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行政论文大全

第一篇：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行政论文大全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从法律推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历史及发展动力，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制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为法理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和思想实验手段以及辅助司法审判和法律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法理学不仅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而且也为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此外，还探讨了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发的困难、策略和应用前景，其中包括立足于人机功能互补而提出的人机系统解决方案。

【关 键 词】法理学/法律推理/人工智能 【正 文】

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历史

计算机先驱思想家莱布尼兹曾这样不无浪漫地谈到推理与计算的关系：“我们要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使所有推理的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两个哲学家同两个计算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把笔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盘面前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地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注：转引自肖尔兹著：《简明逻辑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4页。）

如果连抽象的哲学推理都能转变为计算问题来解决，法律推理的定量化也许还要相对简单一些。尽管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技术可行性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惊叹。从诞生至今的短短45年内，人工智能从一般问题的研究向特殊领域不断深入。1956年纽厄尔和西蒙教授的“逻辑理论家”程序，证明了罗素《数学原理》第二章52个定理中的38个定理。塞缪尔的课题组利用对策论和启发式探索技术开发的具有自学习能力的跳棋程序，在1959年击败了其设计者，1962年击败了州跳棋冠军，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使世界头号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俯首称臣。

20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博弈、难题求解和智能机器人；70年代开始研究自然语言理解和专家系统。1971年费根鲍姆教授等人研制出“化学家系统”之后，“计算机数学家”、“计算机医生”等系统相继诞生。在其他领域专家系统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鼓舞下，一些律师提出了研制“法律诊断”系统和律师系统的可能性。（注：simon chalton,legal diagnostics,computers and law,no.25,august 1980.pp.13-15.bryan niblett,expert systems for lawyers,computers and law,no.29,august 1981.p.2.）

1970年buchanan & headrick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拉开了对法律推理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序幕。文章认为，理解、模拟法律论证或法律推理，需要在许多知识领域进行艰难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如何描述案件、规则和论证等几种知识类型，即如何描述法律知识，其中处理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是主要难题。其次，要了解如何运用各种知识进行推理，包括分别运用规则、判例和假设的推理，以及混合运用规则和判例的推理。再次，要了解审判实践中法律推理运用的实际过程，如审判程序的运行，规则的适用，事实的辩论等等。最后，如何将它们最终运用于编制能执行法律推理和辩论任务的计算机程序，区别和分析不同的案件，预测并规避对手的辩护策略，建立巧妙的假设等等。（注：buchanan & headrick,some speculation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23 stanfordlaw review(1970).pp.40-62.）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沿着两条途径前进：一是基于规则模拟归纳推理，70年代初由walter g.popp和bernhard schlink开发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二是模拟法律分析，寻求在模型与以前贮存的基础数据之间建立实际联系，并仅依这种关联的相似性而得出结论。jeffrey meld-man 1977年开发了计算机辅助法律分析系统，它以律师推理为模拟对象，试图识别与案件事实模型相似的其他案件。考虑到律师分析案件既用归纳推理又用演绎推理，程序对两者都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并且包括了各种水平的分析推理方法。

专家系统在法律中的第一次实际应用，是d.沃特曼和m.皮特森1981年开发的法律判决辅助系统(lds)。研究者探索将其当作法律适用的实践工具，对美国民法制度的某个方面进行检测，运用严格责任、相对疏忽和损害赔偿等模型，计算出责任案件的赔偿价值，并论证了如何模拟法律专家意见的方法论问题。（注：'models of legaldecisionmaking report',r-2717-icj(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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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整顿规范矿业秩序促进矿业经济持续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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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2016年）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

我国法律专家系统的研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注： 钱学森教授：《论法治系统工程的任务与方法》（《科技管理研究》1981年第4期）、《社会主义和法治学与现代科学技术》（《法制建设》1984年第3期）、《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和法制建设》（《政法论坛》）1985年第3期）等文章，为我国法律专家系统的研发起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奠基作用。）1986年由朱华荣、肖开权主持的《量刑综合平衡与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研究》被确定为国家社科“七五”研究课题，它在建立盗窃罪量刑数学模型方面取得了成果。在法律数据库开发方面，1993年中山大学学生胡钊、周宗毅、汪宏杰等人合作研制了《loa律师办公自动化系统》。（注：杨建广、骆梅芬编著：《法治系统工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349页。）1993年武汉大学法学院赵廷光教授主持开发了《实用刑法专家系统》。（注：赵廷光等著：《实用刑法专家系统用户手册》，北京新概念软件研究所1993年版。）它由咨询检索系统、辅助定性系统和辅助量刑系统组成，具有检索刑法知识和对刑事个案进行推理判断的功能。

专家系统与以往的“通用难题求解”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它要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规则简单的游戏或数学定理证明问题；(2)它面向更加专门的应用领域，而不是单纯的原理性探索；(3)它主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域，选择合理的方法来表达和运用特殊的知识，而不强调与问题的特殊性无关的普适性推理和搜索策略。

法律专家系统在法规和判例的辅助检索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了律师一部分脑力劳动。但绝大多数专家系统目前只能做法律数据的检索工作，缺乏应有的推理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进入了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开发时期。知识工程是指以知识为处理对象，以能在计算机上表达和运用知识的技术为主要手段，研究知识型系统的设计、构造和维护的一门更加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页。）知识工程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几个推理定律再加上强大的计算机就会产生专家功能的信念。以知识工程为技术手段的法律系统研制，如果能在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等方面获得突破，将会使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发展源于两种动力。其一是法律实践自身的要求。随着社会生活和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律实践需要新的思维工具，否则，法律家（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将无法承受法律文献日积月累和法律案件不断增多的重负。其二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人工智能以模拟人的全部思维活动为目标，但又必须以具体思维活动一城一池的攻克为过程。它需要通过对不同思维领域的征服，来证明知识的每个领域都可以精确描述并制造出类似人类智能的机器。此外，人工智能选择法律领域寻求突破，还有下述原因：(1)尽管法律推理十分复杂，但它有相对稳定的对象（案件）、相对明确的前提（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及严格的程序规则，且须得出确定的判决结论。这为人工智能模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法律推理特别是抗辩制审判中的司法推理，以明确的规则、理性的标准、充分的辩论，为观察思维活动的轨迹提供了可以记录和回放的样本。(3)法律知识长期的积累、完备的档案，为模拟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提供了丰富、准确的资料。(4)法律活动所特有的自我意识、自我批评精神，对法律程序和假设进行检验的传统，为模拟法律推理提供了良好的反思条件。

二、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价值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方法论启示。p.wahlgren说：“人工智能方法的研究可以支持和深化在创造性方法上的法理学反思。这个信仰反映了法理学可以被视为旨在于开发法律分析和法律推理之方法的活动。从法理学的观点看，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方法论的潜在作用，从而有助于开展从法理学观点所提出的解决方法的讨论，而不仅仅是探讨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有关的非常细致的技术方面。”（注：p.wahlgren,automation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在模拟法律推理的过程中，法学家通过与工人智能专家的密切合作，可以从其对法律推理的独特理解中获得有关方法论方面的启示。例如，由于很少有两个案件完全相似，在判例法实践中，总有某些不相似的方面需要法律家运用假设来分析已有判例与现实案件的相关性程度。但法学家们在假设的性质问题上常常莫衷一是。然而hypo的设计者，在无真实判例或真实判例不能充分解释现实案件的情况下，以假设的反例来反驳对方的观点，用补充、删减和改变事实的机械论方法来生成假设。这种用人工智能方法来处理假设的办法，就使复杂问题变得十分简单：假设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论证产生于一个经过修正的老的论证的过程。总之，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帮助法学家跳出法理学方法的思维定势，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法学问题，从而为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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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2016年）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

二是提供了思想实验手段。西蒙认为，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思维在头脑中是怎样由生理作用完成的，“但我们知道这些处理在数字电子计算机中是由电子作用完成的。给计算机编程序使之思维，已经证明有可能为思维提供机械论解释”。（注：转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5期。）童天湘先生认为：“通过编制有关思维活动的程序，就会加深对思维活动具体细节的了解，并将这种程序送进计算机运行，检验其正确性。这是一种思想实验，有助于我们研究人脑思维的机理。”（注：转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5期。）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的直接目标是使计算机能够获取、表达和应用法律知识，软件工程师为模拟法律推理而编制程序，必须先对人的推理过程作出基于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的独特解释。人工智能以功能模拟开路，在未搞清法律家的推理结构之前，首先从功能上对法律证成、法律检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等法律推理的要素和活动进行数理分析，将法理学、诉讼法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模型化，以实现法律推理知识的机器表达或再现，从而为认识法律推理的过程和规律提供了一种实验手段。法学家则可以将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推理过程、方法和结论与人类法律推理活动相对照，为法律推理的法理学研究所借鉴。因此，用人工智能方法模拟法律推理，深化了人们对法律推理性质、要素和过程的认识，使法学家得以借助人工智能科学的敏锐透镜去考察法律推理的微观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bryan niblett教授说：“一个成功的专家系统很可能比其他的途径对法理学作出更多的（理论）贡献。”（注：bryan niblett,expertsystems for lawyers,computers and law,no.29,august 1981.note14,p.3.）

三是辅助司法审判。按照格雷的观点，法律专家系统首先在英美判例法国家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浩如烟海的判例案卷如果没有计算机编纂、分类、查询，这种法律制度简直就无法运转了。（注：pamela n.gray brookfield,artificial legal intelligence,vt:dartmouthpublishing co.,1997.p.402.）其实不仅是判例法，制定法制度下的律师和法官往往也要为检索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由于人脑的知识和记忆能力有限，还存在着检索不全面、记忆不准确的问题。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强大的记忆和检索功能，可以弥补人类智能的某些局限性，帮助律师和法官从事相对简单的法律检索工作，从而极大地解放律师和法官的脑力劳动，使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更加复杂的法律推理活动。

