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进步[5篇范例]

第一篇：中国留学生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进步

中国留学生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进步

作者：刘志强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共和制度，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代替了中国落后的教育制度，现代科学的各个门类都建立起来了。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宗教礼俗、生活习俗及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进步的变化。

辛亥革命时期的留学生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科学、教育、外交、文艺几个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留学生是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奠基者

真正将西方科学整体性面目介绍到中国来，并使之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是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不仅将西方科学首次完整地移植到中国来，而且身为之倡，他们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这是留学生贡献最大的一个领域。

留学生回国后，将西方各门科学移植到中国来，打破了数千年来经、史、子、集等独占学坛的局面，这些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和早期的学术骨干绝大多数是留学生。

地质学：地质学是较早移入中国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奠基人是章鸿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丁文江（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博士）、翁文灏（比利时罗汶大学理学博士）、李四光（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由章鸿钊担任科长。1913年，丁文江又创办地质研究所，并任所长。丁文江聘请翁文灏为专任讲师，培养了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李学清、王竹泉、谭锡畴等等一批地质学人才，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外闻名的地质学家，活跃在中国地质学界，是中国地质科学各分支领域的开拓者。1918年，北京大学首先设立地质系，留美学生可杰任第一任系主任，李四光应聘担任该系副教授、教授。1922年1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选举章鸿钊担任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为副会长。

近现代数学：在中国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近现代数学的，也是留学生。他们学成回国后，创办数学研究机构和刊物，培养数学人才，逐步形成了中国数学研究的骨干队伍。留学生中，最早学习数学的当推冯祖荀（留日）、郑之蕃（留美）、胡明复（留美）、姜立夫（留美）等，胡明复和姜立夫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胡明复在上海大同大学、姜立夫在南开大学创立数学系，为建立中国的数学研究队伍作出了贡献。之后，熊庆来（法国国家理科博士）、陈建功（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华罗庚（英国剑桥大学）、许宝（伦敦大学哲学博士）、陈省身（德国汉堡大学科学博士）、苏步青（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江泽涵（留美）、吴文俊（留法）等一批留学生相继回国，成为中国近现代数学的最杰出人才。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培养了大批学生，使中国的数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到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近现代数学研究开始成熟，有些成果并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物理学：中国人对物理学进行深入研究，是从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于上海设立物理研究所，1929年，在北平研究院也设立物理研究所。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20多所大学也相继设立了物理系，除了进行物理教学外，还开展物理研究。193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从1932年至1950年，历任会长的是李书华（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叶企孙（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吴有训（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严济慈（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周培源（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

化学：1907年12月，留学欧洲的7位中国学生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选举了会长、书记、会员，发展会员，开展了一些活动。1922年9月，留学美国的庄长恭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化学会，1925年5月，选举了中华化学会理事会，首任会长王箴（美国密执安大学）。1932年8月，在南京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化学会，推选陈裕光为首届会长。从1932年至1949年，中国化学会的历任会长是陈裕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昭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吴承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张洪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范旭东（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都是留学生出身。

生物学：我国生物学的奠基人是留美学生秉志（美国康耐尔哲学博士）、胡先（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博士）、钱崇澍（美国伊利诺大学学士、康耐尔大学硕士）等人。1922年，秉志与胡先、钱崇澍等发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由秉志任第一任所长。该所主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丛刊》。1928年，北平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秉志任所长。秉志、胡先、殷宏章（美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张景钺（美利兹大学博士）、童第周（比利时比京大学物理学博士）、陈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贝时璋（德国士滨根大学博士）等有突出成就的生物学家都是留学生出身。

社会科学：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各门学科移植到中国来的，也是留学生。以哲学为例，一批留学生将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介绍到中国来，胡适宣扬杜威的实验主义，张君劢、张东荪宣传德国柏格森学说，陈大齐、冯友兰、金岳霖等人宣传新实在论。在输入西方哲学思潮的同时，西方哲学的一套严密的思维方法也随之引入，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整合。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以留学生为媒介进行的。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上是一批留日学生，随后留法、留苏学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在社会学方面，据1947年12月的调查，全国144名社会学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中，有10名美国人，其余134名中国教师中，有107名是留学生出身。

