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发展与协调

第一篇：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差异性、会计口径与监管口径的差异性、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等方面, 分析新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提出了适应新会计准则变化的银行监管的若干建议。

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四项金融会计准则在相关规定、会计核算、财务报告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使我国的会计标准得到进一步科学与规范。但从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实践看,由于许多监管指标依赖于会计数据,会计准则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相关监管指标的计算口径,因此,包括公允价值、资产减值损失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给我国银行业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现行银行监管体系及其监管职能的履行

我国金融监管是一种多元监管体制。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审计机关都在不同层面履行着监管职能,形成了以银监会监管为基本出发点、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目前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但为了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仍有监管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监管职责,并有权对金融机构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存款准备金执行情况以及对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的情况等直接进行检查。

2003年4 月, 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组成了中国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银监会主要负责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对股东的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和诚信状况进行审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审查批准或备案等。

国家审计机关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连续对银行业进行审计,查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发放贷款55.14亿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38亿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04亿元等问题。

二、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新的会计准则整体框架中,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和金融工具列报四项准则各有侧重、相互关联、逻辑一致,形成了有机整体。同时,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表内核算等具体准则的调整,也对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差异

目前, 理论界对商业银行的会计目标主要有两种观点: 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认为: 会计应为资源所有者, 甚至是为所有的委托人提供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信息,认定和解除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委托责任。由此推论,国有银行的会计目标是向国家报告、股份制银行的会计目标是向股东报告银行管理者受托管理银行资产的责任,会计核算应用历史成本客观、准确地反映受托经济责任。决策有用观认为: 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为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的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在会计计量上不仅要采用历史成本, 还要采用非历史成本。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目标主要是决策有用观,是为了保护处于信息劣势的群体,降低信息不对称,这与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存在差异。

(二)会计口径与监管口径的差异

银监会2004 年制定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其核心资本是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的合计,附属资本是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的合计,可见,监管资本是依据过去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划分的。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修订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在附属资本中增加了“混合资本债券”项目,并规定:“对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可供出售的债券公允价值正变动可计入附属资本,计入部分不得超过正变动的50%;公允价值负变动应全额从附属资本中扣减”,这是结合2006年新会计准则所作的调整。但附属资本中“一般准备”项目在新会计准则中已不存在或至少说已发生变化,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的“首先从贷款账面价值中扣除专项准备”,而 “专项准备”是否还存在、如何计量等,显然与新准则的会计口径已不完全对应。

新准则将原被置于表外核算的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有利于金融企业及时了解高风险金融投资的有关信息,有利于防范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但这种做法会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发生变化或显着膨胀。在金融监管中起着重要参考作用的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的比例、贷款余额/存款余额的比例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有关监管指标随着会计核算的变化将有可能失去原本意义。

(三)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背离

目前,我们的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性,资产负债表上的金融资产更多地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而不同的计价模式对银行利润的影响是显着的。从以下金融类上市公司在编制年度报告时聘请境内和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双重审计”后的审计利润差异可见, 审计结果的利润差异较大(见表1)。

如深发展2002年境内审计净利润3.13亿元,比境外审计净利润3.87亿元低了0.74亿元,差异率为-19.6%;华夏银行2005年境内审计净利润1.3亿元,境外审计净利润1.4亿元,出现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会计准则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与负债,而我国当时还用历史成本计量。

(四)资产负债类别与现行监管框架的偏差

新准则以持有目的为分类标准, 将金融资产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四类,金融负债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两类。这种划分使存款业务不再按期限划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也不再按存款对象区分为单位存款及个人存款,符合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但这种分类方法使每笔活期存款都可归入“交易性金融负债”,其间的流动性负债、派生存款数量则不得而知。而我们在监管贷款业务及防范贷款风险时,毫无疑问地要考虑贷款的流动性、安全性,考虑贷款与存款的配比。从新的资产负债表看,资产负债的项目类别与现行的监管框架不相吻合,给非现场监管的相关指标计算带来了困难。

(五)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新准则将贷款减值损失界定为贷款的账面余额与使用其初始实际利率折现得到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而且“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并规定:债务工具减值损失转回可计入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这些规定缩小了金融企业利润操纵的空间,但与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是用经济增长时期贷款准备金的储备来吸收经济衰退时期的损失,以预提方式防止将来的贷款损失,如2002年《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指出:“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2006 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贷款信用风险的稳健评估》(Sound credit risk assessment and valuation for loans)也强调,应“确保根据信用损失估计值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方法合理且符合审慎性原则”。

