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系
论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为使社会成员能够维持基本物质生活，实现生存权提供援助和保证而设置的若干内容和项目的总和，是社会团体和个人必须遵守的工作规程和行为规则。它一般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补贴（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六个方面。自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遵循的首要原则，社会保障制度从制订之初就天然的带有公平正义的品质和特征。
19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其最初的设计目标是保障老年人、失业者、工伤者等社会成员的生活，以调节收入差距，调和劳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可见，其制度安排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公平正义是其根本原则。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并很快扩展到全球，尽管各国的保障制度内容、途径、方法有异，但维护公平正义始终是其制度选择的初衷和首要原则。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建立和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公平，保证比较均衡地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是其第一要务。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稳定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来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通过其补偿功能，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社会保障的“非歧视性原则”使社会任何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每一社会保障项目对于其适用范围内的社会成员而言机会是均等的，因而它可以促进机会公平正义；社会保障实质上是一种再分配政策，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因而它又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结果公平正义。
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是促进社会成员和谐生活的根本保证。社会保障制度从制订之初就天然的带有公平正义的品质和特征。社会保障制度以公平社会财富为手段,以正义社会生活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使命,将保护社会成员的权益作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就是社会不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事实,农民并没有能够同城市居民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在竞争的过程中,又受到诸多来自各方面的歧视和压力，造成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目前，农村由于社会保障的缺乏,不仅影响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致贫返贫的概率，而且已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政府开始逐步建立适合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长远看，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农民拥有国民待遇，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制度在事实上，天然就带有公平正义的影子，它的实施和完善对社会公平正义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杆称，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公平正义与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可以说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而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然会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全社会人民的解放与自由，让人民有尊严的活着。
第二篇：财政与社会公平
财政与社会公平
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有：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调控经济职能、监督管理职能。
然而，社会公平又包含了更多的内容，教育公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怎样利用财政才能更好的使教育公平呢？
教育公平首先体现在财政投入上，包括硬件和师资。
如果不能均衡区域教育资源，那就无法论及教育公平，因为公平是建构在均衡上的。薄弱地区、落后地区、偏远地区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教育资源相对要欠缺很多，倘若他们所占有的上述资源与发达地区相等，但是他们的整体文化氛围也要淡薄许多。因此，要想实现教育公平，必先优先投入薄弱地区、落后地区、偏远地区，使其在硬件和师资上优先于发达地区，然后才能逐步达到教育的均衡发展，真正实现教育公平，然而这一切都需要财政的支持。
影响教育不公平的原因：
教育投入不足。“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虽然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较低,2008年只达到3.48%,不仅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的不足,严重制约着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展。
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在教育投入总量小、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集中财力、物力办好一批中小学,对“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曾产生积极作用。而重点学校制度也同时导致了学校之间资源配置不均衡。近年来,国家取消了重点学校制度,加大了薄弱学校改造力度,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但是,重点学校本身长期积累的名牌效应依然存在,人们形成的固有观念很难改变,这些学校依旧能够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优秀学生,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甚至造成了同一区域内学校之间两极分化的局面。
实现教育公平的方法：
加大教育投入。目前中央要下大决心确保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力争在2010年前后接近4.5%。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应严格按照我国《教育法》第55条的规定要求，教育投入应做到“三个增长”，即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要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人大要加强对同级政府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法律监督，以确保教育公平的实现。
建立和完善对弱势群体资助体系，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在投入导向上，教育资源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应向处于弱势的地区和人群倾斜。应该确保任何时候国家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都要高于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对于基础教育，要强调均衡化（但不是平均化）,应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治薄、扶差”上来，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对于高等教育，则更多的是要为各类院校（包括民办院校）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氛围。对政府投入较多的重点中小学和大学，要加强监管和评估，以防止教育资源浪费。对民办学校应一视同仁，给予资金、政策的支持。
所以，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我们就要利用好财政资金。
第三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关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思考
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关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思考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在欢呼社会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何处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事业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独立性决定其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
