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关系分析和分配制度的完善

第一篇：公平与效率关系分析和分配制度的完善

公平与效率关系分析和分配制度的完善

摘要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从“公平优先”――“公平效率二者兼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从“平均分配”――“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关键词 公平；效率；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9)10-0190-03

基金项目 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分配制度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研究”(批准号07sJB790024)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袁春晖，盐城工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江苏盐城224051)

一、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关系

1，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内涵。何谓公平?理论界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这种观点把收入差距大小作为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比较流行。这是以结果的均等作为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没有考虑收入的渠道和手段。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种原则摒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认同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体现了激励原则。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仅是一种主观观念，而且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投入或成本就是利用一定的技术生产一定产品所需要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又包括人力资源；既包括无形资源，又包括有形资源。产出或收益指的是人们利用一定的技术、投入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来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或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或服务，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又包括无形的服务。

2，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砸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二者在统一过程中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必须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变化，不能一成不变。

二、分配制度的发展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合理的分配制度，既能促进社会效率又能实现社会公平。为了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找到它们的最佳结合点，经济学家和学者们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试图找到一种既能保证效率，又能防止和消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途径。综上所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矛盾关系，它们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不仅是动态的，而且还有一定的运转规律。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决不是追求稳定的平衡，而是动态的平衡。即通过对“不平衡”的诱导而达到“相对平衡”，从而引发“新的不平衡”，然后再进行诱导和发展。随着我国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解决这种矛盾，我国的分配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

在我国，与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经济体制相适应，我们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侧重各有不同。

1，“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职工不再为资本家干活，人人处于平等地位，平均分配收入，职工没有压抑，没有失业的忧虑和危险，个个心满意足，心情愉快，生产积极性高，生产效率提高。既公平又高效，多好!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是仅用结果的公平――假公平，对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出力情况，劳动实际效果的差别的不公平对待。因此，必然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经济只能在低效率下缓慢运行。可见，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这时改变这种状况的思想必然产生，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2，“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摈弃传统观念，开始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上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

系上实际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针对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所造成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并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接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深刻剖析了平均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危害，指出平均主义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第一次提出了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综合国力有了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有了较为普遍的改善。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人们把多劳多得拿奖金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过去5元、10元能刺激满足，几个月后5元、10元感到是应该得的当作工资，20～30元才能刺激满足，再后来50～80元，甚至更高，才能满足。奖金涉及荣誉，涉及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多拿奖金，名利双收。人与人相比，单位与单位相比，都要多拿。如果比别人，比其他生产单位少，就产生不满。形成奖金互相攀比、攀升现象。奖金不再能激发人们生产积极性，反而影响生产积极性。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体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结果一方面助长了一部分人的收入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按劳分配领域平均主义有增无减。这就导致一部分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最终并没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比较详细和完善的分配政策，特别指出，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而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逐渐明朗化。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政策导向上强调“效率优先”，允许各种要素参与分配，市场机制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刺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快速发展，人均GDP有较大增长，已基本实现小康社会，“效率优先”得到保证。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有的在改革中受益较大，有的受益较少，有的利益甚至受损。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达到0.4－0.5，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居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正向全面实现小康过渡，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4，“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强调社会公平，不仅仅能表现出结果的公平，而且能体现出竞争机会的公平，分配的过程以及尺度和规则的公平。相信随着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密切关注和领导下，以两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为突破点，继续改革完善我国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将破解当前收入分配不平等难题，为推动科学发展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注入不竭的动力。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寻求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平衡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目前的分配结构呈现“金字塔”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需要构建一种“椭圆”形状的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就要采取适当的提“低”、扩“中”的政策。

首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是解决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关键，也是“十一五”规划重点提出的政策。对于城镇低收入者可以采取适时适度提高最低生活费、最低工资等“救命钱”，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等措施来解决。目前，全国各省、市、区已普遍建立最低工资制度，23个省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还有33.9万个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其次，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在中国以公务员为代表，应当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他们的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在收入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从而提高收入水平。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范围。

调节还是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敏感话题。政府不能以行政手段对高收入加以限制，而只能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和保证收入的合法性，甚至可以选择遗产税和赠予所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

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大宏观管理力度：

1，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可以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加大对西部及东北等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增加教育投资，引导多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

2，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农业和农民倾斜，进一步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改革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政策，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确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通过动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和财富增量部分，向农村倾斜，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收入，创造机会提供必要条件。