三、新会计准则体系下的金融监管策略

(一)加强监管与会计部门的有效沟通, 减少监管与会计标准的差异

2004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 修订框架》表示,“委员会及其成员国计划继续与会计当局进行积极对话, 以尽量减少监管和会计标准之间不应存在的差异”。因

此,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应加强监管部门间、监管与会计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与信息共享。2001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银行内审、监管当局与内外审的关系》,2002年颁布《银行内审、监管当局与内外审的关系:调查报告》以及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于2002年发布《银行监管与外部审计之间关系》等报告,都为合作与协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改革相关指标及其数据统计,调整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的差异

针对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出现的一定差异,应对以会计资料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关键监管指标及关键数据的统计进行改革。如“银行资本充足率”,可根据监管资本的特性,对会计准则中影响监管资本的要素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非现场监管的需要。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提出《关于修改的决定》中增加了“商业银行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将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债券的公允价值从核心资本中转入附属资本”,以使监管指标与新准则相协调,消除会计准则变化对监管指标的影响。

(三)研究新会计科目体系的变化,降低监管指标的偏差

金融监管当局获取信息、掌握信息是进行有效监管的前提与基础。一般商业银行根据“新准则” 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重新设计了会计科目体系和财务核算办法,如有些行在“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下增设了“提取贷款损失准备”、“提取坏账准备”等二级科目,有的行在会计核算时还增设了三级科目。因此,利用现行监管指标时一定要注意这一新变化,如:分析贷款流动性指标时,则需要将资产负债表的“发放贷款和垫款”项目拆分为“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分析存贷比指标时,则需要将“吸收存款”项目拆分为“长期存款”“短期存款”等,同时注意相应的资产负债比例,必要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单位存款和个人储蓄问题,以综合判断其派生存款和原始存款。

(四)制订新的贷款资产监管办法,化解贷款风险管理冲突

贷款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防范风险。新会计准则的“借:资产减值损失,贷:贷款损失准备”使贷款损失准备不再预提。因此,应制订新的贷款监管办法,如:对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减值监管时,要检查商业银行

确定的单项金额重大的贷款标准是否切实根据自身管理水平和业务特点,整体评估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框架设计是否合理,信用风险评估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所涉及风险计量模型是否与实际经营状况相吻合等,以化解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五)以新会计准则及会计信息为基础,创新金融监管方式

综合的、完善的会计准则是金融体系稳健的先决条件。就目前情况看,银行监管要以会计信息为基础,并适应金融监管的需要。非现场监管是通过收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和财务数据,运用各种模型、计算机软件及相关比例分析,研究分析金融机构经营的总体状况、风险管理状况、合规情况等,再结合监管指标发现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因此,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的结合应是今后金融监管的主要方式。

第二篇：会计国际化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会计国际化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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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 出纳工作内容 编辑:王菲 文章来源：新浪

会计国际化必然会对各国的经济管理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对银行监管的影响尤为显著。为有效应对会计国际化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会计和银行监管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便更好地协调会计与银行监管之间的关系，保证银行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

一、会计国际化与银行监管的关系

第三篇：新监管标准对金融租赁业的影响及对策

新监管标准对金融租赁业的影响及对策

张海宁 2011年11月04日

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下称巴塞尔协议III）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针对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Ⅱ）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缺陷，为加强银行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和风险管理在近年密集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改革方案的总称。我国银监会于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构成我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纲领性文件，其监管范围不仅包括商业银行，同样包括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按银监会要求，我国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监管标准，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流动性要求、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损失准备要求等多项要求要分别于2013年至2016年陆续达标。这表明，金融租赁业将直接或间接受新标准约束，国内金融租赁公司参与实施新监管标准已是箭在弦上，从明年起的两到三年时间将成为各家金融租赁公司实施新监管标准的关键阶段。

对金融租赁公司而言，新监管标准不仅冲击了原有发展模式，而且对股东银行产生重要影响。

国内金融租赁公司作为商业银行的全资或合资子公司，将受到新监管标准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金融租赁公司高杠杆扩张时代一去不返。自2008年银监会恢复审批金融租赁公司以来，我国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规模走过了几何级的扩张路径。截至2011年一季度末，金融租赁公司租赁资产规模已逾3500亿元，三年间增长10倍以上，若干企业的资本充足率已经接近监管允许的最低水平（8%），更多企业的资本充足率在10%上下徘徊。由于接近杠杆率扩张极限，在考量大单租赁业务时已现首尾不能兼顾。考察近年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冲业务规模、占市场份额、争行业话语权，成为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的发展模式。而新监管标准自明年起施行，将逐步为金融租赁公司高杠杆扩张的时代画上句号。新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分别不低于11.5%和10.5%。需要与股东银行风险和财务并表的金融租赁公司，要按股东要求执行。这导致许多金融租赁公司之前侧重外延式规模扩张、轻视内涵式提升盈利能力的增长模式，在新标准下已行不通，金融租赁公司的发展方式将迎来转折。

