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功能理论

第一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功能理论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功能理论

在其《狱中札记》中把上层建筑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可被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所说的民间社会组织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在葛兰西看来，政治社会是由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组成，它们维护统治的手段是强制性的；而市民社会则是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文化团体、学术机构等构成，它们以意识形态或舆论的方式进行维持。阿尔都塞有意识地发展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他认为，首先，应该看到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之间的区别。政权的更替并不意味着国家机器的推倒重来，原有的国家机器依然可以为新的统治阶级所用。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应该看到国家机器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不仅必须注意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区别，而且要注意另一类明显支持(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实体，但一定不要把这些实体同(强制性)国家机器混淆起来。我将这类实体称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简称ISAs。”

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包含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它们通过暴力或强制方式发挥其功能。非强制性国家机器，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工会、传媒及其文化和艺术，它们都是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只有一个，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有多个，“将它们的多样性统一起来的正是在主导意识形态(这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下的这种作用，通过其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尽管存在多样性与各种矛盾，实际上永远是统一的”。因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任何阶级都不能长期地掌握国家权力而不同时掌握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或在其中施行霸权”。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说的借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提出，“将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使那些在以前看似远离意识形态的社会机构或社会活动，如体育、文艺、家庭、教育等等，在新的理论逼视下，也纷纷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

在理清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存在之后，阿尔都塞的任务是要弄清楚，意识形态是如何使得人们建立起自身与真实生存状况之间的这种想像性关系，从而达到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目的的。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不仅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而且创造性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第二大功能，也就是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对主体的“询唤”(interpellation)。

事实上，阿尔都塞明晰地展现了意识形态的核心理论构件，这便是意识形态将个人询唤为主体。由于意识形态总是以神话、概念、观念和形象的再现来表达自身，而人们又是通过这些意识形态实践来建立起自身与真实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因此，意识形态便是以一个能够用来询唤或召唤个人为主体的体系登场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文化传统、习俗或宗教仪式来识别自身作为自由主体的身份，他们受“召唤”或“询唤”行为所引导，这些行为吸引他们的注意(召唤)，迫使他们去创造意义(解释)，使之参与到实践当中。在此，意识形态扮演了一种神秘媒介的角色，它在个体与其自身真实生存条件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而它自己则隐而不露。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的效果之一就是利用意识形态在实践意义上否定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意识形态决不说‘我是意识形态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询唤个体使之成为主体，二是(同时是)使个体(即主体)屈从于(subject一词皆具“主体”和“屈从”两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我们可以用广告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功能。消费的意识形态——不可否认，它是所有实践中最具物质性的——利用广告把个体转化为主体(消费者)。它运用广告对个体进行询唤。广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迫使人们把意义引入其中，并最终去消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广告中常用到的“像你这样的人(都买这个或者做那个)”。广告的读者或观众既作为个体(“你”)，也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像„„的人”)而被询唤，占据了广告中“你”一词留出的空白(想像的)空间。这样“你”便同其他许多阅读或观看同样广告的人一样，被转化成了消费活动的主体，同时也就屈从于消费实践。

结语

阿尔都塞在其著作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对于意识形态功能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在其后期著作中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的回应，那就是：是什么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的持续再生产。阿尔都塞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使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涉及意识形态的性质时，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相比较，认为它们都是永恒的；它们在人类历史中总是在场，因而是无历史或者超历史的。相较于无意识要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梦，意识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也是由特定的社会和经济语境所决定的。又相较于无意识是意识的深层表达，意识形态表现了人与其真实生存条件之间的想像性关系。

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把个体询唤成主体是意识形态的突出作用，因为意识形态对个人的询唤保证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种询唤主要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实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隐藏了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之一就是在实际运作中否认其意识形态性。

这样，阿尔都塞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卡夫卡式的社会图景，让我们看到意识形态如何以其无形之手把个体嵌入资本主义文化的“常识性观念”之中，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延续还恰恰依赖于个体对其真实生存条件的“误认”。在我们赞赏阿尔都塞卓越的分析眼光的同时，我们也不禁感到一丝悲凉：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面前，我们作为个体能做什么?

