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

我曾想，人的一生如果用四季来比喻，那么生机勃勃的春天是幼年：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夏天是青年：落英缤纷的秋天是中年：白雪皑皑的冬天则像老年一样，不如生命的尾声。

几天前，我和爸爸在下棋，爸爸一低头，我妨碍西安爸爸头重的爆发，一根、两根……多的数不过来。我轻声问道：“爸，你的白头发好像又多了。”“没事，你都这么大了，我当然老了。”爸爸好像并不在意，然后提醒我：“专心下棋！”

爸爸总是这样，让我做任何事都要专心。

记得刚上小学生时，我就有三心二意的毛病。每天放学回家，写作业时总是一边写一边看电视，还经常被电视里的故事情节吸引而忘了写当天的作业，久而久之，写作业的速度变得特别慢，质量也差，导致期末考成绩不是很好。有一次考试后，我的成绩仍然停滞不前，爸爸问我有没有想过原因。

“也许是做事三心二意吧？”我说

“嗯，知道原因要怎么做呢？”

“改，以后做事要专心。”

“好，以后我会一直监督你。”爸爸说完就走了。

没想到，爸爸真的说到做到，只要我做事心不在焉时，爸爸总不忘提醒我：“专心点！”就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改掉了这个三心二意的毛病。

“哈欠！”我不小心打了个喷嚏，手中的棋子也掉落到地上。“是不是感冒了？”爸爸立刻关心的问道。“没有”我嗔怪着爸爸的大惊小怪。可爸爸还是让我加一件衣服，他总是这样关心我，他心里总想着别人，就是没有他自己。

记得有一年的寒假的一天晚上，我看着篮球，手痒痒了，求爸爸陪我一起去玩。听说爸爸小时候也会打篮球，还进过初中的篮球队呢。本来想那晚切磋一下，可是路上遇见了同学，我就撇下老爸和同学一起玩了。老爸在球场边看着我们，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累了，同学也要回家了。我这才想起爸爸，再一看，爸爸缩着脖子，戴手套的双手紧握成拳，正两腿僵直的向我走来。我的爸爸就这样在冬夜的寒风中等了我这么长时间……

“啪！”爸爸落子了，我定了神，发现爸爸有一个破绽，嘿！老爸上当了。爸爸抹了一把脸，慨叹了一声：

“不服老都不行啊！”

是啊，虽然我不想承认，但爸爸头上的根根银丝，眼角旁的道道皱纹都清晰地告诉我爸爸确实老了，爸爸的秋天到了。

一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一生很不幸。

父亲是爷爷的单根独苗，小时候出天花，差一点要了父亲的命，后来命是保住了，可父亲的脸上却留下了麻点，且伤了一只眼睛。如果不是这样，我父亲的相貌在男人堆里用“英俊标致”这一类的词眼儿来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可是天花让父亲想说成一门媳妇就成了难题，这一门的香火能否延续，便成了爷爷的一块儿心病。好在父亲总能于不幸中遇到“万幸”，父亲后来发奋读书，凭本事考上了县上的速成师范班，这在那个时候，能在县城读书的人，就是村子里有大学问的人。后来的后来，父亲就成了教师，每月有了工资收入。这个时候，一个女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个女人在父亲面前出现的时候，并不浪漫，她是一个快要被病魔夺走生命的女子。当时的情况是，只要父亲能够把她的病治好，她就可以嫁给他。父亲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没有考虑，一口就答应了。父亲之所以答应下来，并非出于一定要让这个女人成为自己的妻子，而是想把眼前这个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女人从鬼门关里拉上一把。天花差点儿夺走了父亲的生命，父亲不想看着病魔正在自己的眼前试图夺走另一个生命而无动于衷。也是苍天有眼，神灵庇佑，父亲几乎倾尽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总算是把这个女人从阴阳界上拉回了人间。这个女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母亲。母亲嫁给父亲后，仿佛要报答父亲的大恩似的，居然给单根独苗的父亲突突噜噜地生养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于是，我便有了兄妹四人，我是当之无愧的老二。

