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

第一篇：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

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

作者：陈锡喜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摘要：通行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描述及其外延的机械规定。依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内容上反映一定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具有特殊性，在形式上又要说成是体现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其根本功能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即为维护或冲击现成的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意识形态的总体性，需从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而并非整体和部分的机械关系上来把握其同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外延关系，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包含了意识形态，但不是所有社会意识形式中的思想观点都是意识形态。确定是否是意识形态的根本依据是，是否反映人们之间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此可将意识形态区分为程度不同的政治生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际交往领域。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历了强化意识形态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到“淡化”、“边缘化”，再到逐步意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客观性，并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变化。然而，对于究竟何谓“意识形态”，一方面，学术界意见纷呈[1]，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又态度各异，会根据语境变化而赋予其不同内涵；另一方面，通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定义，却依据苏联版本，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思想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点。[2]这一定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描述及其机械的外延规定，而没能依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从而把握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及其领域。进行这一工作，对于在理论上依据实践发展和语境变化，丰富意识形态的内涵，在实践上既抵制“去意识形态化”和“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潮，又避免“泛意识形态化”和“强化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倾向，是有价值的。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本质特征及其功能

之所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关于“思想上层建筑”的定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描述，还没有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是因为它尚不能解释意识形态概念形成后思想史上存在的四个问题：

其一，为何意识形态很快被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最早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是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9世纪初所著的《意识形态概论》，词义即为“观念学”，其意在于以能否还原为感觉经验为标准重构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观念。但是，拿破仑很快就称托拉西等人为“意识形态家”，即脱离实际、虚构观念的“空论家”。于是意识形态的词义发生了转化，具有了“虚幻性”的含义。

其二，马克思为何对意识形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1844年)中，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将所谓对“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本质和历史本体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中，更是通过对以往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意识形态在本质上的虚假性，即是颠倒的社会意识。直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才把“社会意识形式”界定为“思想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

其三，为什么现代学者依然存在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解读?除了把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中性”解读外，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依然对意识形态持“贬义”态度。如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样，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5]，即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以想象的方式去描写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又因为要反映政治集团的利益而竭力掩盖存在的真实关系，因而是消极的精神现象。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则突出“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出发点是幻想的现实还是从真实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通过“理论实践”而超越了原有意识形态，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其四，为什么中国现代社会对意识形态的态度会跌宕起伏?“文化大革命”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崇拜”现象，使社会生活“泛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断被强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又产生了某种“意识形态恐惧症”，无论在政界、学界，还是平民百姓，大多对意识形态“唯恐避之而不及”。而在对外交往中，则公开宣称“不划线”(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在对台宣传中，也往往以“搞意识形态”为罪责来斥责台独势力的某些言行。

上述现象表明，对意识形态仅从社会结构层面作描述性的定义(反映经济基础的思想上层建筑)，并在这一定义基础上推论出它的根本特征是阶级性(经济基础是有阶级性的，因而意识形态也具有阶级性)，而没有进一步从社会需要和历史发展两个层面揭示它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便不能很好解释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变化，以及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同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无疑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揭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的入门。遗憾的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在阐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时，均忽视了如下两段经典论述，那就是：“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6]

马克思恩格斯上述两段论述，除了强调夺取政权对于阶级统治的必要性外，还包含了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信息：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都需要在观念上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从特殊利益的合理性证明推导出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或相反，以敌对阶级利益的不合理性来证明其统治的不合法性)；而这一合理性证明的理论表达则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这些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

从意识形态的本质看，它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并非是纯客观的或“价值中立”的科学理论。不管如何给意识形态下定义，其最基本的要素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首先，它是一种价值观，是反映不同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其次，它又不是一般个体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追求，而是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需要理论论证，需要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形式，来论证其所代表利益的合理性。

意识形态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其特征是内容和形式的矛盾统一，即内容上都反映一定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具有特殊性，而在形式上又要说成是体现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据此，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这一本质，与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一关于社会结构的描述性定义，以及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幻”反映等“贬义”表达统一起来；把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具有“阶级性”的“个性”，与意识形态作为对特殊利益的合理性论证的“共性”统一起来。意识形态在形式上的普遍性，使其在一定历史阶段表现出“虚幻性”，在内容上的特殊性，使其在一定历史阶段表现出“阶级性”，而形式的普遍性和内容的特殊性的统一，则决定了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功能，是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即为维护或颠覆现存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在一个社会中，只要存在不同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的利益矛盾或冲突，从而存在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就需要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来对之批判或为之辩护。某一利益群体在表达某一特殊利益时，为了获得社会对这一利益最大程度的认可，便需要尽可能“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即是通过“言说”的理论要素，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共同利益”。一旦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完全消失，不再存在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也就不再需要意识形态了。

而一旦当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存在冲突，那么，意识形态就具有“虚假性”。正因为如此，拿破仑会称托拉西等人为脱离实际、虚构观念的“意识形态家”，马克思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它们是对现实的“虚幻的反映”，许多现代西方学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会坚持“意识形态与科学是对立的”观念，而当代中国会存在“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思潮。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具有一切意识形态的共性，即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要把自己所代表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它与历史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剥削阶级用形式上“虚幻”的利益普遍性，来掩盖其实质内容上的利益特殊性；而马克思主义则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以及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科学揭示，旗帜鲜明地表达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冲突性，同时指出自己所代表利益在本质上和长远意义上同人类普遍利益的一致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中表明的那样：“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一未来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共产主义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时，当列宁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时，都在表明，这一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但这一利益的实现，是同人类解放的客观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它反映的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一直强调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则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于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便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性。

