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龙应台:我的中国梦(北大演讲无删节)
我们的“中国梦”
龙应台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著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著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满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著,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像中成长。但是支撑著这个巨大的国家想像下面,有一个基座,垫著你、支撑著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 1
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著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年代出现了质变。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
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地图]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一九七○年代整个国际情势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讚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七○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演讲现场播放了几首相关歌曲]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
《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衝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台湾梦,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年代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一九七九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图]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八○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
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髮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
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掘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掘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份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掘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掘起,因为这种性质的掘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十五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
我的父亲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
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
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掘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唸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第二篇:龙应台北大《中国梦》演讲
龙应台北大《中国梦》演讲
2010-08-07 22:55:07
台湾作家龙应台破天荒在大陆北京大学纪念讲堂发表演讲,她说,真诚地拥有一个「中国 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国「很危险 」;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
获选「中国梦践行者」的台湾作家龙应台昨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阐述她的「中国 梦」,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她更直言,衡量国家文明尺度当然包括「 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大陆知名作家易中天也分享他的「中国梦」。他直言,如果 没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国家只是个人组合起来的机器,「要他干嘛?」
台湾作家龙应台8月1日破天荒在大陆北京大学纪念讲堂发表演讲,她说,真诚地拥有 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 国「很危险」;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
龙应台更直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应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这中间当然亦包 括「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此话一出,现场一片掌声。
美丽岛大审 登上北大
演讲一开场,龙应台以1949年后台湾的音乐演变,来解说台湾历史与民情的转变。她 说,她小时候都是听着《反攻大陆》长大,在国民党教育下读着国民党的「教材」;到了 1978台湾人的梦开始破碎了,1979年台美断交,台湾被孤立成为国际孤儿。这过程里,有 些人觉得被抛弃,有些人的中国梦因情感认同反而被强化了,所以当时出现一首歌《龙的 传人》。不过她话锋一转,说这首歌的作者侯德健最后也「投匪了」,可能会令人有点尴 尬,引起现场一片笑声。
