生了官僚化，致使整个国家系统都在官僚主义的阴暗中;另一方面党与国家相对应，一党执政，党的等级制及国家的等级制，形成了脱离群众、脱离社会的专制制度。滥用权力，虚假道德成了党的官僚制度典型特征。苏共党内实行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遇到官僚体制——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国家，限制公民的自由，政治经济都是有上层决定，决策是少数处在核心的高级官员决定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从经济出发，但是受到官僚体制的制约，从而提出公开性和民主化，而这正是官僚体制所不能容忍的。改革遭到官僚体制的抵制，并加以利用，蚕食公共财务，把社会主义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中国现正处在改革政治体制的关键时刻，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政府人员腐败层出不穷，体制使无商不与官府勾搭，优秀科研人员看到中国大学的官僚化，叹息而跑到海外等等，官僚主义压制社会发展潜力。当这种官僚体制自身受到威胁，就会进行反抗，产生“森林效应”。官僚体制改革形成决议，但在实施过程中却被官僚主义的层层行政机构消耗殆尽。现实中中国政府上层制定的决策，往往是好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偏离预先制定的目标。某些官僚把自己的家属搬到国外，自己却在不断的开凿中国共产党这个船，这个船的破与不破对其影响不大，船在他们可以继续挖，沉了就到国外，未来拿着钱回到中国还是华侨受到尊重。也怨不得“凿船人”，制度设计中存在漏洞，在任何个人面前放个肉，只有极少数人会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坚守个人操守，而不去拿此肉，这种先拿肉，不出意外不断拿，秋后算账的事情大多都愿意做。但是想对中国官僚制度进行改革，又会受到已有官僚的反对，不改革则直至消亡。另外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须符合党内官僚的利益，因为决定党的领导班子及其政策的，不是党本身，更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已在政权中巩固了自己地位的官僚。

解决这种官僚体制，需要强硬人物的出现例如邓小平，并且改革应具有连续性。苏联有勃列日涅夫的倒退，也有戈尔巴乔夫仓促改革而导致的党内混乱，直至苏联解体。所以官僚体制的改革应循序渐进的进行，其反抗力量强大，所以不可一次性解决，需要一位强势领导人打头阵，改革中保持国内稳定，以后的领导人逐步进行改革。我们敬爱的朱镕基总理，曾进行过精简机构的努力，在打击官僚腐败方面，也做过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并被我们永远敬爱。但是机构改革就像弹簧一样，又会膨胀起来。希望即将上任的李克强总理，能够做些努力，对我们现行的官僚体制进行改革，让共产党这个“船”充满活力，带着中国人民航向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