四是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推理虽有统一的法律标准，但法官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差异个体，所以在执行统一标准时会产生一些差异的结果。司法解释所具有的建构性、辩证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如果换了钢铁之躯的机器，这种由主观原因所造成的差异性就有可能加以避免。这当然不是说让计算机完全取代法官，而是说，由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推理标准和评价标准，从而可以辅助法官取得具有一贯性的判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物质欲望和感情生活，可以比人更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正像计算机录取增强了高考招生的公正性、电子监视器提高了纠正行车违章的公正性一样，智能法律系统在庭审中的运用有可能减少某些徇私舞弊现象。

五是辅助法律教育和培训。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凝聚了法律家的专门知识和法官群体的审判经验，如果通过软件系统或计算机网络实现专家经验和知识的共享，便可在法律教育和培训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例如，(1)在法学院教学中发挥模拟法庭的作用，可以帮助法律专业学生巩固自己所学知识，并将法律知识应用于模拟的审判实践，从而较快地提高解决法律实践问题的能力。(2)帮助新律师和新法官全面掌握法律知识，迅速获得判案经验，在审判过程的跟踪检测和判决结论的动态校正中增长知识和才干，较快地接近或达到专家水平。(3)可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律师和法官及时获得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建议，弥补因知识结构差异和判案经验多寡而可能出现的失误。(4)可以为大众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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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2016年）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

六是辅助立法活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不仅对辅助司法审判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完善立法也具有实用价值。（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of legal reasoning,the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例如，伦敦大学imperial学院的逻辑程序组将1981年英国国籍法的内容形式化，帮助立法者发现了该法在预见性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和法律漏洞。（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 of legal reasoning,the yale lawjournal.(vol.99:1957-1981).）立法辅助系统如能应用于法律起草和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有可能事先发现一些立法漏洞，避免一个法律内部各种规则之间以及新法律与现有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

三、法理学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中的作用

1.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想来源

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之法理学思想来源的追踪，不是对法理学与人工智能的联系作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旨在揭示法理学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直接影响。

第一，法律形式主义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8-19世纪的法律形式主义强调法律推理的形式方面，认为将法律化成简单的几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以j·奥斯汀为代表的英国分析法学的传统，主张“法律推理应该依据客观事实、明确的规则以及逻辑去解决一切为法律所要求的具体行为。假如法律能如此运作，那么无论谁作裁决，法律推理都会导向同样的裁决。”（注：（美）史蒂文·j·伯顿著：《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页。）换言之，机器只要遵守法律推理的逻辑，也可以得出和法官一样的判决结果。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与小前提逻辑必然结果。”（注：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92页。）如果法官违反三段论推理的逻辑，就会破坏法治。这种机械论的法律推理观，反映了分析法学要求法官不以个人价值观干扰法律推理活动的主张。但是，它同时具有忽视法官主观能动性和法律推理灵活性的僵化的缺陷。所以，自由法学家比埃利希将法律形式主义的逻辑推理说称为“自动售货机”理论。然而，从人工智能就是为思维提供机械论解释的意义上说，法律形式主义对法律推理所作的机械论解释，恰恰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制的实际过程来看，在其起步阶段，人工智能专家正是根据法律形式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前提，首先选择三段论演绎推理进行模拟，由walter g.popp和bernhard schlink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推理大小前提的法律和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被计算机以“如果a和b，那么c”的方式加以描述，使机器法律推理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

第二，法律现实主义推动智能模拟深入到主体的思维结构领域。法律形式主义忽视了推理主体的社会性。法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其所从事的法律活动不可能不受到其社会体验和思维结构的影响。法官在实际的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机械地遵循规则，特别是在遇到复杂案件时，往往需要作出某种价值选择。而一旦面对价值问题，法律形式主义的逻辑决定论便立刻陷入困境，显出其僵化性的致命弱点。法律现实主义对其僵化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霍姆斯法官明确提出“法律的生命并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注：（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78页。）的格言。这里所谓逻辑，就是指法律形式主义的三段论演绎逻辑；所谓经验，则包括一定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及直觉知识，甚至法官的偏见。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官主观能动性和法律推理灵活性的强调，促使人工智能研究从模拟法律推理的外在逻辑形式进一步转向探求法官的内在思维结构。人们开始考虑，如果思维结构对法官的推理活动具有定向作用，那么，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若要达到法官水平，就应该通过建立思维结构模型来设计机器的运行结构。taxman的设计就借鉴了这一思想，法律知识被计算机结构语言以语义网络的方式组成不同的规则系统，解释程序、协调程序、说明程序分别对网络结构中的输入和输出信息进行动态结构调整，从而适应了知识整合的需要。大规模知识系统的kbs(knowledge based system)开发也注意了思维结构的整合作用，许多具有内在联系的小规模kbs子系统，在分别模拟法律推理要素功能（证成、法律查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评价、理由阐述）的基础上，又通过联想程序被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具有法律推理整体功能的概念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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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2016年）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

第三，“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打开了疑难案件法律推理模拟的思路。法律形式主义忽视了疑难案件的存在。疑难案件的特征表现为法律规则和案件之间不存在单一的逻辑对应关系。有时候从一个法律规则可以推出几种不同的结论，它们往往没有明显的对错之分；有时一个案件面对着几个相似的法律规则。在这些情况下，形式主义推理说都一筹莫展。但是，法律现实主义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它否认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法律规则的存在，试图用“行动中的法律”完全代替分析法学“本本中的法律”。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是使法律推理摆脱机械论束缚所走出的必要一步，然而，法律如果真像现实主义法学所说的那样仅仅存在于具体判决之中，法律推理如果可以不遵循任何标准或因人而异，那么，受到挑战的就不仅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且还会殃及法治要求实现规则统治之根本原则，并动摇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存在的基础。哈特在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的争论中采取了一种折中立场，他既承认逻辑的局限性又强调其重要性；既拒斥法官完全按自己的预感来随意判案的见解，又承认直觉的存在。这种折中立场在哈特“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律概念既有“意义核心”又有“开放结构”，逻辑推理可以帮助法官发现问题的阳面，而根据社会政策、价值和后果对规则进行解释则有助于发现问题的阴面。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使基于规则的法律推理模拟在受到概念封闭性的限制而对疑难案件无能为力时，找到了新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疑难案件法律推理模型，通过逻辑程序工具和联想技术而建立起来。gardner博士就疑难案件提出两种解决策略：一是将简易问题从疑难问题中筛选出来，运用基于规则的技术来解决；二是将疑难问题同“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联系在一起，先用非范例知识如规则、控辩双方的陈述、常识来获得初步答案，再运用范例来澄清案件、检查答案的正确性。

第四，目的法学促进了价值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目的法学是指一种所谓直接实现目的之“后法治”理想。美国法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把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他们认为，以法治为标志的自治型法，过分强调手段或程序的正当性，有把手段当作目的的倾向。这说明法治社会并没有反映人类关于美好社会的最高理想，因为实质正义不是经过人们直接追求而实现的，而是通过追求形式正义而间接获得的。因此他们提出以回应型法取代自治型法的主张。在回应型法中，“目的为评判既定的做法设立了标准，从而也就开辟了变化的途径。同时，如果认真地对待目的，它们就能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而减轻制度屈从的危险。反之，缺少目的既是僵硬的根源，又是机会主义的根源。”（注：（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美国批判法学家昂格尔对形式主义法律推理和目的型法律推理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前者要求使用内容明确、固定的规则，无视社会现实生活中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不能适应复杂情况和变化，追求形式正义；后者则要求放松对法律推理标准的严格限制，允许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抽象标准，迫使人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追求实质正义。与此相应，佩雷尔曼提出了新修辞学(new rhetoric)的法律理论。他认为，形式逻辑只是根据演绎法或归纳法对问题加以说明或论证的技术，属于手段的逻辑；新修辞学要填补形式逻辑的不足，是关于目的的辩证逻辑，可以帮助法官论证其决定和选择，因而是进行价值判断的逻辑。他认为，在司法三段论思想支配下，法学的任务是将全部法律系统化并作为阐释法律的大前提，“明确性、一致性和完备性”就成为对法律的三个要求。而新修辞学的基本思想是价值判断的多元论，法官必须在某种价值判断的指示下履行义务，必须考虑哪些价值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上有效的公平的”。这些价值构成了判决的正当理由。（注：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3-446页。）制造人工智能法律系统最终需要解决价值推理的模拟问题，否则，就难以实现为判决提供正当理由的要求。为此，p.wahlgren提出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5种知识表达途径中，明确地包括了以道义为基础的法律推理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 artificial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引入道义逻辑，或者说在机器中采用基于某种道义逻辑的推理程序，强调目的价值，也许是制造智能法律系统的关键。不过，即使把道义逻辑硬塞给计算机，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生理需要，也很难产生价值观念和主观体验，没办法解决主观选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波斯纳曾以法律家有七情六欲为由对法律家对法律的机械忠诚表示了强烈怀疑，并辩证地将其视为法律发展的动力之一。只有人才能够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能够发现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价值。因此，关于价值推理的人工智能模拟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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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整顿规范矿业秩序促进矿业经济持续发展纪实

我市矿产资源丰富，矿种较多。矿业经济是我市的特色，也是我市的优势，##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矿业经济是重要的依托。从我市矿业经济发展进程看，目前正从快速、粗放发展阶段逐步向加速整合、规模开发、结构优化、全面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新的发展阶段过渡。从去年至 阅读全文 >>

廉政勤政 甘心奉献

进入2004年以来，按照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在积极配合班子成员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同时，按照职责分工，***同志主要负责经贸系统的稳定和信访工作。一年来，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把维护经贸系统的稳定工作摆在了全年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其具体工作情况如下：

