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演讲稿：真实的人和真诚的我

第一篇：记者演讲稿：真实的人和真诚的我

人民用他们的正直、善良和勇敢赋予了新闻工作者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新闻工作者靠着这份精神源泉扬善惩恶。

各位朋友，我是一名来自贵州的新闻工作者。贵州——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同时，她又是一个经济相对滞后的地方。贫穷与落后，常常使我心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手中的笔一次次显得沉重，我心中的泪一次次夺眶而出，因为，我面对的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沧海一粟，然而，面对逆境，他们展现的却是感天动地的坚韧与奋争。因为这份源泉，我感觉自己的良心唯有正直，才能更真实地反映这些普通民众；我感觉自己的文章唯有正直，才能更如实地传达我所获得的感动。

我曾经采访过生活在喀斯特山区的山里人，你们很难想像真正的贫困是什么：那是苦捱岁月，了无指望；那是彻底的一无所有，被迫地听天由命；那是全部的家当加起来还不足10元人民币……而这群山里人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变山河，改变生活，他们的行为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与命运抗争。

我也曾经采访过在许多人信奉“金钱至上”的今天、却仍然将“劳动模范”这个似乎过时的称号当作三代人追求目标的一家人。坐在他们的中间，我感到自己的心境是如此的轻松和纯净。当他们一家人兴致勃勃地唱起大多数人已经久违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时，我的眼睛湿润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脱世俗、淡泊名利，让我真正看到了人生价值的取向。

我还曾经采访过响应党的号召，离开繁华的都市，来到贵州，将青春乃至生命都献给了三线建设的三线工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不是没有眼泪，也不是没有怨言，可我所看到的情景是：几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了，他们仍然是听着厂里的广播准时上下班。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可他们今天的穿着，已经丝毫没有大都市的气息。这些三线工人中，很多是生产飞机的心脏零件的，但大部分人却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今年春节，我亲眼看见一位第一次乘坐飞机回上海探亲的三线职工不知道怎样系扣安全带，除了默默地帮他扣上安全带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是这群善良而敦厚的人，教会了我什么叫爱岗敬业、什么叫无私奉献。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位老妈妈叫杨家珍，今年已经70岁了，自从被丈夫遗弃后，她一直靠捡垃圾为生。照片上的五个孩子，都是她捡垃圾时捡回来的弃婴。13年前，她拾回了第一个孩子，如今，这个孩子已经读到了小学六年级。民政局的同志介绍说，杨妈妈很善良，她的行为合情合理，但是不合法，值得写一写。于是，我去了杨妈妈的家。

那天，孩子们都去上学了，在一贫如洗的家里，杨妈妈对我哭诉：我不是要当人贩子，也不想靠他们养老送终，我只是想，他们也是一条生命，养活了他们，兴许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杨妈妈哭着说，我也哭着听。杨妈妈说，记者同志，你信不信，我现在做菜时，就是将油放在锅里过一遍就拿出来留着下次用，但孩子们需要营养，所以我总是一个劲儿地扒饭，尽量将菜留给他们，但孩子们懂事，总是抢着给我夹菜。那一次的采访，我的采访本被自己的泪水浸湿了。

去年春节，我抑制不住对杨妈妈和五个孩子的思念，提着一大包送给他们的衣物，再一次走访了杨妈妈。她明显地老了，可五个孩子却比以前长得结实和健康了。杨妈妈说，由于记者的报道，他们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心和捐助。然而，杨妈妈仅仅留下了少部分的生活必需金，其它的，全部捐给了五个孩子读书的学校，杨妈妈欣慰地对我说，她如今最高兴的事就是政府为她的做法撑了腰、正了名，她已经别无所求，她唯一担忧的是，自己的年纪一天天大了，这五个孩子今后该怎么办。孩子们听到这儿，不约而同地跑到杨妈妈身边，帮她捶背捶腿，并嚷着说：“妈妈不会死的，妈妈会长命百岁。”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一次忍不住掉下来。告别他们的时候，已是暮霭时分，五个孩子抱着我送他们的衣物欢呼雀跃，杨妈妈却蹒跚着脚步将我送了一程又一程。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哀怜他们的命运，没有资格仅仅付出很有限的金钱就承受他们莫大的感激，因为恰恰是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人世间的真善美。

