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钱庄,集资放贷,血本无归,涉嫌集资诈骗罪还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无案例？

第一篇：地下钱庄,集资放贷,血本无归,涉嫌集资诈骗罪还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无案例？

地下钱庄，集资放贷，血本无归，涉嫌集资诈骗罪 还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无案例？

作者闫建业律师（大连）

集资放贷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放贷通常涉及三方主体，即借贷人、放贷人、散户。散户为了获得高于银行存款的利息而降资金提供给放贷人，由放贷人将资金借给借贷人，同时约定高额利息，放贷人赚取利差，即所谓高利贷款，这种运作模式又称为地下钱庄。由于这种资金运作模式通常采用信用借款方式，一旦借贷人资金链断裂，会导致放贷人无法向散户还本付息，因此，这种资金运作模式风险很高。

根据刑法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扰乱了金融秩序要结合手段、金额、后果等综合考察。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客观上是否采取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及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点。如果上面谈到的放贷人没有将散户的集资借给借贷人，而是据为自由，那么该“放贷人”涉嫌集资诈骗罪。

以下是两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例：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一 被告人柳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自2010年9月1日起，被告人柳某租赁陆某的上栗县某花炮厂进行鞭炮生产，租赁初期因资金不够，被告人柳某向四名朋友一起借款20万元，约定月利息每万元四百五十元，并以被告人柳某在赤山镇街上的房屋作为抵押，进行了公证。之后，被告人柳某也按时支付了三个季度的利息计81000元。期间被告人柳某为了扩大再生产及支付高额利息，向十七位出借人借款共计93万元，并均出具了借款手续，注明了月利息每万元为四百五十元及归还借款期限。另被告人柳某还向一名出借人借款3千元，没有办理借款手续；向另一名出借人借款2500元，没有约定利息。在上述借款初期，被告人柳某均支付了部分利息，后因被告人柳某无力支付利息和归还本金，其中两名出借人向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人柳某偿还借款和利息，同年3月15日经法院调解，双方均达成了调解协议。后被告人柳某无力偿还借款而躲避在外，直至2012年5月23日在萍乡市区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查，被告人柳某借款共计93.55万元，其中所借款的20万元，因被告人柳某与四出借人系朋友关系，并以其房屋作了抵押，进行了公证，并已经安源区人民法院依法以民间借贷纠纷作了调解处理，因而该20万元不能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计算。故被告人柳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为73.55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柳某家属就借款偿还事宜与以上出借人均达成调解协议，上述出借人亦向本院出具了谅解书，请求法院对被告人柳某从轻处理。江西省上栗县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柳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二：被告人郑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乐清市翁垟镇人郑某，原来家境殷实，将家里的闲钱借钱给他人用于周转，兼赚些利息。2006年3月开始，郑某开始向邻居、朋友等人大肆借钱，按2至3分的利息借入再以3至4.5分的利息借出，赚取利息差。2006年至2007年期间，郑某共向陈某、汤某等30余人借款共计2202.73万元。2007年9月开始，由于国家银根收紧，贷款难度加大，郑某借出去的钱也收不回来，资金链条断裂，出现危机直至东窗事发。案发后，郑某通过变卖家产、向亲戚筹款等方法陆续向债权人还清了全部债务。10月21日上午，乐清法院一审宣判郑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5万元。以下是两则集资诈骗罪的案例：

集资诈骗罪案例一：被告人唐亚南集资诈骗案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唐亚南原系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曾因犯诈骗罪、脱逃罪于198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1999年被假释。2004年6月至2007年3月，唐亚南伙同他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夸大、虚假宣传万物春公司养殖梅花鹿的经营状况，在安徽、河南、河北、山东、江西、江苏、北京等7省市116县区，以万物春公司的名义先后与49786人（次）签订《联合种植养殖合同书》，非法集资人民币9．73亿余元，所得款项绝大部分被唐亚南等人用于个人购车、购置房产、挥霍、转移隐匿以及支付先前集资的本息、发放高额集资业务奖励及业务提成等。至案发时止，尚有集资款人民币3．33亿余元无法归还，并导致一名被害人自杀。

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唐亚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唐亚南不服，提出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依法驳回唐亚南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唐亚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资金用途、隐瞒公司亏损状况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人民群众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唐亚南策划、指挥集资诈骗活动，系主犯，并系累犯，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因此，依法核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唐亚南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集资诈骗罪案例二：被告人吕伟强集资诈骗案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8月至2008年3月，被告人吕伟强以支付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工程招投标、与他人合伙做外贸生意、投资基金等资金用途，采取出具借据、签订借款协议等方式，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缙云县、青田县等地非法集资人民币2．6亿余元，所得款项除用于偿还前期集资款、支付高额利息外，其余部分被吕伟强用于在澳门赌博、购买房产、汽车等个人挥霍。至案发时，尚有集资款人民币4038万余元不能归还。2008年4月24日，被告人吕伟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吕伟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吕伟强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吕伟强的上诉，维持原判。