3，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其收归国家财政。

4，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跟踪和监督。健全和完善居民收入统计调查制度，建立居民收入分配的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城乡贫困监测体系。

第二篇：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摘要】

社会在不断发展，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仅能提高人民大众的幸福感，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当今社会，我们要树立全面效率观，关注民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避免两极分化。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有两点：一是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二是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正确处理 效率 公平

要讨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是效率与公平。“效率，从微观层次讲，就是在发挥‘一般社会力’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次讲，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起来讲，效率就是生产要素的节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公平，一般有两种含义：在社会学上，公平是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是指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以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在经济学上，公平是指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会均等。”①

一、现状与问题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自此正式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表述。但在实践中逐渐显示出其不足之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在不断扩大，1985年为0.24，1991年为0.282，1995年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3年为0.447，2004年达到0.469，这既超过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等发达国家；二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由于更多地考虑效率问题、考虑经济建设，从而导致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发展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②

二、原因分析

效率与公平不仅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管控社会经济的能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两者会对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效率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将提高效率片面理解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将追求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重投资、轻消费，重数量、轻质量，从而给资源、能源和

③环境带来严重的压力。”

我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对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公平问题日愈严峻。“我国目前在初次分配领域诸多不公现象：首先，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其次，初次分配存在着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公平。”④

中国的工资制度包括以下方面⑤：

1、工资等级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从劳动质量方面来反映劳动差别，规定相应工资标准。

2、工资调整制度。其主要内容有考核升级、自动增加工资、考核定级、提高工资标准等。

节选自百度知道

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③ 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①②④ 参考张维达 谢地 宋冬林，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⑤ 参考百度百科

3、工资支付制度。主要包括支付原则、各类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特殊情况下的工资处理的等内容。

4、工资基金管理制度。顾名思义。

我国的工资分配基本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方面，工资制度中的等级制度、调整制度、工资支付制度既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又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这些制度是相对公平的；另一方面，工资制度本身存在不足，工资标准尚未完善，而且工资制度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够被落实。

三、对策建议

以上一些情况不公平的情况明显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保持生态良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要求转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片面效率观，树立全面效率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首先，当我们考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我们要知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实现的物质条件和源泉。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本体，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存在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充分公平的利益和权利分配，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

总之，效率与公平有着必然的相互联系，而且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 第一，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初次分配市场中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

现实生活中，一些金领阶层的工资可以是普通劳动者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不是说金领阶层不该有这么高的工资，而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偏低。在如今这个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普通劳动者却过着困苦的生活。一房价为例，普通劳动者辛苦工作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一套房子。市场机制具有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有时，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奖励。所以，初次分配在考虑效率的同时也要注重公平。

第二，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再分配包括收入税、财产税、社会缴款、社会福利和其他转移收支。

“占社会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财富，都是劳动者们在社会上通过分工协作，改造自然，共同创造的。像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自己单独创造财富、独占财富，在当代社会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得到财富。任何人的财富生产，都必然要包含着别人对他的支持和社会对他的保护。因此，任何人通过市场交换对社会财富的占有，都应受到依据通过民主制定的法律和政策的调节，反对少数人通过政治权利或财产所有权对他人和社会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就中国正在经历的体制转变过程来看，市场交换本身还会存在更多局限性。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利益与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改革使一部分人受益，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大，也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小。不管向市场转型的长期效果如何，短期内，它总会引起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失调和一部分人相对收入降低的剧烈波动。东欧和前苏联在这种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少数人暴富，多数人经济收入恶化的现象。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也会出现社会阶层的大分化、大改组的重构过程。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公的存在，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失落感，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敌视，如果这种情况扩大到社会范围，就会变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通过政府干预等调节手段，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促进财富公平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扶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⑥

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积极作用：一要加强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二要使再分配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三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

在当今社会，效率与公平对于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公平，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良好发展，也会令劳动者丧失对社会的信心。如何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个艰巨的问题，考验着中国政府和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们。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一难题，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裴小革，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张维达 谢地 宋冬林，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光明日报，2008年 12月16日.⑥裴小革，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第三篇：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摘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生产力。那么在不同的时代，我们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力和保障社会稳定，就会对效率与公平的侧重点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个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但在任何时候效率与公平一定是并存发展的，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发展的前提。所以，恰当地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关键词：效率