阿尔都塞在揭露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无孔不入渗透的同时，也使得个人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并失去了在社会历史中的能动的存在。这种带有宿命论的思想值得我们警惕。

第二篇：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摘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助于深化理解《黑暗的心》这部作品中的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对非洲和欧洲背景的不同描述，英国泰晤士河和非洲刚果河之间的对比以及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之间鲜明的比较，这三方面的描述，生动形象的把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优秀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欧洲中心论，白人优秀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根据1889年的非洲刚果之行，作者于1902年创作了这部作品。该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马洛的刚果河上的一次航行，展现了非洲殖民地的图景。同时也讲述了白人殖民者库尔茨的经历，一个曾经矢志将文明进步带入野蛮的非洲的理想主义者最后堕落成贪婪的殖民者的故事。

一．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阿尔都塞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文化研究影响深广的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的体验和想象，它具有特殊的能动作用，能让人们顺从和适应支配他们的生活的现实条件。意识形态是人民和他们实际生存状况关系的一种想象，表现为真实和想象混杂的表象体系。”[1] “想象性表述反映出来的东西产生的现实条件是真实的，意识形态在想象性的体验和活动中并不是还原和再现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而是体验人类和自身生存条件真实关系的方式，并反映这种方式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关系的情形。阿尔都塞区分了意识形态一般和特殊意识形态，一般性意识形态是贯穿全部历史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则在阶级社会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并分解成各种意识形态倾向，功能发挥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2]

不能仅仅把意识形态放在意识的范围内理解，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人们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歪曲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及其所维护的政权的合法性，体现在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阶段，它主导整个关系结构的功能发挥。

“意识形态因此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3]

二．意识形态理论实现的途径

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对各种意识形式整合作用所产生的凝聚力，从实现的路径上看，既可以依仗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护和促成，通过大众意识的自发认同和承认也可以实现。这两种方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依靠大众意识对合法化的意识形式的内化和质询功能。通过社会大众的认知结构，特别是通过认知定势，思维方式对社会心理进行加工制作，形成某种既定的摹本，对人们内心的行为准则进行强化，大众内心含混不清的思想意识逐步融入其中加以整合，不断内化为人们的认知框架和行为模式，强化人们对社会制度框架的合理性认同。明显可见，意识形态不等同于意识，而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对象化的客体，不全然包含在主体范畴之内，这是对主客体二元分立的哲学认识论同一性恶圆圈的反叛。[4]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助于深化理解《黑暗的心》这部作品中的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对非洲和欧洲背景的不同描述，英国泰晤士河和非洲刚果河之间的对比以及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之间鲜明的比较，这三方面的描述，生动形象的把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优秀的种李缄阳1401788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族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表现

（一）非洲与欧洲

在故事的一开始，马洛感叹英国也曾是人类黑暗的中心，辛亏罗马人入侵带来文明，带来光明。“‘这块地方’，马洛突然说，‘也是世界上的黑暗地带之一啊，„„ 我想起那非常鼓励的时代，罗马人初到这里的时代。„„是自从有了——你们说是骑士吗？——光明才从这条河上出现的’。”[5](P4)

当时的英国，经济快速发展，正值西方以自由贸易为借口掀起新一轮对经济落后国家疯狂掠夺和压制的时代，也是西方列强发动针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在亚非殖民竞争的时代。[6]

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非洲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然而康拉德却把非洲描绘成“‘另外一个世界’，欧洲的对立面，因此也是文明的对立面。”[7](P182)事实上，康拉德“[他] 在小说中描写亚，非自然环境时所使用的意象都深深地打上了白人文化的烙印，他笔下的亚洲与非洲不是安宁，祥和或富有魅力的地方。相反，非洲乃是一片原始，堕落的黑色地带，到处是“黑色的山峦”和“黑色的丛林”。同时，非洲在他的笔下又是与瘟疫相联系的。”[8] 这个时候，主人公马洛开始讲述他的非洲经历。通过马洛的口述，一个原始，野蛮，穷苦的非洲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些黑色的人形的东西蜷缩着，躺卧着，背靠树干坐在树丛间，他们紧紧地依附着大地，一半露出来，一半遮没在昏暗的光线里，呈现出各种各样痛苦的，认命的和绝望的姿态。”[5](P19)