当然，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既不能否认意识形态存在着阶级性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斗争性，也需要超越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思维。从理论上说，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只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在价值观上的理论表达的部分表现，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和形式是多样的。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欧洲资本主义客观上已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所论述的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还是着眼于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关系，只不过资产阶级是“虚幻”地表达了两者的一致，而无产阶级将真实地实现两者的统一。

由此，我们应该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拓展到对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关系的表达。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其夺取政权与掌握政权的不同条件下，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内容和形式之间相统一的表达是不尽相同的。为了夺取政权，它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同其他剥削阶级利益的冲突性，以便更充分地动员更广泛群体的投入。然而，自己成为执政党后，应该逐步表达自己所代表利益在现实上的普遍性，以使自己不断巩固并扩大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教训之一，就是继续强调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性，不断人为制造利益矛盾和冲突，通过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以及“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其结果是损害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使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就业形式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并由此决定了反映不同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多元化。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其要反映的经济基础，已非完全的公有制或国有制，马克思语境中作为无产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也已非社会的主要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意识形态问题，须以两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为前提：其一，我们不可能做到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实现完全均等和一致；其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话语，宣称自己没有特殊利益，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普遍性，并尽可能为协调各种利益矛盾提供理论上和价值观上的根据，而不应该在观念上强化利益冲突或强调自己只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

二、意识形态的外延：总体性及其领域

根据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定义，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两个层面，作为“形式”的社会意识，是系统的、自觉的、抽象化的社会意识，包括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科学。

要界定意识形态，需要对外延有所规定。但是，之所以说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只是机械的外延规定，是因为它没能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根本功能的考察，来把握意识形态的总体性以及由此所区分的领域。它在理论上带来的困境是，不仅把人们具有社会性的情感、意志等社会心理都剔除在意识形态之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内部关于社会科学是否是意识形态的长期争论。[8]持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论观点的重要理论依据，便是意识形态的定义里只把属于社会科学的政治法律思想和哲学列入意识形态，却没有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列入其范围，而一般在学界被视为人文学科的道德、艺术等，反而都被列入意识形态。它在实践上带来的困境是，将除科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都作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被泛化了，它同各种社会思想文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关系被简单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把所有思想文化艺术和人们精神活动都打上“非无(无产阶级)即资(资产阶级)”的阶级标签，把各种艺术欣赏趣味甚至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唱歌是否用“气声”、在舞台上是“站着唱”还是“走着唱”、女孩穿衣服的最上一个纽扣是开在锁骨上还是锁骨下，等等)，把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所有私德，都当作意识形态，都

定性为非无即资，从而造成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扩大化。总结其教训，在理论上对意识形态所作机械的外延规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确实说过：在考察社会形态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写哲学教科书以给“意识形态”下定义，而是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唯物史观作总体阐述时，列举了所涉及的对经济生活的变革能够发生影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

对意识形态外延的辨析，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给出一个重要思路，即：“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是由各种‘意识形式’———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等构成的有机整体。”遗憾的是，俞著尚未就“总体性概念”的“总体性”和“有机整体”的“有机性”，作深入阐述，而仍然是依据传统教科书的定义，列举了所“包括许多具体的意识形式，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等。”[9]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中还讲过：“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这意味着，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人生观中，包含着意识形态。

其次，更重要的是，对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作总体性把握，有两个不同的思路：其一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其二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这两个思路在逻辑上恰好相反：作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整体包含部分，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而作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则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特殊包含了一般。以往对意识形态作外延规定时，说意识形态“包括”除科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恰恰体现的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机械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传统教科书对意识形态所作的外延规定，只是机械的外延规定)。

而要真正理解意识形态的总体性，需要从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上来把握意识形态同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外延关系：即各种社会意识形式(除自然科学外，下同)中，不同程度地包含有意识形态成分，但并非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中的所有思想、观点、看法或判断，都是意识形态；而作为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则存在于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中，但它不是横向地机械地呈现为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而是综合地通过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表现出来，并通过纵向的领域体现出层次性。

辩证地而非机械地把握意识形态同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根本功能的思想，来揭示其总体性并区分其领域。如前所述，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它是对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关系所作的价值判断，但又包含着对其利益合理性的论证；其根本功能，是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即为维护或颠覆某种现存的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

于是，在所有的社会思想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确定是否是意识形态，其根本依据是两条：其一，是否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凡是不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精神，都不属于意识形态；其二，对于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精神，还要看其是否体现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只是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或者即使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只要不涉及某一群体的特殊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思想和精神也不属于意识形态。

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存在于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之中，凡是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中包含的反映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内容，便是意识形态，凡是不反映这一内容的，就不属于意识形态。它可以通过单一的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和哲学形式表现出来，但更多地是几种社会意识形式综合的表现，甚至包含社会心理。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如此对意识形态的外延考察，避免了机械的外延规定，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它既可回应日常生活是否具有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同意识形态关系的论断，不至于把日常生活都剔除在意识形态之外；又可回答社会科学是否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作为总体性的价值观理论，需要理论论证和逻辑表达，这就同科学并非是绝对对立的，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存在交叉性，但不等于所有的社会科学内容都是意识形态。

