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的自我介绍

第一篇：胡祖六的自我介绍

胡祖六的经历和感悟

我1978年入大学，虽然从小对文学、历史等科目怀有强烈兴趣，但还是抱着科技兴国的志愿，选择学习理工科。像那时经历过文革末期**年代的多数年轻人一样，对人文社会科目有一种回避心态，我只是期待着以工程师为职业，投身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我在大学期间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专业课，各科功课成绩皆名列前茅，连通常让理工科学生厌惧的党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只有英文让我开始颇感吃力，因为上大学前没有学过任何外语。记得第一学期，当我吃力的还在学习一些问候语的时候，班上一位来自上海的同学就能和英文老师进行流利的对话了。我颇受刺激，开始更加努力的学习英文，随身衣袋里总装有一些小纸条，写满了英文单词，一有空就拿出小纸条读单词，在食堂排队买饭时的几分钟空挡也不浪费。一个学期后，我的英文突飞猛进，不只考试成绩好，在全校英文竞赛中还拿了第一。那时国内出版的英文图书极少，我从校图书馆借了英文原著来温习高等数学，理论物理，固体与流体力学等，并开始阅读英文小说。有一次正月初一一大早醒来，只见窗外白雪皑皑，我拿起义本书踱出室外，呼吸清晨寒冷新鲜的空气，在雪地里一边踱布一边朗读英文。一晃我以英文为主的职业和生活环境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英文的读写听说和中文没有差别。

哈佛岁月

八十年代上中期，我已在国内先后拿到了工学学士和工学硕士。我正考虑是否继续攻读工程力学博士还是转学经济学管理，恰好有一难得机会考上了公派赴美留学，于是进入了哈佛大学学习。通过博士班一年的必修课程和博士资格考试的笔试部分后，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或两个专业领域来准备资格考试的口试部分并作为博士论文作为研究方向。大体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理论或宏观相关的领域，包括公共财政与国际经济学，和微观经济理论或微观相关的领域，包括企业理论，工业组织，劳工经济等。在国内高校受过理工科教育到美国留学后的大多数留学生大多选择了微观经济理论或计量经济领域。相比之下，攻关经济学尚不成型，学派林立，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期，结构主义等，用年轻教授曼昆的话说事 It is in disarray..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择宏观经济的领域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原因有2个，一是：我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初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通货膨胀、汇率与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赤字等非常关注。二是：我想得到哈佛宏观经济学领域一些对美国宏观经济最有影响的学者如Summers、Jeffery Sachs、Rechard Cooper、Martin Feldstein等人的直接指导。

从治学和研究风格方面，Summers和他当年读博士的导师Martin Feldstein两人对我的影响最大。

两位教授都是实证研究的大师，不迷信理论教条和常规结论，重视用理论数据实证事实来支持或质疑某观点。他们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针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比如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国民储蓄的影响，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失衡与美元的关系。他们忌讳玩数字游戏，更强调直观经验，学术文章中从不堆砌繁琐的公式，文风简洁通俗。他们两人还有一共性，即热爱公共财政研究和致力于公共服务，相信经济分析可以改善政府经济决策的质量，从而使国家和人民受惠。我在金融学领域的训练主要受益于哈佛商学院的Robert C, Merton教授。他和高盛公司的合伙人Fisher Black，斯坦福大学的Marion Scholes一道共为金融衍生工具理论的奠基人，M和S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励，可惜Black教授英年早逝，未能分享该奖。

我在哈佛选修了发展经济学讲座和经济史讲座系列。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环境与成因，欧洲大陆与北美资本主义的兴起，俄罗斯与日本的成功仿效，东亚四小龙的增长奇迹，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国家的兴盛与衰微，落伍、追赶、超越，决定经济增长与停止的因素......我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理论与历史上的成功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至今未衰。

也正是因为对一国长远经济发展的学术兴趣，我开始广泛地系统的涉猎历史：美国革命史，欧洲史，日本近代史和中国史（重点放在明清两朝，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最令我着迷。说来难以置信，我的历史知识，包括中国历史主要是在哈佛读经济学博士期间学习积累得到的。我那时读历史，真是如痴如醉，爱不释手，读了一本又一本，看了一卷又一卷。至今，我对历史书籍的热爱可以说甚至超过了我对经济金融类书籍的兴趣。我感到读历史受益无穷，历史使人增条智慧。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历史的纵横观帮助了我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历史的案例加深了我对经济理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中国史和世界史更是强化了我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进一步加深了我本来就很厚很浓的民族情结。

在哈佛经历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我与同时期在哈佛念书的同学的交往和友谊。当时在经济系博士班有邹恒甫、钱颖

一、许成钢、王一江和李稻葵。茅于轼和樊纲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后来有陈广哲，再后来有白重恩。李山后来也由加州大学转到了MIT，与哈佛近在咫尺，交往甚密，我对他们很敬重。我们当中个性最强烈最鲜明的应算邹恒甫。他是一位奇才，为人真诚率直，酷爱文学，文史哲都专研得很深。他也是最早回国服务的。他在九十年代就在武汉大学白手起家创办了普林斯顿式的高级研究中心，引进美国一流的教育模式，在国内培养研究生，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