龙应台还播放胡德夫所唱、李双泽所写的民歌《美丽岛》,她说,这首歌集结了台湾 人民的情感,也是部分台湾人开始从移民者真正融入台湾,对台湾浓厚情感的体现。从余 光中为《龙的传人》作词到描写屏东枋寮的台语歌,代表了在台湾人民「梦的转化」。
接着,她将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历史照片播映在北大百年讲堂屏幕上,引起现场一 片的骚动。龙应台带领现场观众一个个辨认照片中的人物,在法庭上咧嘴而笑的施明德、如今是高雄市长的陈菊,甚至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陈水扁。龙应台说,照片中与现今 变化说明了、台湾民主变迁的过程。
礼义廉耻 台湾价值观
她说,如今台湾民主乱象,包括蓝绿纷争、本省与外省,还有立法院的打架,在她看 来,这都只是表面,「大家不要被表面给骗了」。不管台湾民主怎么乱,在她看来,台湾 人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就是从小被教导的「礼义廉耻」。龙应台说,「礼义廉 耻国之四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成了台湾社会价值观的基座,而且永 远不会改变。包括当初红衫军包围总统府时,很多民众升起的天灯上就是写着「礼义廉耻 」四个字。她强调,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 本的价值观。
免于恐惧的自由
龙应台指出,她看一座城市的文明尺度是,这座城市怎么对待精神病患、对待民工、盲流;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也有很清晰的尺度,就是国家怎么对待弱势、怎么包容不 同意见、怎么对待「异议人士」,也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当然也包括13亿人怎么对 待2300万人」。此话一出,现场掌声如雷。最后她引用80年代《野火集》风声鹤唳出版后,离台赴欧前留下的一句话:「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深怕带来什么后果,但我有梦,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讲我们想说的话,我们的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龙应台、易中天 精湛对话响彻北大
两岸知名作家龙应台、易中天1日在北大百年讲堂的对话精湛,字字珠玑,现场观众多 次鼓掌叫好,这场两岸知名作家演讲对谈,由代表「南方视角」的《南方周末》主办、代 表「上海帮」东方卫视访问播出,却在「北京」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性的最高学府北大举行,备受两岸知识学界瞩目。龙应台一上台便语出犀利,她说,初获邀请时还想:「你有10 00个飞弹对准我们,还想邀我去吗?」她更在提问时间要求踊跃举手的观众把握时间,因 为听说北大可能会对逾时现场「断水断电」。中间还询问前一个演讲者易中天:「你今天(讲这些)恐不恐惧啊?」
易中天说,1966至1976年曾经恐惧过(意指文革)。30年前他万分不能想象今天能站 在北大里面,与龙应台做这样的对话。他由衷地感谢北大,谢谢《南方周末》给的这次机 会。龙应台说,很难得也是首次来到北大演讲,只是这些言论「不知道北大校长在现场吗 ?」观众纷纷环顾四周。易中天接过话:「管它校长在不在,学校不是校长的,是教员与 学生的」。此话一落,现场爆出叫好声与热烈掌声。易中天演讲一开头,便用龙应台遭禁 的《大江大海1949》做为开场白,尊称「龙先生」,并以「1949龙应台大江大海,2010易 中天小打小闹」自我解嘲亦表达对龙应台的敬重。
大陆知名作家易中天1日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分享他的「中国梦」:「社会进步、国家 富强、个人幸福」。他说,20世纪下半最大的解放就是改革开放,赋予公民选择的自由。他直言,如果没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国家只是个人组合起来的机器:「要他干 嘛?!」
毛思想核心来自斗争
一向纵古论今的易中天,难得从古代「跳脱」出来论现代「中国梦」。易中天表示,中国曾做过不同的「大同」、「小康」、「治世」的梦,但最后都不免破灭,包括清末的 甲午战争、巴黎和会等都让传统的中国强国梦彻底破碎。这也让部分人转入「侠客梦」,所以金庸小说风行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说1949年之后中国梦有了新版本「人民公社」,这里面也有相信大同理念的成分,但他解析,毛泽东的思想中是结合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秦始皇的法家思想,核心都来自 于「斗争」,但结果众所周知,带来的是民生经济的崩毁。
易中天回忆,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在70年代某个地方非常流行喇叭裤,不过当时喇叭 裤是不务正业的服装表征,于是某个校园领导为了「正风」竖立一条标语「喇叭裤能吹响
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吗?」有学生悄悄在布条下回了:「请问哪条裤子可以?」极尽嘲讽之 能事。他说,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故事来自于广东。没有这样的南方视角,就没有现在的 南方报业集团,也没有现在的《南方周末》。易中天话讲至此,赢得全场掌声。
中国梦就是个人做梦
他进一步阐明,只有让公民人格独立、自由意志,国家的组合才不至于是一个机器,否则「要他干嘛?」他说,如今中国梦就是「抛弃做集体中国梦」,个人可以做梦了,可 以有选择的自由、做梦的自由,可以选择穿什么衣服、可以自由择业,甚至也可以「同床 异梦」。易中天最后说,只有达到「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走向强国,而他理解的强 国,不应仅只追求船坚炮利而已。
有梦 龙应台想找个情人去旅行
龙应台、易中天的演讲与对谈,北大学子的提问五花八门。理性与感性兼具的龙应台,在一位女学生提问时,不禁泄露出「个人梦」,她说:「想找一个情人陪我去旅行」。目前从事写作、教学的龙应台,昨天首次接受北京大学学生提问。现场座无虚席,她说希 望可以有女生提问,结果获得这个机会的女学生问:「妳个人有什么梦呢?」龙应台微笑 响应说:「首先我希望找一位情人陪我去旅行;然后是希望安德烈、菲力普,我的两位小 孩不要嫌我烦,可以让我跟着他们,他们都嫌我了。」语气中显露出母亲的慈爱及难得流 露出「小女人」娇嗔姿态。北大学生也问「中国梦与台湾梦有没有交集?」,龙应台说可 以回归到她认为的共同价值观基座上;还有粉丝提问时先表达仰慕之意,全家都是龙应台 的书迷,这次全家动员来北京听她演讲。
