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供给侧改革 适应新时代发展(2016.5.14)

第一篇：着力供给侧改革 适应新时代发展(2016.5.14)

与你一路同行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大同浑源职业教育中心）政教处主任 李志祥

9月8日，有幸参加了大同市庆祝第32个教师节座谈会，市长、局长、校长、教师，情系大同教育；引领、探索、感悟、抒发，体味教师情怀。荣誉感、自豪感让我更加坚定了职业信念，使命感、责任感把我和我的学校命运紧密相连。

岁月，与你共享是一种幸福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大同浑源职业教育中心），依北岳恒山之麓，临桑干浑河之滨，青山相伴，绿水环绕。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办学经验、严谨的治学风格和一流的教学质量享誉三晋。

在这里，有一种享受叫人文环境。书林吐馥，雅度宏绰，笃礼崇义，广学甄微。花香四溢，芳草萋萋，不用晨钟，鸟儿自会将你唤醒；环境清幽，绿树成荫，不用暮鼓，花香自会带你入眠。这里是青春的乐园，让生命如花绽放；这里是智慧的殿堂，让希望和理想自由翱翔。

在这里，有一种精神叫艰苦奋斗。在办学经费特别困难的时期，全校干部教师勤俭节约，不依赖政府自筹资金，兴建了科技楼、艺术楼、图书馆、公寓楼、膳食楼、教学办公楼。

在这里，有一种满足叫职业自信。专任教师143名，副教授和高级讲师42名、讲师65名，博士研究生1名，硕士研究生28名。在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章400余篇，编写出版学术著作26部，一支年富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和学术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正在形成。多年来为国家培养输送了1.6万余名优秀师资和各类人才，为大同市及周边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这里，有一种追求叫求实创新。学校在五年制师范专科初中起点小学教育6个专业的基础上，2014年6月，根据国家政策导向，瞄准就业和高考两个选项，学校又增挂了“大同浑源职业教育中心”校牌，开设有初中起点三年制职业中专9个专业，实行2+1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2015年经山西省教育厅、财政厅联合评审，将生物技术制药、物流服务与管理列入山西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项目，将电子商务列为山西省职业教育重点专业建设项目。

在这里，有一种情怀叫“浑师人”。春风化雨，爱满天下，万千青年才俊曾在这里荡漾青春，放飞梦想，如今已成为社会栋梁。严谨的教学、严格的管理和鲜明的特色，形成了厚德博学、艰苦创业、追求卓越的时代风尚。学校先后被国家教委授予“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方向明确，成绩显著”称号和被山西人民政府授予“教书育人先进集体”、“两个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称号、还被相关部授予“山西省文明学校”、“山西省绿色学校”、“山西省艺术教育先进集体”等称号。

