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

第一篇：小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

小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

袁金凤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江西南昌 330022）

摘要：公平与效率是健全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基本价值，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建制理念，促进效率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天然属性。但如何处理好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则需要十分谨慎，笔者认为在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时，应该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两者的协调比例可以不一致。

关键词：公平

效率

社会保障制度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公平“一词的解释是: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而“效率”指的是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由此可见公平注重的是一件事情的合理发展，而效率则是追求一件事情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走了一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这条道路在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是行不通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必须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两者的协调比例可以不一致。

笔者之所以提出以上观点，原因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从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和宗旨看。国家之所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希望通过保障，改善国民生活、增进国民福利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公平，只有首先处理好公平问题，才能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否则，社会保障制度就实不符其名了。

二、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民生问题则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2008年温家宝总理40页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9页谈及民生问题。其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被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如，报告中指出通过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低收入居民的压力，在全国范围内加大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财政支持等。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报告中又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这一点又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必须把公平放在首位。

三、从经济、财政实力现状分析。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财力支撑的。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虽在不断提高，但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支援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以新农村合作医疗为例，2006年的一个调查研究表明，被调查的1320户农户中，仅有43．6%的得到过补偿，还有56．4%的农户是没有得到补偿的。究其原因，除了制度结构不完善外，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支出不足，制度动作基金严重溃乏。而社会保障制度要追求效率就势必需要一个强大的财力支持。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寻求社会保障制度的的高效快速发展只能成为一种空想。这也从反面论证了我们只能聚焦公平。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正如中国第一大通讯公司——中国移动公司的宣传广告所言：网大优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将社会保障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推广，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那么整个制度的推广和实行障碍就将大大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费用如退保费、转保费等就可以大大节省，社会保障相关机构的工作也将更加简便和流水线化，工作效率也将大大提高。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可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以公平促效率的良性发展。

五、若一味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结果只会是得不偿失。人们选择加入社会保障机制，是因为他们相信在他们遇到相关问题时，社会不会抛弃他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环境。设想，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效率至尚，那些原本对此充满期待与信任的人们不会拥护这一制度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坚持效率优先只会挫伤他们积极性进而导致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信任。所以我们只能坚持公平优先。

六、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大内容。它们有着各自的目标和宗旨。社会救助是对遭受自然灾害、其他不幸事故的受害者及不是由主观原因引起贫困的人群提供物质帮助的制度。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为劳动者在遭遇经济和社会风险事故，如年老、疾病、生育、失业、伤残时提供收入补偿，从而保障其正常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广义为是国家社会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举办的项目。而社会优抚，是针对军人及其家属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及其家属所提供的各种优待、抚恤、养老、就业安置等待遇和服务的保障制度。它们四者运行的资金来源也各不相同，社会救助资金主要来自国家财拔款和社会各界的捐赠；社会保险的资金一般由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资金则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拔款。鉴于它们之间的这些区别，我认为在发展它们的时除了要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应对公平与效率实行不同的协调比例。从我个人角度看，按公平的受重视程度由大到小顺序，四者的排列应该为：社会福利、社会求助、社会优抚和社会保险。

综观以上几个方面，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两者的协调比例可以而且应该是不一致的。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 高书生．社会保障制度何去何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郑功成．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民生视角下的和谐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 曾少军．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J].宏观经济研究，2006,(12)[5]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7020479.html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篇：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对效率之后的公平与公平之下的效率问题的思考

姚靖威

当下，学界和政界中的一些人围绕“分好蛋糕”为重，还是“做大蛋糕”为重，展开了讨论和争论，由此，还产生了两种发展模式：“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如果进行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我们会看到这次讨论的问题，既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中背后隐含了三个问题：一是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以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二是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第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笔者将逐一加以解析，并与学界和政界的相关人士进行商榷。

一、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来源于邓小平同志提出设想中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由此，被进一步发展深化为“效率为先，兼顾公平”。“广东模式”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是沿袭了邓小平同志的思路设想。

下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种思路的内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在利益分配和劳动成果的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那么，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社会存在发展的自然状态，即使不做强调，也会是如此，因为人有拙愚和聪智之分，有勤劳懒惰之别，有脑力和体力之差别，更有天赋之不同，如此种种因素的存在；同时，地方区域上有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先天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由此而产生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即使在同样勤劳的状态下，富裕的程度都会不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山西太原的富裕程度，作为内陆区域的富裕，就是自然资源差异导致的出众富裕的很好诠释。温州、广东、“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适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首先富裕起来，也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富裕程度不同的一个很好诠释。文体界的明星们率先富裕，也是因为基于先天禀赋的后天勤奋努力的结果。所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一个自然状态。

但是，如果这种状态继续发展，即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先富起来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可以利用先富起来积累的资本，占据财富制高点，从而攫取更多的财富。这会使想致富的后来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富二代”就是最好的例证，投机炒作加剧了财富快速地向先富起来的人群集聚。由此，我们看出，公平不会自动产生，相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起来，社会将快速地产生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继续发展下去而不加干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问题。笔者在作上述分析时，剔除了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特权的影响因素，如果把这个因素加进去，情况会更为严重和复杂。

