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笔记

第一篇：中国社会笔记

中国社会

导言 见笔记本

第一讲 社会身份与集团角色

社会身份——主要讨论的是在社会中扮演的公共角色。

几个关注的问题：

1，集团的身份和角色

比如说，士绅的消失——是消失还是转化？

2，权力的分化和结构的关系

比如说士绅和官员的权力是怎样分布的？——中国基层政府行为与士绅阶层的消失的关系。在传统社会，国家和士绅的权力的功能、类别、分化，治权领域的分化。是集权还是分权？

参见费孝通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皇权与绅权》

中国租税关系复杂，农民起义时抗租还是抗税，需要区分看待。

3，官僚和君主的关系 韦伯对于官僚的看法，把官僚放在现代化过程中来看待，他对比的是官僚制与其之前的统治形式——君主制的关系，探讨在从君主制向官僚制转换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官僚除了服务于君之外，还增加了新的服务对象——民，因税收的产生，君主与贵族富人形成对立，最终达成协定，引进官僚系统来执行协定，最终形成“君主——官僚——国民（富人贵族）”的管理模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发生了转型。

韦伯讨论的理想类型：随着时间发展，君权和官僚集团的权力发生分化，君权——》政客，关心权力的获得，通过交易来处理权力，代表支配性利益团体的利益。官僚集团——》公务员，中立于利益团体等冲突派别，稳定于专门的程序，根据资历、考试、技能产生和晋升，服务于国民。虽然官僚系统最终变成一个黑洞，但这一发展比起君主制仍是一个进展。在一些国家，政治变动可以频繁，但国家管理仍井然有序，原因就在于此。

参《叫魂》，孔飞力在韦伯的框架下探讨中国官僚和君主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是挑战了韦伯的理论。专制权力（君权）与常规权力（官僚）在中国并非不能共存，而是相互依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主子和臣之间的关系，君依赖于臣的原因是信息的获得而腻烦与细节，另一方面却对臣权感到不安，因此常通过超越常规权力在社会底层发起运动来重塑权威。臣方面由于没有安全感，采取“跟人而不跟规矩”和消极作为的作风，充分利用自己举荐的权力来编制保护网。君臣运动你来我往，循环往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问题可以被定义为行政问题，行政问题也可以被定义为政治问题。荐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

阎步克

4，知识分子

成为皇帝的老师——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古代知识分子没有专业分工，而是高低地位差别。对于文科知识分子（师，圣）是掌握规范性知识的人，与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匠）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和期待。

对近代知识分子角色转变的几大影响：

革命时期，近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一些投身于革命，一些跟随某些政客。革命使得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转化，从“圣哲”到“救国”，从“启蒙”到“革命”。权力和分派取代了知识和自由。李泽厚对此曾进行批判，救亡压倒启蒙。

解放后的政治运动。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对于知识分子产生冲击，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不再是“大师，圣哲”，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分化。拥有圣哲目标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并且知识分子共享的价值目标不再专一。技术性增强，政治性淡化。

多元价值

专业分工 市场化 ——》知识分子的变化

第二讲 社会组织

重点：中国社会组织的特点和变化，中国社会组织相对于现代性的组织有什么特点？

1，《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 ——农民村社

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农民村社，其基本特征有三：拥有的土地边界十分清晰；抑制个人的土地扩张；限制资源的流动。

2，韦伯——家长制（亚洲社会）

第一点谈到的主要是对外关系的特征，对内关系的特征主要是家长制，包括如下特点：独一无二的权威人物，一般是实物性而非货币性的报酬，权威人物往往是独裁者，是一种个人化的支配关系，森严的等级制同时又带有家长的温情。

3，许锒光——初级组织与次级组织

研究的视角主要看支配性的组织是什么，是初级组织，次级组织还是转型组织？ 初级组织和次级组织的对比：时间性，初级逐步发展为次级。性质上，初级组织是一种个人化、等级制的关系；次级组织则是非个人化和非等级性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没有发展出标准的次级组织，主体是初级组织。次级组织是民间的、非亲属性质的、自主发展的组织。

中国清末曾出现过次级组织，比如一些自愿的士绅集团、学徒组织、教会、同乡会、茶馆等，但后来的革命扫除了这些组织，最终被自上而下的统一的组织代替。在美国，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与中国不同，其中次级组织起到很大作用。为什么次级组织能够发展出公共利益？

费孝通“差序格局”，亲疏有别，派系和关系结构发展，造成不同派系中间的结构洞（Structure hole）和具有桥梁作用的人。中国的忠诚在于“跟人”而不是跟“某种原则”，但是“跟人”是否也能看作是某种原则。比如群众忠诚于毛，还是其思想体系和原则。

4，庇护关系 参见《礼物》。网状结构，上下级之间“照顾、优惠、保护”与“忠诚、服务、礼物”的交换形成的庇护关系网，相互都有特定的责任与义务，二者是“不平等的友谊”，但整体上是互惠互利的，提供各自所有的资源，交换自己所需的资源，是一种工具性和依赖性的关系，追随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联系对方，而非是因为同意对方的观点，因此是对人不对事的。这种关系是强调信用的，不能容许背叛。给予和要求帮助都是具有正当性的。这种组织的形成，并非由于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各自对资源的需求，这种关系是以个人身份组织起来的关系，团结性和内聚性很高，因此组织化程度高，中心人物的动员能力也很高。这种组织体系可以有效抵抗来自外部的掠夺。

庇护关系VS现代性的公共关系： 个人

非个人 特殊主义

普遍主义 工具性

价值、意识 非正式

法律化、正式 私下

公开 内聚

松散

等级性

职位分工（？美化）

5，组织化依附

《共产主义新传统》，国家通过工厂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国家通过它将权力渗入到社会基层，由此达成自上而下的一统制。如何实现？工人对工厂的组织化依附。