社会保障是相对独立的社会体制，它包括经济制度，但并不限于资金筹集，发放，管理和运营，不仅仅是现金保障，还应该包括服务保障、权益保障、组织保障（老人和病人的协会等等）乃至精神和文化保障。现金保障当然要做好，这是基础和必要条件，但不能陷入“经济主义”。因此，不宜简单的提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宗教制度一样，社会保障制度有自己的独立内容。尽管这些制度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甚至是为它“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还包括某些经济制度，但毕竟有其自身独立性，不能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地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视为社会保障内部原则。
就作用于社会个体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给社会个体提供了趋利的空间，而资源又是稀缺的，所以才要依靠竞争在竞争的优胜劣汰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高效率，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一种公共品，个人生存发展权利维护的实现程度并不受他人介入的影响，个体与个体之间是非竞争关系。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每一个人维护自己生存发展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就对社会整体发展来看，市场是讲竞争讲效率的，但它必然拉大贫富差距，造成一部分社会群体在资源配置上的弱势和不利地位及基本生活的无助和窘迫。所以需要通过二次分配实现“兼顾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二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社会保障制度应以“公平优先”，而社会保障制度要讲效率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效率的影响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效率问题。而不是指望社会保障本身产生多少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对于社会保障本身，就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二、公平优先
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的最本质的体现是道义的公平（它的表现形式为待遇公平，社会保障施用对象其义务、权利不是对等的，而是对应的，甚至对尽义务较少的低收入阶层在待遇上有倾斜）。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中一种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它以名义上的经济公平（每个工作者平等缴费或交税而获得平等的保障权利）引导出实际的道义公平（经济弱者受到经济强者扶助）揭开道义非功利性的面纱，可以看到道义深刻的功利性，（只有社会福利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才值得我舍小利而取义），所以社会保障本身所体现的道义上的公平恰恰赋予了它对社会效率的巨大的间接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保障的实施可以缓解贫困，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差距，缓和阶层矛盾，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从而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这无疑也是提高社会效率的重要前提。
2、社会保障可以免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调动其生产积极性。社会
保障的实施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消除各种社会风险的侵害，免除后顾之忧，从而调动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这是提升社会效率的主观前提。
3、社会保障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所需劳动力的供给。社会保障的实施不仅可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持社会成员的生活，使其恢复、补充和保持充分的劳动力以备发挥，而且社会保障还提供健康保障和教育培训保障，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身体、心理和技能素质。因此，社会保障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存量，这是进行扩大再生产、提高社会效率的因素。
4、社会保障可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是提升市场（社会）效率的重要一环，社会保障制度对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促成，也就间接地对提升社会效率做出了贡献。
人人都可能成为弱者，人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决定了社会保障参与性上的公平原则，即社会成员参加社会保障的机会是均等的，社会保障的待遇并不因为收入、地区差异而有歧视性差异，从这一点讲，我国的社会保障有违公平原则。
首先，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这是以户口性质作严格划分的。以户口性质而定，我国有近80%的农业户口。长期以来，他们完全被摒弃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全部的保障依赖于家庭和土地。目前，农村中唯一的国家正式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虽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实施的情况也相去甚远。但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真正是现代社会保障意义上的保障措施。这项事业从基金的筹集上就采取了个人和集体共同负担的原则，同时强调了自我保障的思想，打破了我国社会保障中一贯的“赐予式”模式和依赖国家和企业的观念。并且在组织管理上也统一由民政部门的专职机构管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广大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低。
反观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比农村人口高得多，相对于我国的基本国力而言，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已是极充分了。很长一段时期内，居民享受的范围不仅有养老、医疗、工伤、残疾、死亡和生育等各项保险或救助项目，还享有食品补贴、住房补贴或分配、交通费用补贴等等发达国家才会涉及的保险项目。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在城市人口中，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又千差万别。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对象非全民化的又一表现：即各部门、各企业、各种不同所有制单位中的劳动都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和项目差别很大。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参与性上公平原则的缺点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最近两年来，为了有效扩大内需，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启动农村消费的措施。但成效并不明显。农村消费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启动和升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7年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39%，1998年为38.7%，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38.6%。农村消费如此启而不动，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缺乏一个令广大农民放心消费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许多农民虽然有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也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但由于担心老无所养和各种风险而不敢消费。因此，要有效启动农村消费，进而扩大内需，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分解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促使广大农民既增加即期消费，又激发其潜在的社会购买力。
其次，再从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方面分析，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已明显影响了经济上的效率。由于失业保障刚刚起步，覆盖面小，积累基金少，且并没有达到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目前已有的失业保险仍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这样，面对大面积的企业亏损，有些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早应宣告破产。但由于社会无保障机制接受因破产而失业的劳动者，绝大多数亏损企业只能长期拖延，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这实际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因为企业难以合法破产，长期以来，导致许多企业不求进步，整个社会的其它企业也无法进行充分的竞争，竞争不充分，效率就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正缺乏保护合法和充分竞争的机制，也就是缺乏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机制。
