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疗改革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第一篇：从医疗改革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探讨

——基于医疗改革政策的解读

摘要：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自建国以来一直在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1978至1992年，改革主要是政府逐步减少投入和医疗机构独立经营；自1992至2003年，改革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实行了部分的市场化；而从2003年到现在，改革主要围绕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提高各种医保的覆盖面来进行。本文将从医疗改革的政策变化中解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力求探讨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症结与未来医疗改革的目标定位。

关键词：医疗改革 公平效率

改革开放至今已三十七年，在这三十几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愈加复杂，政治体制几经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同样也经历了几次改革。医疗卫生作为社会民生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理所应当地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与健康，也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三十七年的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变化，可以从新的视角解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一、医疗改革政策历史回顾

从1978年始，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医疗卫生体制开始了各种类型的制度变革。总体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 1978至1992年；第二阶段自1992—2003年；第三阶段自2003年到现在。

1.第一阶段：医疗机构独立经营

医疗改革是从农村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力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同时瓦解了农村合作医疗赖以生存的基础——集体经济。这就直接影响到乡镇卫生院，集体经济的瓦解让卫生院只能自谋出路，持续不断地提高诊疗和药品费用。同时，农民也只能自费看病，由于不能报销医药费，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技术、设备条件都更好的县级或以上医院就诊。

在城市中，医疗行业同样面临着体制僵化、工作效率低下、人员怠工等问题。为了缓解以上问题，卫生部于1981年下发 《关于加强卫生机构经济管理的意见》，将长期实施的“全额管理、差额补助”的医院财务管理办法修改为“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结余留用”，这意味着国家开始鼓励医院逐步脱离计划经济，自身增收节支。在其他商品逐步市场化的同时，受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国家对医疗药瓶等的价格依旧进行严格控制，导致各级医院以市场价购进的医疗用品，却以低价向社会服务，出现的亏损只能自身寻求解决方式。于是，医疗系统开始实施两种收费标准——自费病人价格不变，公费和劳保病人的部分项目按成本收费。即使使用了这种方式，试图弥补亏损，但效果甚微。于是到1985年，国家允许医疗机构对某些新的服务和高新技术实行按成本定价，解决了当时的危机，却使医疗机构竞相购买高新设备、开展高新技术服务，导致很多医疗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从1989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医院实行定额投入，医院超支不补、结余留用，政府不再负担医院的盈亏。

2.第二阶段：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部分市场化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1992年1月卫生部召开的会议上，还在强调医院的公益性，强调对不规范的医疗价格与行为进行整顿。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指出卫生事业为第三产业，并指出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性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医疗卫生事业的定位发生改变后，将医院的逐利性活动合理化。医疗卫生开始产业化、市场化，医疗价格逐步和市场价值规律相接轨。然而，医疗卫生服务和普通商品经济不能划绝对的等号。1993年1月，卫生部召开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卫生改革与发展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医疗卫生服务价格应建立分级管理体制，逐步下放价格管理权。199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决定》重点强调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决定》认为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公益性事业，政府对卫生事业实行一定的福利政策，《决定》认识到了卫生投入不足的问题，但并未对卫生事业经费不足及医疗机构的补偿问题做出具体的决定或规划。

在1992--1996年期间，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导致各类医疗费用呈现快速上涨的趋势，医院的趋利性达到最高。这一时期也是医患关系矛盾最突出的时期，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现象随处可见。3.第三阶段：强调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要建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因此国家加大了城镇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健康保障。为此中央专门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把卫生工作摆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于是2003年卫生部的卫生工作会议就将该年的卫生重点放在了切实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和深化城镇医疗体制改革上。导致此次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爆发和由此产生的公共卫生危机。非典不仅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还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对外交往。非典疫情的爆发引起了政府对卫生工作尤其是公共卫生的高度关注，因此国家在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强化卫生执法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扎实的工作和一系列改革。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发展卫生事业，一是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二是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三是积极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点，继续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卫生资源。”

由于非典的缘故，2003—2004年问出现了全党、全社会、全民都关心医疗卫生工作的局面。全社会对医疗卫生的公益性问题、政府应当承担的角色、医疗卫生的投入以及其公平性问题等都有了广泛的讨论，对我国的卫生体制、运行机制等都有了更好的认识。随着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新农合参保人数的增加，由医疗费用过高形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二、医疗改革政策视角下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从医疗改革三十七年的政策回顾看来，跟随着行政组织改革目标的定位，受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企业家政府”风靡的影响，医疗改革政策经历了医疗机构独立经营——部分市场化导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社会矛盾尖锐——非典爆发导致医疗卫生事业重新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可以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来解读。前期医疗卫生政策改革是政府想减轻负担，同时想调动医院的积极性，自寻创收来扭亏和增收，寻求效率的最大化。可惜弄巧成拙，造成了后来医疗机构趋利性增大，逐渐偏离了其应有的公益性质。随后社会矛盾加剧，影响了社会稳定，加之非典爆发所暴露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弊端，政府重新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开始关注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公平性问题。从三个阶段的政策变化中，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1.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必须保障公平

