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热点问题调查分析

第一篇：中国社会热点问题调查分析

中国社会热点问题调查分析

摘要: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本文通过分析隐性通胀压力、供求关系、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本质联系,得出无通胀压力的经济高增长是不太可能的,关键是要保持经济的适度与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经济增长 物价上涨 石油社会热点问题之调查

1.1“物价上涨”问题

在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物价上涨的明显压力问题。这一问题在2008年变得更加显著,也促使了笔者试图从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分析,来梳理为什么当前我国经济会面临通胀压力。

物价，已成为当前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我国的价格改革由来已久，理顺了一些不合理的商品价格和比价关系，通过改革，促进了生产，活跃了流通，繁荣了市场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是主流。但是在旧的价格治理体制打破的同时，亦带来了市场物价总水平的较大幅度的上升。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家调价项目不多，却出现了物价水平上涨面广，幅度大的状况。

物价上涨最显著特征--食品价格上涨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居民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以及变动幅度的统计指标，国际上通常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我国食品价格上涨12.3%，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0个百分点。受春节和雪灾等因素影响，今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7.1%，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8.7%。生产资料价格大涨

从当前情况看，推动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一些基本因素仍将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因素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需求仍保持增长。从国内情况看，经济在惯性作用下，今年仍将保持较高增速。2008年，奥运场馆、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依然较重，新农村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加上去年企业利润明显增加对投资扩张的推动等，投资增速也不会有大的回落。初步预计，国内钢材消费量将增加到4.9亿吨左右，钢材表观消费量将增长10%以上。有关专家猜测，今年电力、钢铁、建材、化工4个主要行业耗煤需求增量合计为

2.25亿吨左右，煤炭需求保持旺盛态势。石化类化工产品以及纯碱、烧碱等无机化工产品的表观消费量也将继续较快增长。

今年非凡需要关注的是企业成本的上升对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

随着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节能减排等工作的推进，以及资源价格改革的逐步进行，企业成本会不断增加。粗略测算，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资源补偿费、探矿权和采矿价款、安全费用提取、以及“两津一贴“等已使煤炭生产成本每吨增加70-80元。非凡是有色金属、铁矿石等严重依靠国外资源的原材料价格的提高，更会直接推动企业成本增加。2007年，由于海运费大幅上涨，年底铁矿石进口到岸价比年初上涨63%；国内铁精粉价格也累计上涨1.09倍。预计2008年铁矿石价格的上涨趋势仍将继续。目前，国内成品油价格仍处在较低水平，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高位运行，价格上涨压力将继续增加。另外，去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酬比上年同期增长22%，对企业成本增加也形成支撑。劳动成本上涨压力增大

目前，下游企业消化成本上涨的压力明显增大，企业利润增长出现减慢的趋势，企业破产兼并开始增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过剩生产能力会得到消化；工资偏低已经导致一些地区出现“民工荒“，工资上涨的压力开始显现。因此，一旦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压缩，工资增加，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就会顺畅传导到下游产品，带来物价全面上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从微观机制到宏观调控能力，中国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已大大增强。中国目前的物价上涨属于暖和的、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尚在可承受范围内，但价格调控中的问题值得关注，应密切关注物价运行的态势，控制物价调整的力度和时机。

其他公共服务类调整性涨价

各地调整服务价格的意愿很强。从2004年6月开始，各地上调公共服务价格的措施有所增加，带动了服务价格的上涨，许多城市继续出台提高水价、煤气价格、电价的措施。调整资源性价格是通过价格杠杆解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方式的根本举措，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但假如政策性调价措施出台较多，新涨价因素增大，将使物价回落面临不小的阻力。

国际大环境影响

国际石油价格变动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石油价格变动可通过三个主要途径影响物价变化，并对经济产生影响。其一，石油价格直接推动中国物价上涨，这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其二，生产环节成本随之提高，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第三，物价上涨带动工资、利率、租金等上涨，生产成本提高，引发产品价格全面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7年以来的物价上升过快，主要是食品因数导致，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次食品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情况类似。1988年物价上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不仅食品价格持续居高不下，而且长期比较稳定的日用工业品价格也竟相提价，“搭车“涨价、相互攀比涨价等现象突出，推