租赁业“类信贷”业务模式将会无利可图。过去的几年中，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之所以能实现高杠杆率条件下的高速扩张，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类信贷”租赁业务提供的支撑。根据有关数据保守估计，国内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中，经营性租赁合同额约占10%，融资性租赁约占90%；在融资性租赁业务中，直租赁业务不足10%，回租赁业务占90%以上。金融租赁公司之所以能对“类信贷”租赁业务提供的高杠杆乐此不疲，部分因素在于在目前的监管规定下此类模式仍有利可图。但按新监管标准的要求：贷款拨备率不低于2.5%，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并且两者将按孰高的原则执行。这意味着，如果继续侧重“类信贷”业务，维持“类信贷”租赁业务定价水平，走外延式扩张的道路，这一类金融租赁公司将会无利可图，以至进入财务亏损。

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冲动将受到更多抑制。如上分析，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一方面办理了大量的“类信贷”租赁业务，另一方面又能在银行业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态势下，以高杠杆率基本达到市场出清的业务规模，这意味着此类金融租赁公司提供的金融产品与传统银行信贷产品之间仍存在差异化。今年以来，随着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的规范管理，“规模”渐渐成为资金市场上的稀缺资源，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行为又平添了“绕规模”因素。针对监管套利，按新监管标准要求，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提升现场检查能力，督促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防止和纠正不安全、不稳健的经营行为；并建立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备制度。监管部门将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差异和盈利状况的不同，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动态化和差异化调整。这些举措意味着，未来监管当局将通过差别化的监管手段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全面提高银行业经营稳健性，而作为商业银行的全资或合资子公司的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冲动也将随之受到抑制。

金融租赁公司将更多贯彻股东银行设定的风险偏好。要有效抑制金融租赁公司内在的监管套利冲动，只有监管当局自身的努力仍是不足的。如果股东银行忽视风险层面的并表管理，仅仅运用下任务、定指标的手段管理，有可能助长租赁公司“类信贷”租赁或是监管套利行为。针对此类现象，新监管标准高度重视银行业集团层面的并表风险治理监管标准，包括集团层面的风险偏好设定、统一的风险管理政策、集团内部交易等。新标准还强化持续监管，赋予监管人员更广泛的权力，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监管，尽早识别风险并采取干预措施；丰富和扩展非现场监管体系，完善风险监管评估框架，及时预警、有效识别并快速处置风险。这一制度安排下，股东银行将进一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把集团风险偏好连同业务指标一同贯彻到下设金融租赁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同时，在风险并表和风险偏好层面，股东银行对下设金融租赁公司的风险状态做到了如指掌、如臂使指，从机制和技术层面打消或约束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冲动。

金融租赁公司“吃监管大锅饭”的时代结束。目前，各家金融租赁公司面对的是基本相同的监管要求，包括：相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相同的融资渠道要求、相同的数据上报频率和颗粒度要求等，可以称之为“吃监管大锅饭”。在新监管标准下，这一状态将一去不复返。在新监管要求下，监管部门将对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如，新标准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设立三个层次：系统重要性银行要面临新增的附加资本要求，银监会暂定其为1%。因此，相应地，未来金融租赁公司将按股东银行性质，分为“系统重要性银行下属金融租赁公司”及其他，并按不同的并表要求，执行不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新标准明确了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不低于5%、6%和8%，并且引入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到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商业银行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

新形势下，须从业务模式、市场领域和人才建设等方面着力，走出一条有租赁业特色的发展之路。

受新监管要求影响，高杠杆时代结束、“类信贷”业务无利可图、监管套利冲动受到抑制，同时还要贯彻股东银行的风险偏好，金融租赁公司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而应对之策就在于发挥融资租赁业的行业特色与自身优势，从业务模式、市场领域、人才建设和信息系统等多个方面着力，走出一条真正有租赁业特色的发展之路。具体来说：