公平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

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

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重申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在效率和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由于效率和公平在统一中还有对立的一面，在复杂的两难选择中，只有选择效率优先，才能达到未来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公平社会的到来也是以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效率的提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低水平的均等，是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使每个人分得更多的蛋糕，国家才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效率越高，越为公平提供条件，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鲜明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如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过度追求公平，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达了，我们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就是提高效率。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又决定了我们必须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又必须兼顾公平。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就是效率经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都必然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这样，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效率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们的政策取向必须维护市场经济规律，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行效率优先。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经济手段就是按照市场原则和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收入，让贡献大者获得更多收入，激发他们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在政策上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二，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初次分配中讲求效率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要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利用再分配的政策措施，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各种调节税，对低收入者和贫困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如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临时性的社会捐助，目的是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

第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不合理的分配行为，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不规范的分配秩序既损失了效率，又损害了公平。规范分配秩序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保证公平。

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注意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并没有固定的数量界限，却符合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也就是说，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都可以以效率为主，当社会难以承受时就必须注重公平的尺度。这种公平点既包括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也包括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还包括个人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均衡点。需要注意的是，以效率为主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财富，也不意味着要有意留下体制缝隙，而是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健全体制；注重公平，也不意味着要劫富济贫，一味追求结果的均等。

第四篇：浅谈公平与效率

浅谈公平与效益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阶段(1978—1987年)的核心内容是“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二阶段(1987—1993年)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并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初期。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后来，先富带动后富。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竞争，明确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取向。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分配政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下，我国经济腾飞，贫富差距骤然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人民生活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分配政策和公平正义的争议，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质疑。面对这样的情况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几个字的微妙变化，正是我国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实首先要被人民大众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呢？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调整之后的“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认可？在人们心中，“兼顾”二字可否在现实中实现？会不会人们把“兼顾”只当成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带着这样的顾虑和问题，我们对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116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明确知道我国十八大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调整政策的仅有13人，占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足可见我国政策的推广工作还待提高。如果推广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会出现隔阂，政策的实施缺少了群众基础，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监督，同时，人们还停留在不合时宜的旧政策方针上，怨言不断，负面心理会愈加浓重。从调查中还可以得到，有将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是通过课堂学习，也许有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缘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约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网络媒体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应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扩大宣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方针，以得到更多认可，推进实施。

“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中能否实现”的问题统计消除了我们的顾虑，80%的人认为在现实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这为十八大提出的“兼顾公平与效率”获得群众认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事实上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国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只关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同时，

第五篇：兼顾公平与效率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兼顾公平与效率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一、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历程

1980年9月10日，我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简称80版个人所得税法），我国居民也正式进入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时代。80版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雏型。因为它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免税项目、所得额计算以及税收管理等多个方面的依据和责任范围做出了界定。

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对80年版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正（简称93版个人所得税法）。93版个人所得税法的颁布实际上宣布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设正式宣告完成。而这部法律自身也是我国“94税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税收制度书写了辉煌的篇章。93版的个人所得税法在80版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个人所得税的应税项目——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它所得共11项。而在应纳税额的计算上面，93版的个人所得税针对工资、薪金制定了九级超额累进税率，针对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制定了5级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进一步完善其它应税所得的计算方法。这与80版个人所得税法有明显的进步，体现了个人所得税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两大功能，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

之后的1999年8月、2005年10月、2007年6月、2007年12月，全国人大相继对93版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微调。1999年8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93版个人所得税作出如下修改：一是删去93版个人所得税中的第四条第二项中的“储蓄存款利息”；二是增加一条，作为新个人所得税法中的第十二条：“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开征时间和征收办法由国务院规定。”2005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在1999年颁布的个人所得税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正。修订的内容是将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从之前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本次免征额的提高主要是基于当期我国居民收入较1980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且同期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物价水平也相应提高这个事实。2007年6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对个人所得税法作如下调整：将2005年颁布的个人所得说法第十二条修改为：“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开征、减征、停征个人所得税及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实际上是授权国务院处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相关事宜。而对个人所得税法的最近一次修订则是2007年12月。这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就是将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从2005年的1600元提升至2000元。免征额的提高降低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提高了这部分居民的相对收入，同时也实现了国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现实，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提高以及我国当前个人所得税总额的增加是否真正有利于缓解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恶化的现状或者说降低我国的基尼系数还有待进一步讨论。这也是我们所讨论的个人所得税目前所存在的问题。