这个世界，唯情是真，唯爱是本。我没有想到，情和爱，这世间最浪漫的两个字眼，竟被一位古稀老人演绎得如此深刻和感人。

现在每当走在华灯初上的街上，当一个个素不相识的行人与我擦肩而过时，我总是想，他们或许就是我采访的众多可亲可敬的人当中的一个。是的，正是这些可亲可敬的普通人用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一直让“正直”这种清明的心境从来没有在我心中动摇过。我庆幸的是，在许多人用“物欲横流”用“人心不古”之类的词来形容这个社会时，在许多人因为价值取向的偏差而变得玩世不恭时，我却常常能被这些普通人所感动，常常因为他们的精神和信念而泪流满面。

一次次的采访经历让我明白，为什么新闻工作的先行者邹韬奋先生会那么鞠躬尽瘁地去反映“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因为是人民的精神激励着他；为什么萧乾老人在他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总是秉承“我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我不可能脱离人民去写新闻”的信念，因为同样是人民的精神激励着他。人民用他们的正直、善良和勇敢赋予了新闻工作者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新闻工作者也正是靠着这份精神源泉来扬善惩恶的。正因为如此，我深深领会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新闻舆论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新闻舆论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我想，人的一生总会有许许多多的往事和经历，不管将来我是否还从事记者职业，不管今后我是否还拿着话筒穿梭于大街小巷，我都将永远忘不了记者这段生涯。因为从这里开始，我学会了人类许多美好的品质，而这些品质，将始终如一地贯穿我的整个生命。

第二篇：记者演讲稿：真实的人和真诚的我

各位朋友，我是一名来自贵州的新闻工作者。贵州——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同时，她又是一个经济相对滞后的地方。贫穷与落后，常常使我心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手中的笔一次次显得沉重，我心中的泪一次次夺眶而出，因为，我面对的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沧海一粟，然而，面对逆境，他们展现的却是感天动地的坚韧与奋争。因为这份源泉，我感觉自己的良心唯有正直，才能更真实地反映这些普通民众；我感觉自己的文章唯有正直，才能更如实地传达我所获得的感动。

我曾经采访过生活在喀斯特山区的山里人，你们很难想像真正的贫困是什么：那是苦捱岁月，了无指望；那是彻底的一无所有，被迫地听天由命；那是全部的家当加起来还不足10元人民币……而这群山里人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变山河，改变生活，他们的行为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与命运抗争。

我也曾经采访过在许多人信奉“金钱至上”的今天、却仍然将“劳动模范”这个似乎过时的称号当作三代人追求目标的一家人。坐在他们的中间，我感到自己的心境是如此的轻松和纯净。当他们一家人兴致勃勃地唱起大多数人已经久违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时，我的眼睛湿润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脱世俗、淡泊名利，让我真正看到了人生价值的取向。

我还曾经采访过响应党的号召，离开繁华的都市，来到贵州，将青春乃至生命都献给了三线建设的三线工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不是没有眼泪，也不是没有怨言，可我所看到的情景是：几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了，他们仍然是听着厂里的广播准时上下班。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可他们今天的穿着，已经丝毫没有大都市的气息。这些三线工人中，很多是生产飞机的心脏零件的，但大部分人却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今年春节，我亲眼看见一位第一次乘坐飞机回上海探亲的三线职工不知道怎样系扣安全带，除了默默地帮他扣上安全带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是这群善良而敦厚的人，教会了我什么叫爱岗敬业、什么叫无私奉献。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位老妈妈叫杨家珍，今年已经70岁了，自从被丈夫遗弃后，她一直靠捡垃圾为生。照片上的五个孩子，都是她捡垃圾时捡回来的弃婴。13年前，她拾回了第一个孩子，如今，这个孩子已经读到了小学六年级。民政局的同志介绍说，杨妈妈很善良，她的行为合情合理，但是不合法，值得写一写。于是，我去了杨妈妈的家。