我和政府系的黄亚生与社会系的丁学良都是挚友。黄亚生现在麻省理工斯隆学院任教，丁学良在出国之前在国内就很有名气了。哈佛建筑学院的莫平是我的好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历

1991年在IMF任经济学家时，适逢冷战结束全球开始经历重要的结构变化。1991年，我参与了IMF和新加坡政府的经济磋商，从此对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尤其钦佩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战略远见，全球视觉和广揽天下英才的领袖魅力。该年里我还参与了收支危机的印度援助项目。当时的财政部长就是现任的总理辛格，他在危机关头借用IMF的外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我记得在新德里和华盛顿的每次会议上，辛格总是坐在谈判桌对面，说话总是细声细语，慢条斯理，但充满学者的理性和沉着。特别幸运的是1993和1995年我有幸参与了IMF和世界银行两机构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磋商，全面的关注和紧密，跟踪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趋势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治理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我还参与了对中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与外汇制度改革方案的评估论证，政策咨询，技术援助和人员的培训工作。那三年是中国宏观调控的关键期。

1996年，瑞士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Klaus Schwab想物色一个有较强能力分析又有国际经济实际经验的经济学家，请哈佛大学的Sachs教授帮忙推荐，Sachs推荐了我，于是我成为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部主管。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主要活动是举办达沃斯论坛。我和Sachs以及哈佛大学的波特教授一起合作编写全球竞争力报告。我们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模型，从宏观经济政策，对外开放度，物质基础设施，金融体系效率，人力资本，科技研发，法治与腐败状况等各方面，并结合WEF全球跨国公司CEO问卷调查数据，来分析和评估世界发达国家和主要新生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这份报告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不少国家政府和大公司纷纷请我去演讲，谈长远竞争力问题，有的还聘请我当特别顾问。

该年四月，我和李稻葵、李山、钱颖一一道在母校创办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请我和当时的经济系主任李子奈担任中心的联执主任。现在钱颖一已回清华担任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任副院长，王重恩任经济系主任，李稻葵创办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当年的哈佛帮已渐渐在清华建立了基地，成为了学术栋梁，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投资银行的生涯

在世界经济论坛工作一年多，事业一帆风顺，但有时也略过于安逸休闲。适巧高盛公司

聘我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帮我成全了心愿。

1997捻7月2日，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能否承受亚洲危机的负面冲击，人民币能否保持稳定，是全球金融市场、跨国公司、机构投资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当时国内外有各种呼声和议论，一些重量级的国际学术界人士也加入了辩论，一时中说纷纭，越发令人困惑。

在扑朔迷离的形势和中说纷纭的局面前，我并没有轻率地做任何结论，而是冷静耐心的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分析。我收集了大量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用实证研究模型来定量评估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外资流入，国内消费，投资与物价等诸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亚洲危机虽对中国出口和FDI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人民币贬值并不能产生外部需求得增加。而扩大财政支出等刺激内需的政策则可以有效的减缓亚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无需也不会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我的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系列专题研究报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其中1997年底在国内中国经济时报和经济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亚洲金融风暴后的中国汇率政策的长文，被许多媒体纷纷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我也承受了不小的心理压力，每次国际会议中，我的声音总是孤独的，MIT的 Klugman、哈佛的Sachs与世界银行的Stigliz和我恰好在同一个Panel.K和Sachs二人对中国经济表示极度悲观，S与我的观点接近，认为中国增加财政支出刺激内需可以保持较高的GDP增长率，但他怀疑中国必须或者真正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连我的高盛同时也有一部分怀疑我的判断，为我的专业声誉暗暗捏一把汗。

到了1998年底和1999年初，事实证明国际上对中国的普遍悲观预期错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好增长。我作为一个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前沿的经济学家从此声誉日隆，赢得了全球客户和同事的信任和尊敬。2000年后美国IT泡沫破裂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从非理性的悲观转为非理性的恐惧。

这些观点理论上不合逻辑，实证上更无支撑，但广为流行，充斥于市，不但误导了投资者，而且导致一些重要贸易伙伴采取一些对华有害的政策。我和我的同事Anderson经常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和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Summers教授称赞这些报告澄清了无知和混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正面影响。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教授在回复我的信件中说这是他读过的最高水平的投资银行经济研究的报告。由于索要文章的人络绎不绝，我们把文章汇集成书出版书名叫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此书非常畅销，Amazon网上书店在三个月内就售完。后来由中国工商银行的2位作者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我在1997到2005年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中国银行改革的文章，参照国际银行改革的经验探讨中国银行改革的战略。在中国政府发行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1999到2000年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万三千亿的人民币不良贷款，经济学界的共识是国有银行已经享受了最后的午餐，政府再也不能注资，否则会造成道德风险。我认为教条式的强调道德风险有可能误导决策耽误改革良机。鉴于中国银行的历史城中包袱，如果政府不果断及时介入，中国银行改革的步伐就会过慢，过程将会太长，最终成本也将更大，有可能导致日本覆辙。我不断呼吁中国在银行改革上不能迟疑不决，而应大刀阔斧，采取大推进战略，即政府大规模的注资一次性消化历史遗留问题，建立专业化而强有力的董事会，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吸引国际最佳惯例，帮助国有银行真正转变机制。（事实证明，中国银行的改革确实是按照他的说法来进行的）