旧传统VS新传统，以1949年为分界：上下分离，士绅控制基层VS国家将权力深入到基层，从上而下控制社会。

V.Shue的意见与他不同，“蜂巢政治” ——》第6点

6，非正式组织 传统组织的现代性与现代功能 第三讲 社会关系/结构

一，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 林南在美国（现代）、台湾（中间）、大陆（传统）三地广发问卷，试图了解三地人际关系的共有模式及差异所在。

边燕杰研究：工人过节去哪儿送礼？能接触到哪些人？

1，西方思想中的重要部分，类似于国家、社会等。

这些研究都得先搞清楚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为什么总是二元分制，如公共、私人，国家、社会，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因为中国哲学是整体性的和谐的哲学，西方哲学则是斗争性的哲学：现实本身和设置的理想社会之间的斗争，正是设置了这种差别，现实向理想推进，才能够前进。如：理想国。

2，公共与私人：

公共——对整体的。大家都可以接近、共享的，不排他的，无区分的，正式的，有共同的规则。

私人——对个人的。排他的，有权利限制，隐蔽的，收敛的，封闭的，非正式的，部分的。

在中国，公共与私人的定义（观念）与西方不同。一个例子，市政府档案馆进入要求介绍信，因为档案馆是公享的，在这里，“公共”的涵义与一般的涵义即“不排他性的”，就不一样了。

3，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

公共关系——符合“公”的条件的关系。私人关系——符合“私”的条件的关系。

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中心决策点不同：决策点是某种大家共同承认的规则（通常是法律）还是私人？西方学者强调私人关系的发展对个人的保护性作用在于避免强权干涉。

社会学关注的重点是公共关系。韦伯认为，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现代社会法律的重大进展，它明确了不同领域的规则。

4，社会关系的中立化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虽然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经常移动，但公共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评价现代社会的去个人化？它是一种进步，因为使人摆脱了对于其他人的依赖，由此摆脱了他人对我们的控制。私人关系仅仅是内在的、情感的表达，而公共关系更是基于责任、权力的关系，因而更需要保护。公共关系具有功利性和工具性，“具体是谁”并不重要，私人关系则是个人感情和表达的需要，“具体是谁”很重要。

二，在中国，公共关系和私人关系的混合

这种混合有两个特征：1，规则通用？2，私人关系可扩张到公共关系，用于公共生活；同时公共关系也可扩张到私人领域，两者边界十分暧昧。——》负面影响：利用公共关系为私人牟利，也可利用私人关系为公共事务服务。由此造成的不公正性更大。正面影响：可通过私人关系来服务于公共事务，如在乡村社会。三，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

波纹型的同心圆。越近中心，越是表达性，不需要送礼；越远于中心，越是功利性，越需要送礼。——》越往外，越被迫。例如，林南的研究„„

A

B

C

D 四，公共关系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的公共关系有哪些发展？

V.Nee 的论文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财富占有基本比较平均，主要集中在公用的机构，由干部掌握再分配权力，如房子、工资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计划使得人们的差别不大。进入市场经济后，财富的再分配权发生变化，主要分配由市场来进行，干部群体的分配权力弱化，Nee预言，当时和未来，干部群体的身份和地位弱化，即掌握政治资源的这些人地位下降。而生产者（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相应上升，他们地位将逐渐强大，占有财富。中国的社会转型理论：Nee的3个结论——再分配经济VS市场经济

1）资源分配权力变化。改革开放后，再分配权对资源的控制力减弱，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不再由权力掌握，而是由市场掌握，权力的地位下降。2）市场动力发生变化。再分配经济缺少动力，缺少激励机制，（这个观点受到多方批评），竞争的目标是获得权力，而非创造性的竞争（知识、利润、技术等），也没有保护产权的激励机制。改革开放后，生产者的收入增加，中国的报酬体系慢慢流向“优秀的人”手中。

3）机会结构发生变化。改革以前，唯二的选择——干部or群众，当权者垄断性的权力，机会结构只利于有权者。改革开放以后，垄断性权力减弱了，其他的机会选择增加了，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角色，现在的机会结构更加多元化。普通人的机会、动力、地位增加，有权者则相反。

由此，Nee认为，中国发展的走向是由再分配走向市场，再分配中的获益者和市场中的获益者是相互弱化的，从公共关系来讲，是一个互克的关系。

对Nee的补充：干部和农民由于共具的某些因素（知识进步，学习，见识）可能都在增加获利机会等。

2，相反意见，对Nee的批评。

Walder认为，Nee不了解中国。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转型经济虽然发生了类似于Nee陈述的变化，但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并未削弱，反而巩固了国家权力（再分配权力），而非互为弱化的关系。社会财富在哪里？查看国家支出和民间支出的比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

Solinger类似于Walder的看法，提出“新合作机构。”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不同，中国商人缺乏自己的来源等，必须依赖于国家、政府。3，社科院陆学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调查与公共社会关系的变化。十阶层论，哪个阶层掌握着最多的资源？

第四讲 社会行为（主要针对中国）

一，情景优先/导向

在不同情景下，与权威的交流不同。中国人法律的判决是据情景而定，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身份以及法官对事件的看法。——》由此造成的批评：中国很难建立法制。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情景优先导向在中国社会正在弱化。

„„逻辑关系？两起案件：父母和子女之间联系的纽带是血缘or行为？

二，情感提升

情感提升意为：尽可能地通过一种方式来调动人们的情感。

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在于，毛很善于在自己的行为中注入情感，而蒋在公众面前则不显露情感，显得很拘谨，因此毛比蒋更容易贴近群众。和远离大众的精英不同的是，毛在情感上贴近大众，唤起和激发大众同样激烈的情感。在根据地、土改运动中，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为群众演戏、诉苦和控诉的方式来激发情感，用这种方式将群众压抑的情绪抒发出来，以此加强了和群众的亲切感。这个模式持续到后来，变成重要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共的法宝，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宣传性的鼓动性的工作。美军的军中娱乐为打扑克消磨时间等，而中国军队则有庞大的文工团。——》共同生活中的情感提升。