那天，孩子们都去上学了，在一贫如洗的家里，杨妈妈对我哭诉：我不是要当人贩子，也不想靠他们养老送终，我只是想，他们也是一条生命，养活了他们，兴许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杨妈妈哭着说，我也哭着听。杨妈妈说，记者同志，你信不信，我现在做菜时，就是将油放在锅里过一遍就拿出来留着下次用，但孩子们需要营养，所以我总是一个劲儿地扒饭，尽量将菜留给他们，但孩子们懂事，总是抢着给我夹菜。那一次的采访，我的采访本被自己的泪水浸湿了。

去年春节，我抑制不住对杨妈妈和五个孩子的思念，提着一大包送给他们的衣物，再一次走访了杨妈妈。她明显地老了，可五个孩子却比以前长得结实和健康了。杨妈妈说，由于记者的报道，他们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心和捐助。然而，杨妈妈仅仅留下了少部分的生活必需金，其它的，全部捐给了五个孩子读书的学校，杨妈妈欣慰地对我说，她如今最高兴的事就是政府为她的做法撑了腰、正了名，她已经别无所求，她唯一担忧的是，自己的年纪一天天大了，这五个孩子今后该怎么办。孩子们听到这儿，不约而同地跑到杨妈妈身边，帮她捶背捶腿，并嚷着说：“妈妈不会死的，妈妈会长命百岁。”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一次忍不住掉下来。告别他们的时候，已是暮霭时分，五个孩子抱着我送他们的衣物欢呼雀跃，杨妈妈却蹒跚着脚步将我送了一程又一程。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哀怜他们的命运，没有资格仅仅付出很有限的金钱就承受他们莫大的感激，因为恰恰是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人世间的真善美。

第三篇：记者曝光主持人真实收入

记者曝光主持人真实收入

关闭2014年05月18日14:11来源：中国江苏网

早已远去的旧闻被拿出来重新翻炒，这种啼笑皆非的做法通常被称为“挖坟”。上周，最不靠谱的一个“挖坟”就是关于央视主持人工资那点事：李瑞英、董卿、鲁健等十多名央视一线名嘴动辄二十多万的月薪（注意，是月薪），看起来弹眼落睛，但这所谓的最新曝料，放上搜索引擎却还原成两年前的旧闻，且当年早就辟谣。

今天的调查志不在批判 “挖坟”，而是讲讲主持人工资的那点事。尽管这是一个在大多人眼中罩满“赚钱光环”的职业，但事实上在晨报记者接触了不少主持人之后，大部分人听到那传说中20多万的月薪，第一反应都是瞪大眼睛：“哪有那么多，太夸张了。”转头说到自己的收入，基本上又都是一张苦脸：“台里面给的钱，比你干记者的多不了多少。”

那么，主持人的薪酬状况到底如何呢？与其谈论那些不靠谱的数字，不如跟随晨报记者去了解一下主持人们的真实收入吧。

真实收入离想象很远

收入，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当晨报记者试图用“你一年能赚多少钱”这种开门见山的方式来采访一位主持人时，最响亮的回答是电话里的嘟嘟声。

与此同时，主持人又是一个分门派、分栏目、分地域的工种，所以要在收入问题上一概而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这次采访是一次斗智斗勇的过程，通过现在的主持人、以前的主持人以及各种围绕在主持人边上的人，记者总算大致摸到了点情况。

央视：20万月薪是传说

关于央视主持人的收入，向来敢说话的赵普曾经自曝过一个版本：基本工资是2968.31元，加上当时主持《朝闻天下》一个班200元，上满半个月是3000元，加在一起不足6000元。不过，这个版本因为和流传的20多万月薪差距太大，立即遭遇各种“口诛笔伐”。不过，晨报记者调查的结果显示，赵普的这个版本基本靠谱，总体上，央视新闻主播的平均月薪基本在万元上下。动不动20多万的月薪，还是让它留在传说中吧。

