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谈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第一篇：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谈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谈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班级：包装1001 姓名：高娓 学号：0403100117 摘要：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焦点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平和效率概念、都是历史范畴,公平效率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中相互制约、必不可少的两大目标。效率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指示器,公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和谐与否的晴雨表,二者是历史的、具体的, 辩证统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是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兼顾公平与效率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认识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针对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任务目标, 确立了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问题的不同原则。

关键词：效率、公平、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

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效率与公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也是我国当今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深入研究效率与公平及其关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平和效率是社会发展中的两大目标。社会发展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物质财富，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又表现为人自身的发展，保障人的权利、增进社会公平，是我们追求的另一个目标。尽管效率和公平是社会发展中两个不同的目标，但二者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要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科学认识它们的内涵。

效率是指人的活动的效率。人的活动是主体借助一定的手段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这就需要激活各种生产要素，归根到底，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潜能，最充分地调动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诉诸于公平。公平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方式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2]公平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现代社会对公平的理解与古代显然是不同的，永恒不变的公平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衡量社会公平的标准必须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3]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但二者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它们的联系比较复杂，是对立的统一，是动态的平衡。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效率的提高恰恰依赖于公平。没有平等竞争，就不会产生高效率。所以，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公平，特别是取决于机会的公平，当然也取决于结果的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关系。我们不能把效率和公平截然分开，更不能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把握与处理，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永恒话题，但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任何社会的统治者都务必使效率和公平这对矛盾得以有效协调。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然要顺应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好这一矛盾。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效率，缺乏动力，自我发展的力量源泉枯萎，那么，该社会必将走向衰亡与没落。同样，一个社会如果失去公平不讲正义，不重视平衡，对社会发展失去控制，那么，该社会也必将出现动荡、**，进而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最终使该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停滞不前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平与效率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党的十四大以来，针对原来分配领域平均主义严重影响效率提高的情况，为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继提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党的十六大提出，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面，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公平问题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现在国家正在全力准备十八大会，我相信会再次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改革开放之后的我们的领导人对中国实际情况有着自己的效率与公平观。邓小平的公平效率观，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邓小平坚持效率优先，以效率促公平，坚持效率的基础性作用。效率之所以“优先”是因为无效率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已经成为了中国生存和发展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效率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物质前提。江泽民的公平效率观。江泽民兼顾效率与公平，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我们党对于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也做出了新的规划，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胡锦涛的公平效率观。2003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国内外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但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路，胡锦涛提出了“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思想，把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目前在分配上出现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很快，另一方面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和少数阶层集中，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严重，正在走向社会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国际警戒线，并且还处在继续上升阶段，收入差距客观上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一时难以倒转。如果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就有可能超过社会承受极限，并迅速出现严重两极分化。由此，我们看出，公平不会自动产生，相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起来。从经济与社会的实践结果看，公平性矫正实现起来困难重重。现阶段，社会公平问题处在了突出地位，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缩小社会收入差距，遏止贫富悬殊继续扩大，显得异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公平和效率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按照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的话：第一步可以逐步减少收入差距的幅度，以后再逐步降低基尼系数的绝对值。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不妨改一改，应该逐渐向“公平和效率并重”或“公平和效率优化组合”过渡。

