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贡献--入党谈话参考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贡献
党课，让我收获了不少有关政党的知识，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下面，我就浅谈一下我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最艰苦也是中国人民最需要的年代—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列强入侵之时，中共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先后两次进行了国共合作。第一次大革命亦即国共第一次合作虽以失败告终，但我们的先辈善于总结经验，最终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取得了成功，雪洗了中国百年来列强入侵所带来的各种耻辱。人民解放战争中我英勇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腐朽的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建设祖国的道路。虽然期间出现了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但在此期间在某些领域如军事和科研上我国仍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两弹一星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能不断纠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各种错误，并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对外大开国门，使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真正站起来了；在政治上同样取得了不可磨灭的骄人成绩：实行了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使民主真正落实到了每一个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作出的贡献不是区区几百字就能说得完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为我们的幸福生活奋斗了整整九十年，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党的恩情！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和贡献
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近代史纲要 学期论文
题目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和贡献
所在学院 艺术学院
专 业 产品造型设计2班 姓 名
李国健 学 号 201030151113 指导教师 李韬 日 期 2011年4月
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摸索，在曲折中前行，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回顾党对于革命的探索历程，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哲学思考和启示。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仅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开始。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然而中共“二大”的召开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明确地提出当前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并且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新道路探索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革命是要继续坚持苏联模式，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开辟新的道路，成了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在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重要依托，三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这三者具有以下方面的联系：第一，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第二，只有建立革命武装斗争，才能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保卫根据地的发展。第三，只有建设、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才能使土地革命有可靠的基础，武装斗争有可靠的依托。
三、在新道路探索中曲折前进
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只是照搬书本，而要不断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还加强自身建设，发动了整风运动，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共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全面内战的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第三，加强共产党资深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我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并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同时把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为中共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指导贡献。可是之后得反右倾运动扩大化及大跃进又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走了弯路。这些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曲折中前进，不断发现问题，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在摸索中前进。
放眼未来，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也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仍需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开辟出新的革命历史时期.
第三篇：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2014-05-07 15:22:36)转载转载 ▼
标签： 分类： 历史与地理
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10，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1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