据一位央视内部员工向记者透露，央视主持人的月收入结构主要分为基本工资+奖金+各种津贴。基本工资部分，事业单位的基本工资是照职称级别来的，不可能有太惊人的数目。所以赵普曝出2968.31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多没有少，而且这几年也没什么涨幅。奖金部分则主要是上节目次数计算的稿费总和，其中主播们按次数算的稿费并不高，无论哪个频道都是每次数百元的水平，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基本靠跑量来跑总数，而一些主持大型栏目、晚会的综艺主持人这块费用要高不少，但也基本上维持在几千元的水准，缺点是出镜次数较少。

工资和奖金基本都是死数字，津贴这一块则相对神秘一点。这位央视内部员工告诉记者，除了级别不同，津贴有高有低外，还要看主持人当是否获得一些奖项以及各自栏目总体的营收。据透露，因为央视给主持人的收入不算特别高，所以主持人这块每个月也会有一些奖金，但数字肯定没有传说中那么高。

举例来说，某位已从央视跳出去的主持人，当时的月薪总共也不过9000元左右，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津贴，年收入也不过20多万元。所以主持人要赚钱只能靠在外面想办法，但让央视主持人们头痛的是，央视在这一块历来管得比较严，不要说代言了，连出去主持个商业活动，都有很大的限制。

此外，比较令人好奇的是央视主持人们的服装费。这部分收入倒一直是央视的传统项目，但一年也就不过1万来块，最多再加个一年1万多的化妆补贴。这笔钱看起来可观，但对于央视主持人，特别是日播类、晚会类节目的主持人，其实远远不够。如果说男主持人就几件西装再配搭10多条领带可以“应付”过去的话，对于女主持人来说，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地方卫视：稳定高薪各有路

相比央视主持人，地方卫视则灵活许多。从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现在主流地方卫视给主持人的待遇主要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和央视类似的工资奖金制，也就是所谓的“体制内”工资；第二类则是会针对台里面少数的几个顶级主持人签定年薪制，特点是和同一个系统的其他主持人相比数额要高很多；第三类则是完全的市场化，什么工资、奖金、补贴通通没有，做一期节目就给多少劳务费，但数字是根据主持人的影响力来决定，有实力的主持人往往一期节目下来就能有数万元的收入。

这几种薪酬体系各有优势。第一类的主持人虽然账面上的工资不高，但贵在稳定，且地方卫视在主持人“走穴”上的态度相对比较宽松，所以还能通过商业活动赚点“外快”。第二类年薪制的主持人说穿了是在第一类传统主持人和第三类纯市场主持人之间找的一个平衡点。但接受这种方式的主持人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高额年薪中很可能还包含他们的经纪权，所以在外面接广告、接戏都要被台里抽成。此前就有某家卫视的顶级花旦，原本在台里已享受到了近百万年薪的待遇，但就是因为各种限制和个人发展的考虑，毅然决定投身江湖。

相比之下，最牛的主持人往往都在第三种类型中。既然实力超群，那就无所谓什么关系、稳定，赚钱才是硬道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和自由主持人相比，这类主持人还都是会以一家卫视为平台，有的甚至还会签定独家协议，只在这家卫视主持，不能去其他台。但相比之下，他又不会因为签了独家，就享受到台里的各种硬性福利，取而代之的则是高额的劳务费。比如某一线卫视的当家娱乐大咖，录一次节目的劳务费就是4-5万元，他目前一周有两档节目，那光一个月的节目劳务收入就有将近40万元。

但对这类顶级主持人来说，这点节目收入还真是“小意思”。某一线卫视的一位制片人向记者透露，这种等级的主持人和台里都是互赢互利的良性合作关系，说到底，不看收入，就冲着曝光度他都愿意干，因为这样能保证他的人气，才能在商业市场上赢得更多的利益。此外，现在很多卫视还有更灵活的做法，比如某位主持人主持一个美容类节目，劳务费只开了几千块一期，只有他正常劳务费的十几分之一，但节目里卖掉的化妆品他都可以提成，所以他也就欣然接受。