留学生是近代收回主权外交活动的主持者

留学生熟悉国外情况，熟悉外国语言，西方制度也惯常把外交、军事独立起来，称职业外交官和职业军人，他们较少受政府内阁更迭影响，以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事实上，清末留美幼童回国后，很快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到民国时期，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成为外交队伍的主体，在外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清末的100名留美幼童回国后，从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梁敦彦、梁如浩、唐绍仪是他们中的佼佼者。1904年，唐绍仪担任驻英公使，赴印度加尔各答和英方代表就《拉萨条约》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唐绍仪坚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部分地挽回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成立内阁，梁敦彦出任外务大臣，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第一次成为外交最高主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先后归国，服务于外交界。据1935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年鉴》中的《现任重要外交官及领事官》记载，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有73人，占84．88％。从1912年起，正式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有王宠惠、陆征祥、梁如浩、孙宝琦、曹汝霖、唐绍仪、陈锦涛、伍廷芳、汪大燮、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沈瑞麟、胡惟德、施肇基。除陆征祥、孙宝琦、汪大燮、沈瑞麟等少数几人外，其余全是留学生出身。民国时期一批享有盛誉的职业外交家，如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全是留美学生出身。

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他们大多具有爱心，在外交工作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收回部分主权作了很大努力。

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据理力争，驳斥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获得各方面广泛的同情和赞扬。顾维钧也因此一举成名。

1920年8月，颜惠庆出任外交总长后，首先取消对帝俄之承认，停止对帝俄支付庚子赔款，同时派人接收了天津、汉口和在华俄人的治外法权。苏维埃政府为此声明表示满意，并希望互派代表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5月20日，颜惠庆主持签订中德复交条约，废止战前德国在华一切特权，并以巨款赔偿我国参战损失，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签订平等条约。同年7月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提出关税自主、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八项要求。3位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在会上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在会下则进行广泛交往折冲，争得不少同情，孤立了日本。尽管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不多，但它终究是一次维护主权的外交胜利。

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传播者

首先，留学生是西方近代化教育思想的主要传播者。

清末和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教育思想有军国民教育思想、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义务教育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这些西方的教育思想大多是以留学生为媒介传播到中国来的。以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为例，最早鼓吹平民教育的是章太炎、李大钊等人。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他提出办刊宗旨之一是“提倡平民普及教育”。辛亥革命后，要求民主的呼声日高，平民教育思想也随之更多受到重视。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劳动教育》一文，主张广泛设立劳工补习教育机关，给工人以知识教育。接着，胡适、蒋梦麟、晏阳初、傅葆琛等一批留美学生回国，也加入了鼓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行列。1919年9月，《教育杂志》出版专号，刊登了数篇留美学生撰写的有关平民主义教育的文章。他们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国民教育曾使日本一战而败中国，再战而败俄国。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德国却败于平民主义教育的美国及协约国。由此可见，军国民教育已不适于世界潮流，因而提倡平民主义教育。

在中国提倡平民主义教育，且身体力行的是留美学生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等人。他们分别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其次，留学生是新式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走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就业选择趋向多元化。不过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生产力非常低下，产业不发达科学文化事业也很落后，这在客观上又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就业选择的范围。留学生回国后，就业的主要是从政或教书。尤其教育界是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高等教育界之人员十分之九以上（据民国十四年东南大学、北京师大同学录）为留学生……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非留学生，现在国内学校科学教师、科学用品与科学教科书者，亦莫不由留学生间接直接传衍而来。”

另有人对 193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进行统计发现，在该书收录的 1103位教育界名人中，留学生出身的多达 904人，占 82％。其中留美学生又占了 51％。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中，十有八九均是留学生出身。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留学生确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力量。

留学生是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动者

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文学革命的发动者。首先，留日学生在大量翻译日文书籍的过程中，大量输入日本语词汇，从而丰富了汉语词汇。本来，日本的汉字，都是从中国一点一画地学过去的。但日本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借用汉字创造了许多新语。例如“文学”一词，是日本人借用中国成语“文章博学”的字汇而创造的用来代表英语所谓“literature”的意义。现在“文学”一词已融入中文。日本自近代以来，大量翻译西方书籍以输入西方文化。他们遇到难以表述的西方新事物新思想时，就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制作新语。例如以“哲学”表 philosophy，“说明”表 explanation，“断交”表 rupture等。上述新词汇，虽然都是由汉字荟萃而成，却非传统中国语文所固有的。据学者研究，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多达800多个。如“一元论”、“二重奏”、“反革命”、“共产主义”等都是。这些现代汉语外来语都是通过留日学生引入进来的。这些外来语的引入，对中国的文章体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现代汉语词汇中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

