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过大才是导致物价快速上涨的根本原因

第一篇：收入差距过大才是导致物价快速上涨的根本原因

收入差距过大才是导致物价快速上涨的根本原因！

货币发行过多、流动性过剩是造成物价过快上涨的因素？这只是表面现象，不是根本原因！微观上，对于贫穷者，他何来过剩？对于富裕者，他又如何不过剩？宏观上，在货币发行过多的背后，深层次上导致物价上涨的本质因素是收入差距过大！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货币发行过多是一直伴随的现象，但之所以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又能确保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就是因为我国以前贫富差距虽然逐步量变扩大但还没有累积质变。上世纪80年代货币高投放基本上是投向了农村地区，最终为中低收入阶层所吸收。而现在，大部分货币投放变成了富人的财富。近几年来，虽然绝大部分民众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分配差距也被接连出台的民生政策所不断修正，但在整体上还是出现了不断扩大。分配秩序混乱，高收入阶层占有社会财富比例过快增长，量变到质变，这个阶层追求财产性收入的结果，造成资产价格膨胀；追求消费升级的结果，造成奢侈品市场的旺盛，由此带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市场通过价格变化来影响消费。再加上受人民币资金来源大幅波动和外汇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的影响，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难度明显加大。使物价控制任重道远。

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 主要是 印了太多钱和出口了太多的商品。自7月以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续4个月超过3% 的通胀警戒线。专家分 析 指，在近年“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货币发行量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需求，到今年第 三 季度末超发货币将近43万亿元，货币“洪水”已成为通胀和预期持续高涨的根源。大量出口也会拉高物价 比如柴油 本来国 内供 应已经 很紧 张了 还大量出口 还 有棉花 纺织品 的巨 量出口 大 大 拉 高了 国内 的 棉 价。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本来人民币升值是对我国消费者和经济发展是件好事，但人民币升值掺杂了太多的美国因素。人民币实际上是外升内张。其次时国内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是市场调节的结果,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就快过年了,每个年关前,相关生活品的价格都会有习惯性上扬,今年自然也不会例外.其二,近期小麦、面粉价格上扬的主要原因有: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到位；面粉加工企业原料存量较少而提价收购；国家拍卖托市小麦，底价和成交价格较高；前期小麦主产区干旱少雨影响产量。其三,肉类涨价,是因为之前“肉价贱卖”挫伤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加上受禽流感的影响,猪肉产量欠缺,从而导致价格上扬.其四,液化气等受国际市场大气候影响,导致价格攀升.能源上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因。回答采纳率:31.6% 2010-11-23 22:1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过量。尤其是金融危机时投下的40万亿人民币升值太慢，产生预期，引来游资投机热炒经济复苏，原料需求增大

一是国家去年投入的4万亿资金和银行信贷9.6万亿规模，有多少被不差钱的垄断央企用来炒地皮并进行各类投机？今年有多少？

二是实体不振下，缺乏国民待遇的民间游资进行投机炒作，今年又有多少从楼市退出转向了绿豆和大蒜等农产品？

三是由于人民币汇率绑定美元，加上中国缺乏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多少中国产品变成了实质在贬值的外汇储备？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扩张。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继续落实缓解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的各项措施，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

2．加大农业生产扶持力度

发展生产是稳定价格的基础。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认真落实国务院扶持粮食、生猪、油料、奶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适当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水平，进一步提高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直补标准和补贴总额，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组织好化肥生产用电、用气的供应工作，稳定化肥生产，确保市场供应。

3．努力保障市场供应

稳定市场的关键是抓好市场供应，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增加重要商品国内市场供应。严格控制玉米深加工发展，组织好主要物资的进口。组织好临时存储小麦、稻谷和中央储备玉米的投放，稳定市场粮价。适时投放储备猪肉、食用油。组织好成品油供应。加强重要物资运输组织，畅通“绿色通道”，提高运输效率，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

4．稳定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稳定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1)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以及地方管理的供电、供气、供水、供暖、城市公交、地铁票价等公用事业价格和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近期一律不提高。(2)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一律不提高。地方管理的医疗服务价格也要保持稳定。不出台新的收费项目，防止变相提高收费标准。(3)保持尿素价格稳定。地方管理价格的尿素、磷肥、钾肥、复合肥等，因成本上升确需调整价格的，要严格按程序报批，不得越权提价。(4)经听证会论证后，降低移动通信漫游费资费标准。