自由主持：半个艺人闯江湖

比起上述两种还算有单位的主持人来说，号称“走穴派”的自由主持人则是纯以市场为核心，以民营影视公司或者个人工作室为依托，纯粹走的艺人路线。除了奔走于各家电视台主持外，如今兴起的网络节目上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而主持之余，拍戏、唱歌、代言等工作更是他们的生财之道。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们是艺人里最适合主持的人，又是主持人中最有艺人范儿的人。

这群人出身也各有不论。原本就是主持人然后跳入市场大流的占不少，比如说邱启明、朱丹、黄健翔等，也有原本是艺人兼顾主持的，比如模特出身的李艾，相声演员出身的郭德纲等等。而他们的收入就不

一而足了，如果单单从主持一块来分析的话，他们和上述的卫视第三类主持人较为相似，就是纯拿主持劳务费，而多少就要看彼此的分量了。一位从事艺人经纪的行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这类主持人里最高的，一期节目的价码有7-8万元，而一线的自由主持人中，一期能拿到5万元上下，就算是被市场认可的大牌了，但更多的都是1-2万元一期节目，不过，别小看这个数字，一个季播节目少说也有十多期，自由主持人又没有平台限制，可以随意跨卫视接活，只要他忙得过来，一下子接2-3个节目，光是主持费一个月挣个二、三十万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当自由主持人也有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固定的平台，尤其是一线卫视，更不愿为一个“自由人”花费太多节目资源。因此，观众也可以看到，除了少数非常有影响的一线自由主持人外，大多数的这类主持人都是在二、三线的卫视“厮混”，再不济的就混在网络平台上，收入也基本上是靠节目的量在堆。从他们的角度来说，需要的是大量的曝光率，提高自己的市场价值，但风险同样会伴随左右。一位电视圈内人向记者透露，以前央视的一位著名主持人走出来之后，最初的几年里还能靠吃老本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但这几年市场压力太大，新主持人又冒出来很多，加上他专业范围的限制，现在市场价值远不如前几年。主持人的苦谁人知

普通人眼里，只看得到主持人在荧屏上的光鲜，但他们不为外人所知的则是这个职业的艰辛。其实，无论任何行业，都有金字塔尖上的成功者，也有无数在底层拼搏的普通人。那些普通的主持人们和白领一样上班工作，一样赚钱供房补贴家用，却因为电视屏幕这个小小方格的无限放大，成为无数人想象中的高薪职业。

案例一

除了播报还又编又写

小Q 某地面频道主持人

小Q刚从广播学院毕业后，就顺利进入了某地面频道当主持人。她告诉记者，最初学播音专业时，她对这个职业充满期待，但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后，却发现无论从收入和职业发展上，都没有当初想象得那么简单。“记得第一次拿到工资条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小Q说，很多人觉得主持人是高薪职业，但无论是她这样的地面频道还是在卫视上班的同学，收入和台里其他工作人员区别并不大，“基本工资你懂的，基本上都是1000来块，台里为了节省成本，四金也都是按照最低标准来交，死工资上没任何花头。”不同的地方是上镜费，上一次节目拿一次钱，但小Q说，这个收入也是少得可怜，大多数主持人上一次节目也就几百块的水平，更何况节目资源有限，不是说想上多就有的多的，所以比较下来，还是日播的新闻主播收入最稳定些，至少每天都能保证上一次镜。

现在的制片人绝对不会让主持人就干播报这些活。小Q说：“如今的主持人基本上都是全能战士，编、写、播都要精通，每次上节目前我都要做大量的素材收集，有时候还要负责写稿，甚至剪节目的时候都要参与。”

