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厂赔偿纠纷案

第一篇：药厂赔偿纠纷案

药厂赔偿纠纷案

[案 情]

1995年8月18日，原告胡爱苗因患三叉神经痛症，前往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就诊。医生诊断后开出处方卡马西平片药。该院配给原告的卡马西平药的生产厂是被告上海黄海制药厂(下称黄海厂)。药盒内附有该厂印制的药品说明书。原告服药7天后，身上出现皮疹。其阅读了说明书，未见说明有关不良反应部分包括皮疹的记载，便未疑及与服用该药有关，仍继续服用。至第l0天，原告皮疹反应加重，并扩展至全身，同时伴有发热。当月29日和31日，原告就近前往龙华医院和上海市宛平医院急诊，两医院均未作出药疹的诊断。因症状日趋恶化，原告又被送往瑞金医院紧急抢救，诊断结论为：卡马西平引起重症多型红斑性药疹。原告于9月1日人住该院治疗，当月23日出院，回家中休养。

经法医鉴定：被鉴定人胡爱苗因服用卡马西平过敏，致全身泛发性黄豆大小水肿红斑。„„目前面部无明显色素改变，全身各处泛发性色素沉着，复视(轻度)。根据被鉴定人的病情，一般可酌情给予休息4—5个月，营养2个月，护理2个月。

原告自退休以后，于1995年3月1日被上海金伊诺制衣有限公司(下称金伊诺公司)聘为人事财务部副经理，主管财务工作，聘期三年，月薪1500元，每年计发13个月的工资。双方为此订有书面劳动合同。自同年9月1日原告â?住瑞金医院抢救、治疗以后，金伊诺公司即停发了原告的工资。1996年1月16日，金伊诺公司因原告确已不能继续从事合同约定的工作，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

为治疗、抢救，原告胡爱苗用去医疗费3597.18元，车费326.50元。此外，支付了法医鉴定费200元。按法医鉴定结论，结合原告的实际状况，确定其可休息5个月，而金伊诺公司停

发其工资恰好也是5个月。该5个月的停发工资即为原告的误工损失。同时，按鉴定结论，在抢救、治疗期内，需增加营养和给予护理各2个月，此便为原告的损失，且该两项损失在此期间均已实际发生。

原告服用的卡马西平，被告是在1988年1月19日取得该药的ãú产批复的。上海市卫生局在批文中同意被告黄海厂，按随文附发的说明书生产该药，所附的说明书中列举了30余种不良反应。被告黄海厂生产的卡马西平经上海市药品检验所检验，符合中国药典的规定，但该厂随药附送的说明书在“不良反应”一栏中，仅列举了5种不良反应，而将市卫生局同意其生产的批文附件中列举的其他28种不良反应全部删除，其中包括皮疹。市卫生局对被告的这一行为亦已出了罚款8000元的处罚。

原告胡爱苗诉称：因原告与被告交涉赔偿未获结果，遂向法院起诉，被告黄海厂擅自删除卡马西平说明书中包括皮疹在内的20余项不良反应，剥夺了其对该药品毒副作用的知情权，并由此造成其严重人身损害，故请求判令被告黄海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5万元。

被告上海黄o￡制药厂辩称：造成胡严重药疹的原因主要不在于说明书上的瑕疵，医院在此次事件中也应承担责任。

[审 判]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黄海厂擅自删除卡马西平说明书中的不良反应说明，违反了药品生产的有关规定，并造成原告胡爱苗在服用该药出现皮疹反应时，无法预见其后果，延误了其及时治疗的机会。被告对此应承担民事责任并赔偿原告人身损害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及鉴定费等损失。遂依《民法通则》第98条、第119条和《药品管理法》第

37条、第56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黄海厂赔偿原告胡爱苗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和鉴定费共计13223.68元;被告黄海厂补偿原告胡爱苗5OOO元。

原告胡爱苗不服原判，提出上诉，仍坚持其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被告亦仍持一审时的主张。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药品生产关系到药品使用者的生命健康，应严格地依法进行。被上诉人黄海厂违反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擅自删除药品说明书中的重要内容，造成上诉人胡爱苗使用卡马西平药品身体受损害的严重后果，理应承担侵权损害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的判决尚未充分体现被告黄海厂作为过错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足以充分保护原告胡爱苗的合法权益。原ãó法院认定的误工费、护理费数额以及确定的补偿款数额失当，应予更正。危障药品生产的正常秩序，保护公民生命健康的合法权益，对于原告胡爱苗在身体受损害后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应予以足够的赔偿。同时，原告因此事产生的其他损失也应酌情予以补偿。经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3)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条、第98条、第119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被告上海黄海制药厂赔偿原告胡爱苗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和鉴定费共计人民币14848.68元;(三)被告上海黄海制药厂补偿原告胡爱苗人民币 55000元。