龙应台说,目前她在大陆点阅率最高的一篇文章是《不相信》,她鼓励在座的人说,年轻人应该对很多事情都抱持怀疑。她说,这次来大陆,抵达后又要增加演讲数据,网络 一搜寻却发现很多网页都是「此网页已……(不存在)」,她真想将那一幕拍下来。于是 很多资料只好麻烦助理从台湾找出来寄给她。
敢言 龙应台、韩寒颇有相似处
比较近日参加香港书展时大陆新锐作家韩寒的一句:「禁书让社会进步」,与新书遭 禁的龙应台曾说「一个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韩寒」,两岸「敢言」作家,血液 中似乎有着相同的理念因子。今年5月底龙应台携其纪录片《目送1949》赴广州,在中山大 学举办大陆首映暨交流会,被问及如何比较80年代的龙应台和当今的韩寒,她曾回答:「 一个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韩寒。」《目送1949》是根据《大江大海1949》而拍 摄的纪录片,讲述迁台60年的故事。龙应台参考了上百本史料书籍,行迹遍布台湾、马祖 等地所拍摄而成。首映会当晚座无虚席。龙应台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各种各 样的、各个年龄段的韩寒。我写作《野火集》时能一夜爆红,是因为当时的台湾有各种各 样的禁忌,一拍就会红肿,一拍就会有血迹。」她希望,社会进入开放健康的时代,就应 该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够发出来。
去年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1949》,内容因涉及国共内战,在大陆遭到封杀。龙应台 曾在北京谈起这本书时称它为「和平之书」,她曾形容,大陆决策者如果真的看了这本书,应该会说「赶快出吧!」而龙应台的前一本描述亲情的书《目送》则在大陆获得出版,并曾举行新书会。
第三篇:李敖北大演讲实录(无删节)
李敖北大演讲实录(无删节)
(2007-09-03 11:42:59)李敖北大演讲实录
各位终于看到我了,主任,校长,总裁,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来演讲紧张不紧张,紧张,站在大庭广众面前,很多人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军队,可是你让他讲几句话,他就菘了,不敢讲话,什么原因,胆小,美国人打赢南北战争的将军格兰特,指挥千军万马打赢仗,林肯总统请他上台给他勋章,让他几句话,他讲不出口,为什么?怕这玩意,一讲演就紧张。
前天晚上我编了一个故事,北京大学一个女孩子进了一个小房间,突然看到一个男的在一个小房间里嘴巴里面念念有词,来回走动,这个女孩子就问他,你在干吗,他我在背讲演稿,他说你在哪儿讲演,他说我要在北京大学讲演,女孩子说,你紧张吗?他说我不紧张,女孩子说,如果你不紧张为什么你到女厕所来干什么。这个人就是连战。
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星,崔台新,崔是垂柳,台是台湾人,青是青年,台湾要靠混,靠吹牛,又是青年人混,连战就是这种人。他可以糊弄别人,糊弄不到我们可以糊弄你们。至少前一阵子糊弄你们,今天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你们觉得任何人觉得连战讲演好的人,我就要警告你们,今天你们可能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无法花一个是小时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因为你们上了连战的当以后我很难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我在这儿埋怨一个人,埋怨我的老板,凤凰电视台的刘长乐先生,为什么要埋怨他,他把我故求到北京来,对不起,我一看到你们就讲很多乡音,故求到北京来,可是我已经在中国大陆,在凤凰电视台上讲了有400多场,你们对我相当的熟悉,用一个雄性的眼光来看我,我今天把这个讲演讲成功,这是高难度的,你们对连战完全不了解,你们看到他吗。所以对我熟悉,对我是个困难,这个困难是刘长乐老板造成的,所以我今天有所抱怨。
现在开始讲正题了,罗马教皇,我那个时候叫罗马教宗,现在叫罗马教皇,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演讲的时候不能用稿子,为什么不能用稿子,用稿子表示你记不住,如果你自己都记不住,你怎么样让听众记得住呢,你这个演讲就失败了,所以大家看好啊,没稿子。(鼓掌)也没有小抄,可是我带了一些证据是有的,等会会显示证据。
我必须和大家说,接下来这个演讲的时候是刘长乐老板告诉我,一五一十地规格地告诉我,最后我问他一句话,把他问得冷住了,我说有没有铺红地毯,我进门的时候,他说你没有克林顿有,连战有,你没有,我说为什么我没有?(这时会场有人呼喊),他们是赞美我还是抗议啊,哈哈。他说,北大尊敬你,把你当成学术演讲,所以不铺红地毯,校长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好,我做学术演讲,讲得好就是学术演讲,讲不好,讲一半,铺红地毯还来得及呀,哈哈哈。(鼓掌)为什么我要这样说,不然人家说北京大学势力眼啊,怎么不给李敖铺红地毯,怎么给当官的,或者说是政治人物铺红地毯。
我在这儿有很多人眼睛看着我,说李敖骂过国民党、骂过民进党,骂过老美国,骂过小日本,今天你在北京,你敢不敢骂共产党,很多人不怀好意,你看幸灾乐祸看着我。我告诉你,我先不骂共产党,我先赞美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打倒的一个势力,那个就是北洋军阀。
为什么赞美北洋军阀,大家知道吗?北京大学怎么出来的,北洋军阀,什么人叫蔡元培校长做北京大学校长,那时候蔡元培他是国民党人的身份,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有这个肚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和他敌对的一个政治势力的宿敌,那个就是黎元洪干的事情。我们现在骂北洋军阀,我们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军阀呢?北洋军阀的肚量比我们宽大得不得了。今天,把我李敖放这儿,来做北大校长,对不起,好象是抢副校长的位置,哈哈,否则,我们就不要骂北洋军阀,我们要做历史性的反省。
今天我在这儿和大家谈一些事情,我出发以前,各方友好都劝着我,拉着我,说这话别提,那话别说,我说我来北大有两类,一类是金刚怒目,一类是菩萨低眉,你们待我还不错,今天开始菩萨一点。
我看这里有的人不笑,为什么不笑,放不开,为什么放不开,心里有顾忌。克林顿站在这里,很大胆地讲了一句话,他说以前的北大教授胡适,讲了一段话,他说,你要为国家牺牲你的自由,可是胡适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克林顿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引用完,那身边的顾问有了问题,下面还有一句话,还没引用到,就是说,胡适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所以克林顿的演讲引证有错误。