在实践上，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矛盾和冲突关系的密切程度，区分不同的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际交往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直接体现人们的利益(基于物质利益，还衍生出政治权利、文化利益和社会权益)关系，属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程度不同地具有意识形态性，即在以不同的理论范式和价值取向来反映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为一定的利益关系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作论证。日常生活领域的利益关系复杂和多样，很多是不同个体之间或个体与某一群体的利益矛盾，如不涉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冲突，则是具体矛盾，并不都能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形态或“主义”，故不应将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化。当然，由于社会转型中诸多问题的集中爆发或凸现，背后往往存在“主义”的影子，而如何化解这些矛盾，也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因此，日常生活领域没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国际交往领域，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日益频繁，但也存在着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冲突，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交锋。

这样在纵向上作意识形态领域的区分，避免把除自然科学外的所有社会意识形式所表达的内容都当作意识形态，对于在实践上既抵制“去意识形态化”和“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潮，又避免“泛意识形态化”和“强化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倾向，从而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归纳过16种定义。参见周宏：《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36页。[2]如1983年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观念(或思想)上层建筑，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由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包括“艺术、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2009年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上层建筑，是指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观念上层建筑又被称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013年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意识形态又称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点。”

[3]一般认为，马克思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而笔者认为，与其说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如说马克思形成的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表现。[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91页。[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537、552页。[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65、53页。

[8]对于社会科学是否是意识形态，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属于论：社会科学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因而属于意识形态；对立论：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因而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交叉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必然包括有研究者的价值导向，因而包含了意识形态。[9]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页、129页。(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二篇：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工作总结报告

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工作总结报告

今年以来，我处认真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内涵，根据上级部署和要求，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责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以全面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意识形态为抓手，找准立足点，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现将我处201x年意识形态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统一思想，形成工作共识。

中共贵港市市政管理局党组《关于印发<中共贵港市市政管理局党组201x年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的通知》下发后，我处积极行动、迅速部署，召开党员职工大会，认真组织学习，使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人明确了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遵循，也增强了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达到统一思想，齐抓共管的目的。目前，全处上下没有发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明显问题的人和事。

二、明确职责，健全工作机制。

我处在学习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制度、责任科室，以及具体情况的处置办法。修订《贵港市城市照明管理处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清单》，并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一岗双责”的要求，签订了市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定期组织党风党纪教育、警示教育和作风建设教育活动，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进一步明确处领导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责任，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处。通过建章立制，逐步形成了从党组织到

领导干部、从内容到形式、从落实到评估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抓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机制。

三、抓住关键，增强工作实效。

在对象上，抓住离退休老干部、困难职工等关键人员，通过座谈交流、政策宣贯、事业关怀、生活关心等措施，让他们经常受到正确思想的教育影响和组织的关怀温暖，从而不断坚定信仰信念，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并定期检查指导，督促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抓住全处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头”。在措施上，抓住思想引领、政治一致、价值宣扬、舆论导向等关键环节，利用一切时机和场合，创造健康向上的思想政治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教人育人。在时空上，抓住“每月主题党日活动”及微信群交流等关键时机、平台，在细微之中保障意识形态工作扎实到位。

四、夯实基础，引领正确导向。

我处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建设的载体和方法，利用多种途径，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努力培养干部职工良好的道德风尚。利用“三会一课”，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十九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系列讲话、《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重要理论，对全处干部职工进行党的知识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在全处逐步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积极组织党员志愿者20多人到联系社区——登龙桥社区开展志愿活动，与社区干部进行座谈，制定服务内容，并

认领了“微心愿”卡。据统计，今年为登龙桥社区修复路灯30多盏，修复社区路灯线路故障15处，配电箱故障5个，更换破损灯具20多盏，改善了社区照明环境，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好评；深入帮扶挂点村平南县大鹏镇农福村慰问54户贫困家庭，给他们送去慰问金，让他们感受到市政局党组织对他们的关怀。通过组织一系列活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引导大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第三篇：论法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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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人的本质

李锡鹤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民法/哲学/体系

内容提要: 笔者近年来出版了一本《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发表了一些民法学论文，字数不多，问题不少，有观点上的，表述上的，也有排校上的，心中一直不安。笔者所在的华东政法学院，准备汇编出版教研室成员已发表的专业论文。趁此机会，笔者从《民法哲学论稿》中选了若干章节，另选了若干篇论文，作了修改。其中有些文章讨论了法哲学内容，但目的是澄清民法学的概念，也收入了。凑成一册，是为本书。书成后，因经费不足，未能出版。故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上发表，以期与大家交流。

民事主体是民事领域中的主体。从现象看，民事主体表现为享有民事权利，是民事权利的载体。从本质看，民事主体表现为具有民事意志，是民事意志的载体。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国家三种形式。其中，关于法人和法人的本质问题，学术界分歧较大。

传统的说法一直认为，关于法人的本质，法学史上曾有三种观点：“否认说”、“拟制说”和“实在说”，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有耶林、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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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尼和祁克。国内学术界一般否定“否认说”和“拟制说”，同意法人实有，但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实在说”的一些具体说法。

然而，细读三家论述，可以发现，它们的分歧所在只是法人人格的有无，其实就是法人的有无。三种观点中没有一种探讨了法人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种真正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的争论不是关于法人本质的争论。