国民党的培养重点则精英化，没有那么贴近民众。在西方，情感则是和理性对立的，是非理性的一个部分。

引申：《山楂树之恋》中“纯情”与历史背景的反应，《杜拉拉升职记》电影改编失败在于只抽离除了个人的感情。优秀的影视作品在于透过个人的感情来反映社会和历史，如《平凡的世界》——》我加的~·~ 个人的情感是和社会、道德、经济、乃至政治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主角可爱、能够吸引人？生理上的东西是可以不断被替代的，精神上的原因则是不可替代的。主角相互吸引，走到一起的原因和由来，命运背景是什么——如《断臂山》。中国的文学作品都比较少地关注这一点。

三，关系依赖

一位西方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在私人关系中，情感反而不如关系重要。中国人能利用家庭成功地做成很多事情，尤其是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这在西方是做不到的。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能成功地使得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进入一个企业。利用私人关系来促进经济上的成功，这有什么机制？

在中国基层的集体化，表面上的集体的，然而实际上是非正式私有产权的发展。宗族网络在中国的发展最主要的是推动私营企业的发展，市场、信息、集资、雇工、核心决策层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亲属。宗族网络和私营企业的共变关系非常明显。

由此他认为，私人企业能够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和地方官员的暧昧关系，而是家族的网络资源。私人企业越和地方官员关系密切，则越是发展不起来。反之亦然。

在中国，强关系和弱关系在个人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信息的提供上，也体现在对于雇主的影响上。

四，信任

一位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度底，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他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符，由此受到一些批评。

社会资本学者举打保龄球的例子，美国人“独自打保龄球”，由此透露出信任感的下降，社会资本降低。

在传统情况下，约束中国人产生信任的机制是共同的生活、历史以及熟悉程度，后来发展为组织、单位的介绍。单位制弱化之后，社会的信任和约束下降了。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的流动和开放造成了信任度的底下。

孩子短期的照看凸显中国人没有公共的信任，请保姆公司还是请自己的熟人和父母。市场机制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个机制，信任的成本和违约的代价制约了信任的发展，如助学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方式不能再用来巩固信任了，而法律成为新的机制。

第五讲 社会秩序模式/模式

引——母亲给姐弟分蛋糕的例子。两种秩序。第一种是有第三方权威存在的秩序，第二种是由当事人双方合约形成的秩序，这种秩序冲突最小。另外一种秩序，永远是让弟弟吃大的，姐姐吃小的。（中国常有的秩序）

一，学者提出，影响秩序的要素： 1）权威（统一的规则）2）合约

3）对等的关系（冲突最小的秩序存在对等的关系）4）意识形态（参见“二元整合秩序”）

5）组织（国有企业在基层衰退的例子——国有企业作为基层的一个大细胞，它的兴衰极大地影响到基层的秩序和发展；回忆中国乡村社会，士绅为中心的一系列秩序体系正是通过它所控制的组织来实现的，费孝通提出的

6）权力——不同于权威，专指控制权，尤其是政治控制权《——这个思想来自于《利维坦》经典理论。大多数人统一权力对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两种思想脉络。7）社会网络/社会关系 如果社会资本多（信任强），那么冲突少，秩序好。

二，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 1，从客观上说，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结构是有正面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单一的社会结构与平均主义思想以及刚性（无法撼动的）的权力和权威——》社会冲突较少。

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异质化和多元性增强，需要一个利益协调机制。——不同的代表能够在机制中提出看法并影响政策，这个机制能够避免冲突极端化。一个秩序并非没有冲突，而是有一个能够协调冲突的机制。

2，从主观上说，为什么这个社会结构会被大家多同意？（目前尚未无统一定论）

社会机构理论的发展：

社会结构是客观的——》社会结构是由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组成。一篇文章提出几个影响结构变迁的steps：先锋者实践（社会上的不同意者）—》正当性阐述—》模仿和扩散—》广泛的认同发生，解释了秩序的变化和演进（秩序为何能和平而非颠覆性的变化）

三，中国社会秩序

引：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人天生不重视秩序，因此社会缺少秩序。为什么在中国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规则始终不能建立?

张静文章“规则的不确定”，中国的秩序模式不同于西方。

西方是规则模式，事先建立一个强硬的、明确的、公开的规则，用以保护秩序，每个理性人都会衡量，因此秩序增强。——》法制模式 然而中国的模式不同，中国模式被张定义为“利益政治模式”，其中，政治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采取的竞争性的行动，尤其是争取控制权的行动。与规则模式不同的是，利益政治没有一个统一的不可变规则，而是每次都需重新讨价还价，建立规则。竞争输赢是依靠力量、势力的对比来决定，而非恒定的规则来决定。“不是看谁有理，而是看谁有人”，利益倾向于势力大的人。案例中不同的赢家：企业家、村委会、企业主、农民。无法确定哪个群体总是赢家，但可以发现规律，势力大的一方容易成为赢家。——》利益政治模式

为什么法治在中国总是难以实行？——中国文化和历史不允许„„

第六讲 社会思潮

引：法国大罢工的思考-欧洲法团主义-理想类型

西方的利益协调机制：政党提出自己关于国家治理的设想和方案—用这些方案吸引民众—民众基于自己的利益去支持某个政策—政党候选人竞争国家领导人—投票选举来获得领导人职位，直接选举和精英（精英是大众选择而成的）选举一起进行，如有矛盾，由法院裁定。精英-大众-法官的制衡。这种机制的问题：形成一个长期而言的平衡的机制，通过选择来平衡多方利益。

一，上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史学家马歇尔提出理论——为什么要建立现代福利国家？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国家？

演讲内容：经济的发展以及两极分化，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冲突，代表分别为资方和工会，这种冲突可能使得社会面临着革命的危险。马克思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但是，马克思只注意到了经济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经济机制，在一些强劲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革命或大的**，因为有另外两项因素综合了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冲突，其中一个是社会机制——社会福利，另一个是政治机制——投票。1，社会福利需由国家提供，因为1）福利能够使得弱者得到照顾2）福利来自于公民的权利。因此，社会福利必须是由国家建设的一个公共服务，它综合了权利的不对等，保护和提高弱者的生存，从而使得经济体制能稳定地进步——》暴力变得不重要，有秩序地改变成为主流。他的权力被总结为“公民权责”体制，形成基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体系。