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就是连战,他在讲演场里面提到了四个字,有点犯忌讳的,可是事实上他提到了,叫做“自由主义”。各位,连战对自由主义的解释完全错误,他清描淡写地的说胡适把自由主义带到台湾,所以台湾有一股自由主义的学风,在学校里面流传下来了,我告诉各位,没这个事,没有人敢这样做,包括连战,他们都不敢这样做,所以自由主义这四个字虽然在连战的演讲里面,在北大的讲台上面出现了,我告诉你,没有这个东西,很多人说我李敖是自由主义者,说你自由主义者,你在大陆,你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我们要看你讲什么话,你要不要宣传自由主义,我告诉大家,我要宣传,可是内容和你们所了解的有出入。
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我们看到学理上来讲,你出一本书,他出一书,学理上非常的高深,对我而言,没有复杂,自由主义只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己的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宪法的部分)。什么叫做反求诸己。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台湾在过去清朝统治之前是给郑成功来统治,这是了不起的中华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爸爸投降了,郑成功不肯投降,郑成功妈妈在福建被清朝的兵轮奸了,郑成功很痛苦,发现母亲被轮奸了,怎么办,我来告诉你他怎么办,他把他母亲身体切开,注意啊,用水冲洗他母亲的尸体,他认为他母亲被轮奸以后,脏,他母亲脏了,我们说奸污啊,奸是一个动作,污是一个结果,什么办法呢,用水冲可以解开郑成功自己心头的压力和痛苦。
各位想象看,在五四时代,有一个问题只有胡适先生解决了,别人解决不了,就是有一个北大学生提出来,说他的一个朋友的姐姐被土匪抢走了,绑票了,当然,也发生了刚才我说的那种不幸的结果,问北大的这些思想家们,你们怎么样解释这个现象,大家解释不出来,胡适先生做出解释,他说,如果有男人要讨这个被害的女孩子做太太,我们要尊敬这个男的,这是胡先生的话,胡先生说,一个女生被强暴了,其实在生理上变化很小,手被割了一下,被撞了一下,心理上难过,所以如果有这个男的能够破除这种情节,这个男的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尊敬他。
从郑成功的例子到胡适的例子,大家想想看,如果大家被困扰的时候,如何解开。
俄国一个作家叫库布宁,他写过一本书叫亚玛,亚玛是个什么事故呢,在妓院里面,大家都有在接客,忽然来了一个女孩子,如花似玉,当然很多人愿意跟她上床,也赚了不少钱,红得不得了,一代名妓,有一天她跟其它妓女聊天,她说,我还是处女啊。其它姐妹们笑着说,你还是什么处女啊,我们整天卖的是什么啊,这个女孩说,你们知道我是什么啊,我是共产党,我们党需要钱,俄国要革命,我是在做一个伟大的卖身,可是在精神上,我还是处女。你们不了解我。
大家注意啊,有人说是唯物主义,可你现在谈的全是唯心的,唯心主义,当我觉得我不是妓女,我就是处女,这是高度唯心的。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与马克思不同啊,我告诉大家,马克思就是典型的唯心论者,你们说为他唯物吗,我认为他很唯心,尤其他在抄别人的东西的时候,更唯心。
你们说马克思,我们北大还有马克思学院,抄什么东西,大家核对核对,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演讲,马克思资本论里面捏造了格莱斯顿的话,马克思说亚当斯密的话,亚当斯密没说过这话。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这句话不是马克思说的,这句话是法国大革命时候英雄马拉讲的话。为什么我们都被马克思骗了呢,最主要的是1895年,马克思的好朋友恩格斯,写封信给斯密特,说,马克思亲口告诉他,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都不信马克思主义,我们那么急干嘛。
这句话说了大家都在笑,我告诉你,我感到难过的一点,演讲最怕的事情,是,演讲的时候没有人来听,第二,来听的人去小便,第三,去小便以后不回来,第四个,不鼓掌,(大家鼓掌)。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帝,里面有个大胖子,他跟我同岁,中间还有一个小胖子,一上来就是这个姿势,请你们鼓掌,为什么鼓掌,因为我讲话太传神了,你们都忘了鼓掌了。鼓一次掌吧,啊,(鼓掌),你们不习惯我这种讲话的方式,可是我必须说,我在讲这种方式。
今天我站在这里,大家说,你要不要骂共产党,刚刚我说过,我先替北洋军阀讲了好话,让我替共产党讲一句好说,说你怎么这样敢为共产党讲好话,为什么不敢,当共产党作了好事的时候,或者说没有做坏事情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把真相澄清出来,谁说共产党不许别人讲话,我抓一本书给你们看,谁说共产党不许人讲话,《毛泽东文集》,当然你们会笑我你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其实不是,我给你们看一段蛮有趣的,这一段可能你们都不看,念给你们听:我们有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鼓掌)有了错,一定要有自我批评,一定要让人家讲话。不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今天我在这儿摸老虎屁股,但大家要记住,是老虎要我们摸它屁股的。
这话你怎么讲啊,你们说我在这讲自由主义啊,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重大的宣誓,我李敖放弃自由主义,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从18世纪19世纪以来,人类所梦想的自由主义这种追思方法都是这个自由那个自由。可是大家忘了,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第一个层面是你心灵能不能解放,如果你心灵是郑成功式的,那你就困死了,把你那个死了的妈也整死,所以我认为心灵开放是重要的,这一部分自由主义叫做反求诸己,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没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自己,永远困扰自己。所以我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没有人想做,因为太痛苦了,因为太难了,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才能做自由主义者,所以自由主义这一段叫做反求诸己,成功了,我自己就知道,我不是郑成功。