邓小平同志的最初设想是，“先富带动后富”，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先富者，要么移民，要么投机炒作，真正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者的人，少之又少，眼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先富取得的资本，开始不安心于实业与实体经济，而是放高利贷，社会公平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这不仅仅是个讽刺，也说明这种设想缺乏心理学支撑。如果先富能够带动后富，自动地实现公平，或者效率优先，而兼顾公平后，有可行可靠的实现公平的现实办法的途径，那么资本主义就可以有可行的途径而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从经济与社会的实践结果看，公平性矫正实现起来困难重重。所以，这种设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难以成立。因此，“广东模式”值得商榷，如果“广东模式”真的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思路，外籍打工者落户当地应该早就不是问题，享有与原住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外地打工者和原住民的矛盾冲突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可是做“蛋糕”的人，分得的“蛋糕”的相对比例是越来越小。

二、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

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够产生效率，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下能够产生效率。我们常常说，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说的就是自己通过辛勤劳动，可以获得直接的利益，而不是被人剥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广大农村通过联产承包制政策的实行，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解决我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果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不能产生效率，给别人干活拚命，给自己干偷懒，非得要被人剥削，在别人的皮鞭或呵斥下才肯努力工作，这种论点成立的条件只能是这个人天生就有奴性，或者是奴才，或者弱智和傻子，要么天生懒惰，否则无法解释。提高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要实行劳动成果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效率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一点已经被社会实践无数次证明了的，看看现实中很多的公司留不住人才、留不住员工、招工难就知道，学者们也没必要纠缠这个问题。

“重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已经到了将现实已经做得比较大的“蛋糕”，进行合理公平分配的时候了，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带来的是劳动者有没

有积极性的问题，而且会产生社会动荡的问题，社会利益冲突已经变得愈加严重，学者和决策者已经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而且是刻不容缓。学者们常谈的“倒逼”是什么？这就是倒逼。

学者们为什么抛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实行呢？原来是要使资本在收益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这也许是学者们在有意强调资本在生产成果中的贡献问题所引出的），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这个份额已经非常大，而且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因而劳动所占的份额被严重的挤压。笔者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把大的份额交给资本所有者呢？在具体的经济运行管理实践中，也许学者苦于没有想出更好的分配方法和思路，而简单地借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方法，然后搞出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分配方式。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百姓有着一个习惯，即储蓄的习惯，把劳动成果财富都存到银行里，在银行里的大量资本为什么不用从而为百姓创造财富？然后把分得的份额给予百姓？却偏偏使用资本家的资本而让劳动者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呢？这是什么发展思路？全国的普通百姓至今还在忍受负利率政策之苦？劳动者自己创造的财富在一天天的受损、在缩水，笔者实在不能理解一些学者和决策者采行这种发展思路的想法和初衷。这个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而想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解决好，其可能性不大。

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

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呢？笔者可以作答：是前者。人民当家作主，劳动成果公平地被分配给劳动者，将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使我们假设人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会得到极大的发挥，这是长久持续地提高效率的基础，这是从现代心理学可以得到证明的，也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所证明了的。提高效率，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决策、科学规划和科学组织管理，劳动者之间更好地进行协作和合作，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地培养使用专才和通才，各尽所能，用人所长，科学细致地分工，做到这些，同样需要公平、平等，至于发展的资本问题，基本上在我国现在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以效率优先来谈效率，只会求得一时的效率，不可能长久。长期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大量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会导致社会需求的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社会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进一步造成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与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下降，这种情况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证明了的，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所证明了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所以，公平之下的效率比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要更高、更好、更持续、更长久。“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如果继续执行，长期下去，将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笔者请一些学者和决策者务必清醒。

至此，读者应该会明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中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了。

四、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实现公平、如何达成效率的问题

公平和效率问题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在社会实践中会出现交织、发生交叉的情况。公平可以体现在经济中，也可以体现政治中，也可以体现在教育中，因为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实践中紧密相连，难以分开。公平体现于经济中，主要是利益的分配的公平；公平体现于政治中，就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就是生命的价值的对等，德当其政，才适其位；公平体现于教育中，就是劳动者、公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均等，因材施教。马克思主义已经告诉我们，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效率的实现，就是要注重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注重科技创新，科学合理的协作和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加以重视，对社会的各个系统、各个领域，进行科学地优化，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五、笔者的几点建议

学者们已经多次提出要加强利益分配的顶层设计，尽快解决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的快速集中的社会状况，避免我国经济与社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在此也试着提出几点建议：、鼓励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向实体经济转移。