人们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两所当时很著名的农学院，金陵和岭南农学院.这两所基督教农学院把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两位美国传教士，曾经将美国大花生引入山东，成为20世纪山东重要的经济出口作物。倪唯斯还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苹果梨香蕉等与中国的本地产品进行嫁接，创造出新的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这位传教士的杰作，可惜，我们很少知道著名的烟台苹果是怎么来的。
第四篇：鲁迅对中国小说的贡献
浅析鲁迅对中国小说的贡献
内容摘要：鲁迅是现代中国最具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和文学作品都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文学巨匠，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 , 先生以其深髓的眼光和犀利的笔触对他关联的那个时代做了素描、以其独特的感情体察时代，对中国文学进行大胆改革和创新，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其杂文创作的成就最高，受到广泛的推崇，在“黑暗”时期赢得了“投枪”和“七首”的美誉。也使先生成为无畏的“战士”。而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的贡献也极为巨大。先生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小说”,为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自己独特的小说创作实践，实现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转变。
关键词：鲁迅
小说
艺术
现代化
贡献
现实主义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这位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现代史上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历史巨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十三年了，而在先生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丰硕的文学作品，而且也为厉世留下了价值无从估量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着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做着不解的努力。
作为新文学的开山祖和奠基人，鲁迅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显示“五四”革命实绩的当推他的小说。从数量上看，《呐喊》和《彷徨》两个集子计二十五篇作品，加上三十年代结集出版的《故
事新编》，总计不过三十三篇。可是这些作品中极为厚重的现实主义涵盖和对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国民灵魂”的深透开掘，摇撼呐喊以及他拓荒式的构建和开创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新纪元，使他在文学史上占到了永久的地位。没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就没有中国小说现代化征途上所跨出的第一阶段最坚实的步伐,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正在这里。鲁迅先生终其一生，在文学创作中杂文的成就最高，“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其杂文不仅具有“史诗”的价值，而且已超越了过去所谓的“史诗”。透过对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勾勒。映现出了历史发展的某些侧影。它们凝聚着鲁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反思。然而，先生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却还是其小说的创作。它们不仅真实地刻画了鲁迅先生执着求索的心灵轨迹，反映了他对于历史选择的杰出思考，而且“文起百代之衰”，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石，树立了典范。
鲁迅先生自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开始，此后”便一发不可收”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连续写了十五篇小说，于一九二三年编为短篇小说集《呐喊》（一九三零年印刷时抽出《不周山》一篇）；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所作小说十一篇，收入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彷徨》；一九三六年一月又出版了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除把《呐喊》中《不周山》改名为《补天》收入外，另收入小说七篇。终其一生，虽未有长篇小说问世，但我们仍能看出鲁迅先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讨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的贡献。
一、鲁迅先生小说创作中所塑造的人物艺术形象及其所反映深刻历史主题。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先生用其塑造的一个个典型人物反映了在历史转折关头一个先驱者对于历史的深刻感悟，他第一个获得了对封建礼教和愚昧封建文化最为深刻和实质的认识。一九一八年五
月，先生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描绘了一个恐怖的吃人世界，深刻揭露了在“仁义道德”薄纱掩盖下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这几个字。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没有神奇出众的英雄。“那里面有的，只是些极普通，极平凡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 【注1】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的揭露和呐喊，构成了领挈其后所有作品主题的总纲，在狂人身后，孔乙己、祥林嫂、阿Q、魏连殳、子君等众多被食者的形象相继走出，历史的吃人本质在这里复原了一个斑驳陆离而有血肉丰盈的悲惨世界。他的小说“取材于病态社会中的不幸人们”，【注2】在狂人身上，作者博大的历史眼光已无暇顾及而且也不可能顾及他的个性特征，急于表达的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激愤之情才是其最直接的目的。《狂人日记》不仅奠定了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实际上也是新文学革命的艺术宣言，“实为文学革命之急先锋”。【 注3】由于自身生活经验的积累核对历史的深刻感悟，鲁迅在《呐喊》、《彷徨》中接触到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两大问题：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正是在这两大问题上，先生敏锐地感悟到了文化启蒙者与作为国民多数的农民之间无法在预期目的上进行沟通的新的历史悲剧。在《彷徨》中，鲁迅以较多的笔墨揭示了启蒙者本身的悲剧及其痛苦的求索。如《在酒楼上》里的吕伟甫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先前都曾是反抗日世界的干将，但曾几何时，一个重返故道，一个则以对生命的自戕而告终。在面对连自己也不能不受其支配的历史运行怪圈时，他们体验了深刻的孤独，感受了先行者的悲哀。而在《孔乙己》中，有一个细节是孔乙己极高兴及自豪的告诉“我”，“回”字有四种写法，这表现出孔乙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意义。语形是汉字书法的居所，就语言的意义而言，它却是最边缘性的，改变不了语言本身，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和文字，并守住其意义，从而似乎就拥有自己的话语特权，当孔乙己为自己知道“回”字有多种写法而沾沾自喜时，象征其生存意义的无根状态和悲剧命运已昭然若揭。