作者闫建业律师（大连）

第二篇：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例

浙江女富豪吴英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诉

来源： 北青网 2008-2-24

本报讯 前年年底爆发并备受关注的浙江女“富豪”吴英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经于近日审查终结，2008年2月21日，浙江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吴英等8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依法追诉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是记者昨天从东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的。

2006年年底，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各地人皆知晓的浙江东阳26岁、传言身家在38亿的年轻女“富豪”吴英被刑事拘留，其塑造的“本色神话”也瞬间破灭。关于该事件的报道当时全国各地铺天盖地，但关于吴英被拘留的真相以及她真实的身价以及本色集团目前的状况等，各媒体的报道不一。本报记者曾于2007年2月15日专程奔赴浙江东阳进行实地调查。

昨天，据东阳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介绍，经依法审查查明，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东阳市本色商贸有限公司)自2006年4月13日成立以来，法定代表人吴英在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资格的情况下，采取书面或口头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以借款、投资、资金周转等名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义乌、东阳、宁波等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共计7.2亿余元。公司成立之前，吴英个人以相同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共计1.27亿余元，所吸收资金被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吴英用于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公司经营及个人使用等。目前尚有5.37亿余元资金没有归还，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

此外，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杨志昂采用书面或口头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以借款、投资、资金周转等名义，在义乌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其中林卫平向71人、1家单位非法吸收存款8.65亿余元；杨卫陵向31人非法吸收存款1.65亿余元；杨卫江向12人非法吸收存款7060万元；杨志昂向9人非法吸收存款6635万元，上述吸收资金均被四人高息放贷给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吴英等人。

在吴英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过程中，徐玉兰受吴英之托帮助向14人非法吸收存款2765万元；骆华梅、杨军介绍吴英向林卫平非法吸收存款并从中赚取介绍费各300余万元，杨军介绍吴英向杨卫江非法吸收存款并从中赚取介绍费24万元。

昨天，当记者问及本案的开庭时间时，东阳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称目前还尚未得知。

九江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300万赃款退还受害人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1月4日，（江西）九江市公安局举行成功侦破“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公开退赃会，186名受害人共领到了300多万元。

2006年4月，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派张宝霞、高春影到九江开发市场，2007年1月20日成立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张宝霞任总经理，高春影担任财务负责人。随后，张宝霞、高春影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的名义开展联合养殖梅花鹿等业务，以年利润高达30%以上作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截至2007年7月上旬，张宝霞、高春影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025.55万元，南昌、九江、上饶等地有186人受害。

据查，张宝霞、高春影在明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未通过年检的情况下，继续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联合养殖梅花鹿的农户签订合同，并谎称集资款由总公司支配使用于生产经营。2007年7月初，张宝霞、高春影在得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多名高管被刑拘后，携款潜逃，后被抓获。今年9月1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张宝霞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被告人高春影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万元；扣押、冻结的涉案赃款326万多元及收益待判决生效后，由九江市公安局依法处理，返还受害人。

郑州一房产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狂揽4000余万 来源：中国经济网

以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为由，以高额利息回报作诱饵，在登封市内先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461.3万元。昨日，郑州市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胜利及其妻子王红莉被登封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

2007年7月11日，登封市嵩阳办事处居民王某到登封市公安局报案，称2007年6月，王胜利、王红莉采用一房多卖的手段，诈骗其现金96万元。接到报案后，7月12日，登封警方以王胜利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将王胜利、王红莉抓获，次日刑事拘留。在侦破该案过程中，登封警方再次接到市民温某等人报案称，王胜利、王红莉采用一房多卖的手段，诈骗他们现金200万元。

王胜利和妻子王红莉都是登封市嵩阳办事处人，王胜利为郑州市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王红莉任公司监事。经过侦查，登封市公安局发现王胜利、王红莉自2003年以来，未经银监部门批准，以高息做诱饵，吸收社会不特定群众存款数千万元，遂以王胜利、王红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一步侦查。

2007年11月21日，登封警方以王胜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王红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登封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其间，由于该案案情重大，牵涉人员多，数额巨大，曾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08年3月21日，该案再次移送到登封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审理查明，2002年6月至2007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胜利因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未经银监部门批准，以高额利息回报作诱饵，在登封地区内，伙同被告人王红莉或单独先后非法吸收王某、温某、宋某等不特定社会群众资金共计4461.3万元，并出具相关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为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2006年5月，王胜利注册成立郑州胜利房地产公司，因缺乏注册资金，王胜利要求注册会计陈某负责办理相关验资事宜。2006年6月，在王胜利没有提供注册资金的情况下，陈某以个人名义，从自己朋友处筹集资金1000万元，存入王胜利的验资账户，为王胜利出具虚假验资报告，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导致王胜利注册的郑州市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公司登记，为其以后的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

登封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王胜利和王红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王胜利采用欺诈手段，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遂依法提起公诉。

湘西非法集资案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11-04

近年来，湘西州多家企业长期以承诺高息回报为诱饵吸纳民间资金，涉及集资户数万户，吸收资金100余亿元，大量政府官员参与集资。2008年年中，部分参与集资的政府官员获知信息，提前支取本息，引发集资链断裂。