“他们正在慢慢地死去——这是一目了然的事。他们不是敌人，他们不是罪犯，他们现在已不是世界上还存在的任何什么东西——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黑颜色的疾病和饥饿的影子，乱七八糟在绿树的阴影中。他们被从沿岸各处按照定期合同完全合法地招来，流离在这水土不服的环境中，吃着从没吃过的食物，他们病倒了，失去了工作能力，于是被准许爬到一边去歇着。这些奄奄待毙的人形的东西像空气一样自由——也几乎像空气一样稀薄。”[5](P19-20)

马洛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他要暗示的是英国现在又义务去征服“野蛮”的非洲，就像罗马曾经带给英国文明一样，英国现在应当给那里带去西方的文明，后来当马洛见到库尔茨后，他没有对这个贪婪的殖民者的行为表示出厌恶与憎恨，而是表现出了遗憾与失望，因为库尔茨不但没有完成传播文明的使命，反而丧失了文明而走向了野蛮，他认为库尔茨最后道德沦丧，人性泯灭是因为非洲的野蛮吞噬了他的文明意识，马洛对黑人和白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西方白人所具有的对非洲的思想偏见。[9]

（二）泰晤士河与刚果河

小说的开头，描述了英国泰晤士河上宁静，安详的生活画卷。“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在我们面前铺开，俨然是一条茫茫海途的开端。远处的水面上，大海和青天融成一体，连个接缝也没有，在这片亮闪闪的开阔空间里，随潮漂来的一只只大游船上黑褐色的风帆„„”[5](P1)

“顷刻间水面上出现了变幻，安谧中减少了光辉，却更显得深沉。宽畅的航道中的古老河流，在这白日将尽时，水波不兴地安息着，它世世代代为两岸聚居的种族做过多少好事情，如今，这条可以通往天涯海角的水上通途，端庄静穆地舒展在眼前。”[5](P2)正如人们所形容的：“泰晤士河里的每一滴清水都包含着英国历史。”康拉德对泰晤士河的描写，形象的说明了泰晤士河在英国人心里不可替代的地位。

与此相反，康拉德对刚果河的描述却是“我们总是沿着那没有一定形状的海岸前进，岸李缄阳1401788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边镶着一条危险的浪涛，好像大自然本身也曾试图抵挡入侵者；一些小河流进流出，这是些生活中的死亡的溪流，它们的河岸烂成一摊泥，河水都是稠稠的泥浆，侵蚀着水中歪歪斜斜的红树丛，这些树仿佛处于极度的无能为力的绝望中，朝我们蠕动。”[5](P16)通过对刚果河的描述，把非洲的贫困，绝望，死气沉沉，描述的淋漓尽致。

作为母亲河，泰晤士河在英国人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的，非洲人对其作为非洲的第二长河的刚果河，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康拉德却用不同的语言对这两个意象进行描述，通过对刚果河的原始描述衬托泰晤士河的文明，表现了白人优秀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三）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

非洲人被描述成野蛮的，食人的，丑陋的，没有语言能力的，非人化的动物。一位后殖民理论家曾经写道：“对于殖民主义来说，这片广袤的大陆是野人的栖息地，一个由于邪教和狂信而充满迷的世界，一个注定要被轻蔑，受到上帝诅咒的世界，一个食人这的世界。——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黑人的世界。”[10]（P163)总之，非洲人在西方人的眼中只能是落后的，贫穷的，愚昧的，野蛮的，犯罪的，从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黑人妇女的描述“她迈开有节奏的步子向前奏，披一件带条纹镶花边的衣裳，傲然践踏着土地，种种野蛮人的装饰品在她身上轻轻碰响，闪闪发光。她把头昂得高高的；她的头发做成一顶头盔形状；膝盖以下裹着黄铜护腿，手肘以下套着铜丝编织的臂铠，茶褐色的面颊上有一块殷红色的斑点，头颈上戴着数不清有多少条玻璃珠串成的项链„„”[5](P80)下面是一段对库尔茨的未婚妻的描写“我注意到她并不很年轻——我意思是说她并不像个小姑娘。她给人感觉成熟，忠诚，坚信并且具有一种受难的能力。那间屋子似乎变得更昏暗，好像那个阴雨密布的黄昏里所有悲哀的光亮都跑来躲藏在她的额头上。这头美发，这张苍白的脸，这对纯洁的眉毛，仿佛被一只灰色的光环围绕着，而透过这光环，一双黑色的眼睛在对我凝视。它们的视线是坦率的，深刻的，自信的，也是信赖人的„„”[5](P97)通过对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的不同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对黑人和白人的不同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情感认知，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西方白人所具有的对非洲的思想偏见。