一、明确指导思想 阅读全文 >>

浅议农业服务体系建设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越发展，农业服务体系就越健全。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的农业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而又庞大的服务体系网络，出现了农、林、牧、渔、农机、供销等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个服务组织，它们分工明 阅读全文 >>

关于教育工作总结和2007年教育工作计划的报告

县政府：二00六年教育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力指导下，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紧紧围绕县委提出实现“两个率先”和建设有实力、有活力、有魅力社会主义和谐新__的奋斗目标。坚持教育改革和创新，加强教育管理，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教 阅读全文 >>

2005年个人工作总结

2005年个人工作总结2004年，公司领导班子调整，我被任命为公司党委书记，我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自我就任公司党委书记以来，时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时刻想着自己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时刻牢记着公司的领导对我的重托和全公司两千五百多名干部职工寄予我的厚望。阅读全文 >>

（佚名 2016年）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

2.法理学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制的理论指导作用

gold and susskind指出：“不争的事实是，所有的专家系统必须适应一些法理学理论，因为一切法律专家系统都需要提出关于法律和法律推理性质的假设。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切专家系统都必须体现一种结构理论和法律的个性，一种法律规范理论，一种描述法律科学的理论，一种法律推理理论”。（注：gold and susskind,expertsystems in law:a jurisprudential and formal specificationapproach,pp.307-309.）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不仅需要以法理学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为知识基础，还需要从法理学获得关于法律推理的完整理论，如法律推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历史，法律推理的标准、主体、过程、方法等等。人工智能对法律推理的模拟，主要是对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知识进行人工智能方法的描述，建立数学模型并编制计算机应用程序，从而在智能机器上再现人类法律推理功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专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吸收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包括法理学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成果。

随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从低级向高级目标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法律推理的微观机制认识不足已成为人工智能模拟的严重障碍。p.wahlgren指出，“许多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开发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许多潜在的法理学原则没有在系统开发的开始阶段被遵守或给予有效的注意。”“法理学对法律推理和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已经有几百年，而人工智能的诞生只是本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情，这个事实是人工智能通过考察法理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一个有效动机。”（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因此，研究法律推理自动化的目标，“一方面是用人工智能（通过把计算机的应用与分析模型相结合）来支撑法律推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应用法理学理论来解决作为法律推理支撑系统的以及一般的人工智能问题。”（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在前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充当法律推理研究的思想实验手段以及辅助司法审判的问题。后一方面，则是法律推理的法律学研究成果直接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所应用的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法理学在真实和假设案例的推理和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已为几种人工智能法律装置借鉴而成为其设计工作的理论基础。在运用模糊或开放结构概念的法律推理研究方面，以及在法庭辩论和法律解释的形式化等问题上，法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已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所借鉴。

四、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的难点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果，但它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构成了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的目标。

第一，关于法律解释的模拟。在法理学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法律解释的研究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起着关键作用。法律知识表达的核心问题是法律解释。法律规范在一个法律论点上的效力，是由法律家按忠实原意和适合当时案件的原则通过法律解释予以确认的，其中包含着人类特有的价值和目的考虑，反映了法律家的知识表达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德沃金将解释过程看作是一种结合了法律知识、时代信息和思维方法而形成的，能够应变的思维策略。（注：dworkin,taking rights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7.p.75.）目前的法律专家系统并未以知识表达为目的来解释法律，而是将法律整齐地“码放”在计算机记忆系统中仅供一般检索之用。然而，在法律知识工程系统中，法律知识必须被解释，以满足自动推理对法律知识进行重新建构的需要。麦卡锡说：“在开发智能信息系统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任务既不是文件的重建也不是专家意见的重建，而是建立有关法律领域的概念模型。”（注：mccarty,intelligent legalinformation systems:problems and prospects,op.cit.supra,note25,p.126.）建立法律概念模型必须以法律家对某一法律概念的共识为基础，但不同的法律家对同一法律概念往往有不同的解释策略。凯尔森甚至说：即使在国内法领域也难以形成一个“能够用来叙述一定法律共同体的实在法的基本概念”。（注：（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尽管如此，法理学还是为法律概念模型的重建提供了一些方法。例如，德沃金认为，法官在“解释”阶段，要通过推理论证，为自己在“前解释”阶段所确定的大多数法官对模糊法律规范的“一致看法”提供“一些总的理由”。获取这些总的理由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从现存的明确法律制度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原则，用自我建立的一般法律理论来证明这种法律原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证明现存的明确法律制度是正当的。其次，再以法律原则为依据反向推出具体的法律结论，即用一般法律理论来证明某一法律原则存在的合理性，再用该法律原则来解释某一法律概念。taxman等系统装置已吸收了这种方法，法律知识被计算机结构语言以语义网络的方式组成不同的规则系统，解释程序使计算机根据案件事实来执行某条法律规则，并在新案件事实输入时对法律规则作出新的解释后才加以调用。不过，法律知识表达的进展还依赖于法律解释研究取得更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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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启发式程序。目前的法律专家系统如果不能与启发式程序接口，不能运用判断性知识进行推理，只通过规则反馈来提供简单解释，就谈不上真正的智能性。启发式程序要解决智能机器如何模拟法律家推理的直觉性、经验性以及推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即人可以有效地处理错误的或不完全的数据，在必要时作出猜测和假设，从而使问题的解决具有灵活性。在这方面，gardner的混合推理模型，edwina l.rissland运用联想程序对规则和判例推理的结果作集合处理的思路，以及massachusetts大学研制的cabaret（基于判例的推理工具），在将启发式程序应用于系统开发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法律问题往往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人工智能模拟法律推理的一个难题。选择哪一个答案，往往取决于法律推理的目的标准和推理主体的立场和价值观念。但智能机器没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立场。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划定了机器法律推理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

第三，关于法律自然语言理解。在设计基于规则的程序时，设计者必须假定整套规则没有意义不明和冲突，程序必须消灭这些问题而使规则呈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就是说，尽管人们对法律概念的含义可以争论不休，但输入机器的法律语言却不能互相矛盾。机器语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lds基于规则来模拟严格责任并计算实际损害时，表现出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使用不精确的自然语言进行推理。然而，在实际的法律推理过程中，法律家对某个问题的任何一种回答都可根据上下文关系作多种解释，而且辩论双方总是寻求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智能法律专家系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语言理解研究工作的突破。牛津大学的一个程序组正在研究法律自然语言的理解问题，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难。原因是连法学家们自己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专业术语规范。所以edwina l.rissland认为，常识知识、意图和信仰类知识的模拟化，以及自然语言理解的模拟问题，迄今为止可能是人工智能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对于语言模拟来说，像交际短语和短语概括的有限能力可能会在较窄的语境条件下取得成果，完全的功能模拟、一般“解决问题”能力的模拟则距离非常遥远，而像书面上诉意见的理解则是永远的终极幻想。（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 of legalreasoning,the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

五、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策略和应用前景

我们能够制造出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可以证明它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从检验标准上看，这主要是法律知识在机器中再现的判定问题。根据“图灵试验”原理，我们可将该检验标准概括如下：设两间隔开的屋子，一间坐着一位法律家，另一间“坐着”一台智能机器。一个人（也是法律家）向法律家和机器提出同样的法律问题，如果提问者不能从二者的回答中区分出谁是法律家、谁是机器，就不能怀疑机器具有法律知识表达的能力。

依“图灵试验”制定的智能法律系统检验标准，所看重的是功能。只要机器和法律家解决同样法律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相同，就不再苛求哪个是钢铁结构、哪个是血肉之躯。人工智能立足的基础，就是相同的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结构来实现之功能模拟理论。

从功能模拟的观点来确定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策略，可作以下考虑：

第一，扩大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主体。现有人工法律系统的幼稚，暴露了仅仅依靠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从事系统研发工作的局限性。因此，应该确立以法律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三结合的研发群体。在系统研发初期，可组成由法学家、逻辑与认知专家、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为主体的课题组，制定系统研发的整体战略和分阶段实施的研发规划。在系统研发中期，应通过网络等手段充分吸收初级产品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的意见，使研发工作在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形成反馈，将开发精英与广大用户的智慧结合起来，互相启发、群策群力，推动系统迅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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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确定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应用为主导的研发策略。目前国外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领域，还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应用。但是，任何智能系统包括相对简单的软件系统，如果不经过用户的长期使用和反馈，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向成熟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不能将初期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化为产品，我们也难以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必须走产研结合的道路，坚持以应用开路，使智能法律系统尽快走出实验室，同时以研究为先导，促进不断更新升级。

第三，系统研发目标与初级产品功能定位。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目标是制造出能够满足多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立法者、法学家）多种需要的机型。初级产品的定位应考虑到，人的推理功能特别是价值推理的功能远远超过机器，但人的记忆功能、检索速度和准确性又远不如机器。同时还应该考虑到，我国目前有12万律师，23万检察官和21万法官，每年1.2万法学院本科毕业生，他们对法律知识的获取、表达和应用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初级产品的标准可适当降低，先研制推理功能薄弱、检索功能强大的法律专家系统。可与计算机厂商合作生产具有强大数据库功能的硬件，并确保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的网上及时更新；同时编制以案件为引导的高速检索软件。系统开发的先期目标应确定为：(1)替律师起草仅供参考的起诉书和辩护词；(2)替法官起草仅供参考的判决书；(3)为法学院学生提供模拟法庭审判的通用系统软件，以辅助学生在起诉、辩护和审判等诉讼的不同阶段巩固所学知识、获得审判经验。上述软件旨在提供一个初级平台，先解决有无和急需，再不断收集用户反馈意见，逐步改进完善。