5．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

根据有关价格法律法规，经国务院批准，启动对粮、油、肉、蛋、奶、液化气等重要商品和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实行提价申报，对达到一定规模的批发、零售企业实行调价备案，努力保证重要商品及服务价格基本稳定和市场正常供应。当价格显著上涨情况消失后，将及时解除临时干预措施。

6．加强价格行政执法

依据新修订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严肃查处串通涨价、合谋涨价、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以及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以宣布涨价、促销等为手段制造紧张气氛、扰乱市场秩序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 严肃查处违反《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及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件，维护正 常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7．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生活

继续执行2007年出台的各项补助政策，进一步落实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要求，落实提高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的政策，落实提高失业保险金的规定，落实对高等院校学生食堂补贴政策，稳步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加快建立低保制度，确保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不因价格上涨而降低，并随经济发展逐步改善，共享发展改革成果。8．鼓励企业和消费者积极应对

价格是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杠杆，要鼓励企业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消化价格上升的影响；同时，鼓励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节约消费。

第二篇：关于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探讨

关于当前我国居民 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探讨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与社会稳定发展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公平性问题已愈加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我国当前收入差距过大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分析了形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进而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关键词：收入差距，现状，原因，特点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两级分化导致社会矛盾也愈发突出。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①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②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及特点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做法，我们虽然走出了共同贫穷的时代，却也在发展中进入了一个不和谐的时期。这种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一）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鸿沟越来越深。用基尼系数和财产分布来看，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差距已非常明显。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13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373-374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为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按国际标准，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通过0.6则属于社会**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85，有的地区已达到0.467。①

贫富差距还可以从财产分布方面看：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05年1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这个数字比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额为210.6亿元，人均不到22元，多出了很多倍。但是问题在于，这样庞大的居民储蓄是如何让分布的。国家统计局披露，在城市，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部城市收入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则只拥有全部社会收入的1.4%。②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严重。还有专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将进一步扩大。

（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呈现的特点

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宏观上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微观上可以表现在个体差距、行业差距显著等等。

居民收入的东西差距表现在，占地9.5%东部地区拥有55.6%国内产值和36%的劳动力，占地71.5%的西部地区GDP仅为16.9%。③ 从人均GDP来看，东部、东北地区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而中、西部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而城镇居民平均水平达到5位数的7个省份全部位于东部地区。

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始终远高于农村居民家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个体因素即人力资本因素，这与受教育程度相关。受高中或大学专科以上教育的人群在城市高收入者的比例为77.68%。行业间，尤其是垄断行业与传统农业的收入差距。从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及其比去年花来看，不同行业间存在巨大收入差距，且最高与最低平均工资的绝对差额逐年扩大。

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

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之所以引起重视，是由于分配不公而形成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对提高工资的强烈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形 ①②②2005年按区域划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及各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摘自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按区域划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及各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摘自2006中国统计年鉴）成了群体事件，并且我国已经入中等偏低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群众，都对收入差距给予了极大关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呢？

有人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西蒙·库兹尼茨的“倒U型假设”（简言之，是收入分配差距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呈倒U型）来解释。也有人认为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必然带来如此大的收入差距。

正确看待收入差距过大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的代价。收入非配差距的扩大应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改革的成果（如打破平均主义，铲除大锅饭），二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渐进改革中一定程度的寻租活动），三是过高的或可以避免的代价（如设租活动）。过高的代价并不是非付不可的，换言之，并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必然要付出过高的代价。

（一）收入差距过大的体制原因

1、农村居民收入偏低，是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有关的。另外，农村的土地制度虽名义上归农民集体所有，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土地的流转中农民收益很少。

2、垄断部门的收入大大高于竞争部门的收入。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垄断业师法律所不容许的，而我们先行的垄断则是行政性垄断，某种意义上，它是具有行政性垄断特征的计划经济的延伸。这种垄断的形成，与其说是市场取向改革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计划经济印记未消的表现。

3、区分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但同时也以简单的办法放弃了政府应有的功能。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有一部分准公共产品（包括教医疗、低收入者的住房等）是不能完全推给市场的。这一领域那些可推给市场，哪些是政府的责任，存在着灰色地带，容易发生政府和个人（通过市场由个人负责）互相推诿的问题。

