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配制度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第一篇：论分配制度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论分配制度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一.效率与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1.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所谓效率,是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的。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无论是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投入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都应遵守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的原则,并允许合理拉开差距,但要防止两极分化。

2.效率和公平作用于不同的分配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市场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来获得收入的。效率高,则收入高;效率低,则收入低。在初次分配中,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经过市场实现的初次分配,还不能解决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公平合理一些。比如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一些人很富有,一些人连基本需要都无法保障。

3.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为收入两极分化,将对社会运行机制造成双重后果:一方面,对众多穷者的社会激励失效,极低的收入无法激发穷者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富者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可能侵害社会约束机制。社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失灵,必然从宏观上破坏社会的均衡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序化,从而严重破坏社会的经济效率。所以,市场初次分配的缺陷必须由再分配来弥补。在市场初次分配考虑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公平。

4.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要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效率优先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基点。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在注重效率的同时,避免出现一些经济不公平现象。效率原则的出现本身包含着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了社会整体分配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能接受的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这就需要兼顾公平。

党中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了现阶段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趋势”。这样,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目前,我们铁路运输企业的分配制度按现代化企业制度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行的分配制度不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没有把责任、风险、绩效和薪酬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效率优先的原则没有得到体现。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摆在铁路运输企业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要搞好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既有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也有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等。既然有这类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允许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又分别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要素所有者进行生产投入、转让要素所有权,都要取得相应的一份报酬。这样,生产成果的分配就在各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之间,依据各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实际作出的贡献来进行,多贡献多得,少贡献少得。从资源的市场配置来看,生产要素的贡献由报酬来反映,这样使得各种要素能够进入市场流动并形成要素价格。因此,就必须确立相应的分配原则,即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

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突出安全,紧贴效益的工资分配新体系

铁路运输企业工资由安全效益决定,应紧紧围绕安全效益重心,不断优化工资结构,以岗位工资和安全效益工资为主体,强化安全效益动态考核分配,有效建立起企业工资紧随企业安全效益同涨同落的岗位安效工资分配新体系。一是要素评价,建立新标。以职工岗位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和劳动技能等基本劳动要素评价为依据,建立各工种、各岗位档序的岗位安全效益工资标准。二是突出岗位,拉开标差。充分体现岗位职责、岗位贡献大小,在建立岗位安效工资标准中,合理拉开不同岗位档序职工的工资差距。三是动态考核。构建能升能降、以效计酬的岗位安效工资浮动运行机制。要体现三大分配功能。一是强化位劳动价值功能。以岗位劳动评价为基础,确定岗位安效工资,突出职工岗位劳动价值。二是强化安全效益功能。岗位安效工资在工资结构中占绝对比重,职工收入与企业安全效益紧密联系,激发职工保安全、提效益的内动力。三是强化工资弹性功能。岗位安效工资实行“双重”浮动,工资标准不仅随企业安全效益好坏上下浮动,而且按照动态考核要求,随职工岗位变动能增能减,岗变薪变,有效地增强职工收入弹性。让职工的劳动报酬与企业经济效益和个人的劳动成果紧密挂钩,充分调动关键工种、关键岗位和关键人员增收节支,降耗增效的积极性,改变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分离现象。推行岗位效益工资制度,坚持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要关注弱势群体,兼顾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弱势群体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体的组成部分。在分配制度改革中若忽视他们的利益,则有悖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是党和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的需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要坚决执行国家帮助弱势群体的各项政策法规,考虑下岗职工、病、伤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要使这部分职工的收入随着社会和单位的发展不断有所增加,体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

(编辑/梁永安)

第二篇：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对效率之后的公平与公平之下的效率问题的思考

姚靖威

当下，学界和政界中的一些人围绕“分好蛋糕”为重，还是“做大蛋糕”为重，展开了讨论和争论，由此，还产生了两种发展模式：“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如果进行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我们会看到这次讨论的问题，既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中背后隐含了三个问题：一是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以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二是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第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笔者将逐一加以解析，并与学界和政界的相关人士进行商榷。

一、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来源于邓小平同志提出设想中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由此，被进一步发展深化为“效率为先，兼顾公平”。“广东模式”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是沿袭了邓小平同志的思路设想。