在农村，有这样一句俗谚：“大的亲，小的娇，就是不亲二杠腰。”在我们家，父亲偏偏最疼爱我。也许是由于我出生的年代和出生时的身体状况，换来了父亲对我更多的同情和关爱。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六零年，也许是母体的营养不良，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瘦弱得竟不成人形。据奶奶说，胳膊就像蔴杆儿那样细，腿也不及鸡蛋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那个时期，饿殍遍地，连大人都没有吃的，哪里还有我这个孩子吃的呢？大家围着我正愁眉不展的时候，是村子里一个论辈分我应该叫三嫂的女人用自己的奶水养活了我——三嫂的男人三哥和我的父亲是从小一块儿光屁股玩大的，所以两家的关系一直很要好。在那个时期，又像我这样生下来就只有半条命的孩子，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

我长大一些的时候，只要父亲从学校一回来，我就赖在父亲的怀里，要父亲给我讲故事。父亲肚子里的故事非常多，包公断案和孙猴子的故事自不必说，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父亲给我讲的那个关于鸡鸭鹅的故事。说是造物主在给鸡子和鸭子造脑袋的时候，给聪明勤劳的鸡子们造了个大脑袋，给光说不干的鸭子们造了个小脑袋，结果大脑袋让鸭子抢了去。为此，两下里争执不下，鸡子们就推选公鸡当代表拉着鸭子去找鹅评理断案。鹅听了案由后，秉公处理，要求鸭子把大脑袋归还给鸡子，指着鸭子说：

“给他！”

鸭子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赖”模样，说：

“不给他!”

鸡子一听就急了，赶忙喊道：

“给鸡鸡——”

从那时起，鸡鸭挣头的案子就一直拖拉着没有个了断。所以，直到现在，鹅的叫声我们听上去还是“给他——给他——”，鸭子的叫声我们听上去还是“不给他，不给他”，公鸡依然是怀着满腔冤屈伸长脖子呼天唤地的叫着“给鸡鸡——”。

我想，天下不知有多少判而未决的案子，恐怕这件案子是最为拖拉的公案之一，鸭子可谓是“老赖”们的祖师爷了。

父亲讲的一个个故事，让我从小就知道这世间存在着善恶曲直的道理了。也许是小时候受了父亲肚子里的故事的熏陶，才使我后来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二

父亲的命运，并没有因为有家有业而好转。因为后来父亲辞职回家务农了。大概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加之国家勒紧裤腰带偿还苏联老大哥的债务，所以，当时很多在机关单位吃不饱饭的人便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申请辞职回乡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好坏还有一亩三分地，馒头吃不饱，稀面水还是能够喝足的。