二，中国的状况

中国的情况很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早期的预言，在政治权利的实行上，听证会起着一定作用，但目前的关注主要停留在微观的具体的层面上，其中有意识形态的障碍，理念上的障碍，体制的障碍，也有技术障碍和社会发展的障碍。《——社会的分化和组织化、公开化尚未成熟。

西方学者曾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利益协调机制，只有控制和压制。《——疑问，为什么这种状况不爆发反而能长存？——》寻找社会中存在的不同于西方的利益协调机制：基层工会的作用(虽然较弱但是仍发挥作用)，可以讨论的问题：工人的奖金、分房即其它有关福利备案。

第二篇：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新趋势

21世纪是一个“文明大转换”的世纪。21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变革：社会成分日益复杂，社会结构再度调整，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在社会职能不断转变与完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里涉及到在包括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生活、医疗、教育、服务、调节等广泛领域中去实现人与社会和谐一致，促进社会进步的专业与实践。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者，面对社会变革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必须去了解、去适应、去解决。

中国社会工作政策研究上的新发展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产生之日起，各国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等都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掌握专门知识的人去具体实施，并使社会福利等朝着社会工作研究指引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作为活动的准则、作为调动和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有了长足进展。政策理论研究，亦结合各国的实际正逐步深入。中国的社会工作开展尤其是政策的研究，自20世纪初，中国的欧美留学志士，就对社会工作开展及政策作了探索。但牵涉面是局部的，发展是缓慢的。新中国成立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障、教育、保健、服务、行政等社会工作政策上，一方面注重对个性的政策规定，另一方面更重视诸多方面的政策理论研究。发展意味着在现实基础上的提升。随着社会各层面的深度改革，稳定、和平、公平、效率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弱势人群追求，这促使社会稳定机制的必然完善，更意味着作为有效机制的社会工作新政策、新制度的必然安排。根据社会工作的鲜明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针对我国社会工作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求的事实，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模式和政策研究水平，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在政策上必将有一新发展。

一是根据不同内容，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保障体系。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社会保障体系“在„九五‟期间，要加快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今后15年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城乡差别的社会救济制度将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21世纪，社会互助政策、法规将臻于完善，工作机构和运用体系趋于完整，形成规范化的社会互助制度。加强社会工作考量及服务评估制度。确立社会工作者应有的职业定位，在法律（制度）保证下开展工作，制定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教育规划规则等等。

二是鉴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现实，采用灵活的政策制定形式。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海岛、到农村、到山区，我国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而我国各项政策面向法制化，是21世纪一个发展趋势。在利用现有的政策资源，在引进、消化、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政策可以制定比较规范的法律、法规，以国家行政机关颁布的形式固定并实施。社会工作政策也可以针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存在的差异性，以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实施范围相对限制的相关政策。社会工作政策还可以注重专项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如结合社会工作资源与特点，民间群众团体制定一些适用于团体内部的条例、规定、指示，具化为符合社会工作对象特点，操作性强的要求、方法与措施，并在实践中完善。如中

国志愿者活动，经过几年的发展与运作，就很有必要将之制度化，健全机制，有明确的章程制度、志愿服务站、扶贫接力、社会招募等志愿服务项目完整的运行规则和制度。

三是提高社会工作政策的实施能力。改变多头管理的现状，向统一管理机构发展。改变政策制度的实施机制与监督制度较为薄弱的现状，执行与监督分设，加强法制责任制度。改变当前政策实施范围大部分局限于城市的倾向，面向广阔的农村新天地，扩大政策有效覆盖面。在实施过程中，时刻接受社会工作实践的评判与检验，及时作原有政策修订、补充与丰富。及时注意与社会各项政策的配套与衔接。

中国社会工作地域研究上的新扩大

一是城市社会工作新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研究。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却未达到工业化初期水平。调整社会结构已是当务之急，亦是趋势。国家也要加大力度，采用适当的政策加快城镇建设。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个体心灵封闭日益加深，心灵对可以产生共鸣的空间需求日益强烈。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不能保留原来的自我，他们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认同，增加“人”与“域”之间的契合，这对社会工作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21世纪，作为城市基本细胞之社区，随着其功能的完善，人们对社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无论采取诸如“新老楼区结合”、“现代化小区”、“高层建筑”、“企业封闭小区”等模式，社区都离不开地域条件，因地理环境（自然的、文化的、经济的）、人员结构的差异而各不相同，社区工作要正常化、健康化、持久化。这是社会工作新的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

二是农村（包括海岛、山区、水乡）区域社会工作新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研究。在侧重都市社会工作研究同时，另一个现今常被研究者所忽视的社工领域占地球版图相当大比例的城市之外的农村，包括海岛、山区、水乡等区域社会工作研究，在21世纪，将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领域。各个社区将要根据不同的区情、县情、乡情来确定自己的特色定位，探索建立具有海岛特色、山区特色、水乡特色的社会工作新路子。同时，为大多数人谋求利益的社会活动必须在各地方得以实践，像健全农村保障制度的建立，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者的合法权益，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农村区域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究等，都将是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化研究新趋势

一是加强社会工作对象社会化研究。人的社会化，是人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与周围他人的联系与互动，不断反映并调适与他人关系，形成人的社会属性，促其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21世纪人的社会化的内容形式将更为广泛。从20世纪的“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乃至更高层次的社会活动家，21世纪人的社会化，突出表现首先是融入市场，在更为激烈、更为成熟的市场竞争中，具备更深蕴意；其次是走向社会，21世纪将改变20世纪以来的个体在社会上有单位行政领导，在家庭中依靠家长亲友的状况，跳出行政与家庭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体系，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实现文化的融合、心理的归依，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新的和谐。社会工作一个突出功能是整合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协调关系，摆脱困境。因此，在人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针对上述特点，针对人们在教

