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启超中国近五十年历史之思考

第一篇：浅析梁启超中国近五十年历史之思考

浅析梁启超中国近五十年历史之思考

摘要：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处在封建制度末期的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从1861年到1919年的五十多年间，中国的各个阶层陆续登上历史的舞台，纷纷提出自己救亡图存的方案，从学器物，学制度，再到学文化，无不体现出中华儿女为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之际的赤子之心。本文主要是对梁启超先生的这五十多年间中国进化的思考的简要剖析。

关键词：现代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梁启超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辛亥革命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从洋务派到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产阶级，他们纷纷提出自己救国救民的方案，而最终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而梁启超先生将中国近五十多年来近代化进程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学习文化三个时期。虽然步履维艰，屡遭挫折，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还是迈出了一步又一步，也为后来的新中国成立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中国的近代化始于洋务运动，近代化也叫现代化。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近代相对于传统而言，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多元化等各个方面的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学习器物方面最为代表的是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该运动从1861年至1894年。在洋务运动的前期，洋务派官员提出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自强” ①，在全国创办了各类官办和官商合办的军工企业和民间企业。洋务运动的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洋务运动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䜣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近代企业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开滦煤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最终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战败而告终，这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甲午战争的结果是给清朝政府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最终导致腐朽的清朝的灭亡。洋务运动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运动。它没有实现强国梦，但它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导致国人由学习西方“器物”转向学习“制度”的决定因素是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物质技术方面的学习才能行之有效。这种日益高涨的制度改革思潮，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指从1898年六月起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没有实权的光绪帝所进行的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该变法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变法遭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同年九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最终宣告失败，因此戊戌变法又称为百日维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势力太弱小，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缺乏军队支持，敌视革命，脱离群众等。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永久载入史册。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不仅符合当时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具有爱国和进步作用。它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朝

统治者，建立起民主共和制。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部分进步青年从思想文化领域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西方的学习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 》的创办为标志。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其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主要内容围绕着“四提倡，四反对”来进行。运动前期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则以先进的知识分子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为主。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使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经历了由物质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艰难探求和辛苦跋涉，最终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启近代化进程，但却屡遭挫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2、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

3、外国列强的入侵，国家没有独立，民族没有解放。

4、没有先进的指导思想。

5、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技术、人才和思想的准备不足。

而在梁启超先生所撰《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故意忽略孙中山和革命派的历史作用。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康梁早年在信中提到，曾认为孙中山是 “愤嫉时变之流”，梁认为“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之流也”。在梁启超眼中，孙中山的所为也就是“农民起义”，梁启超的少年中举，学富五车，是有名的才子，有着士大夫的优越感，自然对不把“农民起义”放在眼里。

2、梁启超希望通过开启民智，进而实现以“宪政”为标志的政治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制。孙中山则希望通过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制。

3、之后梁启超到达檀香山，成立保皇派，并宣言说：名为保皇，实为革命。他得到孙中山的鼎力相助后，宣言与事实却背道而驰。孙于是大骂梁启超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背信弃义，挖人墙角。

4、革命党与保皇党间本来还有一线缓和的余地，可宫崎事件一发生，一切都无法再扭转了。自兴中会、同盟会至国民党，孙中山与梁启超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虽步履维艰，屡遭挫折，近代化的启动和发展过程，充满着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但是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继往开来。总之，民族独立，是国家富强和现代化前提。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思想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保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推动近代化的首要条件。科教兴国，是实现现代化的科学决策。

注释：

①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②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

参考文献：

[1] 宫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②

[2] 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 郑师渠.中国近代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 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 陈奇,徐扬 中国近代史教学提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6] 陈廷湘,李慧宇 中国新文化思想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7] 沫兰 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关系问题的讨论[J].东岳论丛，1990，(1)

第二篇：近五十年城市规划理论演变

从雅各布斯到紧凑城市：近五十年城市规划理论演变

摘要：文本选择了近五十年来有关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12本经典译著进行回顾。从1961年出版的《城市发展史》和《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七十年代的《城市设计》、八十年代的《拼贴城市》、九十年代关于历史街区的理论，到近年研究亚太城市和高密度紧凑城市的相关理论，本文的研究试图从中探寻人类理解城市、发展城市、设计城市的思想变迁脉络，以期对当下各类城市实践提供参鉴。