（二）收入差距过大的政府原因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在市场化程度提高阶段暴露出其局限性。局限性：首先它忽略了作为全社会的代表---政府对于社会成员应尽的社会公正责任；其次客观上颠倒了发展的价值目标与发展的手段间的关系。因此，传统体制打破以后，这种“优先说”在实践中就会不断暴露出其局限性，从而，造成分配领域中效率被摆在第一位，公平往往被忽视。

2、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促进了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由东往西，有沿海到内陆的发展战略客观上带来收入差距在地区间、居民间的拉大。由于中国是一个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得到中央政府的资本和优惠、宽松政策扶持形成了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机制，造成东部沿海优越的投资发展环境，进而吸引更多资本、人力资源流入，这样本地区国民收入就会提高，如此形成区域发展差距扩大。

3、政府在体制改革中对权力机构改革、监督不到位产生的非规范收入导致的收入分配无序化。财政体制上逐渐形成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弱干强枝”的现实，财政预算外、制度外收入规模巨大，这些资金长期游离于预算、监督外，收支随意性大，侵吞挪用、贪污腐化时有发生。由体制改革中权力机构改革、监督不到位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影响不容小视，它导致普通居民对高收入者的收入认同度降低，影响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潜伏着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4、政府行为的“缺位”纵容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恶化。政府行为的“缺位”指的是，政府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行为不到位或努力不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收入分配差距额扩大化。

三、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以及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对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宏观方面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议

1、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视。许多外国专家认为，初次分配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职能在再分配领域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缩小收入差距。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即使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的干预仍是显著的，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仍非常突出。例如，国企的工资形成机制很难说是市场化的，工人很少有通过谈判进行博弈的权利；企业高管也不是竞争上岗的，他们的收入水平与其说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既得利益自我决定的结果。因此，减少和弱化政府干预是初次分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再分配领域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革：首先是要进一步解决逆向再分配的问题，坚决杜绝“抽瘦补肥”现象，使收入再分配真正成为政府“抽肥补瘦”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另外，在政府财力容许的范围内，应加大再分配的力度，特 别要在社保、医疗、教育等领域对贫困人群、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2、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都要关注。30多年来，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收入差距过大的变化；同时，在财产分布领域则发生了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高速积累和显著分化的演变。财产分布的不平等越来越成为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国家要求官员不仅要申报收入而且要申报财产的原因。

3、实现相关信息的公开化和明细化，这是进行监督的前提。比如，可把财政预算公开化和明细化，这样，各项消费中的公、私界限比较容易划分，预算外开支、“三公消费”（公务用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问题能较容易解决，长期存在的工资制和供给制并存的局面也较易于克服，真正实现收入货币化的改革目标。

4、杜绝权钱交易。我国已形成了一个高收入阶层，对此应作具体分析：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富起来的高收入者，不应用泛泛的仇富心里去对待；但对于那些通过权钱交易和官商勾结而富起来的人，除了触犯刑律追究法律责任外，则应通过改革隔断他们利用权力获取收入和财富的途径。除了杜绝官商勾结外，目前值得注意的一个新问题是如何对待官商之间的角色转换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官商之间的角色转换是可以的，当官之后可以当企业家，反之亦然，但有一条，就是不能同时具备两种身份，也不能利用当官期间形成的利益链条随后谋取商业利益。换言之，即使不同时具备两种身份，也必须割断两种身份之间的利益链条。应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运行机制是很不健全的，亟需规范化。

5、通过各种税收缩小收入差距。目前社会上讨论的最热闹的是房产税、遗产税和资源税。这三种税收各国的做法并不一样，我们应根据国情加以考虑。遗产税有利于解决财产和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问题；房产税有利于遏制住房的投机和囤积行为，而且也有利于地方政府从难以持续的土地财政转向可以持续的税收财政；资源税有利于克服相关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变为所有权的行为，而且资源所在地的税收分成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地区差别。引进这些税种，既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更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后者比前者可能更为艰难。

（二）政府方面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议

1、改变收入分配的政府政策导向扭曲，初次分配领域坚持以效率和贡献为导向，积极探索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再分配领域侧重维护社会公正，努力保证低收入群体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2、进行权力结构改革，加大反腐、监督力度。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转轨阶段权力层掌握经济、行政资源配置相联系的，权力改革应取消不平等的和僵硬的经济、社会等级，强化法规、监督，减少公共权力与个人利益捆绑造成收入分配的无序。