父亲回家种地，对我要算是一件儿好事情，这样可以使得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父亲在一起。村子里有个我们叫“七爷”的，是个杀猪的。七爷的杀猪技术了得，二百来斤重的大猪，往地上只一按，用一条腿跪压在猪身上，左手抓握住猪嘴，右手的那一条一尺多长的杀猪刀，像一道迅疾的蓝色闪电，唰的一刀下去，从猪脖子里喷出一道红光，猪连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四蹄踢腾几下就毙命了。父亲常从七爷那里要来猪尿泡，用打气筒吹饱了气，猪尿泡就膨胀得像一颗包心大白菜那样大，再用一根细绳子扎紧口子，给我当气球玩。我的小伙伴中，有一个的爸爸在城里工作，常给他买城里卖的那种彩色气球，还有一个竟从家里拿出避孕套吹大了当气球。但他们的“气球”都不如我的猪尿泡气球好玩，不仅不容易玩破，而且还可以在小伙伴们的脚下当球踢，一个猪尿泡能玩上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最喜欢的是跟着父亲去看戏，戏场外面有吹糖人的，有卖拨浪鼓的，有卖琉璃卟嘚儿的，有卖甘蔗的，有卖糖陀螺的„„琳琅满目，都是小孩们喜欢玩喜欢吃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那糖人儿。至今我还记得，糖人儿挑子一头是一个带着两层架子的长方柜，柜子下面有一个半圆形开口木圆笼，里面有一个小炭炉，炉上的一个大勺里放满了糖稀。长方柜上面的两层架子上，那用来插放糖人儿的小孔儿里面，常常插放着已经吹好了的各种形状的小糖人儿，不仅有公鸡、小狗、老鼠等，还有关公、猪八戒等这些人物造型，最惹我们小孩子喜爱的还是孙猴子。这些可爱的小糖人儿，总是能把很多小孩子吸拢过来，围在挑子跟前，小手指指画画，像一群快活的小鸟一样，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有钱的孩子便可以拿出分吧两分钱来买，没钱的孩子可以拿一两个牙膏皮或者奶奶梳攒起来的头发来换，什么也没有的孩子就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盯着，看着这些糖人心里也很高兴。这些糖人儿不仅好看、好玩，而且玩后还可以吃。每在这个时候，父亲总会很慷慨地花钱给我买上一个。想要哪种形状的，由我自己来挑。我从糖人儿架子上挑选好形状后，不要现成的，我喜欢糖人儿艺人给我照着选好的形状现做。这时，艺人会在手上调和上一小团糖稀，并用手不停地揉捏，待揉捏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从一端拉出一根细管儿，噙在嘴中往里吹气，待吹起泡后，迅速放在木模内，用力再一吹，稍过一会儿，打开木模，我所要的糖人就吹好了。一些工艺比较简单的糖人儿是不需要模子的，但见艺人一边轻轻地吹气，一边手腕上下左右地轻盈翻飞，经过一番手工的拿捏，三下五除二的工夫，一个糖人儿就做好了。还有些工艺比较复杂一些的糖人儿，艺人还要用小剪刀之类的工具做一些小加工。最后，再用小竹签儿或者苇杆儿的一头沾点糖稀贴在糖人儿上，大功就告成了。有些糖人儿艺人还会用色笔在吹好的糖人儿上画上眼睛什么的，看上去更是栩栩如生。

我一边欣赏着手中的糖人儿，舍不得吃，父亲还会一边给我讲着关于糖人的故事。父亲说，很久很久以前，朝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官儿，后来皇帝要杀他，他就逃了出来，幸好遇到了一个挑着糖担子走街串巷的货郎老人。老人知道他是一个大好人，便急中生智，脱下自己的衣服让他换上，挑上糖担子逃出了坏人的追杀。再后来，他就隐姓埋名，在乡间天天挑着糖担子换糖维持生计。起初，只是用一个小棒子的一头挑上一团糖稀来换回一些破烂，久而久之，他竟想出了一个妙法，干脆把糖稀做成了糖人，有小鸡小狗、老鼠猴子什么的，这样不仅好吃，还好看，小孩儿们见了非常喜欢，生意自然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其他买糖的货郎见此情景，也争相学习，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糖人儿就从那个时候慢慢地传到了现在。我问父亲，那个大官儿既然是个好人，皇帝为啥要杀他？我父亲说，你还小，不懂的。当官虽好，可是一旦皇帝生气发火，弄不好会把当官的一家老小都杀光的。我听着禁不住“啊”了一声。那个时候，虽然还不能理解官场是个什么东西，我没有见过杀人，但见过七爷杀猪，那血淋淋的场景，让我吃糖的时候，嘴里虽然甜甜的，心里却有种腥糊糊的感觉。

如今，自己也算是走过了大半的人生旅途，莫说是当官，就是平头百姓，在有血有肉有思想的这个动物群中，你这一路走来，也免不了是曲曲折折、跌跌撞撞、磕磕绊绊，有时候说不定还会弄个头破血流。在这个群体里，我还算是混出了一点儿成就，捞了个一官半职，官场上虽然不像当年父亲讲的那样恐怖，但仕途的艰辛也着实没有孩提时代的糖人儿那般甜美好吃。

父亲后来感叹着，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我说，唉，在朝中能当一个好官，在乡间又能做一位好民，能屈能伸，真可谓大丈夫啊！我到了四十岁之后，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这番话。父亲是要以那位既能当好官又能做好民的大丈夫来激励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要用心地去生活。父亲的一生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父亲生前常和我说起这句话。