三、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效率”与“发展”比喻为“做大蛋糕”，而把“公平”与“分配”视为“分好蛋糕”。因此做大蛋糕与分好的蛋糕的关系，可以说就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的分配的关系。但要处理好“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也能够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起来，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分好蛋糕的同时促进蛋糕做得更大更好。但国际国内发展实践表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不是天然统一的：既不是只要把蛋糕做大，收入差距就会自动缩小；也不是收入差距扩大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动趋于缩小。如果没有政府的自觉调控，收入差距是不可能自动缩小的。即使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看，也不存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天然统一的情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既重视把蛋糕做大做好，又重视把蛋糕切好分好。无论只重做大蛋糕而轻分好蛋糕，还是只重分好蛋糕而轻做大蛋糕，都是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什么叫分好蛋糕？怎么分好蛋糕？第一，分好蛋糕不是搞平均主义、人人分得相等的一块，而应是根据各自在做蛋糕中的贡献分得相应的一块；第二，缩小收入差距不是不要差距，合理的、与贡献差距相一致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第三，在公有制经济中分好蛋糕，就要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奖优罚劣，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适时增加职工收入，规范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第四，在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分好蛋糕，就要确保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处理好企业利润与工资的分配关系；第五，从总的框架来讲，要把蛋糕切分为三大块——企业一块、职工（劳动报酬）一块、国家一块，现在的问题是职工的一块偏小，所以应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六，提高劳动报酬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上，不能只重行政命令，而应根据不同经济成分、不同类型企业的具体状况，提出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并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第七，分好蛋糕重在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对低收入者来说应重在通过提高技术水平、知识水平、专业水平和劳动绩效来增加收入，不能仅仅在不变的劳动绩效和既有的蛋糕存量上不断增大自己的一块；第八，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统一协调起来。实际上，效率和公平都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两个价值取向。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增加物质财富，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没有人性的财富的积累和增加，也不是没有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式的扩展，而是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效率的提高还是公平的增进，都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服务。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统一协调起来。科学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在科学发展中，就既能调动老百姓“做大蛋糕”的积极性，使我们取得更大的发展成效，又能围绕民生“分好蛋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卷

3、《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8页参考文献：

4、人民日报：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

第二篇：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对效率之后的公平与公平之下的效率问题的思考

姚靖威

当下，学界和政界中的一些人围绕“分好蛋糕”为重，还是“做大蛋糕”为重，展开了讨论和争论，由此，还产生了两种发展模式：“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如果进行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我们会看到这次讨论的问题，既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中背后隐含了三个问题：一是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以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二是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第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笔者将逐一加以解析，并与学界和政界的相关人士进行商榷。

一、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来源于邓小平同志提出设想中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由此，被进一步发展深化为“效率为先，兼顾公平”。“广东模式”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是沿袭了邓小平同志的思路设想。

下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种思路的内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在利益分配和劳动成果的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那么，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社会存在发展的自然状态，即使不做强调，也会是如此，因为人有拙愚和聪智之分，有勤劳懒惰之别，有脑力和体力之差别，更有天赋之不同，如此种种因素的存在；同时，地方区域上有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先天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由此而产生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即使在同样勤劳的状态下，富裕的程度都会不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山西太原的富裕程度，作为内陆区域的富裕，就是自然资源差异导致的出众富裕的很好诠释。温州、广东、“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适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首先富裕起来，也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富裕程度不同的一个很好诠释。文体界的明星们率先富裕，也是因为基于先天禀赋的后天勤奋努力的结果。所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一个自然状态。

但是，如果这种状态继续发展，即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先富起来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可以利用先富起来积累的资本，占据财富制高点，从而攫取更多的财富。这会使想致富的后来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富二代”就是最好的例证，投机炒作加剧了财富快速地向先富起来的人群集聚。由此，我们看出，公平不会自动产生，相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起来，社会将快速地产生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继续发展下去而不加干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问题。笔者在作上述分析时，剔除了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特权的影响因素，如果把这个因素加进去，情况会更为严重和复杂。

邓小平同志的最初设想是，“先富带动后富”，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先富者，要么移民，要么投机炒作，真正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者的人，少之又少，眼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先富取得的资本，开始不安心于实业与实体经济，而是放高利贷，社会公平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这不仅仅是个讽刺，也说明这种设想缺乏心理学支撑。如果先富能够带动后富，自动地实现公平，或者效率优先，而兼顾公平后，有可行可靠的实现公平的现实办法的途径，那么资本主义就可以有可行的途径而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从经济与社会的实践结果看，公平性矫正实现起来困难重重。所以，这种设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难以成立。因此，“广东模式”值得商榷，如果“广东模式”真的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思路，外籍打工者落户当地应该早就不是问题，享有与原住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外地打工者和原住民的矛盾冲突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可是做“蛋糕”的人，分得的“蛋糕”的相对比例是越来越小。