二、个人所得税的效率与公平

效率和公平是税收的两大基本原则。A、税收公平原则对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普遍征税，是指个人所得税原则上应由全体公民共同承担，无特殊原因，任何阶级、阶层，任何经济成分，任何个人或法人都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享有税收特权；

二、综合评价纳税人实质税负能力，其主要涉及税制设计，即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应当反映现实社会中纳税人的实质收入水平，即扣除所有的财产价值本身、自身及其家人维持生存必要消费支出之后根据市场物价水平所确定的实际价值；

三、同等税负能力同等税负，是反对个人所得税制度上的特权或不平等，个人所得税税负确定仅应以个人税负能力准，不应以纳税人的社会地位、种族等发生转移；

四、不同税负能力不同税负，是指收入高的阶层纳税能力强，应多负担税收;收入较少的纳税能力较弱，应少负担税收;无纳税能力的，则可以不纳税；

五、税收优惠应当具有严格的“公共利益”依据，并经法律明确规定。B、个人所得税的效率是指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在具体的税收制度中，税收效率原则表现为税种的选择，税制结构的确定，税率抉择和税收征收的便利等等。假定政府要取得同样大小的税收，可以开征所得税(直接税)，也可以开征商品税(间接税)。但是所得税对消费者的效用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商品税不但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而且还改变消费者的购买力，而所得税仅仅改变消费者的购买力，因而它的影响较小。

个人所得税应坚持公平和效率，个人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能直接参与个人收入分配。相对其它税种来说，个人所得税能够更容易调节个人可支配收入和财产占有的数量。个人所得税是收入分配流程中的最后环节，是政府对个人收入差距进行调节的最后时机。个人所得税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分配机制主要凭借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但是，在现实市场中每个人的要素禀赋各不相同。另外在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社会经济中，机遇所得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政府分配机制是通过政府政策实现个人收入再分配，其手段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税收，而其中个人所得税又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政府分配通过无偿地从要素所得和机遇所得中取走一部分，再给予要素素质或机遇差的人，从而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这是对市场分配的修正和调节。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效率与公平

1、降低税率，以期实现效率原则：一般来说，高税率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获得越多的人税负越重，其实质是对勤劳和投资的一种税收惩罚，会影响人们劳动、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生产的持续增长；高税率还会诱惑一些人通过走私、偷税、逃税、合法避税而少纳税甚至不纳税。这不仅会造成税收秩序的混乱，还会挫伤诚实纳税人劳动、投资和依法纳税的积极性。相反，较低的税率可使劳动者和投资者获得较多的税后报酬，会提高他们的劳动热情和投资积极性，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外，低税率还会减少纳税人纳税的心痛感，使其不觉得牺牲过大，征税的社会阻力因此较小，税务机关也可减少相关的费用支出，从而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

2、减少税率级次、扩大税率级距，以期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由于个人所得税重在调节收入分配水平，以达到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目的，各国个人所得税大多实行累进税率，并且税率级次较多，以实现“量能负担”的公平原则。但近年来，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很多国家倾向于减少税率级次。首先，税率级次的减少可以简化税制；其次，减少税率级次伴随级距的扩大，使相当多的纳税人由于个人所得税级距的扩大，使其应税所得从第二级距、甚至第三级距跌落至第一级距，从而仅适用第一级距适用的税率，其实际上面临的是比例税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比例税率对纳税人产生的税负比累进税率小，从而减少税务机关的征税阻力，这从效率的角度来说是可取的。因此，各国在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改革中，纷纷减少税率级次。

3、向混合制模式转换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模式是分类所得税制：由于这种模式存在明显的弊端，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发展需要，因此必须适时的转变税制模式。但税收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一个税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实际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部门对该税种的征收能力及其他配套条件的完善程度。因此，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与调整不能过于理想化和超前，必须和本国的现实国情相吻合。考虑到目前我国税务部门征管能力较弱，公民纳税意识不强等现实情况，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的选择应定位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应循序渐进的增加综合制模式的征税内容，不可强硬转换税制模式。逐步扩大综合制的使用范围，可以对有连续性或经常性收入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实行按年综合课税，并实行按月或按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的办法；对其他非经常性所得，如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稿酬所得、股息利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实行分类课征。这一税制模式综合了分类税制和综合税制的优点，既能体现量能纳税原则，又能坚持对不同性质收入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而且可以较好的解决分类税制模式下高收入者的避税问题。从长远来看，在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向综合税制模式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