父亲给我买完糖人儿，自然是要带我看戏的。戏台下人山人海，我常常是骑在父亲的的肩上才能看到台上的戏。父亲管这样的坐姿叫“骑驴夹脖”。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我们那里，当年用驴来拉磨。驴拉磨的时候，为了保护驴的脖子不受伤，所以在套枷的时候，要用两条装了柔软东西的小布袋扎在一起，护在驴的脖子两边，这个护垫就叫“驴夹脖”。后来，我也有了儿子，再后来又有了孙子，骑驴夹脖的坐法，我自然是从父亲那里传承了下来。我让刚会跑的儿子骑着驴夹脖看社火，我让小孙子骑着驴夹脖在长江边看风景，心中的那种感觉，甭提有多么自豪、多么幸福、多么骄傲„„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父亲当年让我骑着驴夹脖在人堆里看戏的时候，心中的那种感觉一定和我现在是一样的。

父亲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走路常常健步如飞，城南走亲戚，五六十里地的路程，从来不坐车，步行一天打来回。所以，我坐在父亲的肩上，就像坐在一座山巅之上，心中非常骄傲，感觉父亲的形象是那样的高大。我坐在这样高大的一座山巅上看戏，台上台下，别人能看到的我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我也能看到。

父亲说，戏是高台教化，白脸奸臣黑老包，红蓝都是忠良将。父亲的话我虽然只是囫囵吞枣，但那个时候，常跟着父亲看戏，我从舞台上就已经朦胧地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每出戏都是教人学好向善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舞台上的红白脸好辨，好坏人易分。自己长大后真的步入了人生的舞台，当你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的时候，其实戏台上的那些各类人等的脸谱就很难派上用场了，人群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分，行为也不能简单地用善恶来辨，好人也能做出坏事，坏人也能干出好事，好事又能变成坏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着实让人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但父亲说，万变不离其宗，你只要经常能拍着心口窝儿去做人做事就中了。父亲的话让我受益匪浅，我正是坐在父亲这双品德的肩头去观看人生，我正是行走在父亲这座品德的高山之巅，脚踏实地地走出自己人生的每一步。

三

因为父亲是一个秀才，所以回乡后担起了小队会计的差事。这又算是父亲一生中所遇到的“不幸中的万幸”了。虽然从学校教书又回到了农村种田，但生产队的干部对父亲还是非常照顾的。因为，小队会计在生产队来说，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差事，虽然每天和大家挣一样的工分，但活儿不是很累，只要头脑灵活，会打算盘就行。

平时算小账的时候，父亲就一个人在小桌上看着账本打着算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静悄悄地搬个小凳儿坐在小桌子的对面，或用小手托着下巴，或把双手叠放在桌边，再把小下巴放在手上，瞪着一双小眼珠，全神贯注地看着父亲。父亲时而会停下来，看着我笑笑，然后接着干他自己的事情。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到年终盘点大账的时候，父亲总要叫来三四个会打算盘的人一起来算。父亲从邻居家再借来一张小桌儿，把它和自己家的那张并在一起，几个人绕桌子围坐在一起，几把算盘呼呼啦啦地排开，其中一个人看着账本读数字，其他三四个人埋头不停地拨拉着算盘珠子。他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位弹琴的能手，娴熟的指法在算盘上轻盈地飞舞跳动，拨弄出美妙动听的声音。噼噼啦啦噼噼啦„„噼噼啦啦噼噼啦„„我非常陶醉于这样的声音，我甚至觉得，这从算盘珠子上拨弄出来的声音，比我们教室里传出来的朗朗读书声好听，甚至比我们音乐老师教唱的歌曲还好听。长大后，当我学到白居易的《琵琶行》，读到那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著名诗句时，竟然还会情不自禁地常常想到童年时听到的从父亲他们几个人手指间弹出的那种悦耳动听的算盘声。噼噼啦啦噼噼啦„„噼噼啦啦噼噼啦„„这是劳动的赞歌，这是玉米抽穗麦子填浆的声音，这是农民一年四季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换来的丰收喜悦。这声音就是生产队年终收获的晴雨表。当算盘珠的节凑欢快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一种充满希望的欢喜会涌上他们几个人的面容；当算盘珠的节凑冷涩的时候，我又能发现一种满含忧伤的惆怅会堆满他们几个人的脸庞。但无论是什么年景，父亲和母亲都会把生活的艰辛自己悄悄地扛着，而留给我们兄妹的永远都是欢乐，过年的新衣服是有的，初一的压岁钱是少不了的，我最喜欢放的鞭炮父亲也总会给我买的。