《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著的《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一书，介绍了目前国内学者关于“法人本质”的观点：“在讨论我国法人的实质时，有人提出了以下几种看法：(1)我国法人制度是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根据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水平而建立的;(2)我国法人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独立活动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社会经济实体的法律组织形式;(3)法人的权利主体资格是法律赋予的;(4)法人是一定的人的集体。”

需要指出，其中(1)、(3)两条分别是关于我国法人制度和法人的权利主体资格的观点，不是关于法人本质的观点;(2)、(4)两条在形式上分别是对“我国法人”和法人的定义，而“我国法人”和法人也是与法人本质不同的概念。

根据形式逻辑，定义应采用“被定义概念=属+种差”的公式，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如：“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其中“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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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概念，“能制造工具”是“种差”，也就是人的本质属性。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的本质是有区别的。上述“人”的定义所揭示的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能制造工具，不是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即使是对法人的正确的定义，也只能揭示法人的本质属性，不能抽象出法人的本质。换句话说，也只回答了“法人是什么”，即法人应归入哪一类事物(属概念)，与这一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种概念)有什么区别;而没有回答“法人的本质是什么”，即法人的本质应归入哪一类事物，与这一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什么区别。

本质是相对于现象而言的，是事物的内部联系。上述(2)条中的属概念“法律组织形式”和(4)条中的属概念“集体”，以及(2)条中的“社会经济实体”，事实上也不是法人这一事物的内部联系，因此不是法人的本质。它们只是法人的现象，这里也可以说是法人的形式。

如果把探讨法人的有无作为对法人的认识的第一阶段，那么，探讨法人的定义可称为第二阶段，而探讨法人的本质应该算第三阶段。法学史上耶林、萨维尼、祁克等人的争论属于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所介绍的情况来看，我国学术界对法人的认识，似乎处于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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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对法人本质的看法，在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民事权利、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在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犯罪能力问题;在宪法和行政法上涉及到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独立人格问题，等等。所以，讨论法人的本质在法律上是不无意义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讨论法人的本质似乎还有值得指出的其他意义：

1、法人是人格的载体，是主体的一种。探讨法人的本质，有助于弄清人格和主体的本质。前文把对法人的有无和定义的探讨当作对法人本质的探讨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对人格和主体的本质的某种认识程度的反映。

2、弄清了法人的本质，可以加深对我国目前所谓的政企分开问题的认识。

在笔者见到的有关论著中，只有《民法新论》一书真正表述了关于法人本质的观点：“社会组织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实际作用，乃是它们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即法人的本质所在。”

如果没有误解，作者的观点是：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法人的本质则是社会组织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实际作用。

后一句认为法人的本质是“作用”，似难成立。人们要问：这一“作用”的内因是什么?“作用”的内因不比“作用”本身更“本质”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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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句认为法人是“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可与同书第204页的观点相印证：“法人是一种社会组织。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地位。”显然，这里的“法律上的地位”，应该指前文的“法律上的主体资格”。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法人究竟是什么?是组织，还是地位或者说资格?

认为法人是一种资格，这一观点颇有影响。“‘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人制度论》(江平主编，赵旭东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一页开门见山：“法人的本质特征有二：一是它的团体性，二是它的独立人格性。„„这两个特征汇合在一起，就可以用最精炼、最概括的语言给法人下一定义：法人者，团体人格也。”

作者承认人格是法人的本质特征，但又认为法人是一种人格，这就自相矛盾了，因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本身是两回事，事物不能被定义为事物的某一本质特征。

法律上的人格只是法律上的人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本质特征，不是法律上的人本身。法律上的人是人格的载体。我们只能说某人有人格，不能说某人是人格。同样，我们也只能说某公司有人格，不能说某公司是人格。

法人是法律上的拟制主体，是相对于真实主体，即自然人――有生命的法律主体而言的。法律主体的存在根据是法律上的人格。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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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的本质是意志的存在资格。法律人格的存在根据是法律允许存在的意志。自然人的意志是真实的意志。拟制主体的意志是拟制的意志。对于社会来说，允许生命人的某意志存在，就意味着承认该生命人是人，必须确认其主体资格即人格;允许某拟制意志存在，就意味着承认该拟制意志的载体是法律主体，必须确认其法人资格。主体是客体的支配者，即可在客体上实现自己的意志者。因此，主体的本质是自由者。哲学主体的本质是实践意义上的自由者。法律主体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者。生命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作为法学主体的生命人即自然人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的自由者。拟制主体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拟制的自由者。拟制主体包括国家和法人。国家是拟制的公法主体。法人是拟制的私法主体。国家作为主体，其本质是法律意义上拟制的公自由者。法人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拟制的私自由者。

在法学史上，法人“实在说”的主要代表，德国著名法学家祁克认为，法律主体是与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但祁克没有阐明两者如何联系在一起，结果招致了学者的批判。《民法新论》认为：祁克“这一学说的前提是把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联系在一起，然而，意思能力只是行为能力的基础而不是权利能力的基础，因此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没有必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奴隶有意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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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不能成为法律主体，而在当代民法上，无意思能力的人(无行为能力人)却享有权利能力，具有主体资格。”