二、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

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够产生效率，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下能够产生效率。我们常常说，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说的就是自己通过辛勤劳动，可以获得直接的利益，而不是被人剥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广大农村通过联产承包制政策的实行，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解决我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果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不能产生效率，给别人干活拚命，给自己干偷懒，非得要被人剥削，在别人的皮鞭或呵斥下才肯努力工作，这种论点成立的条件只能是这个人天生就有奴性，或者是奴才，或者弱智和傻子，要么天生懒惰，否则无法解释。提高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要实行劳动成果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效率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一点已经被社会实践无数次证明了的，看看现实中很多的公司留不住人才、留不住员工、招工难就知道，学者们也没必要纠缠这个问题。

“重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已经到了将现实已经做得比较大的“蛋糕”，进行合理公平分配的时候了，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带来的是劳动者有没

有积极性的问题，而且会产生社会动荡的问题，社会利益冲突已经变得愈加严重，学者和决策者已经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而且是刻不容缓。学者们常谈的“倒逼”是什么？这就是倒逼。

学者们为什么抛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实行呢？原来是要使资本在收益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这也许是学者们在有意强调资本在生产成果中的贡献问题所引出的），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这个份额已经非常大，而且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因而劳动所占的份额被严重的挤压。笔者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把大的份额交给资本所有者呢？在具体的经济运行管理实践中，也许学者苦于没有想出更好的分配方法和思路，而简单地借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方法，然后搞出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分配方式。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百姓有着一个习惯，即储蓄的习惯，把劳动成果财富都存到银行里，在银行里的大量资本为什么不用从而为百姓创造财富？然后把分得的份额给予百姓？却偏偏使用资本家的资本而让劳动者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呢？这是什么发展思路？全国的普通百姓至今还在忍受负利率政策之苦？劳动者自己创造的财富在一天天的受损、在缩水，笔者实在不能理解一些学者和决策者采行这种发展思路的想法和初衷。这个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而想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解决好，其可能性不大。

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

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呢？笔者可以作答：是前者。人民当家作主，劳动成果公平地被分配给劳动者，将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使我们假设人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会得到极大的发挥，这是长久持续地提高效率的基础，这是从现代心理学可以得到证明的，也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所证明了的。提高效率，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决策、科学规划和科学组织管理，劳动者之间更好地进行协作和合作，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地培养使用专才和通才，各尽所能，用人所长，科学细致地分工，做到这些，同样需要公平、平等，至于发展的资本问题，基本上在我国现在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以效率优先来谈效率，只会求得一时的效率，不可能长久。长期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大量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会导致社会需求的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社会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进一步造成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与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下降，这种情况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证明了的，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所证明了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所以，公平之下的效率比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要更高、更好、更持续、更长久。“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如果继续执行，长期下去，将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笔者请一些学者和决策者务必清醒。

至此，读者应该会明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中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了。

四、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实现公平、如何达成效率的问题

公平和效率问题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在社会实践中会出现交织、发生交叉的情况。公平可以体现在经济中，也可以体现政治中，也可以体现在教育中，因为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实践中紧密相连，难以分开。公平体现于经济中，主要是利益的分配的公平；公平体现于政治中，就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就是生命的价值的对等，德当其政，才适其位；公平体现于教育中，就是劳动者、公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均等，因材施教。马克思主义已经告诉我们，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效率的实现，就是要注重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注重科技创新，科学合理的协作和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加以重视，对社会的各个系统、各个领域，进行科学地优化，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五、笔者的几点建议

学者们已经多次提出要加强利益分配的顶层设计，尽快解决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的快速集中的社会状况，避免我国经济与社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在此也试着提出几点建议：、鼓励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向实体经济转移。

