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第一篇：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作者： 杨连旭 | 2005年09月22日11时08分 | 原始出处：燕南 |

人类是在与自然的矛盾斗争中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类，与自然形成了不同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人类的不同生存和发展方式，形成了人类的不同文明。

中华大地的天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决定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与自然界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与水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文明必然形成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社会发展的组织形式。

由中央集权主导社会发展，这虽然是解决水与人之间矛盾的最佳选择，但是却也由此产生了官吏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基本矛盾，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

（一）对于官僚主义，邓小平不仅深恶痛绝、恨之入骨，而且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地指出：

“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寻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页）

官僚主义的实质就是，随心所欲、滥用权力。

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观根源是，只顾自己名利、不管别人死活，这是主观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产生的客观原因是：脱离人民，脱离实际，这是客观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终极结果是：主观官僚主义由客观官僚主义掩盖着，形成政治腐败，直至政权腐朽无能，最终腐烂透顶，民不聊生，天怒人怨。

“官逼民反”主导着自秦以来历代王朝的兴衰。各王朝的灭亡原因，基本都是由官僚主义导致贪官污吏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投机专营、结党营私、瞒上欺下、排斥贤官能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造成政治腐朽无能，社会虚弱无力，引发民不聊生、铤而走险。

所以，清除官僚主义的能力就是执政掌权能力的标志。

能否消除官僚主义的特权阶级，这也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标志。当年，陈独秀曾指出：

“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75页）

正因如此，他才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

陈独秀的论点不幸被历史所证实。五十年后，“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就发动了自我政变，摧毁了苏共和苏联。

不仅如此，“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他们的腐败无能直接破坏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教育的腐败无能造成教育投入的效益低下，人才培养缓慢；学术的腐败无能导致科学技术投入的效益低下，科学研究的质量低劣；国有企业的腐败无能造成了国有经济的衰败，科学技术难以及时转化成生产力；军队的腐败无能导致军备松弛、战则必败；政治的腐败无能必定导致国家政权的腐朽无能、天怒人怨、离心离德、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 蜕变异化成人民的异己阶级，这个问题不仅是有着现实的可能性，而且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直接危胁。

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治“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那么不仅是“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而且还会养育出自己的掘墓人。

（二）官僚主义导致腐败畅通无阻、政治腐烂透顶、政权腐朽无能。

主观官僚主义者多数就是贪官污吏，他们信奉的是升官发财，必然结党营私、嫉贤妒能，由此官吏或者胡作非为、为非作歹，或者明哲保身、无所作为，从而导致政治腐烂透顶、政权腐朽无能。

家国一体的皇权专制形成的是社会政治理念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纲常，另方面是“千里做官，只为吃穿”的世俗信条。其中何去何从，这主要取决于皇帝的品行。

当皇帝官僚主义严重、昏庸无道时，升官发财的理念就蔚然成风，就实现了政治的产业化。当官职变成了商品后，升官发财就成为主观官僚主义者的行为准则，所谓“忠君报国”就毫无意义了。历史上，贪官污吏大多数是投降派和叛国者。因为他们只关心升官发财，并不在意其它。

不仅如此，贪官污吏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结成各自的利益同盟，不仅压抑德才兼备的各种人才，而且开展朋党争斗，形成社会发展的反动，造成国家政权腐朽无能、政治腐烂透顶。

于是，国家机器也就成了泥足巨人，一有风吹草动，便轰然倒地。

掌权者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掌权者的任人唯亲和卖官鬻爵是制造投机分子和贪官污吏的工厂。

晚清时代的中国之所以任由列强瓜分，主要是由于政权的腐朽无能。无论是早期的林则徐虎门销烟抗英，还是后期的娘子关守军抗德，都打得侵略者望而却步。这证明：中国军队完全能够打败侵略军。

经过“洋务运动”，大清帝国的军事装备在世界上也是堪称一流的，不仅有陆军60多万人，而且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六。相对实力，要远远大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

此时的中国，如若政治清明、君贤臣能，同心同德，纵然不能跻身世界列强，至少也让列强不敢小觑。遗憾的是，此时中国社会所固有的腐败绝症在大清帝国已经复发多时、病入膏肓，早就不再是腐败而是腐朽乃至腐烂的问题了。

梁启超指出：

“夫固用同此主义也，而俄何以不施诸英，英何以不施诸德，德何以不施诸美，欧美诸国何以不施诸日本？亦曰有隙无隙之分而已。”（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48页）

这个所谓的“隙”，就是人人痛恨却又不能根除的政治腐败。

（三）官僚主义导致天怒人怨，社会离心离德、一盘散沙。

集权专制家国一体，国家即皇家。皇家爱大家，大家自然爱国家。既然皇家不爱大家，大家为何非要爱国家呢？

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明信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大家只在乎皇家是否爱大家，并不在意谁家是皇家，且不论民族，不管国籍。历史上尽管有着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这些抗击异族入侵的英雄，但是更多的却是积极参加异族政权的知识分子和安顺良民。

