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金融40人论坛-新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政策的挑战
新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政策的挑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阎庆民)
上海金融创新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新金融业态已经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以下我就新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政策的挑战谈两点看法。
新金融正在蓬勃发展
所谓新金融,是相对传统银行而言的,是继合作金融、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之后发展起来的、不吸收公众存款的集合型金融交易形态,主要包括为弥补传统金融服务局限性而日益兴起的、具备金融或准金融功能的子市场、组织、工具、模式等新兴金融业态。随着我国实体经济金融需求不断多元化,以及金融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新金融展现出旺盛的创新动力和极强的发展活力,已经呈现出“五大一兴”发展格局。
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壮大。随着企业集团化、产融结合化、融资多元化等的不断推进,包括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以及财务公司在内的六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相当迅猛,到2012年末,六类机构数总资产达12.29万亿元,同比增长47.24%。目前,这一趋势仍远未结束。
证券基金市场空间明显放大。当前,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大资管时代。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管理规定、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证券基金创新创造了制度性机遇,可能对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和格局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保险资金运用范围显著扩大。这几年,保险资金投资限制已大大放宽,投资操作自主权正越来越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均已纳入保险资金投资范围,境外投资范围已进一步扩大,而且投资门槛正不断降低。今年2月,重新启动保险业资产管理产品试点之后,银行、证券、保险同台竞争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互联网金融发展前途远大。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互联网金融,因为具有受空间和时间约束小、交互性和便利性强等比较优势,正深刻地改变着金融业态。传统金融机构正利用互联网金融,形成新的营销渠道、新的业务整合平台、新的产品服务开发基地。运营商、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电子商务企业、设备制造商、清算机构等,正争相挤入互联网金融生态圈,已逐步形成一个引人瞩目的产业集群。依托于互联网的新资金平台,如人人贷(Peer-to-Peer)、众筹融资(Crowd Financing)等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类金融服务范围越发广大。截至2012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6080家,贷款余额5921亿元;融资性担保公司数量达 8590家,担保余额为1.46万亿元;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估计达1万家,资产余额约1万亿元;预付卡等类金融产品发展十分迅速。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服务的外延将进一步扩展,类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发展空间值得预期。
此外,民间金融发展也呈现出兴盛势头。近年来,江浙沿海一带以及内地部分地区民间借贷活跃,出现了一些新的金融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正规金融体系的补充作用。
新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的四大挑战
新金融的发展,一方面对于建立功能齐全、结构合理、服务高效、安全稳健的现代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对于引导社会资金更加方便快捷地对接实体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风险产生源头、衍变路径、传染速度、波及范围、影响大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可能对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机制带来“四大挑战”。
新金融发展对监管统一性的挑战。传统上,金融风险主要呈现出离散的“点状”分布。与之相对应,金融监管也注重单个机构或者同类机构的“单点”管理。随着新金融的发展,风险跨机构、跨市场、跨时空关联和传染的可能性显著上升,逐渐呈现出“网状”分布特征。这对监管的统一性提出了“三个更高”的要求。一是对跨种类金融机构统一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证券、保险业的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渠道不断拓宽,各类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交叉和关联程度不断提高,导致联系更为密切,依赖程度上升。对那些机构种类不同,但是从事相同性质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统一监管标准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二是对跨市场金融活动统一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金融机构积极尝试参与综合经营,可能促使跨业产品的进一步发展,跨市场金融活动进一步活跃。这不仅是对既有分业经营市场格局的突破,也越来越需要加强对同一金融业务跨市场发展的统一监管力度。三是对跨时空交易统一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互联网金融横跨诸多领域,现代科技支撑的金融交易超越时空限制,仅在数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变更交易对手、改变市场走势,已经绝非天方夜谭。这很可能轻易将原本属于不同领域、不同地域、不同时空范围的机构和市场相连通。6月份我国出现的流动性短期突然紧张形势,已经敲响了警钟。这就要求监管当局在客观准确评估其潜在风险的基础上,不仅在同一领域、同一地域相应延伸监管范围和方式,还需要高度关注跨国界范围内统一监管标准问题。这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金融发展对监管协调性的挑战。