《民法新论》所言都是事实，但只是表面现象。意思能力就是意识，是人的标志。意识必然产生意志。从法理上说，承认某事物有意思能力，就意味着承认该事物是人，必须享有人的资格即主体资格。奴隶有意思能力，但没有主体资格，这是由于奴隶的意思能力不为社会所承认。就不享有主体资格而言，奴隶和牛马处于同等地位。但在古代罗马，奴隶可参加主人的宗教活动，可以被解放为自由人，可以被主人立为继承人继承其人格，死后其尸体和坟墓受到保护。原因就在于奴隶是人，实际上有意思能力。这些待遇虽然不是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但毕竟使奴隶和牛马的地位有所区别。历史废除了奴隶制度，赋予奴隶以主体资格，没有赋予牛马以主体资格。原因就在于奴隶的意思能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牛马没有意思能力。因此，奴隶没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其实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和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在法理上，欠缺行为能力人以监护人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没有监护人的意志，欠缺行为能力人的主体资格不是现实的主体资格。因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享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同样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和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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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克还提出：共同意思的结合便成为团体的意思。团体具有独立的意思，对外表现为主体，具有“单一性”;对内为多数人的结合，权利义务仍归各成员，具有“多样性”。

祁克这些论述，可以说已经走到了揭示“法人本质”的门槛，但终究没有跨过去。是否诞生一个法人，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共同意志或团体意志，也不在于是否有独立意志――意志总是独立的――关键在于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是否转化为单一意志。如果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没有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团体各成员的意志各以成员各自的人身为载体。这一团体是主体的集合，本身不是主体。如果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这一意志就享有法律上的存在资格，成为法律上的拟制意志，其载体就成为法律上的拟制主体的人身。不区分团体的共同意志和单一意志，实际上没有涉及法人的本质。

所以，从法理上说，有限公司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是法人;合伙、无限公司不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是法人;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组成，不同责任股东的共同意志没有转化为单一意志，不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是法人。

顺便指出，论述人格、法人的文章、著作，经常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人格独立”、“独立法人”等提法。其实，意志本来就是独立的，不独立不成其为意志。法人的核心是拟制意志。因此，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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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志”、“独立法人”用语重复。所谓有“独立意志”，应表述为有意志或有自己的意志;所谓是“独立法人”，应表述为是法人。人格是一种资格。资格只有有和无，完全和不完全的区别，没有独立和不独立的区别。“独立人格”、“人格独立”的提法也有语病。所谓有“独立人格”，应表述为有人格;所谓“人格独立”，可表述为有人格，或“身份独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人的意志是拟制的，这一意志的载体也是拟制的。《民法新论》认为：“‘拟制说’深受罗马法所贯彻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奉行‘权利和义务之主体，仅以自然人为限’，认为只有自然人才是权利主体，而法人不过是法律的拟制，这种规定不仅不适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然人享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样是法律赋予的，为什么法律赋予自然人的主体地位不能称为‘拟制’，而法律赋予法人的主体地位就要称为‘拟制’呢?”这里的推理过程有些勉强。所谓“拟制”，就是仿制。很明显，视自然人为人，从而确认其人的资格，是承认事实，尊重事实，不存在什么“拟制”问题;而将共同意志视为单一意志，将其载体视为人身，那就只能是“拟制”了。两者不可并论。

现在可以讨论所谓的“政企分开”问题了。“政企分开”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管理，还是国有企业不受国家管理?既然法人的核心是拟制意志，如果法律确认国有企业享有法人资格，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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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就只能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意志，而企业的法人代表又由国家任命，应该是国家意志的代表，企业形式上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意志的载体，实质上则应该是国家意志的载体。如果“政企分开”指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管理，那就意味着企业法人的意志与政府意志资格平等，类似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否则，如果企业法人代表是政府的聘员或下属，或者，虽非聘员或下属，但必须由政府任免，那么，企业法人意志与政府意志必然是从属关系，所谓“政企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政企分开”指国有企业不受国家管理，那就十分荒谬了。因此，即使国有企业意志与政府意志资格平等，国有企业仍只能由国家管理，换句话说，国家不通过政府，也会通过其他途径管理国有企业。如果国家通过政府没有管理好国有企业，至少现在还没有根据认为，国家通过其他途径就能管理好国有企业。由于国家既是全社会经济活动管理者，又是民事活动中国有企业一方投资者，具有双重身份，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从政府外寻找一条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途径，而在于国家能否处理好两种身份的关系。

注释:

《法学研究》编辑部：《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1990年版，第11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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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226页。

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参见周枬：《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版，第129页。

转引自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220页。

出处:原文载《法学》1997年第2期

第四篇：论自由的本质

文研0902班

郭佳

2009001380

自由之求索路

——《论自由》与《自由秩序原理》读后感

这是两本关于自由的经典巨著，在此将二者进行对比阅读，不仅因为主题相同，还为了透过这两本著作反思中西近代的自由求索之路，鉴古明今。

一、严复、密尔与《论自由》

本人阅读的《论自由》（又名《群己权界论》）的翻译者为清末学者严复，作者是英国学者约翰.密尔（穆勒）。严复是百年来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杰出先行者，他在国家内外交困、濒于灭亡之际，埋头译著。严复最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由于认识到政治制度的根据是哲学，严复以实用主义者的眼光一共翻译了八部西方政治哲学著作，其中就有密尔的《论自由》。