2000年底到2001年初，中国股市十分活跃。我写了一篇新资本论：资本市场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长篇报告，回顾了股市发展的很多成就也指出了中国股市面临着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如上市公司质量问题、以及监管理念与监管方式，证券公司专业素质问题等等。然而我也觉得中国股市也呈现了投资泡沫的症状，股市严重偏离了基本面。2000年上海A股

证券指数上涨了65%，在2001年上半年上涨了16%，在年中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2245点。在香港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我警告内地股价过高，透明度低，真正有长线持有的股票不超过一打，内地的散户尤其需要谨慎。这就是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所谓“十二支股票**”，触发了一场关于股市的大讨论，有人还给我冠上了“唱衰中国股市的罪魁祸首”、“国际资本代言人”之标签。就在十二支股票**前后左右，我撰文建议中国政府循序渐进实施国有股减持，一方面可以帮助公司治理，增加市场流通量，同时充实国家社保基金，以备未来应对老龄化危机之需。但没料到，呼吁国有股减持简直是火上浇油，不只招来了网上的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君甚至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指责我是一个代表国际大资本却无视小股民利益的海龟。

我满腔热情，关心中国金融发展，没想到会被挨骂。许多人曲解了我的观点，更曲解了我的用意，我面子虽薄，但也觉得不值得为此感到委屈，更不必懊悔。我相信，中肯的，负责任的和健身性专业意见，哪怕是带有一点批评性的意见，对国家的发展必将大有裨益。2001年下半年开始，经历了一个痛苦的下调过程，到2004年9月跌破了1300点的心理防线，2005年年中更是跌到了1000点以下。股市的下调不幸被我言中，人们似乎认识到资本市场的无情。

高盛与我的事业观

我从不把我在高盛的工作只看成一个单纯的职业。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帮助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特殊平台。尽管工作繁忙，我也抽时间再国内高校讲学，为中国大型骨干企业举行各种专题讲座，并在中央和各种省部级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授课。在高盛的头五年，我负责宏观经济研究，但最近几年，董事长汉克鲍尔森先生让我挑起了越来越大的管理担子，负责公司最为重视的中国发展战略和投资银行业务。随着责任的加大，我越来越忙碌，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压力越来越大，睡眠赤字也越来越大。有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飞速旋转中的螺栓，只能不停的旋转，稍停片刻，就会失衡倒下。

我对日常的行政管理缺乏兴趣，成本控制啦，预算编制啦，内部协调啦，我都觉得繁琐单调，所以我尽力避免深陷其中。我有兴趣的是思考研究全局大势，把握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趋向，制定战略规划，培养优秀人才，开发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项目。基本上我喜欢做倚赖个人脑力与专业知识、具备创造性空间、能由大影响、高增值的工作。庆幸的是高盛是一个扁平式的机构，有很大的灵活性，我享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安排我的工作。

遗憾的是，投资银行这个行业中也有许多我完全无法适应，也与我的人生观格格不入的东西。不时会碰到某些人，打着国际投资银行的牌子，在国内招摇撞骗，肤浅而傲慢，其实并没有真才实学，更没有职业伦理与道德，不择手段，甚至用贿赂等不正当的方式去拿项目，严重损害了投资银行的形象和声誉。鉴于市场上的不良风气，我有时不太情愿承认自己是在这个行业。我为这个行业某些人的行为感到担忧，羞耻和悲哀。

既然无法拯纲挽纪，但求洁身自好。我坚信，一个受人尊敬的优秀的投资银行家必须是真正的金融专家，同时必须有健全的人格和端正的人品道德，二者缺一不可。当汉克鲍尔森叫我去做中国业务主管时，那是市场很不景气，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我对年轻的员工说，标准要树得高，眼光要看的远，诱惑面前要清醒。宁可眼前丢项目，也决不能做错事。高盛在所以在美国、欧洲、日本或香港地区取得行业第一的领导位置，主要是因为超凡的声誉、强大的品牌与优秀的专业服务。我相信，从长远而言，高盛在中国的发展欲复制在世界各地同样的成功，别无捷径，只能也必须依靠其声誉、品牌与优秀的团队。

令人欣慰的是，高盛文化有许多令我感到自豪的地方。独特的合伙人制度鼓励了长期服务，团队合作，与追求卓越的价值观。高盛的良好声誉是百余年来好几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是公司最珍贵的无形资产。董事长汉克鲍尔森常常提醒员工，一个公司的好名声需要