下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种思路的内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在利益分配和劳动成果的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那么，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社会存在发展的自然状态，即使不做强调，也会是如此，因为人有拙愚和聪智之分，有勤劳懒惰之别，有脑力和体力之差别，更有天赋之不同，如此种种因素的存在；同时，地方区域上有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先天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由此而产生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即使在同样勤劳的状态下，富裕的程度都会不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山西太原的富裕程度，作为内陆区域的富裕，就是自然资源差异导致的出众富裕的很好诠释。温州、广东、“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适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首先富裕起来，也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富裕程度不同的一个很好诠释。文体界的明星们率先富裕，也是因为基于先天禀赋的后天勤奋努力的结果。所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一个自然状态。

但是，如果这种状态继续发展，即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先富起来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可以利用先富起来积累的资本，占据财富制高点，从而攫取更多的财富。这会使想致富的后来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富二代”就是最好的例证，投机炒作加剧了财富快速地向先富起来的人群集聚。由此，我们看出，公平不会自动产生，相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起来，社会将快速地产生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继续发展下去而不加干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问题。笔者在作上述分析时，剔除了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特权的影响因素，如果把这个因素加进去，情况会更为严重和复杂。

邓小平同志的最初设想是，“先富带动后富”，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先富者，要么移民，要么投机炒作，真正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者的人，少之又少，眼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先富取得的资本，开始不安心于实业与实体经济，而是放高利贷，社会公平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这不仅仅是个讽刺，也说明这种设想缺乏心理学支撑。如果先富能够带动后富，自动地实现公平，或者效率优先，而兼顾公平后，有可行可靠的实现公平的现实办法的途径，那么资本主义就可以有可行的途径而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从经济与社会的实践结果看，公平性矫正实现起来困难重重。所以，这种设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难以成立。因此，“广东模式”值得商榷，如果“广东模式”真的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思路，外籍打工者落户当地应该早就不是问题，享有与原住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外地打工者和原住民的矛盾冲突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可是做“蛋糕”的人，分得的“蛋糕”的相对比例是越来越小。

二、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

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够产生效率，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下能够产生效率。我们常常说，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说的就是自己通过辛勤劳动，可以获得直接的利益，而不是被人剥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广大农村通过联产承包制政策的实行，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解决我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果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不能产生效率，给别人干活拚命，给自己干偷懒，非得要被人剥削，在别人的皮鞭或呵斥下才肯努力工作，这种论点成立的条件只能是这个人天生就有奴性，或者是奴才，或者弱智和傻子，要么天生懒惰，否则无法解释。提高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要实行劳动成果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效率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一点已经被社会实践无数次证明了的，看看现实中很多的公司留不住人才、留不住员工、招工难就知道，学者们也没必要纠缠这个问题。

“重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已经到了将现实已经做得比较大的“蛋糕”，进行合理公平分配的时候了，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带来的是劳动者有没

有积极性的问题，而且会产生社会动荡的问题，社会利益冲突已经变得愈加严重，学者和决策者已经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而且是刻不容缓。学者们常谈的“倒逼”是什么？这就是倒逼。

学者们为什么抛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实行呢？原来是要使资本在收益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这也许是学者们在有意强调资本在生产成果中的贡献问题所引出的），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这个份额已经非常大，而且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因而劳动所占的份额被严重的挤压。笔者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把大的份额交给资本所有者呢？在具体的经济运行管理实践中，也许学者苦于没有想出更好的分配方法和思路，而简单地借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方法，然后搞出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分配方式。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百姓有着一个习惯，即储蓄的习惯，把劳动成果财富都存到银行里，在银行里的大量资本为什么不用从而为百姓创造财富？然后把分得的份额给予百姓？却偏偏使用资本家的资本而让劳动者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呢？这是什么发展思路？全国的普通百姓至今还在忍受负利率政策之苦？劳动者自己创造的财富在一天天的受损、在缩水，笔者实在不能理解一些学者和决策者采行这种发展思路的想法和初衷。这个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而想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解决好，其可能性不大。