公平有着广泛的意义，在每个人文社科、经济领域都有其属于自己的意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公正、正义、公平、公道是同一概念，都含有给人应得的待遇或赏罚，即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东西的意思。公平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医疗卫生改革中需要保障的“公平”，是指获得医疗保障的公平，它意味着人们有获得同样的医疗服务的机会。

医疗卫生不是工商业，虽然医疗卫生服务在消费中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但其具有特殊性。因为如果把医疗卫生服务当成纯私人的事情，很可能导致拖延治疗、造成大病，甚至造成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公共品来对待。就社会稳定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身体健康状况普遍很差，生命健康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社会矛盾必然不会消除，国家就不可能持续发展，社会就不会不断进步。因此，许多国家把医疗卫生服务纳入政府提供的范围。市场调节想要达到的配置最优化，在医疗卫生领域不能达到。人人都会生病，人人都需要看病，人人都需要获得基本的卫生服务，这在市场机制调节下无法达到，只能寻求政策的帮助。

我国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需要为人民负责，需要为公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医疗保障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医疗保障必须保障公平，全体国民都应当享受到必要的医疗保障。并且医疗保障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应当更加强调结果公平。如果医疗卫生改革不能保障公平，结果就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大面积的传染病爆发，加剧社会矛盾。

我国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受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追求效率的影响，忽视了我国社会的客观环境条件，以至于现在的医疗保障制度仍然有失公平，主要表现在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较窄、城镇不同人群享受的医疗保障待遇差距较大、城乡医疗保障待遇严重不公等方面。2.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应当考虑效率

在一般情况下，“效率”意指“经济效率”。萨缪尔森给效率下了一个定义——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更准确地说，在不会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的前提条件下，一项经济活动如果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那么，该经济活动就是有效率的。在公共行政视野中，同样也把效率看成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以最少的资源成本，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创造最大利益，即实现收益最大化。

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原则，而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医疗改革中的效率不仅是指医疗机构获得尽量多的经济收益，更是指医疗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服务需要。我国现有医疗保障不只是一味寻求效率而导致的公平不足，其追求的效率也并未达到最优，还有一定的反作用。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效率性较差——由于医疗资源地域分布不均、配置不合理造成的“看病难”；由于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多数群众靠自费就医，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淡化，药品和医疗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医疗费用上涨速度过快，造成了“看病贵”。自此，医患矛盾十分突出，医疗纠纷不断。这是由于医疗卫生改革采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取向，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自费医疗造成的恶果，还包括不同地区医疗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分化现象，大规模的医疗机构拥有医疗服务技术和高精尖设备吸引了大量需要就医的人群，导致小城镇医疗机构以及部分城市医疗机构由于医疗水平和硬件所限，医疗服务利用率低下。

为了让有限的财力和医疗资源能够尽可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要，在医疗卫生改革政策中还应考虑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重视并提高医疗服务管理效率、医疗服务效率，并实现医疗卫生资源在预防保健和普通医疗服务之间的合理配置，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3.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应当注意公平优先并兼顾效率

公平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实质上是与效率相联系的。但公平又具有保守的一面，它不是始终都能促进效率的提高的。一方面，公平与效率相互对立。公平意味着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在现代社会的不同领域各有侧重，医疗保障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结果公平。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否认公平的，效率越高，个人能够享有的医疗服务资源与服务能力就高于其他人。缺乏政府干预的医疗服务业在此方面就能说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年，医疗改革政策是不公平的。

但在另一方面，公平和效率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首先，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在医疗卫生事业实行企业化、市场化是能够促进其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公平意味着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在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保证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行医院竞争，能够促进效率。其次，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效率为医疗保障提供基本物质基础，只有医疗服务的高效率才能实现高水平的医疗保障的公平。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结果公平政策，虽然能够保障公平，却缺乏一定的效率，必定不能长期适应社会的发展，任何社会长期低效率的背后必然是公平的丧失和破坏。