动了物价全面上涨。物价涨势之猛，调价面之宽都是建国以来少有的，远远超过了城乡居民在思想上和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抢购风潮，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安。物价上涨的态势如此发展下去，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都是难以承受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体制最终难以束缚市场,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的本质联系难以改变。本轮物价上涨的环境与以往几次已有很大不同,包括经济主体的市场地位、市场环境、开放条件等。因此,在新的市场背景下,目前控制供求总量或许可以暂时抑制物价水平,但市场能量最终是难以束缚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压抑的时间越长,最终释放的能量就会越大。因此,表面上的结构型通胀压力最终还是要反映到物价水平上面。

因此,我们不能出于善良的愿望,希望有无通胀压力的经济高增长,而是更要注重如何保持经济的适度与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 梁雪,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8(11).

第二篇：时事政治热点问题的调查分析总结（范文）

时事政治热点问题的调查分析报告

调查目的：为了解当代大学生对于时事政治热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分析我校学生对时事热点的认识情况，以及我校在这方面对于学生的宣传和指导情况，以便我们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增加我校大学生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让学生在现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有一种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大事，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的意识。调查对象：2009级、2010级、2011级部分在校学生

调查者：

调查方式：纸质问卷调研、网上问卷调研（问道网）

（网址：http:///87001-278512.aspx）调查概况：本次问卷一共发放纸质问卷40份，网上收到有效问卷65份，共收回105份有效问卷。本次问卷的主要对象是2010、2011级的学生，也有部分09级的部分学生回答问卷。问卷内容涉及了同学们自己对时事政治的关心程度、了解渠道以及对于最近几个热点问题的了解程度，他们就他们本身提出了很多意见和看法。

主题问卷分析

1、关于同学们关注时事的程度和认识的总结

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同学们都对时事热点是有所关注的，并且大部分同学认为关注时事对大学生很有必要，并希望学校能开展关注时事的活动。多数同学关注时事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兴趣和关注国家大事。部分同学由于工作太忙、没有方便的途径没能及时关注时事，也有同学是因为浪费时间和枯燥无味不去关注时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渠道来获得和分析这些时事政治，学校没有固定的课程来定期的帮助学生们来了解、分析这些形势。

2、对同学们关注时事的类型和方式的分析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同学们关注的时事热点的类型各不相同，主要集中在民生问题和文化建设方面。与自己生活相关的新闻和时事更容易成为同学们关注的对象。同学们了解时事的方式多不相同，大部分同学通过上网的方式了解时事热点，说明手机、电脑是同学们获取时事信息的主要途径。

3、关于同学们对两会关注程度的分析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同学们对两会情况有所了解，但只能做到稍微了解或大体上了解。同学们关心的提案依然主要集中在教育、民生、医疗、反腐倡廉等几大方面，同时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们从问卷中得到的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依然希望政府积极的发展经济，扩大工作需要，让面临毕业的大学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这些方面，我们得出的是大学生应该主动以一个主人翁的意识投入到

4、关于同学们对近期热点关注程度的分析

从调查结果上可以看出同学们对近期国内国际上的时事热点问题都有所了解，但是从数据反映出来的，特别是对近期的中菲南海对峙问题上看出，大部分的学生没有去主动积极的了解，主动的分析局势。我们大学生作为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建设者来说，捍卫国家主权，义不容辞。因此，我们是时候开始关注国家的动态和发展状况，我们要以一个主人公的意识来锻炼自己，培养自己的爱国情操和爱国意识。