在《阿Q正传》这部不朽的作品中，鲁迅所刻划的阿Q及其 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哪怕是在今天，只要我们良知未泯，并有一双睁开的眼睛，就会看到贪官污吏、地痞无赖、江湖骗子、封建迷信、无知等鲁迅为之作战的社会丑恶现象仍是那么多——身穿破衣的阿Q在农村在街头走动，身穿名牌西装的阿Q在办公室在豪宅里享福；无论贫富贵贱、平民高官、文盲或大学毕业，都那么敬畏神佛，跪拜着妄图给自己带来好运。甚至乎以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求神拜佛就可以得到宽恕，并且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去干„„总之，阿Q这个人物即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又概括了人类普遍弱点之一种，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存在却又处处存在，从而能使人们自警。众所周知，国民性问题一直是鲁迅所痛心疾首思考的问题，并以此为轴心建构了他极富有历史启示的小说世界。在他的小说中，尽管对赵太爷、鲁四老爷、四铭先生和七大人等食人谱系中的成员施行了分寸
得当的挞伐，并不惜揭露出他们潜意识中的卑鄙来公开展览；但更多地还是着眼于对愚弱国民的严峻剖析。尤为残酷的现实是象祥林嫂、阿Q等被人吞噬的对象都无时不在自食，更有柳妈一类的人在被食时同时也在食人。鲁迅通过这些普通平凡的人事，让读者重新打量自己所熟悉的、甚至是因为司空见惯而已经有些麻木的生活，从而发现和体味那“一切的永久的悲哀”。【注4】
总之，鲁迅用一个个塑造出的鲜活人物形象表达出一个先驱者对时代的深刻理解，对国民性的深刻感悟，而其一篇篇的作品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艺术精品。
二、鲁迅先生对于小说艺术形式的突破与创新。
鲁迅借鉴西方文学形式转化传统文学手法，经过自己不断创新和实验，开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形式，在他看来“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文艺的”【 注5】因此，他主张“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注6】大胆吸收异域的文学营养是鲁迅小说的艺术经验，他吸收了西方文学表现心理的多种手法，如对梦境、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如《狂人日记》有成篇的大段心理描写，表现出“狂人”复杂的心理感受；《阿Q正传》也大量表现了阿Q心理的潜意识与显意识，如对革命成功的想象性满足，从自卑到自尊的心理转化，而精神胜利法则是以主观想象和虚构的胜利法则是以主观想象和虚构的胜利来代替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失败；小说《肥皂》、《白光》、《伤逝》等都大量使用了心理
描写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心灵的深度。另外鲁迅还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象征和隐喻技巧，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象征意象系统。如《狂人日记》中的“月亮”与“夜”，《药》里的“药”，以及其作品中的“**”、“祝福”、“示众”和“离婚”等都有着象征的意义。
而《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一部寓言小说也是一部不像小说的小说。鲁迅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取材加以演绎，“新编”而成，它以反时空，反逻辑，反理性的创作方法大胆地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把杂文笔法，戏剧程式，故事演义混在一起，把历史人物与现实场景、英雄事业与世俗生活、客体对象与自我感受融汇为历史、文化意义的解构，对现实、生命的复杂体验，因此，有了《故事新编》，中国就有了另一种历史，有了另一种文化，有了真正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和寓言小说。
鲁迅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是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注7】因此，正是出于对历史使命的特定理解，鲁迅选择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一扫传统文学中“瞒”和“骗”的陈腐之风，主张“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由此开创并引导了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文**流。同样还是出于对历史使命的特定理解，鲁迅还冲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局囿，吸收融汇其他创作方法和文学观念。使现实主义获得了更丰富深刻的表现力和穿透力，这是鲁迅的一大贡献，茅盾曾称赞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
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注8】而当代作家叶文玲也曾说：“我个人感觉，中年以上的中国作家，是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而鲁迅先生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他的著作、思想为人以及斗争精神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作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中国现代小说格局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也在我们这个时代。
三、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语言的创造性贡献。
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又一重要贡献就是在小说中运用现代形式，实现了白话文的写作，从而确立了现代小说在文学殿堂中的显赫地位。鲁迅先生一方面自觉地借鉴西方近现代化小说表现形式和中国文学传统手法，并通过自己的感悟，独特的个人创造，建立起中国现代化小说的新形式。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汉语写作范式的创建人，鲁迅先生在小说写作种寻求汉语的新生。使语言熔议论、叙述、描写、感觉、想象、梦幻等于一炉，使汉语写作尽量表现人物心灵的多层面。这种影响力是深远的，当代许多作家们致力于在汉语写作中追求中国文学的自觉与成熟，他们一方面注意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感，一方面留意中国古代文学的创造性成就，并在写作中重视汉语作为母语的自豪感，以充满自信的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使中国作家不断成长的同时，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文学。