《论自由》发表于1895年，最具密尔个人特色，影响也最大。这部著作探讨的主旨是确定社会所能合法施予个人的权力和限度，强调只要个人的行为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就不应该受到限制。密尔从个人在生活、言论、结社、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诸方面，把自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主张的是真正的社会自由。作为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密尔是个人自由权利的捍卫者，他认为社会只有在以下几种条件下才能对个人实行强制或法律制裁：第一，个人彼此互不损害法律明文规定成员在默契中认作权利的确切利益；第二，每个人都承担着保护社会或其他成员免遭损害的责任；第三，对于某些有害于他人或对后果欠缺应有的考虑，但又没有达到违犯其既得利益的程度时，就不能施予法律惩罚，而应给予道德谴责。

密尔的阐述都围绕着这样一个出发点：一个人自己规划他的存在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应为这个方式本身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方式。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对于他自己而言，这种选择权就是自由，对于除他外的其他人而言，给予他自由的方式就是尊重他的选择。

二、哈耶克之《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首先明确，他所定义的自由不同于政治自由、内心自由、自由权项等，是与强制对应的最原始意义上的自由，即在社会生活中他人强制的最少或不存在。

自由的价值主要是由于人类不能完全避免无知，文明的发展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学习、模仿的结果。在对人的理性局限做了详细的阐述后，哈耶克对进步亦做了仔细考量，他认为人类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应对人类无知或理性不及所带来的问题，并且给出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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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佳

2009001380 把个人自由发挥到社会所能容许的最大状态。

这也是哈耶克主张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在这里我对他的其中一个观点产生了共鸣，即“各种伦理价值化约到最后，只有个人不能化约”。不能为了符合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而鼓动他人牺牲个人自由甚至生命，因为首先对历史规律的认识难免包含错误，对善的认识不同的时代都不相同，其次个人的自由和生命具有最高的价值，不能把人作为工具，换取所谓的“崇高的事业”。二战期间，法西斯鼓吹为了“德意志伟大民族”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生命，导致了悲惨可怕的后果。

当然，真正为了实现个人自由价值的“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情操是伟大不朽的，因为它不是为了某些政治家或政治团体的功名。如上世纪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民不再受到奴役。为此种事业而抛头颅、洒热血是值得万世高歌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抽离了个人自由和生命价值的事业是必然会走向穷途末路。

三、严复、密尔、哈耶克求索之比较

严复、密尔与哈耶克站在不同的历史起点与背景上看待自由的价值，作为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阐述与结论各有不同。

严复翻译的方式是意译和节译，因而，他舍弃甚至歪曲了部分他理解不了或者不符合他需要的内容，更鲜明的贯彻了求国富民强这个意图。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洛克、密尔还是斯宾塞等人的英国古典主义，还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都把自由视为一种独立的善。然而在严复翻译的《论自由》中，这个核心却消失不见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自由只是一种手段，一个工具，其价值仅仅在于，通过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可以使人的进化过程得以尽快实现，从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密尔与哈耶克都是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基本倾向是“认为一切立法、政府政策和道德原则的最终判定标准是其实行之后可能达到的功利水平”。边沁认为，在经济领域，个人使自身幸福最大化的行为可自然地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使得社会的总体功利也最大化。而密尔作为他的追随者，在《论自由》中更清晰系统地阐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这种功利主义。在密尔看来，通过明晰社会与个人的权力界限，只要个人不干涉他人利害，就可达致人所追求的快乐。在这里，个人的幸福或快乐是目的，因而人便成为了手段。哈耶克亦以“资源有效配置论”为自由市场经济作辩护，他的新自由主义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像康德那样以人本身为目的。

严复在引进密尔著作时，只看到了这种功利性，却忽视了其他的精神价值，如平等、正义等。如果只把真理当做手段求得国富民强，那就真是舍本逐末。那么，与洋务派认为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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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01380 强的路径是拥有“坚船利炮”相比，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虽然哈耶克称自己是一个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从个体主义的知识论进入研究自由，这不限于传统的政治哲学。他的基本命题是：“自由使得每个个体都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进行空前的实验和创造，积累对于自己有用的知识，并由于人类具有模仿能力，也就是积累对于人类有用或潜在有用的知识，使得他人和人类社会从中获取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危险和挑战。”在他看来，自由的价值在于使得文明具有创造力，进而有利于它的进步。对于哈耶克而言，幻想强制的绝对不存在，那么自由就只是一个乌托邦。他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反对计划经济，因为这些制度都给人的自由加以了不同程度的限制。

四、自由真谛之我见

自由思想在古希腊即以萌发，到近代西欧开始兴盛。经历了漫长苦痛的中世纪后，文艺复兴运动掀起反专制、争自由的巨澜，随着民主革命运动接连爆发，自由深入西欧民众内心，并反映在各国宪法中。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便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近代西方强盛原因的内在逻辑。反观中国，自秦以降，中央高度集权、儒家思想一枝独秀的封建自然经济在一定时期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然而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制度下，自由没有萌发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土壤。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部分苏醒的国人开始寻求国家强盛之道。直到今天，在此起彼伏的自由呼喊声中，对于自由的认识仍然亦步亦趋。

英国哲学重功利主义和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辨和形而向上，这都与我国哲学大相径庭。我国的哲学偏实用主义，无论是古代老子的道家文化、孔子的儒家思想、满是智慧孙子兵法，还是当代邓小平提出的白猫黑猫论断，都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从政治角度看，对于中国人而言，自由的价值意味着和谐家园。只有发展了经济、文化事业，人民才有可能享有各种意义上的自由，才谈得上对人本身的保护。