第四，实验室研发应确定较高的起点或跟踪战略。国外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开发已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1)主要适用于简单案件的规则推理；(2)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推理；(3)运用判例和假设的推理；(4)运用规则和判例的混合推理。我们如确定以简单案件的规则推理为初级市场产品，那么，实验室中第二代产品开发就应瞄准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推理。同时，跟踪运用假设的推理及混合推理，吸收国外先进的kbs和hypo的设计思想，将功能子系统开发与联想式控制系统结合。hypo判例法推理智能装置具有如下功能：(1)评价相关判例；(2)判定何方使用判例更加贴切；(3)分析并区分判例；(4)建立假设并用假设来推理；(5)为一种主张引用各种类型的反例；(6)建立判例的引证概要。hypo以商业秘密法的判例推理为模拟对象，假设了完全自动化的法律推理过程中全部要素被建立起来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hypo忽略了许多要素的存在，如商业秘密法背后的政策考虑，法律概念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固有的模糊性，信息是否已被公开，被告是否使用了对方设计的产品，是否签署了让与协议，等等。一个系统设计的要素列表无论多长，好律师也总能再多想出一些。同样，律师对案件的分析，不可能仅限于商业秘密法判例，还可能援引侵权法或专利法的判例，这决定了起诉缘由的多种可能性。ashley还讨论了判例法推理模拟的其他困难：判例并不是概念的肯定的或否定的样本，因此，要通过要素等简单的法律术语使模糊的法律规则得到澄清十分困难，法律原则和类推推理之间的关系还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描述。（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a model of legal reasoning,the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这说明，即使具有较高起点的实验室基础研究，也不宜确定过高的目标。因为，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不能脱离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水平。

第五，人－机系统解决方案。人和机器在解决法律问题时各有所长。人的优点是能作价值推理，使法律问题的解决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从而具有灵活性。机器的长处是记忆和检索功能强，可以使法律问题的解决具有一贯性。人－机系统解决方案立足于人与机器的功能互补，目的是解放人的脑力劳动，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该方案的实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人为主，机器为人收集信息并作初步分析，提供决策参考。律师受理案件后，可以先用机器处理大批数据，并参考机器的起诉和辩护方案，再做更加高级的推理论证工作。法官接触一个新案件，或新法官刚接触审判工作，也可以先看看“机器法官”的判决建议或者审判思路，作为参考。法院的监督部门可参照机器法官的判决，对法官的审判活动进行某种监督，如二者的判决结果差别太大，可以审查一下法官的判决理由。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司法腐败。在人－机系统开发的第二阶段，会有越来越多的简单案件的判决与电脑推理结果完全相同，因此，某些简单案件可以机器为主进行审判，例如，美国小额法庭的一些案件，我国法庭可用简易程序来审理的一些案件。法官可以作为“产品检验员”监督和修订机器的判决结果。这样，法官的判案效率将大大提高，法官队伍也可借此“消肿”，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法官薪水，吸引高素质法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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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计算机不会完全取代律师和法官，然而，律师和法官与智能机器统一体的出现则可能具有无限光明的前景。（注：smith,j.c,machine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chicago-kent lawreview,1998,vol.73,no.1,p277.）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为法律工作的自动化提供越来越强有力的外脑支持。电脑律师或法官将在网络所及的范围内承担起诸如收债、税务、小额犯罪诉讼等职能。自动法律推理系统将对诉讼活动发挥越来越多的辅助作用，例如，通过严密的演绎逻辑使用户确信全部法律结论得出的正当性；在解决相互冲突的规则、判例和政策问题时提示可能出现的判决预测；等等。正如网络的出现打破了少数人对信息的垄断一样，电脑法律顾问的问世，将打破法官、律师对法律知识的垄断，极大地推动法律知识的普及，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使法律真正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

人工智能要用“人工的、模拟的、假的”智能来代替人类自然的、原型的、真的智能，而且要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愈是真假难辨，愈能显示人的智慧，解放人的脑力劳动，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提高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没有界限。人工智能的模拟实验与法理学的学术研究，在推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进化方面是互相补充的。因此，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前景，一方面取决于智能模拟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法理学对法律推理研究的深化。从信心方面说，“不容质疑的是，能够执行复杂计划和法律推理的计算机系统肯定是未来几十年法律实践的一场革命。”（注：garry s,grossman and lewis d.solomon,computers and legalreasoning,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v69 jan,1983.pp.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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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农业服务体系建设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越发展，农业服务体系就越健全。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的农业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而又庞大的服务体系网络，出现了农、林、牧、渔、农机、供销等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个服务组织，它们分工明 阅读全文 >>

关于教育工作总结和2007年教育工作计划的报告

县政府：二00六年教育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力指导下，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紧紧围绕县委提出实现“两个率先”和建设有实力、有活力、有魅力社会主义和谐新__的奋斗目标。坚持教育改革和创新，加强教育管理，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教 阅读全文 >>

2005年个人工作总结

2005年个人工作总结2004年，公司领导班子调整，我被任命为公司党委书记，我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自我就任公司党委书记以来，时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时刻想着自己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时刻牢记着公司的领导对我的重托和全公司两千五百多名干部职工寄予我的厚望。阅读全文 >>

（佚名 2016年）

第二篇：人工智能论文

人工智能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了《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的主要知识内容！总结与本书知识单元相关的主要内容、理论基础、代表性成果及方法。并以书中知识为基础，查阅资料，浅谈人工智能在自动化技术中的应用！

关键字：人工智能;自动化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主要内容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门前沿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技术不断出现的新兴学科以及正在发展的学科。

它是在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神经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又可把它看作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

它的出现及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很高的评价。有的人把它与空间技术，原子能技术一起并誉为20世纪的三大科学技术成就。《人工智能及其应用》一书主要介绍人工智能问题求解的一般性原理和基本思想，为学生提供最基本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有关问题的入门性知识。

人工智能研究的基本内容有：知识表示机器感知、机器思维、机器学习、机器行为。其研究途径存有:以符号处理为核心的方法，其主张通过运用计算机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实现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的模拟。目前人工智能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前者方法实现的。还有一种是以网络连接为主的连接机制方法。主张用生物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搞清楚人类智能的本质.该方法在模式识别、图像信息压缩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领域有：自动定理证明和博弈、模式识别、专家系统、机器人、机器视觉、自然语言理解、自动程序设计、智能信息检索、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组合优化问题、人工神经网络、分布式人工智能、智能管理与智能决策、智能控制、智能仿真、智能CAD、智能CAI、智能操作系统、智能多媒体系统智能计算机系统、智能通信、智能网络系统。人工智能研究搏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计算基于人进行下棋、打牌之类的游戏，而是通过对搏奕研究来检验某些人工智能技术是否达到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因为搏奕是一种智能性很强的竞争活动。

知识表示

知识是智能的基础。为了使计算机具有智能，使它能模拟人类的智能行为，就必须使它具有知识。但知识是需要用适当的模式表示出来才能存储到计算机中去的，故许多人研究知识的表示方法！

知识的表示方法有：一阶谓词逻辑表示法、产生式表示法、框架表示法、语义网络表示法。一阶谓词逻辑表示法多应用于自动问答系统（例如Green等人研制的QA3系统）、机器人行动规划系统（Fikes等人研制的STRIPS系统）、机器博弈系统（Filman等人研制的FOL系统）、问题求解系统（Kowalski等设计的PS系统）。语义网络表示法的应用也很广泛,例如Walker 研制的自然语言理解系统，Garbonell 研制的回答地理问题的教学系统，Mytopoulous 研制的自然语言理解系统，Simmon 研制的自然语言理解系统，Hays研制的描写概念的系统。一般把把一组产生式放在一起，让它们相互配合、协同作用，一个产生式生成的结论可以供另一个产生式作为已知事实使用，以求得问题的解，形成一个产生式

系统。动物识别系统就是利用产生式系统做成！

推理

推理是人脑的基本功能，推理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内容！

在人工智能中，认为推理是从已知事实（证据）出发，通过运用相关知识逐步推出结论或者证明某个假设成立或不成立的一个思维过程。其推理方法有确定性推理和不确定推理等。确定性推理方式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默认推理。分为自然演绎推理 和归结演绎推理！且归结演绎推理一般应用谓词公式化为子句集的方法，应用海伯伦定理 和鲁宾逊归结原理，以及应用归结反演求解问题。其推理的方向分为正向推理、反向推理、正反向混合推理、双向推理。其冲突消解策略有按针对性排序、按已知事实的新鲜性排序、按匹配度排序、按条件个数排序、按上下文限制排序、按冗余限制排序、根据领域问题的特点排序。AI 的研究对象,大多具有不确定性。大多用不确定性推理法。

人工智能定义不确定性推理为从不确定性的初始证据出发，通过运用不确定性的知识，最终推出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却是合理或者近乎合理的结论的一种思维过程。不确定性推理方法有概率方法、经典概率方法、逆概率方法主观Bayes方法、可信度方法、证据理论、模糊推理方法。

搜索求解策略

搜索是问题求解的核心技术！

搜索求解策略分为盲目的图搜索和启发式图搜索策略，以及与/或图搜索策略。盲目的图搜索策略有分为回溯策略、宽度优先搜索策略、深度优先搜索策略。搜索方向分为双向搜索、盲目搜索与启发式搜索。

自动化

自动化是研究与电气工程有关的系统运行、自动控制、电力电子技术、信息处理、试验分析、研制开发以及电子与计算机应用等领域的一门学科。实现机械的自动化,让机械部份脱离人类的直接控制和操作自动实现某些过程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研究的交汇点。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的知识。

自动化设备和机器的关键就在于反馈的存在，正是有了他的存在，才使自动化成为可能。反馈就是自动化的奥妙所在。

如今自动化的前沿技术有：模糊控制、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鲁棒控制、线性控制理论纵横、PID控制、预测控制、故障诊断、专家系统、推理控制、集散控制系统（DCS）、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在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在故障诊断中的应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故障诊断技术和方法也不断推陈出新，正走向智能化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故障诊断提供了智能化的诊断方法．故障诊断专家系统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也进入到了故障诊断领域，并大力发展，并已在许多实际系统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此外．模糊理论、模糊逻辑系统也已经应用到故障诊断领域，并且与人工神经网络和专家系统互相结合，突显出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一种很有价值的故障诊断方法。