2、限制和打击投机和炒作行为，并作出立法限制投机所得的幅度，对于这一点，可以有多种手段加以采用，减低社会的浮躁之气；

3、实体经济中的资本转为投机资本的，进行高额征税；

4、改变我国金融政策的负利率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严加监管；

5、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适时征收遗产税，鼓励社会的慈善行为；

6、制订相关政策，使银行资本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投入，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

7、制订相关的法律制度，提倡和鼓励劳资双方的公平合理地工资协商，保障劳资双方的公平合法权益；

8、尽快出台工资管理指导条例；

9、国有企业的收益应归全民所有，并用之于改善全体人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基本的住房保障，提高人民群众的基础生活质量。

10、提高资源的使用税费，将土地财政所得纳入预算，使土地财政所得在全国范围内做合理的分配，抑制土地财政所产生的冲动和弊端。

11、国家的优质大型企业和资产，尽量避免股份制改造，优化产业结构。

12、采取适当的方式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

相应的配套措施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列明。

2011-9-19于青岛

E-mail:aoshen_yms@yahoo.com.cn电话：***

第三篇：公平、效率与就业

文章标题：公平、效率与就业

正确认识公正、效率与就业的关系，对于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端正在就业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xiexiebang.com文章-http://www.xiexiebang.com/xiexiebang.com帮您找

文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公平就是社会公平，它主要是指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效率就是劳动效率，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社会公平即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又可归结为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仅就劳动平等而言，它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任何人的收入都只能主要来自劳动，只能以自己的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相交换，从而获取消费品，不能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人们在获得收入的方式上是平等的。二是每个劳动者有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权利。而劳动平等与报酬平等，最终又可归结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能体现现阶段的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从而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社会公平与劳动效率的关系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劳动效率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尽管存在着矛盾，但又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公平就谈不上效率。这一思想在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现的组织行为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理论认为，职工在一个组织中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职工在主观上所决定的他是否得到了公道的待遇，他付出的劳动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道的待遇和就有的补偿，可以理解为平等劳动的权利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一定量的劳动支出是否得到应有的报酬，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否得到最终体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劳分配既不是平均分配，也不是差距过大的分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导致劳动者心理不平衡，影响社会安定，从而降低或破坏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就不能高速发展，效率也就谈不上。例如，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本身也是一种公平的体现，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先富起来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即为社会提供有用劳动。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条件，非法致富也允许，就会失去公平，非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会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产生消极破坏作用，从而降低效率。另一方面，效率又是实现公平的条件。没有效率，生产力不能高速发展，实现公平就缺乏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导致劳动者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更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机会，公平就无从谈起。

所以，只有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体现社会公平，才能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反过来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物质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上必须把握的基准思想。据此制定的分配政策在实践中才会有较好的效果。任何忽视按劳分配的倾向都是有害的。

当然，由于在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过程中容易出现某些偏差，以及现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市场因素的复杂情况，有时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除了不断调整分配政策外，还应采取行政、经济手段进行干预。一方面，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由于非劳动因素而导致的不同经济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另一方面，对经济条件差、致富困难较大的地区和劳动者，要加以扶持，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物质技术上给予帮助。目前，为了控制贫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应着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这将成为今后深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

实现社会公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要落实每个劳动者有平等的参加劳动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一内容表现在就业问题上，就是要实行充分就业政策，为每人劳动者提供“各尽所能”的机会。一个人要生存，就应参加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应剥夺这种权利的义务。当然，劳动者有平等参加劳动的权利，不能绝对地理解为每个人都必须有工作岗位，不存在任何失业现象。因为平等参加劳动者有一个前提，即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和技能，就有可能失去工作岗位导致失业。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实行的充分就业是包含合理失业率的充分就业。政府有责任花费更多的力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应该当作一般的经济问题来对待。正是因为每个劳动者的能力和技能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适应不了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就应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这样能迫使每个劳动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技能，以适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工作岗

位的要求，它既体现了公平，又体现的效率，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较为完善的统一。当然，对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过来、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产来说，要接受从报酬较高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的现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的关键是个转变观念的问题。应认识到过去那种“干与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市场经济讲的是实力，靠的是竞争，是生存的竞争，要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正视现实，树立自强、自立、自信的意识，积极投身于市场，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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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公平与效率读后感

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读后感

财政与税务学院 缪俊湘 12103013011

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以超越经济领域的视角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抉择问题的进行了较为详尽和深刻的论述，从权利和金钱，到收入平等与机会均等，最后谈到了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该书集中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思想是市场经济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市场也该加以约束。