许多人许多年才能建立起来，但一夜之间就可以被一个人毁掉，因此对之必须小心爱护，我对此格外的认同。

高盛文化中还有一点令我特别欣赏之处，就是致力于公共服务的传统。纽约时报曾有一篇长文，题为“从华尔街到华盛顿——高盛的轨迹”，描述高盛人放弃投资银行的高薪进入政府担任公职的例子。仅在十余年，就有bob rubin、Stephen Friedman、Jon Corzine等等。这些人在政府，国际组织，央行等机构的公职生涯中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博得社会的尊敬，和他们长期在高盛所形成的专业化、低调谦逊、正直诚实与团队合作精神是分布开的。

——选自《归去来兮——14位海外学人回归的故事》

第二篇：学国画有感胡祖荣

第三次老年教育

理研会交流材料

学 国 画 有 感 大足县老年大学

大足县老年大学

胡祖荣

中国画在世界绘画艺术宝库中是一种别具风格、富有浓郁东方艺术色彩的绘画。中国画源远流长，它扎根在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融汇着整个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等完整的艺术体系。学习中国画，就是要用中国画的传统和美学意蕴进行文化熏陶，要把学画作为有生命的、有变化的动态过程，用心去发现美，用情去表现美，用博大的胸怀去反映美、创造美，歌颂人生，歌颂社会，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与审美情趣得到升华。几年来，在国画老师潜心教育，耐心指导下，受益匪浅，提高了绘画技艺，陶冶了情操，增强了学习国画的情趣，我的几点感受是：

一、提高了绘画的技艺

掌握一些绘画的基础知识是学好绘画的前题。我自幼爱画，特别是国画，只要见到一幅好画，总是爱不释手，然而苦于不会画。退休后听说老年大学开设有国画班，于是我就报名学习国画。通过几年学习，在几位国画名师指导下，懂得了什么国画，怎样画国画的一些基础知识，掌握了绘画的一些技巧。国画的门类很多，形式风格多样，有人物、山水、花鸟之分；有工笔、写意、重彩、金碧之别，还包括书法、篆刻、壁画和民间绘画等。国画还讲究“神”、“能”、“妙”、“逸”四品。神者得其意，能者得其状，妙者得其趣，逸者得其气。例如，教我们山水画的高老师讲山水画的技法是勾、皴擦、点、染，他强调“石为山之骨，树为山之衣，水为山之脉，云为山之神”。还讲了石、山的画法，以及云水法、点景法、设色法等等知识。同时，通过刻苦练习，我的墨技法也有很大提高。2004年上期，我校参加中国《老年教育》杂志社举办的《老年教育》杂志创刊20周年的书法、国画、摄影展，我的一幅国画被收入《翰墨飘香》一书，今年上期，我的一幅国画参加第三届“巴渝杯”《西部魅力》全国书画摄影文学作品邀请大赛获得铜奖。

二、增进了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大自然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以前在我眼里看到的山、看到的水、看到的花、鸟、草、虫也不过如此而已，平平的、淡淡的，没有什么感觉，更谈不上什么激情了，然而，现在可不同了，通过对山水、花鸟的描绘，特别是对山水的写生，使我对大自然的认识大大改观了。如2003年上期，老师带领我们去县城南山开展了题为“绘棠城美景，赞家乡石刻”的写生活动。老师先指导我们仔细观察周围景色，看到了这里的树木葱郁，群山环绕，高楼林立，风景秀丽幽静，是我们写生的好素材。然后，老师示范作画，他边讲边画，启发我们仔细观察山石的形象、走势、裂纹以及树木的结构、穿插，并提醒大家，仅用课堂学过的勾、皴、擦、染、点的传统技法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实际创造新的技法。接着，大家开始写生作画，最后老师集中点评，大家反复修改，一幅幅家乡优美的景色跃然纸上。通过这次写生，不仅提高我们绘画的技巧，还培养了我们的观察力和欣赏力。现在，我每走到一个地方不是泛泛地看看山水，而是要细细地观察一番，对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花、草、树木总觉得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喜欢。那郁郁葱葱的林木、那阵阵的花香鸟语，那明净的蔚蓝天空，那壮丽的锦绣河山是那么诱人，这就是大自然，它无处不激发我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

三、促进了身心健康发展

绘画不仅能强身健体，而且对人的心理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课堂上，我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课，反复临摹，不断修改，由于对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上课时画，回家一有空也画，有时绘画连饭都忘了吃。由于迷上了绘画，在绘画时常常进入画的境界，如在画梅花、牡丹时，就像走进了鸟语花香、万紫千红的百花园中，仿佛在同鸟儿对歌，与花儿起舞；在写生画桃花时，就好像进了世外桃园。这时，一切烦恼、忧虑、病痛忘得一干二净。同时，在练习作画时，身体也得到锻炼。在执笔、运笔、运腕中身体力行，端庄的姿势，右手执笔左手摆平，端坐挺胸，两脚落实，身躯平衡，思想安静，精神集中，一呼一吸配合密切，发挥出气势功力，起到了气功养生的作用。的确，绘画能净化人的思想，增强人的体质，对身心健康大有稗益。