“乾隆皇帝七下江南，皇家船队奢侈到了倾尽人间想象所能及的富丽堂皇，皇帝所到之处无不是地方官员进献来的人间宝物，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开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国终于裂开了它走向腐烂的第一道缝隙。

“到了光绪年间，效率低下、贪污成风、奢侈腐化等一切政治丑陋行为已经成为帝国官场的风俗，所有帝国官员都公开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着最丑陋、最肮脏的官场游戏规则：„官可价得，政可贿成。‟——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中最黑暗最肮脏的部分。”（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333页）

慈禧为了维护权力和满足奢靡，既玩弄权术，制造养护政治派系；又卖官鬻爵，挪用海军军费。这样，就导致政治从乾隆年间形成的腐败，道光年间形成的腐朽，达到了腐烂的程度。

其时，日本仅有陆军十几万人，海军实力在世界仅是位居第十六，只与北洋水师旗鼓相当。甲午战争之初，没几个人认为日本能战胜。

可是战前，北洋水师为了军费，利用军舰开展商业运输，提督丁汝昌以下趁势经商，全体将士声色犬马，既损耗了装备，又荒废了技术。

战端开启，首先李鴻章为一己之利，下令“保船制敌”，迫使水师放弃制海权；其次，陆军除左宝贵、聂士成等所属个别部队之外，淮军其它各部兵无斗志，从朝鲜至辽东、一路望风而逃；最后，两江总督刘坤

一、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其它各省督抚软磨硬泡，公然抗旨拒不派南洋水师和所属军队北上增援，形成了偌大中国只有北洋一师独抗日本全国之军力的局面。

结果，恰恰是中国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时，从天津进攻北京，面对着手执大刀长矛冷兵器的清军阻击，用了40天。

40年后，“八国联军”入侵，总兵力不过3万人，且各揣心腹事、互不协调，不仅联军统帅瓦得西尚未到位，而且还要留下万人固守天津，最多有2万人进攻北京，同样的攻击路线，面对着的已经不仅是人多势众，而且装备一流的新式清军，可居然在10日内就大功告成。

“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时，只有炮台守军独自拼死抗战，其他各军竟然全作壁上观，海军甚至不战而作俘虏；尔后只有直隶驻军参加抗战，东南各省竟然与洋人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就连坐镇山东、近在咫尺、执掌最精锐的现代化新军的袁世凯也公然坐视侵略者攻陷首都，打进皇宫。

当初，太平天国兴起，八旗军不堪一击，大清王朝岌岌乎危哉！那时，尚且有以僧格林沁、曾国藩、左宗棠、李鴻章为代表的大批官吏和知识分子效命沙场，力挽危局。此时的封疆大吏却拥兵自保、坐视国破，大批知识分子投靠侵略者。

当年，三元里的普通乡民揭竿而起，尚且能将英国侵略军打得一败涂地、望而生畏；可如今几十万的义和团和数万的新式清军却是一触即溃、顿作鸟兽散。

可见，此时大清王朝的政治已经达到了腐烂透顶，气数已尽的地步。

（四）官僚主义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往往积重难返。

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在有关变法的诏书中指出：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渐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733页）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就一针见血道地出了大清王朝和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根本所在。也就充分说明，政治腐烂的先进化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先进化，所有的先进装备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中国的强盛就取决于能否持续地清除贪官污吏，保证由德才兼备者执政掌权。

官僚主义及相生的官场腐败，这几乎成了中国社会周期复发的不治之症。为了严明吏治，历代王朝说教严刑、软硬兼施，几乎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

尤其是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是对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严法酷刑、特务监督、百姓扭送，只要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他就都使用了，甚至抽筋剥皮、成万的杀戮，可就是不能根除，大明王朝还是因此而亡。

清朝的雍正和乾隆二帝又反其道而行，实行“养廉银制”，可也是无济于事。就从所谓的“乾隆盛世”起，在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下，农民起义已成规模。

如果说明崇祯皇帝在上吊的衣襟遗书中指责官僚集团害民误国、还有推卸责任之嫌的话，那么清嘉靖皇帝诗中对贪官污吏的谴责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内外诸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尽尔曹！

由此可见，官僚阶级的腐败能力之强，就连乾纲独断、言出法随、权力无边的皇帝也是无可奈何。

对此，毛泽东指出了跳出这个“兴亡周期律”的方向：“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

所以，发展民主政治必须以强化民主监督为先导。

（五）官僚主义的产生就在于权力的无拘无束，消除官僚主义就在于拘束权力。所以，实行民主政治，相对来说，民主监督比民主选举更为重要。

正如潘维博士所指出：

“民主的多数决原则并不能帮助我们遏制腐败，也无法控制住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绝对权力无论是属于多数还是少数，都是人治的一种，都会腐败。”（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52页）

民主选举只是解决社会领导人的产生问题，不能解决权力监督问题。更何况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现有条件下的简单多数原则也不是包治政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民选产生的社会领导人也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他的实际表现很可能并不如当初亲口所许和人民所愿。