[评 析]

这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因产品瑕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被告生产的卡马西平虽然其自身质量符合中国药典的要求，但卡马西平这一药品本身所具有的毒副作用(对人体的不良反应)中的大部分，未被写进该药品的说明书中。我国《产品质量法》第14条规定?°生2ú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

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第15条规定：”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记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市卫生局在批准被告黄海厂生产卡马西平药时，也要求其将所有的不良反应全部在说明书中加以表述。但是￡?被告黄海厂在制作该药的说明书时，却删除了其中大部分不良反应，这一行为，既违反了药品生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违反了有关的民事法律法规。因此，被告黄海厂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按照《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被告黄海厂理应对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予以赔偿。至于被告黄海厂认为医院在此事件中也应承担责任，则不属本案处理范围。

一审法院确定原告胡爱苗应得到两个月的护理，护理费每月为500元(每天以护理8小时计算)，但一审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原告胡爱苗在住院期间，全身上下均有严重的药疹，且存在溃烂症状，应予昼夜护理。因此，第一个月的护理费应?a1500元(每天以护理24小时计算)。此外，一审法院忽略了原告胡爱苗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年薪为13个月的月薪这一事实，从而导致对原告胡爱苗的误工损失的计算有误。因此，二审判决变更了一审判决中这两项的赔偿数额。

由于被告在纠纷发生后曾以片面的资料从卫生部下属的药品不良反应监察中心获取了一份单方面支持被告主张的意见，为使该中心能全面地掌握情况，原告及其丈夫多次去北京，上访卫生部，终使该中心依据完整的资料作出了正确的意见。此外，由于被告散布原告有过敏史等观点，为澄清事实，证明自己无过敏史，原告又委托他人去其就诊过的医院等处调查取证，并且重新做了一整套的排除过敏史的检测。原告在诉讼中聘请了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其诉讼代理人，该律师为阅卷、开庭等，数次往返于京、沪之间，支付了较高的车旅费和律师

代理费。总之，原告因上述事项而发生了相当大的损失，而这些损失，都是在纠纷产生后被告采á???种不正当的做法，致使原告处于被动状态的情况下发生。原告因身体受损不能上班而被金伊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也造成其可期待的劳动收入的丧失。另外，原告为治疗因服用卡马西平造成的“复视”这一后遗症，尚需相当数额费用的支持，等等。这些损失中的大部分目前尚未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赔偿范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伤亡损害赔偿范围与标准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未完全规定详尽。但是，原告的上述损失是存在的，原告因药疹而产生巨大痛?à也是客观事实，这些与被告的违法行为或其在纠纷发生后所采取的种??不当做法存在着因果关系也是事实。为此，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作出改判，在判决中增加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条的规定，酌情将补偿数额增至55000元。这是根据目前我国法律对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从本案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加强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对侵权人违法行为的惩戒而作出的判决。

第二篇：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民事起诉状(范本)

民事起诉状

原告：鲍佳云，男，汉族，1947年2月21日出生（居民身份号码：***73X），住浙江省新昌县巧英乡中溪村189号，电话***。

被告：刘常良，男，汉族，1954年3月31日出生（居民身份号码：***115），住浙江省宁海县西店镇溪头村10组11号，电话***。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住所：宁波市江东区江南路39号3楼

法定代表人：黄雁南 电话：0574－27896627

诉 讼 请 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残疾赔偿金758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30元、医疗费用、误工费用32481.75元、护理费用10827.25元、交通费、精神损害费10000元、伤残鉴定费、营养费用2700元，合计 元（第三被告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第二被告在交强险范围外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事 实 与 理 由

2013年9月26日05时45分许，刘良常驾驶浙B6835Z号轻型普通货车沿西山线自西向东方向行驶至0KM+500M处，车头左侧与同方向行走的行人鲍佳云发生碰撞，造成鲍佳云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宁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3年10月8日出具宁（公）交肇字2013第[3302262013D0258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被告承担全责。原告于事故当天入住宁海县第一医院，并先后转院至另外三家医院，总共住院时间为47天。宁波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7月2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原告为：