四．结论

按照卢卡契的文学社会学理论来讲，作品的真正作者不是个人，而是社会集团，所以作家在作品中反映的是其所属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忘了，在英国人看来，帝国主义乃是英国文化主要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那么，我们便无法解读19世纪英国文学。”[11]（P222)所以说，小说《黑暗的心》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偏见并不是康拉德个人的思想意识，而是整个西方社会所固有的传统意识形态。它是西方世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对非西方世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2](P1)这种观念是针对整个非西方世界而言的。

“应该说《黑暗的心》中并存着两种意识：反殖民主义意识和无意中流露的殖民主义意识。康拉德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他也未能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白人优秀的种族主义意识的影响。小说猛烈抨击殖民主义，揭露殖民主义者贪婪，虚伪和吃人本性的同时，也流露出当时西方种族歧视的集体无意识。”[13] 康拉德是一位来自西方世界的作家，他的作品在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生命的意义的同时，自然难以清除西方政治，文化集体无意识给他留下的烙印。时至今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人类的主体，但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仍旧存在，各种思想文化仍旧激烈地争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导权。因此，在保护好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同时，要抵制来自西李缄阳1401788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方文化思想意识的侵略。同时，要以开阔的胸怀和宽大的视角，兼容并蓄西方文化，并向世界更好的展示自我。

李缄阳1401788 4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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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试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