银行、证券、保险业各自具有不同的经营和风险特征,监管标准自然会有所区分,但新金融在这其中造成的监管套利和监管成本问题不容忽视,对提高监管协调性方面提出了“两个更重”的责任。一是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责任更重。当前备受关注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集合理财计划、证券投资基金等业务,从法律上都是资金的集合,从业务性质上都是受人之托、代客理财,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分别具有不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持续监管要求。如何对这些业务加强监管协调,避免监管规则、监管行动、监管力度不一致引发监管套利问题,已经成为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另外,还有一些第三方理财未受到监管。例如,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金额起点为5万元,保险投连险新单趸交保费最低为3万元且没有投资人数限制,保险公司的集合产品、信托产品和基金管理公司专户产品投资者人数不超过200人。这些均易引起监管套利并影响市场秩序,需要切实引起高度重视,增强这些方面的监管协调性。二是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调责任更重。如在融资担保、小额贷款、民间融资等类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地方对这些类金融活动的监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部分地区民间金融活动失范,加剧了资金链断裂风险,有的甚至引发非法集资问题,而且往往涉及多个地区、多种作案形式。这就需要根据新金融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事权与责任,加强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监管协调。
新金融发展对监管前瞻性的挑战。近年来,新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银行以存贷款为主的金融交易模式,金融交易中的投资和投机属性大大增强,这也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广大金融消费者在获取相对更高收益的同时,风险承担意愿和能力并没有相应提升,国家的隐性担保责任被进一步放大,对监管的前瞻性带来了“两个更大”的压力。一是前瞻发现风险的压力更大。当前城投债、信托计划等金融产品普遍实行“刚性兑付”原则,承诺保本保收益,金融消费者也已经习惯了此类隐性保证的存在。而非法集资参与者,也以“绑架”社会稳定相要挟,倒逼政府提供类似隐性担保。这种局面之下,金融交易各方都很难有主动暴露风险的压力,明显加大了监管方面识别、监测风险的困难。二是前瞻释放风险的压力更大。当前,相关隐性保证的存在,以及其他多种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涉众性金融交易的参与者很难树立“买者自负”意识,风险防范和处置的意愿不足,能力也可能不够,导致小的风险难以释放,风险不断积累进而加大金融体系的固有脆弱性。一旦宏微观环境发生变化,个体流动性不足,可能触发兑付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近年来,部分地区处置非法集资遭到很多参与者的抵制,事后处理起来很难,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对此,应当未雨绸缪,只有在看似无事时深忧,才能做到真正有事时不惧。
新金融发展对监管平衡性的挑战。新金融具有创新能力强、风险偏好高的特性,给监管平衡性带来了“两个更难”的挑战。一是维护创新活力与管控风险压力更难平衡。新金融是在传统金融服务细分领域或空白领域成长起来的,要注意积极鼓励创新,预留产业发展空间,促使新金融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由于其风险更具结构上的复杂性、触发上的敏感性、爆发上的系统性,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行业秩序混乱、对整个行业造成打击。例如,部分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的互联网金融活动,如不审慎监管,不排除部分业务蜕变为非法集资的可能。因此,在新金融领域把握好这个平衡,比传统金融领域要难的多。二是监管力度的把握更难平衡。新金融业务很多是新事物,既有创新活力强大的一面,也有行业发展整体脆弱的一面,监管对新金融整个业态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人人贷的监管,明显推高该平台的法律成本,就导致了大量小型人人贷公司关闭。这就对新金融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艺术性要求。
新金融本身是快速“动态”发展的,金融监管也要积极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新金融能够蓬勃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持,也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篇:中国金融40人论坛-当前中国政府应采取怎样的金融政策组合
当前中国政府应采取怎样的金融政策组合
当前,中国政府在金融政策的选择上面临诸多两难。
两难之一,体现在影子银行体系挤泡沫、去杠杆与防范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取舍。谁都知道,当前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的银行同业业务在内)隐藏着较大的风险,且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与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可谓错综复杂。如果不能及时地对影子银行体系进行治理,使其透明化并降低商业银行的高杠杆率的话,随着风险的继续累积,未来爆发的危机可能更为严重。但如果现在就开始挤泡沫的话,一旦个别影子银行产品违约,其可能引发大规模震荡的不确定性,又困扰着监管当局。
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究竟应由谁来负责挤出影子银行体系的泡沫,央行还是银监会?这两家机构之间是否应该有恰当的政策配合?迄今为止,笔者并未看到两家机构之间在此方面有令人赞赏的合作。为促进商业银行约束影子银行业务,央行从2013年年中起,开始维持银行间流动性市场上的较高利率水平。同样,为促进商业银行规范其影子银行业务与同业行为,银监会在2013年出台了8号文,并且市场一直传闻银监会将会出台更严厉的9号文。如果央行与银监会各扫门前雪,都用霹雳手段来敦促商业银行去杠杆,那么两股力量的叠加是否会导致影子银行泡沫的无序崩溃?至少,市场上一直流行着这一担忧。
两难之二,在于央行维持较高利率水平,与更高利差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之间的政策冲突。如前所述,为促使商业银行主动降低杠杆率,央行可以在流动性市场上维持较高的利率水平。然而,由于目前央行仍持续干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导致非抵补利率平价在中国并不成立,这为国内外主体的跨境套利行为大开方便之门。较高的国内利率水平导致大量境外资金流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央行维持高利率水平的努力,或者说,让央行维持高利率水平的举动变得更为困难,或效果更为疲弱。