我可能是亚马里的卖东西的窑子,我是一个处女,这是自由主义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政府有联系,我们人民和政府的联系有几种方式,你们说的北京话还好吗,有我好吗,大家说乡音未改,我没改,可是你们改了,为什么,北京变大了,很多三合院,地方的声音混到里面来了。你们讲的没有我讲的纯,我告诉你,人们和政府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政府这么坏,我不要活了,我梗了。什么人梗了,屈原就是,政府不好,我梗了,辛亥革命以前的杨度生在英国跳海,就是我梗了,我不要活了。最有名的英国故事,英国有个议员,叫阿斯特,A S T E L,是个女的,她跟另外一个议员很有名的,就是丘吉尔吵架,阿斯特说,你太可恶,如果我是你太太,我就弄杯毒药给你。丘吉尔说,如果我是你丈夫,这个毒药我就喝。这就是,我不要活了,有你这种太太,我不要活了,政府与人民的这种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说,你政府太坏了,我不要活了,我梗了,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就是梗了。
第二个感觉我颠了,什么是颠了,就是跑了,就是撒丫子就跑,为什么颠了,我玩不过你,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我去做美国人了,我不要和你们在一起,在座的,我的女儿,海蒂李,就是这种类型。
第三个是得(音)了,什么是得了,有一位台湾人,叫凌云,他住在北京很久,他住在雍和宫附近,讲了一口京片子,他到北京大学来作客,北京大学副校长还招待过他,他在答录机里面,通电话,他说,我是凌云,我不在家,待会儿电话“得”的一响,你就可以留言,这就是说,得了,得了就是说,你找不到我,我猫起来了,在中国的标准里面,就是做隐士,藏起来了,诸葛亮不就是“得”起来了吗,可是刘备找到他了,就不“得”了,就这样。(鼓掌)
第四种菘了,小时候我们在北京斗蟋蟀,斗来斗去,一个蟋蟀打不过另一个蟋蟀,你怎么逗它,它都不打,这就是菘了,菘了就是蔫了,我怕了,我不和你玩了,就是人民和政府,我怕你,不和你玩了。
第五种就是翻了,就是火了,我和你干上了,我生气了,什么时候会反了,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再在找到一个节骨眼的题目,就会反。在1932年美国就发生一件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美国军人打死了,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很多兵回来了,没打死,要政府赔钱,政府说,你们现在年轻力壮,现在不给,到1945年,你们老了,再给你们钱,大家一听,也好。结果1932年美国发生经济大恐慌,出事了,这些老兵憋不住了,跑到华盛顿广场,大家集合,由早到晚,由日到夜,都不解散,中央政府广场被占有,好说歹说都不解散。所谓爱好人权尊重人权的美国,他们干什么,开出坦克车,一个将军叫做麦克亚瑟元帅,下面带了一个少将叫做巴顿将军,下面带了一个少校叫做艾森豪威尔,干什么,开枪,放毒气,多少人死掉了,为什么,政府不能忍耐,人民在他的中央政府广场里面盘居不屈,这是美国的情形吗,不然,我给大家看看一个资料,告诉你们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小抄,这就是当年《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讲到怎么样的开枪,你们看不清楚,没有关系,证据在这儿,一会主任和校长在这儿可以证明,这是真的,真玩意,看这儿,1932年美国群众在中央政府盘居不屈,政府开枪,1953年德国群众盘居不屈开枪,1956年匈牙利群众盘居不屈开枪,1968年捷克群众盘踞不屈,开枪,1970年美国又来了,又开枪。1970年在美国肯特大学,KENT,开枪,你们看到有名的照片,学生躺在地上,流血,一个小女孩在旁边哭,得过普林斯顿新闻奖。全世界各国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王八蛋。
开枪对不对,当然不对,可是人民来讲,逼他开枪,局面造成了我们逼他开枪,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我刚才对大家讲了,人民跟政府的办法,那五个样子,那五种情况,都是焦急的方法,你不能够把政府摆平,你自己跟着受害,说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我告诉大家,没有人比我李敖,古往今来,争取言论自由最多的,我写过100多本书,有96本被查禁。(鼓掌)全世界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没有这么个契而不舍,写了这么多禁书,而有这么个王八蛋政府盯着他不放,我把我被查禁的书,书名、出版年月,被查禁的号码,被查禁的罪状,一一列个表,你们看这个表有多长,你们看,(鼓掌)。中国人讲著作等身,我著的书和我身高一样,当然,武大朗比较容易达到这个标准。这个表超过我的身高了,能证明什么,我坐牢就坐牢,你们说,你有抱怨,你抱什么怨,有种写文章,干,你对共产党不满,写文章跟它干,大不了坐牢,你们不愿意,为什么,聪明了,觉得你李敖傻,那么多年牢做的干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有一种觉悟。
我告诉大家,虽然这么多禁书不能卖,写了以后就被抢走了,怎么办呢?在二渠道,三渠道,一百渠道,在地摊上和黄色书刊一起卖,鱼目混珠,所以我出的书都是露屁股,都是这样的,看起来很凉快的,都是这种(鼓掌)。我的读者根本不是我的读者,他是买黄色书刊,买错了就变成我的读者。(鼓掌),所以,我的读者里面有些人是色情狂,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在我来的那地方,有这种人,我告诉大家,言论自由争取以后是这个下场,那么我们革命了,项羽可以这样喊,你不能这样喊,李自成也可以这样喊,你不能这样喊,项羽拥有武器,李自成拥有武器,和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你一把扎枪,我一把扎枪,差不多。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用机关枪,哒哒哒,坦克车,咔咔咔,怎么样,一点招都没有,输了,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大家看我这本小说写《北京法源寺》,今天下午我要去法源寺去看看,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去过能把这个小说写得神龙活现,这就是文学家嘛,就干这个的。