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

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呢？笔者可以作答：是前者。人民当家作主，劳动成果公平地被分配给劳动者，将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使我们假设人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会得到极大的发挥，这是长久持续地提高效率的基础，这是从现代心理学可以得到证明的，也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所证明了的。提高效率，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决策、科学规划和科学组织管理，劳动者之间更好地进行协作和合作，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地培养使用专才和通才，各尽所能，用人所长，科学细致地分工，做到这些，同样需要公平、平等，至于发展的资本问题，基本上在我国现在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以效率优先来谈效率，只会求得一时的效率，不可能长久。长期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大量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会导致社会需求的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社会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进一步造成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与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下降，这种情况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证明了的，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所证明了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所以，公平之下的效率比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要更高、更好、更持续、更长久。“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如果继续执行，长期下去，将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笔者请一些学者和决策者务必清醒。

至此，读者应该会明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中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了。

四、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实现公平、如何达成效率的问题

公平和效率问题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在社会实践中会出现交织、发生交叉的情况。公平可以体现在经济中，也可以体现政治中，也可以体现在教育中，因为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实践中紧密相连，难以分开。公平体现于经济中，主要是利益的分配的公平；公平体现于政治中，就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就是生命的价值的对等，德当其政，才适其位；公平体现于教育中，就是劳动者、公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均等，因材施教。马克思主义已经告诉我们，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效率的实现，就是要注重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注重科技创新，科学合理的协作和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加以重视，对社会的各个系统、各个领域，进行科学地优化，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五、笔者的几点建议

学者们已经多次提出要加强利益分配的顶层设计，尽快解决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的快速集中的社会状况，避免我国经济与社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在此也试着提出几点建议：、鼓励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向实体经济转移。

2、限制和打击投机和炒作行为，并作出立法限制投机所得的幅度，对于这一点，可以有多种手段加以采用，减低社会的浮躁之气；

3、实体经济中的资本转为投机资本的，进行高额征税；

4、改变我国金融政策的负利率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严加监管；

5、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适时征收遗产税，鼓励社会的慈善行为；

6、制订相关政策，使银行资本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投入，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

7、制订相关的法律制度，提倡和鼓励劳资双方的公平合理地工资协商，保障劳资双方的公平合法权益；

8、尽快出台工资管理指导条例；

9、国有企业的收益应归全民所有，并用之于改善全体人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基本的住房保障，提高人民群众的基础生活质量。

10、提高资源的使用税费，将土地财政所得纳入预算，使土地财政所得在全国范围内做合理的分配，抑制土地财政所产生的冲动和弊端。

11、国家的优质大型企业和资产，尽量避免股份制改造，优化产业结构。

12、采取适当的方式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

相应的配套措施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列明。

2011-9-19于青岛

E-mail:aoshen_yms@yahoo.com.cn电话：***

第三篇：论分配制度改革

论分配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地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长足进展，城镇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相应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持续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沉淀了许多社会矛盾，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有些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严重程度，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了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一、改革的动机——解决贫富分化

现在说到收入分配，必提两个概念，一是基尼系数，二是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线。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3.2：1，全国收入差距的60%以上出自于此)、区域之间(东中西部已有的收入差距，由于倾斜式发展战略实施而被进一步扩大)、行业之间(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04年，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按全要素收入来分析，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相差5—10倍)、阶层之间(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

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的33倍)。有关专家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贫富悬殊愈发严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收入差距拉大给国家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些年群体之间的信任度明显降低。一旦富人、官员出了事，网上舆论一片喝彩，这是不正常的。现在看，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对社会稳定产生现实影响，而且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至深。可以说，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破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重要锁匙。

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在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强调三次分配在当前尤为必要。

二、改革的切入点——公务员工资改革

目前看，增加政府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十分必要，理由有三：一是经过多年的改革，企业工资基本上已由市场来调节，相对而言，我国政府与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明显滞后；二是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过低，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略有上升，但始终没有超过15%。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可能高达50%左右。三是政府与事业单