改革，与你相伴是一种责任

生源萎缩，质量下滑，“在夹缝中求生存”似乎成了学校无奈的选择。面对挑战，只有勇敢地面对，改革，成为“浑师人”前进的必由路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供给侧改革”引起关注并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热词，经济上的“供 给侧改革”必然呼唤并引领教育上的改革。整合教育资源，用“供给侧改革”思维创新学校工作，以培养高素质小学教师和一线蓝领为己任，替家长分忧，为学生着想，让社会满意，浑师人义不容辞。教育最核心的质量不是擅长“加工”而是善于“发现”，发现每一个孩子的禀赋，并进一步保护、支持其成长，这是教育应有的属性。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替代和打破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的考试评价供给结构，实现教育供给端的转型升级，达到提供“引领性”的教育供给、“精准性”的教育供给、“有效性”的教育供给，最终实现提高教育质量与效率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欣喜地看到；学校层面设立了相应的由校长与企业总经理直接沟通机制，完善机构设置和教学管理组织，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上下联动、内外合作、产学结合、学生与岗位零距离对接的体系；构建了“研产学用”结合的课程体系，完成了从理论与实践教学分割型向“理实一体”型教学的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转向“学用结合”教学模式；重点加强主干核心课程实践环节的建设力度，在深入分析市场需求、职业岗位群趋势的基础上，确定各岗位群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岗位技能标准和素质能力要求，建立适合职业岗位群特征的课程开发模式，形成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理论课、专业实训课、专业选修课、素质拓展课等在内的专业课程体系。推进教师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案例式、任务驱动式等教学模式，推动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加强多媒体教学手段研究，鼓励网络学习和网络答疑，增强师生互动。重构学生学习评价标准，由注重学习成绩向注重学习成效转变，注重考试结果向注重学习过程转变。改革考试手段、方法，引导教师采用平时成绩、小论文、小测验、读书报告、演讲、大作业等综合考核方式；内涵提升把师资队伍建设放在首位，是加强学校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驱动，以推动教师专业化为引领，以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创新制度和机制为动力，以完善培养培训体系为保障，与“研产学用”结合的课程体系相适应，强化“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加强职业理想教育，全面提高教师职业道德水平；通过创新教师补充机制，吸引优秀人才从事职业教育；通过教师岗位培训，实施教师企业实践项目；通过送培、深造、教研活动，示范讲座，竞赛评比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师资队伍学历水平和业务能力，确保教师教学、科研与社会生产实践的贯通。

发展，与你同行是一种使命

扬帆起航，把握航向才能行稳致远；攻坚克难，找对路径才能闯关夺隘。“浑师人”在新常态下，全面学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努力探究和破解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

推进精准扶贫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提高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是扶贫攻坚的一个难题，但也是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作为职业教育的“浑师人”义不容辞。

浑源、灵丘、广灵、大同4县贫困地区，由于基础差、底子薄、交通闭塞，很多地方教育条件与外界差距大，一些贫困生初中没毕业便外出务工，又因缺乏劳动技能，出现就业困难。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的程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人口中，超过50％的人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因为缺少技能摆脱不了贫困。一旦求学条件和求学成本超过贫困家庭承受能力，或对通过教育摆脱贫困缺乏预期，很容易使贫困家庭放弃教育之路，并陷入“低人力资本投资—低就业—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的贫困恶性循环。

因此，推进职教扶贫是贫困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优项选择，通过职业教育可以直接提升贫困家庭子女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典型的“造血式”扶贫。2016年，学校响应国家政策，瞄准扶贫对象，聚焦重点人群，通过“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培养”、“精准培训”，实现“精准就业”，增强脱贫致富的能力。在招生、培养、就业方面，另辟蹊径，采取送训下乡、集中办班、现场实训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村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有序转移，努力实现职业教育成为新型农民培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富余劳动力产业工人化的主渠道。

60年的办学经验和文化积淀，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办学之路，在人才培养、教学管理、校园文化等方面，“厚德博学、求实创新”彰显着学校主流文化的精髓，也铸就了一代代“浑师人”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秀品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浑师人”，我愿与你一路同行。

第二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开启自主品牌发展新时代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开启自主品牌发展新时代

【本刊讯】 2017年5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中宣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资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京共同召开中国品牌日媒体通气会，介绍“中国品牌日”设立背景、重要意义、工作思路等，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017年4月24日，国务院批准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的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具体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为落实国务院决定，上述部门研究确定首个中国品牌日活动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开启自主品牌发展新时代”。

设立“中国品牌日”，举办品牌日活动，一是有利于凝聚全社会共识，提高自主品牌意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培育发展自主品牌，消费自主品牌产品，增强自主品牌保护，助力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升级。二是有利于营造宣传自主品牌的良好氛??，加强自主品牌知识普及和教育，提高自主品牌认知度，扩大自主品牌影响力，培养消费者自主品牌情感，树立自主品牌产品消费信心。三是有利于搭建自主品牌交流平台，展示自主品牌发展成果，分享知名自主品牌成功经验，传播自主品牌文化内涵，树立中国自主品牌良好形象。