试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 【内容提要】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而产生的，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及政府行为合理性、民族经济增长以及协调民族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正向功能。同时，它又是“双刃剑”，具有负向功能。【关键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负功能【正文】一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上形成的人们感受本民族的存在和利益的一种认识体系，它主张一个民族应享有从自治到独立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程度不等的权利，它伴随着时代地域和背景的不同变化，对人类社会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注：此定义是在诸多关于民族主义定义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可参见宁骚著《民族与国家》第2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少军《论民族与民族主义》，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民族研究》1994年第11期。）。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团体中的成员对本团体及周围世界的认识，它代表了该团体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它为该团体的存在及其活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注：对此定义的概括，可参见大卫·麦克米兰著《意识形态》，施连忠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王列《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职能》，《文史哲》1994年第6期等。）。意识形态的功能可以具体表现为：1.意识形态—方面暴露敌对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一方面支撑本阶级或本团体的存在理由，给予合法性和正统性；2.意识形态提供团体成员共同奋斗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适当手段，以确保团体内部的团结和连带，进而同心协力，实现共同目标；3.使社会心理（人民的愿望）具体化和明确化，使其成为社会文化规范的一部分，使成员的行为有一个共同的准绳；4.意识形态在人格内化之后，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它能统辖人格，使其行为具有一贯性，不致动摇和崩溃（注：巨克毅著《意识形态传播与国家发展》第63页，（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版。）。民族主义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相比，民族主义可能要显现出明显的优势。纵观民族主义兴起以来的人类历史，民族主义可能是影响世界进程的最强烈的、最富有情感感召力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时效性最持久、成本小收益大的天然政治资源。它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和巩固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同时，民族主义也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提供了辩护，点燃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造成了诸多民族冲突，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可以说民族主义如同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既能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保护神，又可能幻化为威胁和破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破门椎”（注：程人乾《论近代以来世界的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二近代世界民族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表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创建，为民族国家形成后其内部的团结稳定提供了有力的精神保证。无论是欧美民族国家的初始创建，还是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在这些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运动中，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主义在其中的作用。民族主义的理论家和民族国家创建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无不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动员的旗帜，来感召其民族成员。黑格尔认为：“独立是民族国家的本质规定，每个国家对别国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马志尼强调个人对民族的服从与献身精神，认为个人离开了民族，既没有姓名、标志、声音，也没有权利；乔治·华盛顿主张北美以武力寻求独立，北美各殖民地在独立后应在一个统一的民族政府下团结起来。玻利瓦尔倡导建立美洲联邦国家，形成一个美洲民族，主张联合起来对抗殖民主义统治。孙中山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注：参见宁骚著《民族与国家》第2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17世纪到本世纪90年代最后一块殖民地独立成为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显示出其时效性最为久远的意识形态功能。[!--empirenews.page--]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创建，而且也捍卫了这些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整和利益。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面临着外部压力和空前危急时，特别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遭受到外来民族或国家的侵略时，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无不求助于民族主义这个精神武器，大力强调本民族主权和利益，以此来激发民族感情，以动员全民族成员采取共同的行动，去献身于本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利益。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民族危亡面前，其社会动员功能显得尤为突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希特勒的军队在欧洲大陆的战无不胜，英国人感到了空前危机，英国首相丘吉尔为激发英国国民的民族情感和献身祖国抵抗外侮的精神，发表了他那富于激情的演说。在中国，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危机存亡的关头，民族主义显示了其社会整合的功能，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国内不同的政治派别停止冲突，共同御侮，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戴高乐面对亡国的耻辱，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在伦敦组织流亡在外的法兰西人成立“自由法国”，进行抵抗德国的斗争。这些事实显示着，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头，民族相对于其他典型的意识形态来讲，发挥了其社会动员和整合的重要作用。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内，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论证政府行为的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都具有合法性根据，不合法的统治系统是不存在的。政权的合法性这一功能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来实现，合法性就是使政治权威在意识形态上获得合法性。作为民族国家领导力量的政府，其权威合法性实质是可以从多方面来获得的。首先的合法性资源是政治意识形态，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奉行的政治制度寻找合理的根据，每一种政治制度无不竭力支持本民族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揭露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其次，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表现出的社会实效自然也会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一个政权的政绩愈大，其合法性程度便愈高。再次，民族主义也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每一个政权要想发挥其领导作用，都需要人的凝聚和合作，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则迎合这种需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大都以其民族的主体文化为基础，一个民族的主体文化由其民族的历史赋予丰富的内容，是在民族发展的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是民族成员共同感受到的和共同承认的，是一个民族保持其同一性的精神加固器，可以说，主体文化赋予了民族的主体文化和悠久历史，以期从中寻找出民族的热情，使其产生一种认同感，以此来保持对本民族的忠诚，保证对自称为代表民族利益的政权的服从。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政权就自然而然地找到了一种天然的资源来支持自身的合法性。外部环境对一个政权从民族主义这种资源中获得合法性支持的状况很有影响。当一个民族面临外来压力和感受到危机时，其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忠诚就会变得强烈，本来因利益等原因而分散、冲突的民族成员或团体，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必须通过民族利益去体现，此时，代表民族利益的政权从其民族成员中获得的支持将会增多，从而大大增强自身的合法性。[!--empirenews.page--]每一个政权在领导其民族前进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是无目的、无意识的，是受一定意识形态支配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其政府行为论证功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体现：一方面对民族国家的成员来说，民族主义可以使其相信政府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正义的、应当的；另一方面，每一个政权都强调政府行为是代表本民族和国家的，是为了民族和国家内部成员的利益的，以尽量争取更多的认同，减少其内部成员的反对和抵制。