总结

综合以上调研，我们团队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个人方面: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树立起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有良好的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操，关注国家大事，关心时事政治，不仅仅是增长见识，也是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的了解当今形式，更好的解读国家的政策。对于今年刚刚结束的两会，我们大学生要积极的领悟两会精神，对于政府在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了解，对今年的目标和政策能够有自己的理解。我们即将面临着毕业、就业。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时刻明白我们的责任感，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冲突时，能够做好取舍。主动去浏览时事政文，能够形成自己的主见。

2、学校方面：从我们调查来看，学校没有专门固定的课程来定期的给学生讲解、分析最近的一些大事和局势。学生们很希望学校能够开这样的课程，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时事政治，比如说解读两会精神，***事件，中菲男孩对峙等问题。让每一个学生知道更多的信息。毕竟学生们了解的少，对于世界局势和形式判断不准确，也不能给出很好的自己的见解，所以，学校开这样的一门课程真的很有必要。同时，学校可以开办一系列的活动来宣传和讲解时事政治、新闻等。

3、政府方面：政府应该积极的解读政策形势，特别是加强对大学生这方面的教育扶持力度。积极发放各种文件，并做好解读工作。同时，应该更加的关心大学生这部分集体，积极的关注他们，了解他们的心声，让政府和学校更好的服务于学生，让大学生有更好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操。

通过此次关于大学生关注时事政治程度的调研，我们对同学们关注时事热点问题的情况有了一个细致的了解，对同学们关注时事的程度做了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了若干建议。相信以后同学们关注时事的积极性将会更高。

第三篇：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状况调查与分析

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状况调查与分析

2008年06月16日 17:44 光明网-书摘

本文由王绍光、胡鞍钢和丁元竹执笔，周建明等人参加讨论，写于2002年。在过去几年中，文章涉及到的问题，部分已有所改变或正在改善之中，受到人们的欢迎。但也有些问题仍然存在，需要人们持续地加以关注。

引言: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各种迹象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作者曾经在1999年的国情报告中就已提出严重警告，“尽管目前中国还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1999年5月作者再次撰写了《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策》的国情报告，引用了沈致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突发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发生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原子弹爆炸，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多，放大倍数越高”。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但是那里的问题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最终“一触即发”。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

我们进行国情研究的宗旨始终是防止出现最坏的事件和结果，即“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这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还不能预测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什么时候会爆发，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大致了解它们活动的地带和正在积蓄的能量。我们不是那些大胆的预言家，而是发出社会的“警世之言”，防止中国出现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这是本文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要研究严重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重大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状况及其原因。这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又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是比较稳定还是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主要的表现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社会不稳定会产生什么经济政治社会后果？靠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社会不公平和社会

不稳定问题吗？对社会包括对政府不满者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何避免演变或推向对抗性矛盾？

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形势: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人民群众如何看？党政干部如何看？我们发现，各类调查有惊人的共识。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调查，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复选比率。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的连续六年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这已经是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这表明，连中高级党政干部都公开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党政干部，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很准确，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以如下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突出表现为:第一，在城市，有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减少4807万人。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第二，农民的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累计下降22个百分点）而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亿-4000亿元，大大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的经济损失计算: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占GDP比重的14.5％-14.9％。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这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是我国经济的最好时期，但是社会矛盾冲突愈来愈大，社会公众愈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最多，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党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第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大陆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第五，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和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愈来愈明显，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睛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晴雨表”。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必然引起社会不稳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实行“良治”的基础，也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有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人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意呢？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将采取什么途径或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者说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中国日益开放时期什么人是输家，什么人又是赢家呢？

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游戏”增长到“零和游戏”增长，从“人人受益”增长到部分人“获益型”增长。在过去二十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体所获得的收益要比其他群体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游戏”: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调查结果:究竟是什么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

究竟是什么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呢？他们有多大比例呢？“谁拥护政府？谁反对政府？”这对经济转轨期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最为关心和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根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0年对六个城市居民调查，对自身生活状况不满意者（包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达到22％，即超过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1亿人。