此后，不到半个月内，湘西州府所在地——吉首市一些融资企业被取走资金至少达10亿元，大多融资企业资金链断裂。因担心本金难收回，9月以来，万余集资者几次聚集围堵湘西州政府。

湘西集资事件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组织专案组赴湘西，对涉案的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展开调查。10月中旬，湖南省政府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湘西地区已有113名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参与集资，其中县处级以上的党政官员相当多。而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在这113人中职位最高。

湘西非法集资超百亿

湘西大规模的民间集资始于2002年，至2008年，非法集资达到白热化。据中国人民银行湘西自治州支行2008年7月份公布的分析报告，到2008年6月末，自治州民间借贷规模近70亿元，占该地区金融机构同期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目前，湘西州政府已经派驻工作组，对非法融资较大的12家企业实行清盘摸底。一位参与非法集资调查的警方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保守估计，非法集资总金额可能超过100亿元。

富盛实业公司非法集资，董事长畏罪自杀身亡

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

2007-05-24

岳阳富盛实业总公司是岳阳市岳阳楼区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企业，公司董事长姚某曾在多家区街和市直轻工企业担任过厂长，自1993年12月开始创办、经营富盛公司后，在企业内部并私下面向社会非法集资6．89亿元，到1997年7月案发时未兑付余额12327万元，其中本金10225万元，涉及集资者6800人，包括干部、职工、农民、个体户、离退休人员等。该公司非法集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高息诱惑。非法集资年活期利率15-20％，定期利率25-30％不等，且存期可长可短，所得利息可取可存。二是通过地下网络相互串联。该公司高息吸存消息的传播，主要靠参与集资者相互转告扩散。如姚某的两个女儿所在单位税务局和邮电局集资金额巨大。由于集资利率高，加上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公司连年亏损，根本无力支付高额利息，更不可能偿还本金，因此只得采取“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对集资款实行“以进养出”，直至无力维持下去。案发后，姚某服毒自杀身亡，后经地方政府干预，变卖公司资产后兑付了41．65％的集资款本金，利息分文未付，参与集资者后悔莫及。

60岁嫌犯5年集资诈骗1.7亿 服农药自杀 现代金报2008年04月30日

从去年至今，先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达7.2亿余元的“富姐”吴英，后有绰号“小姑娘”的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集资诈骗7亿元，浙江省的金华、丽水先后曝出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非法集资大案。

昨天，记者从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受理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资达1.7亿余元的案件，虽然看起来从金额上和上面两起大案没法相提并论，但是隐藏在背后的案情却让人不能不深思。

主要嫌犯服毒自杀 同伙被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今年4月24日，平阳县检察院起诉被告人徐某帮助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应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徐某帮助的，就是整个非法集资事件的真正主角，今年60岁的周某。徐某在1996年和他人共同出资成立了温州益正橡胶化工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之后，徐某认识了同为经营橡胶业务的周某。在周某的授意下，从2003年开始，徐某以公司的名义和周某等人签订了虚假的编外采购员协议，多次帮助周某出具虚假的橡胶经营利润证明，从而帮助周某以经营橡胶的名义向他人吸收资金。

2006年，周某出资成立了温州国正橡胶有限公司，并聘任徐某为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及总经理。之后，徐某利用相同手段，继续为周某向他人非法吸收资金。2007年9月份，因为实际上橡胶生意没做几笔，入不敷出，周某资金周转有了问题，难以及时支付所谓的分红。当月24日，一个曾介绍朋友借款2000万元的受害人，要求提前还钱，周某一再推托。一天后，几个借款“大客户”在温州找到徐某问出真相，才知道被骗，随即向平阳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27日上午，周某在温州某宾馆终于被找到，可已服农药自杀。据调查，到去年9月26日为止，周某共向几十名受害人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1.7741亿元，并将其用于还本付息、期货投资及个人挥霍。

分红仅1.75%凭借虚假利润吸收巨额借款

以往那些非法集资大案中，往往都是犯罪分子利用非常高的利率(即返利，高的能达到月利率10%)来吸引受害人争先恐后地借款给他们。而记者了解到，周某每个月给出的分红只有1.75%，就是说投入1万元一月才分红175元。那么这起案件中，吸引广大受害人的又是什么呢?原来，借款的人也是慢慢投入，虽然看回报不是特别的吸引，但由于周某很会做表面功夫，利用那些假的利润报表，欺骗他们投资橡胶行业利润颇丰;此外，周某还每年带一些借款“大客户”等人到徐某家拜年，促进其他人更加相信他生意做得很大。

由于周某每月及时分红，于是受害人也就慢慢地加大投入。据悉，几个借款“大客户”中，一个人就借款给周某5000万元，而其他那些受害人，最少的也有五六万元。

新闻分析这么多人为何上当

受投资实业的幌子蒙蔽了

由于许多媒体的报道，再加上利用高利息集资诈骗的手法特征明显，群众是比较容易辨别的。记者了解到，由于2000年前后，平阳和其他温州地区曾发生多起集资诈骗案件，所以当地群众对高利息集资诈骗倒有警惕;但由于2003年以后投资房产、投资煤矿的比较多，一片利好，因此群众对投资实业比较信任。同时，由于周某的利息比较低，更让人觉得他是正经做生意的，而不是集资骗钱的。