1、精神医学评定：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轻度智能损害）；

2、法律关系：与车祸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

3、伤残等级：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VII

（七）级伤残。宁波诚和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8月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原告伤残等级为七级、十级、十级，误工时限为11个月，护理时限为5个月，营养时限为4个月。

原告认为，原告的人身权依法受法律保护，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人身权，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向你院起诉，请求你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请。

此致 宁海县人民法院

具状人：

2014 年 日

月证据目录：

1、原告王香君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证明被告葛贤吉对此次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事实。

3、出院记录复印件，证明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受伤住院7天的事实。

4、医药费发票复印件，证明被告尚未给原告支付医药费458.4元的事实。

5、宁海第一医院证明书复印件，证明医生建议原告休息1个月的事实。

6、浙江省宁波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一份，证明原告为修理电动车花费800元的事实。

提交人：

2013年

月

日

第三篇：旅游活动中违约减少旅游景点赔偿纠纷案

旅游活动中违约减少旅游景点赔偿纠纷案

「案情」

原告：李海健、陈乐风、王燕珍、曾燕萍、陈翠静、肖洁英、凌华、李永祥、李杏桃。

被告：广州市羊城旅游公司。地址：广州市人民南路56号。

1993年1月，被告广州市羊城旅游公司在《广州日报》上刊登了新春南岳衡山四日游的广告，并在其所办的旅游刊物上称，此种旅游参观的主要景点有8个：南岳大庙、磨镜台、福严寺、忠烈祠、藏经殿、南天门、祝融峰、回雁峰。同月，原告9人利用春节休假时间，各自交付旅游服务费人民币460元，参加了被告组织的南岳衡山赏雪四日游旅游团，于同月23日乘火车从广州出发赴衡山，于24日凌晨4时许到达衡山银苑宾馆。到达后，被告的导游李某(无导游证书)将原告中除李杏桃以外的男女8人混合安排在该宾馆同一房间休息。在24日、25日的游览活动中，因天下大雪，被告只安排原告9人游览了南岳大庙、福严寺和忠烈祠3个景点，其余未安排，且未在游览出发前告诉原告9人。旅游团游览活动结束后，被告的导游未随团同行返穗，由原告9人自行返回。原告9人返穗后，认为被告违反旅游合同，造成其经济、精神损失，曾两次到被告处要求赔偿和赔礼道歉。被告除表示赔礼道歉外，不同意赔偿原告9人所要求的赔偿数额。据此，原告9人以上述理由起诉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无偿重新安排游览未游的5个景点，否则，应退回全程旅游费;被告应登报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共200元;赔偿重游5个景点的误工费共800元。

被告广州市羊城旅游公司辩称：由于当时下大雪结冰影响交通，致使原告等不能按原定景点进行游览，我们已向原告赔礼道歉。我们只同意赔偿原告9人每人200元人民币，不同意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审判」

越秀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广州市羊城旅游公司没有按旅游合同的要求安排原告游览，且未派经过考核的人员担任导游，在旅游中安排不周等，违反了旅游合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被告在诉讼前和庭审中已向原告表示赔礼道歉，请求予以谅解，原告也应本着互谅态度解决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于1993年11月15日判决：

一、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9人每人人民币300元;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服判，没有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一、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本案被告是旅游消费服务的经营者，即为消费者提供旅游活动的路线、景点、食宿及路途等方面的服务。原告方是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因此，双方之间是消费与服务的法律关系，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但本案起诉和审结，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施行之前(该法于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因而只能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来调整。另一方面，消费与服务的法律关系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可以由经营者和消费者约定，在双方之间成立合同关系。本案当事人之间，被告刊登旅游广告和在其刊物中具体说明旅游景点安排等，即为合同之要约;原告交款购买被告发售的旅游票，即为合同之承诺;旅游票一经售出，合同即告成立，双方即应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因此，在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成立有具体的旅游服务合同，是一种有偿服务合同。被告未按其要约的条件履行合同，即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