在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过去三年（1999、2000、2001年）的调查中，总的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变化很小。每一年都有大约5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大约4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2亿人。

由此可知，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约在1亿-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人口绝对规模相当多；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万-3600万人。

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经历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社会各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急剧变动。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人人都是赢家”，尽管产生出了一大批受益者，也制造了比例较少但人数规模较大的利益受损者。

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上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低于300元。在有些城市，这样的收入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反观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群体，他们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几乎高于任何其他群体。

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年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年的增长趋势，5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我们发现，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愈低。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平均每户就业面最低，只有42.81％，比全国城镇平均数（53.60%）低10.79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水平（60.04％）低17.23个百分点。

以上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如同“马太效应”。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对他们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很显然社会的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变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中，超过一半认为我国的形势是稳定的或比较稳定的。而在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群中，持同样看法的人要少得多。相反，这群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的形势较不稳定或不稳定。这种对稳定与否的判断是主观的，与客观形势的稳定程度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毋庸置疑，人们的主观判断可能影响客观形势。为什么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倾向于认为形势不稳定呢？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他们也许看到了其他人忽略了的不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不满意使他们暗暗期待某种变动。因此，当一个社会里相当多的人认为形势不稳定时，不稳定就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当被问到会采取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是相当理性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或向新闻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也有一些人会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如发牢骚讲怪话。只有极少数人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如聚众游行请愿，或罢工罢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采取激烈手段表达自己；二是，在2001年，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达自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了一番，既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也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好征兆。

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很容易成为对党和政府及其政策的不满者。尽管相当多数不满意者的人均收入或其他收益的绝对数（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在相对下降，自尊感受到相对的压制。如果现实生活中，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护，或者受损的利益（如下岗和失业）不能得到必要的补偿，就会对领导人的公开的“政治承诺”产生怀疑，进而产生政治不满。

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体，而且是人民内部的弱势群体。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在过去二十四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7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虽然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但就是在宏观经济稳定，GDP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却在大幅度增加，例如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以上，几乎每三年翻一番。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三无人员”只有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的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一个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观点是“发展万能论”，主张“靠发展解决一切问

题”。这里的“发展”实际上是“增长”，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观相差甚远，是典型的“增长至上论”。很明显，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正如上述所言，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正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安全感、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呢？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不公平增长”。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而没能抑制这种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默认甚至鼓励了阶级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便为时晚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企图用其他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外，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依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假设。他们找到了很多证明“倒J”假设正确的证据。近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事似乎也印证了“倒J”假设。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广大的内部市场，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天有不测风云，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万一经济增长大幅放缓，而不公正问题依然严重，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事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不能简单地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的势头现在已不仅仅是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对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摘自《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书店2007年9月版，定价:42.50元）

第四篇：临武县当前农村热点问题调查问卷分析

临武县当前农村热点问题调查问卷分析当前，临武县上下正在大力宣传、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简称“中央1号”）文件精神，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农村经济正朝着良好态势发展。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村社会实际，给县委、县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分析参考，针对当前农村一些热点问题，县统计局与农调队专门组织了10个精干人员共分5个组，对全县10个乡镇150户农户进行了调查。共发放150份《当前农村热点问题调查问卷》和《2004年农业生产经营意向及增收途径调查表》给农户不记名填写，共收回125份问卷。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临武县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利好因素与制约因素并存，总体情况如下：

一、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利好因素

（一）农民普遍知道“中央1号”文件，但对文件精神了解得不多。125份问卷显示，95.4%的农民知道“中央1号”文件，只有5.6%的农民不知道，而这部分人大都是些不识字的、上了年纪的人。半数农民都是通过电视知道的，有16.8%的农民是通过政府宣传知道的，24.8%的人是听别人说的，3.2%的人是通过报纸、杂志知道的。其中54.4%的农民只是隐约知道一点，而不了解1号文件的具体内容。