而一些市民对于那种打着投资实业进行集资诈骗的缺乏辨别能力，这正是记者所担心的。据悉，在这起案件中，由于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也参与到“借款大军”中，普通市民就更加放心去投资了。

法官对记者表示，目前想要鉴别假投资越来越难，一是市民的求富心理很强;二是那些犯罪分子伪装得又特像，还灌输给他们投资总有风险的思想。提醒市民，必须要在参与他人的经营项目前，进行严格的考察、审查，正确判断，确定真实性，并以合法的形式出资经营，才能确保资金安全。

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２０００多万 一妇女自杀身亡

中国赣州网

2008年7月25日

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2000多万元无力偿还 虔城一名六旬妇女跳楼自杀身亡

7月22日凌晨3时30分，一名六旬妇女从赣州市青年路一宿舍楼4楼跳楼自杀身亡。章贡区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初步查明，该妇女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2000多万元。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事件发生后，章贡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当即从政法委、公安、司法等有关部门抽调精干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做好所涉人员的政策宣传工作。

经查，这名妇女姓姚，今年62岁，生前性格外向，交际广泛。从2004年起，姚某以购买店面、招标公共汽车、从事农资生意、承包春运班车为由，采取高息分红、隐瞒事实、虚构真相的手段，从其朋友和邻居处诈骗、集资资金共计2000余万元，不少上当受骗人员仅凭姚某一张字据就将现金打入姚某指定的账户。今年7月，部分没有分到红利的集资户发现上当受骗后，于21日晚找到姚某家要其退还集资款，姚某向其老母亲交待相关事宜后跳楼自杀。22日上午，陆续有27人到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报案。24日，公安部门对此案正式立案侦查。

第三篇：关于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意见

关于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法律意见书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现已经移送贵院审查起诉。受敬某的委托和湖南正之道律师事务所的指派，由我担任敬某的辩护人，现根据本案事实，结合现行法律及刑事政策，提出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案涉嫌犯罪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个人犯罪。对敬某应当以“其他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罪。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一）本案承办公安机关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及长沙市公安局确认本案系单位犯罪。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起诉意见书》第一页倒数第五行至第二页第一行“中纳银企公司非法吸收杨某…等31名不特定群众的资金300余万，用于川泰公司、湘府嘉园公司的经营活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案件移送起诉告知书》载明“敬某：2015年6月长沙市岳麓区中纳银企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案，我局认为…”；长沙市公安局对张某刑事拘留的《批复》载明“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 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你单位报来2015年6月长沙市岳麓区中纳银企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案的材料…”等多份材料均确认本案系单位犯罪。

（二）在本案所有借贷与担保中，犯罪嫌疑人敬某只是作为单位股东涉嫌参与相关合同行为，其行为代表的是公司的意志。

本案中不论是借款人湘府嘉园公司（以下简称湘府嘉园公司）、借款人川泰公司（以下简称川泰公司），还是担保人中纳银企公司（以下简称中纳公司）均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上述公司与出借人之间发生借款关系时，均以出借人作为甲方、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作为乙方、中纳公司所为担保方（丙方）签订三方《借款担保合同》，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与出借人之间签订《借款借据》和《还款计划书》，相关合同也是以公司名义签订，并不是以犯罪嫌疑人敬某个人名义进行，敬某只是作为川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借款担保合同》、《借款借据》及《还款计划书》上签字。在所有借贷与担保中，犯罪嫌疑人敬某只是作为单位股东涉嫌参与相关合同行为，其行为代表的是公司的意志。

（三）本案涉嫌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全部用于投资湘府嘉园公司或川泰公司，完全是为了单位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起诉意见书》第一页倒数第五行至第二页第一行“中纳银企公司非法吸收杨某…等31名不特定群众的资金300余万，用于川泰公司、湘府嘉园公司的经营活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已经认定了中纳银企涉嫌非法吸收的资金用于投资川泰 公司、湘府嘉园公司的经营活动而非敬某个人使用。

这一点在公安机关对本案另一被告人张某的讯问中也能体现。岳麓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张某第2次讯问（2015年8月3日）第二页第四行至第六行“敬某做担保业务吸收了三、四百万的资金，而那些钱没有进中纳银企公司的账。大部分进了敬某的川泰公司…还有90多万进了湖南湘府嘉园置业公司”

本案出借人也认可其投资为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相关出借资金直接进入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账户。如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杨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3日）第二页第八行“借款人是长沙川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姬珊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3日）第二页第八行“借款人：长沙川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第十二行“借款人：湖南湘府嘉园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唐敏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4日）第二页第七、八行“…两万为转账。投资期限为3个月。汇至商户名为：长沙川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等等。

