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之间“借款”行为证据审查及性质认定

第一篇：利益相关者之间“借款”行为证据审查及性质认定

利益相关者之间“借款”行为证据审查及性质认定

2015-08-14 类别：判例研究 浏览次数: 101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9年3、4月份，被告人李某在担任环境保护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以下简称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考察该中心选调人员刘某的过程中，通过他人收受及向刘某本人索要人民币共计人民币18万余元。赃款未收缴。

2011年1月间，被告人李某在担任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督查三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参加环保部组织的对河南省新乡市、安阳市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工作的过程中，以给检查组成员购买化妆品为名，收受当地环保部门共计人民币16.6万余元，并汇入其指定户名为刘晓庆及李艳的银行账户内。赃款未收缴。

2011年1月间，被告人李某在担任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督查三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参加环保部组织的对河南省鹤壁市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工作过程中，通过他人收受及向淇县污水处理厂索要茶具、纪念币各四套。赃物未收缴。

2012年1月4日，被告人李某被查获归案。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以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受贿罪成立，但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便利，先后从河南省新乡市新亚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某处收受或索要现金共计人民币190万元及三星W799型手机五部的事实，因在案证据无法确定款项性质，故该笔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另，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便利，向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有关环保部门索贿人民币二万元的事实与在案证据不符，指控亦不成立。鉴于被告人李某部分犯罪事实系索贿，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故依法判决：

一、被告人李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二、尚未追缴之赃款、赃物继续予以追缴，追缴后予以没收。

一审判决后，公诉机关及李某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提出抗诉、上诉。

上诉人（原审被告）诉称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称：

一、李某与同事刘某经济往来是借款关系，一审法院将李某与刘某之间的借款关系认定为李某索取刘某巨额贿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

二、一审法院推定案外人刘晓庆收取化妆品费用，归责于李某索贿属于事实不清、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李某充其量是利用了职务便利促成双方之间的民事交易，且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的去向与李某有关联。

三、一审法院对李某通过他人收受及向淇县污水厂索要茶具、纪念币各四套的性质认定不准确，李某没有收到任何纪念币，茶具已按送礼人的要求转给了相关领导，该行为不是犯罪，是违纪行为。李某的辩护人还提出了如下辩护意见：

一、对于检察院抗诉、一审法院判决未认定的涉及190万元钱款及5部手机的事实，已经查清，李某系履行检查职责，依法查处了涉案企业的问题，上述款物已转化为他人借款，有借款书在案证明属宋某与刘晓庆之间的借款，希望二审驳回抗诉。

二、检察机关抗诉指控李某上交2万元请托款的行为 构成犯罪不能成立，希望二审驳回抗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某犯受贿罪认定事实不清、定性不准，李某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希望二审法院改判李某无罪。

抗诉机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抗诉称：

一、指控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或索要宋某现金人民币190万元及三星W799型手机五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李某提供的借款协议来源不明，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故其对上述财物系借款的辩解无证据支持。在案的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李某所获取的钱款性质为贿赂款，其事后退款亦是为掩盖犯罪的行为，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二、指控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便利，向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污水处理厂索贿人民币二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李某在返回单位后，将上述二万元上交单位，但拒绝向单位说明钱款来源，使单位无法将上述钱款退还相关人员，后在单位要求其自行退还时，其仍拒不退还，在知晓被调查后才将钱款退回，其上述行为构成受贿罪。

三、一审判决书对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材料虽经当庭质证，但未在判决书中予以表述和分析，且未将上述两笔犯罪事实不予认定的事实及理由进行说明，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实施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控辩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无论是控辩意见还是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都应当详细叙述并对有争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具体分析认证，写明采信证据的理由”的规定。

检察机关的检察意见称：原审判决书认定的李某利用职务便利向干部刘某、河南省安阳市和新乡市环保部门索要贿赂的事实，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李某以其未收取贿赂款项，没有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的上诉理由，无相关证据予以支持，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对一审检察机关指控的李某收受和索要新亚纸业集团宋某190万元款物及淇县污水处理厂郭金良2万元钱款的事实未予认定，系采信证据违法，认定事实有误。李某对上述两笔事实的辩解理由不成立。证明李某收受宋某190万元人民币及5部三星手机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上述款物为受贿款物，且李某取得该款物后由其自行处分，证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受贿款物的故意，刘晓庆与宋某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不影响李某构成受贿罪的认定。李某收受郭金良给予2万元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其系在被查处后为掩饰犯罪而退还钱款，其关于之前无法联络行贿人、未再到河南出差导致无法退款的辩解无证据支持。本案一审刑事判决书书写不符合法律规定，建议二审法院在二审判决中一并予以纠正。综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抗诉理由成立，支持抗诉，建议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原审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定罪准确，但对起诉书指控李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或索要宋某现金人民币190万元及三星W799型手机五部的事实不予认定有误，应予改判。上诉人李某部分犯罪事实系索贿，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故依法判决：