（二）大多数农民知道文件规定的农业税减免内容，并为之感到欢心鼓舞。问卷中94.4%的农民知道农业税减免的消息，其中有73.6%的农民知道农业税每年减免3个百分点，有19.2%的人知道农业税每年减免1个百分点，88.8%的农民知道文件规定从2004年起除烟叶外农业特产税全免。

（三）农民备耕备种热情高，资金准备充分。由于粮价上涨，中央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粮食直补政策的到位，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被调查的125户农户95%以上的已备齐今春所需化肥、农药和农膜，大部分连中稻所需农资都已备好。2004年计划施用化肥43905公斤，比去年同期增长7%；农家肥料2914公斤，增长6%；农药1131公斤，同比增长78%。备好早、中稻种籽756.7公斤，比去年同期增长31.9%。备耕金额大都在1500元以下，其中在200元以下的占9.6%；200-400元的占14.4%；400-600元的占28%；600-800元的占19.2%；800-1000元的占12%；1000-1500元的9.6%；1500元以上的占

7.2%。

（四）粮食面积呈现扩大趋势。在125户农户调查中显示，2004年计划种植粮食502亩，比上年增长8.1%，其中稻谷453亩，同比增长16.4%；早稻140.5亩、中稻205.9亩、晚稻106.7亩，分别比上年增长29%、1.2%、39.1%。

（五）粮食种植结构呈现优化趋势。在市场价格的诱导下，为提高粮食的经济效益，农民种植优质稻的意识大大增强。据125户调查，计划种植优质稻362亩，占稻谷面积的78%，比上年增长17%，预计全县今年优质稻种植面积可达到13.85万亩，比去年增加1.5万亩，增长13%；杂交玉米面积可达到6.33万亩，比去年增加0.4万亩，增长6.75%。

（六）农林牧渔业呈全面发展态势。由于各级党委、政府都强化了支农意识，尤其日前为了深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临武县委、政府作出了开展“送政策、促增收，排忧难、促发展”活动的决定，从机关抽调1000名干部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作队奔赴农村促农增收，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广大农民为此感到信心倍增。从125户调查来看，由于今年肉价上涨(由去年10元/公斤涨到今年16元/公斤)，农民养猪积极性提高，2004年计划生猪出栏312头，比去年增长6.3%；计划水产面积11亩，同比增长13.3%；水产产量1500公斤增长25%；林业收入1.93万元，增长46.2%。

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一）目前农户近半数存在缺粮现象，粮食产不足销的状况日益突出。据125户农户调查，从调查日起距早稻收割还有3个月左右时间，人平库存粮必须达到75公斤才能满足消费，而从调查结果来看，只有69户农户达到此标准，其余56户或多或少都要靠购买粮食来维持生活。这对于纯农户占40%的临武县来说，不仅农业生产受到阻碍，农民生活水平将难以提高。据农调队抽样调查，2003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151元，调查的120户就有79户没有达到平均水平，占调查户的65.8%。主要原因：一是尽管2003年下半年以来，粮食价格开始回升，但仍未走出低谷，难以有效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农村近四成农民在外务工，且都是些青壮劳力，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上是些老弱病残、妇女儿童，难以提升农业生产质量。三是由于建设占用耕地较多，农业结构调整和退耕还林政策，使得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二）农资价格飞涨，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民增收难度大。据物价局调查，今年的农资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平均上涨15%，其中尿素上涨23%、钾肥上涨33%、碳铵上涨10%、复合肥上涨5%。据测算，原来农民种1亩稻谷，需要种子2公斤20元，化肥60公斤80元，农药4公斤40元。犁田80元，农业税65元，计成本285元，1亩收稻谷400公斤，按51元/担计算，每亩收入408元，扣除成本得纯收入123元，如果要请人插田、收割另外支付160元的话，农民每种1亩田，还要亏37元左右。而由于农资价格上涨，每亩农田种植成本将增加40-50元，也就是说成本上升到325-335元，即使加上粮农从省里定下的每亩11元的粮食直接补贴、10-15元的良种补贴及降低农业税3个百分点、附加降0.6个百分点，也只是刚好与农资上涨相抵，按当前国家保护价70元/担，1亩田只得纯收入235-225元，扣除请人插秧、收割160元，最后只