换句话说,央行正面临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与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正如笔者去年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两篇文章所指出的(“人民币不宜强行升值”,2013年6月26日;“人民币单边升值周期行将结束”,2013年12月23日),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弹性,与之前比甚至有所下降。央行过去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恐惧症,似乎正在转变为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恐惧症。由于央行仍在设法维持人民币兑汇率的相对稳定,这就必然会以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损失为代价。例如,目前央行在人民币基准利率问题的决定上,除了要考虑国内通胀水平变化外,还必须考虑基准利率变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这就导致人民币基准利率在2014年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左右均有所掣肘。两难之三,在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国内影子银行体系去杠杆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与效应叠加。假定央行目前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随着国内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逐渐暴露,以及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短期资本流入的下降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为贬值预期,而汇率运动预期的转变将会加大短期资本流出的规模,这又会导致银行间流动性市场的利率水平进一步飙升,从而使得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去杠杆压力。如果处理不好,这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笔者的担心是,当前央行是否能够应对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冲击。央行在2012、2013年表态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在国内影子银行体系风险上升、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一旦放开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中国很可能面临较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出。短期资本流出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出,这又可能加剧国内银行间利率水平上升,从而加快影子银行体系的调整。央行有勇气在2014年显著加大资本账户的开放吗?央行有能力应对资本账户加快开放之后的不确定性吗?2014年上海自贸区会给现有的资本账户管理体系开一个怎样的口子?市场正拭目以待。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政府无论实施哪一项政策,都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与阻力。正如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所言,有多少政策目标,就必须有多少政策工具。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必须实施一整套相互配合的宏观与金融政策组合,以达到既加快国内影子银行调整、又避免爆发大规模金融震荡、同时避免短期资本大进大出的目的。笔者建议,当前中国政府应采取如下金融政策组合:
第一,在挤出影子银行体系泡沫方面,央行与银监会应该加强配合。银监会应适时推出9号文,而央行应该通过适当降低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的方式来配合。不难判断,9号文的推出将会显著加大商业银行的调整压力。如果与此同时银行间市场利率处于过高水平,这可能引发商业银行的过度调整行为。因此,为配合9号文出台,央行可以适当地通过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者加大逆回购力度的方式,将银行间市场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上。通过如上政策配合,央行与银监会既可以实现降低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的目的,又将商业银行调整行为对市场的冲击降低至可容忍的程度。
第二,央行应该尽快降低对人民币汇率的日常干预,与此同时应显著增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过去几年来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快速升值,使得中国过去三年来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率均低于3%,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水平已经相当接近于均衡汇率水平。因此,当前是中国央行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的绝佳时间窗口。如果央行不这样做,而是继续坚持干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格,这很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由过去的低估转为未来的高估,而一旦人民币汇率水平高估,就会为将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短期资本大量流出、国内银行间市场利率飙升埋下伏笔。
不过,一旦当前央行降低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干预,在目前的国内外宏观金融形势下,短期资本可能出现首先大规模流入、随后大规模流出的局面,这既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也会造成银行间市场利率发生异动、加大央行进行冲销的压力。为避免发生这一局面,央行应该收紧对短期资本异常流动的监测与管制。尽管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开放资本账户是大势所趋,但在目前国内外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金融市场上影子银行体系调整会加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暂时性收紧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其利远大于其弊。