但是，只要有了民主监督的弹劾制即可及时更换领导人，制止恶化。这样的威慑力，就迫使当选的领导人不得不尽力顺从民意，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正因如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钱民主”，尽管是财大气粗者的天下，但是由于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民主监督，当选的领导人也决不敢肆无忌惮的违背民意胡作非为。

倒是民主监督弱化的国家，社会领导者一旦大权到手便有恃无恐、恣意妄为，劳民伤财屡禁不止、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就连反贪污贿赂人员也加入其中，形成了贪贿分赃的猫鼠同盟。

早在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中指出：

“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近两三年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有了明显的增加，在少数地区、少数人员中还相当猖獗。这些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往往是由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内的少数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的，有时还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有的甚至受到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问题远比一九五二年„三反‟时严重。”（《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43页）

时至今日，中国的贪官污吏不仅每年侵吞的金额竟然约占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分之

一、高达1.5万亿！而且大贪窃国，小贪剥民，官官相护，已初露官逼民反的端倪。

蔡定剑博士就强调指出，现在农村里群众闹事，砸乡政府、村委会的事情屡有发生，原因就是一些乡村干部为所欲为，不受老百姓的监督，任何一个基层干部都有机会可以盘剥老百姓。（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9页）

事实一再证明，仅仅是“江南无日月，神州有青天”根本不能清除官僚主义的腐败，只有民主监督才是官僚主义腐败的天敌和克星。

关于实现民主监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就开始付诸实践。

毛泽东的办法是，以群众运动为主实行群众路线。因此，自执政开始，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起了“三反”运动和“大鸣大放”运动，60年代又先后组织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直到他逝世。频繁的群众运动确实对官场腐败保持了强大的高压抑制作用，但是也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盛行，严重扰乱行政秩序和激化派性争斗的副作用。

邓小平的方法是，以法制建设的专业打击为主。因此，他组织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了国家的检察、政府的审计和监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这虽然抑制了派性争斗、恢复了行政秩序，但是却导致了官场腐败的恶性膨胀。

由此可见，既要有效监督官吏，又要稳定行政秩序，目前还是个二难选择。

（六）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苏维埃政权、边区和解防区的“三三制”民主政府，在建国后的民主政府，都开创出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明政治。

实践证明，有效监督官吏和稳定行政秩序完全能实现统一。

梁起超曾强调指出：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20页）

在集权体制长达两千多年的压迫下，惟权是从的奴隶主义必然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氛围。

不要以为仅仅是普通群众有奴隶主义，其实官僚的奴隶性乃至奴才性更是十足！

这种奴隶性也是形而上学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无权无势时的逆来顺受，另方面表现为大权在握时的无法无天。

奴隶性的两面性，造成了成了权力的威力与权力的监督相互矛盾。

社会是以一定的秩序形成，权力的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形成威力，组织社会活动。社会的和谐来自于社会的秩序，社会秩序来自于权力。社会处处需要秩序，社会权力无处不在。社会权力主导着秩序，社会秩序体现着权威。所以，权力具有维护秩序的本能。

权力既是对人类天性的普遍压抑，又是人类天性个体爆发的工具。人类的本性是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无法无天、无拘无束的，只是由于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组织起来”的要求，这才不得不收敛天性、服从权力。但是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格化的权力是以追求权力的无拘无束为终极目，不断追求权力内容、权利运用和权力威力的无穷大化的。

权力监督就是限制权力内容和运用的无限扩张，防止权力的异化。权力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社会产物，社会必然要求监督权力，把权力限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之内，防止人格化的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

权力具有抗拒监督的本能，监督本身也是权力，同样追求最大化。权力必然要求威力，权威来自于权力的内容和运用。权力人格化后的奴隶性两面性，导致或者权力绝对权威，监督绝对顺从；或者监督绝对权威，权力绝对顺从。不只是权力失却监督就必然产生腐败，而且监督泛滥就会使权力失去权威。社会失却了权威就失去了秩序，秩序受到破坏就必然损害权威；权力威风扫地，秩序荡然无存。

毛泽东“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大民主，普及分散了监督权，使监督权失去了监督而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普遍削弱了行政权威，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天下大乱”。

邓小平“让群众党员监督干部”的法制建设，回收集中了监督权，限制了监督权，普遍弱化了行政权的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无拘无束、无法无天。

（七）“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页）

这美好的心愿却被残酷的现实所无情地粉碎。

长期的集权体制养成了嗜权如命的中国社会传统，几乎人人都有自觉追逐和把持权力的本能。见到权力就如同苍蝇见血，到手的权力就不会轻易放弃。面对中央下放来的权力，大小官吏无不用足用活，有的竟然明目张胆地实行起所谓的“一把手负责制”，形成了“一把手专制”。

长期的集权体制养成“不怕官就怕管”中国社会的传统，“官大一级压死人”。几乎人人都有以权压人的本能，形成权力专制，造成社会畏惧权力怕“穿小鞋“的氛围。不要说工人和知识分子难以参与管理，就是多数同级副职也是甘当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于是，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和唯唯诺诺、甘做奴才成为官场的时髦。以往的国家统一集权，形成各地各级的分散集权，国家的总家长制变成了各地各级的分家长制，从大家长制变为了小家长制。改革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目的，而且还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行其道。