我讲我的心里话给你们听,我一回头看,除了我们的刘长乐老板以外,主任及校长都不太笑,我一回头看,就很紧张。他们不算本领,我在内地最佩服的一个人,丁大官人,叫做丁关根,你和他讨论问题绝对不笑,脸绷着一路绷到底,我真的佩服。哈哈哈哈。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和丁关根一样了不起的,叫包公,包公特色,就是不笑,所以宋朝人当时有一举言语叫做包工笑,黄河清,包公要是笑了,黄河就清了,不可能的事情。
我今天谈言论自由,他们怕这玩意,其实有什么好怕的,我举例给大家看,什么东西开放言论自由会更安全,我今天在这儿最想讲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
北欧、瑞典,丹麦他们是全世界性开放最早的地方,那时有A片,你们偷着看A片,小电影啊,丹麦开放A片的那一年全国的强奸犯罪率减少了16%,不强奸了,看A片就好了(大笑),头一年全国偷看女人洗澡,当然女生也可以看男的啦,减少了80%,觉得不可思议。按照我们的标准,一定有伤风化,破坏民心士气,我所佩服的一个将军,他梗了,叫做许世友,以前南京军区的司令,南京军区不能看《红楼梦》。他说红楼梦那个书是吊膀子的书,不能看,为什么说我们不看红楼梦,思想就干净了呢。现在告诉大家,瑞典的统一数字告诉我们,强奸犯减少16%,偷窥狂减少了80%,当您开放小电影的时候,大家整天看,稀松平常了,反倒没事了,言论自由本身就是这么个玩意。
我在台湾搞了这么多年的言论自由,结果怎么,整天查禁我的书,说李敖闯货,影响民心士气,现在的书不禁了,可是也没事了。我拿张照片给大家看,我指着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子前一阵子来到北京,他是国民党的上将,叫做许立荣,当年做总政治部的主任,干嘛,专门查禁我的书,老相好,后来变成老朋友,我这手指着他,好象老贫农在清算地主一样,我这手指着他们,在骂他,后来他向我道歉,公开场合向我道歉,他说我们发现不查禁你这么多书,也不会亡党亡国。所以今天大家聪明的知道,有些言论开放了以后,是火山一样的喷火口,让它喷出去,言论自由像看小电影一样,让他讲了,让他骂了,让他说了,老虎屁股让他摸了,没什么了不起。
我认为这是今天我们国家领导人最愿意知道的一点,可是今天他们知道不知道,还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克林顿讲演现场全体全国播出,为什么连战的演讲现场全体播出,我李敖在这儿为什么要想想看再播出?哈哈哈哈(鼓掌)
看看毛主席的词,你们说又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俏也不挣风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浪漫时,她在丛中笑。可是我告诉你毛主席的真相,他的第一次原稿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等到春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他的原稿是,俏也不挣春,只把春来报,等到春花烂漫时,他在旁边笑。他是个旁观者变成在中间,大家知道什么境界呢,看王国维写的诗“人间词化”,“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现在女孩子穿的是裤袜,一下子套上去了,以前女孩子穿的是玻璃丝袜,玻璃丝袜在大腿中间吊着,你把这个袜子送给美国人,美国很高兴,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玻璃丝袜,你把这个袜子送给法国女人,她会说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她把袜子穿上去以后,她和袜子的利害结果在一起,所以她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袜子没有穿上以前,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丝袜。你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腿,就是他在旁边笑,丝袜套上大腿,不是毛主席的大腿啊,(大笑),套上大腿,就是他在丛中笑。
今天我来到这儿,香港一句俗话就是“不是猛龙不过江”,我过江来了,我敢来,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敢骂国民党、敢骂亲民党,敢骂小日本和老美,今天我来,不单骂人,我也捧人,我捧了北洋军阀给您看。
那个时候北大怎么样对待政府,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拒绝,北大多狠,教育部的公文拒绝,教育部钱来了,钱收下来了。(大笑)现在的北大,太孬了,在我看来,太孬了,(鼓掌),哈哈哈,什么原因,怎么样可以不孬,我们的书记站起来,我们的校长站起来,登高一述,像我们以前的老校长马寅初,不就是这样吗。北大马寅初干了九年的校长,在国民党时代被软禁,后来在北大做校长的时候,本来一看是哥俩好,和毛泽东感情好得很,为了人口两个人的看法变了,马寅初说中国人这样生下去我们不得了,我们的财政都被吃掉了。毛主席说,人多没有关系,人多好办事情,结果毛主席赢了,大家斗马寅初,从校长室,大家贴大字报,贴海报,一路斗斗斗斗斗,斗到马寅初床前面的墙,都贴了大字报,可是马寅初说我不在乎,我要干到死,我要孤军奋战,我要干到死,结果他没有死,他活到100岁,别人都死了,他还活着。(鼓掌)这就是北大精神,北大的教育,所以我说今天从北大开始,虽然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水浅王八多,是不是,说北京大学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不过,多几个王八也不是坏事。(鼓掌)
我的讲演其实讲不完的,可是今天的重点,大体上就说到这儿了,这些书你们懒得看,我告诉你,我看得精得不得了,熟不得了,我念一段周总理的话给你们听,你们见识见识: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可以存在,毛泽东的思想,当然要讲,别的思想我们也允许它的存在。所以今天为我我要替共产党讲好话,大家口口声声说共产党不让人讲话,是错的,是一部分共产党把毛主席周总理根本的精神给它过分紧缩了,才有今天的现象。所以我和大家说,共产党有它自由的成分,过去被打压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们总觉得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是错的,我们必须说,整个的原因出在原来的马克思那里,可是现在我们知道都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请大家问问,社会主义不够吗?为什么前面要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够,不灵了,可是不灵了说不出口,加了一个帽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是吗?