业务模式从“提供资金”向“提供服务”转型。金融租赁作为商业银行重要的产品线，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只要业务更贴近于专业化租赁，就会有盈利空间。金融租赁公司在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方面迈出步，就可以在盈利能力和资本回报方面收获更多。随着新监管标准在我国的稳步推进，各家金融租赁公司将从“提供资金”向“提供服务”的企业逐步转型，从而收获高于资金收益的服务收益。由于资产金融市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家公司难以精通和涵盖所有市场领域，必须有所选择。因而，金融租赁公司需要在融资租赁市场中加速明确细分市场，尽快建立在子市场中有较强盈利能力的拳头租赁产品。

依托股东银行在客户资源、管理手段上的优势。与其他融资租赁公司相比，金融租赁公司能利用母行在客户资源、管理能力上的巨大资源。面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关联交易风险等风险因素，要达到不低于传统银行或融资租赁同业的盈利能力，金融租赁公司在市场开拓和管理手段等方面均有面临诸多挑战。而加强与母行的融合与协作，充分利用母行的资源，在风控与经营中通力合作，在不断优化自身发展的同时，融入母行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和有益的探索，已成为金融租赁公司借力发展的最优选择之一。

组建复合型、专业化金融租赁人力资源队伍。截至去年末，我国金融租赁公司有从业人员约1200人，外资和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有从业人员约2000余人，两者合计仅3000余人，融资租赁市场上专业人才匮乏现象十分突出；业务所需的专业化的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和法律、会计、税务，及复合型人才不足；这在航空、船舶、机械设备等领域尤为突出。专业化人才短缺，也加剧了金融租赁公司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专业创新能力不足。下一步，金融租赁公司要按新监管要求，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强化风险管理基础设施，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完善风险治理组织架构，进一步明确董事会、高管层、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部门和相关业务条线的角色和职能，并由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和执行团队来担任或承担。

加大对核心业务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的建设投入。新监管标准高度重视业务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对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的作用。对此，金融租赁公司要按照监管要求，强化数据基础，切实解决数据缺失、质量不高问题；积极开发并推广运用新型风险计量工具，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计量准确性；强化IT系统建设，为风险政策制定和实施、风险计量工具运用及优化奠定基础；进一步完善核心业务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建立健全多情景、多方法、多币种和多时间跨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控体系，以满足风险管理的要求。

第四篇：金融结构监管与发展论文

一、金融结构内涵及变动

1．金融结构内涵。美国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教授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金融结构即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并且，金融结构“随时间而变化的方式在各国不尽相同”(戈德史密斯，1969)代写论文。其核心思想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其中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并且，金融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动。因此，戈德史密斯教授主要是从宏观上来研究金融结构。我认为，金融结构实际上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是指在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等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在微观层次上是指上述各个组成部分内部的构成、比例关系及其变动趋势。

在宏观层次上，金融结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金融产业结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行业在整个金融产业体系中的比重、地位与发展趋势，包括融资规模、客户数量、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等。金融产业结构反映金融产业中不同业务领域的地位与发展状况。二是金融机构结构——金融机构的形式、种类、数量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个国家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各种不同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特别是金融创新使得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不断地改变着这个结构。三是金融工具与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工具与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及其在金融市场中所占的比重。此外，从金融业拓展的空间范围角度看，宏观金融结构还表现为国内金(融业务与国际金融业务两大板块，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业务是金融业的重要方面，并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国内宏观金融结构的变动，它是衡量宏观金融结构的第四方面——金融业务国际结构。

在微观层次上，金融结构是从金融机构内部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所拥有的资产量及其构成比例。由于各种不同金融机构主要从事相对集中并各具特色的金融活动，因此其拥有的资产量和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整个金融业的变化论文。例如在金融转型时期，金融机构资产结构的变化非常明显。二是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同一金融机构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金融领域的业务比重。例如，在分业经营体制下，一种金融机构主要从事一定范围内的金融业务，但随着混业趋势的加深，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创新逐渐地扩大或改变其业务范围，业务结构变动反映了金融趋向混业的程度代写经济论文。三是金融机构的收益结构——金融机构在不同业务领域的收益在总收益中的比重。收益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和资产结构，但有时也存在背离的情形。

2．金融结构变动。(1)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从宏观层面看，金融结构有一个不断高级化的动态发展进程，首先，金融业由最初比较单一的银行信贷业发展到现代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四业并举阶段，是金融产业的升级与发展，也是最重大的结构变动；其次，在各业并举的过程中，各种金融机构也不断产生，从而丰富和改变着金融机构结构；再次，从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方面分析，由于金融创新与发展，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日益增多，金融资产的存在形式也日益多样化，金融工具与资产结构向着全面发展的形态演进；最后，从金融业务的国内与国际结构看，在当代国际金融业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独立的国内金融市场不断融合成一个整体，随之发展起来的跨国金融集团在全球市场上开展业务，国际业务已经成为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业务。