四意识形态的基本经济功能显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成功的经验表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支持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个人团体的利益只有在民族国家利益条件之下才能得到体现。它使人们意识到：民族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个人捍卫国家的利益就是捍卫自身的利益。因此，个人、团体在思考自己的利益时，无不与民族国家的利益相联系。在这种思考的背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共同的认识和价值取向，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着诸多的经济实体，他们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目标而处于激烈竞争中。这些经济实体发展目标的实现从整体上促进了本民族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当某一民族国家内的经济实体面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时，面对其他民族国家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时，其思考将会提高到民族国家的层次。此时，本来在本民族国家内激烈竞争的经济实体可以在民族利益的背景下，放弃后来的敌对与竞争而联合起来共同对外，民族利益的实现才是自身利益实现的前提。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团体受着利益的驱动而采取相应的经济行为，这些经济行为都是受一定的制度来规范的，但是有些经济行为是制度无力约束的。这就是D·诺斯所说的“搭便车”现象（即在集体行为或个人行动中，肯定存在着个人或团体借机无成本地占便宜的投机行为），它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诺斯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靠意识形态的约束，意识形态能够修正个人行为，减少“搭便车”现象（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第1—6章，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当经济实体的行为扩大到民族国家层次时，民族主义可以有效地发挥这种意识形态功能。我们看到，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个后发展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常常伴随着日趋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亚洲“四小龙”中有这种现象，目前在经济快速增长 的中国、马来西亚等国也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在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大都以民族的利益、主体文化、优良传统、悠久的历史来激励自己的国民。面对一些具有大民族主义意识的国家的压制和干涉，大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坚定态度。在这些经济发展国家的内部，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抬头，当面临外来压力和共同对外时，大都能调整个人行为、团体行为，有时甚至牺牲个体利益以符合、响应政府的政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由此可得到体现。[!--empirenews.page--]五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不同于制度规范的一种力量，可以用来规范民族国家内部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使社会协调发展。每个政治体系内部存在着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利益团体，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将这些利益团体分为如下类型：个人作为自身利益的表达者（个人关系网）、反常集团（无组织的暴动和骚乱）、非联合集团（一类是非常大的集团，无正式组织，尽管其成员隐约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如消费者利益集团；一类是小的乡村、经济或种族集团，其成员都熟识）、机构集团（政党、公司企业、立法机关、军队、官僚机关等）、联合集团（包括工会、商会、制造商协会、种族协会、宗教协会以及各种民族团体）（注：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第83—8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利益团体，有政治的、经济的、正式的、非正式的，他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受到了各自的利益的驱使，在一定规范约束下（无论是制度的，还是非制度的）进行相互交往。团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是异常复杂的，可以是相互宽容、相互合作的，也可以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在对立排斥的互动关系中，每个团体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采取一种损害对立团体的行动。这种行动甚至会损害到整个政治体系的利益，从而造成一种内耗，削弱政治体系发展的实力。民族国家为避免这种现象，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规范各种团体之间的行为，在法治社会，其中主要的措施是制度层面的。在制度规范无力达到的地方，往往靠提倡道德风范、民族大义等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达到目的。此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往往会产生立竿见影之效果，特别是当一个政治体系面临外来压力和威胁时，这种措施更为行之有效。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他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意识形态的这种功能作了论述。他认为国家的兴衰（主要指经济的增长和滞胀）与分利集团的存在有直接关系（注：参见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分利集团的显著特点就是利益上的排他性，其分利活动将减少而非增加社会的总收入，一个国家若想兴盛发展，必须有力地限制分利集团。此时，国家权力除依靠强力手段、制度手段外，也必须依靠意识形态上的说服（这是一种成本很少的手段）。意识形态对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分利集团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将对分利集团具有有力的约束功能。六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具有上述诸正向功能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其负向功能，对民族主义作出价值判断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在发挥其上述正向功能的同时，也扮演了一个破坏性的角色。斯特林认为：民族主义作为自由、财富、权力的带来者所取得的成绩，至少与它作为冲突与死亡的带来者的记录不相上下。菲利普认为，民族主义就像掠过人类社会的风，有时是和煦的海风，令人心旷神怡，有时则像飓风一样摧毁所遇到的一切（注：李少军《论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民族研究》1994年第11期。）。[!--empirenews.page--]民族主义产生以来的近代人类历史也表明，民族主义给人类带来自由与幸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死亡。当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带给人类的是巨大的灾难。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容纳其急速膨胀的生产力，走上了以武力战争拓展国际市场的道路。他们先后征服了亚、非、拉的许多落后和弱小的国家，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成为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他们在对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从政治、种族上对其进行摧残，给这些殖民地国家带来无穷灾难。这种历史上留下的隐患，到今天还影响和制约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依附性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注：参见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第2、3章，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本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我们能认识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以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和“保卫祖国”为号召，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厮杀，落得两败俱伤，致使2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伤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法西斯主义发动的，波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其灾难性后果自不待言。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仍然在引发着世界体系内的局部冲突。纵观当今世界政局的动荡和热点地区的冲突和纷争，无不与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有关。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不仅可以促进民族国家的创建，而且也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分裂。苏联解体了，前南地区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从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冲突的战火到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分裂主义的硝烟，从中东阿以冲突到非洲部族之间的相互残杀等等，我们也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在影响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民族主义的确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给人类带来福音又可给人类带来灾难。人们对此应有正确的看待和把握，使之在今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体系的互动中成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动力。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概述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概述