位的工作人员数量庞大，其工资水准的调整可为企业工资的相应调整提供参考。

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

当前推进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目的是建立一个好的公务员工资分配新机制，重点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适当拉开不同职务、不同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强工资的激励作用。二是实现阳光工资，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争取作到工资主要与级别和职务挂钩，而与所在部门无关，以利于工作人员在各部门之间进行良性互动。三是调整结构，注重公平，工资改革适当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倾斜。

针对公务员法中关于“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的有关规定，把公务员工资水平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进行比较呢。工资水平在比较中确定是因为，公务员是参加社会二次分配，机关工作又具有难以量化评估的特点，具体定位公务员工资水平缺乏客观标准，应当采取这种调查制度。

三、改革的目标——公平与和谐 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应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具有极强的政策导向作用，关系到社会整体改革的方向、成败和稳定大局，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趋势相适应，顺应现阶段经济特点和发展规律。

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对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放在收入“高”、“低”这两头。对经营者的高收入不能简单限制，而应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对一般员工中的低收入者，包括农民工、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等，都应着力提高他们的收入。

第一，在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中，要研究强化就业指标、增加收入分配指标。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GDP，近年在完善宏观调控方面做了大量积极探索，但对就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我们考虑，针对当前就业问题、分配问题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应把失业率、最低收入标准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加快相关政策研究，包括基础性工作的研究。比如，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登记失业率还是实际失业率，控制失业率指标是定性的、弹性的还是定量的、硬性的等等。

第二，在宏观调控手段上，要把收入政策作为重要的调控工具。70年代后，发达国家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还把收入政策作为

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当务之急是要结合我国国情，在收入政策方面研究适用的、有效的调控工具。总体上讲，一方面对我国计划经济中采用的一些传统调控工具，如工资总额控制、平均工资控制等，应研究如何与市场经济接轨，切实能够发挥调控作用，而不是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应研究采用哪些新的、更有效的调控工具。比如，在初次分配环节，如何使最低工资线与物价变动、经济增长挂钩等。

第三，在宏观收入分配关系上，要逐步提高个人收入的比例。中央近期要采取两项改革，都可能影响国家、企业、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推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把国企的利润统一纳入预算管理，改变国企的利润全部留在企业的情况。在改革中，要充分考虑对个人收入分配可能造成的影响，注重逐步提高个人收入比例，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宏观收入分配关系更加趋于协调。

四、改革的难点——垄断行业

垄断行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要规避和解决的问题。铁路、民航、金融、邮政、电信、烟草等行业基本上都实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双重管理，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管理为主的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下，不仅地方人大、政府对这些垄断企业的约束、监管十分有限，而且因其掌握着一些事关当地发展的重要资源，并可能影响地方争取项目、资金，地方甚至不敢得罪他们。

垄断企业收入分配问题，由于情况比较复杂，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政策。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打破行政性垄断。

对垄断行业的工资增幅作出限制，可以使他们的工资逐渐回归正常水平，减少社会不公，也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因为垄断行业或者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他们通过垄断行为获取了超过一般行业的利润，这些垄断利润除了上缴财政税收的部分以外，大部分形成了这些部门工作者的较高收入。通过高工资消化超额利润，实际上是在变相剥夺国家利益。此外垄断行业需要支付高工资，就会提高价格，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限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涨幅，可以防止国有资产“合法”地流失，也能降低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

但是，牵一发动全身，仍然不能操之过急。因此，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不解，甚至愤怒的舆论下，人们应该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工资的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的层面，所表达的情绪，也不仅仅是降低某个行业薪金能够完全平复的。就像任何改革一样，它需要细致的梳理，需要时机和时间，需要权责利的通盘考虑。

第四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认真领会和准确把握这些精神，对于明确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效率与公平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活力和社会稳定，是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实践证明，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的，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两个环节。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生产要素的提供与报酬支付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进行调节和规范，不直接干预。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主要通过税收、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进行，重点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职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价格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下，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过多，再分配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除了初次分配的规则和秩序要规范，也就是分配过程要公平以外，还要高度重视机会公平，这涉及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条件，一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收入也高；二是劳动机会的公平，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保障公平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要加大税收等经济杠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最终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次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以遏制贫富差距„„这些都关乎百姓的腰包问题。在本期《国是开讲》中，专家就十七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党内外专家指出，中共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内涵丰富、新意十足，这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那么，什么是财产性收入，这背后蕴藏着什么含义？对这个涉及到居民收入统计的术语，新华社记者就此连线了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的专家。