目前，加快自主品牌发展时机成熟。一是品牌发展基础条件具备。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一些优势行业的品牌发展成效显现，特色区域品牌日益增多，特别是部分企业品牌快速成长，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二是消费需求呼唤品牌产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阶段，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讲究品牌消费，这在客观上要求加快品牌发展。三是品牌发展社会共识已经形成。近年来关于品牌发展的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明显增多，有关部门已经形成了加快品牌发展必须合力推进的共识，一些地方政府统筹多部门联合推动品牌发展，龙头企业品牌发展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自主品牌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条件。新闻媒体、中介机构等积极推动品牌发展，社会氛围已经形成。

下一步，需要开展的重点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市场、企业、政府、社会等方面力量的作用，形成合力，培育壮大自主品牌，不断满足消费者要求，不断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不断优化政策法规环境，不断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二是着力补齐自主品牌发展短板，全面改善质量、创新、诚信、文化、人才、营销、环境等品牌影响要素，构建品牌发展良好生态，形成我国特色的品牌发展理论。三是继续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不断地扎实推进三项重大工程，引领供需结构升级。四是做好品牌发展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采取统一的行动，合力推进自主品牌发展。

第三篇：用“四个着力”推进水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选）

用“四个着力”推进水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推进水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水利改革的红利又好又多地惠及人民，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决胜全面小康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湖北省恩施市从四个方面着力，实施水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为恩施市实现“十三五”“316”总体目标（三个定位：坚定当好恩施州龙头、勇当武陵山排头兵、市域经济发展位居湖北省生态功能类县市前列；一个统领：精准扶贫、竞进小康；六大建设：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构建武陵山“六个中心”跨越发展支撑体系）提供坚强水利支撑。

一、创新改革理念

一是牢固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农业基础的稳定发展，就没有民生的改善。恩施市各级党委政府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水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普惠性、均等化、可持续的原则，着力构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水利发展成果的获得感。二是牢固树立生态优先意识。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认识，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切实强化水土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工作，加快形成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涵养水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提高水生态文明建设新水平。三是牢固树立政府主导意识。充分发挥水资源的基础性、先导性、约束性作用，从有利于增强水利保障能力、提升水利社会管理和供给水平出发，构建科学完善的水利制度体系。强化山水林田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统筹推进水利事业发展，夯实区域经济发展坚实的水利基础。

二、推进综合改革

近年来，恩施市聚焦“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以全面推行河长制为抓手，以保障国家水安全和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推进水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现代水治理体制机制不断趋于完善。在改革中，注重突出三个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一是完善河道综合管理体制。巩固和完善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以节水治污控源和生态保护修复为重点、覆盖市乡村（居）三级河长体系，建立健全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道管理保护机制，维护河道生命健康，从制度上确保河湖道永续发展和有效利用。二是完善水利投融?Y机制。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和聚集放大作用，切实用好金融资金，发展PPP水利项目建设融资模式，鼓励和引导企业个人等符合条件的投资主体出资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三是完善水价水权机制，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激励机制，推行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开展水资源使用确权登记，推进水权交易制度，保障公益性用水需求和取水用户的合法权益。

三、突出补齐短板

一是攻克工程性缺水难题。坚持以扶贫攻坚为抓手，大力实施水资源配置，突出建设重大骨干水源工程、引提调水工程，实现市有保障水源，乡有稳定水源，户有可饮水源。近两年，共投资5069万元，解决贫困户20999户，60780人人畜饮水问题。大力实施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全面解决全市贫困地区人口和农村人口饮水安全；二是提高水利保障能力。投资8000万元，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87万亩。充分利用节水灌溉设施发展高效农业，重点支持土地集中连片的种植大户、合作社等因地制宜科学设定灌溉模式，建设节水农业示范区。三是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大力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治理等工程，始终绷紧防大汛这根弦。重点完成了清江恩施城区连珠大桥至施州大桥段河道整治及橡胶坝改造工程、高桥坝河高桥坝段治理工程、带水河龙凤镇段治理工程、芭蕉山洪沟治理工程、东门钢板坝工程主体工程和天落水小流域治理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43平方公里。喻家河水库工程大坝主体工程已经完成80%工程量，完成投资6970万元；高桥河治理工程完成40%建设任务。四是坚守生态红线。恩施市系全省首批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也是全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县市。加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示范，强化水政、渔政及水土保持执法监督和管理。2016年，开展河道巡查85余次，查处水政、渔业违法案件27件，水保案件5件。2017年上半年，采取生物治理方式保护水源地，向大龙潭库区、崔坝镇响板水库、复胜河、马鹿河、浑水河投放鲢鱼、鳙鱼27万余尾。

