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第一篇：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对效率之后的公平与公平之下的效率问题的思考

姚靖威

当下，学界和政界中的一些人围绕“分好蛋糕”为重，还是“做大蛋糕”为重，展开了讨论和争论，由此，还产生了两种发展模式：“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如果进行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我们会看到这次讨论的问题，既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中背后隐含了三个问题：一是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以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二是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第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笔者将逐一加以解析，并与学界和政界的相关人士进行商榷。

一、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来源于邓小平同志提出设想中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由此，被进一步发展深化为“效率为先，兼顾公平”。“广东模式”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是沿袭了邓小平同志的思路设想。

下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种思路的内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在利益分配和劳动成果的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那么，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社会存在发展的自然状态，即使不做强调，也会是如此，因为人有拙愚和聪智之分，有勤劳懒惰之别，有脑力和体力之差别，更有天赋之不同，如此种种因素的存在；同时，地方区域上有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先天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由此而产生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即使在同样勤劳的状态下，富裕的程度都会不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山西太原的富裕程度，作为内陆区域的富裕，就是自然资源差异导致的出众富裕的很好诠释。温州、广东、“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适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首先富裕起来，也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富裕程度不同的一个很好诠释。文体界的明星们率先富裕，也是因为基于先天禀赋的后天勤奋努力的结果。所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一个自然状态。

但是，如果这种状态继续发展，即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先富起来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可以利用先富起来积累的资本，占据财富制高点，从而攫取更多的财富。这会使想致富的后来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富二代”就是最好的例证，投机炒作加剧了财富快速地向先富起来的人群集聚。由此，我们看出，公平不会自动产生，相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起来，社会将快速地产生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继续发展下去而不加干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问题。笔者在作上述分析时，剔除了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特权的影响因素，如果把这个因素加进去，情况会更为严重和复杂。

邓小平同志的最初设想是，“先富带动后富”，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先富者，要么移民，要么投机炒作，真正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者的人，少之又少，眼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先富取得的资本，开始不安心于实业与实体经济，而是放高利贷，社会公平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这不仅仅是个讽刺，也说明这种设想缺乏心理学支撑。如果先富能够带动后富，自动地实现公平，或者效率优先，而兼顾公平后，有可行可靠的实现公平的现实办法的途径，那么资本主义就可以有可行的途径而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从经济与社会的实践结果看，公平性矫正实现起来困难重重。所以，这种设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难以成立。因此，“广东模式”值得商榷，如果“广东模式”真的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思路，外籍打工者落户当地应该早就不是问题，享有与原住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外地打工者和原住民的矛盾冲突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可是做“蛋糕”的人，分得的“蛋糕”的相对比例是越来越小。

二、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

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够产生效率，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下能够产生效率。我们常常说，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说的就是自己通过辛勤劳动，可以获得直接的利益，而不是被人剥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广大农村通过联产承包制政策的实行，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解决我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果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不能产生效率，给别人干活拚命，给自己干偷懒，非得要被人剥削，在别人的皮鞭或呵斥下才肯努力工作，这种论点成立的条件只能是这个人天生就有奴性，或者是奴才，或者弱智和傻子，要么天生懒惰，否则无法解释。提高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要实行劳动成果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效率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一点已经被社会实践无数次证明了的，看看现实中很多的公司留不住人才、留不住员工、招工难就知道，学者们也没必要纠缠这个问题。

“重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已经到了将现实已经做得比较大的“蛋糕”，进行合理公平分配的时候了，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带来的是劳动者有没

有积极性的问题，而且会产生社会动荡的问题，社会利益冲突已经变得愈加严重，学者和决策者已经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而且是刻不容缓。学者们常谈的“倒逼”是什么？这就是倒逼。

学者们为什么抛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实行呢？原来是要使资本在收益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这也许是学者们在有意强调资本在生产成果中的贡献问题所引出的），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这个份额已经非常大，而且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因而劳动所占的份额被严重的挤压。笔者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把大的份额交给资本所有者呢？在具体的经济运行管理实践中，也许学者苦于没有想出更好的分配方法和思路，而简单地借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方法，然后搞出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分配方式。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百姓有着一个习惯，即储蓄的习惯，把劳动成果财富都存到银行里，在银行里的大量资本为什么不用从而为百姓创造财富？然后把分得的份额给予百姓？却偏偏使用资本家的资本而让劳动者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呢？这是什么发展思路？全国的普通百姓至今还在忍受负利率政策之苦？劳动者自己创造的财富在一天天的受损、在缩水，笔者实在不能理解一些学者和决策者采行这种发展思路的想法和初衷。这个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而想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解决好，其可能性不大。