每年春节，让我最为高兴的事儿，是帮着父亲写春联。父亲写着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虽说算不上什么书法家，但在我们村子里也可谓是数一数二的行家里手。所以，每年到了除夕前的几天里，我们家便墨香缭绕，父亲不但要给自家门上写春联，还会帮着四邻八舍的写春联。在那个农村一个工（一个工10分，一个壮劳力一天所挣的工分）好的年景能分到七八毛钱、差年景只能分得一两毛钱的年代，家家都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算计着花，谁家能贴上买来的现成春联，就算是一种奢侈，因此，人们都喜欢去街上买两张红纸来，让我父亲帮他们写春联。我父亲也非常乐意自己倒贴了墨水给人家写，每写成一份对联，父亲都要认真地放在桌子上或者是地上端详一番，脸上同时也会流露出惬意的微笑。我后来才真正能体会到父亲当年乐意为人写春联的感受。自己的大字能变成春联，张贴在各家各户的门上，被人阅读欣赏，应该和我后来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被读者阅读欣赏时的心情是一样的。那是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何况春联和我的小说作品又不同，一副副春联都是一个个新年的祝福，父亲说，能把一个个美好的新年祝福送给各家各户（父亲没有用“千家万户”这个词），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父亲当年写春联，从不搬着本子抄，好像那些妙语连珠的对仗句子就像他口袋里时常装着的“驴打滚儿”，随手一掏就是一大把似的。“驴打滚儿”是我们家常吃的一种自制的小吃，是母亲的拿手好戏。先收拾干净一小升黄豆，调拌好半碗稀面糊，面糊里滴上几滴香油，放上适量的盐面和五香粉，然后，父亲在小灶前烧火，母亲在灶后掌勺，先将黄豆在锅里炒着，父亲将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母亲不停地用锅铲翻炒，不多会儿，黄豆们便会劈劈啪啪地在热锅里开口欢唱起来，等到把黄豆炒熟了，一个个笑开了小口的时候，便把面糊迅速地飞洒在豆子上，边洒边炒，黄豆子就像驴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儿似的，渐渐地每粒豆子上就都滚粘上了一层面糊，待把这层面糊也炒熟后，一锅“驴打滚儿”也就炒好了。父母一开始炒，我们几个小兄妹便常常会赖在锅台边不肯离去，一边等着一边看着，听到黄豆们开始在锅里唱起清脆的歌声的时候，我们的口水也就开始禁不住从舌下浸出来。父亲的口袋大，自然能多装一些驴打滚儿，当我的小口袋里掏空的时候，父亲的口袋便成了我的乐园，一有时间，我就会把小手伸进父亲的口袋里。父亲不舍得吃，好像口袋里的驴打滚儿要专门留给我们吃似的。被我的小手不小心带掉在地上的豆子，父亲会小心地捡起来，吹掉粘上的灰土，自己吃了。父亲一边吃，一边还常常会给我念叨一首我听起来似懂非懂的小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时候，父亲也会把口袋给翻过来说，罢罢了（和孩子说的方言，意思是没有了），回头咱们再炒。在当年那种生活条件下，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父母，所以我们的童年非常幸福。我常常看着现在那些吃着洋东西、玩着洋玩意儿、戴着小眼镜、背着沉重的小书包的孩子们，心中会情不自禁地为他们涌出一种莫名的悲哀来。