人工智能在电力系统运行控制中的应用

因为人工智能技术(AI)广泛应用于求解非线性问题中,在电力系统的控制、管理、运行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模糊集理论和启发式搜索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力系统中被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在智能传感器领域的应用

人工智能也广泛应用于智能传感器领域。大家都知道传感器在自动化信息系统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的特性的好坏、输出信息的可靠性对整个系统的质量至关重要。结合人工智能的四个分支 :模糊逻辑、人工神经网络、专家系统、遗传算法而广泛应用传感器领域。并而人类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进展为人工智能与传感器技术的结合。造就了许多新型智能传感器的出现！

人工智能在电气传动中的运用

人工智能在电气传动中也被广泛运用。智能技术在电气传动技术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自适应模糊神经元控制器在性能传动产品中得到广泛应用。电气自动化控制是增强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关键一环,实现自动化,就等于减少了人力资本投入,并提高了运作的效率。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随着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控制器设计的常规技术正逐渐被广泛使用的人工智能软件技术所替代。

自动化技术在各行各业中被广泛应用！例如自动化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自动化的制造业、电力系统自动化、建筑自动化、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自动化、自动无极限。自动化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新型自动化武器，军事指挥自动化。自动化在生活中的应用更是比比皆是！总而言之，自动化技术结合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王万良《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第三篇：法理学论文2006

法理学论文2006-05-27 00:00 在国际私法领域，法律规避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冲突着各国法律的威严。因此，研究法律规避问题，完善相关立法，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正常发展也显得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对法律规避及相关问题作出全面的诠释，同时也提出自己的主张。「关键词」国际私法，法律规避，法律规避的性质，法律规避的效力 法律规避，又称法律欺诈，是指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了实现利己的目的，故意制造某种连结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对其不利的法律，从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一种逃法或脱法的行为。导致法律规避现象如此普遍存在的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行为人主观方面，即行为人的趋利避害的价值取向，是法律规避行为得以产生的主观因素；其二是客观方面的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首先，各国民事法律时常对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作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规定。这是法律规避产生的先决条件。其次，冲突规范在解决法律抵触时，通常机械地规定某类法律关系适用某类准据法。这就为当事人有计划地利用某国的国际私法规则，制造连结点的事实状况，规避对其不利的法律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再次，一些国家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常常对法律规避行为持宽容的态度，不加禁止或限制，不仅它们的立法根本没有作出规定，而且其司法实践多不对此进行审查。这样相应地纵容了法律规避现象的产生和繁衍。法律规避现象的增多，既影响了有关国家法律的威严，也不利于保护国际民商事交易安全和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在我国不断扩大开放的今天，面对日益增多的国际民商事关系，研究法律规避问题尤显必要。

（一）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 关于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我国学者提出了四种不同的主张。一是认为构成法律规避应具备三个要件：当事人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意图，亦即当事人的行为以规避某种法律为目的；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法律；法律规避是通过故意制造一个连结点的手段来实现的。二是认为构成法律规避应具备这样三个要件：必须有行为人规避某种法律的故意，或者说行为人必须具有逃避某种法律的目的；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内国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法律，但系行为人通过构设一个新连结点的手段而达到的；被规避的法律属于强行法的范畴。三是认为法律规避有四个构成要件：从主观上讲，当事人规避某种法律必须是出于故意，也就是说当事人有逃避适用某种法律的意图；从规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的规定；从行为方式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是通过有意改变或制造某种连结点来实现的，如改变国籍﹑住所﹑行为地﹑物之所在地等；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经达到。四是认为构成法律规避必须具备六项要件：法律规避必须有当事人逃避某种法律的行为；当事人主观上有逃避某种法律规定的动机；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法院地国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实体法，并且必须是这个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法律规避必须是通过改变构成冲突规范连结点的具体事实来实现的；法律规避必须是既遂的；受诉国必须是其法律被规避的国家。本文认为，上述第三种观点较为合理，即，法律规避由以下四个要件构成： 从主观上讲，当事人有规避法律的故意。即法律规避问题都是当事人主观上故意的行为，是当事人主观意志支配下的积极作为。过失的法律规避行为是不存在的。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对其不利的准据法的适用，而使对自己有利的准据法得以适用。当事人规避本应适用的强行性规范，使国家的法律秩序遭到破坏，这是内国法所不允许的。从行为方式上来讲，当事人规避法律是通过故意制造某种连接点来实现的。实践中，当事人直接制造连接点的方式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改变事实状况，如改变住所﹑所在地﹑行为地等；其二是改变法律状况，如改变国籍。当然，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并非所有国籍﹑住所的改变都构成法律规避，只有那些表面上合法的变更而事实上掩盖着逃避对其不利的强行性法律的适用的目的才构成法律规避。从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是本应对其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定。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经达到。这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规避法律的事实，其所希望的某个实体法已经得到适用，对其不利的准据法得以排除。

（二）法律规避的性质 法律规避的性质是指，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个独立的问题，还是公共秩序保留问题的一个部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国际私法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法律规避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虽然法律规避与公共秩序保留在结果上都导致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但两者的性质却不相同。因公共秩序保留而不适用外国法是着眼于外国法的内容及其导致的结果，属于实体正义问题；而因法律规避而不适用外国法却是着眼于当事人的欺诈问题，属于形式正义问题。但另一派学者认为，法律规避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属于公共秩序保留问题的一部分，因为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国内法的权威。７ 本文认为，法律规避问题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并不属于公共秩序保留问题的一个部分。原因在于：（1）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的产生原因不同。法律规避是由于当事人故意改变连接点的行为造成的，公共秩序保留则是由于冲突规范所指定援用的外国法的内容及其适用与该冲突规范所属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引起的；（2）进行法律规避是一种个人行为，而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是一种国家机关的行为；（3）对当事人来讲，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因公共秩序保留而不适用冲突规范所援用的外国法，当事人无需负任何法律上的责任；而由于否定法律规避行为不适用外国法时，当事人企图适用某一种外国法的目的不仅不能达到，还可能要对其法律规避的行为负法律上的责任；（4）法律规避既可以保护内国法也可以保护外国法；公共秩序保留保护的是内国法，而且是内国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5）公共秩序保留在各国的法律中都有规定，而法律规避多数国家并未明文规定。

（三）法律规避的对象 法律规避的对象问题，是指规避法律仅包括规避本国法律，或者既包括规避本国法律也包括规避外国法律。有些国家认为，规避法律仅指规避本国强行性法律。如1972年《塞内加尔家庭法》第851条规定：“当事人利用冲突规则故意使塞内加尔法不适用时，塞内加尔法取代应适用的外国法。” 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法律规避既包括规避本国法也包括规避外国法。如《阿根廷民法典》第1207﹑1208条规定：“在国外缔结的以规避阿根廷的法律为目的的契约是无效的，虽然该契约依缔约地法是有效的。”“在阿根廷缔结的以规避外国法为目的的契约是无效的。”

（四）法律规避的效力 关于法律规避的效力，从历史上看，早先的学说普遍认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并不是一种无效行为。认为，既然双边冲突规则承认可以适用外国法，也就可以适用外国法。那么，内国人为使依内国实体法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得以成立，前往某一允许为此种法律行为或设立此种关系的国家，设立一个连结点，使它得以成立。这并未逾越冲突规范所容许的范围，因而不能将其视为违法行为。一些英美法系的学者也认为，既然冲突规范给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可能，则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选择某一国家的法律时，即不应归咎于当事人。如果要防止冲突规范被人利用，就应该由立法者在冲突规范中有所规定。基于以上理由，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一般不承认法律规避。不过事实上，英美国家法院如果不让本国法为当事人所规避，它就可以通过对冲突规范作某种解释等其他方法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从而达到同一目的。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大多数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欺诈行为。根据古罗马格言“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在发生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就应排除当事人希望适用的法律，而适用本应适用的法律。这表明被规避的法律不论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一律无效。鉴于规避绝对无效说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正常发展，而承认法律规避的效力，会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影响社会安定。于是有学者提出规避内国法无效，规避外国法有效的主张。而且在司法实践也有体现。.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法律规避行为经常发生，是一个普遍的法律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认定当事人规避外国法无效的审判实践却极少，只要当事人不规避法院地法，法院就不对规避外国法的行为进行裁判，并且，对规避外国法所订立的契约大多予以认可。笔者认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1）当事人规避外国法，对行为地国或法院地国一般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却有可能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这与立法者意愿一致的；（2）对规避外国法行为的认定极为困难，不仅直接增加法院工作量，而且时常无法判断当事人规避法律行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此外还往往牵连到举证责任、外国法查明等一系列问题，法院难以也不愿承担如此重任。（3）一些国家的立法对法律规避根本不加限制，例如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就是如此。由于被规避的外国法本身都不承认法律规避行为具有违法性，其他国家就更无义务对此加以限制或禁止。

（五）我国的法律实践 我国的立法对法律规避问题未做明文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该规定所持的规避本国法律无效的观点，与世界各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规避外国法的行为是否有效，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说也持一种回避的态度。为了填补这项立法空白，完善我国法制，我国的国际私法学者一贯重视对法律规避问题的研究，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对规避我国法律的行为当然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但对于规避外国法的处理上尚存在争议。我国理论界较为普遍的主张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这种观点主张，若当事人规避了外国法中合理的﹑正当的规定，如禁止近亲结婚﹑性病患者结婚等，则这种行为无效；若当事人规避了外国法中不合理﹑非正当的规定，如种族歧视，则这种行为有效。但本文认为，该说存在一定缺陷。因为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一国无权依照本国的观念判断别国法律正当与否；何况，“合理”“正当”的标准本身很难把握，不易操作。另有一种观点主张，只要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定，则不论是实体法还是冲突法，也不论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只要符合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都构成法律规避，应当认定这种行为无效。本文赞同这种观点。