中国政府是否应在当前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曾是2013年国内最火热的政策辩论之一。作为反方,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在经过反复、客观、理性的辩论之后,正反两方的意见越来越趋同。双方均认同应在中国资本账户逐渐开放的过程中,仍应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事实上,这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趋势所向。总之,下一阶段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应该加快消除价格扭曲与加快应对金融脆弱性,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维持资本账户的适当管制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第三篇:对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的评论
对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的评论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3-0212-01
二十一世纪是以“媒体”为核心的时代,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加快了传播信息的多元化,伴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本文主要通过对新媒体发展以及新媒体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分析。
媒体从诞生到现在,它的发展和成长过程,是具有历史性的,在当今中国新时代发展下,新媒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国媒体行业的规模目前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是世界上媒体产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使用电视以及应用互联网的用户占据全球排名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我国未来发展前景必定广阔,定会成为世界媒体强国,因此,我国新媒体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疑是重要的。
一、新媒体的发展
新媒体(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1],“新”媒体是伴随着“旧”媒体的发生和发展而不断变化,是相对应的,新媒体形态多种多样,在传统媒体和新技术的支持下,新媒体主要包括: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网络媒体、手机电视、无线通讯,卫星、数字杂志以及数字广播等。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积也比较广,而且很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我国新媒体的发展就目前来说已经相对成熟。计算机是媒体传播的主要途径,如图中所示,2010-2014年互联网上网人数数据统计,中国网民占人口总数的一半,2014年底,网民人数已达到64875万人,新媒体的发展已经覆盖半个中国。
新媒体改变了人们接受讯息的方式,它可以随时让人们关注新闻热点。改变了传统模式下固定看电视或者听广播的形式,同时,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起着关键的作用,人们可借助这些舆论,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新媒体时代已经全面到来。
要知道,新媒体并不是新型的媒体形式[2],而是其准确的将技术、形式、理念进行统一革新,新媒体作为媒体而存在,必定有一定的生命力,具有其一定价值,视频媒体贯穿着我们的生活,因此,新媒体这个时代的宠儿,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和传播者上传信息的真实度以及不良信息的发布给新媒体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使得个人隐私以及一系列问题出现,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新媒体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带来了困难和挑战。
新媒体传播的“无障碍性”是其在发展过程中首要面对的[3],一些腐朽的文化思想、违反社会公德的讯息以及色情传播内容给新媒体带来了负面影响,加大了人们道德教育舆论导向的难度,减弱了传统思想道德教育效果,给人们的道德进步增加了难度。冲击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有很多人会很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形成之时,容易受到消极舆论的指引而走向极端。
在媒体空间里,新媒体的真实性没有办法保证,那么长时间在这种虚拟性的状态下生活,人际信任危机势必会影响到现实的交往,导致现实交往中对他人真实性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到自己与他人人际关系的建立。面对新媒体挑战,特别是在道德教育方面,要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对新媒体工作得到更多的认知。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主要增强了人们的好奇心以及对新鲜事物的探索,这才使得新媒体能够广泛地被使用和推广,实际上,我国新媒体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网络水平差、媒体技术意识淡薄,观念更新不强等众多不足之处。因此,提高媒体素养,更新、熟悉媒体才是迎接新媒体时代挑战的重要措施。
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带来的机遇
新媒体是通过数字技术将讯息传递给广大人民[4],人们可借助新媒体来发现、挖掘大量的信息,搜索人类在世界中做出的一切显著事迹,传播他们正确的思想以及理论,从而获得改善,搭建人们辽阔的理论和实践平台。同时,新媒体的灵活性也丰富了人们的道德教育,在新媒体时代,手机、微博、网络论坛、贴吧都是以其灵活性的特点来显示其独特优势。新媒体能够在相对比较简短的时间里,通过文字信息,图片信息或者相互交流的方式,把内容传递给外界,使其传播方式更直接、深入。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把传统媒体打破,改变为自由提升的状态,在网络新媒体上,不同层次的人们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下,自主的浏览消息,在主动探索新内容的过程中使得道德教育提升。
新媒体的传播技术打破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从本质上改变了交往方式,那么在交往中一些重要的社会特征,例如相貌、年龄、身份等都被掩盖。这种虚拟性可以将人们内心的苦闷等都倾诉出来,降低人们的心理防御能力,能够无所顾忌的进行交流,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面对日益进化的新媒体信息潮流,加快新媒体信息的生产,加强对新媒体信息监控,增强其实效性,新媒体的出现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消除了戒备和隔阂,给人们平等的感觉,构造了相对轻松的氛围,深入人们的心灵世界,达到了良好效果。