(2)微观金融结构变动。在微观层次上，宏观金融结构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同时，金融机构本身及其资产、业务、收益结构也发生着持续的变革。在银行统治信贷市场阶段，存贷款业务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直接融资业务的发展，债券、股票发行业务地位日渐突出，适应这种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日益加剧的竞争，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展。例如，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中与证券相关的业务逐渐增加，证券公司也向商业银行领域渗透，将证券业务与信贷等业务逐渐结合起来。业务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收益结构的变动，同时，为适应业务结构的调整，资产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由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微观金融结构始终处于持续复杂的变动之中。

二、金融结构及变动与金融监管及变革的关系

1．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1)金融结构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制度与分工结构。金融结构及其引致的金融风险结构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不同的金融结构会引致不同的金融风险结构，而风险控制是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适应金融结构和风险控制的需要，金融监管也需要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分工结构。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监管制度与结构。代写

金融监管史反映了金融结构及其引致的金融风险结构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金融监管制度与分工结构。早期金融业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包括证券、保险等在内的其他金融业务很不发达，金融风险也主要表现为银行风险，适应这种需要，各国都建立了中央银行，作为国家进行监管金融的机构，由于银行业的主导地位，因而其监管重点是监察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随着证券、保险、信托等作为独立的金融产业发展起来，成为与银行业并重的金融部门，新的金融结构和金融风险结构下，金融监管的分工结构也有了新的安排，出现了专司证券、保险监管的机构，在立法、执法、机构设置等各个方面均得到重视。在金融分业体制下，适应这种金融结构，金融监管机构不断多元化，监管体系不断完善。考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的发展历程无不如此。

(2)金融监管影响金融结构，特别是微观金融结构。金融监管要适应金融结构的需要，但这并非意味着在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关系中，金融监管只是被动适应的一方，金融监管同样也影响着金融结构，特别是对微观金融结构而言。这主要体现在当金融监管不适应金融结构的需要会阻碍金融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即金融监管的“双刃剑”效应。监管当局对某项金融业务或某个金融领域的抑制将直接阻碍该金融业务或领域的发展。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强迫投资银行业与商业银行业的分离实际上是直接改变了美国的金融结构，而此后对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严格监管也直接影响了该行业的成长，加之经济环境的原因，投资银行业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较大发展，并随着80年代以来对该领域监管的日益放松而出现快速成长。从微观金融结构看，金融监管的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无论是市场准入监管还是业务范围监管，都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和收益结构，从而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发展。美国金融业在20世纪90年代呼吁放松对金融机构探索混业经营的管制，其重要理由就是这种监管导致美国金融机构因规模偏小，业务结构、资产结构单一而影响国际竞争力。中国目前严格实行的分业监管，使得银行机构资产结构、收益结构均十分单一也是很好的例证。

论文中国金融结构、监管与发展来自

2．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为促进金融发展，要求金融结构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变化相互适应，实现两个因素的动态协调。在某种意义上，金融结构变动趋势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变革取向，而金融监管在适应金融结构变动的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结构变动的路径和时间进程。

(1)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宏观金融关系之一，二者的及时适应与协调能够有力地促进金融发展，而二者的错位与失调则直接抑制金融发展，甚至会引起金融动荡。在金融现实中，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的协调几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经过一段历程的磨合方能实现，有些是以渐进改革的方式子稳实现的，有些则是以金融“大震”的方式剧烈实现的。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协调中，金融结构变动速度及其量变积累直接决定金融监管变革的方向和速度。宏观金融结构迅速变动的时期，也是金融监管迅速调整的时期；金融结构变动积累越多，金融监管变革的幅度也越大。宏观金融产业结构的变动及其完善过程改变了金融监管，促进了监管结构制度与结构的变化。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作为相对独立的金融产业其产生晚于银行业，但随着这些金融部门的逐步壮大，这种金融结构变动在根本上改变了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结构，使得一元化监管走向多元化监管。

(2)微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由于金融业竞争的日益加剧，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业务日益相互交叉渗透，金融机构向着综合化、全能化的方向发展，金融机构日益成为功能齐全的金融超市，各金融机构同质化、业务综合化成为突出现象。微观金融结构的这种变动要求金融监管作出相应的调整。金融监管由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是微观金融结构变动影响金融监管，以及金融监管主体结构适应金融结构变动需要的典型例证。在金融创新带来金融机构同质化、业务趋同化、综合化条件下，与机构监管相比，功能监管易于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在某些监管领域可能出现双重或多重监管，造成监管过度；二是在某些领域因缺乏协调而造成监管不足，形成监管真空，特别是对业务多元化的金融集团而言，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形。金融监管朝着功能型监管转变的趋势反映出其不断适应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综合化的微观金融结构变动要求。