阿瑟·奥肯提出的平等与效率“兼顾”理论，以及对平等与效率等其它问题的分析被认为是目前对平等与效率关系理论问题研究的较高成果。其内容大致可概述如下：第一，认为平等与效率的选择是当今社会最大的抉择，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选择。他说：平等与效率是“目前最棘手的抉择问题。”“一种恐怕是更为困扰人心，更为普遍的抉择，而且它在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困扰着我们。”第二，为什么要提出平等与效率的抉择问题呢？因为平等与效率在同一个层面上是一对矛盾。“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因为平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要做到平等(实现收入均等化)，就要牺牲效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夕要提高效率就要扩大收入差距。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收入分配的基本依据是市场对个人贡献的评价和付酬制度。市场越起作用，效率就越高，收入就越多，平等就要受到损害。相反，实行有利于平等的收入均等化政策，如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人们就不愿增加工作量，遗产税太重，就不愿储蓄，积累率可能下降，这些都会使效率受到损失。政府规定最低工资率给低收入者补助，则被认为是对少干活者或不干活者的不恰当鼓励，从而引起更大的效率损失。因而两者不可兼得。第三，由于平等和效率二者之间的矛盾性，因而不可兼得，很自然就提出了它们之间的序数问题。由此，在经济学上产生了相应的分歧。

“效率第一”的观点。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就持该种观点。弗里德曼认为“效率第一”。平等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人都有机会得到私有财产，所以用政治或法律来限制一些人获得财产或减少一些人的财产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哈耶克指出“由特殊干预行动对自发过程造成的分配状况的‘纠正，就一个原则同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而言，从来不可能是公正的。”他们认为最大的平等是机会平等，机会平等以自由为前提，因而应当把市场竞争放在首位，侧重经济效率的根高。“平等第一”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把收入均等化放在首位，实行

平等优先。“让平等居先”，对处于不利的群体中的个人，尤其应当平等分配。如果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仅收入不可能公平分配，甚至资源也不可能有效配置。

“两者兼顾的观点”，也就是阿瑟·奥肯的观点。他不同意以上两派各执一端的观点。“罗尔斯有一个清晰干脆的回答:把优先权交给平等。密尔顿·弗里德曼也有一个清晰干脆并且是一贯的回答:把优先权交给效率。我的回答很少是清晰干脆的，我不能接受罗尔斯的平等主义的差别原则。与弗里德曼不同。”阿瑟·奥肯的具体看法是:

(1)平等与效率必须兼顾。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利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双重交错的社会结构和价值标准的社会，它既追求法律上的权利平等，又造成经济上不断加大的差距。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市场经济是一种以赏罚来鼓励和刺激人们去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它创造出有效率的经济，因而市场需要有它的地位。但市场也必须被界定在它必要的范围内。平等与效率两者齐头并进是有的，而在许多场合又是不可兼得的，正因如此，奥肯认为必须采取兼顾的办法。“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必要的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

(2)“兼顾”的关键在于“度”。“真正的问题通常在于程度。国家以什么代价用平等来交换效率”也就是要恰到好处地增进平等。平等之所得正和效率之所失相抵，保持社会效率的总和不变。

(3)大多数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是机会不均等，两者成正比例。“大部分对不平等来源的关注反映出一种信念: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

(4)应采取协调平等和效率的政策措施。一是将大企业的一部分股票分配给工人，让工人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从而既扩大平等，又提高效率，二是实行负所得税或有限工资津贴，从而既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又不损害效率，不影响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的积极性，三是增加国家的教育经费，使劳动者有受教育、接受培训的机会，纠正机会不均等，从而既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又有利于收入的均等化，四是实行“混合经济”结构，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包括某些部门资本主义国有化在内的社会化的经济相混合的经济，从而使以利润为动机、关心效率的私人经济与不以利润为动机、关心社会福利，关心平等的公共经济两者相互补充。综合以上评述可以看出，阿瑟，奥肯在处理平等和效率关系时，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强

调二者的“兼顾”。这也是他在同一问题和其余两派不同的地方;但同时与它们又有共同的出发点。即认为“效率和平等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对此，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呢?

平等与效率具有相当广泛的内涵。平等包括权利平等，经济平等以及机会均等三方面，而效率则是指“多多益善”。

对于权利平等和效率的关系，作者认为最基本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法律权利、公民权利、生存权利等基本权利的平等）的分配应该是广泛、平等以及无偿的，它的获得无需任何货币费用，并且不能用来进行额外的奖励或处罚。这些权利维护了每一个公民的尊严以及最低的生活保障，保护了一些金钱无法标示出的价值。由于权利是禁止交易的，那么可以被看作非效率的，阻碍了可能有利于买卖双方的交易，但是这些“非效率”的权利保证了人们能够一心工作而无后顾之忧，看似“非效率”，但却间接产生“效率”。因此“权利平等”拥有至高无上的优先权。

对于收入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作者认为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总是按照产出的贡献给以报酬，但是这样的分配方式必然会引起收入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刺激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整个社会却又必须维持一定的平等以维持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那么政府必定要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对生产和分配进行调节，这样的结果便是导致非效率。这就说明了收入平等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了。但是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势必导致效率的上升，从而影响公平，那么政府就应该通过补充性来源（比如退休金）、非货币津贴等方法来平衡收入。