如果说留日学生的贡献是输入日语词汇，那么留美学生的贡献则是发动文学革命。这场文学革命的先驱是胡适等留美学生。1917年1月，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改良文学须从八事入手，这篇文章被称为“文学革命的第一次正式宣言书”，接着陈独秀于2月份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

留学生不仅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而且在早期文学家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列举一部分：

留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郑伯奇、夏衍、欧阳予倩、丰子恺、穆木天、冯乃超、朱镜我、胡风周扬等。

留美：胡适、陈衡哲、冰心、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美、德）朱湘、徐志摩（美、英）、许地山（美、英）、洪深、熊佛西等。

留欧：戴望舒（法）、李劼人（法）、巴金（法）、李金发（法）、艾青（法）、王独清（法）、老舍（英）、朱自清（英）、丁西林（英）、钱钟书（英、法）、刘半农（英、法）、宗白华（德）、冯至（德）、聂绀弩（苏）、韦素园（苏）、曹靖华（苏）、蒋光慈（苏）、李健吾（法）、梁宗岱（法）、朱光潜（英）。

出身不同国度的留学生，将各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如写实主义、浪漫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

除了以上几个领域以外，留学生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经济上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辛亥革命以来，在留学生当中既出了几代革命领袖，也出现过拥兵作乱的军阀，既产生了许多爱国的实业家，也产生过卖国求荣的汉奸。但是总的看来，绝大多数人还是那些为祖国近代的事业而献身的人，他们当中有的成了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和教育家，同样的，更多的还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终其一生而默默耕耘的人。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志强 副教授 王瑞华）

第二篇：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当代中国选择了社会主i义市场经济之路。这将是一个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制度创新过程。然而，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以某种内在的机制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如何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扎根结实，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跨世纪的研究课题。

在这一问题面前，如果不考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单纯地将“拿来主义”的方式视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捷径，那将是十分短视的。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的建构必须以其传统文化的土壤为根基，任何一个经济行为主体所做出的选择必定要受到文化价值观的规范。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在旧有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社会整合机制、伦理道德等都将产生复杂的变化。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逐步确立于中国社会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必须回答：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对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将会产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尝试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新发展观：文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发展

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目的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从这一点出发，许多经济学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建立的必要性与前提条件。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忽略的恰恰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的被植入，而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漫长历程。他们更多地看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共同表象一一经济主体多元化、交易自由、平等竞争等等，但却没有深究隐含这些共同表象之下的一个决定因素一一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所由以产生的内在的经济技术条件和人文条件。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在探讨和研究市场经济问题时，遵循的往往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思维方式，而忽视了对中国现实背景的考察。在这种理论里，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均被视作外生变量而不予考虑，经济行为主体只作为“经济人”出现在市场体系中，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去完成其“最大化行为”，而行为主体复杂的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则统统被舍弃。这种分析方法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缺乏一种对于发展中的主体—一人的全面考察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透视。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的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在整体性问题上说服力不强，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尤其是在用以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深厚、历史悠久的大国的发展问题时，更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西方发展理论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演变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因素—对特定发展主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进行透视，以期发现更为深刻的发展规律。发展观念的重大转变过程正在来临。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能动作用。在这里，文化因素正是发挥了上层建筑的作用。事实上，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进程的决定因素都是极为错综复杂的。

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片面曲解唯物史观的倾向，即总是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唯物因素，从而忽略了人在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发展过程中人的价值的实现。比如，在经济学研究中把市场与交换的出现看作是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而不去深究市场与交换的存在与发展的伦理道德基础。这样做其实恰恰违背了唯物史观的真正意义。他们忘记了，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同时也是人类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是人类文化的结晶。n

关于市场经济的人文条件问题，许多经典作家都曾做出过精辟的论述。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自爱、同情、追求自Ek,的欲望、正义感和相互交换的倾向等就已经被视作市场经济秩序必不可少的伦理道德基础。马克斯·韦伯在他的东西方诸大宗教的比较研究中，则突出地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宗教价值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立性与自发性，因此理性精神与物质质料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缺乏一种理性精神和动机力量的情况下，即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性条件也不能被有效地运用于理性的经济目的。现代资本主义只有在质料和精神一一结构性支持和规范性支持—都已出现时，才能求得发展。上述这一基本思想贯穿着韦伯整个庞大的比较宗教研究体系，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等代表作中。虽然韦伯本人对东方宗教与伦理(尤其是濡家伦理)的论断失之偏颇，但他确实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化要素。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仍然极富现实意义。