鲁迅小说的语言也有创造性和实验性，除了成功的实现了在小说
中的白话文写作外，他也对语言有着“洁癖”，追求语言的节俭，含蓄和凝练，善于巧妙的运用动词和副词，甚至是标点，可以说，鲁迅作品表达的含蓄、节制、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所蕴含的表达的可能性与中国人的生活最为贴近，构成了鲁迅作品的哲学诗性内涵，独特的文体形式，也构成了鲁迅的文学创造精神，当然，在表达情感的繁复与痛苦时，他也不吝啬使用语言的冗长与重复。含蓄凝练是鲁迅小说的主流。复杂、冗长的笔墨也时有所见，二者交替、混合，各显其长。
四、鲁迅对中国小说贡献的原因。
在陈腐的传统文学观念尚未完全打破时，鲁迅先生第一个做起小说并且一发不可收，固然有着其对文学本体意义上的革命意识，但更主要的目的却是用它来参与社会的变革，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是一个呼唤伟大的时代，从清政府的卖国求荣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欺压，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到辛亥革命成果的最终被窃取，一幕幕破坏社会进步的触目惊心的现象，使鲁迅等一批先驱者们感悟到新文化启蒙的重要社会革命价值，改变未觉悟者们的精神，乃是革命的“第一要素”。故鲁迅说：“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认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先生创作小说抱着“为人生，而且要改变这人生”的主张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用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注9】所以，先生始终关注“病态社会”里有“精神痛苦”的人们。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苦痛和麻木的灵魂，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创作小说的缘由与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文学家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作家对于个人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对于忧国忧民的鲁迅来说心中挂念的根本不是什么医学家、文学家或作家之类的头衔，他痛恨国人“东亚病夫”的现状，就决定学医，但当他认识到国人麻木的灵魂更急需医治时，当他意识到医师虽能救一个个病体，而文学却能唤醒和救治一代人的灵魂，他抉择时何曾犹豫？有几个自称“大家”的，能这样无私地服从社会需要吗？在当时，一针见血的杂文或短篇小说就像“投枪”和“七首”一样，更能省时，更有效率，更入木三分地剖析专制落后的时弊，更旗帜鲜明地表达传播先进的思想，此时以他的性格怎可能因唯恐别人说不够“作家”格 而去选择长篇？因此，鲁迅所深切关心的本来就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他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行动和期待，必然蕴含着浓重的历史意识，容纳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在一个小小的茶馆里，即可见出难以排解的重大历史矛盾，从一个新近裹了脚的农村小女子的蹒跚而行，仿佛可以听见历史沉重的叹息；而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花环，却又分明可以看到无望中的希望。
正是生活的沉淀以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和对民族的极其关注，造就了鲁迅思想的伟大、深远，也是其所有贡献的最基本缘由。
以上，我试着从四个不同方面浅析了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的贡献。我们能深深地感到先生对中国小说、对中国文学、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和影响，不仅仅只是这些。他在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形成写“人物第一”的创作原则，以及他的哲学思想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仍是
当代作家学习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在新文学运动中，鲁迅先生是先驱者；在当代，鲁迅先生仍然是我们民族的“楷模”，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要禀承先生的意志，使我们的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鲁迅先生在《热风》中写到“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会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光，此后如责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着人类，连我都在内”。先生的意思很明显，他只希望文章与时弊早日消亡，人人都做应该做的事，“不必等候炬火”去“发一分光，发一分热。”这就是我们今天再读鲁迅、写鲁迅、谈鲁迅的最主要的目的。
鲁迅步入文坛，就是以小说显示其光辉业绩的，一般读者接触鲁迅作品并对它产生感情，也往往是首先被他小说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所吸引。鲁迅作品的意义在现实读者的不断阅读和解释中被创造出来。鲁迅思想及其传述思想情感的语言符号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与丰富性的证明。阅读鲁迅小说不仅需要对其进行语言的和历史的意义还原，更需要有对其精神灵魂的探索，并在探索中实现思想的熏陶和生命的自觉，要在真实理解鲁迅的前提下，能大胆而真诚地直面自我的现实和人生，在理解鲁迅的实质中实现阅读的意义，读鲁迅的小说即读自我和现实，在阅读人生和现实中阅读鲁迅的小说，又在阅读中理解自我和现实。接近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最便捷而恰当的方式就
是读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体验吃人的痛苦，理解他那真实而丰富的灵魂。
注释
1,4 张定璜 《鲁迅先生》原载《现代评论》1925.(1)2,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 5 鲁迅《论睁了眼看》 6,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7, 鲁迅 《鲁迅书信》致董永舒，1933年8月13日 8, 茅盾
《读<呐喊>》 9,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参考文献： 《鲁迅作品手册》四川省鲁迅研究学会编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9月 《鲁迅小说 散文集》 同心出版社 2000年9月 3《鲁迅全集》
鲁 迅
1981年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4《鲁迅选集小说散文卷》
孔范今选注
1990年版
山东文学出版社
5《鲁迅研究月刊》1997、2000年版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辑出版
6《被亵渎的鲁迅》
孙郁
1994年版
群言出版社 7《中国现代文学史》唐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 8《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年4月