2、限制和打击投机和炒作行为，并作出立法限制投机所得的幅度，对于这一点，可以有多种手段加以采用，减低社会的浮躁之气；

3、实体经济中的资本转为投机资本的，进行高额征税；

4、改变我国金融政策的负利率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严加监管；

5、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适时征收遗产税，鼓励社会的慈善行为；

6、制订相关政策，使银行资本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投入，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

7、制订相关的法律制度，提倡和鼓励劳资双方的公平合理地工资协商，保障劳资双方的公平合法权益；

8、尽快出台工资管理指导条例；

9、国有企业的收益应归全民所有，并用之于改善全体人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基本的住房保障，提高人民群众的基础生活质量。

10、提高资源的使用税费，将土地财政所得纳入预算，使土地财政所得在全国范围内做合理的分配，抑制土地财政所产生的冲动和弊端。

11、国家的优质大型企业和资产，尽量避免股份制改造，优化产业结构。

12、采取适当的方式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

相应的配套措施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列明。

2011-9-19于青岛

E-mail:aoshen_yms@yahoo.com.cn电话：***

第三篇：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摘要】

社会在不断发展，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仅能提高人民大众的幸福感，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当今社会，我们要树立全面效率观，关注民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避免两极分化。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有两点：一是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二是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正确处理 效率 公平

要讨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是效率与公平。“效率，从微观层次讲，就是在发挥‘一般社会力’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次讲，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起来讲，效率就是生产要素的节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公平，一般有两种含义：在社会学上，公平是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是指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以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在经济学上，公平是指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会均等。”①

一、现状与问题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自此正式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表述。但在实践中逐渐显示出其不足之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在不断扩大，1985年为0.24，1991年为0.282，1995年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3年为0.447，2004年达到0.469，这既超过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等发达国家；二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由于更多地考虑效率问题、考虑经济建设，从而导致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发展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②

二、原因分析

效率与公平不仅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管控社会经济的能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两者会对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效率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将提高效率片面理解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将追求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重投资、轻消费，重数量、轻质量，从而给资源、能源和

③环境带来严重的压力。”

我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对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公平问题日愈严峻。“我国目前在初次分配领域诸多不公现象：首先，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其次，初次分配存在着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公平。”④

中国的工资制度包括以下方面⑤：

1、工资等级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从劳动质量方面来反映劳动差别，规定相应工资标准。

2、工资调整制度。其主要内容有考核升级、自动增加工资、考核定级、提高工资标准等。

节选自百度知道

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③ 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①②④ 参考张维达 谢地 宋冬林，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⑤ 参考百度百科

3、工资支付制度。主要包括支付原则、各类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特殊情况下的工资处理的等内容。

4、工资基金管理制度。顾名思义。

我国的工资分配基本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方面，工资制度中的等级制度、调整制度、工资支付制度既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又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这些制度是相对公平的；另一方面，工资制度本身存在不足，工资标准尚未完善，而且工资制度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够被落实。

三、对策建议

以上一些情况不公平的情况明显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保持生态良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要求转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片面效率观，树立全面效率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首先，当我们考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我们要知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实现的物质条件和源泉。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本体，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存在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充分公平的利益和权利分配，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

总之，效率与公平有着必然的相互联系，而且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 第一，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初次分配市场中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

现实生活中，一些金领阶层的工资可以是普通劳动者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不是说金领阶层不该有这么高的工资，而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偏低。在如今这个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普通劳动者却过着困苦的生活。一房价为例，普通劳动者辛苦工作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一套房子。市场机制具有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有时，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奖励。所以，初次分配在考虑效率的同时也要注重公平。

第二，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再分配包括收入税、财产税、社会缴款、社会福利和其他转移收支。

“占社会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财富，都是劳动者们在社会上通过分工协作，改造自然，共同创造的。像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自己单独创造财富、独占财富，在当代社会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得到财富。任何人的财富生产，都必然要包含着别人对他的支持和社会对他的保护。因此，任何人通过市场交换对社会财富的占有，都应受到依据通过民主制定的法律和政策的调节，反对少数人通过政治权利或财产所有权对他人和社会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就中国正在经历的体制转变过程来看，市场交换本身还会存在更多局限性。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利益与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改革使一部分人受益，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大，也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小。不管向市场转型的长期效果如何，短期内，它总会引起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失调和一部分人相对收入降低的剧烈波动。东欧和前苏联在这种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少数人暴富，多数人经济收入恶化的现象。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也会出现社会阶层的大分化、大改组的重构过程。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公的存在，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失落感，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敌视，如果这种情况扩大到社会范围，就会变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通过政府干预等调节手段，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促进财富公平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扶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⑥