1、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2）西刑初字第994号刑事判决。

2、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3、尚未追缴之赃款、赃物继续予以追缴，追缴后予以没收。

二、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本案中，争议焦点为李某先后收受或索要新亚纸业董事长宋某给予的现金人民币190万元及三星牌手机五部的行为性质认定。李某对接受现金及手机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辩称这种行为属于借款的性质。李某在案发后提供了拓印的“借款书”以证明所接受的现金及手机均已转化为宋某与李某前妹夫刘晓庆之间的“借款”，但由于“借款书”系拓印本无法进行笔迹鉴定，宋某本人否认曾签署“借款书”，刘晓庆不在案，故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成为本案定性的焦点问题，如借款关系不存在，李某所谓的“借款”就构成受贿罪，反之，则不构罪。

对案件曾有几种不同的观点，观点一是不应认定为受贿。本案中，李某曾提交 “借款书”证明借款关系，且检察机关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借款书”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鉴定真伪，一审法院因公诉方没有证据对“借款书”予以否定，且刘晓庆下落不明，无法核实案件相关事实，导致证据链中断，而未予认定该起事实，二审阶段检察员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案件原有的缺陷依然存在，该笔款项的性质，是借款、受贿款还是以借款为名的受贿，不明确，还待于完善证据，查清事实，故李某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观点二是构成受贿罪。本案中，由于李某所谓的“借款”关系的产生的理由不合常理，“借款”关系中的三方之间存在着利害、亲属关系，出借人对于 “借款书”予以否认；涉案款项及手机由李某使用或处分；案发后虽有归还行为，但系为逃避查处的掩饰行为，故李某的行为不构成借款关系，应构成受贿罪。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李某收受或索要宋某给予的现金及手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处理意见正确。理由如下：根据刑法、相关司法解释对受贿罪的规定以及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条之规定，“以借款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具体认定时，不能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

本案中，李某收受或索要宋某钱款及手机的行为性质，需要依据借款事由、款项去向、双方关系等因素综合考量，才能确定无法鉴定的拓印版“借款书”的存在是否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第一，李某与宋某之间的借款事由不能成立。

首先，李某所谓的与宋某之间“借款”关系的产生，是基于归还之前宋某送给他的人民币40万元和五部手机，由于宋某坚决不同意，才转化成宋某与李某前妹夫刘晓庆之间的借款，三人间还有一份借款人为宋某、欠款人为刘晓庆、保证人为李某签字的“借款书”。所谓归还款物不成而转化成为借款的事由于理不合。其次，拓印版 “借款书”所载内容并非仅是借款问题，还有很大部分的李某与宋某之间涉及督查工作的问题，虽在字面上有撇清受贿的意思，但恰恰反映了李某对与宋某之间不该有“借款”关系的主观明知。再次，借款关系的三方关系因李某而关联起来，出借方宋某与借款方刘晓庆素不相识，如非李某与宋某因督查问题产生往来，宋某并无任何理由将几百万的款项借给李某的前妹夫刘晓庆。综上，李某、宋某、刘晓庆三方的借款事由无法成立，不能认定。

第二，涉案款物的走向与李某关系紧密。

根据在案证据，涉案款项的资金走向均与李某关系紧密。李某在收受或索要宋某给予的款物后，分别在相应时间段存入李某的虚假身份“李学才”的账户，其中，存、取款的时间、数额与李某收受、退回宋某钱款的情况基本相符，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案发后，李某的前妹夫刘晓庆亦是持“李学才”身份证从李学才账户支取人民币通过邮政汇款退还宋某。分析上述钱款走向，可以判断本案存在李某在收受宋某钱款后，将钱存入其虚假身份“李学才”账户内的可能性，且刘晓庆办理的邮政汇款凭证最终也是在李某办公室内起获的。虽无直接证据证实上述款项就是李某收受宋某所送钱款，且李某曾辩称上述钱款系其销售邮币所得，并有笔记本证实，但根据记载，李某买卖邮币共计收入人民币112万余元，且笔记本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无充分证据证明李某存入李学才帐户的钱款是买卖邮币所得。