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内涵，学界有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内涵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意识形态当作否定性概念来对待，通过批判解开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社会真实，以社会的真实矛盾推演意识形态产生的机制和中介，从而宣告一定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些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增加使其背离了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原有内涵，成为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理论变迁，把批判的理论变换为建设理论$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掩蔽社会真实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反映，但其原意并非指其为虚假的观念体系和骗人的谎言，应当理解为一定阶级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相背离的结果。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源初语境。青年马克思深受康德与费希特哲学及其方法的影响，沉湎于“应有”而忽视对“现有”的研究，这种做法使马克思在学术生涯肇始阶段便误入法

学研究的死胡同，因而抱怨康德与费希特做法的失当，这种抱怨后来转化为思想上的系统清算: 康德与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地上遇 到的日常事务。在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之缺陷深刻认知的基础上，马克思坚信: 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据此，马克思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转向对“应有”和“现有”做了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开始求助于黑格尔式的整体论和历史主义方法: 理性是历史的本质与动力，历史则是理性的辩证展开(高扬理性或自我意识的旗帜，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特征，这必然与宣扬上帝意志的宗教发生冲突，在向黑格尔进行思想与方法上的巨大借贷之后，马克思又开始同黑格尔主义的保守方面——至高无上的上帝般的绝对精神分道扬镳了(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马克思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宗教的批判立场: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 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哲学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在他看来，宗教就是一种玄学或悬在半空中的假设!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开始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相提并论: 不要认为，对天体现象的研究，无论就整个研究而言或就个别部分而言，除了和研究其余的自然科学一样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正如生理学的任务一般是研究最主要的事物的原因一样，这里幸福也是建立在对天体现象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关于日月出没的学说，关于星辰的位置和亏蚀的学说，本身并不包含有幸福的特殊根据;不过恐惧却支配着那些看见这些现象但不认识它们的性质及其主要原因的人!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并置，视其为科学理性的对立面和人类不幸之源，这是对意识形态的隐性批判，也表明马克思最初是在哲学认识论层面触及意识形态概念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多次使用意识形态一词，这种使用频率上的增加，表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内涵的认识日渐清晰。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开始以意识形态术语来表达一种社会意识(林木盗窃法)的虚假性与欺骗性。至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开始成型。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向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从批判哲学尤其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为了更好地对黑格尔彻底的批判,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的西方古典哲学著作,包括亚吸卜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休漠的哲学著作。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赞成伊毕鸡鲁的哲学,因为它将人类看作是自我决定的。这为马克思后来将哲学批判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提供了可能性,于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具有了明显的实践性特质。即使在早期,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也没有局限于纯粹的哲学领域,而是与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相连,这明显表现于马克思在特里尔时期,对普鲁士政府的种种现实政策的批判上,比如对普鲁士新闻出版的批判等。