至此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市场经济的产生和运行有其内在的自然秩序，这一内在的自然秩序是物质质料和理性精神要素所决定的各种约束条件共同起作用的内生化过程的产物。这个“内生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切因素间的相对的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文化因素对于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不同的文化背景，将使产生于不同社会环境的市场经济表现出不同的特色的自然秩序。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依赖于文化积淀的擅变，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精神要素作为有形制度体系的基础，那么市场经济体制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只有当经济发展理论完成了将经济、技术才制度、政治、文化等诸因素“内生化”的过程之后，它才能准确地揭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把具有内在自然秩序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看作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仅仅是视作一种手段。从这样的发展理论出发，就可以发现，市场经济不仅有其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同时也有其文化基础和条件。在文化的进化变迁过程中，产生了规范人们行为和思维模式的价值系统和道德秩序，并成为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文化与伦理基础。而这种由特定的文化所决定的价值系统和道德秩序一经形成，便成为市场经济自然秩序密不可分的内在成分。

总之，不去冷静地和深入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民族心态，而是单纯地去谈论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起码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同时也是浅薄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放入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去考察。

第三篇：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接待方案

东城区关于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的

具 体 方 案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委员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求是《小康》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定于2009年10月23日—26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根据主办方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的安排（文件附后），东城区经研究，提出《东城区关于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涉及主要内容

东城区参与此项活动共涉及三个活动：区领导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词；组织落实在东城区参观考察活动；参加分论坛并做主题发言。

二、具体方案安排

（一）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词

举办时间：10月24日（星期六）上午8：30至12：00 1

举办地点：北京友谊宾馆

主要内容：由区领导出席“论坛开幕式及大会主题报告”会议，并在会上致词（致词制作中、英文PPT），区政府办、区旅游局、安定门街道办事处、交道口街道办事处、东四街道办事处、区新闻中心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随同区领导出席开幕式。

（二）组织落实在东城区参观考察活动

突出通过参观考察点的多元化、多样化，向与会代表展示我区在社区文明休闲街区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成果。

集合时间：10月25日（星期日）下午13：30 集合地点：北京友谊宾馆 参加人数：120人左右 考察线路：（半天）13:30 北京友谊宾馆出发

14:10 南锣鼓巷南口，步行参观南锣鼓巷文化休闲街区，沿途欣赏“第四届南锣鼓巷胡同文化节”上的民俗表演、茶艺表演和创意产品展出等内容

15:30 参观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并观看国子监内社区文化活动和孔庙内国学班学生表演三字经

17:00 参观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及群众文体活动 18:00 结束在东城区的参观考察活动。

（三）参加分论坛并做主题发言 举办时间：10月26日（星期一）上午

举办地点：北京友谊宾馆

主要内容：举办“国民休闲的畅想与畅议”（以社区休闲为例）主题分论坛会议，区旅游局、十个街道办事处的主管领导参加“国民休闲的畅想与畅议”会议。与会专家学者观看《紫禁之东》宣传片；区旅游局的领导做主题发言，发言内容涉及东城区总体资源介绍、休闲与休闲社区建设的关系、休闲环境和特色街区建设的打造与成果、前景规划、存在的问题，并以安定门街道、东四街道、南锣鼓巷为案例，具体介绍社区文化休闲产业发展思路、现状与问题；发言制作PPT，配有图片；与会专家学者结合东城区主题发言与参观考察情况研讨。

三、组织领导与职责分工

（一）成立活动筹备小组

为切实组织落实好东城区参与此项活动的各项内容，东城区成立参与活动筹备小组，由区政府办总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包括区旅游局、区文委、安定门街道办事处、交道口街道办事处、东四街道办事处、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城管大队、区新闻中心。筹备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旅游局。

（二）各部门职责分工

区政府办负责活动的总体协调；负责安排与陪同区政府领导参加活动，负责区领导致词的总体把关；

区旅游局负责活动具体方案的制定；负责协调主办方提供工作证件及车证、代表证件样本；协调参观考察活动的具 3

体组织实施；负责代拟区领导致词和准备参与“国民休闲的畅想与畅议”的主题发言稿；负责宣传品的收集与提供；

区文委负责具体落实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参观活动的组织实施，包括协调安排参观、解说等；