四、压实主体责任

一是细化领导责任。全市水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由市政府主导，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建立健全责任制，把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岗位、到人头，对重点水利项目、关键改革举措、重要政策落实，实行月调度、督导检查、通报、约谈等，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二是强化安全监管。坚守安全红线，切实做好生产安全、质量安全、资金安全等各项工作，把生产安全放在首要位置，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基础工作，突出风险管控，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三是抓好廉洁建设。突出思想政治建设、主体责任落实、日常监督管理、作风建设及纪律约束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建设廉洁高效水利干部队伍。四是加强沟通协调。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水利建设，形成水利改革发展攻坚合力。

（作者为湖北省恩施市水利局长）

第四篇：供给侧改革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五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

专业：会计一班 姓名：郭嘉玮 学号：***

2016年十大流行语：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众；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标；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七、供给侧；

八、葛优躺；

九、套路；

十、蓝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一下何为供给侧改革，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看待中国经济摆脱“速度情结”。

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虽然经济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我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是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给”学说就已经被我国一些经济学者提出，这一学说的最初提出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主张一经提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持续发酵，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同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正式提上我国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将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偏移。这一重大转向有望迎来中国经济实质性突破和转折。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结构性矛盾和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这集中表现在部分重要指标回升基础不牢、短期波动较大、筑底趋势未明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将对经济尽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转嫁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希望供给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对此专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随着经济体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供给侧改革让中国经济“迅速回升”无疑是过时思维和急躁心态的体现。增速回落符合规律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随着其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个公认的规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近日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6%—7%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这一高增长率，而“新常态”可以成为中国加快改革和对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的一次机会。“中国经济的确正在调整，以前经济增长是靠外力推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则是靠内需拉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黄朝翰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经济运行状况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总产出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耦合的结果，而供给和需求都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给侧改革上面，显然忽视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符合中国关于总需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的论述。“供给侧改革要影响产出，首先要对供给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相对而言，供给侧的调整要比需求侧的调整时间更长。因此，寄希望于供给侧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切合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张永军强调。其实，衡量经济发展的尺子，从来都不只有“增速”这一把。这些不被有“速度情结”的人所重视的深刻变化，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阵痛”属于必要成本在《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可谓广为人知。面对名医扁鹊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却采取了讳疾忌医的态度，虽然回避了短期治疗的阵痛，却为日后重病缠身埋下了隐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国经济，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这个道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个着力根本、放眼长远的深层次改革，不仅不会出现“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会以短期“阵痛”的形式作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尽量控制“阵痛”，使之能够为经济社会所承受。

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再加上连续46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的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就江苏企业来说，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杠杆高（互相担保）导致企业成为“僵尸”。在此背景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面对这种状况，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关停“僵尸企业”，而应该在“去杠杆”和“降成本”基础上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来的。企业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的企业。因此去金融债务的杠杆需要精准，需要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银行需要从中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准的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某些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采取“债转股”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尝试。再就“降成本”来说，其必要的途径就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为企业降成本方面需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突出企业利益。一方面，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如果企业承担不了职工的负担而关门或裁减员工，最终受损的还是职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取消下放审批；现在则需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这对企业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杆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在以上“去杠杆”和“降成本”的基础上处置“僵尸企业”，范围必然会缩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的方法。但是考虑到降低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并购重组的办法，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从而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