二、被告违约应承担的责任。本案被告组织的是南岳衡山赏雪四日游，因此，活动中的风雪天气对服务活动的影响，其风险责任已在被告预料之中，不能构成免责或减轻责任的理由。所以，被告在应安排8个游览景点而实际上只安排了3个游览景点情况下，不能强调风雪天气的客观原因，其减少的服务，即应相应减收服务费用。同时，被告安排的导游没有导游证，在导游服务安排上也不符合要求，影响服务质量，导致原告方未能依合同享受到应有的服务，应减低收费标准。结合旅游服务的主要支出情况，本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每人300元人民币，应当说是合适的。由于此次旅游活动已经结束，且主要内容为“赏雪”，故合同不可能再履行或采取重新安排游览的补救措施，判决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是合适的。

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应否支持?首先，关于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在诉讼前和庭审中已经进行过赔礼道歉，应为已承担了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不能再判决予以赔礼道歉。其次，关于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利用春节假期参加被告组织的旅游团的，本身不存在误工的问题;重新安排游览剩余景点未为法院所支持，也就不存在重新游览的误工损失问题。因而，原告的误工费赔偿请求不成立。最后，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本案这种情况下，虽然被告的违约给原告会造成一定的精神上的不愉快，但并不构成民法通则上所指的精神损害，所以，原告这方面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

第四篇：A单位与B单位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赔偿纠纷案

A单位与B单位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赔偿纠纷案

问题提示：投保一切险和战争险后，受益人是否有权追偿因司法扣押引起的货物损失？

【要点提示】

被保险人因涉案船舶被司法扣押而遭受货物损失后，若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不向保险人提交委付通知，亦不采取必要措施去减少损失，保险人对由此产生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

一审：上海海事法院（2003）沪海法商重字第2号（2004年6月25日）

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51号（2005年5月12日）

【案情】

原告：A单位。

被告：B单位。

2000年5月26日，案外人Sino Trade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S公司”）与案外人康地企业有限公司（Continental Enterprises Limited，以下简称“康地公司”）签订鱼粉买卖合同，约定后者向前者购买700吨秘鲁鱼粉，每吨单价430美元，CIF上海，同年7月装船。同年5月29日、7月28日，康地公司将665吨秘鲁鱼粉以相同价格转卖给本案原告A单位（以下简称“武汉康地”），总价285950美元，CIF上海，结算方式为见单即付，8月30日前交货，康地公司承担货物到武汉的所有费用。武汉康地于2000年7月向康地公司支付了涉案货物的全部货款，取得

一式三份正本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为秘鲁渔业工会集团股份公司（GRUPO SINDICATO PESQUERO DELPERU S．A，以下简称“G公司”），收货人为武汉康地，通知人为康地公司，载货船舶为“五月皇后（May Queen）”轮（以下简称“M”轮），运输起、讫港分别为秘鲁瓦乔（HUACHO）和中国上海，装载货物为665吨秘鲁鱼粉，运费预付，宝荣船务有限公司在秘鲁瓦乔代理“M”轮船长签发，租约并人本提单。

2000年6月22日，被告B单位（以下简称“江西人保”）就涉案665吨秘鲁鱼粉签发了保险单，被保险人为S公司，保险金额为314545美元；承保险别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1年1月1日修订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一切险和战争险。此后，S公司将该保险单背书转让给康地公司。

2000年9月6日，装载涉案鱼粉的“M”轮，由于案外人提出的预防性扣留申请，被厄瓜多尔当地法庭下令禁止启航。2000年9月12日，山东中粮向s公司发出传真（后转给武汉康地）称：“M”轮一直在厄瓜多尔滞留，货物在船上未发生重大损坏及灭失，正协同有关方面与船东及其相关公司进行谈判，将采取各种可能措施使该船尽快到达卸货港。同年11月17日，该法庭同意“M”轮在扣留期间开往瓜亚基尔市的安全港口，卸下船载鱼粉并存放仓储。同年11月20日，厄瓜多尔海关同业工会第一行政区经理办公室作出决议称：“M”轮上装载的鱼粉卸船后将一直存放在该码头直到从卸船最后一天起算的5天之内办理好转船至其目的地的海关手续为止。另据厄瓜多尔当地媒体报道，至2004年2月9日止，“M”轮一直滞留在厄瓜多尔港口。

由于货物一直未到达目的港，康地公司向江西人保提起另案索赔。后康地公司又将涉案保险合同转让给了武汉康地。武汉康地于2002年8月23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江西人保赔偿全部货款损失。

江西人保辩称，武汉康地与康地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转让无效。涉案船舶因司法扣押而滞留厄瓜多尔港口，属保险合同的免责范围。武汉康地及康地公司均未就货损向承运人提出索赔，致使江西人保赔偿后无法行使代位求偿权，江西人保可拒绝赔偿。