结语:
在新媒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下,在我们传播方式多样化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许多新问题以及新挑战,因此,必须补充所需的知识,增强思维,把握新趋势,实现全新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经过技术转变,社会民主推进,媒体必然会进入一个反客为主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媒体产业发展的引擎。
参考文献:
[1]徐振祥.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与挑战[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6):64-66.[2]周文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基于新媒体环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97-99.[3]何国强.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挑战与机遇[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26(9):10-11.[4]刘贝贝,方伟华.传统主持人在新媒体环境中的挑战与机遇[J].大众文艺,2015(5):172.作者简介:李云生,男,籍贯:河北省邯郸市,出生年月:1957.11.25.学历:大学本科
第四篇: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新闻传播形式的挑战
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新闻传播形式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各种新媒体的日益壮大发展,已对传统媒体形成了持续和强烈的冲击,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话语权也受到严峻考验。新闻传播是传统媒体第一责任,也是赖于生存的根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新闻运作该如何顺应潮流,正是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和困惑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目前,传统媒体在新闻运作中普遍遭遇的矛盾:
一、新闻消费习惯改变与传统新闻理念的矛盾
信息传播手段的变化必然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读报看电视听广播,这是过去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途径,如果把新闻信息看为一种产品的话,那么它的消费方式就是买报纸杂志或在特定的时间、区域看电视听广播。然而,当互联网迅猛发展起来之后,这一切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美国著名的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网络新闻比报纸在美国更受人欢迎。最受欢迎的新闻形式首先是社区新闻和全国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接下来排在第三位的就是互联网上登载的新闻„„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获取新闻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变化[1]。
在中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新的传播载体有它自身的传播特点,它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恰好迎合了人们某种心理需求。就微博而言,140字的限制,短平快;不求深入,只求大概;不求过程,只求结果。这与社会浮躁心理的契合度极高。新闻也成为一种快速的消费品,像只为赶时间填饱肚子的快餐,不求精致。
喜欢从微博上获取新闻信息的年轻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趋同性,在眼下信息过剩的时代,新闻信息的大小、重要与否其实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们关心的往往是自己关注的人都在关心什么新闻信息,这才是最重要的、与自己有关系的。他们只是通过别人的关注,借助别人的眼光来筛选新闻,这当然也是有效率最省力的方法。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载体,它的信息传播主要以个体为单位,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人人都是新闻的发布者和接收者”。与专业媒体的新闻产品其实存在很大的区别。
专业媒体有新闻的专业性要求,也有新闻传播的价值预期判断和理念的追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新华社调研就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用心走基层,用情写群众,深化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把火热实践作为报道的主题,把普通百姓作为报道的主角,真正做到为人民采写、为时代放歌。要坚持不懈地改进文风,写短文、讲实话、发有用的报道,以文风的有效改进,促进新闻报道水平的提高。[2]”
可是,当许多受众都习惯了只接受140字的简短信息之后,专业媒体的专业报道往往变成转发者断章取义的资料来源,变成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第一手材料。这是目前传统媒体面临的最大困惑之一。我们会奇怪地发现,在微博微信中,往往被广泛传播的新闻信息,基本上都是语焉不详的。新闻的要素,即五W+H都是残缺不全(What何事? 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故?How怎么样?),但就是这样的产品却依然会大受关注,被广为转发。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如何适应受众新的消费特点,是个待解的课题。“写短文、讲实话、发有用的报道”或许是不二的选择。
二、信息传播全面提速与传统运作模式的矛盾
200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改版被业界认为是新闻提速的成功范例:“新闻可以不断被刷新,不断被改写”已经成为“中国之声”的治台方略。30分钟为一个播报轮盘,在这30分钟里,当天的新闻要尽可能地涉及。对于一个新闻事件,记者捕捉到一个信息点就播报一个信息点,再捕捉到新的信息点,纳入下一个播报轮盘。没有新料,就把之前的信息点合并播出„„“中国之声”按栏目设置的编制完全打散,强化大编辑部、大采访部、大策划部,全“中国之声”共用同一个400人规模的采编后台[3]。
作为一个传统媒体,这已经是最成功的运作模式的改革,它付出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称的“不计成本”的代价。而对于其它基本上靠自负盈亏、靠市场经营养活自己的传统媒体来说,只能望其项背,谁也干不了“不计成本”的事!