对于机会均等和平等，作者认为：“机会均等概念远比收入均等难以捉摸，而且它使任何有意义的衡量都落空了”，因为人们很难找到一根“起跑线”，让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同样的起点。在机会均等问题上，一步赶不上便步步赶不上，人们往往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没有接受良好教育，找不到好工作，没有钱去进行某种职业教育，只能找一个凑合的工作。“非效率是可以按复利形式增长的”，机会的不均等肯定会增加收入的不均等，那么就直接熬制了人们获得资本方面的歧视，债权人的没有信心直接阻碍了穷人在开办企业、购买住宅、教育以及所有俄形式的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既然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如何抉择平等与效率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既没有百分百地支持罗尔斯的“公平优先”，也不赞同弗里德曼的“效率优先”，而是主张兼顾“公平”和“效率”。如果平等和效率都有价值，而且双方都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妥协。作者在这本书的第四章所用的标题为“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可以看得出“效率”在原始积累阶段的确优先于“平等”，因为没有“效率”就没有了“平等”的资本；而当一个经济体拥有了一定的高效率之后，那么维护“平等”则成了首要目的。过分的贫富差距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以及社会的仇富情绪。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

（1）通过人力资本政策，扩大接受教育、培训和发展潜能等实质的深层次的机会均等，从而尽可能使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社会所做出的使教育资助、职业培训及就业的机会均等化的努力，既可以改善效率，又可以增进平等。

（2）通过高额累进税、遗产税和转移支付、负所得税、有限工资补贴等再分配政策，让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缓解市场机制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矛盾。但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必然会带来效率的某种程度的损失，这就是所谓“漏桶原理”。这种再分配的效率损失主要是基于富者和穷者经济刺激的不利影响以及转移支付时的收入损失和行政管理成本。因此减少漏桶的漏出量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可以通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及调动员工积极性来减少漏出量。

《平等与效率》让我对当今中国经济有了更多的见解。改革开放快30年，我国一直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确是刺激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30年后的今天，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与人之间收入上的差距，都导致了城市中犯罪率的居高不下，治安环境变差，穷人生活举步维艰。现在我们不应该在死盯着“效率”，而应该想办法“平等”。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我国应通过高额的累进税、遗产税、负所得税等在分配政策，让社会成员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可以加大所得税征收的上限，这样能够减少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负担，并且加大廉租房的建设，变相地进行房屋补贴，保证公明的最低权利；可以借“西部大开发”的东风，给以到西部投资的公司政策上的鼓励，做到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加大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资，让人们有了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可能。

市场总是趋利的，如果政府不加干预，那么“平等”便是一句空话。只有政府才能够解决平等与效率的问题。

第五篇：百家讲坛《公平与效率》

085公平与效率

演讲人简介：谈松华，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1988年起起草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纲要。吕型伟，中国教育学会顾问。

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教育在21世纪，将会经历一种什么样的变革和创新，这里用的是国际化和数字化。和全球化信息化是一个意思。

那么在讨论全球化信息化这个背景下的教育，很自然地，会联系到21世纪的教育的价值追求或者叫教育理想，那么很多方面，讨论，涉及了比如说，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国际化和本土和的关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21世纪教育面临的很多选择。也是对20世纪教育一种反思，那么我现在选择的题目是公平与效率。我觉得，这也是在中国目前，现阶段的教育发展中间，带有一种价值追求的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人类，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这个同时，也扩大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

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它会带来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处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间的不利地位这种情况下，也会可能产生很多新的挑战和困难。数字化的发展，它大大地加快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又扩大了数字化的鸿沟，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在拉大，我上个星期参加北大论坛，讨论21世纪人文与社会这个问题上，中国证监会的首席顾问，原来香港证监会的主席，他提供一个材料，他说，现在全球25％的人，掌握了75％的财富。而且，根据预测，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在数字化鸿沟拉大的情况下，这种差距有可能不是缩小，是拉大，所以，我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这样一个浪潮中间，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那么，教育它可以成为缩小这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加快教育的发展，我们能够在缩短知识差距上，我们赢得时间，那么，我们有可能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的决策不是很审慎，也可能会拉大这种差距，成为拉大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认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是我们在考虑21世纪教育问题的时候，应该加以考虑的。我总的一个框架是这样，在提纲上是这样，第一个我讲的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问题，主要是讲，中国现实的社会公平状况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它应该做出一种什么样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我想分析一下，在公办教育中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在民办校园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第四个就是政府和市场在协调公平和效率关系上它应该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先讲第一部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问题。

教育公平，从根本上讲它是受社会公平的影响，也就是说教育，面对着社会公平的状况，它必然要影响到教育公平的程度，而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它和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现实是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教育的公平，反过来讲它也会影响社会公平，它可能会起缩小社会差距的这种作用但是它可能也会教育上的一些决策问题，它也会拉大社会差距。所以，我想分析，中国现在社会公平的状况，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差距的。这种差距和发达国家，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是跨越历史阶段的差距，在东部一些沿海城市，正在讨论向知识经济，向知识社会发展的时候，在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它还没有开始工业化它还处在前工业社会，所以它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历史现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认为地去拉平这种差距。