这样，在“天高皇帝远”和没有民主监督的条件下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官场腐败更不在话下。下放权力不仅没有能提高经济效率，反而导致大批国有企业亏损倒闭和基层机构人员膨胀。

所以，不管采取什么办法，最根本的是必须解决“人民程度未及格”这个老问题。

“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

“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之，及其人亡政息焉，……

“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整顿之，……

“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认为，什么样的国民产生什么样的官吏什么样的政府。无论是祸国殃民的官吏，还是腐败无能的政府，或是腐朽没落的制度，之所以能生生不已，就是因为国民素质低所导致。

正因如此，他提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45页）。

在此，梁启超道出了问题的本质。确实，不仅是有种豆得豆、种瓜得瓜道理，而且还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在奴隶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任你选择什么样的体制，也必然造成各种权力的无拘无束、横行霸道。

事实证明，在国民没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条件下，简单的简政放权不可能实现民主，只能形成以民主的名义和形式强奸民意。

（八）从根本上说，国民的政治文明的程度是由经济基础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于西欧的特殊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

首先，是在西欧封建领主制的无政府基础上产生的。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民间工商业主的经济实力强大到了足以与阻碍其发展的封建领主的实力相抗衡后，工商业主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城市的自治共和。

其次，是经过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形成了开放的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到了工商业主的经济实力强大到足以左右国家政治走向的程度，通过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成为西欧社会主流政治的。人民有了政治权力，自然也就自觉的关心和参与政治。

最后，是由于其所表现出的政治先进性，又为其它国家所自觉选择或接受。

也就是说，国民的现代政治文明程度不仅取决于国民与政治的相关度，而且取决于政治向国民的开放度。

中国的地理和经济特点既然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上层建筑，也就同时决定了社会政治文明的集权性。中国既不可能出现无政府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产生出足以左右政治走向的民间工商经济，也就不可能自然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制度。

所以，李约瑟博士强调：

“中国文明本身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很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在本世纪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在本质上是外来的东西。中国人自己决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他们不理解，而且越来越不需要，什么资本主义。”（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10月，第130页）

我国国民的现代政治文明程度之所以低，就是因为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权力。“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贫困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第623和624页）

集权专制的政治向国民封闭。无论是皇权专制，还是政党专制，专制政治是通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法理和乾纲独断的制度，实现了对国民政治权力的剥夺。

人民没有政治权力，自然也就不关心政治。虽然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化，实际上人民更注重的是“说了也白说”和“祸从口出”的现实，造就了“肉食者谋之，有何见焉”的社会氛围和 “莫谈国事”的国民理念。

通过大量的调查和考察，蔡定剑博士指出：

“我得出的结论是民主的事件是最好的民主教育，无论经济文化发展，选举人群的素质高低。”（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9页）

所以，只有用民主的方式提高民主的意识，用民主的政治提高民主的素质。将人民监督权力的权力具体化成每个人的权力，并保证这个权力的有效性。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保持协调的同步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发展。否则，上层建筑就会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既然是在通过自觉的行动推进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那么就必须同时自觉地推进政治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向国民开放政治。

（九）邓小平强调指出：

“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实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页）

国家和民族的先进必然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先进，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必然是政通人和、同心同德。赶超世界先进，尽管必须以实现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赶超先进为根本，但是却又不能仅仅是如此。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来也不是脱离社会而单独发展的，相反却是在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发展的。所以，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先进了，可政治腐朽无能也不可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谁都知道，权力失去监督就必定产生腐败，无限的权力必定产生无限的腐败，可是又由谁来监督权力呢？

权力来自并从属于体制，自然由体制实施监督。体制能否有效地监督权力取决于体制的效率，体制的效率来自于体制的能力和对象。

体制的能力是由体制的所能发挥出的智慧和技术组合而成，体制的对象规模是由社会活动的规模。当对象的规模处于体制的有效能力之内时，体制的权力运用得当就形成高效；当对象的规模超出体制的有效能力时，体制的权力运用不当就形成低效。

新中国的经济经济体制之所以曾经高效无比，就是因为：

其一、社会规模相对的小，“一五”时期只有156个重点工业工程项目；

其二、体制内积聚的是一世的人杰各显其能，所能发挥出的智慧也就达到了最大化。

所以，对象的规模处于体制的有效能力之内时，体制的效率达到了最大化。

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之所以是以下放权力为主，就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规模发展已经超出了体制计划的能力，导致了经济效率下降，只能把超出了体制计划能力的那部分经济活动从计划体制中分离出去，交由市场调节，形成市场经济。

正是因为体制的无能才下放了权力，体制也就不可能对全部权力实施有效监督。这样，所谓的法制自然也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必须也只有借助于体制之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监督下放的权力，民主监督的重要性即凸现出来了。