通过这些具有实践和唯物主义性质的批判活动,马克思认识到哲学的批判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基于此认识,马克思决定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政治析学是为普鲁长政府辩护的思想体系,所以,他要系统地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可以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不开的,这也为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批判阶段打下了方法论基础,这也是马克思整个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沦基础,即实践性、唯物性和辩证性。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已经清晰地展现在马克思的面前,那就是:从抽象的理性批判中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从对现存制度和国家的维护转向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并致力于建立新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马克思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向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得出的结论是:法的体系和政治制度不能通过自身或在所谓的一般人类理智的发展基础上得到理解,相反,它们只能在物质生活实践中找到其根源,黑格尔和18世纪英国、法国思想家称之为市民社会的,也只能在政治经济中得到解释。从此,与克思开始了其意识形态批判的第-个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这个阶段是第一阶段哲学批判的深人和发展。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批判中,马克思还停留在人道主义的阶段,那么在后一阶段,马克思开始转变为一名唯物主义的战士,也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他用这一崭新的理论武器作为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工具。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变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导线索。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政治经济进行内在的或本质的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批判还不是将政治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科学”,而是将政治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想象。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是直接批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体系是根本违反人类本性的。所以说,尽管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象主要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但前一阶段批判的对象—哲学的影子还在。换句话说,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并没有停止哲学批判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及其后继者不是试图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这种非人性的方面,而是试图为之辩护,所以,它们的理论批判只能是纸上谈兵的非批判的东西。为了澄清自己的批判与黑格尔学派的批判的不同,马克思在1845年出版了《神圣家族》,该书的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主义的批判—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这里的“批判的批判主义”指的就是青年黑格尔派所使用的批判方法,指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批判现状的最佳武器。但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理论只不过是批判实践的智力基础。布鲁塞尔时期的马克思在前一段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基础,并逐渐得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通过《费尔巴哈论》反映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批判工作总结道:批判理论必须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导致有效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哲学家们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改造世界”这些思想转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基础。1859年,马克思回忆说:写作《形态》是为了“自我澄清”和对自己“以前的哲学思想”做一次清算。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最重要的思想都包含在了《形态》之中,因为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对前一阶段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即在《形态》中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首次详细的揭示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可以将《形态》的内容概括如下:1.以黑格尔后继者们为主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一般概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实质和一般概貌。2.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和结论;对历史唯心主义概念的一般批判,尤其是对青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3.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起源。4.生产力、分工和财产分配形式的发展;社会的阶级结构、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意识结构。可以说,这些内容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一次富有成果的总结,它包含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两大方面: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两大批判方面的一次完美结合,并绽放出重要 的理论之花—历史唯物主义。

综合地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述(包括其理论的未来进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在对宗教异化与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发为虚假的意识，并以认知发生学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神秘化与异化的缘由、特点与机制(马克思考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失足，其理论上的考察和批判对象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其二，马克思在社会形态的结构框架内即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联中研究了意识形态与阶级、权力、统治的关系(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发为经济基础的副现象、阶级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型权力，从而实现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功能学解读(在政治社会学层面上，围绕着统治权问题，马克思主要考察和批判了各式各样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念。其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异化劳动以及相关经济关系的分析，揭露了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等弊端，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各种经济样式、经济领域内的各种拜物现象，进而阐述了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

总之，在这些异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马克思既揭示了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个案分析，同时还绘制了一幅通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图(据此而言，马克思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意识形态概念和一个颇具理论统摄力的意识形态分析架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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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发展的三个阶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5).6.周宏:理解与批判_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M］.上海三联学术文库，2003.

第五篇：网络信息的意识形态功能 考试答案

广东省干部培训网络学院在线考试：网络信息的意识形态功能

（90分）

一、单选(共 3 小题，总分: 40 分)1.“合法性危机”是谁提出来的（）。

A.恩格斯 B.涂尔干 C.哈马斯 D.马克思韦伯

2.根据本讲，网络社会运动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原因不包括（）。

A.政治因素 B.法律法规因素 C.信息传输方式因素 D.以上都不是

3.根据本讲，网络自由派的观点不包括（）。

A.信息是人权 B.信息自由受法律保护

C.反对政府和机构以任何方式来监控网络信息的传播 D.提倡网络监管

二、多选(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1.根据本讲，网络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表现形式不包括（）。

A.政治宣传 B.价值观引导 C.行为控制 D.思想传播

2.网络意识形态的冲突的表现形式包括（）。A.价值观冲突 B.政治冲突 C.宗教冲突 D.文化冲突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根据本讲，网络出现以后意识形态就终结了。

正确 错误

2.根据本讲，在网络上所有主体的发言权是平等的。

正确 错误

3.本讲提倡网络世界充分自由，有限调控。

正确 错误

4.本讲提倡打击虚假信息，保护真实信息。

正确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