例如，在英国，改革前传统的监管体制是典型的多元化体制，金融立法体系也相当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形成不同的监管分工。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金融业的持续变革，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各业相互渗透、融合日益深入，彼此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原来由不同机构分别监管不同业务的多元化监管体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现实要求，不但监管效率低下，而且给金融机构带来许多不必要的负担。特别是1986年英国金融“大爆炸”改革以后，矛盾更加突出。为适应金融结构的变化，英国政府在1997年提出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方案，成立了超级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经过两年多的改革，1999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颁布后，FSA"成为世界上监管范围最广的金融管理者”(Eva Lomnicka，1999)。正在进行的德国金融监管改革也推出了对“德联邦贷款监督局”、“德联邦股票交易监督局”、“德联邦保险监督局”进行“合三为一”改革的方案。

三、中国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问题的思考

改革以来，中国金融业迅速成长，在金融总量实现巨大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金融监管与金融结构的相互作用机制，对目前的已显滞后的金融监管进行改革，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促进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要求。

1．改革以来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1)从宏观金融结构方面分析。从金融产业结构看，银行业一统江山的局面有了很大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证券业发展很快，保险业在最近几年也有了较大发展，信托业不断得到规范。但总体来说，仍然是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未能完全实现各业的均衡发展。从金融机构结构看，机构总量增长巨大，并向多元化方向有一定发展，但尚未形成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从金融资产结构看，在资产总量巨大增长的同时，资产结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样化，但由于金融创新缓慢，金融产品种类少，金融工具缺乏，资产结构尚不合理。

(2)从微观金融结构方面分析。在严格的分业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突出特征之一是资产结构单一和业务结构单一，由此导致收益结构单一。商业银行70％以上的资产为贷款，由于贷款对象以国有企业为主，形成大量不良资产。因其主要贷款对象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为避免产生新的不良资产，银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过分惜贷”现象，造成资金闲置。为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涉足证券、保险业务，改善业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调整收益结构和增强盈利能力。从证券机构看，十余年来证券业有了较快发展，但却受到资金严重不足的限制。一是券商的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二是受分业制的相关限制，券商的外部融资渠道十分狭窄，仅能利用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作用不大。资金不足造成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狭小，无力拓展新业务，各家券商只能在有限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因此迫切需要打通从商业银行融资的通道。另外，从保险机构来看，保险业在近几年的较快发展，保费积累很快，但1995年《保险法》对投资渠道的严格限制，使得保险资金运用成为制约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受品种单调、利率低、期限短的限制，使保险资金特别是长期寿险资金无以匹配，投资收益低，甚至连保值增值的目的都难以达到，从而危及到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保险结构迫切需要获得直接证券投资等新的投资渠道，以及包括股票、股权在内的金融资产，以改善资产结构和收益结构。

2.深入开展混业经营实践，促进金融监管变革，推动金融结构高级化发展。改革以来中国金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与当代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当前金融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混业经营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中国也已加入WTO，将逐步开放金融业，在此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业要成功迎接国外挑战和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继续推进金融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包括推进以多业并举为主要特征的宏观金融结构优化，和推进以金融机构全能化为主要特征的微观金融结构优化。