我认为自由的价值在于个人的幸福（快乐），但前提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法律是国家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的产物，有阶级就有对抗、压迫，因而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用以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在此意义上说，法律就是一种绝对的恶，是限制人民自由的桎梏。比如最具人身性强制的刑法，可以从法条的现象表面看到统治阶级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本质。当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遭遇全面失败，以致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加上其他原因导致苏联走向解体、冷战宣告结束时，哈耶克从自由主义角度关于计划经济必将灭亡的预言得到了应验，这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他在各方面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作详尽论证的同时，还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否会像计划经济一样消灭？换句话说，自由主义与国家政体有无必然的联系？这个问题我现在无法回答。

文研0902班

郭佳

2009001380 严复主张改良当时的清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共和国，这是他的理想。密尔则是代议制政府的积极拥护者，他认为建立政府的目的须是为了谋求社会福利。同样是追求自由，却得出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结论。

理想中，人类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应该以自由观念来进行构建，事实上各国实践也在逐步向它靠近。“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1”然而，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中，法律（往往是宪法）都只承认了公民的某些基本自由。自由对于人而言，是一项基本的权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密尔和哈耶克主张的放任式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已经导致了垄断的产生。任何自由都容易被个人或者群体毫无忌惮地滥用，因此不管是为了社会福利，还是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擅权专断，都有必要对自由进行某些对社会有益的控制。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喜怒哀乐是在与人的交流中感知的。人与社会的互动性，再次印证自由不是绝对的。

“我们只有把美国宪政的大部分历史解释为美国最高法院试图在自由与政府权力这两

2个逆向观念之间创制一种可行的平衡和综合的努力，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美国宪政的意义。”我认为，在处理这种平衡问题上美国先行了一步，我国在建设宪政制度上可以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加以考虑。坦白的将，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我还未做思考，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英）约翰.穆勒著，严复译：论自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

2、F.A.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12

3、顾肃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

4、（英）密尔：功利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2

6、陈朝璧著：罗马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8 1 转引自（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2，第298页（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2，第303页

第五篇：论管理的本质

论管理的本质

金融（1）王珺

20090905011

5摘要：在人类社会中，管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事情成也管理，败也管理。管理意味着将同一个企业中的员工结合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也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每一个人都受雇于一家包含着管理活动的机构，无论机构是大是小，是营利或非营利性的——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依赖管理工作为我们创造生计、发挥我们的能力并且取得成就。那到底什么是管理？究竟管理的涵义是什么？管理的本质又是什么？本文将从各方面的分析来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关键词：管理的涵义 管理的本质 管理学派

一、管理思想的发展

在古代社会的长期历史进程中，人们对管理实践的思考处在不自觉的状态中，对管理的具体问题与具体环节等，提出了很多见解，记录了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古代管理思想遗产。然而，这些管理思想都是分散的、零碎的，缺乏理论的分析和详细的概括，甚至是缜密的思想体系。直到19世纪后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之下，管理问题得到重视和关注，使人们对管理的认识不断系统与深入，管理思想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进而使管理成为一门学科。

企业管理发展过程中影响较大的贡献者：1.泰勒－－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开发一门新的科学，专门研究工人工作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科学地选择、训练和培养工人，以取代旧体制下由工人自己训练自己和选择工作并以此取代以往的经验管理方法，管理的结果如何，应由管理人员和工人共同负责。2.法约尔－－经营管理之父。法约尔倡导管理教育，管理能力可

以通过教育来获得，“缺少管理教育”是由于“没有管理理论”，没有管理者设法将那些被人们接受的规则和经验变成普遍的管理理论。通过管理教育，可以迅速提升管理层的管理能力，也可以迅速造就急需的管理人才。3.韦伯－－组织管理之父。韦伯主张权力论，他认为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的要点应该有明确的分工，职工要遵守规则和纪律，从而形成一个能够体现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系统。

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要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点：

（1）顺“道”，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2）重人，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3）人和，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4）守信，诚信是检验市场的试金石（5）利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6）求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7）对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8）节俭，开源节流。（9）法治，明法者方能游刃有余。

企业管理的演变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的变化必经的过程，通常演变由三个阶段构成，经验管理阶段、科学管理阶段、文化管理阶段。

经验管理阶段：企业规模比较小，员工在企业管理者的视野监视之内，因此在经验管理阶段，对员工的管理前提是经济人假设, 认为人性本恶，天生懒惰，不喜欢承担责任，所以有这种看法的管理者采用的激励方式是以外激为主，对员工的控制主要是控制人的行为。

科学管理阶段：企业规模比较大，靠人治则鞭长莫及，所以要把人治变为法治，但是对人性的认识还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靠规章制度来管理企业。通过惩罚与奖励来是员工工作，员工因为期望得到奖赏或害怕惩罚而工作，会按企业的规章制度去行事。

文化管理阶段：管理的前提是社会人假设，认为人喜欢接受挑战，愿意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向上。这时企业要建立以人为本的文化，通过人本管理来实现企业的目标。科学管理是实现文化管理的基础，因此经验仍然是必要的，文化与制度两者互补，因此企业管理要以人为本。