得75-65元，种粮的效益仍未走出低谷，这样势必会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三）农资假冒伪劣产品多，虚假欺骗性的信息多，坑农现象时有发生。

1、据农民反映，现在种田农药每年要杀三次，每次要几种农药一起套用才管用。而化肥所需份量是以前的2-3倍。

2、目前种植市场信息鱼龙混杂，加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完善，产、运、销环节基本脱节，农民很难得到准确的种植信息、技术信息、购销信息、价格信息，最后造成农民亏本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农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自然条件恶化，耕地退化，粮食生产难以长治久安。

1、由于这些年来对农业的投入不足，造成农业机械陈旧落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目前全县还存在着许多病险水库，且大部分是六、七十年代修的，渠道年久失修，许多电排荒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下降。

2、多年来矿山开发在带给人们实惠的同时，也造成部分产矿区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如：甘溪坪、东山河，大面积耕地受到污染而不能耕作。

3、耕地由于长期使用化肥，很少施用农家肥，造成耕地退化，土地贫瘠，粮食生产质量难以保证。

（五）当前农民大部分不打算办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要贷款也是短期的，信贷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减弱。问卷显示，69.6%的农民不打算贷款；打算贷款的只有28%；正在办和已办的占2.4%。打算贷款的金额不高，其中87%的人只需要贷2000元以下的就行了；贷2000-3000元占5.6%；贷3000-4000元的占4%；贷5000元以上的占3.2%。贷款一般要求短期的多，能周转半年以下的占73.6%；一年的占20%；一年半的占3.2%；两年及以下的占0.8%；两年及以上的占2.4%。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信贷网点集中，撤消了所有行政村信贷员，农民想贷款而不知怎样贷。二是目前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终身追偿制，造成呆 账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因此对农村小额贷款的发放非常谨慎，贷款手续繁多，发放贷款一般均要求提供抵押品或担保人，许多农民只有望“贷”止步。三是大多数农民没有产业化经营意识，生产规模不大，所需资金不多，即使缺乏资金，到亲戚朋友那调剂一下就行，根本就没考虑要贷款。

（六）临武县近四成的农户家里有人在外务工，由于大多数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自己找的，就业渠道很窄，使得临武县纯农户所占比重太高（占40%左右），加上还有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农民增收空间相当有限。问卷中有38.4%的农户家里有人外出务工。外出务工的途径大都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和自己去找，分别占务工人员的37.5%和

43.8%，通过政府组织的有16.7%，而通过职业介绍所就业的只有2%。外出务工农民中有91.2%的人回答没有拖欠工资的情况，拖欠工资在500元以下的有4.8%，500-1000元的有2.4%，1000-1500元的有1.6%，1500元以上的没有。

（七）当前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农业技术难以推广，这对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影响。在调查的125户农户中，53.6%的农户家里没有孩子上学，有23.2%正在上小学，17.6%上初中，0.8%上高中，大中专及以上的只占4.8%。

（八）大多数农民只求温饱，对子女的教育不是很关心，农业生产的后备力量素质堪忧。问卷中只有44%的农户知道孩子学杂费的基本构成。农村教育搭车收费的现象不多，有89.6%的农户回答孩子上学没有其他单位搭车收费，搭车收费在50元以下的有4%，50-100元的有0.8%，说不清具体金额的占5.6%。

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建议

（一）各级政府、部门应强化支农意识，充分发挥乡镇“七站八所”为农民服务的功能，建立健全农业信息技术服务网络，利用多种渠道继续大力宣传、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规定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降低直至取消农业税和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政策，严格执行涉农15项税费减免的规定，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吸引青壮劳力致力于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经济长足发展。