此外，我们以全社会角度来看，由于我们现有的社会保障社会化程度极低，内容不系统、不完善，对象不全面，管理混乱，直接妨碍了社会劳动者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由市场对各种经济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主要是人、财、物的配置，尤其是人——即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最为重要，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市场经济的结构必将发生变化，相应地要求劳动力在各产业部门之间、各企业之间的配置也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已不能够统包统配劳动力，统一组织生产经营和分配。劳动者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可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流动。企业也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选择合格的劳动力，辞退多余的或不合格的劳动力。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面对迅速崛起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保障仍分为城市、农村；全民企业、大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干部和工人；固定工和合同工等各种差别，这不能不严重妨碍经济改革的进程。由于城市劳动者的保障全系于工作单位，一旦离开工作单位，他的一切保障将不复存在。许多企事业部门，尽管人浮于事、冗员繁多、效率低下，但又很难真正按某些规章辞退职工，因为职工只有单位保障，而没有社会保障，将这些没有保障的劳动者推向社会，将是一个极大的社会动荡因素。
第四篇：浅议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浅议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专业：现代教育技术
姓名：白泷
日期：2012年9月28
浅议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摘要】：
如果把由人与人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比作地球,文化就像覆盖在地球表面的大气,了无踪迹但又不可或缺,文学则犹如空气中的臭氧分子,是构成文化的成份之一,它的存在与否虽不会对社会构成直接威胁,但长远看来,缺少了文学的社会也许不会像今天一样的精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文化的重要地位不能被忽视。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文学与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调整了彼此之间的位置与距离,并在各个领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关键词】： 文学 社会 关系 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综观历史和当今社会，文学很难和政治划清楚，政治是上层建筑，他/她很自然地要影响到文学，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又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毛爷爷教导我们说：文学为政治服务，想周作人等也提倡为文学而文学。还看新中国五十多年来的当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经历了长时间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度里，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候被炮火所轰碎，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时，文学，作为始终不屈不挠地反映社会的变化 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在新时代里，却被一条无形的枷锁所桎梏，这就是政治。
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写窦娥被无赖诬陷，又被官府错判斩刑的冤屈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通过文学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和当时政治的状况。宋代散文家苏洵有一篇著名的史论文章—《六国论》，它精辟地论述了战国后期的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灭亡的原因，借古讽今，目的是告诫北宋王朝需吸取历史教训，改变对契丹，西夏的妥协投降政策，以免重蹈历史的故辙。苏洵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让他看出了六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弊在秦赂”，这都反映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息息相关，紧密联系。
鲁迅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恐怕是没几个人不知道了吧，他的祝福通过写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封建黑暗社会的吃人本质。拜读过他的许多作品，都让我们深深知道他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作品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 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醒目的色彩，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社会根源。这也充分彰显了文学无不影响着政治。
再者，我们不妨借鉴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来谈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解除婚约，让爱情得到永恒，可是，这可能吗？如果把政治和文学比作男人和女人，那么男人和女人最终的结果就是结婚成家，当然这只是正对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是夫权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很多那女结合到一起就是为了娶妻生子，婚前素不相识，自然没有爱情，更谈不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了。而当今的社会妇女解放了，很多家庭女人成了主宰。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的确因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而有了不同的解释和看待了。
综上所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思想观念而不断变化体现出来。
二、文学与经济的关系 跟随确认自古以来，“文以载道”的思想深入我国文人的骨髓，文学与经济并不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那样紧密，几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古代的文人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下，一生以仕途为荣。加以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文人更是以用文学赚钱为耻。专业作家在过去是很少见的。文人与经济的联系最多不过像一些穷困书生“代写书信”赚些盘缠那么简单而已。
同时，一直在人们的思想中，文人们都应该像出家人一样“四大皆空”，像神仙一样“不食人家烟火”。也正是因此，从而使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功利性一直都被埋藏，导致文人们的现实生活似乎都不是那么乐观，还有的极其穷困潦倒，甚至到了有了上顿愁下顿的地步。这个，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甫”恐怕是个挺好的例子的。当然，文人们此等高风亮节的人格，的确值得世人千代尊敬.万代景仰。然而把“文学”与“经济”看成是两个隔离区，则大可不必。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受特殊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在50到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与商品的关系，延续着“根据地”和“延安文学”的“传统”。在当时，文学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与金钱、商品无关的“精神产品”。左翼文学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都在划出文学与“商品”之间的严格界限。“文革”中，文学的这种“纯洁”性似乎 达到未曾有过的境界。稿酬已被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而取消，对文学的任何“消费”、“娱乐”成份的理解和阅读动机，都受到了批判。
进入80年代以后，在“改革”和“现代化”的趋势下，文学渐渐的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第一性的原则。8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文学格局。不仅是政治上的选择，而且面临“市场”的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力量，报刊和出版业的发展迅速，普通日报和各种专业报纸，都辟专栏刊发文学方面(创作、评论)稿件。文学刊物以及与文学有关的刊物的数量比起五六十年代来，有极大增加。这对于作家的生存处境和写作道路的重新确立，构成了新的压力。
从此，文学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新世纪以来，政治文化、哲学文化、宗教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研究备受关注的切入点，而经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愈来愈发现，经济生活如同普洒在香闺的月光，“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般地对文学创作形成强力渗透。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文学无疑当为一条切实而有效的学术新途径，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文学是一部历史，但历史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他们本身所含的一切内容与因至少就是包括着本身所含的一切。就像一个物体本身有着价值，但他可以创造另一种价值。就像一只母鸡一样，它本身就有价值。但它同样可以创造另一种价值——鸡蛋。有时它可以创造高于本身一种价值。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价值，但这个经济也需要经济基础来依托。文学的发明人，也要经济基础的支持。才能有条件去发明创作。所以文学的创造与经济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经济才能支持文学作品的发展．经济是文学的一个作标轴，而文学就是作标上的抛物线．他们不能彼此孤立。
