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第一篇：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认知体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及观点所构成，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成为其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精辟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①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起着扩大政治认同、进行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仰并认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趋于弱化、淡化，非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分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各种社会思潮如新儒学、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利己主义、后现代主义、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些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各种渠道如国内学者的阐述和发挥、文学艺术、影视媒体以及互联网等广泛地传入中国社会各阶层，从而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信仰和认同发生危机。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敌对势力传输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加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时期，因而社会各界有些人深受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迷茫、模糊、动摇、失落甚至淡漠，政治信仰发生危机，道德规范发生困惑与失范，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泛滥，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遭到巨大冲击。

第二，意识形态发生分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成分、物质利益、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状况也日趋复杂多样，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因此，不仅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出现了非主流意识形态，而且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日益分化和多元化。这深刻说明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受到的巨大压力及所承负的引领和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社会责任。

第三，主流意识形态被淡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同时也是一种价值体系，自主、平等、竞争、信用、法制等观念，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不仅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且也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经济全球化不仅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则去选择和评判意识形态，而且也使人们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甚至被重构的倾向日益突出。

尽管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成分，但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容否认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正确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在俄国，列宁曾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中国，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性飞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许多共产党人也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本国的国情不断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创新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与时俱进，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即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面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遭到的巨大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回答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对新现象、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不断推出有理论深度、有社会影响、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成果，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战斗力、吸引力，真正成为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提供精神支撑。

第二篇：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其的引领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它自身的科学性，也更由于其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而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20世纪上半叶，也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鼓舞下，各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许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抓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推翻了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在这些国家中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国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团结亿万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国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拜金主义盛行、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等等问题，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科技信息化的发展，非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蔓延，各种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和思想观点不断滋生，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首先是对于广大群众，意识形态的引领必须十分注意方法。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但是多年来效果并不理想。这固然与大环境中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关（它们的克服要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制度的完善），也与我们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工作不力有关。我们过于强调灌输，但是在循循善诱上还很不足，结果是形式主义严重，教师本身就言不由衷，学生就更不当回事，甚至产生反感。理论和实际的脱节使之往往一到社会上就会显得软弱无力。

其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更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能否主导社会舆论的问题。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对舆论导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媒体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通过媒体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从而谋取自己私利的最大化，也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特点。与此相应，媒体的各种恶意炒作也就成了一种通病。商业文化的泛滥，文化的低俗化、庸俗化，乃至色情、颓废、暴力等等不良文化充斥在媒体上，成为社会的公害。媒体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保持自己的公信力，如何起到正确思想引导的作用，实在是场严峻考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句话在今天更加显出了它的实际意义。“唯一准则”、“最高准则”，已经被一些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的人丢到一边去了，在市场大潮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和认识之不足，这些部门的指导思想、改革设计乃至制度安排偏离了邓小平所说的原则。这些偏离已经造成了不少恶果，引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最重要的是是无序的社会意识形态掏空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30多年社会转型将中国社会从大一统的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社会自主空间渐渐扩张，社会意识形态慢慢生长。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物质欲求以及个人利益的觉醒。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饱受极端禁欲主义以及畸形集体主义之苦，强迫人们去追求所谓杜绝私心、私利的“道德乌托邦”，矫枉过正，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崩盘。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社会意识“收复失地”的过程。但是，社会意识的扩张不是理性的，存在一种报复性的反弹，过去那些被压抑的欲望和意识，以加速度的方式疯长蔓延开来，充斥于各类社会空间。这种非理性蔓延会抑制理性的生长。“狭隘的极端主义”、“诡辩的相对主义”、“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即是这种非理性的社会心态。理性是社会意识的清醒剂。失去理性支撑的社会意识，一旦蔓延开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它与愈来愈峻急的社会情绪结合，形成巨大的解构力量。

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着这样现实：价值共识缺失，找不到价值，即便有，也是局部性的，不稳固的。在价值判断问题上，对于个人而言可能是理性的，表现为在个人利益的算计上往往是清醒的；但对于社会共同体而言，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为没有办法把一个个原子化的价值个体用一个共同的价值纽带联接起来。个人的理性与集体的非理性并存，造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极端无序性。而且，这种无序的社会意识对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良性发育是不利的。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在中国社会起引领作用，需要中国共产党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由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正确理解，一些人以为和谐就是一团和气，不能讲斗争，甚至也不能进行批评了。其实不然，和谐不是没有矛盾，也绝不是不要斗争，而是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在人民内部绝不能搞残酷斗争；人民内部也会有犯法的事情，这些要由执法机关依法处置；人民内部的不同观点和意见，则必须通过“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摆事实、讲道理，不以势压人，也不能采用无限上纲的方法，是人们相互学习、相互批评，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净化自己灵魂的方法。这些年来，我们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少了，庸俗的作风多了。它是导致社会正气不足、歪风邪气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以团结和进步为目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把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落到实处，解决好人们思想上的问题和疑惑；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积极向上的氛围中，既活跃思想，又逐步形成共识，心情舒畅，和谐相处，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实现而奋斗！