四、培养了高尚的情操

画国画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品质，否则，是很难画出什么好画来的。古人云：“画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每一幅国画都应有一个健康的主题。如画山水，就要表现祖国河山的壮丽；画牡丹，就要反映它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的本质；画梅花，要表现它那品霜傲雪、铁骨铮铮的迎春精神；画竹，要表现它高风亮节虚心向上的品德；画兰，要显示它不显不露长远幽香的品质；画荷花，要突出它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还有菊花的晚节香，松柏的长青，鹤的长寿等等，都应表现出它的高尚境界。画好一幅国画不仅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且能升华人的品德修养，培养人的高尚情操，这就叫细雨润无声。

中国画艺术博大精深，学无止境，作为中国画爱好者的我，虽年近古稀，但我将执著追求，让它在我身上发出更多的光和热，让它伴随我渡过幸福美好人生。

2005年5月10日

第三篇：胡祖六：为何中国经济能承受住亚洲金融危机考验

胡祖六：为何中国经济能承受住亚洲金融危机考验 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中国经营报》举办“防范危机 化解新的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10年后的反思”论坛于8月24日在北京金融街(6.17,-0.06,-0.96%)威斯汀酒店举行，新浪财

经独家网络支持，以下为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演讲：

李稻葵：非常感谢我们沈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的具有独特见解的演讲。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进入下面的演讲，在我们论坛第二部分，我们还有机会向沈联涛教授进行请教，在第二部分我们还有一个圆桌讨论会，这个时候我们想特别针对沈教授还没有展开的一些观点，我们还要进行请教。我们这次活动是经济管理学院我们高级培训部具体负责的，我们高级培训部在我们经济管理学院是很独特的部门，长期以来从事直接和业界相关的一些教育和培训的工作，今天来到现场的也是我们高级培训部主任负责人薛雷教授，还有副主任徐忠先生。高级培训部在金融方面即将展开一系列的课程和演讲，请大家关注。另外沈教授正在写一本书，今天讲的可能是他的书里的一个简单的总结，他的这个书很快要出版，请大家

关注。

我们下一位演讲者是清华大学自己的毕业生，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把学习、研究和实务的运作，还有政府的工作经历完美结合在一起，他是胡祖六博士，胡祖六博士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之后到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方面的学习，从师于我们都是很熟悉的美国的经济学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教授，毕业后加入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RFM，从事亚太方面的研究后来也从事研究局的工作，从96年开始，同时也加入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组织工作，也主持了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写作，全球竞争力报告现在成为在全球非常有影响的系列报告，每年出一次，这个报告实际上就从胡祖六博士当时加入世界经济论坛开始运作的。从97年开始，胡祖六博士加入高盛，今天他

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他独特的视角，我们现在请胡祖六博士。胡祖六：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昨天晚上失眠，所以脸色不太好。主要是李教授昨天告

诉我这个题目防范危机化解新的金融风险。

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一直非常关注这个。我记得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危机刚刚开始，当时中国金融界的政治界人物，包括周小川等等都参加了这次会。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危机发生当然代价非常惨重，但是我想更主要的就是我们能力知道危机起源成因，有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在我们以后的金融风险管理，企业风险管理方面有所改进，从而有增加危机的抵抗力，从而保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金融

系统的稳定性。所以我觉得这种探讨非常有意义。

刚刚沈联涛教授对这个危机做了非常全面综合的回顾，当初沈教授是香港监管局的常务副局长，就是负责维护香港金融制度最核心的人物，当时我记得和他经常探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感到，我到现在为止也是记得这个危机爆发，很多那种一幕一幕的画面到心里其是历历在目，不仅仅是对于一个经济学家，对我个人也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到现在为止过了十天，我们回去看这个危机，为什么会爆发在东亚？沈教授说到1997年7月2号之前，东亚经济体一直被推崇为全球成长最快，经济最有活力的经济体，特别有意思危机爆发前，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世界银行就出版了一本专著《东亚的奇迹》。从经济基本面来说是很难想象这样大的危机在东亚爆发，令很多观察家都出乎意料之外。因为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都曾经经历了好几十年的高成长的经济奇迹。从70年以来，印尼GDP增长率是7%，韩国是高达8.4%，而且东亚经济体历来都有比较好的宏观经济的记录，避免过多的财政赤字，就如刚刚沈教授所讲的，外债负担也不重，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大部分年份都表现得非常强劲，同时这些国家吸引了很多私人的FDI资本流入。所以这些基本面是非常的良好，而且东亚与其他曾经遭遇过很多经济危机新兴市场国家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我们回忆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1年印度危机，1994年墨西哥危机，都有非常重要的共同导引，就是政府财政严重失衡，高度依赖外债弥补。而东亚经济1997年之前，并没有这样的征兆，所

以亚洲危机基本上是未曾预料的。基本上没有人真正预测到亚洲危机。

第二个特点，危机爆发以后，当初7月2号我记得我们7月1号香港回归，当时香港基本上政府还有企业都在举行庆祝活动，会议上大家喝了很多酒，第二天一起来打开电视一看，外汇交易员告诉我们泰铢贬值了，那时候他吃一惊，泰国有什么了不起，觉得这个事情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危机的后果严重程度，就像危机爆发一样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我们看到