二审庭审时，武汉康地确认其和康地公司均未向承运人提出索赔或提起诉讼

或申请仲裁。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武汉康地作为被保险人，未能举证证明本案中已发生涉案“一切险”或“战争险”承保范围内的保险事故，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江西人保据此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另外，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涉案船舶在厄瓜多尔被司法扣押，由此引起涉案航程无法完成，依据涉案保险单背面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的约定，因司法扣押引起的承保航程的丧失和挫折而提出的任何索赔，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的除外责任，即“由于执政者、当权者或者其他武装集团的扣押、拘留引起的承保航程的丧失或挫折而提出的任何索赔”。据此，江西人保亦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驳回武汉康地的诉讼请求。武汉康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援用战争险条款的除外责任条款来认定江西人保不负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战争险除外责任中的“航程丧失和挫折”应是指战争所引起的航程丧失和挫折，而涉案船舶的被扣押，其实质是由于船东与他人之间的经济纠纷而导致的司法扣押，并非因战争而产生的后果，不属于战争险的除外责任，且从该除外责任条款的内容看，亦不能得出法院是“执政者、当权者或者其他武装集团”的结论。但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理由是，武汉康地与江西人保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武汉康地没有证明因船舶被扣押而产生航程丧失或受阻的风险，进而构成货物的推定全损．亦没有证明一切险的承保风险造成货物实际全损，其作为被保险人更未采取任何措施以防止和减少损失，即使江西人保对涉案货损负有赔偿责任，因被保险人没有保护对承运人的追偿时效，损害了江西人保的代位求偿权，也应扣减赔偿金额直至不赔，故武汉康地向江西人保请求全损赔偿依据不足，不能得到支持。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二审法院关于战争险除外责任条款的理解是正确的。本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几个在海上保险司法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在本案中都有所体现，一是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转让关系及其在卖方和买方之间的归属界定；二是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的保护义务；三是被保险人未履行法定减损义务的性质认定及其后果；四是判断推定全损是否构成的标准。

（一）保险利益与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转让的关系及其在卖方和买方之间的界定

1．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转让的关系：保险合同及其转让受保险利益的制约，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的人，让与的海上保险合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受让人不能取得保险索赔权。

什么是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及其转让为什么要受保险利益的制约？主流观点认为：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是法律上认可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它独立于保险合同而存在。各国法律一般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产生的最初必要性在于区分有社会经济作用的保险和纯投机赌博行为。发展至今，又具有了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真正受损害之人的功能以及确定财产利益、损害、赔偿额的功能。只有对保险标的具有某种保险利益的人，才会因保险事故而受损害，并可进行保险索赔。没有保险利益而转让的合同不能因转让而获得保险利益，受让人不能取得保险索赔权。有观点认为这就是保险合同转让的实质要件。在海上保险中，为履行国际买卖合同的海运货物，经常发生不止一次的易手转让，而订立保险合同的人既可能是卖方，也可能是买方，要使海运货物出卖人和买受人都能顺利地受到保险合同的保障，保险合同和保险利益转让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

保险合同的转让没有形式方面的要求，是一种不要式合同行为，只需要“让与人”（Assignor）与“受让人”（Assignee）之间达成某种合意即可。在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转让甚至无需通知保险人。保险合同的转让既可以包括明示转让，如保险单的背书转让，另行订立的转让协议等，也可以包括默示转让，如CIF合同就隐含着要转让保险单的意思。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51条也规定了转让保险单可以有明示和默示两种形式。

2．在卖方和买方之间如何界定保险利益的归属。

所有权人保险利益大都归于民法上之所有权人兼风险负担之人。但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极易发生所有权与风险负担不合一的情况，由风险负担来界定海运货物保险利益的归属的“风险负担说”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笔者认为：“风险负担说”虽符合当今货物所有权与风险相分离的趋势，但也存在一定弊端。首先，买受人如果拒绝对风险转移后的受损货物支付价款，出卖人提起跨国索赔获得胜诉及执行之机会非常之渺茫。“风险负担说”建议出卖人这时可投保卖方利益险、买方信用保险或签订买方保险人扩展保险责任协议来获得保障，但对同一保险利益重复投保并重复支付保险费，在经济上是额外的负担，在手续安排上也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麻烦，对于买卖双方而言，其并不想也没有专业能力在保险安排上考虑得如此复杂。难以理解，风险转移的立法或立约本意难道就是要促成这样一个复杂局面吗？其次还容易产生货物出险但买卖双方均不能索赔的尴尬局面，如一方受到损失，持有提单、保险单，但风险已转移，没有保险利益，而另一方虽有保险利益，但没有提单和保险单，没有损失。