父亲写春联时，我能做两件事情。一件是当父亲开始裁纸的时候，我就帮着父亲在一块儿不大的方砚里磨墨，常常是墨磨好了，自己也成了小花脸和小花手了。父亲喜欢看着我这种滑稽的样子笑。父亲笑的时候，我自然也很开心。另一件是当父亲在桌子上摊开纸要写字的时候，我就站在父亲的对面帮着拉着纸的另一端，这样可以保证纸面的平展。当然，干这件事情，必须要把先前磨墨时弄脏的手脸儿洗干净。父亲一边写，还常会给我说些有关字的小谜语、小知识、小趣事什么的。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的笔下正好写到一个“小”字，父亲一边写一边说，我给你说个字谜你猜猜。中，我高兴得一口就答应了。父亲说，一竖一勾，俩娃把着打秋（打秋：方言，意思是手抓着高出的东西使双脚离地）。我虽然兴致很高，可惜我想了半天也没有答出来，在一旁的缝纫机上做活的母亲笑着说，你伯的笔下刚写的啥字？我们这里的农村，父亲辈里如果有兄弟两个以上的，那么其中的老大，儿女们便管父亲叫伯。我父亲在爷奶身前虽为独子，但在自家屋里的兄弟中间排起来算是老大。母亲这么一提醒，我一看，小？是个“小”字，我说。父亲也笑了。为啥是个小呀？我仍有些不解。父亲耐心地在字上比划着说，你看啊，这一竖一勾像不像个地上栽着的杆子？这两边的两点像不像两个小孩儿？两个小孩儿像不像把着这根杆子调皮地打秋呀？我一边听着一边不停地点着小脑袋。之后，我见了小伙伴们，便也充起大来，给他们猜这个谜语。如果人家一下子能猜出来，我心里就很有些失望，如果人家也猜不出来，我就会很有自豪感地给他们讲解：你看啊，这一竖一勾像不像个地上栽着的杆子？这两边的两点像不像两个小孩儿？两个小孩儿像不像把着这根杆子调皮地打秋呀？看着小伙伴们恍然大悟点头称是的时候，我就很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感觉。后来大一些的时候，当班上的同学们都把“己、巳、已”三个字区分不清的时候，我却能很快地辨认清楚。这当然也得益于父亲一边写春联一边给我的教诲。父亲教我了一句口诀：张己封巳半已子。这句口诀，直到现在还是一把我区分这三个字的“金钥匙”。

父亲每年春节，都喜欢用红纸裁成几个小方块，然后在这些方块纸片上对角写上一个“酉”字，然后把一个个写好的“酉”字认真地贴在家中的坛坛罐罐上。我帮父亲拿字，父亲贴字。我说，伯，为啥在坛子罐子上贴这个字？父亲边专心地贴着字，边说，你看这个字呀形状像不像个坛子？坛口上盖着盖子，坛子的肚子里装满了东西。另外，这个字读“有”的音，意思是希望坛子里什么时间都有东西，就像《西游记》里写的那些宝葫芦，什么时候倒就有，这叫“倒有”。倒有，倒有，只要倒，什么时候都倒不尽。但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们家的那些坛坛罐罐，除水缸一年四季不空外，其他基本上都是闲置的，没什么东西可装。待我懂得事理之后，我才明白，那个“酉”字其实是父亲对美满富裕生活的一种期望。可是父亲走得太早了，他用汗水拼死拼活了一辈子，到头来累倒了，也没有过上一天的富裕日子。现在，政策和形势都好了，我们兄妹和大家一样，也早都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了，如果父亲有在天之灵，九泉之下也应该瞑目了。

父亲除了给我说字，还给我讲春联的由来。父亲说，很久很久以前，东海边上有一座神山，名叫桃都山，害人的鬼怪们都被关押在这座山中，山门上种着一棵巨大的桃树，桃树可以镇鬼驱邪。另外，黄帝还派了两位神仙站在山门的左右把守着，如果发现有鬼怪偷偷溜出去祸害人间，这两位神仙就会把这些鬼怪绑了，扔到后山去喂老虎。后来每到新年的时候，人们为了祈福辟邪，便用两块儿桃木板画上那两位神仙的画像，挂在自家房门的两边。再后来，有了文字，人们就干脆在两块儿桃木板上分别写上两位神仙的名字挂起来。就这样慢慢发展到现在，每年的春节，人们开始用红纸写上祝福吉祥的话贴在门上，来表达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愿望。

当年，我对父亲崇拜得五体投地，父亲的肚子里居然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东西。在我的眼里，父亲就是世界上非常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