汇率体系瓦解，大幅度贬值，利率飙升，资产价格缩水，包括股市、房市，私人公司平衡表的恶化等等，企业的破产，银行坏帐的激增，危机后的第一年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陷入严重衰退，印尼GDP在危机前是7%的平均增长率，到了危机第一年萎缩了下降了15%，泰国是负的8%，马来西亚是负的7.5%，韩国应该说是资本有史以来成长最快的国家，经济萎缩了7%。第三个特点，亚洲危机的波及面之广，也是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在此之前，1994年墨西哥部分比索危机，曾经波及到阿根廷、巴西这些临近的拉美新兴市场国家，但是它传播速度和影响程度远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泰铢的贬值不只是波及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这些比较类似的东亚国家，已经波及到实行工业化的韩国。同时也波及到香港、新加坡、台湾。资本流动，地理毗邻，加上金融市场固有信息不对称，羊群效应，大大增加了发生的概率，传播的速度以及杀伤力。

第四个特点，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是突如其来的，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环境条件，与历史上其他环境条件巨大的差异性。亚洲危机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它的机理是什么？至今过了十年，在经济学界还是争论不休，我们从经典的货币图形模型，刚刚沈教授说的观赏勾结，这个和腐败和存在资本主义有类似的意思。大家各说纷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清晰的线索可以追寻，第一汇率不当，第二账户严重失衡，第三企业、银行资产汇债结构的错配。在经历了比较几十年高速成长情况下，亚洲基本上继续维持了固定的或者是半固定的汇率制度。当经济基本面发生逆转的时候，这种固定汇率制度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1995年到1997年上半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的经济过热，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曾经达到GDP的8%的高水平，这点我非常不同意沈教授说的，他认为经常账户这个并不严重，当时泰国是五点几，马来西亚逆差占到GDP8%，远远高于美国今天的5%6%，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以

拖欠债务，我们对它无能为力，新兴市场直到你的账户有异常，往往会受到资本市场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苦苦支持一个人为高增的汇率，央行资产不断下降，而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央行维持固定汇率的可信度也就不怎么下降，就是固定汇率的崩溃。固定汇率制还给企业和银行一种道德的危害，等于政府央行为本国的企业、金融机构投资者，以及国际债权人提供汇率风险银行担保，刺激私人部门大量银行举债。经常以短期的外币债务为主，来到本国非贸易部门，尤其房地产，比如泰国。当本国货币贬值，利率上升的时候，债务的负担显著的加重，引发的流动性的问题。韩国公司部门的债务股权比例，平均是8%倍，大宇是1200%倍，负债率很高，我们谈到对冲基金，现在可能也就是400%，包括很多制造业、企业、房地产公司，负债率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对冲基金这个杠杠率不相上下。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坏账就激增，成为信贷紧缩，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

信心。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第五，回顾亚洲金融危机很有意思，事发突然，来势凶猛，杀伤力大，波及面广。所以当初的各国政府，当事国的政府，以及RMF为主的国际组织，都是急于救火，为了稳定局势。作为RMF提供紧急援助的核心贷款，泰国、韩国这些都必须实行相应的紧缩政策，包括货币紧缩和财政的紧缩，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属于经济学教科书的经典药房，也就是当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高利率，以及削减财政赤字。因为经常账户逆差，相当于国际投资高于国内储蓄，或者国际总支出高于国内总供应，要紧缩宏观政策，才能达到恢复国际外部平衡的结果，以及稳定的汇率，因为提高利率，当本国货币贬值，就是持款人失去信心，这样才能增加持有本国货币的愿望，到今天这些都是非常认可的，没有

什么争议。

令人非常吃惊的是，与拉美国家80年代的情况不一样，亚洲危机国家尽管货币大幅度贬值，却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真正发生的是真实需求急剧的萎缩，引起的全面的经济衰退。正因为如此，IMF和克林顿时期的政府，就是鲁宾，还有萨默斯他们对危机处理得政策非常引人瞩目，就是药方副作用超过了危机的本身要害。十年以后，我们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得政策手段应该更加全面客观的了解评估。应该说RMF紧急贷款所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还是非常明显的，1997年12月，IMF给韩国贷款援助50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贷款，既使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的时候，当时也是克林顿政府和RMF联手贷款援助是200亿美元，到韩国是50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挽救最大的贷款，所以这个支持还是非常明显的。当国际收支发生逆差，这么大一笔资金到位，对你满足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像今天发生次级债危机，为什么包括各国央行都在提供流动性支持一样，这

一点是不容质疑的。

通过提高利率，货币紧缩，这个有客观的需要，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最大的失误可能是财政政策上，因为资本外套和已经发生信贷紧缩，对需求产生负面作用，以及汇率紧缩以后，尽管汇率贬值，对于出口并没有不确定的影响，一般汇率贬值会促进出口，但是在亚洲危机国家没有发生。历来财政的状况非常稳健，没有什么公债，所以应该比较理想的危机处