现实的问题是，从理论上说，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自然必须监督权力。可在制度上，权力是通过制度而实现了人格化了的具体力量，人民却是没有通过制度实现人格化的抽象概念。

因此，权力是无敌的，只有大权力制服小权力，没有哪个公民能监督权力，就连同级副职都奴性十足，更何况普通百姓呢。

所以，消除奴隶主义实现民主监督的关键是，以“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的气魄，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从法律和制度上将人民由集权体制下的弱势变为强势群体。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也只有实现群众路线和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专业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有机结合，才能在保持秩序和稳定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抑制官僚主义和官场腐败。

首先，将法制建设建筑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实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其次，将组织建设建筑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坚持定期的开门整党审干，才能及时发现和清除投机异己分子，纯洁组织和队伍。

又次，将官吏的查处至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因为只有能将专业反腐败工作的主要过程置于人民的严密监督之下，才能有效防治猫鼠同盟，这就必须实行科学的审判陪审员制、检察陪查员制。

再次，将社会的主要工作至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为此，必须实行人民代表的必须提案制和一定比例的基层人民代表轮流住会制，专司调查、弹劾官吏之职。

还有，至少是将现今人民代表享用的弹劾权推广到民间，落实到每个人，若干群众代表或一定比例的群众联名即可启动官员的弹劾程序。

最后，必须追究那些推荐和考察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高升的人的责任。

在官僚阶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高压下，人民作为集权官僚体制下的弱势群体只能是忍辱负重，形成了“莫谈国事”的理念。可是，一旦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就会出现“民之轻死”、铤而走险的局面。

如此循还往复，代代相传，直至国民政府。

这就是中国历代政治最大的教训！

至今，中国的政治实质上还依然停滞在“训政”阶段。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以对国家民族和历史负责的精神，放弃一切私利，以完善传统的精英治国、再加上现代的民主监督为主题，主动向着民主政治前进。这正是：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9页）。

所以，必须以“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理智，从法律制度上巩固提升人民的政治地位，从实践上培训涵养人民的民主素质；必须将反对官僚主义纳入政权的基本建设，“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时每刻都要讲，使每个同志对这个问题都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主革命先驱们的梦想，不负毛泽东、邓小平的期望！

第二篇：官僚主义是万恶之源

官僚主义是万恶之源

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劳模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被称之为“四风”。最近，反对“四风”被写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中。可见中央对反“四风”的重视和决心，也体现了反“四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四风”之首。解决“四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官僚主义。为何这样讲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一词在汉语中出现较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官僚一词，中国古代指在衙署办事的官吏。而“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辞海》的解释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

毛泽东给官僚主义列了二十种表现：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

１ 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

２ 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以上是有官有僚的官僚主义之表现。为官者应以此为镜，自行对号入座。

３ 回顾过去政府提倡为人民服务那阵子，我们的领导干部是有官无僚。以县级领导干部为例，大多像焦裕禄那样，与普通群众无区别。他们无特权、无专车，住房交房租，下乡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交钱交粮票。却时时处处为百姓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培养典型树样板，千方百计组织生产、努力改变着本县的落后面貌。

而现在，一些七品芝麻官却是官不大僚不小。山高皇帝远，干啥他都敢。贪赃枉法、享受特权，坐着百八十万的专车游山玩水。家离县衙几百米远。上下班也要车接车送。除了上厕所不坐车以外，什么赴饭局，会朋友，不管远近，凡是出衙门必坐车。专车也成了私车，除自己享用外，家人亲属人人沾光（就连县以下的局（科）长们也一样有专车）。这些县太爷们，检查工作坐车观花，布置工作夸夸其谈。一些人搞权钱交易，利用小城镇建设之机，与房地产商互相勾结。只要钱包送到家，你想在哪开发就在哪开发。无统一规划或有规划也不执行，嘴就是规划。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对群众上访避而不见。任职多年，辖区内经济无任何发展，自己腰包却越来越鼓，他们整日想的是保官、升官、发财。还有的为了保官，回避矛盾。认为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稳定，妥协就是和谐。这还不算典型的官僚主义吗？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官僚主义的危害。

反对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这个任务和斗争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因为官僚主义是生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赘瘤，是毒素和祸害，如果任由官僚主义滋长、蔓延，终将导致党和国家的覆亡。官僚主义是腐败的土壤，有官僚主义就必然要滋生腐败。从官僚主义到腐败有一个发展公式：官僚主义——特权——腐败。