第四篇：法理学论文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中文题目：英文题目：学

号 姓

名 学

院 指导老师 专

业 完成时间

试论司法去行政化

Try to talk about justice to the town

201003011119

张志伟

政法学院

熊春泉

法学

2014/04/14

江西师范大学2014年本科毕业生论文

毕业论文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1．此毕业论文是本人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地方外，本文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与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2．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学院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与学院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此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可以将此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文。

3．若在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毕业论文审查小组复审中，发现本文有抄袭，一切后果均由本人承担，与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无关。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2

江西师范大学2014年本科毕业生论文

目录

摘要„„„„„„„„„„„„„„„„„„„„„„„„„„„„„„„（4）英文摘要„„„„„„„„„„„„„„„„„„„„„„„„„„„„„（5）关键词„„„„„„„„„„„„„„„„„„„„„„„„„„„„„„（5）引言„„„„„„„„„„„„„„„„„„„„„„„„„„„„„„„(5)1.司法行政化的外部表现„„„„„„„„„„„„„„„„„„„„(6)2.司法行政化的内部表现„„„„„„„„„„„„„„„„„„„„(6)二．法院司法行政化的成因„„„„„„„„„„„„„„„„„„„„„(8)1.历史和体制原因„„„„„„„„„„„„„„„„„„„„„„„.(8)2.社会经济原因„„„„„„„„„„„„„„„„„„„„„„„„.(9)三.司法行政化的危害„„„„„„„„„„„„„„„„„„„„„„„.(9)

1、司法行政化破坏司法审判模式„„„„„„„„„„„„„„„„„(9)

2、导致行政权干涉司法权„„„„„„„„„„„„„„„„„„„„(9)

3、司法行政化使法官个人丧失独立审判权力„„„„„„„„„„„„（10）

4、司法行政化使公开司法难以实现„„„„„„„„„„„„„„„（10）

5、司法公正的审级保障被破坏„„„„„„„„„„„„„„„„„（10）四．去行政化的方法提出„„„„„„„„„„„„„„„„„„„„„„(10)

1、改革现有的司法体制及法院设置体系„„„„„„„„„„„„„（10）

2、改革法官待遇供给体系„„„„„„„„„„„„„„„„„„„（11）

3、改革法院的审案制度„„„„„„„„„„„„„„„„„„„„„（11）

4、树立现代司法理念„„„„„„„„„„„„„„„„„„„„„„（11）

5、切实落实程序正义„„„„„„„„„„„„„„„„„„„„„„（11）

6、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11）结语„„„„„„„„„„„„„„„„„„„„„„„„„„„„„„（11）参考文献„„„„„„„„„„„„„„„„„„„„„„„„„„„„（12）鸣谢„„„„„„„„„„„„„„„„„„„„„„„„„„„„„„（13）

一.法院司法行政化的表现„„„„„„„„„„„„„„„„„„„„„(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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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司法去行政化

摘要：司法和行政是国家重要的两个职能，相互独立，又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独立的司法就难有公正的裁判，故而行政应远离司法，让与司法活动干净的环境与空间。对于我国司法行政化问题，本文从司法机关内部和与其它党政机关的关系着手，对司法行政的表现，原因，危害进行分析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去司法行政化的看法，小结如下：

从我国司法现状来看，因在外部与党政机关利益纠葛，地方法院被视作党委、政府的下属部门，接受同级党政机关的行政性领导，在内部由于法院设置行政模式化，首先原本应该是监督关系和业务指导关系的上下级法院，却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各种指派性任务性的案件审理也莫名的大量的产生；其次是法院内部的管理关系，也因为行政化模式的建制，导致法院内的行政级别化，从院长到法官再到法院司机都处在了行政关系网络中，复杂的权力利益导致法官独立公正司法变得困难。

司法去行政化改革，一是应当从制度上改革，切断党政对法院的利益掌控，让法院真正的独立运作，做到行政独立与司法独立；二是废除法院行政级别化，建立法官独立考核晋升机制，完善司法透明监督机制；三是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限制其权力转化。只有对现司法制度进行内服外敷的治疗改革，司法体制的健康，司法的目的才能随去行政化而实现。

Abstract: the two countries is important to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a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and is closely linked.Can say no to have a independent judiciary impartial judge, so stay away from judicial, clean environment and space to the judicial activities.For judicial town government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judicial organ and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reason, hazard analysis and reference the results of other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to judi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ummary is as follows: From judicial current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because of the external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of entanglement, local courts are seen as subordinate department of party committee, government, to accept the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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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organs at the same level, the internal set by court of administrative pattern, first of all, are supposed to be the subordinate court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of business relations, has beco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adership and the leadership, management and the management relations, various case refers to the various tasks sex also express a large amount of produce;Internal management relations, followed by the court because of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mode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lead to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courts, from the dean to judge and the court are in the driver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 network, the complex power interests lead to judge judicial justice and difficult.Justice to the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reform, a reform from the system, be cut off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court, let the court truly independent operation, do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The second is the abolition of the court administrative level, establish the judge independent assessment and promotion mechanism,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of the judicial transparency;Third, improve the system of judicial committee, limit the power conversion.Only the treatmen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atment reform of the judicial system now, the judicial system of health, the purpose of judicial can be implemented with go to the town.关键词：司法行政权 司法裁判权 司法行政化 去行政化 司法独立 司法改革 正文：

引言：从古代的行政性司法到现在的司法行政化，都严重地导致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在重视司法独立，司法公平、公正的今天，司法行政化不仅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也演变成我国司法体制的一种毒瘤，威胁着我国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妨碍着我国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本文以在南昌中院实习期间看到的和体验的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为思维出发点，开始思考法院内部和法院与其他党政机关间的关系，并参考前辈们的研究成果，从中提取有用并使我深感共鸣的观点，从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司法行政化形成的原因、司法行政化之危害及去司法行政化之方法提出，四个大面进行尝试性探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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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司法行政化的表现

1、外部表现: 法院司法行政化的外部表现，一方面是法院设立的非独立性，地方化。由于法院设立的地方化，行政性，使得法院与党政机关之间产生利益关系，法院的开支难以独立，而必须依赖于地方财政，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使得法院成了地方法院，演变成行政性极强的类行政机关。“法院按行政区域进行设置，且分别按地域取其名字为某某法院，这种地方化也加强了法院行政化的步伐，使得地方法院沦为地方性机构，从而被地方党政机关所钳制。”①另一方面我国法院与行政机关一样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高院到基层法院都被行政化了，基层法院属于行政的副县级，中院属于副市级，高级法院属于副省级，最高法院属于副总理级别。法院内部的有关人员依此套用其行政级别。“法院的设置基本上按照县设基层法院，市设中级法院，省设高级法院。各地方行政机关也把各级法院当成“自己人”，实际上法院的人、财、物也都是由地方行政机关管理。”②在南昌中院立案二庭实习期间，代替中院的人去参加过市里下发的行政性任务，小蜜蜂志愿者会议，法院不派人参加是有考评惩罚的。扫楼发过市里下发的工作文件，党委指导精神，还有做好上访工作的文件，不仅如此，还有信访局要求如何审理的移交案件。这些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一点点司法被行政化的现象，而真正司法独立离我们却很远很远。

2、内部表现：

第一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由业务上的“监督与被监督”变为实际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法院的管理体制与行政机关那是十分相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从法理上说，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独立行使其审判权，上下级法院之间理应是一种纯粹的审级监督和指导关系，而不应存在隶属关系和任何行政关系。但是由于法院本身被赋予了行政级别，导致其地位的行政化，因此，在法院的实际运行中，上下级法院之间除了审级监督关系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行政监督关系和行政指导关系。根据司法独立原则，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在自己的审级中是独立审理和裁判案件的，法院对自己审理的案件也有独立判断并作出认定的权力。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应当通过上诉程序来实现。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下级法院始终把上级法院当作自己的上级机关和领导，遇到疑难和重大问题，马上向上级机关汇报、请示，以期得到上级机关和领导的答复，最后，上级机关答复的意见，会被作为内部事务处理或者作为案件判决的重要依据。这种“内审”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两审终审制并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某些地区 ①② 《司法地方化透析》 常明、张昌辉 理论观察第41期 《中国当代司法行政化问题研究》 高江辉

江西师范大学2014年本科毕业生论文 的中级法院针对法院系统内部党员组织建设、廉政建设、人事管理、业务培训等问题对基层法院发出通知，命令或指示基层法院如何办理，如何去做。在具体案件处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还经常对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有关某些具体案件的请示给予批复，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常常会把这些行政化的批复，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并参照执行。①

第二是法官的等级化、官僚化。“法院整体被行政化的同时，其内部也被行政化了，即按照行政机关内部的等级要求，把法院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套上相应的行政级别。法官选任的普通化和法官待遇的完全公务员化使法官在招录时，完全采用和公务员相同的考试制度，在工作之后的新酬待遇等方面也和公务员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十八条规定我国法官分为四等十二级：较早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公务员分为十五级固。立法者似乎已认识到法官毕竟不同于行政官员，于是专门规定法官的等级。然而，这种繁琐多余的等级制并未跳出行政级别的旧调。对两者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法官的十二级制不过是公务员十五级制稍加改动而已，没啥本质上的区别。“《法官法》第十九条将法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业务水平、审判工作年限作为确定法官等级的依