因此笔者赞成一种经修正的“风险负担说”即“实质风险负担说”，其增加了价款支付的条件，主张风险转移后的货物即使损毁灭失，买受人仍需支付价款的义务只是一种义务，买受人也很可能不尽此义务，则直接蒙受损失者仍是出卖人。故只要买受人未完全支付价款，则出卖人仍持有所有权人保险利益。必须于价款完全给付之后，买受人才负担风险，从而享有保险利益。“实质风险负担说”更符合国际贸易的实际，而且更为合理、实用和有效。既为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提供了充分适当的保险保障，又避免了重复保险和保险安排复杂的弊端。最重要的是，这不会带来对任何一方的不公正，因为在价款未付的情况下，提单及保险单均还在出卖人手中，保险人绝对不会遭受卖方和买方双重索赔，真正蒙受损失的一方获得了保险补偿，没有损失的一方也不会不当得利。而且提单持有人一般都是运输合同当事人，保险人赔付了作为运输合同当事人的被保险人后，也能够顺利取得在运输合同项下代位追偿的权利。因此，审判实践中应明确允许风险转移后但未获相应价款从而遭受实际损失的出卖人享有保险利益及保险索赔权。

3．涉案保险合同的效力。

涉案贸易实际上是一次CIF贸易条件下的三方贸易，海运货物经过了两次转让。S公司是第一手卖方，康地公司是中间商，武汉康地是最后买方。提单与保险单的转让并不同一，提单是由第一手卖方S公司直接开给最后买方武汉康地，中间商康地公司在提单中只作为通知人出现。而保险单则经过第一手卖方——康地公司——武汉康地两次转让。这种情况在三方国际贸易中比较常见。康地公司从S公司处受让货物和保险单合法有效。在货物出险时，货物已经越过装货港船舷，且康地公司与武汉康地已经订立了买卖合同，完成了价款支付和提单交付，按照“实质风险负担说”，保险利益由康地公司又转给了武汉康地。同时由于康地公司与武汉康地订立的买卖合同采取了“CIF上海”的贸易条件，CIF贸易条件的特点就是卖方负责办理运输及保险，该合同已含有康地公司须将保险单让与武汉康地的默示约定。其后双方在2002年签订的转让协议，只是对CIF合同的履行和补充。参照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51条规定“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已经没有或者是失掉利益，并在此之前或当时没有明示或默示而转让保险单，则以后转让保险单无效。但本条规定并不影响在发生灭失之后的保险单转让”，可知在货物出险时，真正的被保险人是武汉康地，其持有涉案正本提单，并已向康地公司支付了货款，依法享有保险利益，具有保险索赔权。本案一审判决也认为康地公司向武汉康地转让保险单的行为与履行涉案CIF贸易合同的目的相符，保险合同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第五篇：深圳非法用工工伤赔偿纠纷案案例提示

深圳非法用工工伤赔偿纠纷案案例提示

【案情简介】2009年3月，私营企业主黄某某，欲成立一家专营轮胎的公司，公司暂定名为：甲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甲公司)，其经营范围为从事轮胎的技术开发和销售。随后，黄老板招用了张某等几名员工，专门从事轮胎翻新工作。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时，黄老板认为某这个名字不够响亮，于是决定用“乙”作为开设公司的名字。2009年9月，乙轮胎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黄老板为其法定代表人，乙公司注册地址仍在原址。张某等也在乙公司继续从事轮胎翻新工作。但是，黄老板、乙公司与张某并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其购买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并且因为黄老板与张某是老乡关系，公司在支付其工资时，也没有办理签收手续。

2009年12月，张某在工作中因轮胎爆炸左下肢受伤。事故发生后，黄老板积极为张某治疗，亲自联系医院，并为张某支付医疗费、护理费。2010年3月，在张某第一次医疗期结束后，双方在某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约定由黄老板承担张某医疗期的所有费用。2010年5月，张某在第二次医疗期终结后，黄老板以甲公司的名义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张某被评定为九级伤残。随后，张某要求黄老板按非法用工九级伤残标准给予工伤赔偿。黄老板非常气愤，觉得自己明明是合法注册的公司，怎么一下就成为非法用工呢?因此，双方在某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了第二次调解，但未达成任何协议。