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积极作用：一要加强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二要使再分配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三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

在当今社会，效率与公平对于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公平，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良好发展，也会令劳动者丧失对社会的信心。如何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个艰巨的问题，考验着中国政府和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们。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一难题，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裴小革，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张维达 谢地 宋冬林，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光明日报，2008年 12月16日.⑥裴小革，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第四篇：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摘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生产力。那么在不同的时代，我们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力和保障社会稳定，就会对效率与公平的侧重点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个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但在任何时候效率与公平一定是并存发展的，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发展的前提。所以，恰当地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关键词：效率

公平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

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

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重申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在效率和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由于效率和公平在统一中还有对立的一面，在复杂的两难选择中，只有选择效率优先，才能达到未来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公平社会的到来也是以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效率的提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低水平的均等，是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使每个人分得更多的蛋糕，国家才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效率越高，越为公平提供条件，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鲜明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如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过度追求公平，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达了，我们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就是提高效率。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又决定了我们必须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又必须兼顾公平。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就是效率经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都必然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这样，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效率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们的政策取向必须维护市场经济规律，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行效率优先。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经济手段就是按照市场原则和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收入，让贡献大者获得更多收入，激发他们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在政策上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二，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初次分配中讲求效率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要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利用再分配的政策措施，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各种调节税，对低收入者和贫困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如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临时性的社会捐助，目的是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

第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不合理的分配行为，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不规范的分配秩序既损失了效率，又损害了公平。规范分配秩序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保证公平。

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注意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并没有固定的数量界限，却符合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也就是说，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都可以以效率为主，当社会难以承受时就必须注重公平的尺度。这种公平点既包括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也包括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还包括个人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均衡点。需要注意的是，以效率为主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财富，也不意味着要有意留下体制缝隙，而是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健全体制；注重公平，也不意味着要劫富济贫，一味追求结果的均等。

第五篇：从医疗改革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探讨

——基于医疗改革政策的解读

摘要：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自建国以来一直在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1978至1992年，改革主要是政府逐步减少投入和医疗机构独立经营；自1992至2003年，改革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实行了部分的市场化；而从2003年到现在，改革主要围绕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提高各种医保的覆盖面来进行。本文将从医疗改革的政策变化中解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力求探讨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症结与未来医疗改革的目标定位。

关键词：医疗改革 公平效率

改革开放至今已三十七年，在这三十几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愈加复杂，政治体制几经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同样也经历了几次改革。医疗卫生作为社会民生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理所应当地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与健康，也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三十七年的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变化，可以从新的视角解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一、医疗改革政策历史回顾

从1978年始，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医疗卫生体制开始了各种类型的制度变革。总体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 1978至1992年；第二阶段自1992—2003年；第三阶段自2003年到现在。

1.第一阶段：医疗机构独立经营

医疗改革是从农村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力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同时瓦解了农村合作医疗赖以生存的基础——集体经济。这就直接影响到乡镇卫生院，集体经济的瓦解让卫生院只能自谋出路，持续不断地提高诊疗和药品费用。同时，农民也只能自费看病，由于不能报销医药费，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技术、设备条件都更好的县级或以上医院就诊。