育、生活、就业、成才、社交等方面的需求，应使“多数人为少数人服务”与“少数人为多数人服务”相结合，遵循个人目标与组织相一致的原则。如社区工作的开展采取联合体、联络站、联谊会等多种形式，不仅仅从管理性、保护性上服务，更从发展性服务着手。

二是强调社会工作的社会化工作程度。社会工作主动参与性与社会化工作程度有待提高。如作为21世纪文明标志的环保问题，其关键是建立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机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仅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监督，更是一种有效的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社会工作的社会化理论，重要一个方面是意欲寻找社会工作的主动参与的准确契合点，以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三是探索社会工作的社会化工作模式。这是近年来形成的创新思路。针对人们的衣、食、住、游、购、娱生活领域的无限拓展，社会工作模式值得探讨。如今后社会工作中，政府突出作用相对减弱，但其作用发挥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并持续，因此，要发展社会化的、具有一定独立资金与资源的民间机构并探索新型的工作机制。如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又如社区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要增加感召力、号召力与影响力，建立社区工作社会化、自治化的工作模式，形成行政化向自治化发展的态势。

中国社会工作“网上社区”研究新动向

21世纪，更加丰富多彩的Internet吸收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士尤其是青少年成为“网友”，使他们沉湎于“网上世界”。他们为了过网瘾毫不吝惜地加大投资电脑硬、软件。“网上一代”在网络中获得知识、交流思想、参与活动。一个“虚拟”的社会大群体现实地存在着。面对由此形成的更机械的、冷漠的和功能的人际，如何建构“网上社区”结构、机制和功能，把“网上一代”引向高雅而不粗俗、通俗而不庸俗的方向发展？

社会工作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和“网上社区”的特殊性，突破行政管理区域，通过建立“网上社区”，发挥其正面效应。社会工作介于以法律、法规、行政力量等对个人与社会实行强制性干预和以舆论宣传、思想信仰、伦理道德等力量对个人与社会产生导向性干预这两者之间，而网络，其涉及领域宽广，很难用完全一致的法令法规去约束网民的行动，何况，“网民”更具有匿名性、间接性等特点。社会工作“网上社区”社区工作的开展由此更具挑战性。“网上社区”社会工作因此更应注意强化对策性研究，找问题、摆原因，更要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缓解矛盾。“网上社区”的工作思路要突破传统在封闭环境中建立的说教式的意识形态，结合传统的工作方式与思维模式，采取灵动活泼的形式，融入“网民”生活，激活“网民”的主动性与参与性，不断放大、增加认同感与归属感，并可探索在新领域建立相应专业化的“网上社区”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广东深圳市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架设在互联网络上的“深圳青少年网”，面向青少年，面向全社会，通过开放各种学习培训、法律辅导、心理咨询、就业指导、婚恋家庭、健康生活等信息网点，设立“网上文学社”、“网上学院”、“网上义工站”，将这纳入大范围的、普及的社会工作渠道。浙江湖州团市委推出的“湖州之窗”、“读书网”等，亦发挥强大先发优势、领域优势，“寓教育于服务”，做好引导青年、教育青年与服务青年的工作。

“网上社区”的社会工作必须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提高其响应速度、服务效率。将计算机管理、信息网络技术、中介服务、城市救助、再就业等内容引进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以最快捷方式，最大程度满足成员要求，使信息资源、服务资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

中国社会工作者专业化与职业化研究新态势

目前，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工作实践者对社会工作的认识是有距离的。政府部门多从社会工作管理层面来考察，专家学者多从学术、理论高度进行分析，社会工作实践者多从教育、服务细节入手。如何使这三方面有机糅合，使理论研究、实际操作与对策性研究相结合，形成“三位一体”的统一状态？根据国情，应经常组织由党、政、团、院、所等人员参加研讨座谈会；组织省、市、区社会工作的经验会、理论会、观摩会等，使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培养造就既具有科学理论，又具有实践经验的成功职业工作者。

社会性工作必然以人为本，以前述的社会化为基础，以法制化为保障，以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全面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人才效益。

一是院校的专业建设。建立并扩展专门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院校，安排实用可行的系列训练课程，加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在学科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培育学术环境、气氛与条件，为人才的成长与学术的成熟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尚处于恢复发展初期，专业教育的现状远未达到现实对专业的需求（如浙江省）。在高等院校中，应大力加强学科建设，拓展学科领域，扩大招生对象，广泛吸引有志于社会工作的青年学生，使之真正地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用社工的方法和价值观去应对实际问题，从而走专业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二是专门机构建设。建立有专门从属的社会工作团体及下属从事各类福利服务的机构。既让专业教育的社会工作者有专门的实践部门，又为社会工作者提供职业岗位，壮大专门从事社会工作专业的骨干队伍，并为社会上热心于社会工作的义务者，创造他们投身于社会的大服务中去的有利环境，使之在参与和体会中得以成熟。

三是专业制度建设。建立公认的职业守则和保证守则被执行的审核与证照制度。建立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工作程序和必要的职业权利保障。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者的录用与聘任制度，建立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等等。唯有如此，社会工作者才能不是单凭爱好、兴趣而业余的、义务的，亦使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有切合实际的政策依据、法律依据，更让政府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监督如社区等的工作与对象。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社会工作者以其专业化、职业身份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使社会工作不只是专业化的解困救难手段，更为保障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专业功能。

第三篇：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其的引领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它自身的科学性，也更由于其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而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20世纪上半叶，也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鼓舞下，各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许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抓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推翻了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在这些国家中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国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团结亿万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国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拜金主义盛行、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等等问题，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科技信息化的发展，非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蔓延，各种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和思想观点不断滋生，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首先是对于广大群众，意识形态的引领必须十分注意方法。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但是多年来效果并不理想。这固然与大环境中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关（它们的克服要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制度的完善），也与我们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工作不力有关。我们过于强调灌输，但是在循循善诱上还很不足，结果是形式主义严重，教师本身就言不由衷，学生就更不当回事，甚至产生反感。理论和实际的脱节使之往往一到社会上就会显得软弱无力。