3、打破地区、行业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平台。首先，应当打破城乡分割的局面，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平等。其次，政府应根据有进有退的原则，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自然垄断行业中的有效竞争机制。

4、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农民收入低、增长缓慢已经构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方面。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减负、城镇化等一系列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已经汗牛充栋，但最要紧的是作为执政为公的政府应当对所辖的国民一视同仁。

5、建立收入分配公平的税收制度体系。我国的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环境相对较弱，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力度明显不够，今后应当研究个人所得税向综合所得税转化，调高起征点。

6、重视建立低收入群体的保护机制，构建科学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另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用于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生活问题。

7、加大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教育水平。多年来，我国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投资结构也不合理，对高等教育投资比例过高，对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投资比例过低，政府应考虑特别增加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投资，缩小因教育差距导致收入差距问题。

从政府层面来讲，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通过税收调节等措施解决社会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 5 配差距扩大趋势。”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更是坚定地指出，要坚决扭住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

我们不能因为收入差距过大并引起一些社会矛盾就急于求成，梦想在一夜之间就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在收入调节问题上，要正确区分合法与合理的界限，合理不等于合法，合法不等于合理。我们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只要是合法收入，再高也要保护。调节收入差距不能让富人停下来等穷人，需要继续坚持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更多的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都将是非均衡的，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同样如此，我们不能梦想让所有人以同样速度在同一时间全部致富。况且富裕本身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收入差距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缩小收入差距也不是短时间就够实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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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潇 杨俊.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2010(6).[7].王书华 孔祥毅.经济增长、金融资源分布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分析[J].金融评论，2010(3).6

第三篇：对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思考调查报告

对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思考调查报告

学院：法学院 班级：10法四班 姓名：覃保长 学号：110563010445 据调查得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两极分化趋势和中等收入者比重相对过低(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只占全国人口的18%左右)的情况，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富裕的更加富裕，贫困的更加贫困，社会公平日渐突出的问题已充分体现在收入分配上。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以及大量的低收入者存在的结果导致了消费倾向降低、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结构断层、持续发展受阻，同时还会造成社会的畸形分层，致使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当前出现的仇官、仇警、仇富等诸多问题就是明显的反映。现在，对收入分配问题中央高度重视，十六大报告就已正式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改变目前的金字塔型分配格局，努力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从近期来看，它有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则可以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

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包括政策层面、市场层面、地域层面、人的层面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从政策性因素来看，市场经济中的政策性缺陷是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收入差距开始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

增长，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中存在着很多暴富的机会，政府一直没有采取有效方法改善这种局面，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肯定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应该看到，部分地区和行业竞争的初始机会是不均等的，如电力、通信、邮政等垄断行业的存在导致宏观、中观层面收入分配差距拉开。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包括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两个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使这个差距不断加大。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现阶段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中各种问题的综合表现。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情绪更多地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他们往往把收入分配的问题归结为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这些方面，人们更加关注收入分配过程和机会的不平等，把现有收入分配问题的矛头都指向分配制度政策性的缺陷。因此，真正地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就必须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为突破口，必须解决政策层面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否则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相关问题

只要是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的差异化与收入途径的多元化就是必然发生的现象。市场经济仍然有由不完全竞争与要素和物品差异带来的收入分配的社会不公，如：产品与要素的非同质化带来的不公正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要完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通机制，生产经营中的公平竞争机制和合理的价格机制。保证要素贡献与要素分配相符合的分配机制的正常

运行，使各个行业和劳动者的应有收益得到体现。应完善人力资本培育的合理制度，建立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的稳定机制。现在，技术、管理等要素成为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要使低收入者收入持续而有保证的增加，必须增加其人力资本的竞争力，必须对现有的人力资本培育制度进行变革，促进各项制度的完善，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政府应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改变因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均等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这种不公状况与市场化的分配制度也是背道而驰的。这就要规范教育的平等机制，保证所有新生劳动力都能接受平等有效的培育，加大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多种形式的物质支持。还要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建立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转型和升级机制。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对市场的运作从内因和源头上调节收入分配。如在宏观财政和货币等政策方面，加大对中小城镇建设的投资；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选择上，倾斜于经济薄弱地区和西部地区，形成多个发展极。另外，还要重视市场法制化建设，加强对非法收入的监控打击力度。