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

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呢？笔者可以作答：是前者。人民当家作主，劳动成果公平地被分配给劳动者，将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使我们假设人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会得到极大的发挥，这是长久持续地提高效率的基础，这是从现代心理学可以得到证明的，也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所证明了的。提高效率，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决策、科学规划和科学组织管理，劳动者之间更好地进行协作和合作，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地培养使用专才和通才，各尽所能，用人所长，科学细致地分工，做到这些，同样需要公平、平等，至于发展的资本问题，基本上在我国现在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以效率优先来谈效率，只会求得一时的效率，不可能长久。长期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大量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会导致社会需求的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社会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进一步造成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与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下降，这种情况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证明了的，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所证明了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所以，公平之下的效率比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要更高、更好、更持续、更长久。“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如果继续执行，长期下去，将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笔者请一些学者和决策者务必清醒。

至此，读者应该会明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中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了。

四、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实现公平、如何达成效率的问题

公平和效率问题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在社会实践中会出现交织、发生交叉的情况。公平可以体现在经济中，也可以体现政治中，也可以体现在教育中，因为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实践中紧密相连，难以分开。公平体现于经济中，主要是利益的分配的公平；公平体现于政治中，就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就是生命的价值的对等，德当其政，才适其位；公平体现于教育中，就是劳动者、公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均等，因材施教。马克思主义已经告诉我们，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效率的实现，就是要注重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注重科技创新，科学合理的协作和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加以重视，对社会的各个系统、各个领域，进行科学地优化，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五、笔者的几点建议

学者们已经多次提出要加强利益分配的顶层设计，尽快解决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的快速集中的社会状况，避免我国经济与社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在此也试着提出几点建议：、鼓励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向实体经济转移。

2、限制和打击投机和炒作行为，并作出立法限制投机所得的幅度，对于这一点，可以有多种手段加以采用，减低社会的浮躁之气；

3、实体经济中的资本转为投机资本的，进行高额征税；

4、改变我国金融政策的负利率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严加监管；

5、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适时征收遗产税，鼓励社会的慈善行为；

6、制订相关政策，使银行资本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投入，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

7、制订相关的法律制度，提倡和鼓励劳资双方的公平合理地工资协商，保障劳资双方的公平合法权益；

8、尽快出台工资管理指导条例；

9、国有企业的收益应归全民所有，并用之于改善全体人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基本的住房保障，提高人民群众的基础生活质量。

10、提高资源的使用税费，将土地财政所得纳入预算，使土地财政所得在全国范围内做合理的分配，抑制土地财政所产生的冲动和弊端。

11、国家的优质大型企业和资产，尽量避免股份制改造，优化产业结构。

12、采取适当的方式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

相应的配套措施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列明。

2011-9-19于青岛

E-mail:aoshen_yms@yahoo.com.cn电话：***

第二篇：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摘要】

社会在不断发展，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仅能提高人民大众的幸福感，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当今社会，我们要树立全面效率观，关注民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避免两极分化。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有两点：一是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二是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正确处理 效率 公平

要讨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是效率与公平。“效率，从微观层次讲，就是在发挥‘一般社会力’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次讲，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起来讲，效率就是生产要素的节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公平，一般有两种含义：在社会学上，公平是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是指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以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在经济学上，公平是指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会均等。”①

一、现状与问题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自此正式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表述。但在实践中逐渐显示出其不足之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在不断扩大，1985年为0.24，1991年为0.282，1995年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3年为0.447，2004年达到0.469，这既超过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等发达国家；二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由于更多地考虑效率问题、考虑经济建设，从而导致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发展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②

二、原因分析

效率与公平不仅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管控社会经济的能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两者会对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效率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将提高效率片面理解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将追求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重投资、轻消费，重数量、轻质量，从而给资源、能源和

③环境带来严重的压力。”

我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对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公平问题日愈严峻。“我国目前在初次分配领域诸多不公现象：首先，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其次，初次分配存在着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公平。”④

中国的工资制度包括以下方面⑤：

1、工资等级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从劳动质量方面来反映劳动差别，规定相应工资标准。