如果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政策继续主要以效率为价值取向，以经济效益、甚至直接以金钱交易为根本宗旨，那么医疗服务就无法体现公益性，离社会公平的目标越来越远。如前所述，医疗卫生改革的困局源于逐利成为医疗机构的主要目标，否认医疗服务的公益性目的，由此形成和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后，我国政府也已经开始重视解决国民医疗保障问题。而现今，我国医疗保障的症结，与未来医疗卫生改革的目标定位要求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公平问题，实现所有公民的机会与结果公平，使得人人拥有医疗保障的资格。同时，由于医疗服务资源、资金的不足，还应当重视医疗服务效率尤其是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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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仕学，徐晔珊．医行改革应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12．

第二篇：从《资本论》看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从《资本论》看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从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即国民财富，与公平即人民不贫困，是直接对立的。其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效率只是少数人的效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效率甚至是负的。只有当效率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时，这个效率才与公平是一致的。而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以更加注重公平的方式来提升真正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公平与效率从字面上看都是褒义词，但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以来，这两个词却成了死对头。直到今天，仍有人强调必须牺牲公平以维护效率。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曾经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进行过非常热烈的探讨，此后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章仍然不断涌现。总的来看，这些文献虽然讨论得很热闹，并且不少学者也试图运用辩证法来阐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唯物主义的精神，未能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与现实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大多数文献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从而未能把握住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实质，对于实际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一、望文生义地解释公平和效率的概念

例如，许成安和王家新、米祖旭等分别引用《辞海》中对公平和效率这两个词的解释。相比之下，杨帆不仅强调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还将其扩大到产业层面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杨帆对公平的解释只是分别引用《千年宣言》中的世界银行奋斗目标、邹恒甫和阿马蒂亚·森关于社会公正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叶春涛等学者将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是一致的。但是，正如杨帆已经意识到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那样，对公平的这种划分的结果只能是强调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而为结果不公平辩护。

这是因为，今天的起点正是昨天的结果，而明天的结果则是后天的起点，因此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结果公平就没有起点公平。而作为过程的公平，只有在起点公平时才有意义。美国学者阿瑟·奥肯的名言：“缘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的经济不均等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被不少学者如孙彦宝等引用作为诠释公平的经典，但是，机会均等不等于把握机会的条件和能力均等。张维迎曾假定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选择做资本家还是做工人，但是，马克思早就指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因此，不考虑机会把握能力的机会均等实际上是放任了不公平。奥肯本人也承认，“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 又平等地分享它。”这表明，他只不过要我们在经济不平等与经济不均等中进行选择，而无意解决不公平的问题。

与邹恒甫把按贡献进行分配作为社会公正的内容一样，李大洪引用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公平要求员工所付出的各项要素的报酬率相均衡。王伟婉等学者也主张确立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公平原则。但是，机器的贡献并不是它的所有者的贡献，要论贡献，也得算在机器的制造者身上，而不是购买机器的企业主身

上。因此，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实际上只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而分配的比例则主要是由物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说了算，从而这种分配方式根本谈不上公平。

二、形而上学地讨论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为了分析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试图运用辩证法。但是由于对公平和效率的概念认识不清，因此学者们未能抓住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本质。一是如王顺达等学者认为，公平和效率是不同领域的概念，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矛盾；二是如李闽榕等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但却寄希望于割裂开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能够将两者统一起来。三是如戴诚安等一些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强调蛋糕的做大而忽视弱势群体在蛋糕做大过程中的牺牲。四是如谭希培和何子英等学者把公平和效率作为福利函数的两个自变量，认为它们是相互替代的。五是如宋圭武和王渊等学者抽象地在四维空间中定义公平点和效率点之间的“距离”。六是如杨漾等人以西方学者的论断为依据，在承认公平与效率是冲突的同时，一味强调效率优先，直到社会不能承受的程度为止。七是如刘国光等学者从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的现实出发，提出要更加注重公平，但在理论分析上仍显不足。八是如陈庆云等讨论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及其实现机制的问题。但是，为社会大众所关注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是涉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不是由政府调节就能解决的。九是如赵锦辉和王晓华等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来分析公平与效率问题，但是他们仅仅把等价交换和一般利润率规律视为公平，把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视为不公平，把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生产力视为效率。

总的来看，上述这些论述对辩证法的运用只是形式上的。一方面，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令一些人羡慕的效率，尽管这个效率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当然，有人会说资本主义社会最公平，或者说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很注重公平了。但这种论断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美国学者米兰·查弗洛夫斯基指出，二战后1948~1988年的美国经济状况表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力剥削率不断增长，远远超过马克思当年所假定的水平，从1948年的170%，增长到1989年的244%。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这个社会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必然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例如，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原本一直就受着法律法规的保护，但是还是有人要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美国宪法中都没有的条款塞入中国宪法。由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基础相对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修改中国宪法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尽管并没有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字句原封不动地写进中国宪法。