第三，李某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宋某谋取利益的行为。

李某系在2011年1月初在河南开展核查工作期间与宋某产生工作关系，根据在案的证人证言、书证材料等证据均能证实，宋某给付李某钱款的目的是为了让李某帮忙解决该公司存在的问题。李某不仅具有督查宋某的企业的权力，同时也查出了该企业相关的问题，为了保证企业的发展，宋某给予李某款物，要求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企业谋取利益。利益关系的客观存在，使得李某与宋某之间所谓的“借款”关系实属掩耳盗铃。

第四，退还款项系为逃避查处的掩饰行为。

李某在收受宋某款物后，除了将款项存入相应账户外，对于涉案的五部三星牌手机也在带回北京后，将其中四部手机以每部人民币4000元的价格予以变卖，另一部手机于案发后在李某办公室起获。如果说钱款还有归还的可能，此种对物品的私自处分，足见李某意图占有变现款项，不想归还手机的主观心理。后，李某在明知被他人举报受贿并被单位调查后才要求刘晓庆归还宋某钱款，并非自愿归还，是为了掩饰犯罪而退还。

李某收受或索要宋某钱款及手机的行为综合各方面因素，无法构成借款关系，且无论“借款书”是否真实存在，都无法否定李某收受宋某款物构成受贿的事实，故应当依法将李某的此部分行为认定为构成受贿罪。

作者：陈丹

第二篇：对黑社会性质犯罪证据认定的经验材料

“涉黑”案件的侦破工作不仅难度大，涉及范围和领域也广，各地公安机关均把该类案件作为大要案来侦破，参加侦查干警必然很多，形成的证据材料也就多而庞杂。对这些证据的审查和认定较其它普通刑事案件证据的审查认定的难度也就大的多。我在主审陈某某等七名被告人“涉黑”一案时，首先通过阅卷把庞杂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分类归纳，为庭审后综合认证奠定了

基础。庭审后，合议庭结合庭审质证的情况对相关证据逐一进行分析并严格依照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均作出了是否采信的综合认定。使七名被告人均得到了应有惩处，判决作出后尽管七被告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由于我们认定的事实有充分证据支持，二审均全部维持了我们的一审判决。我们认定证据的主要作法是：

一是对每一份证据材料进行程序性审查，看取证主体、程序是否合法，方法、方式是否得当，如调取证人证言时，必须有两名以上司法工作人员调取，辩护律师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必须征得人民法院准许，司法人员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印件、拍摄物的照片、录像以及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住处或者司法机关进行，不得另行指定其他地点，向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和规则要求，该份证据材料就应当排除。主审法官在查阅卷宗材料时如发现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和规则，可在约见公诉人时提出建议，该类证据不得在法庭上出示，以免影响庭审效果。

二是综合运用证据认证规则，对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主要方法包括，直接认证、推定和综合认证。直接认证一般是指控方提供的证据辩方认可，控方提供的证据辩方不反驳或反驳没有实质内容，辩方提供的由单位或个人出具的证明文书控方不反驳或无反驳证据，已生效判决、裁定、仲裁、公正等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上述这些证据如与案件事实有关联并能证实案件中的某项事实的可直接认证。推定就是依据法律或者已证明的事实推论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的一种假设，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犯罪，以被告人主观上“明知”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但主观“明知”是人的意识活动，无法用证据来直接证明，只能依据被告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其是否“明知”或“应当明知”。就“涉黑”案件而言，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罪名的确定主要就是利用推定规则。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中的组织特征的认定，对组织成员、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以及组织内部的邦规、纪律等的认定因组织内部大多没有书面的规定和章程，能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要依照组织成员人数是否众多，关系是否相对稳定，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是否基本固定，有无成员认可或约定俗成的邦规、纪律等这些客观表现来推定。证据的综合认定是指将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明内容和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解决证据间存在的矛盾，提炼出能够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并以此来认定案件的事实认证方法，主要作法：

一、认真审查证人与被告人、被害人之间有无利害关系，确立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大小，二、认真审查证人提供证言的背景和条件，看证人提供证言时，双方当事人是否对其有贿赂、威胁和利诱。

三、认真审查证言的内容，看证人提供的前后证言间有无矛盾；

四、运用证据的分类方法判断各类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如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的可靠性大于间接证据；