４ 结合专家们的看法，概括起来，官僚主义有以下几方面危害：

1、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直接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党作为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即是脱离群众。人心向背，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要安身立命，就必须自觉、主动地去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党执政后，对权力资源的全面掌控支配，以及实际上形成的党和群众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往往容易凌驾于群众之上，忽视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紧迫性更是不那么强烈了。漠视群众意愿和要求，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就会滋生蔓延，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前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官僚阶层。有人估计，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严重脱离群众，从而被人民所抛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官僚主义侵蚀我们党风政纪，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繁衍。实际上存在的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例如一言堂、买官卖官、对领导的意见不能提、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等现象，都是官僚主义在背后发生作用。官僚主义盛行，在现实中就表现为放弃我们这个社会被法律、道德、文化、规律等因素所支撑的健康的社会秩序，从而侵害人民的利益。正是因为有官僚主义的存在，虽然国家不断地加大反腐力度，但这些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十分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其中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做了深刻析论，断言官僚主义是助长腐败产生的重要源泉。大量事实表明，一些地方的政策法规之所以无法落实，流于形式而无力无效，除了腐败分子人为地破坏法规、逃避惩罚

５ 外，官僚主义带来的管理不严、执行不力、扯皮推诿、放任自流等亦是一大原因。

3、官僚主义严重破坏社会公平，影响社会效率。一方面，官僚主义盛行意味着人情的力量永远大于规章制度，危害民主法制与公平正义。官僚主义“任人唯亲”、“任人唯财”，只讲私利，不讲公理，势必会影响社会的民主法制和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官僚主义会导致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这势必会影响工作效率。

近一年多来，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又一批的省部级官僚主义贪官纷纷落马。在高干层中产生了地震效应。但是打了老虎苍蝇未必害怕。

这里特别提及的是，不要小看县级的官僚主义。县级官员是地方的父母官，是当地的土皇帝，掌有一个县的党政财文和生杀大权。有的人把下属各职能局（科）的权利都收在自己手上，事无巨细，必亲自审批。无利不起早，当然不会白批。因为县级官员生活在基层，直接接触群众，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得清清楚楚。而群众又都视他们为党的形象。所以他们的官僚主义对党对国家影响更直接，更坏，危害也更大。

从古今中外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来看，无一不与官僚主义有关。有官僚主义就会产生特权，有特权必生腐败，有腐败就必然引起人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官僚主义不遏制，腐败不根除，就会亡党亡国。

上面谈过苏联的教训，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200万

６ 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但在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丢了政权。根源在于官僚主义。

最后，谈谈如何遏制官僚主义

关于如何遏制官僚主义，许多专家提出了多种很好的意见。我认为最重要的有四条：

一是真正交给群众监督权，让群众有话语权。政府定期听取群众的反面意见，而不是听喜歌、评功摆好。

二是重提为人民服务，使官员真正成为“公务员”、“服务员”。三是完善制度，取消特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特权是官僚主义通向腐败的必经之路，所以要千方百计加以限制，下决心实行官兵一致的制度。从工资、福利、待遇、住房、用车等各方面缩小官兵差别。建国初期，官兵待遇也有区别，但差别很小，因而没有特权阶层，不存在剪刀差和两极分化问题。而现在的工资按职务而定，待遇按职务来区分，住房更是不合理。一个县级官员调到外县，外县要为他安排住房。待他再调动或是退休时，该房便成了他个人财产。而普通工作人员只能用半生的积蓄来自购住房。专车问题不合理。下面的业务人员工作量甚至比当领导的还要大，但只能挤公交、骑自行车或步行去跑业务，哪怕领导专车在那闲着。

常言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领导者、掌权人享有与民众不同的特权，就不会体会到民众的疾苦。长官坐专车上班，就不会在机关或单位修建自行车棚而任凭干部们的自行车在风雨中锈蚀。北方有一个县，把供热公司和自来水公司都承包给了个人。副处级以上官员都免交供热取暖费和自来水费。长官免交供热取暖费和自来水费，就体会不到群众承受的经济压力。在热费、水费已是全国最高的情况下，仍然随意答应供热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的涨价要

７ 求。甚至帮助他们挑选听话的人员去参加涨价听证会，而把敢于替百姓说真话、会算成本帐的人员从参加听证会人员名单中勾掉。要求涨价的企业也很慷慨，愿意给参加听证会的人每人一万元酬金，以便顺利通过。那么县官得到多少呢？当然这种官僚主义的背后是直接的腐败。真可谓腐败腐败，无处不在。

四是，限制权力过于集中。有关人财物的事项要通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一人说了算。政府作出重要决策之前，必须报人大讨论和交政协讨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因为政府官员是为人民办事的，不能拿群众当草民，拿自己当家长，说啥是啥。要多点民主少点独断专行。

2013.12.6.发表在《榕树下》小说网、《烟雨红尘》小说网、《红袖添香》小说网、《百姓散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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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1、掌握什么权，获得什么利。握力谋利。莫过于此！问好！