安定门街道办事处负责提供安定门街道文化休闲社区建设的文字介绍与图片；负责具体落实在国子监街地区考察活动的组织实施，包括组织群众文艺表演队伍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门前进行表演；组织国学班的学生在孔庙内表演三字经；在国子监内设臵手工艺品编织、传统工艺品、民间收藏等展位；

交道口街道办事处负责提供南锣鼓巷文化休闲街区建设的文字介绍与图片；负责组织代表参观考察南锣鼓巷活动的具体实施，包括组织与会代表由南口向北口步行参观南锣鼓巷休闲街，街道负责人陪同与会代表参与“第四届南锣鼓巷胡同文化节”；

东四街道办事处负责提供奥林匹克社区建设的文字介绍与图片；负责组织代表参观考察奥林匹克社区活动的具体实施，包括组织与会代表参观奥林匹克社区公园雕塑、博物馆及公园内群众文体活动，街道负责人陪同并安排解说；

公安分局负责参观考察涉及地区安全保障工作； 交通支队负责参观考察沿线内的交通停车、秩序疏导工作；

城管大队负责参观考察沿线的环境整治；

区新闻中心负责协助做好活动的摄影、摄像资料的留存 4

工作等。

四、相关情况说明

（一）相关证件与发放。东城区共需10张请柬，50张工作证，主办方定于10月22日（星期四）送到区旅游局；10月24日开幕式无需车证；10月25日在东城区考察活动，车证为自制A4纸打印“10.25”字样；相关请柬与工作证件由区旅游局发放相关单位。

（二）人员车辆安排。在东城区的考察活动，预计涉及国内外与会代表共120人左右参加，安排3辆金龙车，1辆考斯特。

（三）宣传品准备。由交道口街道、东四街道分别准备150份宣传品，并于10月21日（星期三）前送至区旅游局，由区旅游局转交主办方。

（四）参与活动安排。参加论坛的通知由区旅游局拟写并通过政务网发十个街道办事处；涉及在南锣鼓巷、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院、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的参观考察活动，细化内容与流程由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

活动筹备小组办公室（区旅游局代章）2009年10月19日

附：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的安排；

2、开幕式议程。

第四篇：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

党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一选择是我们党在革命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先进性、引领中国社会实现变革进步的结果。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过程中继续保持先进性，不断引领中国社会走向成熟、完善。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教育活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积极探索实现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效途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是引领中国社会不断进步、不断成熟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社会实现变革进步的先进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具有其他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正是这种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才使中国社会近现代历史产物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实现变革进步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领导中国社会实现革命与进步的力量。面对中国社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要求实现“独立”与“富强”的两大目标，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提出了改良政治和“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政治主张，但他们失败了；中国的农民阶级借助西方的“上帝”而实行一种农民“乌托邦”式的政治主张也失败了；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提出并实施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破产；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百日维新”运动遭到了地主阶级顽固派的血腥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仍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华民族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选择了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这个先进的阶级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先进、有力的思想武器的指导下独立地登上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中国的社会革命就在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不断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追求变革进步的选择，是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结果。中国近现代社会中，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向西方学习，他们追寻着，比较着，踏着前人的足迹，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一次比一次深刻：从“睁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以治夷”再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从“中体西用”到政治维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革命；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再到科学社会主义。满怀救国救民热忱的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找到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从而使中国社会在追求变革进步的进程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争取解放的先进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而找到的指导中国革命的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使全国各族人民有了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证明中国人民在寻找代表中国社会未来前进方向的水平上有了一次质的飞跃。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走上了胜利的道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追求变革、追求进步的共同愿望才得到了实现。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实现革命与进步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战斗力最强；特别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优点决定了它是中国社会实现进步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先进觉悟阶层，它“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证明，我们党是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突出表现了先进战士的作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

保持先进性是党取得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

中国社会政治领域里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提供了深厚的合法性基础，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要求进步的愿望得到了一次质的实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推动中国社会变革愿望的实现，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与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先进性的结果，也从实践上证明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中最具先进性的政党。保持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社会其他政党不具备的先进、彻底、正确的革命纲领，体现了党的先进性，起到了号召教育人民、聚集组织阶级队伍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总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分别在党的二大和七大上，制订了党的最低纲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和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实现人类理想的最高纲领，中国人民开始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实现了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要求变革的愿望。