我告诉各位,你们都不看毛选集,都有这段话,毛主席最后的一段话,你们听了绝对会惊心动魄,我念书给你们听:这些骂我们的,象龙云,象梁漱溟,我们要把它养起来,养着他们骂我,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泽东思想里面有一部分是真的懂这个道理的,结果我们把它两个凡是化了,把这一部分毛泽东给忽略掉了。
还有一个毛泽东你们知道它是谁吗?我念给你们听,共产党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不许鼓掌,不许鼓掌(但仍有少量鼓掌声),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吗,我看很舒服,共产党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他们消灭得早一点(鼓掌)。
什么时候消灭,国民党的一个大员,叫戴传贤,他说周朝人统治八百年,我们国民党要统治至少一千年,结果国民党梗了,共产党到今天还存在,我愿意它,大家注意啊,我李敖说的,我愿意它存在一千年,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共产党讲两手策略,一手是软的,一手是硬的。他们抱着,我们也抱着它,共产党不是讲愿意为人们服务吗?我们就是人民啊,让它为我们服务,辛马达奇航妖岛,就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辛巴达过河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老头子爬到他背上去,掐着他的脖子,干什么,让他背着我,你跟着我走结果是星光大道,怎么样甩他也甩不掉。你要照顾他,我们希望共产党活一千年,我们在它背上活一千年,抱着它,贴着它,哄着它,耐着它,奴役它,让它为我们服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服气,要打,我讲过,玩言论自由你们玩不过我,你们要革命你们玩不过坦克车,不要再走这条路,说我们不搞这些,那搞什么,我们去梗了,去颠了,去得了,去菘了,去反了,用这种无谓的情绪,不健康的情绪在家里生闷气,拍桌子摔板凳是错误的。
我们要和共产党合作,只是他们人太多了一点,现在共产党是6900万,比台湾人口多3倍,太多了一点,可是没有关系,你们要放弃自由,可是我们还有老百姓。13亿人口和6900万比起来是19比1,19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共产党,我们广大的中国人民要干什么,我们放弃过去那种念头,就是我们要打天下,我们要和你作对,为什么落伍了,因为没有可行性。人民会吃亏,共产党说,下一代的共产党很聪明,我看到胡锦涛真的很聪明。我李敖的小老弟啊,真的很聪明,可是我们也很聪明,这个时代对我们也很有利,大家都忘了,我们的宋廉,走一里路才借到书,我们的王方在书店里看书,死背,为什么要死背呢,因为没有钱买书。宋朝的王安石和他的好朋友说,我儿子是神童,看书一遍就看会,他的好朋友说哪家儿子看两遍,都是一遍看会,因为有高度智慧的人才能看书,今天我们就是这种人,你们北京大学就是这种人。
各位想想看,等一下我把我爸爸在北大的文凭给你们看,我要送给校长,送给主任,那个时候毕业,1926年北大毕业,365个人,今天上万,三万,对不对,六万,你们说这么多人,你想想看,我小时候,一个中学生,后面跟着四千个文盲,我爸爸是北京大学的,你看多红,多吃得开,可是我们想想看,今天你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背后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在精英上精英不过你,本来你们从出生就是胜利者,父母母亲受胎的时候是2亿三亿的精子往前跑,后来是一个精子,除了双胞胎,一个精子中标,才出了你们。所以你们到了北京大学,不要以为做自了汉就得了,不要以为了到美国得了博士就完了,大家可以看到李文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了美国得了博士,得了什么,会失落的,所以我和大家说,我们要拥抱共产党。共产党不喜欢笑,共产党太严肃,共产党会把毛思想做狭窄的解释,我们把它放宽一点,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目的。
我讲这一点很多人提心吊胆,包括我在内,人家说,你到大陆来要不要看长城,我说我可能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哈哈哈哈(鼓掌)
我告诉各位,我刚到台湾的时候,台湾人排着队,干嘛,纳税,我说我们都要逃税,你们还排队,当了兵,放鞭炮,庆祝当兵。现在大陆人,不是我心目中以前的大陆人了,为什么说我不伤感,我不能伤感,我看到的北京是什么北京,我到店里的时候,他看我知道我买不起这杯东西,他会倒杯茶给我,那样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没有信心了,人变坏了。今天我做个样板给大家看,我捐了三十五万人民币做胡适铜像,现在大家知道,胡适的思想是最温和的,可是当年胡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送了一千块钱给我,今天我相当于1500倍的人情来还的,给他做个铜像。你们是这种人吗,你们可能有点钱,可是舍不花,可能觉得这铜像不花,也好。我花了,十天以前我离开看到高金素梅去联合国去宣布日本人可恶的时候,我还送了他100万台币,不要以为我李敖有钱,我李敖是台湾的所谓立法委员,大家知道我在坐计程车吗……威武不能曲,富贵不能淫,贫富不能贱,时髦不能动,我敢讲真的话,谢谢各位!
问:可以提问了吗?李敖先生您好,李敖:你好 就是你
问:我来自政府管理学院,我的问题和文化有关,我看过您的传记知道您年轻的时候曾经写过万字以上的长文,主张中国的文化要全盘的西化,我不知道过了几十年之后,您是否仍然持有这种观点,而且,你的忘年交之一,也是我们的前辈,学者钱穆先生,他是非常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我的问题是,您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是我们要继续的全盘西化还是保留原有文化,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道路?