五、将不同证明方向的证据进行归类，看各类证据的多寡，按多证的证明力大于孤证的原则，将孤证排除；

六、寻找不同证据的共同点，允许各类证据在证实案件的主要事实上的差异，但在证实案件的某个情节或细节上只要证明方向一致，就可部分地采信；

七、认真分析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并与全案的其它证据进行对照，对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得到其它证据的充分印证，应予采信；对前后不一致的供述和辩解应全面审查，被告人当庭翻供的，辩方应提供足以推翻控方提供的有罪证据的证据，否则应采信其原来的有罪供述，但是，被告人当庭作无罪陈述，控方必须提供证据进行反驳，否则应采信被告人当庭陈述；多名共同被告人口供不一致的，应通过比较进行鉴别，并通过其它证据判断真伪，对其中证明方向一致、形成证据合力的内容应予采信，但即使多名同案被告人口供完全一致也还需其它证据进行补强才可采信；，无其它补强证据印证的，不能采信，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够明确但有默认倾向或含有默认的意思，如有其它证据佐证的，可以用来认定案件事实；

八、对书证、物证的审查判断应着重于对其来源和与案件事实关联性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和判断；

九、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应着重审查鉴定人是否有鉴定资格，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和可靠。

十、对孤证一般是采用疑罪从无原则，这里的孤证包括只有一份

第三篇：谈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证据认定问题

“涉黑”案件的侦破工作不仅难度大，涉及范围和领域也广，各地公安机关均把该类案件作为大要案来侦破，参加侦查干警必然很多，形成的证据材料也就多而庞杂。对这些证据的审查和认定较其它普通刑事案件证据的审查认定的难度也就大的多。我在主审陈某某等七名被告人“涉黑”一案时，首先通过阅卷把庞杂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分类归纳，为庭审后综合认证奠定了

基础。庭审后，合议庭结合庭审质证的情况对相关证据逐一进行分析并严格依照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均作出了是否采信的综合认定。使七名被告人均得到了应有惩处，判决作出后尽管七被告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由于我们认定的事实有充分证据支持，二审均全部维持了我们的一审判决。我们认定证据的主要作法是：

一是对每一份证据材料进行程序性审查，看取证主体、程序是否合法，方法、方式是否得当，如调取证人证言时，必须有两名以上司法工作人员调取，辩护律师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必须征得人民法院准许，司法人员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印件、拍摄物的照片、录像以及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住处或者司法机关进行，不得另行指定其他地点，向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和规则要求，该份证据材料就应当排除。主审法官在查阅卷宗材料时如发现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和规则，可在约见公诉人时提出建议，该类证据不得在法庭上出示，以免影响庭审效果。

二是综合运用证据认证规则，对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主要方法包括，直接认证、推定和综合认证。直接认证一般是指控方提供的证据辩方认可，控方提供的证据辩方不反驳或反驳没有实质内容，辩方提供的由单位或个人出具的证明文书控方不反驳或无反驳证据，已生效判决、裁定、仲裁、公正等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上述这些证据如与案件事实有关联并能证实案件中的某项事实的可直接认证。推定就是依据法律或者已证明的事实推论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的一种假设，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犯罪，以被告人主观上“明知”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但主观“明知”是人的意识活动，无法用证据来直接证明，只能依据被告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其是否“明知”或“应当明知”。就“涉黑”案件而言，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罪名的确定主要就是利用推定规则。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中的组织特征的认定，对组织成员、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以及组织内部的邦规、纪律等的认定因组织内部大多没有书面的规定和章程，能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要依照组织成员人数是否众多，关系是否相对稳定，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是否基本固定，有无成员认可或约定俗成的邦规、纪律等这些客观表现来推定。证据的综合认定是指将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明内容和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解决证据间存在的矛盾，提炼出能够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并以此来认定案件的事实认证方法，主要作法：

一、认真审查证人与被告人、被害人之间有无利害关系，确立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大小，二、认真审查证人提供证言的背景和条件，看证人提供证言时，双方当事人是否对其有贿赂、威胁和利诱。

三、认真审查证言的内容，看证人提供的前后证言间有无矛盾；

四、运用证据的分类方法判断各类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如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的可靠性大于间接证据；