相比之下，主持人所在的栏目效益好不好就显得很重要了。“如果是一个收视率很高的栏目，当然制片人手里能控制的钱就多，有的时候有收视奖了，还能分到点，逢年过节，制片人多少也会意思意思。”小Q说，说到底，这部分的收入不是可控的，制片人大方不大方，关系好不好，都是决定主持人收入的重要因素。

案例二

苦苦耗着等一个机会

L小姐 某卫视频道主持人，已辞职

L小姐2003年从某广院毕业后，进了电视台，那时主持人还是个不错的行当，大多数同学都走上了主持人的岗位。但如今，她的同学中既有叱咤一方的台柱子，也有做记者、导演或者早已离开电视台当公务员转行的，曾经的梦想也都七零八落，各有去处。

“很多人觉得主持人是好职业，但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是，每个成功的主持人背后，是一大群被淘汰或者混日子的主持人。”L小姐告诉记者，当初进入行业时，她就被老师告知，要尽量拿到台聘的指标，至少要有个旱涝保收的单位倚靠，但事实上，能够拿到台聘名额的人只是凤毛麟角，能够混到频道聘、栏目聘就已经是不错的出路，更不用说在这个圈子里面，还有无数没有拿到聘用合同的主持人，“这群人只有上节目有稿费，平时的工资、奖金和福利都没他们的份，混得惨的，一个月一两千都有。”

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人选择坚守。“在我们台里的话，是不会主动赶走某个主持人的，只要在台里耗得住，那就总有一天能够解决身份，所以有很多小主持就耗着，等到曙光来临那一天。”但L小姐也承认，要有这样的机会，能力、关系都缺一不可。

至于像朱丹这样，可以无视体制内的保障自己出去闯荡的，在行业里真的是稀有动物，除了勇气之外，还需要很多机遇才能做到。

案例三

有人为了出名攀关系

M小姐 某制片人

和任何职场上的故事一样，主持人这个行业更是充满“宫心计”的舞台。因为节目资源少、聘用名额少、上镜机会少，一些年轻的主持人们为了机会互相争斗倾轧，到处攀关系。

M小姐告诉记者，一个年轻主持人想上位，最要紧的就是靠两个字—“关系”。干这行的人，尤其是女主持，无论是外形上还是智商上都是很出众的，条件没一个差的，这个机会到底给谁，就要看领导的想法了。一般一个电视台里，好的节目就那么几个，老人想压住年轻人，年轻人又想上位，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挺普遍。她记得有次一个年轻主持人为了在台领导前留下印象，故意在某次公开活动上穿着暴露，还在主持台上发嗲暗示领导，自己已经很出色了，但为什么台里这么多的节目还没有她

第四篇：记者演讲稿

温暖的旅程

秦安县广播电视台 辛瑜茸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行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成长足迹和奋斗经历，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同时，作为一名记者行列的新兵，面对各位前辈和老师，我又感到十分的忐忑和惶恐。2013年年初，机缘巧合，我踏入了秦安县广播电视台的大门，可以说是一头雾水地加入了记者的行列。我不是科班出身，之前也从未经受过正规系统的学习与培训。工作刚开始，我只是跟着台里的老师们，出去采访，回来写稿，然后播出去，机械地重复着每天的工作。我几乎从来没有静下心来仔细地思考过，记者这个职业的责任，担当和内涵。

然而时间似乎总会以它不经意的安排给我们以启迪，让我们去参与和成长，让我们在某个恰当的瞬间变得清晰和了然。那是2014年7月24日，台里接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热线电话，一位名叫王强的粉刷工人在路边行走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撞飞，脑部受到了重创，在兰大二院接受开颅手术，急需输入B型血小板，但是血库告急。就在这个时候，王强只有11岁的儿子浩浩，自己跑去护士站嚷着要给爸爸献血。当得知献血必须要去献血点时，他又偷偷找到了献血车。“叔叔阿姨，我要献血救爸爸！”他稚嫩的声音打破了采血点的宁静。医生、护士不约而同地打量着眼前这位只有1米左右的小男孩，但是按照规定国家提倡献血年龄为18周岁以上，不能接受他的献血。可是，小家伙哭着闹着要献血救爸爸，不论大家怎么劝说，他就是哭着不走。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这一幕感动了。。。被感动的还有电话这头的我们。