实现这一任务的有效措施就是推进混业经营实践，以金融结构变革促进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的改革，并形成良性作用机制，最终目标是：在宏观上，改变目前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其他金融行业相对弱小的扭曲状态，通过推进金融领域的产权改革，重构金融产权，培育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结构，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形成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业并举，并且各行业内部结构优化的宏观金融结构。在微观上，以金融控股公司为混业的目标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机构业务的全能化，并由此实现其资产、收益结构的多元化，形成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全能型金融机构。目前，中信公司、光大集团、平安保险等已经初步具备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但还很不完善，也不够规范。改革的思路是以现有金融控股公司为先导，分梯次、有步骤地推进金融控股的发展。具体策略上，可以将现有准备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机构分为两个梯次，以现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为第一梯次，组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而以国有商业银行等巨型金融机构为主体和第二梯次，借鉴第一梯次经验，以渐进方式向混业过渡。这样，在混业进程中既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又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3．适应中国金融结构变化，改革和调整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发展。基于金融监管应适应金融结构变化的理由，中国金融结构在过去20多年里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要求金融监管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在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改革金融监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改革金融监管制度，适应国际混业潮流与国内金融业交叉经营、渗透融合的趋势，渐进推进混业经营；二是改革金融监管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通过监管制度与监管结构的改革促进金融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在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方面，要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对混业进程进行总体考虑，逐步改革监管制度，为向混业体制转轨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而不应该成为混业的实际障碍。当前，应适当放松对混业行为的管制，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监管制度，放松某些监管规则，给金融机构一定的自由创新空间，鼓励风险能得到有效控制的金融创新，如银证合作、银保合作、证保合作，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实践等。在逐步改革监管制度与法律的基础上，在混业进程的适当时点，全面改革监管的法律框架和内容，过渡到“混业经营、混业监管”。在金融监管结构改革方面，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可以考虑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开，成立单独的银行监管机构——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专司银行机构监管，以提高监管效率，央行则继续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同时，在适当的情况下，随着信托业的规范和壮大，对信托业的监管也可以考虑独立进行。在完善目前机构型监管体系的同时，加强监管联席会议的作用。第二步，在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上述金融监管体系已经完善、监管能力有较大增强的基础上，根据金融混业的进程，成立专门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代替目前的联席会议，强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准备向单一机构的功能型监管过渡。第三步，在适当时间，与监管制度的全面改革相协调，成立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形成统一的超级功能型监管机构，由多元化监管走向一元化监管，由机构型监管转向功能型监管。

第五篇：银行金融创新对风险管理的影响

内容摘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已经成为当代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之一。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吸引顾客提高利润、拓展市场的有效手段，金融创新已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然而伴随而来的是金融机构在交易过程中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因此经营风险的管理也就日益重要。本文拟从金融中介机构的角度，分析金融创新与风险二者的关系，并就金融机构角色的转变，提出了相应的监管与风险防范策略。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中介，风险防范

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理论是在创新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后，西方经济学界在这一理论框架上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严格意义的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工具的创新，而广义的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创造新的金融市场、金融商品、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及金融调节方式等。

金融创新与银行角色转变

过去银行业务一向偏于静态与稳定，但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新的金融投资和风险管理策略陆续开发，金融机构也跟着调整其运营模式，不仅借由发行或投资新种金融商品创造收入，也利用新种金融商品从事风险管理。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银行，而银行所从事的业务种类也非常有限，除了经营存款、贷款、汇兑等传统业务外，很少经营其它金融业务，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一直很少。

60年代末，国际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固定汇率制提出了挑战，各国政府对外汇市场实行资本控制。这一阶段银行的金融创新目的在于逃避各国的金融控制和资本监管，主要有欧洲货币、欧洲债券、平行贷款等。在欧洲货币市场建立后，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其结果是加强了经济体对金融体系的深化，在原有的金融体系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加速了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设置，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住宅金融机构、财务公司、信用合作社和互助基金等。

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各国开始逐渐放松管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阶段市场创新活动主要有浮动利率票据、中期票据、可转让存单、货币远期交易、浮动利率债券、货币市场存款账户等，其目的在于防范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80年代，能源市场供应过剩、债务危机等使得转移信用风险、改善银行信贷质量、降低筹资成本成为当务之急。这一阶段的主要创新活动有票据发行便利、零息票债券、互换、期权、期货、远期利率、协议等。进入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趋势，各国金融管制大大放松，金融机构为增强资产之流动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金融衍生商品的不断发展，金融机构的角色从以往单纯的间接金融转变为商品的发行者、代理商、管理发行者、信托者、增强信用或流动性者、至证券化资产的投资者。例如投资银行等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它们从事着资本市场的业务，包括证券的发行、承销与交易代理，提供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基金管理以及为企业投资融资进行咨询、顾问等业务，显然的，为直接融资提供金融服务的正是这些非银行的金融中介。

因此，商业银行不仅继续是货币市场、间接融资的主体，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中的作用也在加强，这也使得银行金融中介和非银行金融中介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银行正在不断地改变以往的经营模式，它们一改由原来只经营传统的存、汇、贷、放，变成经营几乎无所不包的金融百货公司。

对创新业务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无论是从金融创新的诱因还是从金融创新的应用来看，最直接的体现是在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即西方所指的表外业务上。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除传统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以外，不直接承担或形成债权债务，不动用或极少动用自身资产，为社会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并收取手续费的业务。银行在办理这类业务时既不是债务人也不是债权人，而是处于受委托

代理的地位，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各项业务活动，它既满足了经济社会对商业银行的需求，又能吸引更多顾客，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