关键词：规划理论、城市设计、历史街区、紧凑城市

城市是一个如此迷人的话题，之所以把时间倒退到五十年前而不是更久远的年代，是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在1961年，两部对规划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巨著正式出版：《城市发展史》和《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它们从各自的角度颠覆了二战之前的经典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的理论。提出了更人文、更富有包容性的规划主张，而且颇有意味的是：这两位作者其实都不是城市规划师。

《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History，1961）是学术界第一次通过多维视角，系统地阐述城市起源和发展的专著。作者芒福德(LewisMumford)是一位杰出的技术哲学家，他将城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活动与城市规模、结构、形式和设施等的演变结合起来，并揭示了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土地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而且是一个更高文明层级的社会空间。对于这样的研究对象，仅仅从城市规划角度去研究它，那是远远不够的。芒福德强调城市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应是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因而把类似于后来城市功能之一的“贮存生命的容器”上溯到人类还未出现的史前时代。他没有将各种典型的重大事件和原因影响之类的直接点出，而是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来述说文明与城市起源发展的关系，同时又不显得生硬，可见功力深厚，以及内心坚定的信念。虽然本书名曰“城市发展史”，但其论述对象多是西方城市，上古有北非和西亚，中世纪在欧洲，近现代又侧重美洲，东方城市特别是中国很少提到，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可能出于芒福德从来都是坚持亲身经历与观察的研究方法，他因没有到过中国，无法描述东方城市文明。然而有趣的是：芒福德在书中引用的最后一幅插图竟是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并附注说“只有极少数几个城市具有这张中国画所显示的城市品质；多样的景观、多样的职业、多样的文化活动„„当人物、景观、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景象出现时，岂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城市发展史》是一本带有学院痕迹、意义悠远的经典论著，那么相比之下，同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美国大城市生与死》（The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Cities，1961）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地引发轰动，它的影响从美国蔓延到世界各地，至今仍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城市规划类图书。它被规划与建筑学界反复推崇，甚至很多规划师都承认自己是受到作者雅各布斯的触动才步入规划行业的。

其实《美国大城市生与死》是一本开本很小、也不太厚的“小册子”，全书不到20万字，几乎一个晚上就能读完。此书刚出版时，美国主流规划界的认定它“除了给规划带来麻烦，其余什么也没有”-从1949到1970的三十年中，培根先生扎根于美国费城的规划实践，先后担任费城住宅建设协会总经理和费城规划委员会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费城以从事一个持续的修复改建计划而举世闻名。作为规划实践和思考的总结，《城市设计》以出色的图文综合能力，将历史实例与现代城市规划原理联系起来，告诉我们决定一个伟大城市形态的基础性的设计力和所应注意的问题。显然，这本书在规划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同时运动诸系统”理论，它与培根的导师、美国著名建筑师沙里宁教授（ElielSaarinen）的“体型环境设计”理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一种介于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的思考范畴。培根和他的研究团队考察了伦敦、罗马和纽约的城市运动系统，提出“当面临制定一个城市大范围开发设计的问题时，明智的办法是一开始就细致地研究基本的运动格局，以便在一个相当有节制的规模上开始建立建设性的，有目的的运动系统„„每个系统的正确设计必须联系运动的速度和周围环境的一般性质，快速路系统要求自由流畅的形式和曲线以及间隔宽阔的网络划分；步行运动系统还要求情趣变化和急剧变换的印象，这可以通过频繁使用焦点和标志性的目标加以实现„„”。简单说来，“同时运动诸系统”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城市功能层面把空间和运动结合起来，包括步行和车行、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关系；另一个层面在于将更多的现代视觉艺术理论注入城市空间的研究范畴，研究空间变化、色彩和透视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动态地提升了城市设计和建筑空间艺术理念。尽管培根在《城市设计》一书中明确呼唤建筑空间对城市的价值，而真正确立建筑学在规划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则来自另一本由意大利建筑师撰写的巨著历史街区的价值、历史街区复兴的目标、历史街区复兴的关键步骤、历史街区复兴的具体策略等都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