2、官僚主义真是要不得。需要认真的改改了。问好！

８

第三篇：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是一对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同根而生、相伴而行。如果深挖一下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根源，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表现在思想根源上，它们都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价值观上，都是受个人名利思想和“官本位”意识的驱动，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或小团体主义；在具体工作上，两者都是事业心、责任心不强，怕吃苦、图安逸，对工作敷衍塞责。正是由于这种“近亲”关系，两者往往如影随形，一个地方只要存在形式主义，必定会有官僚主义出没；如果这里的官僚主义习气严重，形式主义也必然猖獗。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官僚主义者往往也是形式主义者。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式主义就其脱离实际、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来说，已具备了官僚主义的某些属性和特征，实际上就是一种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者就其尸位素餐、欺上瞒下，工作有名无实来说，本身又是一种形式主义。有时候，同一种表现，说它是形式主义也行，说它是官僚主义也可以；也有的在一种情况下表现为形式主义，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变成了官僚主义。比如，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单位单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喜欢搞各种华而不实的考核检查、达标评比，等等，这既是形式主义，又是典型的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相互利用、相互荫庇。从官僚主义这方面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形式主义的“催生剂”、“助产婆”。一方面，许多官僚主义者为了出名挂号，求官、保官，必然整天琢磨花花点子，炮制一些中看不中用的“经验 ”，想尽种种形式主义的花样，以求引起上级的注意；另一方面，他们长期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对下情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往往胡表态、瞎指挥，盲目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逼得下面无所适从，只好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来糊弄上级，以求过关。也有的领导，对下级单位的工作不是看扎扎实实的业绩，而是单凭场面大不大、花样新不新来评判优劣，导致下面一些人纷纷迎合，片面地在花样、场面上大做文章；而他们对下面搞的形式主义的各种东西，又往往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有了官僚主义的助长和保护，搞形式主义的人自然有恃无恐，胆子越来越大，一些人实际工作没干多少，却月月报成果，三天两头出经验，蒙蔽了上级的视线，妨碍了领导对实情的把握，致使上级领导和机关在一片“满意”、“放心”声中沦为官僚主义。而一些官僚主义者也甘心受这种“蒙蔽”，因为有了形式主义这个道具，他们就可以装潢门面，炫耀政绩，藉以制造种种轰动效应，达到挂名得彩、仕途升迁的目的。

第四篇：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

通过学习，我觉得反对官僚主义，就要在工作中力戒以下几点：

一、戒浮而不实。

干部不能浮在上面，脱离群众，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抓具体中心工作的贯彻落实，不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切满足于过得去；干部不能下基层了解情况，走马观花，蜻蜒点水，既抓不住问题更解决不了问题，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经验、新情况、新事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麻木不仁；在工作上不能漫不经心、敷衍塞责。

二、戒官气十足。

有些同志“官”大脾气长，官气十足、官位十足、官瘾十足、官相十足，官气熏人，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唯我独尊，常常用官话训人，用大话吓人，用假话哄人，把自己打扮成“了不起”、“管不起”、“惹不起”的特殊人物，使人望而生畏；不按民主制度办事，不愿接受群众监督，我行我素，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下半点异议，家长作风十足；一切凭个人意愿办事，作风不民主，爱搞“一言堂”，喜欢“一锤定音”，玩弄“一枝笔”，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听不得反面意见，谁批评一句就回敬一句，其行为是听到表扬眉开眼笑，遇到批评一触即跳；领导干部在克服官僚主义中的“官气十足”是非常必要的。“水唯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对我们来说，在岗位上要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但求事功，不事张扬”。锐锋产生于粗石，贵珠出乎贱蚌。要才高而不自满，德高而不自矜，功高而不自居，名高而不自誉，位高而不自傲，永远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些，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三戒浮夸虚绩。有些同志对上级领导“三分成绩讲七分，两成事情夸十成”，只讲“过五关斩六将”的功迹，不讲“走麦城”的教训，其结果“唇枪倒流三江水，舌剑独扫千人军”；贬低同事的作用，抬高自身的价值，把集体的智慧说成是个人的才干，把全体职功的功迹说成个人的功绩；有的人凡事为领导讳，把红肿当鲜桃，视溃烂为乳酪；在领导面前尽报“好事”，爱端“盆景”，展示“亮点”；对下兜圈子，捉迷藏，不讲原则，单位出了问题，靠送礼“灭灾”，靠贿赂打通，靠捧场掩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四戒结党营私。

为了个人利益，互相包庇，相互利用，重用会搞“关系学”者，埋没老实能干的人；不干事业，专门在背后议论、谈论、指责人，今天说姓赵的不是，明天讲姓王的不对；对靠成绩有进步的人，不是看人家的主流、本质，而是专找人家的缺点、毛病、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由此可见，官僚主义存在的普遍性、广泛性、严重性。在新形势下，官僚主义更是具有危害猛、大、广、毒、烈的特点，这些都会上我们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也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因此，对于新形势下滋长的官僚主义，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每个党员都要认真学习，深刻剖析，查找自己的不足，痛下决心，力戒官僚主义。