理药方，应该是刚柔相。也就是说从紧的货币政策，配置以从松的财政政策。

事实上我们看到印尼，看电视画面，当印尼政府取消粮食补贴以后，在雅加达街上发生

骚乱，从那个时候IMF开始发送许多过紧的财政指标。

第六点，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因为是二十世纪大萧条以来发生过的最严重，波及面最广的经济危机，应该说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沉痛深刻的教训。对于中国这个新兴市场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最主要的教训应该吸取的，涉及到汇率的机制，金融体系与资本账户。首先，亚洲危机告诉我们，无论是采用固定的还是浮动汇率，汇率制度的可信度与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宏观的政策，经济基本面必须维持这种汇率制度的条件相一致。只有非常少的国家经济体，比如中国香港，还有爱沙尼亚这么小的经济体应该说具备足够的政治法律框架，以及经济的固有的核心，可以在比较长时期维持真正的刚性固定汇率，或者我们叫货币局。但是总体上，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重要，外部冲击急剧增加，尤其是欧美日三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他们的货币，就是美元、日元都是完全自由浮动情况下，大部分新兴市场情况下更适合采用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不管怎样，当经济基本面与固定汇率要求背道而驰的时候，市场压力往往导致固定汇率瓦解，尤其在初始的外汇储备有限或者不足的时候，试图干预汇市，以捍卫不可持续的汇率，肯定是徒劳无功的。刚刚钱院长和沈教授谈到外汇储备的重要性，为什么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外汇储备这么急速增加，这个是亚洲危机国家痛定思痛的结果。当你外汇储备不足，要求跟市场力量相抗衡的时候，你根本就

弹尽粮绝，无能为力的。第一点就是汇率的重要性。

第二个深刻教训，就是金融体系稳健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亚洲危机确实暴露了金融部门作为亚洲经济结构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看到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就不用说泰国，韩国日本，他们制造业在同等经济国家水平当中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金融发展普遍滞后，资本市场缺少效率，过多的依赖于银行的信赖，透明度低，信贷决策不当，资本过多的流于房地产，内部风险控制能力严重欠缺，外部监管也是无效的。这就是所谓二

元经济，我想沈联涛先生讲的二元经济，就是金融的普遍的薄弱。

当宏观经济稍有逆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就会扶摇直上，危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这样就加剧汇率对经济的影响。我们看到香港和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也是首当其冲。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银行体系最为稳健，所以香港和新加坡都比较成功的经受住亚洲危机的洗礼。正是因为汇率的危机和金融的危机，这种相互的交织相互的加强反映，这加快了亚洲危机传播的速度，使得破坏率大为增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经济学这个商务危机成为一个非常险

要的特点。

亚洲危机最后一个教训，就是资本开放是多么的复杂。东南亚的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当中最先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尝试，他们也得到资本开放，资本流入的很多好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比较自由的资本流动，与相对固定的汇率成为了一个非常不自然的政策的搭档。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意味着这些国家不能有效管理资本流动增加以后所带来的风险。所以这就提出一个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一个程序问题。在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时候，应当必须事先或者同时进行金融改革，因为金融的稳健可以是一个国家获得开放资本账户最大的汇率，同

时也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和风险。

在我结束的时候，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克鲁得曼他们过于简单的把危机归罪于资本账户的开放，我想等会儿听一下不同意见。他们在为亚洲危机处理的时候，力举从新实行资本管制，只有马来西亚这样做了，但是泰国、印尼、菲律宾、韩国都抵制了，事实上韩国跟东南亚还不太一样，韩国资本账户是高度封闭的，根本没有开放。但是韩国也没有免于一难，还是照样爆发危机，但是危机爆发以后，正好是金大中总统上台，他痛定思痛，做了一系列的改革，结果我们看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心阵员国家，韩国、印尼韩国因为改造速度最快最有成效，是第一个从危机当中实现稳定复苏的国家。亚洲金融危机很多都是意外，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一个意外，中国不但能够幸免遇难，而且在亚洲危机平息后续的年份一直到今天，中国经济蒸蒸日上，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实力与地位不断上升，这点跟当初人们的预期是不一样的，亚洲经济爆发以后，市场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人民币什么时候贬值。为什么在巨大亚洲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还能承受住考验？安然无恙呢？如果大家能够找到引发1998年8月份克鲁曼写的文章，你就觉得非常简单，中国之所以安然无恙，就是资本管制，他讲了很多理由，如果谈起腐败来，如果把中国跟印尼比，印尼像东方的瑞士一样。中国是注定要把它金融危机的，但是中国没有，那很简单就是资本管制。我觉得他是大错特错，中国之所以能化险为夷，我觉得有很多因素，资本管制就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而不是根本的核心角色。这里有一个实际问题或者运气问题，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而不是1993年，1993年大家回想一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我们经常账户逆差，外汇储备只有250亿美元，恶性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三角债，金融混乱，房地产泡沫，几乎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症状在中国都有，所以我的一个推测，一个假说，如果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3年，中国肯定难逃一难。恰好是1997，1993年起中国政府就开始宏观调控，1996年成功实行软着陆，1994年开始改革，财政政策有很大改变，汇率改革，外汇改革，是中国的汇率被高估的风险基本大幅度降低，外汇储备从屈屈不到250亿美元，当时刚好够维持三个月进口，到1997年我们是2510亿美元，当时外汇储备显著的增加。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从基