即使如此,相对于新媒体,这样的运作速度还是落后的。新媒体的特点在于随时随地可以发布新闻信息,以微博为例,它由个体操作,以个体的眼光和角度,不必通过层层把关,只需用手机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发送出去,与传统媒体相对复杂的运作模式大不相同。除了严格的稿件审查制度外,技术的要求也远比新媒体复杂,而且传统媒体的新闻还是以定时定版面的方式发布为主,例如报纸有出版的时间、版面,广播电视也是通过固定时间的新闻节目来发布信息。即使是广播电视的直播活动,它也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使得真正的新闻事件的直播无法成为常态,许多大规模的直播活动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往往是那些已经多次排练的活动类事件,并非突发的未知结果的事件,其对受众的吸引力有限。
对于随时随地想通过媒体了解最新信息的受众来说,传统媒体显然难以满足要求。而且,由于新闻的管理部门大多未能适应新的舆论环境,在管理方式上观念落后,对于突发事件多采用封堵传统媒体的做法,而对于新媒体,例如微博、微信等却无能为力,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灯下黑”的状况,传统媒体经常出现对于本地突发事件的报道“失声”、“失位”的现象。“本地媒体对本地发生的重大事件装聋作哑,是本地媒体的耻辱,也严重妨碍了媒体业的发展。媒体不管怎样发展,它的本职仍然是传播新闻事件,行使社会监督功能。只有立足于这种最基本的职能发挥,媒体才能赢得读者的信任,并进而赢得市场”[4]。
由于个人发布平台时常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传播的信息又在转发中不断地出现信息的偏离,但却在第一时间满足了群众的信息需求,所以传播力很强,极容易造成社会舆论对主流方向的偏离。而这个时候,主流的传统媒体无论是出来“以正视听”收拾残局还是继续保持沉默,都难以获得受众的信任,由此,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会不断地受损,直接威胁传统媒体的生命力。
三、新闻评论个体表达与客观公正立场的矛盾
新闻评论历来被看作媒介的声音,社论、评论员评论、评论类节目等重型评论文体甚至被称为媒介的旗帜和灵魂,也是判断媒体的政治面貌和衡量媒体实力和视野的主要标尺之一,更是媒体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有力武器。《南方日报》就打出了“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口号;《南方都市报》更是以评论作为自己的新闻拳头产品,每天推出“社论”和“个论”两个专版。
20年来,各种媒体在新闻评论方面的大量投入促进了新闻评论的繁荣发展成为我国媒体的一个显著特点。已形成一个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及网络媒体的意见表达和传播系统,跨媒体合作和传播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新闻评论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
新闻评论的发展与民主社会的建设具有同步性,现代社会需要各种声音的争鸣、辩论,同时也给人们更多话语表达空间。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问题凸现,也需要媒体传递更多的意见性信息来解疑、释惑。伴随着媒体评论的竞争,有一些媒体依靠优质言论从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脱颖而出,配备自己的队伍和运作模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评论风格。比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建立了自己的评论员队伍,拥有一批名牌评论类节目和栏目。
同时,我们注意到,一些网络的意见也纷纷被传统媒体所引用,而传统媒体的声音更是网络传播的重要依托,这种相互的融合和互动有力地推动了新闻评论的发展,甚至一些原本在网络上传播的个人评论节目也被搬到传统媒体上来,例如:高晓松的《晓说》2013年在东方卫视播出;2013年**的《老梁据说》在浙江卫视、《老梁有话说》在陕西卫视播出。
新闻评论的兴起和受欢迎无疑满足了受众某些方面的信息需要。网络时代的传播媒体多了,传播的速度快了,传播的范围广了,信息量的爆炸性增长对于受众来说也是一种负担——选择的负担、甄别的负担、深入思考的负担。在信息庞杂、各种媒体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受众也需要媒体能够帮助他们对众多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选择和处理,以提高受众接受和利用信息进行决策时的效率。而新闻评论是通过了整合加工后的精致新闻产品,通过对庞杂信息的提炼加工再生出新的信息,新闻评论受欢迎往往还在于它的原创性和独创性,有助于满足受众对原创和独家信息的阅读需求。
而为了满足受众对独创性的需求,评论的“个性化”正成为不少媒体的追求。我们并不否认独立思考的积极作用,但为了“个性”而“个性”,只追求与众不同,往往又极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背离客观公正的立场。
在不少网络的重大舆论事件中,我们看到许多评论会被大量转发,而最受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偏激、极端,甚至断章取义的评论,容易吸引眼球,有的甚至为了表达某种情绪或意见,不惜编造捏造事实,这种不良倾向有蔓延之势。而传统媒体也深受其影响,有的传统媒体会不自觉的采信、引用网络不当的评论;有的本身向网络媒体“学习”,“语不惊人誓不休”,常出现惊人之语;有的失去立场,成为个人情绪宣泄的渠道。
或许,一时的痛快表达能换来眼球,但缺失客观公正的基础,媒体的生命力如何得以维持?在个性的张扬和客观公正立场之间,媒体正遭遇困惑。或许答案很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不少媒体会表现出急功近利的浮躁,深陷选择的泥沼不能自拔,这也正是传统媒体常常出现评论导向问题的症结所在。
四、信息碎片化故事化与社会普遍意义的矛盾
新闻的“碎片化”和“故事化”是近年来新闻发展呈现出来的最显著的特点。“碎片化”既基于受众对“短平快”信息的需求,同时也契合了新媒体的传输特点。无论是面对什么媒体,如今的受众很难集中精力在特定的时段专注地接收信息,而是随意性很强,这种随意性包括时间的随意性、接收的随意性、选择的随意性等,有时间看一下、听一下,边干别的事情边接收信息,只有感兴趣的信息才会予以特别的关注,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变得碎片化,这就迫使媒体的信息传播也要“碎片化”。