在城市中，医疗行业同样面临着体制僵化、工作效率低下、人员怠工等问题。为了缓解以上问题，卫生部于1981年下发 《关于加强卫生机构经济管理的意见》，将长期实施的“全额管理、差额补助”的医院财务管理办法修改为“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结余留用”，这意味着国家开始鼓励医院逐步脱离计划经济，自身增收节支。在其他商品逐步市场化的同时，受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国家对医疗药瓶等的价格依旧进行严格控制，导致各级医院以市场价购进的医疗用品，却以低价向社会服务，出现的亏损只能自身寻求解决方式。于是，医疗系统开始实施两种收费标准——自费病人价格不变，公费和劳保病人的部分项目按成本收费。即使使用了这种方式，试图弥补亏损，但效果甚微。于是到1985年，国家允许医疗机构对某些新的服务和高新技术实行按成本定价，解决了当时的危机，却使医疗机构竞相购买高新设备、开展高新技术服务，导致很多医疗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从1989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医院实行定额投入，医院超支不补、结余留用，政府不再负担医院的盈亏。

2.第二阶段：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部分市场化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1992年1月卫生部召开的会议上，还在强调医院的公益性，强调对不规范的医疗价格与行为进行整顿。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指出卫生事业为第三产业，并指出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性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医疗卫生事业的定位发生改变后，将医院的逐利性活动合理化。医疗卫生开始产业化、市场化，医疗价格逐步和市场价值规律相接轨。然而，医疗卫生服务和普通商品经济不能划绝对的等号。1993年1月，卫生部召开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卫生改革与发展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医疗卫生服务价格应建立分级管理体制，逐步下放价格管理权。199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决定》重点强调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决定》认为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公益性事业，政府对卫生事业实行一定的福利政策，《决定》认识到了卫生投入不足的问题，但并未对卫生事业经费不足及医疗机构的补偿问题做出具体的决定或规划。

在1992--1996年期间，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导致各类医疗费用呈现快速上涨的趋势，医院的趋利性达到最高。这一时期也是医患关系矛盾最突出的时期，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现象随处可见。3.第三阶段：强调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要建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因此国家加大了城镇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健康保障。为此中央专门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把卫生工作摆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于是2003年卫生部的卫生工作会议就将该年的卫生重点放在了切实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和深化城镇医疗体制改革上。导致此次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爆发和由此产生的公共卫生危机。非典不仅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还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对外交往。非典疫情的爆发引起了政府对卫生工作尤其是公共卫生的高度关注，因此国家在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强化卫生执法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扎实的工作和一系列改革。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发展卫生事业，一是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二是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三是积极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点，继续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卫生资源。”

由于非典的缘故，2003—2004年问出现了全党、全社会、全民都关心医疗卫生工作的局面。全社会对医疗卫生的公益性问题、政府应当承担的角色、医疗卫生的投入以及其公平性问题等都有了广泛的讨论，对我国的卫生体制、运行机制等都有了更好的认识。随着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新农合参保人数的增加，由医疗费用过高形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二、医疗改革政策视角下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从医疗改革三十七年的政策回顾看来，跟随着行政组织改革目标的定位，受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企业家政府”风靡的影响，医疗改革政策经历了医疗机构独立经营——部分市场化导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社会矛盾尖锐——非典爆发导致医疗卫生事业重新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可以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来解读。前期医疗卫生政策改革是政府想减轻负担，同时想调动医院的积极性，自寻创收来扭亏和增收，寻求效率的最大化。可惜弄巧成拙，造成了后来医疗机构趋利性增大，逐渐偏离了其应有的公益性质。随后社会矛盾加剧，影响了社会稳定，加之非典爆发所暴露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弊端，政府重新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开始关注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公平性问题。从三个阶段的政策变化中，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1.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必须保障公平

公平有着广泛的意义，在每个人文社科、经济领域都有其属于自己的意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公正、正义、公平、公道是同一概念，都含有给人应得的待遇或赏罚，即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东西的意思。公平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医疗卫生改革中需要保障的“公平”，是指获得医疗保障的公平，它意味着人们有获得同样的医疗服务的机会。