2、工资调整制度。其主要内容有考核升级、自动增加工资、考核定级、提高工资标准等。

节选自百度知道

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③ 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①②④ 参考张维达 谢地 宋冬林，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⑤ 参考百度百科

3、工资支付制度。主要包括支付原则、各类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特殊情况下的工资处理的等内容。

4、工资基金管理制度。顾名思义。

我国的工资分配基本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方面，工资制度中的等级制度、调整制度、工资支付制度既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又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这些制度是相对公平的；另一方面，工资制度本身存在不足，工资标准尚未完善，而且工资制度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够被落实。

三、对策建议

以上一些情况不公平的情况明显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保持生态良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要求转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片面效率观，树立全面效率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首先，当我们考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我们要知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实现的物质条件和源泉。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本体，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存在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充分公平的利益和权利分配，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

总之，效率与公平有着必然的相互联系，而且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 第一，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初次分配市场中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

现实生活中，一些金领阶层的工资可以是普通劳动者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不是说金领阶层不该有这么高的工资，而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偏低。在如今这个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普通劳动者却过着困苦的生活。一房价为例，普通劳动者辛苦工作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一套房子。市场机制具有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有时，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奖励。所以，初次分配在考虑效率的同时也要注重公平。

第二，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再分配包括收入税、财产税、社会缴款、社会福利和其他转移收支。

“占社会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财富，都是劳动者们在社会上通过分工协作，改造自然，共同创造的。像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自己单独创造财富、独占财富，在当代社会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得到财富。任何人的财富生产，都必然要包含着别人对他的支持和社会对他的保护。因此，任何人通过市场交换对社会财富的占有，都应受到依据通过民主制定的法律和政策的调节，反对少数人通过政治权利或财产所有权对他人和社会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就中国正在经历的体制转变过程来看，市场交换本身还会存在更多局限性。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利益与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改革使一部分人受益，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大，也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小。不管向市场转型的长期效果如何，短期内，它总会引起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失调和一部分人相对收入降低的剧烈波动。东欧和前苏联在这种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少数人暴富，多数人经济收入恶化的现象。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也会出现社会阶层的大分化、大改组的重构过程。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公的存在，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失落感，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敌视，如果这种情况扩大到社会范围，就会变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通过政府干预等调节手段，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促进财富公平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扶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⑥

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积极作用：一要加强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二要使再分配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三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

在当今社会，效率与公平对于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公平，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良好发展，也会令劳动者丧失对社会的信心。如何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个艰巨的问题，考验着中国政府和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们。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一难题，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裴小革，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张维达 谢地 宋冬林，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光明日报，2008年 12月16日.⑥裴小革，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第三篇：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摘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生产力。那么在不同的时代，我们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力和保障社会稳定，就会对效率与公平的侧重点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个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但在任何时候效率与公平一定是并存发展的，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发展的前提。所以，恰当地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关键词：效率

公平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

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

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重申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在效率和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由于效率和公平在统一中还有对立的一面，在复杂的两难选择中，只有选择效率优先，才能达到未来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公平社会的到来也是以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效率的提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低水平的均等，是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使每个人分得更多的蛋糕，国家才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效率越高，越为公平提供条件，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鲜明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如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过度追求公平，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达了，我们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就是提高效率。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又决定了我们必须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又必须兼顾公平。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就是效率经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都必然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这样，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效率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们的政策取向必须维护市场经济规律，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行效率优先。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经济手段就是按照市场原则和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收入，让贡献大者获得更多收入，激发他们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在政策上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二，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初次分配中讲求效率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要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利用再分配的政策措施，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各种调节税，对低收入者和贫困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如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临时性的社会捐助，目的是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

第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不合理的分配行为，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不规范的分配秩序既损失了效率，又损害了公平。规范分配秩序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保证公平。

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注意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并没有固定的数量界限，却符合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也就是说，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都可以以效率为主，当社会难以承受时就必须注重公平的尺度。这种公平点既包括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也包括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还包括个人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均衡点。需要注意的是，以效率为主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财富，也不意味着要有意留下体制缝隙，而是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健全体制；注重公平，也不意味着要劫富济贫，一味追求结果的均等。