《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的作者史蒂文·蒂耶斯德尔（StevenTiesdell）和蒂姆·希思（TimHeath）都是英国学者，他们的研究认为：如果说历史街区保护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保留既定的历史环境，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它们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状态与文化特征的话，那就应当想方设法使具有很高文化价值的历史空间成为能够接纳某些现代和未来城市功能的容器，并通过合理而必要的保护、修复与整治措施，适当提高这个容器的适应能力。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书中提出历史街区复兴的多元化策略的四个依据：一是将历史街区置于城市的整体环境中重新定位；二是充分认识街区的资产和资源，确定街区的适当角色；三是创立一种多样化的经济基础，并在不同的需求中取得平衡；四是有效管理“两个不可避免的相互对立的过程”，即建筑和街区的振兴与保护。这套理论确立了以历史街区多样性的品质和价值为基础，以实现街区物质、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为目的，以功能转换和多元化策略为手段的的历史街区保护和复兴模式，被数百个城市实践沿用至今，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论纲。

临近世纪之交，一本以规划学科的角色演变为研究对象的《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UrbanPlanning Theory since1945）于1998年在英国出版。这是一本触及“城市规划”学科本质的重要论著，作者是英国的规划学者尼格尔·泰勒教授（NigelTaylor）。他率先提问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城市规划理论(urban planningtheory)？这个问诘让很多兢兢业业从事实践工作的规划师对自己工作的理论根源进行了有益的反思。一般说来，用以支撑城市规划的各类通用理论应当包括三个基本内核：良好城市环境的构成元素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最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城市环境？如果作为公共部门的城市规划是其中的条件之一，那么它应该怎么办？对这些问题的主流认知的演变，构成这本著作的内在线索。

从世界范围内刊，二战之后的城市规划理论的主流认知仍然延续了战前现代主义时期的物质规划观点，认为城市规划是对物质环境的规划，它以设计为核心，有时候呈现出“建筑设计的扩大化”特征。这个时期的人们认为城市规划工作应该象建筑师或者工程师那样，为城市土地使用和空间形态的构架提供具有同等精细程度和终极状态意义的统领规划或详细蓝图等成果它在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和国情背景下，引发出相当差异化的实施策略，其中一些设计方法正在得到更多实践的验证和修正。从“田园城市”到“紧凑城市”，我们意识到，几百年前我们厌恶、反感、渴望逃离的都市，竟然可以成为比田园乡村更低碳、更高效、更舒适的生活场所。置身于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浪潮，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规划拥有全世界目前最生动的实践机遇，却依然没有产生世界公认的规划理论。也许我们实践太多，思考太少。而今日实施的这些规划，能否禁得起时间的考验？作为城市的研究者和设计者，我们需要反复自问：我们笔下的城市够不够紧凑？有没有多样化的公共空间？如何获得更好的活力？但愿中国城市在国际规划理论演变的“主线”之下，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

第三篇：中国聋人事业五十年辉煌历史回顾

中国聋人事业五十年辉煌历史回顾

在旧中国，大多数聋人读书无门，就业无路，受人歧视，生活凄惨。二十世纪40年代前后，民间曾自发组织过“中华聋哑协会”。由于得不到政府支持，不久夭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扶贫济残，保障聋人的生活。

