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如何实现

第一篇：浅析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如何实现

浅析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如何实现

公平与效率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两者之间的矛盾，它们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能够兼顾，不可偏废。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是指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其依据主要是效率原则；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通过对概念的分析，我们知道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是针对效率而言的，即收益的多少，高效率，高回报，也就是说公平在初次分配中是式微的。

在改革开放到十八大的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坚持的一直是效率优先的指导原则。可是随之带来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特别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执政党所困扰的问题。甚至一度让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性。“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个作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可行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渐渐的成为人们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市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其中有资本、懂管理、精技术的那部分人可能先富起来了。但是广大的老百姓却仍然被锁在祖祖辈辈经营的广袤土地上，“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很突出。”中国八亿多农民，当然还有其它收入低的阶层的人，他们在生产要素的占有上就不公平，也就是说他们在致富的起点上就客观的存在不公平。当然，也就很难谈得上再次分配的公平。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重新调整处理效率和公平的思路：即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而不仅仅是注重效率。

如何解决初次分配公平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公平分配生产要素。通过对生产要素的公平分配，从而达到对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益的公平分配；因为生产要素的占有是关键，通过生产要素产生生产效率和效益，没有生产要素的占有，就很难取得生产效益的占有，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没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无产者的劳动不会给自己创造出财产”；其二，在生产要素分配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生产要素的生产收益。通过政策的倾斜或经济杠杆，使这部分人群掌握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创造更高的效益和更多的收益，以达到初次收入分配公平。

事实上，党的报告在具体措施方面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而关于初次分配注重公平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三、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四、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

此外，在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同时，必须也要注意处理与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过分注重公平，可能会导致人们的积极性受挫；过分注重效率，也会使人们之间贫富差距扩大。但是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才有今天要初次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政策出台。那么，是否今后一段时间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实现公平，当然那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科学的发展。但是可以更明确地是，注重分配公平已经是不可绕过去的民生主题。特别是初次分配就注重公平更具当下性和现实性。

第二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认真领会和准确把握这些精神，对于明确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效率与公平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活力和社会稳定，是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实践证明，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的，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两个环节。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生产要素的提供与报酬支付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进行调节和规范，不直接干预。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主要通过税收、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进行，重点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职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价格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下，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过多，再分配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除了初次分配的规则和秩序要规范，也就是分配过程要公平以外，还要高度重视机会公平，这涉及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条件，一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收入也高；二是劳动机会的公平，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保障公平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要加大税收等经济杠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最终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次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以遏制贫富差距„„这些都关乎百姓的腰包问题。在本期《国是开讲》中，专家就十七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党内外专家指出，中共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内涵丰富、新意十足，这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那么，什么是财产性收入，这背后蕴藏着什么含义？对这个涉及到居民收入统计的术语，新华社记者就此连线了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的专家。

公平分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充满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公平的收入分配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平。

一项对1978年~2006年所有行业收入的研究表明，自2002年以后，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这一结论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的研究者对1978年~2006年十几个大行业的人均实际工资的概率分布形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的格局已经从“单峰”分布向“双峰”转变，即从大多数人的收入分布在平均收入水平附近，转变到一部分人集中在较高的收入水平，另外一部分人集中在较低的收入水平附近，并且形成了稳定的格局。

数据显示，1978年，国家统计局划分的16个大行业中，工资收入最高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最低的“社会服务业”人均工资之比仅为2.17倍；2006年，全国大行业中工资收入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最低的“农业”人均工资之比高达4.69倍，全国这一比值最大的省份已经接近6倍。

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

对数据的分析发现，以1993年为界，中国各行业的收入分配在此前后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特点。

在1978年到1992年间，行业工资分布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十几个大行业的实际平均工资始终呈现出“单峰”分布的格局，行业收入分配没有发生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行业工资收入的集中程度显著提高，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有一定的缩小。

顾严表示，主要原因是当时正是我国改革重点向城镇转移之际，进入全面改革的阶段，各行业的积极性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各行业的实际工资收入增长提速，行业间收入差距出现一定程度的缩小。

具体到各个行业来看，“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建筑业”三个大行业在1979~1982年间稳居行业平均工资排名前三位，这三个行业的工资增长率也位居前列。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行业工资增速的相对位次发生了下降；原先工资水平较低的“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等行业实现了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涨。