二、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和管理

行政垄断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这些行业中的员工，不用担心企业的亏损，无论工作的努力程度如何，都可以享受垄断利润，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而其他企业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只能获得市场竞争后的正常利润，员工也只能得到正常的收入水平。这就导致行政垄断行业的员工和其他企业的员工，在收入分配之

初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非市场化的因素是其收入差异的主导。针对行政垄断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政府只有不断消除对非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行政垄断，引入竞争，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才能打破垄断，使所有人处在相同的收入分配起点。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时期，优势产业的交替变化极为频繁。虽然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最终要靠市场机制来完成，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反垄断法并对垄断行业进行监管。一是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二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三是制定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四是加强对特殊行业的监管，审计企业利润，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五是按国际惯例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六是创造同等条件促进符合这些行业要求的劳动力合理流入。

三、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

通过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使中等收入阶层在这些产业中发展壮大，让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这样就会出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上升现象。而这种从业人数的重新整合，就会出现具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利益特点的社会阶层，从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一个以中等收入者阶层为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的社会。这样就实现了社会职

业结构的转换，即由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成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产业政策要做到城乡有别：在城市，大力发展包括商业、饮食、服务、旅游、社区服务等第三产业；在农村，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进一步推动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拓宽普通劳动者就业门路。通过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吸纳大量人员就业，避免就业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要放宽市场准入，改变歧视政策，实现公平竞争。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是改变地方面貌、增强地方实力的重要依托，也是藏富于民、扩展就业途径的有效选择。

四、税收调节

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处理好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既维护高收入者的正当利益，又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也会增加起来，在整体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是通过税收来实现的，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进行二次分配，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种有效方法。在个人税收方面，应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并加强征缴，将过高收入调下来。它主要表现在对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遗产赠予税、物业税、存款利息税、特别消费税等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节体系的运用上。政府要完善以税收为主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建立公平合理 的税负机制，保证纳税比率与人们的实际收入挂钩。目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仍是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占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这不利于收入差距的合理调节。今后应注重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总体上要提高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通过拓宽对奢侈消费品等项目的税基、制定合理的税率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机制来调低过高的收入。还要加强审计和监督力度，严肃税收法制，防止各种方式的偷税漏税，保证税收调节可以真正的改善低收入者现状，增大对偷税漏税者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五、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高收入者可以将收入转化为各种享受型消费，而低收入者甚至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因而社会保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促进社会公平，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问题。全社会都要关注弱势群体，要强化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对个人收入差距也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可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对低收入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最低教育保障、最低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可以促使人们互助互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促进实现公平目标。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起步建立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都很不完善，资金的筹集方法也十分单一，发放的范围也不尽合理，对劳动者的覆盖率比较低，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现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日益增多以及农

村贫困人口还大量存在，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应该不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完善“低保”制度，使所有低收入者都可以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只有这样，才可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这些人生活情况恶化。还要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维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鼓励通过社会集资或其他途径，建立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和救助机构。

总之，政策性因素是收入差距过大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需要采取若干切实有效措施。只有这样，这一情况才能得到根本改变，社会公平才能得以实现。

第四篇：浅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浅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这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广大人民共享，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收入分配 差距 扩大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造成的不公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调整,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相对滞后，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有学者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都严重偏大,甚至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公认的风险水平。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确实是一个客观现实，而且呈现出扩大趋势。特别是近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公平越来越重要，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如何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现状

基尼系数是测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介于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介于0.3-0.4之间表示基本合理，0.4是国际警戒线，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超过0.5就表示出现两极分化。我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是0.458，2001年是0.459，2002年是0.460，2004年已经超过了0.465，2005年逼近0.47，如今已达到0.473。这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基尼系数拉大主要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衡量居民收入总体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实际收入。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引导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到2004年底,按年人均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按年人均收入2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城市依靠各种救济维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万人。我国现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为恩格尔系数80%左右,而国际标准为60%。若按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费1美元的标准计算,世界银行估计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2.12亿。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它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表现

㈠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频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为2.90：1，2002年上升到3.11：1，2008年更是扩大到3.36：1.另有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8年展开的四次全国范围住户调查表明，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趋势，从1997年开始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8年已经达到了3.3倍。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的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实物性补贴，如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考虑进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5倍，甚至是6倍。