五、将不同证明方向的证据进行归类，看各类证据的多寡，按多证的证明力大于孤证的原则，将孤证排除；

六、寻找不同证据的共同点，允许各类证据在证实案件的主要事实上的差异，但在证实案件的某个情节或细节上只要证明方向一致，就可部分地采信；

七、认真分析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并与全案的其它证据进行对照，对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得到其它证据的充分印证，应予采信；对前后不一致的供述和辩解应全面审查，被告人当庭翻供的，辩方应提供足以推翻控方提供的有罪证据的证据，否则应采信其原来的有罪供述，但是，被告人当庭作无罪陈述，控方必须提供证据进行反驳，否则应采信被告人当庭陈述；多名共同被告人口供不一致的，应通过比较进行鉴别，并通过其它证据判断真伪，对其中证明方向一致、形成证据合力的内容应予采信，但即使多名同案被告人口供完全一致也还需其它证据进行补强才可采信；，无其它补强证据印证的，不能采信，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够明确但有默认倾向或含有默认的意思，如有其它证据佐证的，可以用来认定案件事实；

八、对书证、物证的审查判断应着重于对其来源和与案件事实关联性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和判断；

九、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应着重审查鉴定人是否有鉴定资格，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和可靠。

十、对孤证一般是采用疑罪从无原则，这里的孤证包括只有一份证据，也包括多份同属一类的证据；

十一、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应综合案件性质、案发时间、地点、周围环境等情况全面审查，有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有的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如强奸案件在一对一证据情况下，应综合考查案发是否自然，报案是否及时，案发时间、地点及其周围环境，被告人与被害人平时关系以及被害人平时生活作风等综合判断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的真实

性。

利用以上方法确立下来的证据，能否充分认定案件事实还需要法官正确认识并运用逻辑思维方法进行判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应当符合下列标准：一是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即证据必须客观真实，证明力要强，这是对证据质的要求，同时还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这是对证据量的要求，质和量的统一才能揭示案件的本来面目。二是据以定案的每一个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三是每个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有实质的关联性。四是各个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五是综合认证后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但有些案件事实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收集不到直接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间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且其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比较复杂。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间接证据必须要查证属实。二是间接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三是间接证据必须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不能中断的证据链。四是运用间接证据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排他的。

第四篇：务范围 担保公司与公民之间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

担保公司业务范围 担保公司与公民之间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

某担保公司与袁某签署某《公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商定由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1000000元，月利率为1%，借款时分为6个月。事后袁某未按合同商定偿还借款本息，担保公司起诉至法院，苦求袁某按照合同商定偿还借款本息。诉讼中，袁某辩称担保公司不十全发放贷款的资历，借款合同无效。

本案中，对担保公司与公民之间的借款合同效率的认定，在处置中有两种见解。

起初种见解：借款合同有效。理由是：合同是当事人乐趣表现的满足，是当事人通过解放酌量，拣选相互间权柄义务干系的孤傲协定。鼓舞生意和合同解放是合同法的底子择要，即便合同违抗了法定的奏效要件，法律上还对其进行了可吊销、效率待定、无效合同的分手，而且，合同合伙无效不影响其他合伙的效率。

第二种见解：借款合同无效。理由是：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是属于国度特许经营的规模，惟独驰过中国公民银行容许哺育的金融机构才能经营这项业务，某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的借款合同露骨违抗了国度特许经营的准则。

笔者同意第二种见解。

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要从两个方面来剖析：一是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的行动是否属于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二是关于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借款合同效率的法律依据。

一、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这一行动内容的判决

依据《最高公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准则》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实在准则，严守本准则及其他司法讲授无法判决举证任务接续时，公民法院不妨依据平允择要和竭诚信誉择要，归纳当事人举证才能等因素判决举证任务的接续”之准则，某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的行动内容，举证任务应分配给担保公司。对于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贷款这一行动内容的举证才能显明优于袁某，因为担保公司才持有这方面的证据，如某《公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前后相应字号的合同以及公司账本等均是判决借贷行动内容的有力证据，假设某担保公司不供给证据，则要接续举证不行的法律成果。某担保公司未能向法庭供给相干证据来证实其与袁某之间的借贷行动不属于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行动，则可认定某担保公司向社会众人供给借款的行动是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

二、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借贷合同效率的法律依据

1、《中华公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准则：“商业银行不妨经营下列合伙大抵所有业务：