当天我就与台里的另一名记者走进了王强的家中。一间破旧低矮的小土房，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门口挂着一个破旧的白门帘。屋内的景象更是让我心酸，一边是土炕，炕上乱七八糟地堆着破旧铺盖，一边是厨房，地上堆着烧火用的木柴。抬头看，屋内没有顶棚，透过屋顶洒下点点阳光。家徒四壁的土胚屋子，唯一的装饰就是浩浩几张金灿灿的奖状。王强的母亲没有明白我们来做什么，但她告诉我们儿子很孝顺。她今年六十多岁，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常年吃药。儿子外出辛苦打工挣得钱，一半都给她买药治病了。可是老人家还不知道，家里的顶梁柱此时正躺在医院里接受抢救。

经过连续几天的深入采访，我们在7月29日播出了这条新闻。11岁小男孩欲献血救父的感人举动在秦安的大街小巷快速传开，感动了身边无数的好心人。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捐款相助。一位30来岁的妇女悄悄留下了2000元。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中年妇女将一万元塞到了王强妻子的手中......虽然大家的慷慨解囊帮助王强脱离了生命危险，可是40万元后期治疗费，对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仍然是天文数字。台里决定继续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对王强的不幸遭遇和天大困难进行跟进报道，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7月30日，我们再次来到王强的老家秦安县郭嘉镇硬洼村，此时，全体村民正聚集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为王强募捐。我们的镜头对准了一个个感人的瞬间，深情地记录下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幕幕场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大爷手里捏着一沓自己攒的五元十元的钱，颤巍巍地送到了王强亲戚的手中，老大爷只是说：“孩子病情严重，大家捐些钱，看能把病治好不。”还有一位来村里走亲戚的山东小女孩，她只有七岁，她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面对生命垂危的同胞兄弟，面对濒临崩溃的不幸家庭，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筹钱救命，成了萦绕在大家心头最响的呼声和唯一的选项。一串长长的捐款名单，代表的不仅仅是捐款的数额，更多的是在诠释“灾难无情，人间有爱”的真谛。

生命无价，爱心继续。8月5日，《秦安新闻》继续报道在县城的兴国文化广场举行的为王强募捐的爱心活动。并呼吁更多的好心人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扶危济困。通过连续三次报道，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了为王强筹钱救命的队伍中，一元，十元，一百元......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媒体的力量，也终于认识到作为一名记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融入这个职业，我不再是普通的小我，这份职业给了我强大的动力，去不停探索，不停求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做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在从业的这几年里，不停地有这样的故事感染着我、充实着我，激励着我。而我，也在一个个这样的故事中渐渐成长。如今，我深深觉得，我深爱着这个职业，也愿意用我的肩膀，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用镜头传播社会责任与道德正义，诠释凡人善举根植于民间的道德力量，真正为国家，为什会，为群众作出应有的担当。都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也许每位从事记者这份职业的人，都走过这样一段并不平凡的道路，而我们总是在这条“铁肩担道义”的温暖旅程中感动着、付出着、收获着。在路上，只为那未知的绚丽风景。谢谢大家

第五篇：记者演讲稿

无论走出多远，都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

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我对一件事情、一份工作，评判的标准和《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类似，那就是有没有意义。