而文学作品的内容，也可以为作者的本身创造一种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如金庸先生和他写的《金庸小说全集》不但给他创造了财富和名誉，而且带给他的是不可限量的另一种财富。据金庸后来披露在1992年他的小说为他创造12个亿的收入，而且他的名声鹊噪。响誉全世界他的名声相当于现在的《哈利．波特》的作者凯瑟琳．而且，他的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为后人所推崇．他本身已成为了武侠迷心中的乔峰.郭靖。而且，金庸小说推动了整个香港文学的一个顶峰。同时带动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古龙.卧龙生等大批的优秀的作家．可以说，金庸先生的成功带来的是，整个香港文学的成功．可是说是文学成就了金 庸，也可以说金庸成就了香港的文学．而，金庸的文学却让他成为一个与金钱与权利与一身的＂富豪。
所以说，文学与经济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就如同裙衣相连的关系经济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是经济的“抓手”，从哲学的角度辩证分析，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打个比方吧，经济是水，文学就是鱼儿。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水多了，要养一点鱼。水里有鱼儿，才能够有水平。文学与经济，鱼儿和水，都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
三、文学与艺术的关系
1、概念上的从属关系 ：从专业定义上讲，文学可以说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艺术既包括语言艺术，又包括行为艺术甚至声乐艺术，所以在这一层面来讲文学严格从属于艺术。
2、反应的对象有所差异 ：文学反映的是社会生活、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形势比较单一，目的较为明确。例如中国的文学，要么反映现实社会的黑暗或是真善美，要么是宣传爱国主义或世界和平。艺术反映的是现实但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 态，也就是说，艺术反映出来的大多是社会的共性，个人主义色彩不会那么浓郁。
3、文学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语言文化的艺术，扮演着艺术生活的主角，艺术的产生往往就需要坚实的文学做基础，就比如一部好的戏剧文化，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就需要有一本好的剧本，一部好的著作，甚至好的表演艺术家等等。换个角度说，我们生活中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艺术，只不过我们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去演绎而已。艺术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包括文字和语言，它还包括各种可以表达个性的形式。例如在墙上信手涂鸦，在树根上雕刻绘画（即使比不上冰雕的大气与正式），在舞台上的灵身一跃这些确实是不用借助语言和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然而如是加上文学因素，将会是另一番效果，例如我国国粹京剧甚至在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影响史的小说，诗歌，话剧，往往就是这种文学艺术更容易让人们接受。而不被人们所理解的艺术就是去了其本质的意义，所以说文学让艺术更富有意义。通俗点讲，若艺术是一棵大树，则文学则是其上面的一道树枝。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是很完美，因为文学对艺术的贡献远远大于树枝对树的贡献。许多文人作家常常兼善多多种艺术，在创作中以一门艺术为主兼顾其他艺术，或同 时进行多种创作，这样有助用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把不同艺术的创作规律或创作理念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艺术的传承需要借助文字的记载，即文学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知：文学在专业上从属于艺术，然而对艺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文学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在人类文明是在均创造了很多奇迹，它们的对文明的贡献是无价的，也是人类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学和艺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文学不仅在政治，经济，艺术方面与社会有着联系，在其它方面也存在着联系，总之，文学作为人的精神的产物，永远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但是更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条件，它本身也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走向自律化和形式的现代主义文学，它也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产物。文学和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着一种割不断的牢固联系。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不断调整文化与社会各个领域的位置与距离，让它们和谐发展，产生共振。
第五篇：浅论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
浅论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
甘文波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本质要求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指我们通常说的公正，它是一种道义性价值，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公平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一种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的价值理想，二者具体表现为对一定社会的性质、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章程、惯例等等的合理性及合理程度的要求和判断。社会的公平正义既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个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主管感受和主管评价所决定的。
公平正义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历史上，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它承诺要创造切实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更加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放纵，使得公平正义难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非公平的社会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核心价值之一，是社会主义在理念和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剥削，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充分解放。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走了邪路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胡锦涛同志说：“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一般说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基本权利公平。即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应得到保证，它旨在从底线的意义上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 1
基本权利。二是机会公平。机会公平包含前途的公平和手段的公平两层含义，也就是说，在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各种前途是向各种才能开放的。并且，各种才能相当并且意愿相同的人，都能够参加与其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活动。三是规则公平。规则公平就是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社会成员各守其责。四是分配公平。对于现有的社会资源如何分配，最直接地体现了公平原则的兑现程度。