其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更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能否主导社会舆论的问题。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对舆论导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媒体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通过媒体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从而谋取自己私利的最大化，也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特点。与此相应，媒体的各种恶意炒作也就成了一种通病。商业文化的泛滥，文化的低俗化、庸俗化，乃至色情、颓废、暴力等等不良文化充斥在媒体上，成为社会的公害。媒体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保持自己的公信力，如何起到正确思想引导的作用，实在是场严峻考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句话在今天更加显出了它的实际意义。“唯一准则”、“最高准则”，已经被一些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的人丢到一边去了，在市场大潮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和认识之不足，这些部门的指导思想、改革设计乃至制度安排偏离了邓小平所说的原则。这些偏离已经造成了不少恶果，引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最重要的是是无序的社会意识形态掏空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30多年社会转型将中国社会从大一统的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社会自主空间渐渐扩张，社会意识形态慢慢生长。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物质欲求以及个人利益的觉醒。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饱受极端禁欲主义以及畸形集体主义之苦，强迫人们去追求所谓杜绝私心、私利的“道德乌托邦”，矫枉过正，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崩盘。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社会意识“收复失地”的过程。但是，社会意识的扩张不是理性的，存在一种报复性的反弹，过去那些被压抑的欲望和意识，以加速度的方式疯长蔓延开来，充斥于各类社会空间。这种非理性蔓延会抑制理性的生长。“狭隘的极端主义”、“诡辩的相对主义”、“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即是这种非理性的社会心态。理性是社会意识的清醒剂。失去理性支撑的社会意识，一旦蔓延开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它与愈来愈峻急的社会情绪结合，形成巨大的解构力量。

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着这样现实：价值共识缺失，找不到价值，即便有，也是局部性的，不稳固的。在价值判断问题上，对于个人而言可能是理性的，表现为在个人利益的算计上往往是清醒的；但对于社会共同体而言，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为没有办法把一个个原子化的价值个体用一个共同的价值纽带联接起来。个人的理性与集体的非理性并存，造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极端无序性。而且，这种无序的社会意识对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良性发育是不利的。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在中国社会起引领作用，需要中国共产党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由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正确理解，一些人以为和谐就是一团和气，不能讲斗争，甚至也不能进行批评了。其实不然，和谐不是没有矛盾，也绝不是不要斗争，而是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在人民内部绝不能搞残酷斗争；人民内部也会有犯法的事情，这些要由执法机关依法处置；人民内部的不同观点和意见，则必须通过“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摆事实、讲道理，不以势压人，也不能采用无限上纲的方法，是人们相互学习、相互批评，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净化自己灵魂的方法。这些年来，我们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少了，庸俗的作风多了。它是导致社会正气不足、歪风邪气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以团结和进步为目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把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落到实处，解决好人们思想上的问题和疑惑；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积极向上的氛围中，既活跃思想，又逐步形成共识，心情舒畅，和谐相处，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实现而奋斗！

同时共产党是我国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代表，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要首先加强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和领导，确保指导思想的一元化，防止多元化的思想侵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阶层，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领导阶层的丧失。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共产党的身体力行，定会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辐射力，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加强党的建设，不仅仅是从理论上提高，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定要克服现在社会中存在的领导干部只注重理论，却不付诸行动的现象，否则，不仅不会起到作用，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为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历史经验告诉了我们宣传文化阵地的重要性，你不去占领，其他思想就会去占领。我们要牢牢控制住各种文化传播途径，尤其要加强网络管理和监督，绝不给错误的思想意识提供传播途径。另外，过去我们在宣传方式上的误区，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形象，所以，我们要改变宣传方式，注重理论宣传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注重宣传要适应时代的变化，一定要注重现实生活的实际意义的重要性，将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第四篇：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王俊秀 杨宜音 陈午晴2008-09-30 23:08:0

1社会心态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感受、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心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了解社会心态不仅对于了解社情民意、社会热点以及公众情绪非常重要，而且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前提。

本调查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抽取7063个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居民户中按规则随机选取1人作为被访者，由调查员手持问卷对该被访者进行访问。调查时间为2006年4～6月。本文主要涉及公众对社会状况的感受、主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冲突。

社会感受

（一）生活压力感——遇到最多、感觉最大的生活压力来自经济方面

近年来，教育、医疗、住房负担过高是民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调查显示城乡居民遇到最多的生活问题是“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其次是“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再次是“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比例分别为51.3％、45.5％和45％；排在第四到第六位的生活问题分别是“人情支出大，难以承受”、“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 和“家人下岗失业或无稳定收入”，比例分别为34.8％、34％和30.1％； 排在第七到第九位的生活问题是“社会治安不好，常常担惊受怕”、“社会风气不好，担心被欺骗和家人学坏”和“赡养老人负担过重”，选择的比例分别为24.5％、23.3％和22.3％；选择比较少的问题是“家庭成员有矛盾，烦心得很”和“家人与邻居有矛盾，担心发生纠纷”，比例分别为9.8％和5％。城乡居民对所遇到的压力评价由大到小的顺序是住房、医疗、下岗失业、教育、家庭收入低、赡养老人、人情支出、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民众感到生活压力大的依然是经济压力，其次是社会压力，人际压力较小。

（二）社会安全感——食品安全感最低

安全感是人们对于目前处境的一种主观判断，是一种面临风险大小的判断。调查发现，居民安全感最高的是个人信息、隐私安全，最低的是食品安全，其他各项由高到低分别是人身安全、劳动安全、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

居民认为食品“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2.6％，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46.4％，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36.7％。认为医疗很安全的比例只有9.5％，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2.9％，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26.7％。认为交通“很安全”的比例仅为11.7％，“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2.8％，“不大安全”和“很不安全”合计为32.3％。认为财产“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8.4％，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8.8％，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20.2％。认为劳动“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7.2％，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60％，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16.9％。认为人身“很安全”的比例只有20.3％，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60.1％，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17.2％。认为个人信息、隐私“很安全”的比例只有21％，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6.9％，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11.3％。