同时共产党是我国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代表，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要首先加强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和领导，确保指导思想的一元化，防止多元化的思想侵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阶层，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领导阶层的丧失。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共产党的身体力行，定会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辐射力，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加强党的建设，不仅仅是从理论上提高，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定要克服现在社会中存在的领导干部只注重理论，却不付诸行动的现象，否则，不仅不会起到作用，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为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历史经验告诉了我们宣传文化阵地的重要性，你不去占领，其他思想就会去占领。我们要牢牢控制住各种文化传播途径，尤其要加强网络管理和监督，绝不给错误的思想意识提供传播途径。另外，过去我们在宣传方式上的误区，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形象，所以，我们要改变宣传方式，注重理论宣传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注重宣传要适应时代的变化，一定要注重现实生活的实际意义的重要性，将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第三篇：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说起马克思主义，人们是即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从很小开始就知道马克思，听说马克思主义，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认证贯彻并实践马克思主义后，取得了抗战与革命的最后胜利。除了少数研究哲学与历史等体系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很是了解外，在当代，可以说，很多人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在当代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对当代中国究竟有什么作用，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如何发挥它在中国经济，民生，国力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不得不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提出的，在当时它只是一种思想，是一指导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欧洲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它通过对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揭示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传至我们当代，在经过无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修补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已成为我们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瑰宝。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体系，它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为我们指明了奋斗方向。

第四篇：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如果说经济、政治和法德制度是一个社会的结构之骨，那么其信用体系就是该社会结构的筋。一个信誉差的人难以在社会中立足，一个信用水平低的社会则不可能有很好的公序良俗。在充斥着欺骗和谎言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为社会信用缺失的恶果埋单。

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信用基础比较薄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和强烈的维权意识，经济资源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自己所属各单位之间进行配置，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信用手段只能由作为政府“出纳机关”的国家银行掌握；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发展对信用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而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落后于这种要求；同时，从政府到民间，都存在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做法的痛苦过程，因而失信行为广泛发生。此外，造成中国目前信用危机有以下几方面的深层社会因素。

第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诚信意识的背离。市场经济对大众行为的根本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为的动机方面。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假设绝大多数人都会在社会给定的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人们长期受限制的求利心理渐渐被“正名”而得到认可，并被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后，一些人便堂而皇之地采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的利益。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不诚信现象渐渐向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蔓延，这是导致人们对诚信意识背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封建专制长期压抑对诚信意识的扭曲。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民众的命运随时会因为统治者一时的喜怒哀乐而改变。人们面临着“人治”社会各种各样险恶的生存环境，不仅人们的欲望不能真实地表达，思想也受到种种限制。说谎献媚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好处，真实诚信却常常吃亏遭殃，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扭曲着人们的诚信意识，是社会诚信意识缺失的内在原因。第三，道德教育政治化对诚信意识的弱化。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对

德育非常重视，但在内容设置上往往与政治教育相融合，甚至以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服从于政治需要，片面强调政治意义上的“忠”而忽视个人本性的“诚”，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这是导致失信的重要原因。

第四，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发达国家大都有比较健全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包括国家关于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非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和失信惩罚机制）；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政府对全社会的信用教育和信用管理的研究与开发。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虽然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但这些仍不足以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针对信用方面的立法仍然滞后。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社会上更是缺乏严格的失信惩罚机制。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薄弱，对从事企业信息服务的中介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管。

第五，信用中介服务十分落后。目前我国仍是“非征信国家”，因此，社会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虽然也有一些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如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和信用产品（如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等），但不仅市场规模很小，经营分散，而且行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导致了企业的信用状况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评估，市场不能发挥对信用状况的奖惩作用，企业也缺乏加强信用管理的动力。

信用问题已经成为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信用体系建设大致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公民信用等三个层面问题。不过，人们更为热衷于讨论的是企业和公民个人信用问题，而对至关重要的政府信用问题却鲜有问津。所谓政府信用就是民众和社会对政府信誉的主要评价或价值判断，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是国家信用的主题，同时也是执政党和政府形象的具体体现，政府信用堪称一国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基因。“取信于民”是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政府信用直接关系政府的形象和政府的信誉，政府信用是政府权威的灵魂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著名经济学家张维新先生的观点一样：“要建设中国信用体系，首先要打造信用政府”。实际上，政府的威信一靠外在的政绩，二靠内在的信用，以牺牲政府自身的引用炮制的所谓政绩必然是“失信于民”的泡沫政策，“取信于民”其实就是政府最大的政绩，最有威信，最有公信力的政府必然是通过“取信于民”赢得民心的“信用政府”，用老百姓的大实话讲：政府“说话就要算数”。