三、公平与效率的唯物辩证关系

公平与效率之争之所以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是因为它涉及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现在有不少学者附和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说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过时了。但是，只要中国社会存在多种经济成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不可能过时，甚至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论断也仍然是成立的。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提到了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本质问题，只不过他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所谓国民财富

就是资本，而资本的形成离不开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困化。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

马克思还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威克菲尔德先生已经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

如果把这里的国民财富看作效率，把人民贫困看作不公平。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与不公平“本来就是一回事”，这才是公平与效率的唯物辩证关系。不把握这个本质，关于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讨论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结果。

显然，资本主义社会追求效率的手段就是人为地制造不公平。孟德维尔曾指出：“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变得垂头丧气，或者变得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要使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鼓励工人分期付款，借贷消费的一个原因。

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与公平是直接而尖锐地对立着的。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国民财富和GDP的标志的总体效率只是少数人的效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效率甚至是负的。从而GDP指标尽管还是官方的政绩指标，但大多数老百姓已经不在乎它了。它已经失去早些年能够激动人心的光环了。

四、对我们的启示

出于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辩护的目的，西方经济学家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歪曲成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而国内的一些学者不仅附合这一说法，而且还进一步地加以发挥，说什么公平与效率不能不对立，为此他们将多劳多得也视为不公平但有效率。

但是，多劳多得本身就是公平而有效率的。这是因为，这一原则的实质是有劳有得，反对不劳而获。从而这一原则的效率是所有劳动者的效率，因而是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效率，它当然是公平的，尽管效率的程度不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如果效率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那么这个效率与公平就是一致的。此外，关于效率的计算，实际上也存在一些误区。目前关于企业的效率的计算是以利润为指标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目前也没有任何能够经得起统计学理论评价的实证研究来证明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更何况，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证，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不仅包含税前利润（含利息），即剩余价值m，还包含工人的工资和福利v。如果将这两者加起来，国有企业更不会输给私有企业。因此，私有化改革本身是既无效率又不公平。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以GDP为标志的国民财富即效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和干活拿不到工资的弱势群体的数量也在增长。私有企业员工的工资长期得不到增长，而私有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贫富差距悬殊导致内需严重不足。政府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只不过将内需不足的矛盾以更大的规模延迟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的社会经济矛盾日益严重。这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发全社会关注公平与效率之争进而反思改革的根本原因。

显然，要想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以公平优先的方式来提升真正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为此必须构建更加和谐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公有企业制度，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只有这样，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才不会被最终葬送掉，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有可能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才不会遭受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和平演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迎来真正的效率和公平。

第三篇：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摘要】

社会在不断发展，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仅能提高人民大众的幸福感，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当今社会，我们要树立全面效率观，关注民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避免两极分化。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有两点：一是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二是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正确处理 效率 公平

要讨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是效率与公平。“效率，从微观层次讲，就是在发挥‘一般社会力’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次讲，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起来讲，效率就是生产要素的节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公平，一般有两种含义：在社会学上，公平是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是指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以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在经济学上，公平是指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会均等。”①

一、现状与问题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自此正式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表述。但在实践中逐渐显示出其不足之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在不断扩大，1985年为0.24，1991年为0.282，1995年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3年为0.447，2004年达到0.469，这既超过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等发达国家；二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由于更多地考虑效率问题、考虑经济建设，从而导致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发展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②

二、原因分析

效率与公平不仅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管控社会经济的能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两者会对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效率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将提高效率片面理解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将追求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重投资、轻消费，重数量、轻质量，从而给资源、能源和

③环境带来严重的压力。”

我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对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公平问题日愈严峻。“我国目前在初次分配领域诸多不公现象：首先，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其次，初次分配存在着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公平。”④

中国的工资制度包括以下方面⑤：

1、工资等级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从劳动质量方面来反映劳动差别，规定相应工资标准。

2、工资调整制度。其主要内容有考核升级、自动增加工资、考核定级、提高工资标准等。

节选自百度知道

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③ 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①②④ 参考张维达 谢地 宋冬林，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⑤ 参考百度百科

3、工资支付制度。主要包括支付原则、各类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特殊情况下的工资处理的等内容。

4、工资基金管理制度。顾名思义。

我国的工资分配基本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方面，工资制度中的等级制度、调整制度、工资支付制度既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又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这些制度是相对公平的；另一方面，工资制度本身存在不足，工资标准尚未完善，而且工资制度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够被落实。

三、对策建议

以上一些情况不公平的情况明显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保持生态良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要求转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片面效率观，树立全面效率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首先，当我们考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我们要知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实现的物质条件和源泉。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本体，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存在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充分公平的利益和权利分配，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