二、管理的主体管理主体是指管理主体是指掌握企业管理权力，承担管理责任，决定管理方向和进程的有关组织和人员。管理者和管理机构是管理主体的两个有机组成,例

如一个国家的管理主体可以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等多种管理主体，每个部门又有一个管理者，如经济管理主体。按管理者的职责划分，可以分为领导者和参谋人员。领导者，是指在组织中拥有一定的职务和权力，肩负一定的责任，直接指挥下属，实现既定目标的人。我们平时所见的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总经理、厂长、部门经理、车间主任等都是领导者,但领导者只是管理者中的一部分;而参谋人员是指在管理活动中从事协助领导者管理工作的人员，在军队中的军事参谋，在企业中的各种专家、智囊人员，在政府中辅助政府决策的顾问、学者等。这些参谋人员担负着大量的具体管理工作，帮助领导者更加有效的管理组织。

三、管理的客体

管理客体，是指企业管理主体直接作用和影响的对象，是企业管理中需要十分关注和尽力工作的领域。管理活动的内容就是由管理客体决定的，作为管理客体的人与作为领导客体的人又有所区别。管理客体的人，主要是在工作中处于第一线的技术工作者、操作者；领导客体的人，主要是综合素质较高的，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管理者。国外较早的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的客体是人、财、物三种形式。后来，有些管理学家指出，管理客体中人、财、物固然是很重要的，但还不完全，主张再加上时间和信息，认为管理者没有时间观念，没有足够的信息，是无法进行管理的。因此，时间和信息也是重要的管理客体。于是，管理客体由三种形式扩大为五种形式，形成管理客体“五因素说”。

四、管理的必要性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管理，国家将处于一种懒散的境界，国家的经济就不可能正常的发展，没有管理，社会将没有秩序可言；没有管理，国家的各个部门将不能可持续发展；没有管理，国家的综合实力将没有提升，那么国家就不能立于民族之林，由此可见，管理是如此重要。

（1）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将是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资金、能源、原材料往往成为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臵和利用，使其最大可能的形成有效地社会生产力，则是管理应当解决的问题。如果管理不善，不仅资源的不到有效地利用，社会经济将会停滞不前，甚至造成一些不可弥补的社会问题陆续发生。

（2）作为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落后是阻碍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的不到发展则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各样不成功的实例随处可见。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管理。管理不当，宏观管理调控失控、微观管理又缺乏约束机制。实践证明，只有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真正把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

（3）高效专业化的社会分工是现代国家和现代企业建立的基础。如何把不同的行业、不同专业、不同分工的各种人员合理的组织起来，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都要靠有效地管理。如果管理不善，就不仅不能调动积极性或者只调动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而且很可能引起社会或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导致效率低下，从而阻碍社会或企业的发展。

（4）实现社会发展和企业或任何组织发展的预期目标，都需要靠全体成员长期的努力。如何把每个成员千差万别的局部目标引向组织的目标，把无数分立组成一个方向一致的合力，也要靠管理。如果管理不善，组织就会一盘散沙，内耗不止，毫无活力。不仅预期目标不能实现，而且与强手相比距离越拉越远，最后可能找不到立足之地而被社会淘汰。

五、管理的目标

管理的目标即是目标管理，是以目标的设臵和分解、目标的实施及完成情况的检查、奖惩为手段，通过员工的自我管理来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的一种管理方法。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的精髓是“产前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通过对企业有效地管理、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企业的目标即是达到利润最大化，为公司盈利。在组织内部，个人的目标、部门的目标与组织的目标不一定完全吻合，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都会追求自己利益目标的最大化。企业投资人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正因为此，他会在所投资的企业中追求利润总额的最大化及企业存续的价值；经营管理人员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他可能最为关心他的薪酬、福利、及职务待遇问题。当组织难以满足个人目标的时候，管理人员可能会向权力寻租，企业员工可能更为关心的是自身的薪酬、福利及个人成长或社会价值问题等。不同的组织也反映出这个组织特有的目标。一个企业的目标可能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一个事业单位的目标是事业单位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及单位员工利益最大化；一个政府部门的目标是政府职能的履行及政绩最大

化。实现目标的措施应该是如何使个人的目标及部门的目标与整个组织的目标的实现保持一致，这是组织目标能否有效并更好地实现的关键。即作为管理者应构建一种多赢机制，使组织的个人目标都尽可能与组织的目标保持一致性，才能更为有效地完成组织的目标。而目标分解的结果即形成计划。

七、对管理本质的总结

管理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链式过程。在这个链中，我们不能强调哪个链重要，哪个链不重要。这个链包括了六个环节，在组织管理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无效或断裂，都将使管理工作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失败。正如一个链环的断开，都会导致整个链的功能失败一样。因此，我们在理论上不能强调管理链中的某一个环节的是否关键或重要。正如我们不能强调一个链子中第几个环是重要的，第几个环是不重要的一样。如果我们只去布臵任务，而不去落实任务，不去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不对执行情况做出一种评价，对其好坏不做出一定的褒贬，其完成任务的有效性便大打折扣。

在这个管理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组织当前最重要的管理问题，即所谓绳从细处断的“瓶颈”效应。因此，无论“战略决定成败”，还是“细节决定成败”，都只是从管理链的某一个环节视角观察影响管理成败的工作要点，而未能站在管理的全局角度审视管理问题。管理的这一链式过程，环环相扣，不断循环，而组织的生命也在这个管理过程的循环中不断得以延伸和发展。

总而言之，对管理的本质的理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定性的解释，没有哪个是绝对的正确，在我看来，管理的本质是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苏涛.关于管理本质的思考——东方管理学派的探索.当代财经.2002第12期.（2）玛格丽塔.什么是管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7.（3）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 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3

（4）罗新远.企业管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8.（5）周三多等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