医疗卫生不是工商业，虽然医疗卫生服务在消费中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但其具有特殊性。因为如果把医疗卫生服务当成纯私人的事情，很可能导致拖延治疗、造成大病，甚至造成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公共品来对待。就社会稳定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身体健康状况普遍很差，生命健康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社会矛盾必然不会消除，国家就不可能持续发展，社会就不会不断进步。因此，许多国家把医疗卫生服务纳入政府提供的范围。市场调节想要达到的配置最优化，在医疗卫生领域不能达到。人人都会生病，人人都需要看病，人人都需要获得基本的卫生服务，这在市场机制调节下无法达到，只能寻求政策的帮助。

我国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需要为人民负责，需要为公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医疗保障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医疗保障必须保障公平，全体国民都应当享受到必要的医疗保障。并且医疗保障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应当更加强调结果公平。如果医疗卫生改革不能保障公平，结果就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大面积的传染病爆发，加剧社会矛盾。

我国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受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追求效率的影响，忽视了我国社会的客观环境条件，以至于现在的医疗保障制度仍然有失公平，主要表现在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较窄、城镇不同人群享受的医疗保障待遇差距较大、城乡医疗保障待遇严重不公等方面。2.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应当考虑效率

在一般情况下，“效率”意指“经济效率”。萨缪尔森给效率下了一个定义——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更准确地说，在不会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的前提条件下，一项经济活动如果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那么，该经济活动就是有效率的。在公共行政视野中，同样也把效率看成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以最少的资源成本，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创造最大利益，即实现收益最大化。

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原则，而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医疗改革中的效率不仅是指医疗机构获得尽量多的经济收益，更是指医疗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服务需要。我国现有医疗保障不只是一味寻求效率而导致的公平不足，其追求的效率也并未达到最优，还有一定的反作用。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效率性较差——由于医疗资源地域分布不均、配置不合理造成的“看病难”；由于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多数群众靠自费就医，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淡化，药品和医疗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医疗费用上涨速度过快，造成了“看病贵”。自此，医患矛盾十分突出，医疗纠纷不断。这是由于医疗卫生改革采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取向，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自费医疗造成的恶果，还包括不同地区医疗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分化现象，大规模的医疗机构拥有医疗服务技术和高精尖设备吸引了大量需要就医的人群，导致小城镇医疗机构以及部分城市医疗机构由于医疗水平和硬件所限，医疗服务利用率低下。

为了让有限的财力和医疗资源能够尽可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要，在医疗卫生改革政策中还应考虑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重视并提高医疗服务管理效率、医疗服务效率，并实现医疗卫生资源在预防保健和普通医疗服务之间的合理配置，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3.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应当注意公平优先并兼顾效率

公平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实质上是与效率相联系的。但公平又具有保守的一面，它不是始终都能促进效率的提高的。一方面，公平与效率相互对立。公平意味着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在现代社会的不同领域各有侧重，医疗保障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结果公平。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否认公平的，效率越高，个人能够享有的医疗服务资源与服务能力就高于其他人。缺乏政府干预的医疗服务业在此方面就能说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年，医疗改革政策是不公平的。

但在另一方面，公平和效率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首先，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在医疗卫生事业实行企业化、市场化是能够促进其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公平意味着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在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保证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行医院竞争，能够促进效率。其次，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效率为医疗保障提供基本物质基础，只有医疗服务的高效率才能实现高水平的医疗保障的公平。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结果公平政策，虽然能够保障公平，却缺乏一定的效率，必定不能长期适应社会的发展，任何社会长期低效率的背后必然是公平的丧失和破坏。

如果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政策继续主要以效率为价值取向，以经济效益、甚至直接以金钱交易为根本宗旨，那么医疗服务就无法体现公益性，离社会公平的目标越来越远。如前所述，医疗卫生改革的困局源于逐利成为医疗机构的主要目标，否认医疗服务的公益性目的，由此形成和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后，我国政府也已经开始重视解决国民医疗保障问题。而现今，我国医疗保障的症结，与未来医疗卫生改革的目标定位要求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公平问题，实现所有公民的机会与结果公平，使得人人拥有医疗保障的资格。同时，由于医疗服务资源、资金的不足，还应当重视医疗服务效率尤其是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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