第四篇：浅谈公平与效率

浅谈公平与效益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阶段(1978—1987年)的核心内容是“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二阶段(1987—1993年)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并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初期。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后来，先富带动后富。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竞争，明确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取向。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分配政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下，我国经济腾飞，贫富差距骤然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人民生活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分配政策和公平正义的争议，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质疑。面对这样的情况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几个字的微妙变化，正是我国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实首先要被人民大众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呢？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调整之后的“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认可？在人们心中，“兼顾”二字可否在现实中实现？会不会人们把“兼顾”只当成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带着这样的顾虑和问题，我们对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116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明确知道我国十八大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调整政策的仅有13人，占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足可见我国政策的推广工作还待提高。如果推广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会出现隔阂，政策的实施缺少了群众基础，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监督，同时，人们还停留在不合时宜的旧政策方针上，怨言不断，负面心理会愈加浓重。从调查中还可以得到，有将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是通过课堂学习，也许有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缘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约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网络媒体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应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扩大宣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方针，以得到更多认可，推进实施。

“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中能否实现”的问题统计消除了我们的顾虑，80%的人认为在现实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这为十八大提出的“兼顾公平与效率”获得群众认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事实上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国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只关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同时，

第五篇：论分配制度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论分配制度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一.效率与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1.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所谓效率,是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的。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无论是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投入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都应遵守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的原则,并允许合理拉开差距,但要防止两极分化。

2.效率和公平作用于不同的分配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市场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来获得收入的。效率高,则收入高;效率低,则收入低。在初次分配中,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经过市场实现的初次分配,还不能解决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公平合理一些。比如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一些人很富有,一些人连基本需要都无法保障。

3.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为收入两极分化,将对社会运行机制造成双重后果:一方面,对众多穷者的社会激励失效,极低的收入无法激发穷者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富者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可能侵害社会约束机制。社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失灵,必然从宏观上破坏社会的均衡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序化,从而严重破坏社会的经济效率。所以,市场初次分配的缺陷必须由再分配来弥补。在市场初次分配考虑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公平。

4.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要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效率优先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基点。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在注重效率的同时,避免出现一些经济不公平现象。效率原则的出现本身包含着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了社会整体分配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能接受的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这就需要兼顾公平。

党中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了现阶段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趋势”。这样,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目前,我们铁路运输企业的分配制度按现代化企业制度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行的分配制度不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没有把责任、风险、绩效和薪酬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效率优先的原则没有得到体现。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摆在铁路运输企业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要搞好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既有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也有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等。既然有这类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允许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又分别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要素所有者进行生产投入、转让要素所有权,都要取得相应的一份报酬。这样,生产成果的分配就在各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之间,依据各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实际作出的贡献来进行,多贡献多得,少贡献少得。从资源的市场配置来看,生产要素的贡献由报酬来反映,这样使得各种要素能够进入市场流动并形成要素价格。因此,就必须确立相应的分配原则,即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

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突出安全,紧贴效益的工资分配新体系

铁路运输企业工资由安全效益决定,应紧紧围绕安全效益重心,不断优化工资结构,以岗位工资和安全效益工资为主体,强化安全效益动态考核分配,有效建立起企业工资紧随企业安全效益同涨同落的岗位安效工资分配新体系。一是要素评价,建立新标。以职工岗位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和劳动技能等基本劳动要素评价为依据,建立各工种、各岗位档序的岗位安全效益工资标准。二是突出岗位,拉开标差。充分体现岗位职责、岗位贡献大小,在建立岗位安效工资标准中,合理拉开不同岗位档序职工的工资差距。三是动态考核。构建能升能降、以效计酬的岗位安效工资浮动运行机制。要体现三大分配功能。一是强化位劳动价值功能。以岗位劳动评价为基础,确定岗位安效工资,突出职工岗位劳动价值。二是强化安全效益功能。岗位安效工资在工资结构中占绝对比重,职工收入与企业安全效益紧密联系,激发职工保安全、提效益的内动力。三是强化工资弹性功能。岗位安效工资实行“双重”浮动,工资标准不仅随企业安全效益好坏上下浮动,而且按照动态考核要求,随职工岗位变动能增能减,岗变薪变,有效地增强职工收入弹性。让职工的劳动报酬与企业经济效益和个人的劳动成果紧密挂钩,充分调动关键工种、关键岗位和关键人员增收节支,降耗增效的积极性,改变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分离现象。推行岗位效益工资制度,坚持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要关注弱势群体,兼顾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弱势群体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体的组成部分。在分配制度改革中若忽视他们的利益,则有悖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是党和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的需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要坚决执行国家帮助弱势群体的各项政策法规,考虑下岗职工、病、伤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要使这部分职工的收入随着社会和单位的发展不断有所增加,体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

(编辑/梁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