因此，本案涉嫌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全部用于投资湘府嘉园公司或川泰公司，敬某个人并没有使用，完全是为了单位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

（四）中纳公司只是第三方中介公司，实际借款公司为湘府嘉园公司及川泰公司。

承前所述，本案出借人认可其投资为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相关出借资金直接进入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账户；在本案另一被 告张某的也认可中纳公司 “是一家担保公司，介绍客户投资项目”（详见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张某做的第一次《讯问笔录》（2015年8月3日）第二页最后一行）；其他证人也是认可，中纳公司是一家中介性质公司，如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李某（中纳公司原员工）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7月28日）第一页最后一行“我们业务就是介绍客户投资”，“（中纳公司）是一家担保公司，也就是介绍客户投资”；相关签约合同均是以出借人作为甲方、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作为乙方、中纳公司所为担保方（丙方）签订三方《借款担保合同》，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与出借人之间签订《借款借据》和《还款计划书》（详见本案所有的《借款担保合同》、《借款借据》和《还款计划书》）。因此，在所有的借贷之中，中纳公司只是一个中介性质的服务机构。实际借款公司为湘府嘉园公司及川泰公司。

（五）敬某应当以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中纳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直接显示“法定代表人：张某”，中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刘某，后变更为张某。敬某只是中纳公司的股东。所有的《借款担保合同》中均注明法定代表人为刘坚或张某，均是刘坚或者张某签字盖章。

本案承办公安机关在对所有受害人（出借人）进行询问笔录时，均有问中纳公司的相关情况，大部分受害人均知道并且能清楚的回答中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为张某。

本案承办公安机关在对证人（中纳公司原员工）进行询问笔录时，各证人均提到张某是中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变更之前刘某是法定代表人。

张某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负责管理公司事务。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杨某（中纳公司原人事行政部经理）做的第二次《询问笔录》（2015年8月4日）第一页倒数第七行至第二页第七行“张某在公司是法人…他每天都来…但他什么事都要管，我们有些事没有向他汇报，直接向敬某汇报，他还有意见，说他是法人，有些事必须向他汇报，他还向公司财务说，财务的事必须向他汇报…另外，公司还明确下文了，张某是法人，并负责业务二部的事务，还下了文由张某管理公司里面的大小事务”

因此，对敬某应当以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定罪量刑。

综上，本案涉嫌犯罪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个人犯罪。对敬某应当以“其他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二、本案涉嫌涉案金额应以实际非法吸收存款数额计算，并且应当扣减已经归还部分及已经进行民事诉讼部分，而不应以合同约定数额计算。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公安分局认定1杨某、2姬某、3肖某、4梁某、5周某、6李某、7邓某、8欧某、9肖某、10王某、11刘某、12李某、13龙某、14唐某、15易某、16伍某、17章某、18魏某、19秦某、20王某、21刘某、22黄某、23黄某、24徐某、25余智勇、26李某、27李某、28许某、30严某、29蒋某、31陈某等31名出借 人不持有异议。

（一）犯罪数额不应当以合同约定的金额计算，应当扣减当场及后续支付的利息。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公安分局移送贵院审查起诉的起诉意见书中认定的涉案金额300余万，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该数据是依据合同约定的数额计算，实际上每个出借人在签约交款当日就在本金中扣除了1.5%至2.0%的月利息，共计238850元（详见诸被害人询问笔录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公安分局做的明细表），出借人实际并没有交合同约定数额。

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敬某涉嫌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既然认定为犯罪，那么犯罪单位与所有的出借人所签订的合同就是无效的，其中关于利息的约定自然也是无效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而以合同额来认定数额，就等于认可了利息，继而就等于认定合同的有效性，这显然与认定犯罪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严重的逻辑错误，这明显脱离了客观实际。财产和经济犯罪都应以其实际获取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因此，在认定犯罪所得时应当扣减当场及后续给付的利息238850元。

（二）犯罪金额应当扣减已经归还给被害人的部分。案发前，敬某已经归还了部分受害人的本金共计29.5万。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宋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3日）第二页倒数第四行“还了一万本金给我了”；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 对欧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3日）第三页第二行“本金只还了我1万元”；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易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3日）第二页第十三行“…才在今年4月份还了￥30000元”；前述归还本金数额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公安分局做的明细表也予以确认。2015年9月28日，诸借款人签字认可的《2015年9月28日退还客户投资明细》记载“已还本金，宋某1万，欧某1.5万，刘某价值2万的东西，易某3万，魏某1万，徐某1万”。另在长沙市岳麓区经侦大队已归还陈某20万。

2015年9月28日，诸借款人签字认可的《2015年9月28日退还客户投资明细》记载“此次归还本金，蒋某15600元，严某8800元…”共计197200元。

上述被害人的本金已经退回492200元（295000+197200），在认定犯罪所得时应当予以扣除。

（三）计算犯罪金额时，应当扣减已经进行过民事判决的部分。本案认定的31名受害人中有唐某、伍某、秦某已经在岳麓区法院进行民事诉讼并且已经判决，案号分别为（2015）岳民初字第02093号（唐某）、（2015）岳民初字第02092号（伍某）、（2015）岳民初字第02094号（秦某）。既然岳麓区人民法院已经认定为川泰公司与唐某、秦某、伍某之间借款关系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并且已经判处川泰公司、中纳公司承担相应责任。那么不应当再作为刑事案件的组成部分处理。