而前述工资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业工资增长率12%~13%，但其增长率排名仅为倒数第六、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1979年工资排名居倒数第一、倒数第四和倒数第三位的“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和“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实现了16%、24%和15%的名义工资年均增长，增长率分居第三、第一和第二位。

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从1997年起，行业工资收入差距拉大。

两极分化趋势加强

顾严表示，从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看，“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新兴行业的工资水平迅猛提升，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到了缩小行业差距的作用。

但是，这些行业在工资收入跃居各行业领先水平以后，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了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动力源。“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工资增速的上涨加剧了行业差距的扩大。

顾严表示，更值得关注的是，2002年以后，行业收入分配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2002年以来，工资收入排名前4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实现了12%、20%、15%、和16%的年均工资增长；除工资收入第一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外，其他三个高收入行业的工资增长率显著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

而收入水平位于倒数第一位的“农林牧渔业”仅实现了9%的工资年均增长，排名倒数二、三位的“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工资年均增长率不及12%。

到2006年，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更强了，顾严表示，尤其是在平均实际工资8000~1万元（2006年名义工资3万至4万元）左右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收入较为集中的“矮峰”，很有可能成为加剧行业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力量。

在处于这个“矮峰”位置的有四个行业，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金融业”具有垄断性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则是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新兴行业。

第三篇：浅谈公平与效率

浅谈公平与效益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阶段(1978—1987年)的核心内容是“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二阶段(1987—1993年)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并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初期。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后来，先富带动后富。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竞争，明确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取向。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分配政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下，我国经济腾飞，贫富差距骤然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人民生活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分配政策和公平正义的争议，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质疑。面对这样的情况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几个字的微妙变化，正是我国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实首先要被人民大众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呢？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调整之后的“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认可？在人们心中，“兼顾”二字可否在现实中实现？会不会人们把“兼顾”只当成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带着这样的顾虑和问题，我们对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116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明确知道我国十八大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调整政策的仅有13人，占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足可见我国政策的推广工作还待提高。如果推广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会出现隔阂，政策的实施缺少了群众基础，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监督，同时，人们还停留在不合时宜的旧政策方针上，怨言不断，负面心理会愈加浓重。从调查中还可以得到，有将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是通过课堂学习，也许有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缘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约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网络媒体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应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扩大宣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方针，以得到更多认可，推进实施。

“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中能否实现”的问题统计消除了我们的顾虑，80%的人认为在现实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这为十八大提出的“兼顾公平与效率”获得群众认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事实上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国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只关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同时，

第四篇：论分配制度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论分配制度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一.效率与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1.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所谓效率,是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的。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无论是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投入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都应遵守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的原则,并允许合理拉开差距,但要防止两极分化。

2.效率和公平作用于不同的分配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市场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来获得收入的。效率高,则收入高;效率低,则收入低。在初次分配中,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经过市场实现的初次分配,还不能解决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公平合理一些。比如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一些人很富有,一些人连基本需要都无法保障。

3.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为收入两极分化,将对社会运行机制造成双重后果:一方面,对众多穷者的社会激励失效,极低的收入无法激发穷者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富者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可能侵害社会约束机制。社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失灵,必然从宏观上破坏社会的均衡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序化,从而严重破坏社会的经济效率。所以,市场初次分配的缺陷必须由再分配来弥补。在市场初次分配考虑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公平。

4.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要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效率优先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基点。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在注重效率的同时,避免出现一些经济不公平现象。效率原则的出现本身包含着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了社会整体分配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能接受的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这就需要兼顾公平。

党中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了现阶段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趋势”。这样,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目前,我们铁路运输企业的分配制度按现代化企业制度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行的分配制度不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没有把责任、风险、绩效和薪酬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效率优先的原则没有得到体现。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摆在铁路运输企业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要搞好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既有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也有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等。既然有这类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允许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又分别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要素所有者进行生产投入、转让要素所有权,都要取得相应的一份报酬。这样,生产成果的分配就在各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之间,依据各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实际作出的贡献来进行,多贡献多得,少贡献少得。从资源的市场配置来看,生产要素的贡献由报酬来反映,这样使得各种要素能够进入市场流动并形成要素价格。因此,就必须确立相应的分配原则,即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