二、公平正义的缺失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我们简单地采取强制手段将大家的收入和财富拉平，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方式。看似公平，实则是平等而不公正。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甚至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在彼时，过于强调平等的“平均主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发展生产力，我们搞了改革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种体现不同价值的所有制和分配制，一经实施，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经济社会被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发展迅速起飞。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然而，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物质财富极大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都切实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甜蜜果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开始急剧分化，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平正义缺失，正好与改革开放前情形相反。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发展失衡严重，尤其是城乡差距鸿沟巨大，导致了大面积的普遍性公平正义缺失；二是分配不公，包括初次分配不公，二次分配不合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存量不公，流量不公，机会不公，能力不公等；三是上升渠道不畅，社会阶层固化，社会阶层矛盾激化；四是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严重超出危险警戒线，且差距仍在持续拉大。公平正义缺失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市场资源配置脱离了市场规律的轨道，不再按需求平衡合理分配，转而向特权区域特权行业
和特权人群越来越集中；同时，公平正义缺失还严重败坏了人的思想追求，通过合法方式追求商业价值和生活质量的主观愿望严重削弱，转而倾向全民通过贪污跑关系搞特权等手段谋取私利；再者，公平正义缺失蓄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社会和谐稳定受大极大的损害，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稳定基石不再牢靠，另一种形式的崩溃不得不防。由此可见，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核心问题就是公平正义缺失。
三、如何修复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按照市场经济的自发逻辑，社会成员的利益迟早会发生分化，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拉大，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会不平衡。解决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缺失会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如果不采取措施，让这种利益分化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就可能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后果，会背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采取强制手段将大家的收入和财富拉平，回到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状态。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不能强求利益的绝对均等；另一方面，又必须把社会利益的分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
（一）必须推行民主法治，建立与公平正义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和谐社会时，将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放在首位；温家宝同志在两会的答记者问中，同时提到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公平正义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而且主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不推行民主法治，就难以有公平正义。
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绝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司法等其他内容。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的经济公平外，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代条件下，没有民主和法治，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因为现在我们讲公平正义，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在全体公民之间公平而合理的分配。这就必须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达人民利益，又能确保政府权力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满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序和法规，否则，“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话。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
（二）政府应当在维护公平正义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公平问题通常产生于市场失灵，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分配不公和市场失灵不是单纯因为强调效率，更多是由于政府权力进入市场所造成的。我与这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然逻辑本身就会产生出社会的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局限性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公平正义，政府需要对利益分配进行强制性干预。例如，维护社会公正所需要的“福利国家”政策，没有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怎么可能实现？因此，关键不在政府干预，而在这种干预是否适当。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包括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很好地管应该管的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
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政府无疑要承担责任，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大力发展经济，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营造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依法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收益分配、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法律保护的等项权利，切实保障广大公民民的切身利益，协调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而使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使每一个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不断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水平，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终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的综合实力。
（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依赖于公平，没有公平，就不可能最大限度的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也就难以提高效率。改革前后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入分配越平均，越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造成低效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就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经济不发展，难以实现更高阶
段上的公平，难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相反，如果不讲公平，人们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就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结果不仅导致效率的下降，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国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方针，是基于特定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提出的。当时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的束缚，通过合理拉开差距，激发市场活力。这个政策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然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需要在整个社会变迁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不能凝固成贯穿市场经济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变法则。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当前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影响到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逐步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结合”过渡，是当前应突出提出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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