公平分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充满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公平的收入分配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平。

一项对1978年~2006年所有行业收入的研究表明，自2002年以后，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这一结论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的研究者对1978年~2006年十几个大行业的人均实际工资的概率分布形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的格局已经从“单峰”分布向“双峰”转变，即从大多数人的收入分布在平均收入水平附近，转变到一部分人集中在较高的收入水平，另外一部分人集中在较低的收入水平附近，并且形成了稳定的格局。

数据显示，1978年，国家统计局划分的16个大行业中，工资收入最高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最低的“社会服务业”人均工资之比仅为2.17倍；2006年，全国大行业中工资收入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最低的“农业”人均工资之比高达4.69倍，全国这一比值最大的省份已经接近6倍。

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

对数据的分析发现，以1993年为界，中国各行业的收入分配在此前后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特点。

在1978年到1992年间，行业工资分布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十几个大行业的实际平均工资始终呈现出“单峰”分布的格局，行业收入分配没有发生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行业工资收入的集中程度显著提高，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有一定的缩小。

顾严表示，主要原因是当时正是我国改革重点向城镇转移之际，进入全面改革的阶段，各行业的积极性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各行业的实际工资收入增长提速，行业间收入差距出现一定程度的缩小。

具体到各个行业来看，“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建筑业”三个大行业在1979~1982年间稳居行业平均工资排名前三位，这三个行业的工资增长率也位居前列。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行业工资增速的相对位次发生了下降；原先工资水平较低的“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等行业实现了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涨。

而前述工资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业工资增长率12%~13%，但其增长率排名仅为倒数第六、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1979年工资排名居倒数第一、倒数第四和倒数第三位的“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和“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实现了16%、24%和15%的名义工资年均增长，增长率分居第三、第一和第二位。

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从1997年起，行业工资收入差距拉大。

两极分化趋势加强

顾严表示，从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看，“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新兴行业的工资水平迅猛提升，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到了缩小行业差距的作用。

但是，这些行业在工资收入跃居各行业领先水平以后，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了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动力源。“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工资增速的上涨加剧了行业差距的扩大。

顾严表示，更值得关注的是，2002年以后，行业收入分配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2002年以来，工资收入排名前4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实现了12%、20%、15%、和16%的年均工资增长；除工资收入第一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外，其他三个高收入行业的工资增长率显著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

而收入水平位于倒数第一位的“农林牧渔业”仅实现了9%的工资年均增长，排名倒数二、三位的“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工资年均增长率不及12%。

到2006年，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更强了，顾严表示，尤其是在平均实际工资8000~1万元（2006年名义工资3万至4万元）左右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收入较为集中的“矮峰”，很有可能成为加剧行业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力量。

在处于这个“矮峰”位置的有四个行业，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金融业”具有垄断性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则是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新兴行业。

第五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如何把效率与公平协调一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为我们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路。一．效率与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所谓效率，是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可以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同所得的经济成果的比率来度量，投入多，效率高，收入高，反之就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发生亏损。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无论是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投入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都应遵守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的原则，并允许合理拉开差距，但要防止两极分化。效率和公平作用于不同的分配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市场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来获得收入的。效率高，则收入高；效率低，则收入低。假如市场上不需要你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就得不到收入。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出判断的。在初次分配中，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经过市场实现的初次分配，还不能解决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公平合理一些。比如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一些人很富有，一些人连基本需要都无法保障。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为收入两极分化，将对社会运行机制造成双重后果：一方面，对众多穷者的社会激励失效，极低的收入无法激发穷者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富者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可能侵害社会约束机制。社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失灵，必然从宏观上破坏社会的均衡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序化，从而严重破坏社会的经济效率。所以，市场初次分配的缺陷必须由再分配来弥补。在市场初次分配考虑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公平。所以效率和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分配的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只有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才能激发劳动者尽可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尽快增加物质财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就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效率高、竞争力强、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入，使人们的收入拉开了档次，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效率优先就是要求市场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求收入水平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要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效率优先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基点。同时要兼顾公平，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化。再分配注重公平，就是在注重效率的同时，避免出现一些经济不公平现象。效率原则的出现本身包含着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了社会整体分配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能接受的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这就需要兼顾公平。党中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了现阶段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目前，我们事业单位的分配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离十六大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倾向比较严重，效率优先的原则没有得到体现。现行的分配制度不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摆在事业单位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要搞好事业单位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贯彻十六大的要求，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1．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六大指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既有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也有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等。既然有这类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允许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因为物质生产成果是人们投入的劳动力、经营力、资金、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又分别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要素所有者进行生产投入、转让要素所有权，都要取得相应的一份报酬。这样，生产成果的分配就在各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之间，依据各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实际作出的贡献来进行，多贡献多得，少贡献少得。从资源的市场配置来看，生产要素的贡献由报酬来反映，这样使得各种要素能够进入市场流动并形成要素价格。价格信号的市场波动，引导着各种生产要素流向最需要的部