例如对于广播,节目形态越来越“碎片化”,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内尽量分出小板块,小片段,各个片段能相对完整独立,在各小片段中还要频繁地营造兴奋点以刺激听众的收听兴趣。中央电台以前的节目不少是完整一个内容的专题节目,而2009年12月改版后的创新点之一就体现在碎片化播出形态上,即采取“间隔性原则”,分散信息重点,每五六分钟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片段,每个片段都会努力安排一个关键的重要的信息点,也就是节目的兴奋点。并通过不停的新闻提要的穿插进行内容切换,打破原来整体感很强的“一体化”形式,代之以“碎片化”节目形态,使听众任何时候打开收音机都能够听进去,而没有“不知前面说什么”的突兀之感,能无障碍顺利地进入收听状态,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而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这种碎片化的形态还有利于在新媒体上的二次传播。因为篇幅短又独立成章,信手拈来就可以粘贴的网络上,也适合网络的传播特点。
与“新闻的碎片化”相伴而行的还有“新闻故事化”,即采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将新闻事实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给受众的一种新闻表现形式。新闻故事化在新闻叙述中更加注重细节的描写、人物的刻画、场景的再现以及背景的交代等,将新闻事实当作一个故事叙述出来。
传统的倒金字塔结构报道强调的是信息发布和传达,相对而言不太讲究表达的艺术性,而将新闻事实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形式则更有吸引力。新闻故事化主要表现在它所产生的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上,而要把新闻当故事讲要讲究技巧,要本着一波三折的原则来推动故事的整个讲述过程,要有故事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是人物与外界的冲突,也可以是来自人物内心的冲突。然而,新闻故事化作为一种新闻传播模式,也普遍存在一些传播上的毛病。比如,为追求故事化而使新闻主题流于表面,难以深化主题;为追求曲折情节容易引发人为安排、不客观等现象。在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面前,对曲折情节的挖掘容易偏离新闻事件的本质,变成“舍本逐末”——“2002年的莫斯科人质危机事件中,不少报纸几乎都充斥着大量侧重于事件过程和细节描述的新闻故事:《莫斯科上演‘倩女幽魂’女人质手机传情荡气回肠》《‘女肉弹’几乎全被歼灭 她们更残酷、更富进攻性》《我离死亡只有3米》等等,读者在看得惊心动魄、痛快淋漓的同时却容易忽略国际恐怖事件背后蕴藏的社会政治危机,沦为系列故事的新闻报道对事件本质的揭示容易停留在某一阶段而难以深入。”2001年12月,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老总怒砸奔驰车事件接连数天上了江城各大都市报的头版,《车主不满售后服务 老牛拉奔驰‘游街’》到《奔驰车真的砸了》,这一事件倍受各报青睐,也的确吸引了许多读者。先不论车主是否有借此炒作其公司的嫌疑,各媒体对这一极端事件近乎狂热的追踪报道实际上是相中了它所包含的离奇故事情节,报道真正给汽车消费者带来了多大实惠还是个疑问。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同时发生在武汉的“全球最大冰毒案在汉侦破”等影响百姓生活的重大社会事件却少人问津,媒体在新闻故事化倾向影响下所进行的“厚此薄彼”的关注对社会议题的设置进行了不恰当的引导[5]。
在“走基层”的新闻实践活动中,传统媒体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栏目,到基层去,反映基层百姓生活的现状,于是媒体不约而同地在表现形式上更趋碎片化、故事化,选择报道的也绝大多数是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但由于这样的新闻作品不太具有新闻性,时效性不强,同时其社会价值也不高——不是重要人物、不是重大事件、不是普遍现象。所以早期的不少栏目实际上传播效果并不是太好,也缺乏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碎片化、故事化的形态相伴而来的就是新闻主题不明确,分散且隐蔽,容易造成传播方和接收方的不一致,甚至偏离。这与传统新闻传播强调的主题鲜明、立场鲜明不相适应。
普通人的故事要引起关注就必须寻找主人公故事的独特性,追求故事的曲折性,而与之相伴的必然是事件的个别性和偶发性,往往并不具备社会的普遍意义,甚至作品的主题极易偏离社会普遍价值,走向故事的猎奇。
我们要追求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和多样化,但对于某种形式的追求应该保持在一种理想性、适度的基础上,它永远只是新闻报道模式的一种,形式最终也永远是要服务于内容的,对适合的题材有针对性地运用相应的报道形式才能相得益彰,而绝不能把形式当成终极的追求。
第五篇:新国十条颁布对保险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新国十条颁布对保险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新国十条的颁布拉开了保险业新发展的大门。此次新国十条的指导有五个方面:
1、推动医疗养老保险的市场化;2.发展责任保险模式,关注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与民生相关的保险;3.建立巨灾救助保险机制,最大限度分散自然灾害;4.增加保险资金利用效率,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5.发展三农保险,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常识网为大家整理此次新国十条的主题内容详情如下:
一、推动医疗养老险市场化
充分推进商业保险对养老、医疗的补充服务。以商业市场对现有的保障程度较低的养老、医疗社保提供强有力补充。
在养老上,促进保险服务业与养老服务业的综合发展,创新养老产品服务。推动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发展,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所谓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指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年金相结合的商业养老险。即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臵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屋处臵权,处臵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在医疗上,鼓励推出各种医疗、疾病有关的商业保险产品,发展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