（二）加强农资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一是物价部门要加强市场物价的监督管理，对农资产品实行限价销售，出现暴利销售行为要及时制止，严肃处理。二是工商、技术监督、农资、农业等部门要加强对化肥、农药等农资和种子的出厂和流通环节的监督和管理，严格查处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

（三）千方百计加大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自然环境，提高耕地质量。一是政府积极介入，确保财政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加强农村水、电、路、桥、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治理环境污染，抓好退耕还林工作，提高耕地质量。二是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加大金融系统对农村的投入力度，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切实解决农民资金困难的问题。三是完善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放宽农村民间投资准入领域，积极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手段，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等农村投资。

（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一是大力发展产业集群经济，因地制宜发展“一乡一品”、“一县一业”，巩固并发展以舜华鸭业公司为龙头的“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经济，使之真正起到“一品带动”的辐射作用，加强产、运、销环节的联系，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二是合理推进农地流转，积极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临武县粮食生产现在零星的、小规模的自由发展状态，农民也缺乏做大养殖规模产业的观念、资金、技术和有利环境，实行农地流转可较好地解决农地抛荒和粗放经营的问题，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有效实现人和土地的有机结合。

（五）广开农民进城就业的“绿色通道”，使二、三产业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一是拓宽农民就业的途径，让职介所真正成为劳务市场供需双方满意的“中介”。二是减少农民就业准入的限制条件，简化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三是政府要把对进城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切实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四是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使农民工增收落到实处。

（六）要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从调查结果看来，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和农业技术发展不快，尤其是流动民工的子女就学问题堪忧。农民普遍素质不高，对子女教育问题或是漠不关心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适应现代生产要求，已在农村造成恶性循环，我们要把提高劳动力素质作为长远的战略任务来抓。一要加大教育投入，促进“普九”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二要加强流动民工子女教育管理，严格执行今年出台的涉农税费减免政策中关于免收农民进城子女义务教育借读费的规定，让流动民工子女享受到城镇子女同等的教育权利。

第五篇：社会热点问题分析

目录

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现状研究

摘要：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同时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小受到的教育，谈人口问题必提“人多地少”，到现在经常被提及的“人口安全”，即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在内的人口问题，是中国客观存在的许多基本国情中的首要问题。因此人口政策或者说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改革，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城乡有别的鼓励一胎、严格二胎的生育政策，最终确定并延续至今的生育的允许二胎的新政策，不仅关系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也实实在在地关乎社会细胞即每个家庭的利益，为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所关注。

关键字：计划生育 二胎新政策 对策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可以选择上述理论进行政策分析。首先是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提出，从马寅初50年代发表“新人口论”[1]开始进行讨论，由于国家领导人对当时的基本国情判断不明，“新人口论”的观点没有被接受，马寅初先生也受到严厉批判；60年代人口高峰出现后，人口增长太快的问题，开始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实行计划生育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逐渐摆上国家的议事日程。从20世纪70年代初提倡计划生育，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城乡有别的鼓励一胎、严格二胎的生育政策，最终确定并延续至今的生育政策，其后三十年只是对某些方面进行微调。计划生育现行政策一直实行到今天，基本格局未变，还于2002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从我国的国情而言，为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采取适度的人口政

策，使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适应经济的发展需求，更是当务之急。本文即是鉴于现时的形势，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认真的分析，从而得出应该调整现行政策的结论，主张采取适度宽松的人口政策，从而统筹人口发展以缓解人口安全的压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除了有很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外，还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我国人口理论的发展

1、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先生，认识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他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经济理论。他说：“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必须要有计划。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进行，否则要给经济带来很多困难。”[3]

2、毛泽东的人口主张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中国人口的认识，总体上讲他认为人多不是坏事，1973年7月，毛泽东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亦相应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牵动亿万个家庭的计划生育活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了。[4]

3、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出台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国内专家基本上是秉持马尔萨斯和“人口爆炸学说”的观点，在1980年前后提出了“生一个孩子正好”的口号。