㈡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反应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扩大上。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另据2005年6月的统计数据，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贵州省高出了2倍多。到了2006年底，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0667.91元，为全国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速度来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过地区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到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

㈢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因“行”而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我国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剧上升。特别是垄断行业也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一些垄断性行业以各种名目发放补贴和物资，更拉大了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些民营企业里，工人每月收入仅400-600元左右，而且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同样八小时工作制，同工不同酬。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㈣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教育收益率表明了劳动力市场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回报大小，教育收益率越高意味着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据调查统计，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90年的2.4%上升到1995年的近5%，2002年又进一步上升到近8%，上升趋势非常明显。更需要指出的是，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明显的递增性，而且其递增幅度是不断上升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变得越来越大。而高等教育者即将从事的管理层与中低等教育者所处的员工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也非常悬殊，管理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普通职工的15倍以上。据某人力资源薪酬绩效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外企高层管理人员与操作工之间年薪差距2007年为15·2倍,进入2008年,差距增加到了16·3倍,并且仍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些分析表明，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

㈠降低消费需求，妨碍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购买力并在长期上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正越来越显著。需求的构成包括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我国经济体的规模巨大,使得我国不能像东南亚的国家一样,依靠出口扩大来实现经济的腾飞。而在决定需求的另外两个因素中,投资的增长,或者说供给能力的增加,归根结底是来自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能力的要求,在我国,主要是指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的消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最终消费品,满足消费需求的中间产品。因此经济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我国的长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只能依靠我国的内需,而近年来内需增长达不到预期的水平,价格水平持续走低(当然价格走低与供求关系有关,并非完全不合理)。要保持需求的长期稳定适当的增长,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菱形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比重小,中产收入的人群比重大,这样,才能形成稳定消费市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消费不到30%的商品。农民购买力低导致了广大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农村消费需求无法扩大。就全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状况而言，一般来说，高收入阶层大部分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会相对减少，他们的消费拉动作用已经十分微弱。而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由于受购买力的制约，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维持基本消费，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

㈡妨碍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会下降,第三产业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发达国家,比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其次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我国经济要发展到这一阶段,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业将在长期中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要重视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从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体现在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如造船、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因此,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也有必要继续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何况,第三产业从创立,到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也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优势,要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的对该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但是,我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绝大部分产品面临过剩的危机,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着过度竞争的状况,这一点,在电视,空调等产品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其负面效应有目共睹。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种“过剩”是相对的,这些产品,只是相对于大部分城镇居民是饱和的,而在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很多产品没有,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并不高,这类消费品在这些地区的潜在市场需求远远大于实际的市场需求。中西部的市场规模和其人口,国土面积及不相称。目前这些产品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市场规模,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的收入低,消费能力弱,所以未能转化成现实的市场需求。这就影响了制造业的继续发展，也会妨碍将来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㈢影响社会和谐

在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大部分人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致富的，他们的致富过程是逐步的，中低收入者是基本上认可和接受的。但是高收入人群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利用制度和法制体系的不完善，通过“权力寻租”、“垄断”、非法经营等手段攫取财富，成为暴富者。这部分暴富者不仅直接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更使得低收入者产生不公平感，不仅低收入者强烈不满，高收入者中的合法经营者也极为不满。但是现实中人们很难把高收入者中的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区分开来，于是一部分社会成员对所有富人的财产的合法性都持怀疑态度。而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很多情况下出现“富者更富，穷着更穷”的情况。一些低收入人群中的“仇富者”本来仇恨的是非法致富者，但是他们无法从高收入者中识别出非法致富者而导致对整个高收入人群的不满，如果他们的不满情绪和消极心态不断发展，就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甚至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四、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㈠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后来随着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表现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实行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的倾斜政策。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的重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在财政、税收、外贸、金融等各方面给予一系列的优惠待遇,给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而中西部地区则只能作为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的原材料基地。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前，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大量投资资金流入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加上外资的涌入，导致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而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务分配体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约，并没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缩小地区之间可支配财力的差别的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障碍，特别是劳动力就业的自由选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机制对地区之间收入差别的调节作用，使得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出现缩小的迹象，反而变得越来越大。