现在一个新的情况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优先在整个的经济发展中间，已经占了主导地位，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拉大了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差距是不拉大的。我想不举这个具体数字，我只讲一点，就是说，按照世界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经济系数，这个经济系数在中国，现在，梁定邦先生说的是40，我看到的材料是46。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处在世界中上水平，也就是说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现在面对的社会的一个公平的实际。这样一个实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必然会受到社会目前这样一种贫富状况，或者说，社会分层的这种现实的影响。

同时，中国教育在公平和效率上，还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中国在现阶段，它存在着教育供求的一种明显的不平衡。就是，教育的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层次，高质量的教育，和供求矛盾是十分尖锐的。而且，在短期内，我们还不可能完全缓解这种矛盾，等谈不上从根本上马上解决这个矛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教育，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呢？我觉得，中国要解决教育上公平和效率这样一对矛盾，它首先要建筑在加快教育发展，这样一个基点上，因为，没有教育事业的加快发展，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也可以说，如果经济上讲，发展是硬道理的话，道理也应该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加快发展，才能缓解供求矛盾，才能从根本上逐步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协调，那么，要加快发展，就必须要采取各种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举措，这就需要效率的原则。

我们过去只靠政府，这样来办教育，现在看来这个供求矛盾是不可能得到环节的，所以，要用效率的原则，用市场的机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来缓解供求矛盾，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这样一种教育发展上的决策，但是，在实施这样一种利用市场机制，扩大教育资源的同时，又带来了教育上差距的拉大，和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显露，这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其他方面的一种关注，所以，在注重到教育发展过程中间，我们应该尽可能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保持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选择，我是把它概括成这样，就是保证基本教育的公平。，同时，要尽可能地实现使尽可能多的人，在优质教育和高层次教育上的机会均等。我想这是我要讲的一点。

第二，就是公办教育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资源关系，公办教育资源，现在远不能适应社会的这种需要，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想，我这个报告里面，我举个四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农村和城市，一般和重点，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我决定现在在公办教育中间，面临着这四个问题上如何选择。

我认为，公办教育中间，第一个首先是要保证基本教育的机会公平，要努力实现基本教育的普及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使得所有的人，能够都接受基本教育。这是联合国全民教育大会提出来的目标，这个目标，本来应该在20世纪实现的，现在我们事先两基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地区，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全国还没有。我想这个不去分析，目前我们普及教育的状况，但是，应该看到的一点，目前在普及教育上的城乡矛盾，地区之间的这种矛盾，是越来越显露的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教育的滑坡，这个问题到实际末已经显示出来了。目前，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初级辍学率的明显上升，危房的明显增加，这许多问题，表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农村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如果这个问题不引起整个教育决策上的关注，就有可能是整个农村教育在我们世纪初滑坡这样一种滑坡会加大城乡之间的教育矛盾，会使农村的广大居民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机会，我认为这在21世纪的情况下是不应该这样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尽可能做到实现普及教育，这个普及教育，从现在来讲，多数地区是9年，极少数地区5年到6年，也是一种普及教育的机会，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做到的。

第二，公办教育中，就是要通过市场和竞争的机制，实现有重点的非均衡的发展，提高公办教育的办学效益，就是我们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适当地加强一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建设，这对提高我们有限教育资源的效率，是必要的。特别是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公办教育，如果不引起竞争机制，投资效益是不高的。有人说，现在我们公办学校弄得不好，就走到国有企业的困境里边去，所以，引进一点市场和竞争机制，来促进公办教育之间的竞争，我认为这是提高公办教育办学效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政策举措。

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进行重点建设，我这里提出一个观点，政府现在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公办教育投资上，现在是向某一些学校和学科倾斜，这种倾斜，我认为，对一个大国来讲，是有必要的。完全平均的这样来使用我们的资源，有可能会延缓我们的发展，尤其是我们需要一些参与国际竞争的这样的高层次人才，不用这种重点倾斜的办法，它是很难在短期内出这种效益的，所以我是赞成，有重点的非均衡发展，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问题是用什么机制来有重点和非均衡的发展，是认为的把一些资源，向少数学校倾斜，这样倾斜以后，实际上出现什么结果？就是学校之间很难竞争，它实力之间差得太大。

我特别觉得现在在高中阶段，搞示范性高中，这个是看怎么建设，如果说，正确确定了一些学校，我就把这个钱一亿两亿甚至三亿投下去，这样来建设，建设示范性学校还是在同样的办学条件下，我们选择一些真正能够起示范作用的学校来重点扶持，这样，应该是流动的。这样，我说可以鼓励公办学校之间，办出水平，办出质量来。我觉得，我赞成有重点，非均衡发展，但是，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公办教育里面，政府和学校，要特别在公办教育中间，要考虑到社会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和人群，他们的基本教育需要，民办教育，我应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在民办教育中间，我想首先的一点，就是要扩大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要以多种形式，加快民办教育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90年代以后，民办教育有了一个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到现在为止，民办教育的学生数和在校生数，如果我们统计，不包括幼儿园，是大中小学，高等教育只统计有发学历资格的这一部分，40多所学校，那么，看起来，大概2％多一点，占整个公办教育，民办教育的经费数，也占整个教育经费的2％多一点。