十四年的记者生涯里，我经常问自己，农民种植粮食、工人制造汽车、教师教书育人„„这些职业的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易于理解的，那么，记者这份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平凡而又琐屑，看上去自由自在、实际上随时出发永不停歇的职业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一年冬天，一对来自湖南的夫妇来到报社，焦急地诉说他们在长春一所大学读书的女儿小曹已经失踪多日。我一边冒雪奔走在学校、公安局、医院和志愿者之间，一边在报纸上苦苦呼唤女大学生的归来，同时心怀侥幸地构思见到女孩时要如何严厉地批评她的贪玩。可当我听到女孩跳楼自杀的噩耗，听她的同学追忆起她对大学生活的失望，听她一夜白头的父母回忆女儿在电话里对生活中种种不如意的哭诉，我觉得我的工作刚刚开始。我采访了心理学家、教育专家，写下关于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缺失的思考，并邀请到心理医生来报社开通热线，解答形形色色的成长的烦恼。十二年过去了，今天，各大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健康之网已经织就，成了陪伴心灵成长的有力“支点”。——关注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那一年春天，接到某矿区周边私挖小煤窑猖獗的热线后，我和电视台的同行装成买煤的客户，费尽周折来到了被伪装成民宅的小煤窑外面，却被两名彪形大汉拦住。事先商量好的台词一下忘光了，幸亏电视台的大哥够机智，一把把我推到身后，气冲冲地指责对方：“你们吓着我媳妇了。”趁对方愣神之际，我终于影后附体，探出头来怯怯地说：“买点煤这么费劲，咱这浴池别开了吧。”于是，我们成功了，两名男子不仅带我们实地踏访了这个小煤窑，还领我们把周边几个小煤窑走了个遍，我也完成了一份沉甸甸的报道。后来，这一矿区得到综合治理，私挖滥采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困难群众得到帮扶救助。——关注一个区域的平安和谐，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那一年深秋，我在一所监狱采访时结识了当时正在服刑的大刘，民警介绍说他喜欢写作，屡屡投稿却总是石沉大海，希望我能指导他写写新闻稿。他递给我一份手写的关于当天活动的稿件，一直漠然的脸上表现出既紧张又期待的神情。我采用了他写下的部分内容，对于民警转寄来的他的作品，无论是新闻还是诗歌、散文，我都认真阅读，提出修改意见，并且有选择的发表在报纸上。民警说，这件事激发了他的改造热情，他在狱中的表现一天比一天好，屡次立功减刑。直到 有一天，终于脱下囚服的他扛着一袋大米找到我，他说：“孔记者，虽然你比我小十多岁，但你是我最尊敬的人，你给绝望中的我带来希望，你放心，就算为了不辜负你给我改的稿子，今后我也要做正当的生意赚钱。”——关注一个人的命运转折，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时光荏苒，我关注的目光因岁月的洗礼而更加深沉。从一个人的欢笑泪水，到一家企业的盈亏沉浮，再到一座城市的幸福活力，作为一名基层新闻工作者，我走遍了我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城市乡村，亲眼目睹了她的扬帆远航、日行千里。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我和我的同行们忠实记录了地震、洪水面前的众志成城；奥运圣火点燃、神舟翱翔九天时的百年梦圆；全国两会上吹响的复兴号角；联合国大会上传递的中国声音。作为航程的瞭望者，我们还将时刻心怀家国梦想，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谱写壮丽篇章，守望我们深爱的祖国一路平安。——关注我们所处的时代，广泛而直接的参与社会进程，我觉得我的随时出发是有意义的。

但仅有意义，并非全部。

今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从梦中猛然惊醒，时钟的指针让我如坠冰窟，“我的采访迟到了”，这个令人恐怖的念头划过脑海的瞬间，我以最快的速度跳下床，胡乱地套上衣服。被惊醒的爱人赶紧拉住我： “我记得昨天夜里临时通知这个采访取消了。”我用颤抖的手抓过手机，使劲地翻阅通讯记录，前一天夜里十点，我的主任的确给我发来了该采访取消的通知。我一下子瘫倒在床上，甚至没有力气脱下穿了一半的裙子。我把脸埋在被子里，与后怕相携而来的是一阵阵懊恼，当记者十多年了，为什么面对工作还这么紧张、这么不从容？后来我在聆听一位前辈的演说时终于明白，那说明我依然敬畏着这份职业。正是这样的对职业的敬畏之心能够让我对新闻工作始终充满热忱与投入，让我铭记 “无论技术多么娴熟都不能取代内心的真诚”，让我无论走出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