③据，这种极具官僚色彩的法官职级体系，显然就是相应行政级的一种变脸。” “新②实施的《公务员法》从根本上就将法官与行政官员一并纳入公务员的范畴加以管理，两者级别的确定标准没有多大的不同。法官除了多了一个‘某某级法官’的称号外，仍被纳入行政等级体系之中而难以自由实权。” “实践中，与法官的工资待遇直接挂钩的除了级别外，还包括职务。这种职务不是指‘法官职务’即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而是行政职务即科员、副科、科级、副处、处级乃至更高级职务。”⑤在职务级别晋升、工资审批、业绩考核等次的评定、退休的核准等问题上也都和政府公务员一样，由政府人事部门和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来办理。这类职务的存在，使法官群体的职业特色淡化，法官预独立公正司法也会变得障碍重重，甚至行政官僚主义和行政腐败之气息亦易侵入法官群体。

第三是“审判委员会制”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一种司法审判制度，也带有严重的行政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因此，我国法院在审理重大或疑难案件时，合议庭一般都要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通过集体讨论作出审判决定。“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队伍素质还 ①②

④ 《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去行政化研究》 无名 网上资料

张明乃、陆福兴 《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危害》第 5卷第 6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③ 孙笑侠 《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别》[J].法学 ,1998年 ④ 《中国当代司法行政化问题研究》 高江辉 ⑤ 陈文兴 《论司法权国家化——以治理司法权地方化为视角》河北法学 2007-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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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高，司法人才匮乏时期，审判委员会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效地保证了法院案件审理的质量水平。然而，从法理上来说，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违背了审判的‘直接原则’。因为，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中绝大多数人并不直接参加具体案件的庭审。他们主要是通过主审法官的汇报来了解案情。而直接审理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官必须直接参与庭审，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①审判委员会的委员没有直接参加案件审理全过程，因此，他们无权参与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此外，从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上看，它更像是一个行政组织。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通常都是由正、副院长和各审判业务庭庭长组成，基本上是一个法院院领导和庭领导的组合。这一机构实际上“带有明显的行政性质，是行政管理模式在司法活动中的集中体现”。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的会议形式，实际上也与法院行政领导召开领导办公会讨论重大行政事项的形式完全相同。故随着社会发展，法律人队伍强大，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审判委员会越来越背离现代司法精神，不合时宜。二，法院司法行政化成因

1、历史和体制原因: 从1979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②我国领导层的法治理念发生了质的飞跃。然而，由于法律工具主义论的影响，我国流行的法治观仍然停留在“依法治国”的层面上，强调静态的法律体系的健全和统治秩序的稳固，却不重视动态的法律运行，忽视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法律的实施过程却有着背离法治的要求和方向。作为法律实施的“最后一个环节”，司法没有被视为正义的守护者而获得独立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法院一开始就是按照行政机关的模式来构建的。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10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由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任免。”在这一高度集中化的司法体制下，司法机关完全被纳入了行政机关的序列之中，不仅外部呈现高度行政化特征，内部也是高度行政化运行。③从形式上看，司法机关当时本身就是“行政机关”。1954年宪法虽然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法院不再隶属于某一行政机关，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司法机关实际上依然在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构建和运行。其后，历经数次改革，但直至今日，司法机关依然和行政机关一样，设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在法院内部，审判员、书记员、法警以及其他行政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纳入到行政级别的管理之中，每个人都有对应的行政级别，并且和政府公务员的行政级别完全一样，并 ①②

《从行政化向司法化回归的构想》无作者 中国法律网

《中国当代司法行政化问题研究》 高江辉 ③ 任永安 《论司法行政化及其解决之道》2009年第 5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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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公务员制度来管理，而且在职务级别的晋升、工资的审批、考核等次的评定、退休的核准等方面也都和政府公务员一样，由政府人事部门和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来办理。

2、社会经济原因：从这一层面说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够完善，社会权力和国家机构的分配与设置都没有为司法独立提供良好的空间，社会各阶层还处在明显的物质追求时期，对法制文明和公民身份及对国家法制建设的参与都还没良好的意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行政性管理，行政对于社会来说是高效的，方便易用的。不管是司法权的享有者，还是广大民众在司法与被司法的过程中总是容易习惯于行政的管理和被管理性，用鲁迅的狂人日记来表达的话，即奴性未除。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高度发达。在人人逐利为物质生活而争的头破血流的今天，司法权被用作争利利器在所难免，在权力支配上也使司法极易行政化，司法独立，独立司法也就障碍重重了。三，司法行政化的危害

1、司法行政化破坏司法审判模式。公正司法的审判模式是双方当事人和法官构成平衡的三角结构：当事人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公平、公正解决纠纷。由于司法行政化，在我国，在政法委的领导下，公、检、法三家成一家，这种行政领导模式，使法官不再是居中“裁判”，而是带着命令审案子。公、检、法也不再是监督牵制的关系，对某些经济案件或重大疑难案件，为保护地方利益，高于法院院长半级的地方行政领导，向法院或明或暗地指示甚至命令，使法院不得不屈从于当地党政领导的意图，失去公正判断案件的权力。

2、导致行政权干涉司法权。“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确保审判业务活动得以公正、高效运行的基本保障。保持司法独立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司法审判机关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受行政权力的干涉。”①据宪法相关规定，司法审判权独立不受干涉，但是在目前行政化的司法体制下，行政权干涉司法审判权已司空见惯。而事实上，中国司法机关的建制就是以国家行政机关为模范的，特别是在地方层级，法院早被人们习惯性地视为地方党政机关的组成部门。法院在组织、人事、财政、编制等方面，都受地方党政机关的影响。这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很难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地方保护、地方关系、地方行政权的干预等，严重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威信，也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相冲突。

3、司法行政化使法官个人丧失独立审判权力。了执行行政命令而放弃公正。在我国先行的司法管理体制中，法官是国家公务员，将法官等同于一般行政干部进行选拔和任命，注重其行政级别而忽视其专业性阻碍了法律职业化制度的执 ① 《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去行政化研究》 无名 网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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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司法行政化的环境中，法官不可能不受制于比其行政级别高的、控制其经济福利和升迁的行政官员。法官为了其自身利益不得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他不仅要受法院外的行政势力的干扰，而且要受上级法院和本院内高行政级别法官的影响。其理所当然的独立审案、公正裁判的权利要受到多方的不正当干预，很难独立、公正处理案件。

4、公开司法难以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是司法公开，这是当事人和社会监督法院公正审判的重要原则，也是司法公正的程序约束要求。“现代司法公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法院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向社会公开，使当事人能基本预知自己的法律责任，放心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是在社会监督之下进行的，使当事人和社会在公开中感知法律公正的存在；其次，处理案件时要公开进行，让当事人能知道法官对案件审理的具体操作。”①但是，在行政化的影响下，法官审案要先请示后汇报，经过许多当事人并不知晓也不能让当事人知晓的暗箱操作，缺少了对外公开的成分，即使案件被公正处理了，当事人的公正感觉也会减弱。

5、司法行政化使司法公正的审级保障被破坏。司法公正最重要的保障机制是审级保障制度。“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当事人在初审法院没有得到公正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寄希望于二审法院，以得到二审法院的公正处理。但是，在司法行政化的环境下，初审法院在裁判前向上级法院请示过，并且上级法院作出了指示或提出意见，那么初审裁判有可能就是二审的裁判，上诉也就失去了意义。”②上级法院也做出了指示或提出了意见，那么，初审的决断就是再审的决断，两审合在了一起，这样的上诉就只有“维持原判”的命运了，当事人的上诉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四，去行政化的方法提出

1、改革现有的司法体制及法院设置体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改变现在按行政区设置法院的方式和冠以行政区名的法院制度。可以将司法独立建设体系，学习现代公司集团的管理方式，分为全国法院、大区法院、省级地区法院、省下级法院，由大区监督省级地区法院，各地方法院的运作经费从法院内部独立操作，不仰仗地方财政，从中央统一划拨管理，这样可以消除或减弱行政区对法院的行政干预，减少地方化造成的行政化；二是改革法院的行政级别待遇制度，建立新的国家法院管理制度，使法院法官的晋升，考核等独立运作，与地方人事决裂，不受地方党政机关干扰，除去法官官僚主义作风和形象。

2、改革法官待遇供给体系。这就要使法官的任命、升迁不受制于地方的行政 ① 张明乃、陆福兴 《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危害》第 5卷第 6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②

《论我国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及其改革对策》 维普网 法律资料 无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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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法院内部的行政化领导，使法官能脱离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而独立办案；改革法官的科级、处级、局级行政待遇体系，建立法官之间独立的平等关系；改革法官的报酬供给体系，使法官的报酬与办案的业绩而不是与行政级别挂钩。

3、改革法院的审案制度。审案制度决定着法官是否真正自由而不受钳制地行使司法权，对于行政级别低的法官来说，有一个良好的审案制度，就可以放心审案，不用担心上级带来的压力。“建立法官审判权一律平等的制度，赋予法官独立审案的权力，建立完善的错案追究制度，让法官能为司法公正而大胆行使审判权。同时，进一步增强法院审判的透明度，发挥社会各界对法官审判的监督作用。”①

4、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靠法律程序保障司法的实体和程序公正。过去司法英雄式的司法理念靠行政干预保证司法公正，要求法官具有极高的法律道德素养，而带有人治特点，是一种典型的司法行政化模式。我国当今的许多案件，最后的公正处理，都是当事人找人大、找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所以舆论宣扬的这类案件还仍是个性的英雄式的司法公正观念，没有树立现代化的司法体制观念。

5、切实落实程序正义。司法的目的是维护公正正义，而公正又分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实体公正只有在程序的保障下才能实现。程序限制随意、恣意司法，克服司法主观的有效途径。司法公正必须靠程序限制法官的专断和排除外部的干扰。如果程序得到切实实施，行政化所造成的法官司法压力和司法主观性就能大大减小。

6、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减小委员和高级别法院官员对案件过多的个性干预，真正做到审判合一，开庭与审判合一，吸收陪审制度，加强对审判委员会的透明性，公正性监督。