俗话讲：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无形的心中之秤就是用老衡量政府信誉度的“信用之秤”。政府信用的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政令朝令夕改，官僚主义的行政作风盛行，行政腐败严重，行政决策随意，行政不作为泛滥，行政缺乏透明度，制造行政神秘感氛围，滥用行政管制，不当干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倾向明显等等。在现代法制国家，政府治理模式已经由官僚行政向民主行政、人治型行政向法治型行政转变，而民主型行政和法治型行政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恪守信用。政府的存在就是基于为广大纳税人提供服务的需要，用句中国式的政治话讲，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政府制定的每一项法规、政策，措施其实就是对民众的承诺，都是与民众订立的无形的公共契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滥用职权，执法不力，执法不公、执法随意，甚至执法犯法都是对政府信用的嘲笑。

市场经济是最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是最贴近市场经济本色的隐喻，信用经济的理论不仅仅指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个人或企业的市场行为要诚实守信，同时也强调作为市场宏观调控和监督主题的政府也应恪守信用，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对自己行政行为的后果负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政府应当坚持“有所谓”和“有所不为”的理念，戒掉动辄行政管制之“瘾”，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正当的市场调节行为。信用政府的魅力不只是在于美化政府的形象和提升政府的信誉，还体现在可以赢得民众的信赖，支持、配合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从而实现内外两方面的“双赢”。因此，讲求信用，取信于民是政府的形象所系和魅力所在，也是广大老百姓的福祉所依和民心所向。

孟子曾说：“诚，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与性善论基础上的，天道本身就是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诚不是法制社会对个人必须做出的基本要求，而是整个个人对社会的义务。

道德的诚信是发自内心、自愿的、不计利害算盘的诚信，而非换取利益的筹码、追求诚信并不局限于你的职业、年龄、社会地位，它是人的一种操守，是道

德、人格不可获取的因素，也是确立了这样的道德诚信，各种诚信制度才能从道德上得到保障。信用的建立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制度上不完善的转型期，诚信往往会使眼前利益收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这时道德的诚信尤为可贵，如果大家都追求策略的诚信，那么在诚信还未能获得明显利益的情况下，谁会讲究诚信？诚信又从何开始建立？

政府在信用体系中处于特殊地位，即政府是信用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也是对失信行为的裁判者。政府的信用形象和维护信用的能力出现偏差，社会整个信用状况就会产生动摇。而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信用的最大需求者和供给者。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在全社会的信用总量中起着支配和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关键是规范和提升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

建立信用政府，最基本的要求是“办事有章，言而有信”，转变职能，政务公开，依法行政。首先要强化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其次，要加快制定《行政许可法》等规范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的新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的统一管理和协调，以规范、高效的行政服务搭建起政府信用平台，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打破地方保护，为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再次，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力度，让所有失信于民的政府行为，都置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监控之下，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政府行为透明、积极、规范，不仅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也有利于减少政府部门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使政府向服务与监督并举的角色转换，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不仅要做诚实守信的模范，还要充分发挥作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尽快建立。在建设信用体系方面，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颁布法规，制定政策，实现对经济的指导，确立基本的信用制度；其二，支持守信，惩戒失信，行使广泛的监督职能，保障社会信用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在加强对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律师、会计师、医师等各类维持诚信人员的监督管理及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信用服务方面，政府也应承担重要责任。

一言以蔽之，政府信用是百姓最好的“定心丸”，没有什么比拥有信用和赢得民心更加堪称政府最大的政绩。我认为打造信用政府是塑造“信用体系”的首要问题，我相信信用政府会让老百姓过上更加舒心、更加开心、更加放心的好生

活。

第五篇：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现状

论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摘要: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经济制度经过了怎样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是如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的变化，2012年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关键词: 形成，比较，发展，2012总体思路。

我国的经济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国民经济实力非常弱小的条件下，我国能够集中主要力量开展以156个重大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比较迅速的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弊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持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但由于在思想上没有摆脱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束缚，当时提出的改革措施至多只是加强一些市场调节的力度和作用，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1979年，他提出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虽然这一提法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主体框架不变，但它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要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体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后来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1992年，邓小平于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这一精辟论述，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这一思想，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建议。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内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长期以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一直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根据这一理论认识，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这一体制日益显现出它固有的弊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理论和传统观念的束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得以延续。

（1）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20世纪70年末开始，我国逐渐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②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和经营机制的逐步转换，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流通体制的逐步形成，促进了物资、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在城乡市场的流动，初步显示了市场的作用和活力。③特区经济蓬勃发展，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事实说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正是这些市场取向的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

（2）理论探索的成果。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禁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

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江泽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在党的十四大得到确认。2007年，党的十七大根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②】江泽民也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③】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是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30年来，我们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更好的实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的比较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00670亿元（图1），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5780元（图2），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图3），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增加到21788.5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由208亿美元增加到25616亿美元，外汇储备由1.7亿美元增加到19460亿美元，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61316.9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25616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实力和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07年，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5万亿元；销售收入达18万亿元，利润总额超过1.6万亿元，上缴税金超过1.5万亿元。城乡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也迅速发展。同时，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新就业岗位的主渠道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物质文化需求的生力军。2008年，全国登记个体工商户2917．33万户，私营企业657.42万家。城镇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员的比例，从1978年的0.2％增加到2007年的75.7％。

论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