（三）社会支持感——家庭、亲友是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

社会支持系统是指人们遇到困难和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时可以得到获得建议、指导、鼓励、帮助的社会性资源。社会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社会压力、改善情绪和行为反应。调查问卷中民众感受的社会支持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分别是“家庭”、“家族、宗族”和“私人关系网（朋友、同乡、战友、生意伙伴等）”，“家庭”介于“帮助较大”和“帮助很大”之间的水平，“家族、宗族”和“私人关系网”介于“帮助较少”和“帮助较多”之间，属于有帮助水平。而其他机构和组织中“社区组织”、“工作单位”、“地方组织”和“党组织”得分稍高，但得分水平介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之间。

这一调查结果说明，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系统较弱，城市单位较强的社会支持功能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下的社会支持功能弱化，而民间团体和组织还没有发育，使得家庭、亲友这些传统的社会资源仍为社会支持的主要力量。

（四）社会信任感——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

信任是人们对他人或者组织未来表现的推测，与个人的信心和预期有关，这里的社会信任感是指人们对于所调查的社会组织、社会角色、信息来源是否可以信任的主观感受。

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接近很信任，而对法官和警察、地方政府、信访机构的信任程度接近比较信任水平，消费者协会等维权组织、社区组织、环保等公益组织的信任程度与之接近；信任程度更低的是行业协会、宗教组织。在信息获取上政府新闻媒体、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的信任程度高于互联网信息和小道消息。

（五）社会公平感——制度公平高于机会公平

社会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公正性。

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对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接近比较公平。公平程度最高的是高考制度，其次是义务教育和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最不公平的是城乡之间的待遇，其次的不公平是提拔干部、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待遇、社会保障和财富分配。综合起来看，民众对制度公平感评价较高，而对机会公平感评价较低。

（六）政府工作满意度——对社会保障最不满意

调查中为了了解民众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问卷设计了包括如下方面的问题：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救助、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科技发展与推广、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依法办事、发展经济、实现社会公正十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政府“义务教育工作最满意”，对“社会保障和救助”最不满意。

群际关系

（一）干部与群众——干群关系被认为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

调查问卷把社会分为不同的群体类型，“穷人与富人”、“干部与群众”、“城里人与乡下人”、“雇主与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了解城乡居民对不同群体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可能性的判断，推断不同群体矛盾和冲突的存在程度。统计结果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雇主和雇员，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

调查还显示，公众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差距是最大的，50.7％的人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最大，17.5％的人认为干部和群众差距最大，9.5％的人认为城里人与乡下人差距最大。

虽然被调查者认为穷人与富人差距最大的人最多，但认为干部和群众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的人却最多。调查显示，有71.4％的人认为近10年来国家干部是获利最多的群体，另外还有49％的人选择了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按照民众一般的理解习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经营者也被视为“干部”，这一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公众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公众认为干部更多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拉大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再考虑到公众对于部分干部腐败行为的痛恨，公众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

冲突就不难理解了。

被调查者对不同层级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评价不同，最基层的村（居委会）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总的表现比较融洽，“很融洽”与“比较融洽”两项合计的比例为72.5％，乡（镇、街道）干部和群众关系两项合计为53.8％，县（市、旗、区）干部与群众两项合计为40.4％。由于县（市、旗、区）干部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比较少，有更多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不好说，而相应地选择融洽和不融洽的比例都低于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二）穷人与富人——致富归因影响贫富阶层关系

在一个三选题中有10.87％的公众把“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列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重要社会问题中的排序中列第三，综合三个选项，有33.05％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更多的被调查者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最大，但穷人和富人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可能的被选比例却排在干群关系之后。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这与人们如何看待富人致富的原因有关，与如何理解富人致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有关。

总的说来，人们对于富人致富的归因中包含了积极的因素，如承认富人致富的努力和能力，以及教育程度，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把富人致富的原因作负向归因，作外在归因，这就使得人们在与他们进行社会比较时更容易产生不公平感、不公正感，怀疑富人致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成为贫富阶层冲突和矛盾的隐患。

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

（一）公众视野中的社会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的社会因素。那么，在公众视野中，各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究竟如何呢？

有57.32％的人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是重大社会问题，33.13％的人认为就业、失业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33.05％的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重大社会问题，28.04％的人认为贪污腐败是重大社会问题，26.39％的人认为养老保障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19.71％的人认为教育收费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有五个问题属于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如13.34％的人认为住房价格过高是重大社会问题，13.16％的人认为社会治安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10.44％的人认为城乡、地区差距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10.08％的人认为社会风气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而对于进城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问题、干群关系问题、司法不公问题、征地拆迁补偿不公问题、卖淫嫖娼问题和劳资矛盾等问题，只有10％以下的人认为这些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

（二）矛盾、冲突化解策略

1.社会矛盾和冲突

调查中调查了公众对于不同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应对方式，问卷中把社会矛盾和冲突分为四种类型：

（1）与政府公共权力相关的矛盾和冲突

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对政府公共权力行使中的矛盾和冲突了解比较多的是“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不了解的比例仅为27.1％，但主要是间接了解，有亲身经历的只有3.2％；另一个了解比较多的是“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但直接了解的比例较高；被调查者对“社会保障纠纷”的了解最少，亲身经历也最少，而有5.3％的人回答亲身经历过“司法不公、执法粗暴”，但是，考虑到我国现阶段亲自参与司法过程人数的比例并不高，所以，5.3％的比例还是偏高的。对“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和“司法不公、执法粗暴”这些问题的了解渠道主要是新闻媒体。

（2）与政府或经济组织相关的矛盾和冲突

由于“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下岗失业没得到妥善安置”和“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这三项矛盾冲突既可能是政府行为也可能是经济组织甚至个人引发的，在分析时与

经济组织中的典型矛盾和冲突放在一起讨论。在这些问题中，“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的影响最大，只有32.3％的人回答不了解，而回答有亲身经历的人数最多，占18.4％。