结语：司法与行政各有其独特运行模式，司法的行政化导致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改革如箭在玄，对于改革走向何方，怎么做，不少法学家都做过研究和探讨。在此，学生唯有以个人见解站在前辈的成果上作出整理学习，求同异己，得出以上拙文。

参考文献：

① 张明乃、陆福兴 《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危害》第 5卷第 6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江西师范大学2014年本科毕业生论文

1、左卫民 《变迁与变革 ———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0年

2、孙笑侠 《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别 》[J].法学 ,1998年

3、《中国当代司法行政化问题研究》 高江辉

4、《司法地方化透析》 常明、张昌辉 理论观察第41期

5、刘作翔 《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J].法学研究，2003年

6、陈文兴 《论司法权国家化——以治理司法权地方化为视角》 河北法学 2007-03-09

7、《司法独立与司法行政化的界限》 田百龙 法治与社会 2008 01

8、张明乃、陆福兴 《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危害》第 5卷第 6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廖奕 《司法与行政:中国司法行政化及其检讨》 甘肃理论学刊第 1 期 武汉大学法学院 , 430072

10、任永安 《论司法行政化及其解决之道》 2009年第 5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卓泽渊 《法治国家论》 法律出版社

12、《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去行政化研究》 无名 网上资料

13、《从行政化向司法化回归的构想》无作者 中国法律网

14、《当前我国司法行为行政化的危害、成因与解决途径》 黄春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5、《论我国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及其改革对策》 维普网 法律资料 无名作者

鸣谢

来大学前，接触过一点民法书籍，但一直站在门外，对于什么是法，法是如何运行的，一无所知。大一的法理学开始了我学法之路的启蒙，熊老师精彩的教学，平易近人的态度，思辨之博学一直感染着我，让我燃起对法学的兴趣和激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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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来，每一位老师的辛勤耕耘，虽没有让我茁壮成长为学法者中栋梁，却给了我这学法的开始和勇气。法律人的道路是坎坷无终点的，学法的道路也是绵绵无期的。有了这四年的基础，我自信能走好未来作为一个法律人的路，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作为一滴水融入推动中国法治建设之洪流。

大一时本想好毕业了论文写法的价值论的，当时认为自己有很多与书上不同的观点，可随着不断的学习，越发的觉得自己如此的浅薄，再回首，已找不到当初的感觉，看到书上的观点，已然是全部赞同。在南昌中院实习期间，再三思考决定论文方向改为司法行政化问题，因为看到我国司法不独立，行政化严重的一些现象。故想从法院内部和法院与其他党政机关的外部关系来分析法院司法行政化的原因和司法体制问题。给出论文构架：从司法行政化的表现、成因、危害、去行政化方法四块去研究。后期收集了很多资料，方发现自己已有的观点前人都已作过研究和探讨，也只好硬着头皮整理了资料，用自己想好的论文结构作新坛老酒用。虽如此，还是要借此论文机会对所有为我们付出过汗水和智慧的老师们：熊春泉老师、熊时升老师、王满生老师、李晓静老师、宗志祥老师、颜三忠老师、万海峰老师、肖赣平老师、王小云老师、王卫红老师、臧荣华老师、张以标老师、周成勇老师、漆思剑老师、谭毅溪老师、洪萍老师、刘军老师、陈大元老师及其他为我们付出过辛勤耕耘过的老师们表示衷心感谢。

第五篇：人工智能之我见论文

人工智能之我见论文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受到其影响，快来看看人工智能之我见论文吧！

人工智能之我见论文：人工智能技术对民法的影响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受到其影响，在提高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的同时，许多新兴的法律问题逐渐浮现，尤其对与人类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民法提出了挑战。本文以人工智能技术为视角，探讨民法制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方向。

随着举世瞩目的人机大战在XX年3月15日落下帷幕，围棋人机大战中人工智能机器人以4比1的成绩战胜围棋九段棋手，揭开了人们对人工智能讨论和联想的新高潮。国内的一部分科技公司已经买下一些机器人公司，准备抢占人工智能的市场先机。在一些企业中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机器人代替工人。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对与社会生活高度相关的民法制度的冲击。

第一回合，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产物是珍妮纺纱机，它的产生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一位名叫路德的纺织工人，认为是珍妮纺纱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带头捣毁了工厂的机器。事件的态势愈演愈烈，最后是英国的政府派出军队进行镇压才得以控制，这就是“路德事件”。

第二回合，发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手机产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它的出现使传呼员的职业彻底消失，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提高了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机器又一次战胜了人类。

第三回合，发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机械手的出现可以大幅度降低产品的不良率，设备的产能效率大幅度得以提高，其工作效率大大的战胜了传统的车间工人。这也使得高危险系数以及高人工成本的工种消失。

第四回合，就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阿尔法围棋对战围棋九段选手，最终人类以1比4的成绩败北人工智能。

虽然，最智能的机器也需要“老师”的指引，而人类就是机器的老师，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一些领域，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已经代替了人类，并震颤着人类的社会生活。

人工智能产业是近三十年涌现出的高新产业。早在“七五”时期政府就开始了对这一高新技术产业的攻关研究，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一批人工智能产品与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层出不穷。近些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其应用也愈来愈广，从之前传统的工业领域扩展到军事、公安、医疗和服务等众多领域。

XX年由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并推出了无人驾驶汽车，这台汽车不需要驾驶者就可以进行启动、行驶以及停止。这些车辆使用照相机、雷达感应器和激光测距机来“看”其他的交通状况，并且使用详细地图来为前方的道路导航。该公司表示，这些车辆比有人驾驶的车更安全，因为它们能更迅速、更有效地作出反应。这种人工智能汽车的出现，使得汽车的概念以及人们出行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同时也体现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开始真正融入到人类现实生活中。人类可以预测到，下一代智能型机器人将更加广泛的融入到社会运作中。然而这一高新技术的应用，同时也使得如何避免人工智能机器人侵权或者被侵权以及如何规范机器人的制造、使用等法律问题更加突出。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外科手术中得以应用。美国曾于XX年上市一款医疗外科手术机器人。据统计，至今为止总共2500部机器人被投入市场。这种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使用，一方面对于提高医疗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人工智能机器人侵权的事件发生。自XX年至XX年，美国政府就收到了两百多件关于该人工智能机器人手术时发生烧伤或割伤以及感染等侵权事故报告，在这两百多件事故中共造成89名患者医治无效死亡。

基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问题，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欧共体，已经开始着手制定规章或制度以确保社会稳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公布了《下一代机器人安全问题指导方针》，用于调整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欧洲共同体在XX年推出了欧盟第七框架计划项目，即机器人法研究，聚集了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法学、哲学、仿生神经工学等专业，讨论并草拟机器人立法政策白皮书。韩国已经拟定了机器人法，专门规定了人与机器人的关系。

除了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安全应用进行必要的法律规范以外，同时也应对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应用相关的法律，如民法制度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变革。例如，法律该怎样认定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地位，如若发生侵权事故时该怎样认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及适用怎样的归责原则等法律问题。若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该怎样认定事故责任。许多相关法律问题都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广泛而深入的进入人类社会生活而变得更加凸显，然而相关规章制度仍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变革相关的法律制度对于平衡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工智能机器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更加深刻的影响着人类文明，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大量法律问题逐渐涌现。

XX年美国一个名叫《未来学家》的杂志曾这样报道：XX年至2020年，人工智能实体可能会当选为“国会议员”;2020年后，转基因技术加上机器人技术，将制造出“有机机器人”。虽然这些设想都尚未实现，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工智能技术是确确实实得以广泛应用的。许多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代替人类走向工作岗位，如迎宾机器人、送餐机器人，甚至在日本一款机器人可以向顾客提供推销手机、签订合同等服务。

人工智能技术与婚姻法律制度

XX年在某电视台的明星喜剧真人秀中，某团队以一部讲述主人公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做女朋友来应付父母的催婚，最后发现连主人公的父母都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喜剧作品参加比赛，其作品以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但是不能说小品中的事情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英国人工智能学者戴维莱维曾推测：人类将和机器人结婚，这一切大约会在2050年实现。

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结婚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就需要对我国民法制度中的婚姻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目前婚姻只能是自然人的行为，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目前在法律上不是民事主体，但这并不能阻挡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结婚的情况发生。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对婚姻法律制度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人工智能技术与侵权责任法律制度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赋予了机器人更加类似于人类行为的功能。在XX年的伊拉克战场上，美军仅仅使用了一架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操作的军用飞机将一个连的兵力瞬间消灭。美国科学家在XX年曾宣称，新研发并投入军用的机器人能够自我检测损伤并独立思考出修复方法。如若这样的机器人太过于像人，而且拥有智慧，很有可能“造反”，对人类造成侵害。这就需要对侵权法律制度进行完善以维护社会稳定。

早在1978年人工智能机器人侵权的事件事实上早已存在。在日本广岛一间工厂里，机器人正切割钢板，但突然转身将其背后正在休息的工人抓住并当做钢板进行切割，这是世界上第一起机器人侵权事件。无独有偶，在1989年，全苏国际象棋象棋冠军对战早期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终以3比1的成绩打败机器人，但机器人恼羞成怒，在众目睽睽下向对手释放强电流，这位国际象棋大师最终并没用抢救过来。

因此，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精湛，人类不得不考虑机器人侵权的归责原则、责任分配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更需要对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进行一定的调整以适应高科技时代的大背景。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与人们联系紧密的民法制度提出了挑战。如果民法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将无法使社会得以稳定运作。因此对相关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要求，已经是新世纪大势所趋。

金周英，白英。我国机器人发展的政策研究报告。机器人技术与应用，XX—3—30。

肖尤丹。机器人需要“守法”吗。xxx，XX—7—21。

黄建民。我们要给机器人以“人权”吗。读书与评论，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