1956年2月，由全国15个大、中城市的聋人代表和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热心人士77人，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告成立中国聋哑人福利会。聋福会于1956年至1958年组织力量，在全国54个市、县进行聋人调查，并依此推算出全国有聋（哑）人300多万。同时，聋福会协助政府安排聋人参加生产和工作。聋福会成立不久，就向劳动部写了《关于聋哑人请求就业问题请转知各省、市、自治区劳动部门积极予以支持》的函。劳动部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劳动部门，要求“各地劳动部门对于请求就业的聋哑人，尽可能为他们介绍适当的工作，各企业、事业单位有适合聋哑人做的工作，亦不得借故拒绝录用”。1956年聋福会投资扶持北京市聋人玩具厂，为聋人参加生产摸索经验。1959年中国聋哑人福利会在天津召开了聋人福利工作现场会，交流了组织聋哑人生产劳动的经验。对于各地组织与安排聋人生产劳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协助教育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特教事业。聋福会联合有关部门成立了中国聋人手语改革委员会，制定了《聋哑人汉语手指字母方案》、《聋哑人通用手语草图》，并经内务部、教育部批准公布试行。聋福会自1958年起，分期分批为各地培训了150名聋人扫盲教师和基层工作干部，并于1959年创办了师资讲习所，一面提高在职聋校教师，一面培养新的聋校教师。1959年创办了《聋哑人工作通讯》。1958年在全国社会福利事业生产展览会上展出了一部分聋人手工艺品。参加展出的有17个城市25个单位的217件展品，观众达8万余人。展品显示了聋人的聪明才智。同时，还协助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中国聋人生活》纪录片。此外，还通过文艺会演和报刊、电台等，宣传我国聋人福利工作。聋福会协助有关部门开展了聋人体育活动。在1957年6月举办了全国聋人田径、游泳比赛。1958年成立了中国聋人体育协会筹备委员会。1959年6月举办了全国聋人男子篮球赛。体育活动的开展，活跃了聋人的业余文化生活。1959年成立了中国耳聋防治委员会筹备会，并于同年与中华医学会在湖北武汉召开了全国聋症防治工作座谈会，还协助民政部门在天津兴建了我国第一座助听器工厂。聋福会在国际上也产生一定影响，曾派聋人工作者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苏联、捷克、波兰、民主德国等10个国家。1955年聋福会加入世界聋人联合会。同年，在第二届世界聋人大会上，我国被选为世界聋人联合会第二届执行局委员国。通过相互访问，增强了我国聋人同国际聋人的友好关系，促进了我国聋人工作的开展。1960年经国务院批准，将盲福会和聋福会合并成立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于同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盲人聋哑人第一届代表会议，制定了协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全国委员会。1964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全国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聋人事业走上新的发展阶段。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聋协建立起395个省辖市、县、市辖区协会以及700多个基层组织。各级协会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对聋人进行形势、革命传统和思想品德教育。有效地帮助聋人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因而在各条战线上出现了许多身残志不残的聋人先进人物。为了提高聋人的文化素质，推广手语，制订并出版了4辑〈聋哑人通用手语草图〉与汉语拼音手指字母方案。全国协会和各级协会通过报刊、广播、图片和橱窗展览等方式，向社会宣传了聋人工作成就和聋人先进事迹。

在“文化大革命”中，协会组织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行解散，使我国聋人事业大伤元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聋人事业焕发生机。1978年国务院批准民政部的报告，恢复和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盲人聋哑人协会。1980年4月，第三次全国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重新明确了聋人协会的性质和任务。规定协会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全国盲人聋哑人的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盲人聋哑人的桥梁。协会的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章程还重新规定协会要“关心聋人的疾苦，为聋人谋福利”。1984年12月，第四届全国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了协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把协会真正办成深受盲人聋哑人信赖的群众团体。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在本世纪末，广大盲人聋哑人能够达到身心素质(包括政治、文化、技能、身体各方面)明显提高，聪明才智得到发挥，物质生活相应改善，为祖国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同时，提出了协会工作搞实搞活的指导思想，多为盲人聋哑人办实事，做好事，使协会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生气勃勃的新阶段。并开展“建家做友”活动。各级协会本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深入基层、家庭，竭诚为聋人服务。在解决聋人的就业、住房、户口、子女入学、夫妇两地分居，以及婚姻等问题上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实践证明，“建家做友”活动是成功的，各地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出全国“先进之家”58个，“优秀之友”83名，在四届三次委员会上进行了表彰。

协会恢复工作以后的10年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福利生产单位发展到2万多个，安置盲聋哑残职工近40万人。城市安置面达70%，有些大中城市盲人聋哑人的就业问题基本解决。农村的残疾人，随着乡镇福利企业的迅速发展，也有不少从事工副业生产劳动。部分聋人个体开业，自谋生路。工商管理等部门对聋人个体开业实行“五优先”：贷款、发执照、供贷、安排场地、减免税收优先。1987个10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民政部联合发出《关于盲人聋哑人协会组织盲聋哑残人员举办经济实体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为搞活协会工作创造了条件。1984年前后，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聋症检查，受检人数达30多万。为防治打下了基础。全国先后举办了多期聋儿语言听力康复骨干培训班以及聋儿家长函授班，为各地培养了康复业务骨干。聋教育事业迈出了新步伐。继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建成之后，1987年长春大学设立了聋人美术大专班。有的省在中等师范学校开设了特教师资班，有效地提高了师资水平。1983年9月全国协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盲聋哑职工教育经验交流会。为了鼓励盲聋哑职工学习科技文化知识，适应四化建设需要，全国协会和部分地方协会还设立了盲聋哑职工奖学金，颁布了奖励条例。1985年底全国盲聋哑职工的扫盲工作基本完成，使盲聋哑职工在摘掉文盲帽子后，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1987年召开了全国第三次手语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手语》书稿，这部标准手语辞典于1988年正式出版。为了群众性残疾人体育活动开展需要，1985年12月10日成立了中国聋人体育协会，并加入世界聋人体育联合会，从而为中国聋人运动员参加世界性比赛创造了条件。1986年9月，举办了全国首届聋哑人艺术表演录相比赛。近500名聋哑人参加了全国首届聋哑人表演录相比赛。