所以说，目前，中国民办教育的这样一种规模，我认为，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适应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要扩大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这个准入程度，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一点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这样一种政策环境。

因为，中国的民办教育和很多有几百年历史的私立学校历史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它有着长期办学经验的积累，有这样一种学校的声望，而民办教育不过就是十几年，最多1、20年的时间，无论从资源的积累，无论从办学经验的积累和声誉的这种形成，都还有个过程，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公办教育之间，有一种公平竞争的这一种环境，那么我想一些具体的问题，因为，正在有关立法机构，正在讨论民办教育法，还正在研讨过程中间。我觉得，寄希望于我们民办教育法，能够一方面，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提供一个法制化的这样一种依据，同时，又能够进一步地鼓励和促进，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归纳一下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里，要迎接国际化，数字化的这一种挑战，那么，教育，我想应该说，肩负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要造就能够参与全球国际化，数字化时代的这种竞争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人才，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地提高，同时，我觉得教育和肩负着提高全民知识水平，提高国民素质整体水平，这样的一个任务。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在迎接国际化和数字化的这种挑战中间，才能有全面的这样一种基础和优势。

那么，实现这两个方面，要实现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协调，我觉得，政府和市场要发挥协同的作用，尤其是政府，我觉得，政府首先是要政府，在发展教育中间的责任要到位，保证教育公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如何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我想这一点，是解决教育公平的一个前提。那么，我想这里，要说的一点，就是说，中国目前政府的投资增长的速度，是快的，90年代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是三倍，应该说是快的。但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来看，它是有距离的。特别是中央财政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财政的比例不断上升，地方财政比例下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如何更多地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发展农村教育，来解决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的教育需求问题，我认为这是保证教育公平性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政府要创造一种市场竞争的一种政策环境，要保证教育市场的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一种竞争，使得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不管是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不断地提高它的效率，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得中国的教育，能够建设成为在世界上，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又是体现教育公平的这样一种新的教育。谢谢各位。

问：2005年，大概有4000万人就是高中生的高峰到来，但是，我们国家从明年开始，高等院校的招生，相对平缓地要给予限制，那么，刚才又听了谈教授的有关的讲话，研究基础教育的就说的一个公平，销售教育，效率和平等这样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今年高等院校，学生进校的压力，我是武汉理工大学的，高校今年可以说在招生上不堪重负，明年又要下降，面对着中国家庭的这样一种需求，我想请谈教授，想请问您一下，在这方面，教育家有何良策，因为可能遇到非常大的矛盾，就是社会上的这样一个群体，对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对高校的要求这样一种挑战，谢谢您

答：这恐怕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目前发展中间，面临的最难的一种选择。就是说，按照满足广大社会各方面的教育需求来看，我们要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教育规模，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那么现在这两年的高校扩招，实际上是受到这种推动的，除了拉动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学界这种观念以外，教育界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对高校的发展要求太迫切，而我们前几年控制规模，造成了一个很尖锐的矛盾，所以这两年扩招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背景。

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目前这个条件下，发展，总是有一种现实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供求的关系，就是你这个社会要有供给能力，我们有多大的供给能力，能够满足社会多大的需求，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叫适度超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教育要超前发展，但是，为什么提出适度呢？因为，发展要根据我们现在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现在的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供给是不是已经充分调动了，就是说，社会可以向教育投入的，我们是不是用市场机制，把它能够最大限度吸纳，各种财力，来投资于教育，我认为这个仍然是我们要努力的，所以说我们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应该要进一步扩大教育供给，但是我认为即使这样的话，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充分满足社会各种高等教育需求的高等教育在目前来讲，还只能是满足最基本的，或者是急需的。

所以，我想，要根据供求关系来确定我们发展的规模。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高等教育发展，尽管市场机制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主导性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如果说一个正常的市场调节的话，那么，人们要不要受高等教育，他家庭有选择，个人有选择，因为他有机会成本的问题，如果说，我上了大学，我就来就业和收入和我原来预期的希望有很大的差距的话，那么有很多家庭可能会选择去上中等职业教育，或者经过培训以后，工作，工作以后再过一段时间，再来上大学，我们现在是长期沿着一个高中毕业非要找一个大学机会，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各种问题都解决了。这样一种体制背景下，有刺激高等教育盲目发展的因素在里面。

我倒不是说完全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我说，一方面要尽力地扩大规模，另外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对高等教育的这种调节机制，我想通过这种调节，我想，高等教育会慢慢地实现供求的平衡。我个人这样看。