从事金融商品创新会为金融机构带来更多的利润，但也让金融机构在承销和交易过程中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在从事此些业务时必须了解这些业务的风险，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由于金融衍生商品的构成相当复杂，创新或复制后金融商品的风险可能与原产品不一样，不仅受标的资产的报酬率和风险所决定，同一金融商品对发行者和使用者的风险也不同，并且也依这些商品如何被使用而有所分别。

随着各国对市场利率、外汇管制的放松，企业为了转移或消除价格风险、信用风险及摆脱政府的金融管制，金融机构创造了种类繁多的新金融工具进行表外融资，金融创新活动愈演愈烈。以目前的金融创新活动而言，主要集中在资产证券化和新型衍生性金融商品开发上。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稳定的未来现金收入的资产，通过结构性重组，转变成为资本市场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它是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的有效融资和投资工具，是衍生证券技术和金融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资产证券化的好处除了增加发行金融机构流动性外，最大的好处即是将证券化之资产的风险加以分割，移转给愿意承担风险的其它投资者。

在金融市场上，有些金融资产是缺乏流动性的，如零售汽车贷款、信用卡应收账款和住宅贷款等，而有的金融资产是富有流动性的，如证券，投资者可以随时在证券市场上把证券卖出去。对于银行来说，为了提高资金的效率，有必要将没有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具有流动性的证券，资产担保证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是以贷款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作为担保发行的证券，通过资产担保证券，银行将难以流动的资产转变为可以流动的证券。创新业务的有效监管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互为因果的。经济学家凯恩（Kane）认为，严格的管制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来规避监管，而金融创新又进一步促使监管部门通过制定新的法规来将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于是又有新一轮的创新。据此也可以认为，管制和创新会形成一个相互推动的过程，严格的金融管制实际上是金融创新的一种动力。国际清算银行下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1988年7月提出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Capital Accord），该资本协议之目的在确保各国银行持有相同水准的适足资本，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升以金融机构偿债能力为主轴的风险监理标准，进而强化国际金融市场之健全与稳定。自此巴赛尔资本协议的优点广泛地被认可，成为全球金融业界公认的准则。惟近几年来，随着金融环境瞬息万变，金融国际化与自由化使得金融业务区隔日渐模糊，在金融创新、科技进步与全球竞争力提升下，银行除传统存放款业务外，也积极开发包括衍生性金融商品在内之各项新种业务，以增加收益来源，但伴随而来经营风险的管理也就日益重要。有鉴于此，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发布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广征十国集团及开发中国家之各方意见、并进行银行量化影响评估后，于2004年6月定稿“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作为旧版的修正。

与旧版相比较，新资本协议除旧版的信用风险及市场风险外，增加了操作风险之资本计提，即支柱一之最低资本需求，定义银行资本对风险性资产最低比率仍维持在8%的原则外，将银行所承受的风险有系统的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并允许银行使用本身发展之风险评估模型或使用外部信用评等机构所提供的评等方式。此外，旧资本协议仅承认少数具有高可信度及可辨识等特色之担保品与保证，而新资本协议为鼓励银行妥适运用信用风险冲销技术以降低信用风险应计提资本，将承认更广泛之冲销技术，包括担保品、保证、净额结算、信用衍生性商品等，另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以降低风险性资产，也能达到降低信用风险之目的。

支柱二是监理审查程序要求监理机关对银行资本分配技术与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进行量

化及非量化评估。作为支柱三的市场约束要求银行披露其资本比率计算适用范围、资本内容、风险评估与信息管理、资本适足比率等四类信息，透过市场纪律来督促银行稳健经营。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的透明度，不但有助于准确评价金融机构的稳健程度和控制系统风险，而且能够使风险管理较好的金融机构可以享受较低的筹资成本和较高的授信额度，从而有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旧资本协议之适用对象为银行业，而新资本协议延伸至金融集团之控股公司。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大幅提升银行监理机能的动力，旨在鼓励银行改善风险管理系统，而非仅遵守一个狭义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然而，新协定的复杂性、对银行资本水平的影响与将监理审查程序及市场纪律机能纳入基本架构，对监理机关与银行都将是一大挑战。概括而言，新版资本协议是银行提升经营策略的契机，透过正确的衡量与管理风险，塑造出一套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如此银行将易获得市场认同、有利股价提高、信用评等升级，并使银行除现有以资产报酬率及股东权益报酬率衡量整体财务绩效外，尚可衡量各项业务的风险调整报酬率，将使绩效评估及资本配置更合理化，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运营应会产生重大的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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