如果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刑事案件必然导致借款退赔，那么作为 出借人唐某、伍某及秦某可以依据刑事判决要求川泰公司、中纳银企公司承担相关责任，又可以依据民事判决要求川泰公司、中纳银企公司承担相关责任，那么将导致责任叠加而获利。川泰公司、中纳银企公司既要承担民事责任也得承担刑事责任，显然是不当的。

因此，在计算犯罪所得及认定犯罪时，应当扣除已经进行民事判决的部分，即唐某4万、秦某4万、伍某2万共计10万。

综上所述，应当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认定的犯罪金额上扣减

1、当场及后续给付的利息238850元，2、已经退还的本金492200元，3、已经进行民事判决的100000元，共计592200元。

三、犯罪嫌疑人敬某有酌定或者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

（一）犯罪嫌疑人敬某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

1、川泰公司、湘府公司与出借人之间约定的利率属于合法民间借贷约定的利息范围，不至于扰乱金融监管秩序。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本案所有的《借款担保合同》均载明，约定的利息为月息1.5%至2.0%不等（详见卷宗《借款担保合同》）各受害人《询问笔录》、证人的《询问笔录》均确认上述事实。以最高月息2.0%计算，即年利率为2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 效”之规定，年利率24%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利息。不是高利贷行为没有扰乱金融监管秩序。

2、犯罪嫌疑人敬某犯罪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故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吸收公众存款是非法的而予以实施。在中纳公司、川泰公司与湘府嘉园公司借款时，均出具了正式的《借款担保合同》、《借款借据》、《还款计划书》等，并且岳麓区法院也认定了本案中部分借款人与川泰公司、湘府嘉园公司的借款行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因此，嫌疑人在实施上述犯罪行为时，认为自己实施的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并不具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故意。

3、因为川泰公司资金链断裂，对外债权未收回及湘府嘉园公司未及时还款导致无法归还本案受害人借款，非敬某本来意愿。

本案犯罪嫌疑人敬某并不是不愿意归还受害人的借款，是因为川泰公司资金链断裂，对外的债权没有收回，湘府嘉园公司的借款也没有及时归还。相反，敬某没有卷款逃跑，一直在和他的家人在积极的筹款，积极的对外主张债权，以期将资金收回后归还给本案被害人。其积极还款的行为得到了本案被害人的认可，被害人也出具了《和解协议书》及《刑事谅解书》

（二）犯罪嫌疑人敬某有自首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实施细则》规定，“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可以综合考虑自首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本案犯罪嫌疑人敬某没有卷款潜逃，在公安机关没有完全掌握其犯罪行为的时候就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详见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2015年6月3日对敬某第一次《询问笔录》），在之后公安机关的诸次讯问中也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按照前述规定从轻、减轻处罚。

（三）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取得了本案受害人谅解，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犯罪嫌疑人敬某涉嫌犯罪案发之后，没有卷款逃逸，在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表示愿意认罪伏法，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羁押期间书写了《悔罪书》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检讨。且犯罪嫌疑人敬某与本案受害人签订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书》敬某制定了还款计划并获得所有受害人同意，取得本案所有受害人的谅解。敬某愿以实际行动履行其还款承诺，目前已经变卖家产筹集了二十余万已经退还给本案受害人。另外，敬某经营管理的公司仍有部分项目正在运营之中，同时敬某作为债权人仍有许多对外债权可以主张，其也是有能力退赔受害人损失的。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实施细则》规定：“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 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1）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一般不超过二年；（2）取得被害人一方谅解的，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一般不超过二年；（3）同时符合上述两项情形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一般不超过四年。”“对于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礼道歉以及真诚悔罪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对犯罪嫌疑人敬某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嫌疑人敬某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刑事犯罪记录，本次犯罪系初犯、偶犯，系因法律意识淡薄，受到利益诱惑才导致本案发生，建议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高桥派出所出具敬某的《户籍证明》中载明“经查，该人暂未发现违法犯罪记录”。本案案发前敬某是一名本分的商人，一贯表现良好，遵纪守法，没有刑事犯罪记录。本案系因其法律意识淡薄，受到利益诱惑导致。本案犯罪行为确实与民间借贷有模糊地带，难以区分。犯罪嫌疑人敬某犯罪的习僻尚未形成，可改造性较大，再犯可能性相对较小，建议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辩护人建议对敬某适用缓刑。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判处缓刑的条件有“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 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一）嫌疑人敬某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承前所述，本案系单位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及“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即使本案依据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认定的31名受害者300余万资金也没有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因此应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对犯罪嫌疑人敬某采取缓刑没有社会危害性。