二、发展责任保险模式
政府通过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服务等方式,在公共服务领域充分运用市场化机制,积极探索推进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各类养老、医疗保险经办服务,提升社会管理效率。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医疗意外、实习安全、校园安全等领域作为责任保险发展重点,探索开展强制责任保险试点。
比如之前上海福喜事件曝光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以责任保险模式强制保障食品安全等。
三、巨灾救助保险机制
政府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提升企业和居民利用商业保险等市场化手段应对灾害事故风险的意识和水平。同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鼓励各地根据风险特点,探索对台风、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水、森林火灾等灾害的有效保障模式。比如鲁甸地震,将巨灾纳入救助保险机制后,类似地震巨灾就能更全面的分散风险。
发挥保险在整个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将保险纳入整体市场经济发展的格局,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独特优势。
在保证安全性、收益性前提下,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提高保险资金配臵效率。鼓励保险资金利用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支持重大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城镇化建设等民生工程和国家重大工程。促进保险市场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协调发展。进一步发挥保险公司的机构投资者作用,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四、发挥保险在整个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将保险纳入整体市场经济发展的格局,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独特优势。
在保证安全性、收益性前提下,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提高保险资金配臵效率。鼓励保险资金利用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支持重大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城镇化建设等民生工程和国家重大工程。促进保险市场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协调发展。进一步发挥保险公司的机构投资者作用,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五、推动三农保险发展
开展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探索天气指数保险等新兴产品和服务,丰富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工具。落实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制度。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信贷保险、农房保险、农机保险、农业基础设施保险、森林保险,以及农民养老健康保险、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等普惠保险业务。.保监会主席项俊波8月21日在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培训班上表示,国务院已制定贯彻落实《意见》的时间表,接下来要严格按照时间表的要求完成任务。当前,保险业面临偿付能力、公司治理、保险资金运用、高现金价值业务、满期给付和退保等五方面的风险,需要保险公司加以防范。
项俊波表示,在《意见》提出的各类政策措施中,对以往政策重申的有21项,结合行业自身发展需要新提出的政策有31项。现在外部环境的问题解决了,舞台已搭好,关键要看保险公司能不能把这台戏唱好。从保险行业负债端看,一些多年来花了很大力气一直想突破但收效不明显的领域,在《意见》中有了突破性进展。从资产端看,保险资金运用的政策更加灵活,服务的重点更加突出。《意见》为保险资金运用营造了多维度的投资空间,保险资产管理将面临更多新机遇。
同时,经济形势变化对保险资金产生影响,大大提高了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的难度,保险业风险复杂性不断提升,隐蔽性持续增强,传染性迅速提高。要高度关注保险市场的主要风险点。保险行业面临偿付能力风险、公司治理风险、保险资金运用、高现金价值业务、满期给付和退保等五方面的风险。
一是偿付能力风险。目前行业总体偿付能力保持充足,但部分公司持续亏损,加上公司治理不完善等因素,存在偿付能力降至100%以下的风险。最近保监会发现部分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不合理,存在潜在偿付能力风险。少数公司滥用房地产评估增值,虚增偿付能力,掩盖了真实的偿付能力风险。目前共有33家保险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15家公司采取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其中财险公司3家,寿险公司12家。15家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投资成本合计244.1亿元,一季度末账面价值合计493.4亿元,增值额达249.3亿元。
二是公司治理的风险,包括保险资产安全的风险、公司治理僵局的风险、公司管控薄弱的风险、高管人员舞弊风险等。
三是保险资金运用风险,包括信托和企业债务等信用风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投资风险、资金错配和流动性风险等风险。
四是高现金价值业务风险。保单获取成本高,部分保险公司存在资金运用风险较大,短钱长用的现象,甚至扩大新业务,导致资金成本攀升。为覆盖这些成本,保险公司将大量资金配臵于不动产、基础设施债权、未上市企业股权、信托等非标资产上,投资风格激进,甚至出现违规投资。
五是满期给付和退保风险。保险业已出现金额大、增长快和公司、通道、产品集中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