吕：

可能我讲的内容，同这个主题有点不大符合，因为，现在的主题是现代化，全球化，国际化，网络化，都是这么几个化，我，想讲一讲，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全球化？有没有中国是要保留的，是要坚持的东西。我就想讲一讲，中国，不管怎么进步，中国还有应当保留的东西，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现代化与人文精神，第一点，讲了我对21世纪教育的考虑。我认为，21世纪的教育，主要在建立两个基础之上，一个，就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或者以网络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第二是以脑科学为基础的教育科学化，我觉得，现在对信息技术讲得很多，而对脑科学的研究，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不够，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搞什么技术，搞什么网络，归根到底是要开发每一个人脑的潜能，归根到底落实到这一点上，你如果光研究网络，研究什么不研究脑科学，那你怎么行？当然我们对脑科学的知识，了解得极少，19世纪，脑科学的知识是个黑箱，20世纪是个灰箱还是还是半透明的，但是我相信21世纪的脑科学会有非常迅猛的发展，进成为我们教育科学的一个支柱，一个基础。所以我认为，21世纪教育两大基础。

这两大基础结合起来，就能够充分开发每一个人的潜能，充分发展每个人的个性，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这两个基础，我是持乐观的态度的。信息技术肯定要发展，网络技术肯定要发展，而且要普及，包括西部地区，那么，国家也要重点帮助它。早一点实现网络化。脑科学，不断多少困难，多少深奥，肯定也会发展，现在，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是空间提高，但是，人类驾驭自己的能力在不断滑坡，自己管不了自己。这次9.11事件发生，我是在思考的，我觉得这恐怖行动是人类道德的破产。所以，全世界应该反对的，但是，我也反对用恐怖来反对恐怖。我这里引了西方著名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上帝死了，人类没人管了，但是，西方的学者都说了，中国道德不是由上帝管的。所以，他们要向中国来请教，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一个上帝，但是中国人的道德，为什么5000年一直绵延不绝？很好，所以，他们要到中国，到东方来请教。

英国的有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也讲，21世纪的希望，在中国。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上，因为，科学技术肯定中国要发展，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希望。西方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中国又如何？所以我们在讨论21世纪教育的时候，大家都把目标集中在网络化技术化这个对的。也有一部分人想到了脑科学的发展，这也对的，但是，德育问题怎么办？我今天讲现代化的德育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为什么德育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来说，主要是三个问题。这在我们的提纲里面讲了一个就是对于工作的观念保守，我们老是老的标准，来衡量新的问题，德育观念是在发展的，比如说，中国人强调忠，过去强调忠是忠于皇帝，忠君是最高的道德，但是，后来就批判了，当然后来有个回潮，但是也很快就过去了，大家知道，忠概念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我们的国家，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的人民，这个概念就起变化了。比如说，竞争，我们中国人历来是主张谦让，现在，提倡要竞争，我也想过，机关改革的时候，干部要竞争上岗，他跑到台上去就要讲，我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担任这个工作，我如何如何，他这样讲，他不能说，我这个人不行的，我能力也不行，经验也不行，大家说，你自己都认为不行，谁选你？所以一定要讲自己很行，所以，观念在变化。

第二，对德育的内涵，理解得太狭隘了，我们不是把德育当成思想自治教育，就把它当成一个行为规范教育，其实，德育的概念是很大的。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仅仅是行为规范。我认为，德育的内涵应该扩大到我这个标题里面讲到的人文精神的培养。这个下面还要说到。

第三是方法简单，我们德育工作方法就是灌输，就是社教，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一句话，列宁讲，马克斯思主义要靠灌输，这个话是对的。有灌输因素，但是，德育不能仅仅靠灌输。

第四个问题我就讲，应该把德育工作，建立人文精神建设的沃土上，我把它用沃土两个字，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德育是种在里面的一颗庄稼，我是这样来比喻的，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朴素的我想这样的比喻也可以考虑，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而德育是种在里面的庄稼，你不在土壤的上面下工夫，你光去搞庄稼，这个庄稼是长不好的。

当然，什么叫人文精神呢？这个问题要回答那么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人文精神，应当包括文化品位，心理素养，人生态度，道德修养，爱国情怀，精神世界，价值观，人生观，等等都应该包括在里头。

道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它的民族特色，有国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这种地区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人文上。它在一代一代地起作用，一代一代地培育这个地方的人，人文，我认为这是好事，正因为有这个，所以，中国的道德能够2000年5000年延绵地发展。

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2000多年了，国家政治统一了，教育统一了，文字统一了，通婚交流非常频繁，但是，我刚才讲到的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还是有各自的特色。2000年都没有化掉。那么，所以我就预见，今后1000年，中国的人文精神在世界上，会不会化掉我想不会，不但不会，我们还有意识地要保留，要发展，要弘扬它。这并不等于不要吸收外来文化，比如科学精神，民族精神我们肯定要吸收。

所以，我最后一个观点提出来就是人文精神会不会全球和，我的答案是几百年里头，甚至上千年里头，会不，我这个结论，比较武断，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