4、现阶段对人口政策的争论

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

人口政策又有了新一轮的讨论。人口计生系统的许多官员，还有部分专家学者鉴于我国人口总量仍然庞大，人均资源紧缺，继续主张严格控制人口以适应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才能实现中国人口总量的零增长。

概述上述人口理论方面的观点，是为了明晰现行政策制订和评估的理论依据，以便我们持有理智的态度。因为各种理论毕竟是理论，它们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和客观环境，经过实践的检验后已经清楚地表明，人口主张的提出，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也都带有客观环境和历史背景制约下的局限性，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置人口理论于不顾，但也不能片面地对某种理论产生迷信，一定要结合客观实际进行思考和分析。

二、人口及政策的变动--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及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这是国家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规定.具体生育政策则是由各省制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虽有区别，但简而言之是“一个半”政策，即一般夫妇只能生一个，而诸如农村夫妇第一胎是女儿、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第一孩是非遗传的病残儿童等特殊情况，才能经批准生育二孩。

根据2013计划生育新政策的规定,只有符合以下几种2013计划生育新政策,才可以申请才育二胎,具体中国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如下:

(一)只有一个子女,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

劳动力的;

(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子女的。

(三)婚后五年以上不育,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四)再婚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

(五)从边疆调入本市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调入前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六)兄弟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均系农村居民,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能力,又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不收养他人子女的;

(七)男性农村居民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书面表示自愿赡养老人的(女方家姐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八)远郊区县农村居民,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或者一方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

(九)在深山区长期居住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生活有实际困难的，另外,有其他特殊情形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需经市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批准，依照中国2013计划生育新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或者女方年龄不低于二十八周岁，第十九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已生育一个女孩的,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

(三)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四)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女儿,男到女家落户,并赡养女方父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只适用于姐妹中一人);

(五)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六)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是少数民族并具有本省两代以上户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七)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八)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九)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丧偶并已生育两个子女的;

(十)已生育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贯彻，从而达到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生育政策在基层强有力地得到推行。首先是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制度得以确立，即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计生目标管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等，从省级政府一直到行政村（居）和各企事业单位，每一级都有计生考核的具体目标。其次是避孕节育方法、意外妊娠补救措施的大力推行，计生系统形象地概括为“一环二扎三引产”，这些措施在实际推行中非常严厉，对抑制人口数量增长十分有效。

三、对现行生育政策的分析与思考

人口结构遭遇困境。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计划经历了由完全放开→适度节制→计划生育的过程，人为的产生了1949-1957年、1963-1970年和1980-1987年的三波婴儿潮。这三波婴儿潮拉动了自80年开始的30年人口红利，但也带来了未来人口结构变化的两大困境:①人口红利拐点陡峭化。首先，劳动力供给由于1990年开始的新生儿锐减大幅下滑；1950-1970年第一、二次婴儿潮的人逐渐步入退休年龄。劳动人口将“入不敷出”，拐点可能在2014年。②老龄化加速。未来20年中国老年化进入“加速陡峭坡”，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30%。

四、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的具体建议

（一）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控制

（二）生育政策需要城乡统一

（三）全国范围内普遍准许生育二胎

五、结论

目前，我们面临的不仅是人口数量问题，人口安全的压力或者说巨大挑战日益显现出来，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我国人口问题特别是人口结构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男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少儿人口绝对数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人口红利”出现挑战等，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突出矛盾；另外还有人口素质不高，啃老族涌现、独生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依我看，现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已经完成，必须利用这一契机，认真扎实而不是遮遮掩掩地对我国的现行生育政策开展政策评估。

参考文献：

1、《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3日经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

3、张维庆等：《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读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

4、XX县人口普查办公室：《浙江省XX县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内部资料），2002年5月。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发〔2000〕8号文件。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文件。

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10、《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1号）》，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11、徐康宁：《70亿人口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人口报》2011年7月1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