（一）授与众人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历久贷款；...经营规模由商业银行章程准则,报国务院银行业监视治理机构容许。”；《中华公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准则：“哺育商业银行，理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视治理机构审查容许。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视治理机构容许，任何单位和本人不得从事授与众人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前述法律准则表明，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是属于国度特许经营的项目。《中华公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准则：“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合同无效...(四)侵吞社会公共好处;(五)违抗法律、行政法规的被迫性准则...”《最高公民法院关于实用〈中华公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讲授

（一）》第十条准则“当事人凌驾经营规模订立合同，公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抗国度搜刮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阻挡经营的准则以外。”本案中某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的行动违抗了国度特许经营的准则，捣乱了国度金融按次，侵吞了社会公共好处，故某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

2、《最高公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行动效率问题的批复》“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乐趣表现深切即可认定有效。然则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企业以借贷编造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的;...”前哨已论述某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的行动属于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故借款合同无效。

第五篇：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经济与法

作者简介：叶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陈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陈某和他人共同成立某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陈某系实际出资人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9 年9 月30日,被告人陈某用本人2007 年已经出卖的房子和四十万元的空头支票作抵押, 通过中间人,与被害人牟某某签订借款协议,骗取牟某某人民币三十万元,还款日期为2010 年3 月30 日.陈某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公司的公章.牟某某将三十万元于当天汇入陈某公司的账户,陈某当天就通过网银方式支出299969.14 元,其中十万元用于个人支出,其他去向无法查明.后陈某不予还款,下落不明,直至2010 年7 月6 日被中间人发现后扭送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陈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 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理由是：被告人陈某在诈骗牟某某钱财过程中,虽然与牟某某签订了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未体现市场交易行为,亦非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协议书.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二、分歧观点

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民间借贷中借条的性质一样,公民个人之间进行类似借款协议,不能体现市场交易性质,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的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理由是通过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的诈骗,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同时伴有抵押,质押等特殊的担保形式,此类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间借贷中的“借条”,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交易特征,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是自然人实施的行为,应当定诈骗.理由基本同第一种意见;如果是单位实施的行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因为单位的参与使得整个借款合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具有了市场交易的性质,体现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三、评析意见

我们在实践中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不应当以犯罪主体是否单位或个人来判断合同诈骗或者诈骗.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单位的,就能够体现市场交易性质.如陈某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在审查时就认为,如果陈某是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并将借款直接用于单位经营,那么其借款的行为就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性质, 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事实上陈某并未将借款用于单位经营,而是用于个人支配使用,故无法认定为单位犯罪,也就无法体现市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须是单位,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即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来,同一个行为,如果单位实施是合同诈骗罪.而自然人实施就变成了诈骗罪,显然违背了立法原意,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其次,不应当以合同内容是否系原《经济合同法》(已作废)规定的“经济合同”来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虽然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似乎仅指原《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因为1997 年的《刑法》颁布前,有关的司法解释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应当注意到,修订后的《刑法》第224 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并没有继续沿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说法,而只用了“合同”一词.而原有的《经济合同法》已经废止,现行的《合同法》已经不再出现经济合同一词,而是使用“民事合同”.《合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能是身份合同,因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对利用身份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只能以诈骗罪处理.通过对合同的内容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学.因为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 “社会经济”指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由此一来,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恐怕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显然,司法实践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法院系统的指导意见和实务操作指导书中,也有如下表述.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结合本罪的侵犯客体和立法目的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罪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予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但是.由于这一掌握标准确实仍有难以把握的地方,因此实践中难免出现分歧.陈某案中,法院认为,此类民间借款合同的性质与借条一样,虽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场交易行为,不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故不是合同诈骗罪.笔者也认为,一般利用生活消费民事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虚构事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条方式骗取借款后不还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但陈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现,显然不能等同于一个简单的借条,合同规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约定了担保形式,显然这一借款形式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商事经营领域的商事行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过在担保形式作假来虚构偿还能力骗取借款,其行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这一特定的形式来进行诈骗,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条第(二)项合同诈骗罪中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特征.最后,我们在实践中也应当避免另一个极端,即见合同就定合同诈骗罪.我们也要审查合同在该犯罪行为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实践中,司法机关也认为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利用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虽然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而是虚构其他事实或隐瞒其他真相获得被害人财物的,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在很多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虚构了开矿,办事等各种虚假事由已经骗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间签订了各种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只是对某一阶段事实的一个证明,并非取财的关键,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我院办理的丁某某诈骗案中,丁某某虚构了借用房屋抵押周转资金的事由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取得房产,虽然有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该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该合同来进行诈骗,因此该案应当定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