在全国协会的积极建议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聋人福利事业被列入宪法。1982年现行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中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人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盲聋哑事业的重视和关怀。1985年特殊教育作为专门章节被列入义务教育法。财政部、民政部等联合发出的关于协会手语翻译的津贴的通知。1985年12月，全国协会出版了《中国盲人聋哑人画册》，设计并制作了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会徽。为发展我国聋人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协调残疾人工作，1987年4月在唐山联合召开了全国残疾人工作会议。经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88年3月11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聋人协会作为残联的专门协会，被保留下来，在残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国聋人协会代表聋人的共同利益，反映聋人的特殊需求，维护聋人的合法权益，推进残疾人事业，为广大聋人服务。中国协会的宗旨是：弘扬人道主义，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聋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中国聋人协会在残联聋的领导下，对外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对内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手语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聋人舞蹈“千手观音”成为聋人的骄傲。聋人协会成为聋人群众的主心骨，也是政府联系聋人的桥梁。

回首五十年，中国的聋人事业经历了一个百废待兴到百废俱兴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聋人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聋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从恢复和建立组织入手，逐步扩大工作，出现了全面发展、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第四篇：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五十年.24894113

【内容提要】机械工业 essay是什么意思

技术引进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体和缩影。本文回顾了建国50年来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四个发展阶段：50年代主要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建设了一批机械工业基地，奠定了中国机械工业与机械科技发展的基础；60年代技术引进转向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受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技术引进规模较小，进展迟缓；70年代技术引进扩大到整个西方国家，出现了两次进口成套设备的高潮，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工业技术引进进入了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文章还对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与评述。

【关键词】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

【正文】

历史昭示人们，技术引进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一条捷径，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是从引进和模仿先进国的科学技术“起家”的，日本和韩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中国的机械工业也是在引进和利用国外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建国50年来，机械工业的技术引进在曲折前进中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时期。

一、50年代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套引进先进技术装备

解放初期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脆弱，以修配为主的机械工业尚未形成独立的制造业，且技术十分落后。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建设的需要，国家确立了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方针。由于当时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封锁禁运”的“冷战”政策，因此50年代我国技术引进的来源国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五”期间的技术引进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为核心，以引进重工业部门所需大型成套设备为重点而展开的。据国家外贸部门统计，1950-1959年，我国共签订成套设备等合同约450个，其中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的成套设备合同分别为215项和108项，与西方国家只签了3项，另外还进口了单项设备120余项。以上引进项目共花外汇约27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占用汇总额的90%以上，所有费用主要由前苏联以低息或无息贷款方式提供。通过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和成套技术装备的引进，中国在短短几年内便恢复和建立了钢铁、机械、电力、煤炭、石油、化工等工业，形成了中国工业体系的总体布局，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初步基础。

在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第一机械工业部有21项，原民主德国也援建了我们2个项目，另引进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技术自行设计了上海三大动力设备厂。前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都是我国机械工业的基础性、关键性项目和空白项目。除援建项目之外，机械工业部门还通过技术合作和贸易协定方式，获得了一批主要由国内自行设计和建设的50多个机械工业项目所需的制造图纸、工艺流程、专家咨询和项目所需设备及其它技术物资。〔1〕 50年代特别是“一五”期间，中国机械工业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套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成效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