总之，效率与公平有着必然的相互联系，而且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 第一，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初次分配市场中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

现实生活中，一些金领阶层的工资可以是普通劳动者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不是说金领阶层不该有这么高的工资，而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偏低。在如今这个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普通劳动者却过着困苦的生活。一房价为例，普通劳动者辛苦工作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一套房子。市场机制具有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有时，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奖励。所以，初次分配在考虑效率的同时也要注重公平。

第二，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再分配包括收入税、财产税、社会缴款、社会福利和其他转移收支。

“占社会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财富，都是劳动者们在社会上通过分工协作，改造自然，共同创造的。像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自己单独创造财富、独占财富，在当代社会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得到财富。任何人的财富生产，都必然要包含着别人对他的支持和社会对他的保护。因此，任何人通过市场交换对社会财富的占有，都应受到依据通过民主制定的法律和政策的调节，反对少数人通过政治权利或财产所有权对他人和社会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就中国正在经历的体制转变过程来看，市场交换本身还会存在更多局限性。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利益与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改革使一部分人受益，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大，也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小。不管向市场转型的长期效果如何，短期内，它总会引起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失调和一部分人相对收入降低的剧烈波动。东欧和前苏联在这种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少数人暴富，多数人经济收入恶化的现象。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也会出现社会阶层的大分化、大改组的重构过程。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公的存在，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失落感，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敌视，如果这种情况扩大到社会范围，就会变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通过政府干预等调节手段，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促进财富公平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扶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⑥

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积极作用：一要加强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二要使再分配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三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

在当今社会，效率与公平对于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公平，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良好发展，也会令劳动者丧失对社会的信心。如何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个艰巨的问题，考验着中国政府和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们。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一难题，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裴小革，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张维达 谢地 宋冬林，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光明日报，2008年 12月16日.⑥裴小革，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第四篇：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摘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生产力。那么在不同的时代，我们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力和保障社会稳定，就会对效率与公平的侧重点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个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但在任何时候效率与公平一定是并存发展的，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发展的前提。所以，恰当地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关键词：效率

公平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

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

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重申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在效率和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由于效率和公平在统一中还有对立的一面，在复杂的两难选择中，只有选择效率优先，才能达到未来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公平社会的到来也是以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效率的提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低水平的均等，是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使每个人分得更多的蛋糕，国家才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效率越高，越为公平提供条件，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鲜明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如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过度追求公平，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达了，我们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就是提高效率。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又决定了我们必须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又必须兼顾公平。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就是效率经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都必然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这样，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效率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们的政策取向必须维护市场经济规律，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行效率优先。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经济手段就是按照市场原则和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收入，让贡献大者获得更多收入，激发他们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在政策上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二，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初次分配中讲求效率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要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利用再分配的政策措施，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各种调节税，对低收入者和贫困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如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临时性的社会捐助，目的是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

第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不合理的分配行为，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不规范的分配秩序既损失了效率，又损害了公平。规范分配秩序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保证公平。

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注意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并没有固定的数量界限，却符合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也就是说，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都可以以效率为主，当社会难以承受时就必须注重公平的尺度。这种公平点既包括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也包括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还包括个人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均衡点。需要注意的是，以效率为主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财富，也不意味着要有意留下体制缝隙，而是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健全体制；注重公平，也不意味着要劫富济贫，一味追求结果的均等。

第五篇：浅谈公平与效率

浅谈公平与效益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阶段(1978—1987年)的核心内容是“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二阶段(1987—1993年)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并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初期。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后来，先富带动后富。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竞争，明确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取向。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分配政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下，我国经济腾飞，贫富差距骤然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人民生活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分配政策和公平正义的争议，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质疑。面对这样的情况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几个字的微妙变化，正是我国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实首先要被人民大众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呢？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调整之后的“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认可？在人们心中，“兼顾”二字可否在现实中实现？会不会人们把“兼顾”只当成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带着这样的顾虑和问题，我们对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116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明确知道我国十八大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调整政策的仅有13人，占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足可见我国政策的推广工作还待提高。如果推广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会出现隔阂，政策的实施缺少了群众基础，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监督，同时，人们还停留在不合时宜的旧政策方针上，怨言不断，负面心理会愈加浓重。从调查中还可以得到，有将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是通过课堂学习，也许有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缘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约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网络媒体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应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扩大宣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方针，以得到更多认可，推进实施。

“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中能否实现”的问题统计消除了我们的顾虑，80%的人认为在现实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这为十八大提出的“兼顾公平与效率”获得群众认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事实上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国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只关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