另一个了解比较多的是“拖欠/克扣工资/超时工作”；其次，对“下岗失业没得到妥善安置”了解的人数比较多，考虑到样本中大量的农村样本的存在，因此，这一问题在城市社会中应该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而“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一项，虽然亲身经历的比例为7.8％，亲身经历的比例低于前述几项，但考虑到这一问题本身涉及的社会面较为狭窄，但所产生的影响却大于其他问题，因此，这样的比例也应该得到充分重视。

（3）教育、医疗行业中的矛盾和冲突

调查中发现，教育和医疗行业中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特点。被调查者对于“学校乱收费”的了解程度较高，只有31.4％的人回答不了解，但有19％的人有过亲身经历，是所调查各项社会矛盾和冲突中亲身经历人数最多的；而有“医患纠纷”经历的比例较低，为3.4％，这一比例较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医疗问题并非是以一种纠纷的形式表现的，而教育的问题在教育费用上表现得较为突出。

（4）消费矛盾和冲突

消费的问题与前几类问题相比，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了解程度都很低，这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在包含大量农村样本的条件下，购房等城市生活中容易引起纠纷的大型消费并不普遍；二是消费矛盾在商品市场化已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已经不突出，或者已经有了市场化的解决方法。

2.化解策略

（1）无行动是最普遍的行动策略。各种类型的行动方式中采取最多的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其次是“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在各种类型的矛盾和冲突中，采取这种消极忍耐方式最多的是遇到“学校乱收费”，其次是“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再次是“工作环境恶劣，老板/经理管理粗暴”，然后是“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采用最少的是“购房等大额消费中的纠纷”。

（2）诉求策略是面对与政府公共权力有关的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策略，其次是沟通策略。对“司法不公、执法粗暴”，有11.58％的人选择了“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对“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有8.14％，对“社会保障纠纷”有21.69％，对“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有15.74％作了同样的选择。对“社会保障纠纷”有16.67％的人选择“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其他几项都有5％以上的人选择了这种沟通策略。

此外，对“司法不公、执法粗暴”的另外的主要的行动还有“打官司”，有15.71％的人作了选择，另外的行动方式还包括“找关系疏通”。

（3）沟通策略和诉求策略是解决政府或经济组织相关的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策略。“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下岗失业没得到妥善安置”、“拖欠/克扣工资/超时工作”、“工作环境恶劣，老板/经理管理粗暴”和“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各项分别有11.09％、10.45％、18.47％、12.62％和10.03％的人选择了“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而选择“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的比例分别是18.99％、12.13％、8.38％、4.55％和16.93％。

此外，在面对“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时有6.08％的人选择了打官司，并有2.59％的人选择了暴力反抗。

（4）沟通是处理医患纠纷的主要策略，面对教育乱收费无奈采取无行动策略。在遇到“医患纠纷”时，22.13％的人采取了“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的行动方式，其次有5.45％的人选择了“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而遇到“学校乱收费”，无论是沟通策略还是诉求策略，虽然依然是选择最多的策略，都明显低于遇到其他问题时的选择比例，显然，这样的策略对于问题的解决可能有作用，但采取这种行动方式后的不利影响或者对不利影响的顾忌使得人们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

沟通策略是消费纠纷的主要解决策略。有22.13％的人选择“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大额消费纠纷。其次，“打官司”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的选择比例分别为7.51％和5.45％。

（5）法律策略没有成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策略。除了在面对较为严重的“司法不公、执法粗暴”时有15.71％的人选择了“打官司”外，另两个选择较多的问题分别是“医患纠纷”和“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所占比例分别为7.51％和6.08％，其他问题中选择“打官司”的比例均在5％之下。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大众的法律观念不是很强，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法律策略的成本较高。

（6）疏通策略很少采用。被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行为具有关系取向，但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找关系疏通极少被采用，除了在遇到“司法不公、执法粗暴”时有5.59％的人选择了疏通策略外，其他情况下极少被采用。

（7）对抗策略虽然很少使用，但在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且侵害主题明确的情况下也有使用。

第五篇：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工作守则

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守则

一、总则

中国社会工作者继承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各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文明成果，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以促进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为己任。中国社会工作者通过本职工作，提倡社会互助，调节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改善人际关系，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建设服务。

二、职业道德

（1）热爱社会工作，忠于职守，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满足社会成员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合理要求而努力工作，并不因出身、种族、性别、年龄、信仰、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贡献不同而有所区别。

（3）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为保障包括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人权而努力。注意维护工作对象的隐私和其他应予保密的权利。

（4）同工作对象保持密切联系，主动了解他们的需要，切实为之排忧解难。

（5）树立正确的服务的目标，以关怀的态度，为工作对象困难问题的预防和解决，以及其福利要求提供有效的服务。

（6）清正廉洁，不以权谋私。

三、专业修养

（1）确立正确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为专业献身的精神。

（2）努力学习和钻研业务，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专业服务质量。

（3）通过参加专业培训和进修，努力实现专业化，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效能。

（4）运用专业的理论和知识与方法技能，帮助社会成员改进和完善社会生活方式，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以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5）从广大群众的集体力量和创造精神中吸取专业营养，促进专业的发展与创新。

四、工作规范

（1）重视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社会成员的困难和疾苦，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帮助他们摆脱困境。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提高社会工作的服务水平。

（2）对待工作对象，应平易近人，热情谦和，注意沟通，建立互相信赖的关系，努力满足他们各种正当的要求，并帮助他们在心理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平衡。

（3）对待同行，应互相尊重，平等竞争，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业务上，诚意合作，遇到问题时，互相探讨，坦诚交换意见，或善意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促进专业水平、工作效率和服务效能的提高。

（4）向政府有关部门、社会有关方面反映社会成员需要社会工作解决的问题，以及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5）向社会成员宣传贯彻国家有关社会工作的政策、方针和法规，鼓励和组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6）对待组织和领导，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主动献计献策，提供咨询意见，并自觉服从决定，遵守纪律，维护集体荣誉，努力使领导和单位的计划实施获得最佳效果，圆满完成社会工作的各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