本面来说所有能力抵御亚洲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所以，我的这个假说需要你们去检验。亚洲金融危机如果发生在1993年，中国肯定措手不及。资本管制在那个时候能不能保护我们？我觉得保护功能就像我们祖先用学流建筑起

来的长城一样，最多给我们心理安慰，很难帮助中国躲过一劫，所以亚洲金融危机发生非常大的不幸，但是幸运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而且亚洲危机给中国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而且是免费的。中国第一次真正认识到金融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天佑中华。1997年底举行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金融安全提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过去几年大家知道银行改革，包括汇率改革都有很多更多实质性进步。应该说，资本账户开放，我觉得中国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全球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份。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提供巨大发展机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意义，当然也给中国带来了难题挑战和风险，合适的汇率制度，健全的汇率体系，以及审慎的宏观政策监管，能保证中国在全球化进程当中继续获得最大的利益，并使我们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我相信我认为这是亚洲危机对于中国最深远，最长久的启

示，谢谢大家。

第四篇：祖风雨同舟,辉煌六十年

祖风雨同舟，辉煌六十年

月亮依旧是那个晚上的月亮，时间却横跨六十年。

在这六十年的时间内，我们携手度过一天又一天，直到今天，六十年了。回首过去六十年炎凉沧桑，不经感叹今日的美好。

六十年里，祖国的学者们，科学家们，运动健儿。做出了许多，奉献了许多，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撑起祖国的一片蓝天，或多或少的增添了朵朵云彩，才有今天的灿烂、辉煌六十年。

在经过多少人的艰辛与努力，坚持和奋战，赢得了今天的美满幸福。

香港，澳门，可为祖国国土上的两颗璀璨明珠。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澳门到了回归祖国怀抱的时刻到了。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宣布成立。更让饱受百年国耻的香港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之中。2年后，又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澳门也回到了温暖的祖**亲怀抱之中。港澳回归后，中央政府坚定执行一国两制，各自执行港人治港与澳人治澳的基本方针，使得今天的港、澳更加辉煌灿烂。

咱们中国人也能雄起发射两弹一星。

两弹是什么？是原子弹和氢弹。一星是什么？是人造卫星。两弹一星在共和国的日历上留下了3个红色的日子。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耸立在新疆罗布泊大戈壁深处。此颗原子弹在世界引起了深大的轰动。一是因为中国终于发射了第一颗咱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原子弹，不会再让别人瞧不起了。二是因为此弹关系着工作人员们的心血。

咱们中国人也能在太空上行走神七问天。

探索太空的奥秘，是中国人多年来的梦想。2008年9月25日晚9时10分许，在酒泉发射中心，发射了第三艘有中国自行研究的飞船神舟七号。此次发射与降落都很成功，并在太空中拍出很珍惜的图像，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

2008年，人们都说是中国人多灾多难的一年，也使人们在灾难中体现了中国人的顽强；也有人说，2008年是一个幸运的一年，使中国人展现了中国的人民智慧。然而，这两件事都源于去年公元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中午十四时二十八分，时间，永远定格在哪里。也值得我们低头三分，默哀，悼念在四川八级地震。我身为四川人民，深有感触，虽然虽然不我不是灾区人民。特大级地震使四川人民弄得家破人亡。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告诉你们：有我们的党和政府，还有全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灾难又算什么呢？而唯一可做的，只有在心里默默祝愿他们。

在2008年8月8日晚上20时，令中国人值得庆祝的日子。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开幕式。其宏伟、壮观等。有着中国孔子文化，儒家思想等传统教育。奥运会，也展现了中华人民的智慧。一绘画长卷为线索，演绎中国上上下下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使中国人为以骄傲。

中国，还有许多傲人的成绩。

每一个春节，暗示着新一年的到来。每一，都是不可猜测的一年。未来，中国的未来，不可估量。六十年，辉煌了六十年，经历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冥冥之中多了几分成熟于稳重，因为，曾经跌到过。

辉煌六十年，风雨同舟。祖国人民携手度过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绩。

依旧是今晚的月亮，只不过多了几个岁月的疤痕与荣誉的象征，力争未来。

四川自贡是自流井区曾家岩小学：陈欣璐

第五篇：四年级-胡迅《自我介绍》-三亚童星学校

自我介绍

我叫胡迅，我今年九岁了。我的爱好是游泳，打蓝球，打羽毛球，踢足球，开赛车，和玩游戏机。

我有一副瓜子脸，我有一双灵活的眼睛，有一对顺风耳，我喜欢的东西就想买到，有一次我看见一对望眼睛，我很喜欢。我就叫妈妈拿钱买，妈妈不给，我用尽一切办法，后来妈妈还是给我买了。我的脾气有点火爆，谁要是惹我不开心，我就想要动手打人。我知道这性格不好，我会改掉的，四年级 胡迅 这就是我简短的介绍，记住我叫胡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