9《从<药>看鲁迅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 马树春
广西又将民族师专学报第15卷第2期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客观与主观、外部与内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合力的结果，历史的逻辑、人民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因素。而中国共产党，则顺应和驾驭历史规律，发挥了先锋、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制定符合于中国国情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性进步指明了方向。80年来，中国共产党也摔过很多跟头，有过不少失误。但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我们党更加坚定地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建国后，我党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间有过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但我们党自己认识和纠正了错误，又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使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初步掌握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大的理论、路线、战略、蓝图，中国社会的发展才有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发挥强大的组织和领导功能，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而努力奋斗。回顾近代中国挨打受辱、战乱不已的历史，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居然抵挡不住外国殖民者的攻击，以致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在统一的国土内，曾经有那么多军阀割据一方，你争我夺，制造了无数的战乱和破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列强，在中国寻找和操纵他们的代理人，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闹剧？原因当然有制度的没落、政治的腐朽、经济的衰弱、科技的落后等等，但人心涣散、四分五裂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表现。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就必须把全体人民凝聚起来，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谁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各种不同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政治势力，各种不同的人物，都曾经做过尝试和努力，但谁最后成功了？没有。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全国范围（除台湾以外）的人民团结和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通过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通过采取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56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通过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和扩大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通过“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洗雪了百年耻辱。百年中国，能够由乱而治，由散到统，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业。没有中国共产党发挥的组织、凝聚、引导、团结作用，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建立了一整套先进和崇高的价值体系，继承、吸收和弘扬了中外先进文化，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通过逐步形成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了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比较、鉴别，接受了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逐步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基本理论，不仅指导着党自身的全部行动，而且广泛传播和深深融合于中国社会的肌体和人民的思想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还大量吸收了外国的其他许多文明成果，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外文化的交流更加广泛。邓小平要求的“放眼世界”、“赶上时代”、“三个面向”等思想，推动我们走向世界，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80年的历史证明，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在长期斗争的考验中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旧的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领导中国走出黑暗的深渊。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能否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面向新世纪，党的领导地位，只能坚持，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不能动摇。这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是由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不是个别人的意志能够改变的。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
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
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在各种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今天，谁无视中国历史的选择，无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视当代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就不会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不会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就不会把党的光辉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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