此后，张某以黄老板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黄老板按《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方法》支付其一次性工伤赔偿金。起诉时,张某提交了印有某轮胎公司的名片一张及工商查档证明一份，证明工商部门并未有甲公司的登记记录。

【争议焦点】甲公司与张某的劳动关系否构成非法用工。

【案例评析】本案究竟能否构成非法用工，存在很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当然构成非法用工，理由是：首先，黄某某在招用张某时，是以甲公司的名义招用的，张某提交的名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是以甲公司的名义申请伤残鉴定;再次，甲公司并没有经工商部门合法注册登记。因此，黄某某的行为符合《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确定的非法用工单位的特征，是典型的非法用工行为。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不构成非法用工。首先,非法用工的实质是指用人单位没有合法的用工身份,私自招用员工的行为。而本案中,黄某某开办的乙公司已经合法注册了,只是注册的公司名称与当初申请开办的公司名称发生了变化，不相一致，但其开办的公司确实只有一个且是合法注册的，因为公司的开办人、经营范围、经营性质、经营地址及客户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张某所称的非法用工单位其实并不存在，客观存在的就是黄某某开办的乙公司。其次，张某始终是在同一家单位工作，其从事的也一直是轮胎翻新工作，工资也一直由乙公司发放。因此，实质上张某是在黄某某开办的乙公司工作，也就是说张某某受雇的公司事实上是合法注册的公司。其三，从时间上分析，即便最早招用张某时公司还来不及注册，那么在发生工伤时(2009年12月)，乙公司业已合法注册。张某在发生工伤时，其用工主体已经具备合法用工资格。所以，不能认定为非法用工。其四，从常理分析，作为黄某某，不可能开办两家经营完全一样的公司，并且不可能在一家业经合法注册后，还以未经注册的公司名义开展业务，招用员工。其五，打击非法用工的目的，主要是为杜绝非法经营给员工造成的伤害。而本案中，存在合法经营的用工单位，对张某可以按照合法劳动关系处理。【处理结果】法院经审理，认定黄某某构成非法用工，判令黄某某按《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方法》，支付原告张某93765元的赔偿金。

本案一审最终采用了第一种意见，认定黄某某构成非法用工行为，并判令黄某某按非法用工给予张某补偿。应该说一审判决的结果使原本应由乙公司承担的工伤责任却转由黄某某个人全部承担，使原本应按正常工伤保险标准进行的赔偿却转为以非法用工的标准进行赔偿，加重了黄某某的责任。究其原因，本案中黄某某之所以败诉，纯粹是因为黄某某严重缺乏劳动法知识及其在发生工伤事故后操作不当导致的：首先，在工伤事故发生后，黄某某应以乙公司而不应以甲公司名义申请工伤认定，明确乙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防止员工因未认定工伤或对用工主体引发争议，但是黄某某却以甲公司的名义申请伤残鉴定。其次，在某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两次调解中，黄某某应以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参与调解，并应以乙公司的名义签署调解协议书。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两次调解，黄某某均以其个人的名义参与，并在第一次的调解协议中明确认可由自己负担张某的医疗费、误工费等，黄某某的这种错误做法是其败诉的主要原因。最终法院以人民调解书由黄某某签字以及其同意支付医疗费的承诺作为重要证据，认定黄某某属于个人用工。其三，乙公司向张某每月支付工资，却没有任何工资支付凭证，所以在审理时，黄某某主张张某是乙公司员工时却拿不出任何有效证据。其四，黄某某在用工过程中，存在一些明显违法的行为，如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未给员工购买社会保险。黄某某的这些做法很容易给法院留下一个不守法经营的印象，加强了法院对其非法用工的判断。本案中，因黄某某的错误做法及处理失当，使本应对其有利的事情转为不利的认定。

【律师提示】通过本案，建议用人单位在劳资管理中，注意以下问题：

一、企业在招用员工前，必须具备主体的合法资格，即必须办理完成公司工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

二、为防范风险，规范用工，公司应主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缴交社保，尤其是工伤保险，避免工伤引发的纠纷，特别是非法用工纠纷。

三、培养证据意识。注重做好公司入职登记、在职管理、离职手续，保存相关的原始资料(证据)如：入职表、工资单等。(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