就本案而言，敬某涉嫌的罪名为非法吸收存款罪，系非暴力犯罪，其行为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案发后，嫌疑人没有逃逸，在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配合侦查机关的工作，表示愿意认罪伏法，积极筹款归还被害人借款，对其采取缓刑没有社会危害性。

（三）、犯罪嫌疑人有较好的悔罪表现。

如前所述，敬某在案发之后，没有卷款逃逸，在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表示愿意认罪伏法，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羁押期间书写了《悔罪书》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检讨。并且与家人一起以实际行动退赔受害人损失。

（三）对嫌疑人敬某判处缓刑有利于其筹集还款资金，及时归还本案受害人借款。嫌疑人敬某与本案受害人签订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书》敬某制定了还款计划并获得所有受害人同意，取得本案所有受害人的谅解。敬某愿以实际行动履行其还款承诺，并且有能力履行。敬某经营管理的公司仍有部分项目正在运营之中，同样本案借款人湘府嘉园公司投资的湘府嘉园房地产项目正在销售中，此九十余万借款可以回收，另一借款人长沙川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投资的燃气管道安装项目，工程款结算之后，预计利润有一百四十余万，可以退赔受害人损失，该公司还有其他项目在运作。同时敬某作为债权人仍有许多对外债权需要主张。

如果敬某在监狱服刑，无法筹集还款资金，其家属对其经济业务往来及对外债权不知情，无法替其运作公司及主张债权。无法及时归还本案受害人借款。

（四）敬某判处缓刑更有利于其改过自新且符合刑事法律中蕴涵的人道主义原则

犯罪嫌疑人敬某因本案于2015年6月4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15年7月9日经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时至今日，羁押已有175日之久。犯罪嫌疑人敬某家中尚有一名三岁的幼女及一名尚在哺乳期内的幼子急切需要敬某的照顾，感受亲情的温暖，这不仅符合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要求，也与共建和谐社会相吻合。对敬某判处缓刑，不仅可以让其感受刑罚的惩罚功能，更有利于其接受刑罚的教育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其改过自新。恳请贵院本着教育、挽救的司法理念，对敬某予以缓刑以实现刑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因此，辩护人基于上述理由建议对敬某适用缓刑。综上所述，辨认人认为本案属于单位犯罪不是个人犯罪，对犯罪嫌疑人敬某应当依据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其他责任人员”定罪量刑；本案涉嫌涉案金额不应以合同约定数额计算应以实际非法吸收存款数额计算，并且应当扣减已经归还部分及已经进行民事诉讼部分共计592200元；犯罪嫌疑人有法定或者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辩护人建议对犯罪嫌疑人敬某判处缓刑。以上法律意见请贵院予以考虑。

湖南正之道律师事务所

杨勇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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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4日

第四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

第一百七十六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一百九十二条 【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概念不清

如何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刑法并未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因此，什么样的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什么样的行为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刑法本身没有解决。造成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援引了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界定做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判决。《取缔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但是，根据中国宪法第67条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解释法律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于法律无权做出解释。因此，援引《取缔办法》界定刑法条文，援引行政规范做出刑事判决显然与宪法相悖。还有的法院在刑事判决中援引了1991年7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上高息来界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导致援引民事规范做出刑事判决。界限不明

特别是与合法的民间借贷界限不明，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特征是行为人“面向社会，吸收公众存款”，而什么是公众存款，争议较大的是代表公众的“不特定对象”，而什么是不特定对象，争议较大的是到底什么人是“不特定对象”，什么是特定，还是特定中的不特定，还是不特定中的特定，实践中争议相当大，很容易混淆界限。然而，从目前全国比较典型的案例分析，以民间借贷性质进行界定，在民事规范上并不发生冲突，其行为完全可以用民法来调整，用不着刑法来调整。理由一：中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愿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此，对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部分，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不能将违法行为当作犯罪行为来对待。理由二：行为人与相对人而言，在不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相对人完全可以以债权人身份凭据借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债权。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经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起诉的法定条件，便可依法审理并作出裁判。行为人对裁判后承担的后果是民事责任，除非涉嫌刑法第313条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才有可能构成犯罪，但也构不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理由三：从借款用途分析，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动机，行为上也没有实施发放贷款，其借款的用途是投资办企业或生产经营活动，行为人对每笔债务均持有借有还的态度。这对许多大、中、小型企业来说，应当是一件好事，它弥补了银行无力贷款的缺陷，激活了市场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的发生，行为人都不会想到在实施犯罪。因此，行为人往往在工作岗位上埋头工作时被司法机关刑事拘留。所以从借款用途上可以区分其行为是否与国家金融制度相对立，进而区别罪与非罪。定性不准