㈡制度和法制体系不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法制不建全,改革不彻底,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银行、电力、煤气、邮电通讯、房地产等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使其从业人员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收入水平。此外,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非正常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法收入是指在现行法律规定条件下不合法，但利用制度不完善，如税制不健全或实施不利和管理漏洞，如监管手段落后等获取的收入，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如偷税漏税、走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非正常收入是指表面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如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回扣等。非法非正常收入是社会总收入中为一部分人以非法非正常手段占有的部分。这些非法性因素的存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㈢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 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减少社会部稳定因素。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存在着保障水平比较低、覆盖面不广、法律不够健全、监察执法不严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讲,主要有: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有力,公共产品的分配也存在着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的现象等。随着市场竞争和风险的增加,贫困人口增多,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却没有配套建立起来。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中的中方员工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享受到社保福利。这种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㈣教育的不公平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大量资料显示,由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会直接导致个人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和收入高低不平等。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强,而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就越弱。教育机会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进而使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产生差距。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五、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措施

㈠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3,但消费支出还不到整体的1/3。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二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三是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办好“水、路、电、气”四件大事,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改善人居环境。四是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金融、信息、技术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五是建立覆盖农村的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六是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

㈡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扩大中层收入者比重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径。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吸纳就业较多的传统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要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鼓励和扶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中高等院校毕业生、企事业单位分流人员和农民等自主创业;还要调整产业政策,放宽产业的准入门槛,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创办经济实体,增加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失业人员逐步加入到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㈢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规范收入分配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以各种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规范收入分配渠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一定要建立健全一系列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制度，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改变市场的无序和紊乱状况。首先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取缔非法收入；其次要打破行业垄断，整顿不合理的垄断收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后要加大反腐力度，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减少“权钱交易”活动的空间。政法不仅要制定经济法规，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实施这些法规，只有切实贯彻落实这些制度法规才能有效规范收入分配。

㈣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树立公平的分配观

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公平和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它们有一部分内涵是重合或者是交叉的，比如机会的平等、条件的平等都属于公平的范围。同时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公平强调的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因此要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长期以来，我们都强调初次分配讲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然后试图通过再分配来“调节”或“扭转”的话，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会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才能有效地确立公平的分配观。

㈤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机制和体制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因此，要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调整好国家教育资源的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和区域分配,改变过去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大城市和重点学校的局面。要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农村的义务教育,为民众的“起点公平”奠定基础。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只有实现教育公平,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使他们提高生产能力,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否则，教育上的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导致收入的不平等。

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尤其是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成为专家学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步配套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关系到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是保障国家和政治安定，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稳定机制。因此，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级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同时,还要通过健全法制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机制,提高保障基金的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水平,让更多的城乡居民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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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及对策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及对策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备受社会关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发展，是一项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户籍制度不利于农民增收。它剥夺了农民平等参与收入分配的权力。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但仍没纳入制度范围之内。

2、劳动力素质差距较大。劳动力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水平，而城镇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水平远高于农村。

3、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多农村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城市居民收入高、人口少，财产趋于集中、增加；农民收入低、子女多，财产相对分散、减少。

4、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根据我国二元经济体制的分工，城镇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农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在处理农业和 工业、农村与城市关系的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观念，农村在资源配置上处于不利地位。

5、市场体制不完善和监管不力。由于体制不完善和法制不健全，一部分人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而是通过各种非法途径和不正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扰乱了市场秩序，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6、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由于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能够享受，而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员工却很少享受，农民的福利待遇远低于城市居民。

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 ：

1、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不断扩大城市规模，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尽快取消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相关规定，鼓励更多农民参与城市的经济活动。

2、精减乡村机构，大大减少农民供养的人员。

3、加快税法建设，优化税制结构，加大调节高收入力度。

4、彻底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现行的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具有束缚和阻碍作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流动，能够有效抑制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方面，农村外出劳动力虽然收入不一定很高，但把收入可以带回后则提高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一部分劳动力的外出，为没有外出的劳动力提供了获取更多劳动报酬的机会和可能，提高了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

5、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所需经费可由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合理分担。

6、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拉开差距是实施按劳分配原则的必然结果，但要控制好幅度，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要全面分析城乡居民的收入现状，认真制定措施办法，及时理顺分配关系，坚决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

7、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因为在许多农村，“多子多福，生男孩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在西部和贫穷地区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