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在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先进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强调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并掌握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与规律，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保持了党在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先进性，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吸引、吸收、聚集了一批又一批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而牺牲的先进战士，保持了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高举先进的、彻底的革命纲领的旗帜，吸引、吸收、聚集了一批又一批自愿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的先进战士。这些先进的阶级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承认党的纲领，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努力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确保了党的成员具有为革命而冲锋陷阵，勇于为革命而不怕牺牲的先进性，具备了严格的组织性、严明的纪律性。针对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领导中国革命的客观现实和存在大量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等影响党保持先进性的问题，我们党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强调共产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更要思想上入党，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使党员在共同的理想信念的基础上达到党在思想上的统一。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在组织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优良作风，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供了重要条件和评价依据。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关键所在。这些优良作风的形成表明了党在思想上的成熟，从而为党保持先进性提供了前提条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生活、调整党内关系、实现党的团结、加强党内监督、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党正是通过这种积极正确的思想斗争方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确立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和方针政策，并使全党在此基础上达到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坚持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也是党的力量源泉所在。我们党正是形成并坚持了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才使党的先进性具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并在中国革命中得到充分发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是党凝聚人心、克敌制胜的法宝。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党为实现宗旨而不畏艰难、奋斗不息的先进性的生动体现，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充分认识到党的伟大与先进。

先进性建设是党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实现进步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党通过制订、宣传和实施自己先进的纲领和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利用自己先进的指导思想整合自身的资源，在实际的革命和建设中锻炼和造就了一批极富个人魅力的领导人，获得了大多数人民群众对其执政的认可与支持，取得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资格，拥有了深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党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无与伦比的先进力量。随着中国社会日益由一个依靠战争胜利取得合法性基础来源的社会要求转向一个依靠民主法制来取得合法性基础来源的社会，即由一个理想型的、不成熟的社会形态要求转向一个理性的、较为成熟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更需要一种先进性的力量来引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迫切要求国家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全面快速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无可替代的选择。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切实需要以满足中国社会进步要求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就来夯实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以永葆先进性为内容的党的建设就必须成为党引领中国社会实现进步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引领中国社会初步实现了不断进步的愿望。她领导着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她领导着人民解决了历史上任何统治者都不曾解决的人民的温饱问题，并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她领导着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基础上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达到了世界前列；她领导人民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人民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空前活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不断完善、不断成熟。惊人的建设成就拓展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提升了中国社会要求在党的引领下不断进步的愿望。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指明了中国社会在实现完全独立后要求实现真正富强的伟大目标，我们党的阶段性纲领则为中国社会实现真正富强的愿望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动路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既是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最高纲领，也是中国社会、中华民族要求实现富强目标的必然选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内容完全寓于党的伟大理想之中，在实现党的最高纲领的过程中，完全包括了实现中国人民富强梦想的真实内容，党的最高纲领具有真实的意义，是伟大的理想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完全统一。正是有了党的最高纲领，中国社会在实现了深刻的变革之后的建设才有了明确的目标，才有了引导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才有了党巨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下与时俱进、与势俱进，不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新的高度，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飞跃，引领着中国社会思想领域里的新发

展。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从党的队伍现状出发，在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体现时代要求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它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样一个党的问题，重在完成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明确并提升了执政党意识。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努力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去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取得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和正确的经验总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面产生了多次质的飞跃，引领着中国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党员素质不断提高，党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实现进步的力量更加坚强有力。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迅速拓展，党作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代表者队伍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任务的重新明确，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迅速增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等党的优良作风的继承发扬，使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日益提高，党内生活充满活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突出；严格新时期入党标准、党对生产力标准的提倡和党内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视，党员的质量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升，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全党近7000万名党员是中国社会一支无可比拟的力量；大力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使党员的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积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激发。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她正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先进性的力量，积极引领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一种不成熟、不完善的形态向成熟、完善的形态迈进，向着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前进。

积极探索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效实现途径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善于领导革命的党；既要建设，就要有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远保持先进性的党。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充分证明了的一个真理。不断推进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为内容的党的建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核心问题，是其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在党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由革命战争环境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建设环境再到市场经济时期的建设环境的巨大变化和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在没有了严酷的斗争环境制约和对党员进行自然淘汰的条件下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永恒课题。同时，他强调指出，要努力探索使广大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

机制，为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教育活动，深入探索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效实现途径指明了方向。