2014年5月8日

第五篇：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首先，官僚主义在新政权中存在有其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产生的，最早的一批党员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走出来的，“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因此，旧社会的观念、传统、习俗和作风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他们，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广泛存在着.其次，官僚主义在新政权中存在有其思想意识根源.一方面，官僚主义来自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日益凸显出来。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更是直接的指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他一再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另一方面，是由于党执政后部分领导干部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以功臣自居，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缺乏民主作风、产生享乐思想、脱离群众。再次，官僚主义在新政权中存在有其政治制度根源。但是，他只是初步认识到我国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与官僚主义的关系，只是从原则上提出来，并没有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后来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其正确的反官僚主义思想没有持续进行下去。，毛泽东主要强调了官僚主义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意识根源，新政权存在官僚主义现象主要是受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在这种认识下，毛泽东在部署反官僚主义的实践中注重运动反官僚主义，注重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改造。一九三三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③。这种官僚主义者对人民群众麻木不仁，对于那些损害群众利益的“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④。四是独断专行，强迫命令。这种官僚主义者，以为自己是领导，高高在上，不做调查研究，不同群众商量，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动辄强迫命令，“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⑤。五是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毛泽东认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是党内官僚主义的一种恶劣表现，1947 年12 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官僚主义包括贪污现象。”建国初期，他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三毛泽东为反对党内官僚主义提出的原则与措施走群众路线，通过增进干部与群众之间感情，使干部不愿变成官僚主义者，通过加强群众监督，使干部不能变成官僚主义者，这是毛泽东为防止党内官僚主义提出的总原则。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通过劳动密切与群众的感情。在57 年整风运动中，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政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⑩。对于那些硬要将自己与群众对立起来的人，则可通过人民群众的监督，将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不能搞官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反官僚主义的总措施。延安时期，党中央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建国后的“三反”斗争也是以整风运动的方式反对官僚主义，957 年又开展了以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960 年，毛泽东再次强调，对官僚主义“需要每一年整风一次。”瑏瑡具体措施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加强思想教育，营造反对官僚主义的社会舆论氛围，加强督促检查，从组织制度与具体政策上消灭官僚主义产生的土壤，以及欢迎民主党派监督等。毛泽东曾反复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强调从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开始，要加强对下级(直至最基层单位)的工作检查，要求“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瑏瑢。毛泽东认为，要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就应该从组织制度与具体政策方面入手，消灭官僚主义产生的土壤。他曾提出“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的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瑏瑣。在反官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一方面对坏的典型深刻批判，无情挞伐，同时重视榜样的作用，提出“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单位和个人。反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在理论上大力批判，在实践上坚决反对，认识何等深刻，态度何等坚决，力度何其排山倒海，但历史已经证明，反对官僚主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通过几次突击性的群众运动的“大扫除”所能清除得了的，而是一个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同步进行的长期任务。一方面反官僚主义的警钟要长鸣，我们应该“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如同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瑏瑥，否则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要春风吹又生了”瑏瑦。另一方面，既然克服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就不能害急性病，以免事与愿违。在对“文革”的反思与研究中，许多“文革”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一点也是研究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不能忽视的，而且对这种事与愿违现象的分析，恰恰有利于新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实践。

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它带给中国和世界的破坏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积极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在反思文革的教训时，应当特别注重今后的发展如何防止犯同样的错误。文革的错误只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在特定的情境中被放大而已，但是只要邓小平在报告中描述的这些情况没有被根本扭转，我们将无法断言若干年后的人们不会重犯这一类错误。首先，明确文化不是解决社会一切问题的法宝。五四以来，我们在文学大家和革命家的引领下，在“革命”话语的掌控下，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进行了无情驳斥，批判甚至毁坏，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着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勾当。文革一起，原本还基本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瞬间瓦解，5000岁月建立起来的传统价值观、道德基础、伦理观念彻底消亡，夫妻反目、儿女成仇、好友揭发、私下告密，人类心灵中最阴暗的一面暴露无遗，祖宗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甚至风俗习惯，都被全面系统地毁坏了。一句话：几千年的文明积淀，10 年间几乎荡然无存。但是，文化批判不但没有解决中国任何问题，反而使得国人因为信仰的丧失而变得极不自信，无所适从 反腐败和廉政建设

一、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先后设立国家检察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法律法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体制机制初步建立。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是一个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社会大变革的过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社会活力0 世纪90 年代，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21 世纪，中国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制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反腐败国家战略，整体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

二、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

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实践中，中国探索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先后颁布和修订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明确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抓好业务工作的同时，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对违反规定的，进行责任追究。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寓于各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同改革发展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保证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扎实有效地向前推进。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各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言献策、参与监督、揭露腐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以中国宪法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 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规定，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为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中国今后将更加注重法律法规制度的贯彻实施，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制定新的、修订原有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

四、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

中国按照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原则，逐步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目前，已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56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各监督主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配合，形成了整体合力。

五、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预防和治理腐败。针对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体制新机制，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六、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

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是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在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腐败行为，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

七、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教育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多年来，中国坚持不懈地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廉洁从政教育，在全社会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促使国家工作人员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洁的良好风尚。中国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制定《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中的廉政文化精华，以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书画展览和公益广告等形式表现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推出一批主题昂扬向上、时代特色鲜明、体现人文关怀的优秀廉政作品。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廉政文化活

八、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腐败行为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境的趋势。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共识。中国重视反腐败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主张在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尊重差异、注重实效的原则下，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互相借鉴，共同打击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