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突出安全,紧贴效益的工资分配新体系

铁路运输企业工资由安全效益决定,应紧紧围绕安全效益重心,不断优化工资结构,以岗位工资和安全效益工资为主体,强化安全效益动态考核分配,有效建立起企业工资紧随企业安全效益同涨同落的岗位安效工资分配新体系。一是要素评价,建立新标。以职工岗位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和劳动技能等基本劳动要素评价为依据,建立各工种、各岗位档序的岗位安全效益工资标准。二是突出岗位,拉开标差。充分体现岗位职责、岗位贡献大小,在建立岗位安效工资标准中,合理拉开不同岗位档序职工的工资差距。三是动态考核。构建能升能降、以效计酬的岗位安效工资浮动运行机制。要体现三大分配功能。一是强化位劳动价值功能。以岗位劳动评价为基础,确定岗位安效工资,突出职工岗位劳动价值。二是强化安全效益功能。岗位安效工资在工资结构中占绝对比重,职工收入与企业安全效益紧密联系,激发职工保安全、提效益的内动力。三是强化工资弹性功能。岗位安效工资实行“双重”浮动,工资标准不仅随企业安全效益好坏上下浮动,而且按照动态考核要求,随职工岗位变动能增能减,岗变薪变,有效地增强职工收入弹性。让职工的劳动报酬与企业经济效益和个人的劳动成果紧密挂钩,充分调动关键工种、关键岗位和关键人员增收节支,降耗增效的积极性,改变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分离现象。推行岗位效益工资制度,坚持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要关注弱势群体,兼顾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弱势群体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体的组成部分。在分配制度改革中若忽视他们的利益,则有悖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是党和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的需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要坚决执行国家帮助弱势群体的各项政策法规,考虑下岗职工、病、伤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要使这部分职工的收入随着社会和单位的发展不断有所增加,体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

(编辑/梁永安)

第五篇：从收入分配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

从收入分配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

【摘要】公平与效率问题一直贯穿经济社会始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也在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本文在阐述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基础上，从我国的收入分配出发，分析了我国存在的问题，并为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公平效率收入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公平与效率是贯穿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始终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公平与效率问题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强调其中一个必然要牺牲另一个；有人则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可以相互兼容，公平的市场环境是可以促进效率的实现。

一、正确对待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

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学者中是百家争鸣。库兹涅茨曲线，告诉我们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必然会呈现先扩大后下降的趋势。约翰穆勒等人则认为“公平优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极力推崇“效率优先”；萨缪尔森、凯恩斯等人则认为要兼顾效率和公平。我们国家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问题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和调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是偏向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强调的是公平。改革开放以后，?h在十四大之后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十六大又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而十七大则是改变了之前强调的，适时地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次分配更加关注公平”。

二、中国目前存在的情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的市场不均衡不完善，价格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无法实现等价交换，这时候就需要再分配的调节。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便形成了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根据2007-2015中国统计年鉴显示的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数据可以看出，政府部门所占比例在此期间先增后减，与之相对应的企业部门所得是先减后增，两者之和基本占据了我国四成的初次分配。而对于劳动者报酬来说，在国民初次分配中只占到六成，近些年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再看三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情况，同样根据数据，经过再分配后，我国居民可收入也只占到六成，且近些年持续下降。再分配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之间，其中政府部门经过再分配后，所占比重上升，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与政府部门两者较为接近。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在收入分配中最大的公平问题可以说是存在居民收入即劳动者报酬中的。我国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占国民收入比重较低，且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三、相关建议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着天然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不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平，而且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第一，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把“蛋糕”做大，实际上就是要求经济不断发展。同样，这里所说的要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实际上就是要求收入分配上更加公平，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分蛋糕的时候，重要的并不是蛋糕的绝对大小，而是相对大小。

第二，首先政府要重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提供保障；同时降低生产税比重，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其次限制市场上的垄断行为，合理分配企业利润。最后，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其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

第三，重视就业问题并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最严重的市场失灵之一就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结构性失业，这同时也是无效率的最大根源。只有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得运用自己的才能来实现其价值，经济才能有效率得向前推进。同时，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给予人民一张安全的保护网，保障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改善中等收入者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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