一是在苏联援建下，通过成套项目引进，中国机械工业建立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和重点企业。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整个机械工业系统的技术引进工作成为通盘规划、统筹部署、协同作战的有序行动，故而这些机械工业基地建设速度快、周期短、效益高。如第一汽车制造厂从1953年7月开工到1956年10月验收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汽车制造厂。

二是由于在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附带引进了设备设计图纸和工艺技术，并将消化吸收引进技

术与国内设计试制及发展新产品结合起来，从而较快地掌握了一大批先进技术装备和重大产品的设计制造技术。在“一五”期间，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的四千多项新产品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以苏联图纸及测绘仿制为基础，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机到成套，逐步试制发展起来的。

三是学习了前苏联从选择厂址、工厂设计、建筑施工、设备安装、工艺设计、人员培训、组织生产一直到开工运转等一系列基本建设的管理程序和生产技术，并积累了对外贸易的经验，培训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能工人以及留学生和外贸人员，这些都在以后几十年的机械工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积极学习和推广了许多前苏联的先进工艺技术，改变了我国机械企业工艺落后的面貌。通过50年代特别是“一五”期间的技术引进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机械工业在短短几年内便实现了从修配仿制向自行设计制造的过渡，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的机械工业体系，技术发展能力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直线上升。“一五”期间，机械工业总产值增长2.6倍，平均年增长率达29%，创造了机械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机械工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能力大增强，“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机械设备的自给率高达80%以上。〔1,3〕

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引进技术是提高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发展能力，加快机械工业建设速度的重要手段。只要合理规划，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并将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就能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辟新路，走捷径，迅速缩小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技术来源的单一性对机械工业以后的生产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体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建设施工和投产达标上，不可避免地轻忽了本国成套设备制造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淡化了本国研究开发力量的培育与成长，导致发展后劲不足。这些问题，在50年代后期已引起政府部门的警觉，并采取措施作了一些纠正。但由于此时中苏关系有所淡化，加之1958年的“大跃进”强调要独立自主大办机械工业，使“一五”时期掀起的技术引进热潮随之也有了大的回落。

二、60年代从日本和西欧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断了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迫使我国将引进技术的对象转向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对日外交的成功，中日经济技术贸易解冻。1964年，中国机械工业首次从日本引进了10多个品种的气动、电动量仪制造技术和成套设备，1965年以后又引进了液压元件等制造技术和设备，建立了相应的工厂。1964年1月中法建交，冲破了西方国家长期孤立中国的政策樊篱，中法技术合作开始升温。从1965年起，一机部从法国购买了4种重型汽车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资料，由相应的汽车厂消化吸收。这是首次采用购买软件的方式引进技术。这一时期机械行业还从西德、英国等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设备和技术，从而弥补了从前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之不足。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解决经济发展中“吃、穿、用”等的薄弱环节，国内有关部门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化纤、冶金、石化等方面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计84项，用汇总额达3亿美元。〔2〕这些设备的引进提高了这些部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为了制造急需的大型成套设备，在此期间，中国还通过举办工业展览会、开展技术交流、组织专家出国考察、加强情报资料搜集分析、对样机进行测绘仿制等方式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使用、设计、制造和研究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和协同攻关，设计制造出了包括万吨模锻水压机在内的九大冶金成套设备等一批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成套设备和新产品。“文革”开始后，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总之，60年代是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滞缓期，引进规模较小，经济技术效益较差。由

于缺乏技术贸易的经验，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原则和惯例缺乏了解和研究，结果比别国多花了成倍的却引不进西方国家的关键制造技术，因此很难翻版仿制。但由于当时我国的技术力量已有一定发展，机械工业开始走上以样机测绘、仿制与自行设计制造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广大机械科技人员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依靠自身技术力量不仅完成了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建设项目，而且使整个机械科技水平有大的提升，个别技术领域已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三、70年代从整个西方国家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关系处于急剧动荡之中，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成新的世界格局。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1972年起，中国先后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系列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方国家一向奉行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而向中国长期关闭的官方经济技术合作的闸门终于被打开了，技术引进工作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中国开始扩大从美国、前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引进设备与技术的规模。70年代前半期，我国尚未改变过去进口成套设备的做法。1973年1月，国家制定了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仅1973年就进口设备77项，合同成交额12.2亿美元。进口重点放在化工、石油、冶金、煤炭、电力等部门。1976年，一机部随“四三方案”也引进了一批关键设备和技术，如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业汽轮机、南京汽轮发电机厂的燃气轮机等9个成套项目，对提高中国机械工业制造技术水平起到重要促进作用。上述这些批准建设的项目因为受“文革”的干扰，有些被迫暂缓执行，有些建设周期拖长，有些进口设备长期未派上用场。