刑法第176条把“扰乱金融秩序”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就国家利益而言，金融秩序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要建立和维护的金融秩序应当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金融秩序，而中国现存的完全由政府垄断的金融秩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日渐突出，已经存在的民间借贷和屡禁不绝的“非法”金融市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垄断的不合理性。因此，从发展角度来看，规模化的民间借贷对金融市场垄断的冲击和影响，对于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促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因此，把规模化的民间借贷以及对金融市场垄断的冲击以“扰乱金融秩序”来界定，不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客观规律。除此之外，与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相比，民间借贷尤其是农村民间借贷有限的规模决定了其对金融秩序的不良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有的根本不受影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缺乏金融秩序受到危害以及程度如何的证据。相反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终端还是银行。因此，刑法在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时候，应当慎重考虑在事实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者是众多的债权人，如民间借贷行为人一旦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那将涉及到许多大、中、小型企业将面临破产或倒闭，许多债权人无法主张债权。这样从后果上分析，国家金融市场秩序是得到保护，但债权人的利益却受到危害，由此而引发社会不安定问题显而易见。由此可见，刑法第176条对社会危害性定性不够准确。观点不一

可以这么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目前司法界争议较大的罪名，特别是各地法院在审判中也是观点不一。大城市与小城市、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审判观点都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适用标准，审判显得很混乱。但从孙大午案件分析，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逐步朝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观念发展，从而显见中国审判制度在不断进步。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客体是国家的金融信贷秩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金融交易主体之间形成复杂的金融关系，金融关系的有机整体就是金融秩序。金融关系包括：金融交易关系，金融管理关系，金融机构的内部关系，金融管理关系是指国家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业进行监管和宏观调控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即纵向金融关系。金融秩序由金融管理秩序、金融交易秩序和金融机构内部秩序三个有机统一的方面结合而成，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保证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向，保护广大公众的利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不仅侵犯了金融储蓄的管理秩序，而且由于因为金融储蓄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对储蓄管理秩序的侵犯必将侵犯整个金融信贷秩序。所以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信贷秩序。

（二）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以或者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所谓“公众”意即吸收存款对象的不特定性，指社会上大多数人。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存款包括个人存款和机构存款，所以公众包括法人。且本罪只要求行为针对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要求实际从社会上大多数人得到资金。但由于现代法人的发展，法人规模越来越大，其成员构成规模也越来越大，法人内部的特定对象也满足不特定性要件。所以笔者认为，关键问题是行为的性质是否金融业务活动。如果行为属金融业务活动，而对象又为特定少数人，则可以依刑法的“但书”出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个人或法人吸收公众存款，另一种是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采用违法的方法吸收存款。对于后者，依《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办理存款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将存款用于帐外经营活动；

（二）擅自提高利率或者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存款；

（三）明知或者应知是单位资金，而允许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

（四）擅自开办新的存款业务种类；

（五）吸收存款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客户范围、期限和最低限额；

（六）违反规定为客户多头开立帐户；

（七）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存款行为。其中第（一）项将帐外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时才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后几项行为行政法规中也没有被规定为犯罪，不宜作为犯罪。所以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采用违法的方法吸收存款不构成本罪。只有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能够构成本罪。

目前存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形式很多，如利用非法成立的类似于金融机构的组织吸收存款，典型的包括抬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一些合法的组织也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如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结算中心、投资公司等。对这些组织上从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以本罪论处。

金融活动表现为资金的流动，因此对金融秩序的扰乱也表现为量化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扰乱金融秩序”，既可以作为本罪的社会危害性量化的标尺，同时也是对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性质的说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本质正是一种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三）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也可以构成本罪。

单位指各类非法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结算中心、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其业务范围仅限于成员单位的本、外币存款，不具有对外吸收公众存款的资质，其从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达到定罪标准，就构成犯罪。有论者认为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实施的违法吸存行为，情节严重的，也能构成本罪，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行政犯，应当以行政法规作为立法与执法依据，而中国的行政法规仅将这些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所以不能构成犯罪。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但行为人不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量刑

依照刑法第176条的规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处罚。

第五篇：郑X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之申诉书

郑X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之申诉书

申诉人：郑X，男，汉，1966年5月4日出生，现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

代为申诉人：李泽民，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事项：请求立即释放申诉人

事实和理由：

XXX年X月X日，XX市公安局XX区分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由将申诉人刑事拘留。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接受申诉人之妻的委托，指派李泽民律师作为申诉人的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申诉人提供法律帮助；代为申诉，控告；代为申诉取保侯审。现提出如下申诉意见：

申诉人在本案中没有犯罪行为。

XXXX年X月，申诉人受聘于四川马XX公司，任财务经理，管理公司内部财务。申诉人在公司的一切工作均依照《公司法》，《会计法》及自身的职责开展，申诉人的行为是任何一家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都应该进行的工作。其行为本身并无违法性可言。现“马XX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申诉人认为应追究犯罪行为人的责任而不应殃及无辜。从申诉人进入公司至今，申诉人没有参与任何过关于吸收公众资金的会议，讨论，没有参与过任何与吸收公众资金有关策划，决策行为。申诉人没有犯罪的故意，也没有与他人共同的犯罪故意。因此，申诉人在“马XX公司”上班，完成自己的工作，领取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这与申诉人在其他公司工作的内容，性质都不会发生变化，其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应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诉，故向贵局提出申诉，请求立即释放申诉人！

此致

XX市公安局

申诉人：郑XX

代为申

诉律师：李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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