门，从而有效地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生产要素的有偿使用，迫使每一个生产经营者在进行投入时要精打细算，寻求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以便用最低的生产成本来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具有效率的秘诀就在于此，即人们的所得必须与其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直接联系起来，收入要与投入相对应。因此，就必须确立相应的分配原则，即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我们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正确认识劳动的质与量，认识到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劳动是复杂程度很高的劳动，是更有效率的劳动。不能把按劳分配等同于按劳动的自然时间进行分配。在收入分配中，应充分体现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劳动价值，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使同一单位的职工收入差别与他们的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差别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激励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创新能力和风险意识，促进单位经济效益的提高。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有利于吸收单位职工和社会的资金用于拓展生产经营门路，扩大生产规模，既能加快单位发展，又能分流吃事业饭的人员，减轻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有利于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为单位的跨越式发展多作贡献。2。结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与聘用制度相配套的工资分配制度。即将全面推行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其核心是建立岗位分类管理制度，实现由身份管理到岗位管理的人员聘用制度。我们应以这次人事制度改革为契机，在实行聘用制度中，要在国家工资分配制度宏观政策和工资总量调控指导下，进一步深化单位内部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和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与聘用制度相配套的单位内部工资分配制度。要结合本单位内部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实际，合理确定受聘人员的岗位工资待遇。按照按岗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的原则，将受聘人员的岗位工资待遇与其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挂钩，做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对关键岗位和特殊岗位人才要强化激励力度，适当拉开不同岗位间的收入差距，发挥岗位工资待遇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允许单位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奖励项目完成人员和对产业化有贡献的人员；允许单位经批准高薪聘用个别拔尖人才，实行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报酬。对有重大科技发明、贡献突出的人才，根据有关规定，实行重奖。逐步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3．关注弱势群体，兼顾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弱势群体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体的组成部分。在分配制度改革中若忽视他们的利益，则有悖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是党和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的需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关心，首先要坚决执行国家帮助弱势群体的各项政策法规，包括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强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给予弱势群体特殊的就业援助等。要重视发挥我局已经建立的职工、子女就业帮扶基金的作用，为分流下岗职工及其子女提供就业或再创业的条件。许多单位工会组织已建立了职工互助基金，该基金应在帮助困难职工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多方努力，不让一个职工生活过不去。在工资、奖金分配中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逢处过节发放慰问费、过节费和过节物品时，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使每一个职工都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对于混岗的大集体职工，除了工资有政策规定外，在奖金、劳务费、过节费等分配问题上就应尽量做到同工同酬，使他们的劳动付出有相应的回报。要正确认识离退休职工在过去几十年工作中的劳动积累对国家和社会所作的贡献。离休干部都经历过民主革命，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拼搏奋斗，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都为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作出了贡献。我们应该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和政府关于离休干部的有关政策，确保“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略为从优”的规定得以落实。现已退休的职工，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工作在计划经济年代，那时，他们的工资待遇都不是很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多是以利润的形式上交了国家，他们都为增加国家积累作出了贡献。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更要重视离退休职工的利益，要使离退休职工的收入随着社会和单位的发展不断有所增加，让离退休职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能得到应有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