李敖:您刚刚谈到钱穆先生,我认识他,我在中学的时候写信给他纠正他的错误,他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教授,你们都受了他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燕京大学有一个硝,叫未名湖,“未名”两个字就是钱穆起的,当时我谈到所谓全盘西化,这也算是一个在政治里面的一个罪名,就是不可以搞全盘西化,可是我必须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全盘西化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就是全盘西化,因为他全是洋玩意,这就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国防部你去问曹刚川部长,他现在不会搞刀枪之类的,一定会搞现代化武器,这些都是西方的玩意。说关公和岳飞来了,都打不过英国人,为什么呢?英国人打我们,他炮打过来,我们被打到了,我们打他,打不到他,甚至看不见他,这种武器的悬殊,就是关公岳飞来,关岳都是武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全盘西化的原因,过去说是政治的原因特别强调并且挖苦和打击全盘西化,我必须说,现在可以缓和一点了。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我想问您,您是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合作,是否影响到了您思考的独立性?谢谢
李敖:谁影响谁,不错,我和人家合作,人家会对我有所照顾,或者在双方合作的时候会考虑对方的立场,但是必须说刘长乐先生是个怪人,他有招和一个本领,就是我打球一样打擦边球,就是很多话,我们认为不能说的,他很技巧的让它说过去,而不出事,这是了不起的。我告诉大家,争取言论自由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就是你要说,说别人能够听得进去,中国有句老话,情欲信,而词于巧,情拿出来是真的,可是词于巧,表达这些感情和事实的时候要讲求事实,不是硬梆梆的,不是说,打倒共产党,不是这样。问:李敖先生您好,非常有幸这次有机会给您提问,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敏瑞芳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对于有反共言论的老师,应该清除出课堂,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想您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评价?
李敖:我觉得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怎么可以有言论课堂呢,医学院里不也教癌症吗,癌症这课我们也要上,所以我们认为把它当成癌症来看,想出招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说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问:我相信您已经看到北大师生的热情了,我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您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北大?您希望以什么形式与北大学生交流?
李敖:你叫我来干嘛,问:您希望以什么形式与北大交流,李敖:我们现在不是在交流吗?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我就来了。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我想一个两岸关系的问题,因为前不久国民党举行了党主席的直选,您在选举的前夜在王金平的大会上公开表示您不支持马英九作为国民党党主席,我问您,在马英九已经当选国民党党主席之,您认为他的政策会对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您对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平发展有没有信心?谢谢
李敖:我来北京就是怕谈台湾问题,果然这个问题就追上来了,我和你讲,这就是政治人物和思想人物的不同,马英九长了一个脸蛋,人也是一个好人,可是一辈子他不做事的,我们叫他不粘锅,什么好事也不做,什么坏事也不做,什么责任也不负,就是笑嘻嘻的拉选票,很多票就这样给他的,所以我们认为能够做事的人是很重要的,摆个小脸蛋到处跑是不好的,所以我认为马英九干出了行了,他应该去演个电影或者做歌星都比较好,至少变个大色狼也比较好。问:李敖先生我非常尊重您,我对您刚刚那样说马英九先生好像不太公平,我想问一个文化的问题,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屈原的文化?屈原的文化与北大的精神有什么关联呢?
李敖:这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刚刚讲过了,屈原属于我对政府不满,可是我的表达方法就是第一类的。我梗了,所以我认为那是个弱者的表达,现在的人类要有不是弱者的表达,要用清醒的,理性的并且快乐一点的表达。
我最后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都知道王安石,王安石是在中国的宁波做过官,他的小女儿很可怜,死在了那里,后来他调开了,临走的划了一个小船,在对面的小船上和他的小女儿上坟,说再见。“今夜扁舟来做别,此生从此各东西”。从此再也见不到面了,为什么,回家乡是好难的事情,大家看到唐朝人写诗,几乎有一半都是“天上明月光,疑时地上霜”,都是思故乡的,因为故乡对他们太遥远了,太难得了,为什么我现在说李敖我不还乡呢。我这次回来不是怀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不是还乡没有衣襟,没有眼泪,为什么我要这样,因为时代不该有乡愁,这是个错误的情绪,屈原有一个错误的情绪,他对政府是个错误的态度,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心态来开创我们的未来,谢谢各位!
第四篇: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龙应台,南方周末,北京大学。这三者的组合,本身就足够吸引人。而龙应台的首次北京公开演讲能在北大举行,亦让一些关注着联想到百年北大背后的精神:兼容并包。
8月1日下午,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龙应台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讲。前一天,她刚从深受知识份子推崇的“南方周末”周中,接下“二○一○中国梦践行者”奖杯。
龙应台这次在北大演讲,吸引超过千名听众。龙应台在演讲中回应“南方周末”请她谈“中国梦”的要求,侃侃而谈一九四九之后,台湾人面对“中国梦”的破灭与转折,最后期待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
上周四南方周末以删节方式刊出龙应台演讲内容,引起读者疯狂上网寻找演讲全文。龙应台得以“解禁”在大陆公开演讲,演讲内容谈及“美丽岛事件”等敏感议题却未遭官方封杀,深具意义。而我在联合报找到了全文,以飨读者。
文明的力量(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
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满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像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像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 “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年代出现了质变。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一九七○年代整个国际情势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七○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 —─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
《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 “腐蚀”那个谎言。
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台湾梦,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年代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一九七九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美丽岛大审,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施明德的右边是陈菊,左边是吕秀莲。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八○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 “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
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 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份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十五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
我的父亲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
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者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
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二○一○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全文)
第五篇:龙应台北大演讲实录:我的中国梦
龙应台北大演讲实录:我的中国梦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