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是从宏观的制度层面，即从完善党的建设的制度架构上解决问题。制度的作用是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保持党的先进性不能期望通过一次两次集中教育解决所有问题，而要着眼长远，把抓好集中的学习教育活动与做好经常性党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加强党员的学习教育与强化党员管理和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与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着重发展党内民主，完善党内决策民主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健全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机制，强化党内与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党员个人及党组织的监督作用。

保持党的先进性要注重从中观的运行机制层面，即建立保持党组织先进性的长效工作机制上解决问题。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是贯彻好执行好党的先进性建设制度的关键所在。保持党组织先进性的长效工作机制要在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制度框架内，以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各项制度的长期有效运行为目标，结合不同党组织建设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首先建立长效的责任机制，重在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建立长效的党员学习教育机制，切实提升党员素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建立长效的党员管理监督机制，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真正体现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建立长效的党内民主参与机制，确保党内决策的正确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解决有禁不行、有令不止的问题。建立长效的党务公开机制，加强党内与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党员个人及党组织的监督。

保持党的先进性要切实从微观的党员的具体行动层面，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上解决问题。党员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基础，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实现。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从基础抓起，高度重视解决作为组织细胞的党员的先进性问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既要着重发挥党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又要服从服务于党的制度、机制环境。树立并坚持崇高的理想信念，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树立学习理念，切实做到清晰党员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提升素质、增强本领、做好工作。确立服务意识，转变工作态度，提高责任感、使命感，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坚守岗位，勤政敬业，敢想敢干，努力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遵纪守法，讲政治，讲团结，维护大局，做到令行禁止。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朴素，奋发有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摆脱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五篇：海外留学生对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影响

海外留学生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团体的关系

摘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开启了新篇章。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团体，而其最大推动者就是海外留学生。海外留学生在辛亥革命期间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建立大大小小的革命团体，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进程，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辛亥革命 海外留学生 革命团体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之后大批留学生出现，远赴欧美以及日本等地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思想，有力地冲击了当时闭关自守的封建制度和落后守旧的社会风气,。在推动之后的辛亥革命中，留学生是一支重要力量，为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4年，华兴会与光复会亦先后成立于长沙和上海。1905年7月，三者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一场空前的革命正在孕育之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谱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新篇章。湖北军政府即于１１日在武昌宣告成立，拥戴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至此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篇章。

今天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不能忘记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不能忘记为中国民主进程做出重大贡献的留学前辈，更不能忘记一代又一代留学人员为振兴中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所做的艰苦努力。

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饱受弱国子民的屈辱，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用暴力手段改变现存的政治体制，促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逐渐成为广大留学生的共同目标。

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一大批思想先进的留学生紧紧追随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为反帝、反封建奔走呼号。辛亥革命期间，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积极投入于这场推翻帝制的伟大斗争，他们组织革命组织和爱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方案，回国发动革命斗争，举行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革命宣传，同时也组织革命团体，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并且当时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几乎都是留日学生。为了革命，许多留日学生放弃学业，回国进行革命活动。留日学生们在国内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如黄兴、宋教仁在湖南组织了华兴会；陶成章、徐锡麟在江浙组织了光复会；1906年2月，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日知会，注重在学生、新军和会党中灌输新知识和革命思想，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7年七月，刘揆

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吴春阳、陈独秀在安徽组织了岳王会；井勿幕在陕西组织了同盟堂；胡瑛、曹亚伯在湖北组织了科学讲习所；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1）

其中光复会是著名的革命团体，但如今人们较多地强调日知会、共进会、同盟会等的作用，而常常忽视了光复会作出的贡献。辛亥革命前，光复会在浙江的绍兴、杭州和上海均设有秘密指挥机关。浙江的光复会员除来自会党外，相当数量是新军中的官兵，他们是后来浙江独立的主要力量。光复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设在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的锐俊学社内。光复会在清末存在了8年，它始终以推翻满族建立的封建统治为己任；其领导人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的斗争活动虽存在一些不足，但大节无亏，为了推翻封建统治他们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爱国者。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是不可抹灭的。

孙中山曾这样高度评价留学生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本党以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全国统一的大效果。”（2）大批留学生毅然投身于革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辛亥革命的先锋和骨干力量，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多留学生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即使被捕就义依然是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参考文献：(1)《辛亥革命和留日学生》 王晓秋

（2）《人民日报》海外版 第五版 海外传真•美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