1976年10月，中国结束了十年**，经济建设面临重重困难，亟待进行一段时期的恢复与调整，但当时由于在经济工作上受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国经济建设很快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全国基建战线进一步拉长，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也随着经济恢复和国门打开再度掀起高潮，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在1978年的较短时间内一下就签订了成交额达78亿美元的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项目合同（其中31亿美元合同是当年最后10天突击签订的），用汇总额超过前几个时期的总和，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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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思考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思考

——关于科学技术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一般而言，近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

什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在探讨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时都自然而然地联系到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关于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观点，是在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升华得出的重要结论。科学技术现代化主要是指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介绍到中国各个部门中来，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中国各个方面装备起来，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时，周恩来所指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标志是掌握和运用原子、电子、超音速等现代的科学技术。1962年6月8日，周恩来说：“现在既不是三十年代，也不是四十年代，接近七十年代了，是原子、电子时代，技术水平提高很快，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没有的。原子、电子时代，改变了很多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能是逐步实现，逐步提高，不可能一步攀登高峰，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93页。这里他不仅指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标志，而且提出了“逐步实现，逐步提高”的方法。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1．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整体科技发展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2000年国内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为896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0％，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在R&D经费总支出中，基础研究占5．2％；应用研究占17．0％；试验发展占77．8％。其中各类企业支出占国内 R&D经费总支出的60．3％，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表明企业逐步成为我国R&D活动的主体。

目前，已建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17个(其中包括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60个)、国家工程中心 188个，认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94个；国际权威检索机构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44536篇，本国居民的专利授权量92101件，其中发明专利 3097件。2000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247亿美元；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技工贸总收入6774．8亿元，工业增加值1476．2亿元。

2．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家确定的科技体制改革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科技工作的战略重点正在转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企业科技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242个国家级技术开发类研究院所已基本完成转制工作，多数科研机构的运作直接面向市场需求，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初步成效，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科技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民营

科技企业迅速崛起，技术市场发展迅猛；宏观科技管理体制逐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科技体制初步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正在逐步展开。

3．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成果。人类基因测序、纳米碳管和纳米新材料、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研究、微机电系统研究、南海大洋钻探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表面科学非线性科学、认知科学以及地球系统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等八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为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4．高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方面有所突破。载人航天技术、运载火箭及卫星技术等航天高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两系法杂交水稻、基因工程药物、转基因动植物、重大疾病的相关基因测序和诊断治疗等技术的突破，使我国生物技术总体水平接近发达国家。高清晰度电视、“神威”计算机、大尺寸单晶硅材料、皮肤干细胞再生技术等重大成就的取得，使我国在相应领域跃入世界先进行列。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增强国防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国防工业的技术进步。

5．工农业科技获得进展。农业科技方面，仅“九五”期间共培育出600多个新品种，单产增产10％左右。推广水稻旱育稀植和节水技术、ABT植物调节剂和小麦旱地全生育期地膜覆盖栽培等重大技术，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粮食增产目标的实现。

而在中国现代化中，科学技术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第一，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马克思明确指出：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已经为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实。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其中的生产资料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劳动者也同样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改变了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管理水平。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生产劳动能力。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和主导性的要素。

第二，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过去，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现代社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智力资源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更是如此。

第三，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超前性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先导作用。19 世纪末发生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生产、科学、技术三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科学的发展。例如，蒸汽机技术革命主要是从工匠传统发展而来，在生产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摸索出技术发明，然后才总结出热力学理论。以电力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来，这种生产带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发生改变，现在是科学推动技术进步，再推动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走在社会生产的前面，开辟着生产发展的新领域，引导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如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它先主要是通过科学实验探索出电磁学理论，通过促进电力技术的革命，并最终引发电力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邓小平在总结科学技术这一发展趋势时深刻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

被创造出来。”“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成果，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概括来说，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强大驱动力，它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